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王安忆——举世瞩目的当代最高产作家
王安忆——举世瞩目的优秀作家
在上海作家中，王安忆一直是个独特的存在。她的不断给人惊喜的写作，她的寂寞独行的探索，她对文学时尚、媒体喧嚣冷静断然的处置方式，都让她的读者既钦佩又捉摸不定。钦佩的是她的才气，她的探索勇气，她对严肃文学的执著；捉摸不定的是她的"傲气"，她的拒绝"热闹"的姿态，她不轻易接受采访的冷然……
不愿重复自己。拒绝时尚和喧嚣。对写作以外的东西不善经营。喜欢精神历险。敏感、多思、谨慎……总之在很多人眼里，王安忆无法归位，王安忆特立独行。王安忆永远是未知大于已知。
*作协主席王安忆
日，王安忆当选为第七届上海市作家协会主席。记得宣布选举结果那天，王安忆从座位上站起来，转过身，向大家深深鞠了个躬。表情是平静的，内心却不无波澜--她说："我的心情诚惶诚恐。上海是这样一座城市，鲁迅的城市、巴金的城市，那么多的前辈，我连他们的学生都不敢算，这实在是大家对我的特别厚爱……我不知道今后我将面对如何一个生活局面。我从来都是在一种相对独立于世事的写作生活中，现在被推到现实中来了。"
这是"王安忆式"的开场白，低调的，诗意的，却又不乏清醒。她知道，这是大家对她的信任，她"不能辜负大家"。而究竟怎么做，她坦陈还没有想好。当然坚持写作是必须的，因为写作是她的第一生活--"这是我比较胜任的工作，假如没有写作，我这个人大概便没什么可值得人们注意的了。"
写作之余，王安忆也常常略微开放自己的生活，比较多地和大家在一起。她说："写作是寂寞的生涯，尤其在今天，市场逐渐将文学变成消费，保持严肃的写作、阅读和思考，就愈加孤独。那么就让我们一起，互相携手，度过这个转变的时期。"
在这个以市场化为标准的消费社会，文学出现了分野。王安忆说：大众化的文学已上了市场的轨道，而"小众"的、严肃的文学始终比较沉寂。严肃文学相对冷清些，这很正常--令人担心的倒是文学的市场化、时尚化，使得很多人对文学的标准产生了怀疑，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现今年轻人对文学的看法。他们看不清文学真正的趣味、立场和美学追求，对什么是好作品，什么是不好的作品，渐渐失去判断……
"这个时候，文学精神很重要，一个城市有没有文学大不一样，文学会提高一个城市的格调。"王安忆以为，"真正严肃的作家应当有市场之外的、更高的标准。作协的一项重要工作就在这方面：为作家们提供一个良好的写作环境，使得他们不用急火火地扑向市场。"清醒，理性，有自己独立的思考。难怪朋友们要说，由王安忆担任上海作协主席，这是众望所归--"她是这样一位不与别人趋同，不追求文学时尚，不随波逐流的实力派作家，在上海，乃至在全国，都称得上是优秀的、有影响力的
*小说家王安忆
以王安忆的性格，她是宁愿隐在作品之后，与喧嚣保持一段距离的，而现在，同行们把她推到了前台，那么原先的宁静还在吗？王安忆直言："对文学，我看得很神圣，有了这样一种对文学的心境，别的什么都可以解决了。而且我对写作的环境要求很低，只要有个能写的地方就可以了。"
好多个场合，我看到王安忆拿出练习本，安静地写着，那上面密密麻麻布满"王安忆风格"的小字--"我喜欢用手写，写在练习簿上，我不用电脑。我用的都是常用字，上过初中的人就可以读。一般在家，我就上午写作，下午看书。如果隔壁有人家在装修，很吵的话，就会去附近的一家咖啡馆写。"
写作，成了王安忆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看她20多年来走过的创作道路，从《小鲍庄》、"三恋"、《叔叔的故事》、《纪实与虚构》到《长恨歌》、《我爱比尔》、《富萍》、《上种红菱下种藕》……风格几经变化，即使最为敏锐的评论家也很难把她归为某类或某派。女作家方方有一次心悦诚服地讲："王安忆的作品数量之多，风格之多变，没有一个女作家能再做到这一点，她一直在改变读者的口味。"
