金圆券_百度百科
[jīn yuán quàn]
解放战争后期为支撑其崩溃局面而发行的一种本位货币。日开始发行，至1949年7月停止流通。抗日战争胜利后，解放战争爆发，战争使得国民政府军费急剧增加，引起财政赤字直线上升。为了支付军费大量印刷。导致物价疯狂上涨，国民党统治区社会经济面临崩溃，1948年达恶性时期，法币急剧贬值。在国统区经济部门隐蔽工作者参与下，为挽救其财政经济危机，维持日益扩大的内战军费开支，决定废弃法币，改发金圆券。日，政府下令实行币制改革，以金圆券取代法币， 强制将黄金、白银和外币兑换为金圆券。[1]
但由于滥发造成，致使大量城市因此破产，导致政府民心大失，成为国民党内战迅速失败的原因之一。[2]
金圆券概念介绍
国民党为挽救其财政经济危机，维持日益扩大的内战军费开支，决定废弃，改发。
1946年，内战爆发。延安给留了一封书信。信上说:兹际时局严重，国运益艰，尤需兄大展才能之时，深望能做更多贡献。[3]
冀朝鼎参与了金圆券改革。按照设计，国民政府用金圆券强制收兑法币、特别是金银及外币。[3]
城市上层，手中剩下的少许余财被束缚在金圆券上，平民百姓对国民党事业的最后一点支持，也同金圆券一样化为乌有。[3]
国民政府日以总统命令发布《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规定自即日起以金圆券为本位币，发行总限额为二十亿元，限11月20日前以法币三百万元折合金圆券一元、东北流通券三十万元折合金圆券一元的比率，收兑已发行之法币及东北流通券；限期收兑人民所有黄金、
白银、银币及外国币券；限期登记管理本国人民存放国外之。按以上要旨，同时公布《金圆券发行办法》、《人民所有金银外币处理办法》、《中华民国人民存放国外外汇资产登记管理办法》、《整顿财政及加强管制经济办法》等条例。
发行金圆券
的宗旨在于限制物价上涨，规定“全国各地各种物品及劳务价，应按照日各该地各种物品货价依兑换率折合金圆券出售”。这一政策，使得商品流通瘫痪，一切交易转入黑市，整个社会陷入混乱。
日，国民政府被迫宣布放弃限价政策，准许人民持有金银外币，并提高与金圆券的兑换率。限价政策一取消，物价再度猛涨，金圆券急剧贬值。
日，国民政府又公布《修改金圆券发行办法》，取消发行总额的限制。
至1949年6月，金圆券发行总额竟达一百三十余万亿元，超过原定发行总限额的六万五千倍。票面额也越来越大，从初期发行的最高面额一百元，到最后竟出现五十万元、一百万元一张的巨额大票。金圆券流通不到一年，形同废纸，国民政府财政金融陷于全面崩溃。人民拒用金圆券。
金圆券发行背景
发行金圆券的最初目的是取代原来流通的。
法币在1935年起由国民政府发行。抗战期间，由于财政支出增加，法币大量发行。战后，国民党为支付与共产党作战的
军费，法币的发行量更加大增，由抗战胜利时的5569亿元快速上升至1948年8月的604万亿元，三年间增加超过一千倍。就通货发行额而论，战前只不过14亿元[4]
。1947年初，法币发行总额为3万5千亿，至7月增至10万亿以上[5]
。在政府库存黄金、外币都没有实质增加的情况下，造成了民间的。曾经有造纸厂以低面额的法币作为造纸的原料获利。
为时，试图以金融政策稳定法币，抛售库存黄金购回法币。但因为法币发行量仍在增加而没有成果。1948年5月行宪选举后，由出任行政院长，被任为财政部长，开始筹划货币改革。同时，安排原财政部长、原任总裁的亦拟定关于币制改革的方案。俞鸿钧组织的中央银行专家为主的起草班子，认为法币不作根本性改革还可以维持一定时限的局面，如从根本上改革，那就会垮得更快。
俞鸿钧班子拟定的方案主要着眼于财政收入的增加和改善，建议仿照1937年用征收关税的办法，所有纳税款和外贸结汇均使用这种特殊货币，而不致随法币一起，这样可使财政收入占财政支出的比例从10%多增加到40%或50%。但对此并不满意，认为不能收集举国的金、银、外汇民间储备应付现实的困难局面[6]
日，蒋介石在召开会议研究发行金圆券事，谓王云五所拟金圆券方案，设计挽救财政，收集金银、外币，管制物价，都是必要的措施[7]
。会上行政院院长、外交部长、中央银行总裁表示同意。
这次币制改革是在极秘密情况下进行，除与会人员外，蒋介石只找了前总经理、刚辞去中央银行总裁的，另外由翁文灏在改革实施前几天，通知美国驻华大使。