这一点令评论家们"头疼"--"从文学批评的角度看，王安忆属于那种很难'追踪'的作家。她的小说题材山重水复，永远看不清她的下一个里程。"(梁永安语)"当你刚刚根据她的一部新作用一个理论术语去概括它，并且自以为把握了它的时候，下一部作品却完全是另一回事。她仿佛是一个淘气的孩子，不断地在跟你玩捉迷藏。"(王纪人语)
对自己写作风格的多变，王安忆倒看得很自然--"以前一些评论家对我的定位不是那么准，在我开始写作时说我是'儿童文学'作家，其实我只是写了几篇儿童题材的作品，根本算不上儿童文学作家。然后，评论家又说我是知青题材作家，其实我也极少写知青题材的作品。我觉得我的作品是随着自己的成长而逐渐成熟。如果说有变化那就是逐渐长大逐渐成熟。我并没有像评论家说的那样戏剧性的转变。"
越走越独特，越走越成熟。这应该是对王安忆20多年来文学创作的一句恰如其分的概括。王安忆的写作，尤其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更多地具有"精神书写"的色彩。她笔下的人物尽管都是些"庸常之辈"：王琦瑶、妹头、富萍、阿三……但是王安忆却能从这些卑微的小人物身上发现"英雄性"--"在我看来，妹头就很英雄，当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英雄。她很勇敢，肯实践，很有行动能力……我比较喜欢那样一种女性，一直往前走，不回头，不妥协。但每个人都有他的局限性，一直往前走，也可能最终把他自己都要撕碎了，就像飞蛾扑火一样。在现实中我没有这样做的勇气，在小说中我就塑造这样的人物……持久的日常生活就是劳动、生活、一日三餐，还有许多乐趣，这里体现出来的坚韧性，反映了人性的美德。"
不能不提王安忆获第五届茅盾文学奖的长篇小说《长恨歌》。"王安忆的《长恨歌》，描写的不只是一座城市，而是将这座城市写成一个在历史研究或个人经验上很难感受到的一种视野。这样的大手笔，在目前的世界小说界是非常罕见的，它可说是一部史诗。"在王安忆当选上海作协主席的第三天，马来西亚《星洲日报》将新设立的"第一届世界华文文学奖"授予王安忆。评论家李欧梵代表18位评审致词。
读《长恨歌》，你不用担心会沉闷，王安忆是个讲故事的高手，那些层层叠叠杂乱无章的琐碎生活被她说得淋漓尽致。两个女人、一个男人，各怀心思，一股暗流在清淡中涌动。男女的暧昧，欲道还休，欲送还留，等待与宿命，挣扎与努力……有读者看了，不由自主地想起张爱玲笔下的曹七巧、白流苏，觉得王安忆的风格和张爱玲的很相像。王安忆不这么看："我和她有许多不一样，事实上我和她世界观不一样。张爱玲是非常虚无的人，所以她必须抓住生活当中的细节，老房子、亲人、日常生活的触动。她知道只有抓住这些才不会使自己坠入虚无，才不会孤独。在生活和虚无中她找到了一个相对平衡的方式。我不一样，我还是往前走，即使前面是虚无，我也要走过去看一看。"
到底，王安忆是在"现实"的步骤上，一步步地往前走。她很清楚她的写作和追求。"其实生活本身就只有那么一点内容，每个人看到的都是同一种生活，大家观察到的也都差不多，而大家写出来的作品不一样，这要看你理性准备有多少。如果你的理性充分，你就深刻，就和别人不一样。"
因此不写作的日子里，王安忆的"生活"是阅读和思考。她看大量的书，凡能在书讯上找得到的好书都一一买来看。边看边记笔记，边看边思考。上海人民出版社推出的《我读我看》即是她阅读思考后的收获。她这样看读书--"在持有自己的经验与结论的同时，善解并诚挚地去观看别人的人生所得，看到人类无穷多的心灵景观，这时候，我们应当如同相信自己一样的去读书，书会和我们融为一体。我们其实也是在读着自己。"
*朋友眼中的王安忆
王安忆很少吐露写作以外的自己。她把自己掩藏得深深的。--莫非敏感的心太过沉重我无法揣测。倒是她的朋友女作家陆星儿写过一篇《感觉安忆》的文章，从这篇文章里，我认识了另一个安忆。生活中的安忆，写作之外的安忆。
生活中的安忆娴静、恬淡、平实；穿着普通的衣服--常常是套头绒线衫，外加一件靛蓝色牛仔衬衣，清爽、干练，决不拖泥带水；一如她说话，三言两语，又快又短，"那就这样吧"，不容你答应，她已搁下电话；可是在会场，她又有些内敛，有时还害羞，轮到她发言时常常脸红，红晕未褪，话已结束。
可你无法想象，就是这个发言会脸红的安忆上起课来却冷静理性，侃侃而谈。那是她多年前被聘为复旦大学客座教授，给中文系的学生做系列讲座。讲台上的安忆给学生讲授小说的艺术，分析《简·爱》与《呼啸山庄》、《九月寓言》与《心灵史》……下课了，安忆像个资深的老教师，从容地收拾讲义。她的淋漓尽致的讲学能力令特意去听课的陆星儿一怔一怔的，像是在打量陌生人。
生活中的安忆还是一位对朋友周到体贴，对家人关怀备至的细腻女子。朋友生病，她牵挂；朋友的儿子考高中，她也牵挂。前阵子陆星儿生病住院，她和王小鹰、王周生去了一次又一次，给她包馄饨、熬鱼片粥，还特意买来最好的鱼翅，从浦西赶到浦东送去。陆星儿感动得不知说什么好，劝安忆他们别来了，可安忆说：我们是朋友……
对待父母，安忆更是尽心尽力。买房子、搬家，第一条原则就是要离父母家近。然天有不测风云，1998年10月，安忆的母亲著名作家茹志鹃匆匆离开人世。安忆的朋友们听到噩耗，都为安忆担心：这让她怎么面对？可安忆在面对朋友时却很镇定，"好像什么事也没发生，家里坐了这么多朋友，仿佛是凑巧一块儿来做客的"。那天，安忆把父亲接到自己家里，在书房支了床。她对朋友们说：我现在想的最多的是，如何保护好父亲。
安忆的细腻、冷静、理性、丰富……即使在丈夫李章眼中，也觉着惊异。
现在的安忆，写作之余，还得出席作协的文学活动，去新加坡为学生讲课，应龙应台之邀去台北做定期的驻市作家……总之不停歇地忙碌着。她说过，比之写作的寂寞，获奖、被别人关注真是太光荣太热闹的场面，它一下子抵消了所有的孤寂。当场面结束了，她再回到安静的生活中。这个时候，外部的喧哗影响不到她寂静沉潜的内心。她就像田埂边劳作的农人，平静而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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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的日历刚刚翻开，王安忆这个名字，又一次引起人们的关注和兴趣。
当时，新华社、许多大报、网页都发了这样的消息：上海隆重举行王安忆文学创作研讨会暨表彰会，百余位著名作家、学者云集。上海市委领导专门向王安忆发来了贺信。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提议，上海市作家协会向王安忆颁发《嘉奖》证书。这是建国以来，上海作协首次向一位上海作家授此殊荣。此前不久，王安忆的长篇小说《长恨歌》获得了我国文学界的权威性大奖--第五届茅盾文学奖。她为上海这座城市赢得了荣誉，为中国的文学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王安忆积极拥护党的基本路线，认真实践"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坚持党的文艺方针，二十余年来的文学创作始终贴近生活、贴近人民，关注社会进步、关注百姓命运，弘扬真善美、鞭挞假恶丑；同时在艺术上不断突破自我，持之以恒地坚持探索性和独创性，显示出积极的进取心。王安忆已经被公认为新时期以来，上海乃至全国最有影响、最具活力的优秀作家之一。
1954年3月，王安忆出生在一个军队知识分子家庭。父亲王啸平，话剧导演；母亲茹志鹃，著名作家。也许是受到周围环境的熏陶，王安忆从小就喜欢看书，喜欢写作，读小学时经常参加一些写作比赛活动；即使在下乡插队的艰难岁月里，她也没有舍弃对文学的情结。资质聪颖的她，1977年发表了处女作，两年后，又写出了小说成名作《谁是未来的中队长》和《雨，沙沙沙》。
就在她的创作刚起步的时候，一个机遇来了：1980年，曾经有"作家摇篮"之称的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班刚刚恢复，便将她吸收入学。众多文学前辈的指点，同行们的互相切磋，还有她本人潜心钻研，这一切为她在文学道路上的疾速前进，输入了强大的动力。