金圆券发行经过
金圆券货币发行
日，国民党召开中央，通过由翁文灏、王云五提出的货币改革方案。当晚即由蒋介石以总
统名义发布“财政经济紧急令”，作出全国广播，并公布“金圆券发行法”，主要内容为：金圆券每元法定含金0.22217厘，由发行，发行总额定为20亿元，金圆券一元折法币300万元，东北流通劵三十万元。禁止私人持有黄金、白银、外汇。凡私人持有者，限于9月30日前收兑成金圆券，违者没收。
金圆券物价冻结
全国物价冻结在8月19日水平，与此同时，派出经济督导员到各大城市监督金圆券的发行。其中，上海作为全国金融中枢，由为副督导，实际掌握上海的经济情况。
金圆券发行的初期，在没收法令的威胁下，大部分的城市小资产阶级民众皆服从政令，将积蓄之金银外币兑换成金圆券。与此同时，国民党政府试图冻结物价，以法令强迫商人以8月19日以前的物价供应货物，禁止抬价或囤积。资本家在政府的压力下，虽然不愿意，也被迫将部分资产兑成金圆券。在上海，蒋经国将部分不从政令的资本家收押入狱以至枪毙，以作杀一儆百。之子也因囤积罪入狱。蒋经国在上海严厉“打老虎”，曾稍微得到人民对金圆券的信心。
金圆券流通崩溃
金圆券市场情况
以强迫冻结物价，造成的结果是市场上有价无市。商人面对亏本的买卖，想尽方法保有货物，等待机会再图出售，市场上交易大幅减少，仅有的交易大都转往黑市进行。蒋经国在上海打老虎后来也遇上阻力。蒋经国查封的其中一家公司为
之子所有。蒋经国因的压力被迫放人，本人亦因此事辞职求去。最终失败，在11月1日全面撤销。翁内阁亦在11月3日辞职。
金圆券致命之处
金圆券政策失败的最致命处是发行限额没有得到严守。国民党政府在1948年战时的赤字，每月达数亿元至数十亿元，主要以发行钞票填补，国民党曾希望得到的美国贷款援助却从来没有落实。金圆券发行一个月后，至9月底已发行到12亿元，至11月9日增加到19亿元，接近初订上限之数。11月11日，行政院修定金圆券发行法，取消金圆券发行限额，准许人民持有外币，但兑换额由原来1美元兑4金圆券立即贬值五倍，降至1美金兑20金圆券。
金圆券物价飞涨
自此金圆券价值江河日下，一泻千里。当1948年底开始准许以金圆券兑换金银外币时，全国各地立即出现数以十万计抢兑人潮。至1948年12月底，金圆券发行量增至81亿元。至1949年4月时增至5万亿；至6月更增至130万亿；比十个月前初发行时增加二十四万倍。金圆券钞票面额不断升高，最终出面值一百万元的大钞，但仍不足以应付交易之需。
至1949年5月，一石大米的价格要4亿多金圆券。各式买卖经常要以大捆钞票进行。由于贬值太快，早上的物价到了晚上就已大幅改变。市民及商人为避免损失都不想持有钞票（金圆券），交易后或发薪后所取得的金圆券，皆尽快将其换成外币或实物，或干脆拒收金圆券。
金圆券停止发行
月，南京、上海相继被中国人民解放军攻占，人民政府在6月起宣布停止金圆券流通，以金圆券10万元兑换人民币1元的比率，收回后销毁。
国民政府迁到广州后曾继续发行金圆券，但其价值已形同废纸，日，广州政府宣布停止发行金圆券，改以取代，结束了金圆券的历史。
金圆券情况事例
金圆券台湾情况
当时，台湾省政府奉命依金圆券发行准备移交保管办法，将台糖公司总资产1亿2千万美元，划拨4,300万元，将台湾造纸总资产2,500万美元，划拨800万元，使台湾进一步被卷入中国大陆恶化的经济情势中。当时金圆券一元兑换台币1,835元也明显高估，中国大陆流入台湾套汇的活动，使台湾面临严重的恶性通货膨胀压力，经济情况更趋恶化。
金圆券北大情况
日，秘书处通知全体教职员，北大遵照金圆券发行办法规定，即日起，会计出纳一律以金圆券为单位。又，国民政府教育部训令：自1948年8月份起，公教人员薪给一律改发金圆券。
此后物价飞涨。10月17日，北平《》消息：北大学生自治会16日上书训导长，因公费“不足维持最低之伙食”，要求“公费全部配给面粉，副食费亦按官价配售。”
10月23日，北大秘书处通告：“查公教人员9月份配备面粉，该校业向平市配委会借到每人半袋（22斤）。定于25日至下月5日配发，请携私章、面袋一个、手续费、运费、出库费等共金圆3角，至庶务课领取。”