在80年代思想解放、改革开放的背景下，王安忆的写作得到了尽情浑洒的空间，写作有《雨，沙沙沙》（小说集，1981年）、《黑黑白白》（小说集，1983年）、《王安忆中短篇小说集》（1983年）、《尾声》（小说集，1983年）、《流逝》（小说集，1983年）、《小鲍庄》（小说集，1985年）、《海上繁华梦》（小说集，1987年）、《荒山之恋》（小说集，1987年）、《69届初中生》（长篇小说，1984年）、《黄河故道人》（长篇小说，1986年）、《母女漫游美利坚》（散文集，与茹志鹃合著，1986年）、《流水三十章》（小说集，1987年）、《蒲公英》（散文集，1988年）、《米尼》（长篇小说，1990年）。这期间她曾经3次获得全国性奖项：其中《本次列车终点》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流逝》、《小鲍庄》获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谁是未来的中队长》获全国儿童文艺创作二等奖。倘若说，八十年代是她在中国当代文坛上展现面貌的十年，进入九十年代，王安忆的思想、艺术更趋成熟，向社会贡献了许多大作力作。从创作题材上来说，她把目光投向上海这座正在发生巨变的城市，她的一系列长、中篇小说，都是以上海为背景，书写了她对大都市生活的独特发现、理解和感受；在艺术上，她不断追求，不断探索，不趋时尚，不重复自己。为人称誉的中长篇小说，如《叔叔的故事》、《文革轶事》、《香港的情与爱》、《我爱比尔》、《纪实与虚构》等，就是这个时期的产物。《长恨歌》是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可以这样说，中国改革开放二十年这个社会大背景，造就了王安忆这样的优秀作家；王安忆多达500余万字的作品则深刻反映了新时期的社会生活。正如她自己所说："我很幸运地处在一个好时代，思想解放，个性得以健康发展。"王安忆的文学成就还来之于她自身的勤奋、用功。她甘于寂寞，不趋时尚，极少参加社交活动，不喜欢夜间应酬，每天安排很有规律，早起早睡，上午写作，下午看书。她每写一个作品，至少化两遍功夫，先是在练习薄上密密麻麻写满小字，然后再在电脑上整理一遍。她说："对文学，我看得很神圣。对写作的环境，我的要求很低，只要有个能写的地方就可以了。"她喜欢把自己比作是一个农人，天天在田间劳作，平静而投入。
必须说明的是，王安忆并不只是把自己封闭在书斋里。她十分关注社会的变化和进步，积极深入到现实生活中去。1992年太浦河闹水灾，她实地了解灾民的生活，并考察治水工程；近些年，上海城乡结合部移民很多，她曾到市区边缘的新泾镇访问；为了了解上海普通的劳动人民的生活，她特地又到苏州河边的出粪码头，跟船出行，到船工家问长问短……生活给了她充足的创作养料，融入了她的作品。如她描写上海普通群众生活的作品《富萍》等，都有她上述深入生活的踪影。特别可贵的是，她深入生活，并不是仅仅当一个旁观者，而是对社会怀有赤诚之心。1996年，她在浙江绍兴生活了一段时间，发现了这样几个问题：当地印染工业废水对河道有污染，有的地方财富分配不均，有的乡镇企业生产无计划招致破产。她提笔给县长写信，提出有关改革的建议。县长非常高兴地给她回了信，后来彼此成了朋友，成为一段佳话。
"王安忆的作品数量之多，风格之多变，没有一个女作家能再做到这一点"，"新时期以来，上海涌现出了一批优秀女作家，王安忆是其中最杰出的代表"，"中国当今的女作家中王安忆是排在第一位的。""王安忆是大家一致公认的好作家，那么多年来一直那么优秀，很不容易。""王安忆是近二十年来，中国大陆最重要的作家之一。""王安忆位居中国十大人气最旺的作家之首。"……打开当前的报刊和网页，经常可以看到一些著名作家、评论家和读者对王安忆的上述评介。在文坛上排座次当然并不完全科学，对作家作品的看法，也有个见仁见智的问题。但是，社会舆论竟然如此集中、如此一致看好王安忆，必定是有根据有来由的。我们不妨举几个事例。
事例之一：2000年，我国文化界有一个重要的活动，是由全国百名评论家推荐90年代十位最有影响的作家和最有影响的作品，结果收到98份有效答卷。这98份答卷分布地域涵盖了全国近二十个省、市和香港特别行政区。从年龄上看，老、中、青三代人数基本相当。评卷结果，王安忆名列十位最有影响的作家之首；王安忆的《长恨歌》名列十部最有影响的作品之首。
事例之二：王安忆从80年代初登上我国文坛以来，即不断获得许多重要奖项，共有十多个（国外许多获奖情况不计在内），这在我国作家中是不多见。特别是她的长篇小说《长恨歌》，先是获得上海市政府设立的上海市文学艺术界的最高荣誉奖项--第四届上海文学艺术奖优秀成果奖，后来又获得我国文学界的权威性大奖--第五届茅盾文学奖。她在新时期的中国文坛上的重要影响和地位由此可见一斑。
事例之三：1994年上海最著名的高等学府复旦大学热情邀请王安忆担任讲师，为中文系二年级开设小说创作课程。从学历上说，王安忆只是位69届初中毕业生。在如今重视文凭的年代，对于大牌教授、专家云集的复旦大学来说，作出如此举动，解释只有一个：那就是复旦大学独具慧眼，瞄准王安忆的卓越文学才能和重大社会影响。结果，王安忆在复旦大学开课的日子，课堂里不光学生云集，教授们也不拉后，满堂喝采。后来，复旦大学出版社还专门把她的系列讲座整理出版了厚厚一本书。
事例之四：2001年上海市作家协会换届改选。上海作协拥有一千多名会员，王安忆独受青睐，被选为新一任主席。这说明了众望所归。
王安忆不仅在国内，在国际上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她的作品早已被译成英、德、荷、法、捷、日、韩、以色列等多种文字，在许多国家发行。还在80年代初期，王安忆登上文坛不久，由于她的作品以富有创造性的艺术手法和独特的视角描写了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普通百姓的生存状态，立即引起了国际上的关注。1983年，美国著名的高等学府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华盛顿大学就相继邀请她去讲学。后来，国际上一些著名的大学如日本早稻田大学、荷兰莱顿大学、德国波恩大学、美国麦莫瑞大学、哥伦比亚大学都邀请她去讲学，而且是去了又去。世界上许多新闻媒体，如美国著名的《新闻周刊》等都化了很大的版面介绍王安忆。王安忆的名字迅速在国际上传开。到了九十年代，王安忆出境参加重要文化活动更为频繁。1992年，德国汉堡文化局出面邀请王安忆去开设公众讲座。当时相隔89年的"六四"政治风波时间不长，由于国外一些媒体的反面宣传，汉堡的市民对中国的实际情况并不了解，王安忆真实地谈了自己对中国社会的认识，引起当地群众很大的反响，并且在心目中树立了中国的良好形象。1994年7月，澳大利亚墨尔本第六届国际妇女书展，1988年德国法兰克福的书市，都是世界上一流的有重大影响的书市，许多国际上的作家都想自费去参加，王安忆却作为嘉宾受到特邀，足见得她在国际上的影响之大。
尤其是2001年12月，王安忆在国际上又获得了一项重要的荣誉。马来西亚的《星州日报》花踪文学奖，在华文世界里赢得了很大的声誉。这一次，他们把影响更扩大了，设立了首届世界华文文学奖，特邀国际上18位著名华人作家、学者组成评委会。评审结果，王安忆被评选为全球最杰出华文作家，获得首届花踪世界华文文学奖。国际上著名的学者李欧梵教授在致评审词时说："王安忆的《长恨歌》描写的不只是一座城市，而是将这座城市写成一个在历史研究或个人经验上很难感受到的一种视野。这样的大手笔，在目前的世界小说界来说，仍是非常罕见的。它可说是一部史诗。"这个极高的评价，再一次说明了王安忆在当今世界范围内用汉语写作的作家中的突出地位。
如今的王安忆尽管已经名闻遐迩，但王安忆还是王安忆。她平静、谦和、恬淡。一如往常，普普通通，冬天常常穿着套头绒线衫，外面是一件蓝色牛仔衬衣；夏天，一身素雅的小花连衫裙。她的人品，在同行中，在周围的群众中，是有口皆碑的。
她对自己年迈的父母，关心照料，竭尽孝道。她买房子搬家，首先考虑的要靠近父母家。将近四年前，母亲茹志鹃不幸去世，她的内心非常悲伤，但在父亲面前却尽量显得镇静，以免加重老人的痛苦。那段时间，她特地把父亲接到自己家里，在书房里添了张床铺。她想的是，好好照顾父亲。以后，她上午写作，下午看书，一天忙完了，晚上就去父亲那儿，陪他吃顿饭，温暖老人的心。