10月25日，北京大学教授发表《停教宣言》：我们每月收入不过维持几天的生活……难于安心工作”。“政府对于我们的生活如此忽视，我们不能不决定自即日起，忍痛停教三日，进行借贷，来维持家人目前的生活。”
同日致函胡适校长“要求学校在1周内借支薪津二个月，以免冻馁。”在宣言上签名的有82人。北平各院校的学生自治会发表《支援师长停教宣言》。
同日，教育部代电：奉行政院核定，学术研究补助费，自本年7月份教授每月法币500万元，副教授400万元，讲师300万元。助教200万元。自8月份起改发金圆券，教授每月20元，副教授15元，讲师10元，助教5元。
10月27日，教育部代电：各校教授电请调整公教人员待遇并增加学术研究补助费为金圆券100元[4]
。行政院日指令均应从缓议。同日，北平《益世报》消息：北大讲师、教员、助教联合会也发表《停教宣言》：“以来，物价上涨10倍。而我们的薪给被冻结着，……我们和我们的眷属为饥寒所迫，不得日只好自10月28日起，忍痛停教5天，进行借贷，以维持生计，谨此宣言。”
11月1日，北京大学沙滩四院的自费和半公费学生致校长函：“四院冷清清的整个在饥饿中，一天每人吃到3/10两油，一餐每人吃三块丝糕以及十几块苦味的萝卜。下月预算说：除2/3袋面粉（30斤）外，还要40多金圆券。面粉何日运来还遥遥无期，至于40多金圆券，那也更不是我们所能负担的。我们吃不饱饭，不能安心上课。万不得已，请校长立即解决我们的困难。我们的要求是：(一)给我们特种救济金，与全公费待遇相同。(二)特种救济金教育部未答复前，请学校暂垫。”
11月21日，北大讲师教员助教联合会致胡适函：“同人们真已走到山穷水尽的地步，请校长向政府据理力争，从11月份起按实际物价指数发薪，以维持低到无可再低的生活。还请求学校设法立即每人借薪一月，分期扣还，帮助我们渡过难关。”
11月22日，胡适为职员生活问题致函教育部，提出：教职工役等自改行金圆券后，物价又复上涨，员工实感不支，请设法予以调整。
这时，解放军已重重包围文化古城北平市区，国民党政府妄图将一些知名教授学者送至南京。12月11日，教育部长自南京给北大秘书长发来电报，嘱立即组织第一项名单所列各院校有地位之教授、中研院院士、各院校馆行政负责人先走（去南京）。其中特别提出：“适师及师母必须先行，无论空军专机或航机先到，立即动身。”其余“一俟场可着陆，即派机来迎。”“大抵每机可坐40人，拟用四机分两批”，何人先走，“排定次序，秘密通知，立即出发。”
12月14日，北大校长给教授、郑天挺秘书长留下便条：“今日及今午连接政府几个电报，要我即南去。我就毫无准备地走了。一切的事，只好拜托你们几位同事维持。”。
12月15日，胡适离北平飞抵南京，同机有教授一家。
北大师生员工在饥饿煎熬中盼望着北平的解放。
金圆券产生影响
金圆券的快速贬值及造成的恶性通胀，源自政府的财政及货币政策。国民党政府无视于财力的限制，继续维持战事。政府赤
字以印钞票支付，造成急剧的通胀。政府既不能自控通货的发行，只试图以违反的行政命令去维持物价和币值，最终引致金融混乱，市场崩溃。
受金圆券风暴影响最大的，是城市内的。他们没有的财力和资源去保护自己仅有的财产，亦不如乡间农民或无产阶级的无产可贬。在金圆券发行初期，他们或被迫、或出于信任政府，将累积所得的财产换成金圆券，在恶性通胀中所承受的损失最大，部分人因而变成一无所有。
国民党政府虽然因金圆券发行，搜得民间的数亿美元金银外汇，却失去了国内本来最应倾向于他们的阶层：城市人民的信任与支持。1948年中，国民党在军事上已节节失利，金圆券风暴令国民党在半壁江山内仅余的民心、士气亦丧失殆尽。是造成整个国民党政权在大陆迅速崩溃的原因之一。
．新华网[引用日期]
．腾讯网[引用日期]
蒋介石，〈蒋介石对徐蚌会战的说法〉，刊《大决战》（上）：惊涛，香港：中原出版社，1991年4月
李守孔著，《中国现代史》，台北，三民书局，1973年9月，ISBN