她对朋友也是体贴照料。女作家陆星儿生了病，她马上赶去安慰，帮助办理各种杂事。她还一次次赶去医院，给她包馄饨、煮鱼片粥，还专门买了上好的鱼翅，路远迢迢，从浦西送到浦东去。陆星儿感动得不知如何说才好，王安忆却很平静地说，因为我们是朋友……她与生活社区中的居民群众相处亲切、融洽。她父亲住地的愚谷村居委会，请她为暑假期中的青少年座谈阅读与写作。她有求必应。尽管她是上海作协主席，但是她不摆大作家的架子，社区中的青少年们很敬佩她，给她戴上了红领巾。她自己住地的新华路警署，为了提高民警的素质，请她去讲一讲如何读书，她也是欣然应允。
她对中国大地上目前生活贫困的孩子也很关爱。1999年，在云南最偏僻的少数民族地区，办了一个依靠社会助学的小学四年级班。收读的都是家境困难的女孩子。王安忆听到了这个消息，就与其中一位女孩子结"对子"，每年资助她上学经费，至今没有间断。她说，她更关心的是这位女孩子的明天，希望她将来在社会上能够自立，好好生活。
她有着中国妇女传统的美德，一颗善良，真诚的爱心。她是一位普通的、又是一位杰出的中国妇女。
编辑:逸方 计叶&来源:中国文化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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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文学读物
一、儿童小说
在上海，最早出版创作儿童小说的，远比出版创作童话的要迟。1927年，商务印书馆出版陈伯吹的《学校生活记》，是上海最早出版的创作中篇儿童小说。1931年北新书店出版了白兮(钟望阳)的《小顽童》，则为上海出版的第一部长篇创作儿童小说。1934年生活书店出版老舍的《小坡的生日》(始写于新加坡，完成于上海，《小说月报》1931年连载)，则是上海出版的第二部长篇创作儿童小说。1939年少年出版社先后出版两部长篇儿童小说：一部是苏苏(钟望阳)的《小癞痢》(写抗日革命军队中一名小战士的成长)。《小癞痢》先在《译报》的《儿童周刊》连载，1938年由《译报》社出版，王任叔作序；一出版，即遭“禁售”，但在秘密发行中，仍销售一空；1939年又由少年出版社秘密出版。另一部是贺宜的《野小鬼》(描写沦陷区少年儿童生活和斗争的故事)。抗日胜利后，儿童小说出版多了，1947年，仇重的两本短篇小说集《春风这样说》和《稻田里的小故事》出版；1948年，文汇报社出版了周而复的长篇《西流水的孩子们》。
新中国成立后，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了多种中长篇儿童小说及短篇集子。50年代出版的有：马烽的《三个好朋友》和《韩梅梅》、哈华的《新安旅行团》、柯蓝的《雾海枪声》、秦兆阳的《聪明勇敢的张小明》、魏金枝的《越早越好》、李楚城的《破庙里的秘密》、刘真的《我和小荣》、郭墟的《杨司令的少先队》、魏巍的《志愿军叔叔和朝鲜小姑娘》、白桦的《竹哨》、丁玲的《一个小红军的故事》、冰心的《陶奇的暑期日记》、吴强的《高高举起雪亮的小马枪》、刘知侠的《马尾松种子》、华山的《鸡毛信》、任大星的《吕小钢和他的妹妹》、张天翼的《罗文应的故事》、邱勋的《微山湖上》、郑开慧的《船长的儿子》、王世镇的《枪》等等。在这个时期，出版了各类小说近200种。
60年代出版的有：符成珍的《平原歼敌记》、朱良仪的《英雄安业民》、苏苏的《把秧歌扭到上海去》、贺宜的《刘文学》、勤耕的《小砍刀的故事》、黎汝清的《我守卫在桃花江畔》、史超的《强盗的女儿》、张有德的《月光下》、任大霖的《秀娟故事》、胡万春的《过年》、杨大群的《小矿工》、沈虎根的《金枝玉叶》、张长弓的《红柳》，以及浩然的《夏青苗求师》等8部短篇小说集。在这个时期，出版各类小说近百部。
七八十年代，出版的有：茅盾的《少年印刷工》(载于1936年《新少年》半月刊第1卷1～12期、第2卷1～11期)，以及海笑的《红红的雨花石》、程玮的《来自异乡的孩子》、王小鹰的《黄山十一个小英雄》、刘真的《三座峰的骆驼》、竹林的《老水牛的眼睛》、叶辛的《高高的苗岭》及《虎的年》、任大霖的《童年时代的朋友》及《少先队员的心灵》、赵燕翼的《驼铃和鹰笛》、刘厚明的《红叶书签》、浩然的《大肚子蝈蝈》、胡万春的《广告人》、叶文玲的《弯弯的金竹塘》、马蓝的《梦里的童年》、王安忆的《黑黑白白》、萧育轩的《乱世少年》、张抗抗的《登上飞来峰》。在这个时期，约计出版了百来部。
90年代出版的有：张成新的《啊，少男少女》、梅子涵的《男子汉进行曲》、勤耕的《小砍刀的传奇》、孙文圣的《小辫儿和她的独耳马》、罗辰生的《小巷奇人传奇》、张抗抗的《暑假卡拉OK》、任大星的《狐狸女儿阿梦》、李心田的《屋顶上的蓝星》、施雁冰的《外国蜡烛和镀金戒指》、秦文君的《少女罗薇》和《男生贾里》，以及三辑《巨人》文学丛书(每辑八部小说)。年，出版了各类儿童小说五六十部。
二、童话、寓言
童话　商务印书馆自年出版的、由孙毓修(后由茅盾、郑振铎接替)主编的《童话》，虽是中国最早的童话图书，但内容基本上都是根据外国作品(少量的中国历史故事、民间故事)改写的。而中国第一本用白话创作的童话单行本，则是1923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叶圣陶的童话集《稻草人》，署名叶绍钧，郑振铎作序，许敦谷插图。收辑了作者写于年的23篇短篇童话(均发表于郑振铎创办并主编，商务印书馆发行的《儿童世界》杂志上)。鲁迅称《稻草人》“给中国的童话开了一条自己创作的路的”(《〈表〉译者的话》)。由于是中国人自己创作的第一部童话作品，出版后受到了文学界、教育界的普遍重视。1932年，《稻草人》转归开明书店出版。
之后，随着创作的增多，童话单行本的出版络绎不绝：黎锦晖的《囊头侠客》及中篇《虎友》(中华书局1925年)，赵景深、陈伯吹、孙佳讯主编的《小朋友童话》上、中、下册(北新书店年)，沈从文的《阿丽思中国游记》(新月书店1928年)，叶刚的《红叶童话集》(亚东图书馆1930年)，叶圣陶的《古代英雄的石像》(开明书店1931年，丰子恺插图并写了读后感)，陈伯吹的《阿丽思小姐》(北新书店1932年)，郭沫若的《一只手》(大光书局1933年；原载于《创造月刊》1928年第1卷9～11期)，孙佳讯的《小棉花》(北新书店1933年)，张天翼的《大林和小林》(现代书局1933年；1939年转归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书名改为《好兄弟》)，陈伯吹的《波罗乔少爷》(北新书店1934年)，张天翼的《秃秃大王》(多样社1936年)，巴金的《长生塔》(文化生活出版社1937年)，贺宜的《凯旋门》(少年出版社1940年)，范泉的《黑白记》及《哈巴国》(永祥印书馆1947年)。年，华华书店接连出版12册《童话连丛》，收有许杰、臧克家、赵景深、陈鹤琴、陈伯吹、贺宜、包蕾、金近等作家的童话作品。
自50年代起，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了更多的创作童话，主要有：包蕾的短篇童话集《小咪和毛线球》(1955年)、金近的《小鸭子学游水》(1955年)、秦兆阳的《小燕子万里飞行记》(1955年)、严文井的《蚯蚓和蜜蜂的故事》(1955年)、贺宜的《小公鸡历险记》(1956年)、陈伯吹的《一只想飞的猫》(1956年)、洪讯涛的《神笔马良》(1956年)、包蕾的《小金鱼拔牙齿》(1957年)、贺宜的《小金眼圈》(1961年)、包蕾的《猪八戒新传》(1962年)、孙幼军的《玩具店的家》(1979年)、郑渊洁的《大头托托奇遇记》(1984年)和《皮皮鲁新传》(1985年)、金近的《最受欢迎的小猫》(1986年)、彭懿的《外星人抢劫案》(1987年)、《包蕾国际童话选》(1989年)、张秋生的《小巴掌童话》(1991年)、《上海童话选》(1992年)、《周锐童话选》(1994年)、《树怪巴克夏》(1995年)，等等。
至1996年，上海出版了百多本中长篇童话和短篇童话集。
寓言　1917年10月，商务印书馆出版署名桐乡沈德鸿(茅盾)编纂、无锡孙毓修校订的《中国寓言初稿》，共收有礼记、孟子、韩非子、申子、墨子、史记等古代典籍中的寓言120则，分4卷。
尔后，创作寓言虽时可见诸于报章，但未见单行本出版。