李立侠（时任中央银行稽核发行处处长，参与这次方案拟定）：〈金圆券发行前的一段回忆〉，刊《文史资料选辑》第49期，北京：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李勇，张仲田编：《蒋介石年谱》，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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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券，是中国封建时代皇帝赐给功臣，重臣的一种带有奖赏和盟约性质的凭证，类似于现代普遍流行的勋章，允其世代享有优厚待遇及免死罪的一种特别证件，也叫免死券。因为封建社会皇帝的权力是至高无上的，圣旨便是法律，所以，铁券也便负有特别的法律效用。
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文物：钱镠金书铁券
“铁券”是外形如筒瓦状的铁制品，它在中国古代是皇帝分封功臣爵位时颁赏赐给臣子的信物和凭证。“铁券”上的信词最初时用丹砂填字，合称“丹书铁契”；梁时用银字填字，即“银券”；隋时用金填字，亦称“金券”、“金书”，所以后世称“铁券”为“金书铁券”，又因“铁券”可以世代相传，又称“铁券”为“世券”。[2]
铁券历史沿革
中国古代“丹书铁券”制度始于汉代。据史料载，汉高祖夺取政权后，为巩固统治笼络功臣，颁给元勋“丹书铁券”作为褒奖。刘邦建立了汉王朝后，“命萧何次律令，韩信申军法，张苍定章程，叔孙通帛礼仪；又与功臣剖符作誓，丹书、铁契、金匮、石室，藏于宗庙”。其中的“符”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契”，即皇帝与功臣、重臣之间信守的凭证。“丹书、铁契、金匮、石室”，即以铁为契，以丹书之，以金为匮，以石为室，将皇帝与功臣、重臣的信誓用丹砂写在“铁券”上，装进金匮藏于用石建成的宗庙内，以示郑重和保证“铁券”安全。当时，“铁券”还无免罪和免死等许诺，仅作为一种加官进爵、封侯纳地的凭证。[3]
当时因用丹砂将券文之于铁制的契券上，故称“铁券”，亦称“丹书铁券”或“丹书铁契”。而唐以后则主要用金填字。[4]
南北朝至隋唐时期，北魏孝文帝颁发给皇室宗室、亲近大臣的“铁券”是作为护身防家之用。南朝的宋、齐、梁、陈四代，颁发“铁券”已较为普遍。隋唐以后，颁发“铁券”已成常制，凡开国元勋、中兴功臣以及少数民族首领皆赐予“铁券”，也给宠宦、宦官颁发“铁券”。到宋、元、明时期，“铁券”颁赐逐渐趋于完备。[3]
铁券铁券内容
铁券镌刻的内容一般包括四个方面：
一、赐券的日期，赐予对象的姓名、官爵、邑地；
二、记载被赐者对朝廷的功勋业绩；
三、皇帝给被赐者的特权，如免死等；
四、皇帝的誓言。按朝延的有关法律，持有铁券的功臣、重臣及其后代，可以享受皇帝赐予的种种特权。 [2]
铁券历史文物
铁券丹书文物
明代的文献称铁券为“世券”，现中国历史第一档案馆仍有实物，为金属铸造的半覆瓦形的特殊文书，其上刻有受赐人的姓名、勋劳、官爵，还写明持有此券，本人犯法可免二死，子孙可免一死，等等。
隋唐时期，对于功臣赏赐铁券，用以表示免死特权的作法十分普遍。曾赐铁券，恕其十死。曾赐铁券，恕十死。至唐代晚期，藩镇割据，帝室更大量赐铁券以讨好拥有兵权的将领，致使发展到一些藩镇将领也实行对部下赐铁券免死的奖励。宋代以下,帝王对功臣赏赐铁券的情况有所减少。但在明代,仍有赏赐铁券的现象。
现今保存下来的唐代铁券实物，仅有897年（唐代乾宁四年）赐钱镠铁券一件,长52厘米，宽29.8厘米，厚0.4
厘米。券为复瓦形，上嵌金字诏书 333字。这是李晔赐给镇海、镇东等军节度使钱镠的。券文说:“卿恕九死，子孙三死，或犯常刑，有司不得加责。”该券在元朝曾一度失落水中，后被渔人捞出，钱氏后人重价购回保存。1951年，钱氏后人将它捐献国家，先归，后由中国历史博物馆收藏。 铁券
明代铁券存世的有《会川伯赵安铁券》，长20.7厘米，宽39.8厘米，厚0.2厘米，嵌金字219字，为1440年（正统五年）赐给镇守陇右的土司会川伯赵安的。此券保存甚佳，券字金色灿然，无一字残损，现藏甘肃省渭源县文化馆。
铁券相关邮票
铁券邮票极限明信片
日中国邮电部发行《中国古代档案珍藏》特种邮票一套四枚，其中第二枚为“明代铁券”，邮票图案是1458年（天顺二年）颁赐给青海士官高阳伯李文的“铁券”。该铁券现珍藏于青海省博物馆。[3]
企业信用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