50年代起，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了多种创作寓言集，有湛卢的《猴子磨刀》(1956年)、金江的《好好先生》和左可国的《聪明的兔子》(1963年)、吴广孝的《猫法官》(1983年)、申均之的《西郭先生》(1983年)、金江的《猴子吹口哨》(1985年)、方崇智的《懒汉偷鱼》(1985年)及《数学家的魔箱》(1989年)、湛卢的《审判伊索寓言》(1987年)、《八家寓言选》(1990年)、《金江寓言选》(1992年)、《365夜寓言》(1994年)，等。
三、诗歌、散文
诗歌　在现代文学中，儿童诗的出现，始于“五四”时期，梁启超、刘大白、郑振铎、蒋光慈、沈从文等，都有儿童诗作见诸于报章，但第一本儿童诗集，却是1925年自费出版的俞平伯的《忆》，收有作者年轻时代回忆童年时代生活的36首诗。陶行知儿童诗的出版，更具代表性。自1933年起，儿童书局连续出版了陶行知的儿童诗集：《知行诗歌集》(1933年)、《知行诗歌续集》(1935年)、《知行诗歌三集》(1936年)、《知行诗歌别集》(1936年)；大孚出版公司也于1947年出版《知行诗歌集(1)》。
50年代以后，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的儿童诗集，题材更广泛，体裁更多样，有儿童生活诗、童话诗、抒情诗、讽刺诗、散文诗，主要有：陈伯吹的《红面小母鸡》(1953年)、贺宜的《重要的小事情》(1954年)、圣野的《欢迎小雨点》(1955年)、袁鹰的《篝火燃烧的时候》(1955年)、田间的《向日葵》(1955年)、李季的《幸福的钥匙》(1956年)、邵燕祥的《芦管》(1957年)、柯岩的《最美好的画册》(1957年)、严阵的《红石》(1958年)、臧克家的《给少年们的诗》(1961年)、芦芒的《红色的歌》(1965年)、郭沫若的《先锋歌》(1965年)、任溶溶的《给巨人的书》(1980年)、《雁翼儿童诗选》(1983年)、鲁兵的《神奇的旅行》(1988年)、田地编的《少年朗诵诗选》(1992年)、《纪宇儿童诗选》(1994年)、《儿童诗——希望号》(1995年)、《儿童诗——爱心号》(1996年)等等。至1996年，约计出版80多种。
散文　冰心的《寄小读者》是中国儿童文学的一个标志性的作品。北新书店自1926年出版第一版后，至1941年的十五年时间内，共印行了36版，成为中国那个时期最受欢迎的儿童散文集。1943年转归开明书店出版。
少年儿童出版社至1996年出版了50多本散文集：袁鹰的《丁丁游历北京城》(1953年)、郭风的《搭船的鸟》(1995年)、张梅溪的《在森林中》(1955年，黄永玉木刻插图)、李准的《森林夜话》(1957年)、冰心的《还乡日记》(1957年)、杨朔等的《荔枝蜜》(1961年)、叶君健的《樱花的国度》(1962年)。1981年，少年儿童出版社将冰心的《寄小读者》、《再寄小读者》、《三寄小读者》，合集出版了《三寄小读者》。1983年，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了《给少年们的散文》，1992年，又出版了《上海少年散文选》，均为《少年文艺》编辑部编选。1996年，出版了陈丹燕的《有爱的日子》。
叶圣陶创作于1925年的儿童歌剧《风浪》，1928年5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署名叶绍钧，何明斋配曲；1933年10月，商务印书馆又出版了叶圣陶的另一个儿童歌剧《蜜蜂》(署名及配曲者与前同)。
二三十年代，黎锦晖创作了大量的儿童剧本。1925年起，中华书局接连出版了他的剧本单行本12个：《葡萄仙子》(1925年)，独幕歌剧，中国最早出版的儿童剧单行本，至1934年，共印行了41版；《明月之夜》(1926年)、《麻雀与小孩》(1928年)、《春天的快乐》(1928年)、《七姐妹游花园》(1928年)、《神仙妹妹》(1928年)、《儿童歌舞剧》(10集合订本)(1930年)、《小羊救母》(1931年)、《小利达之死》(1935年)，等。
“孤岛”时期，少年出版社出版了包蕾的儿童剧集子《祖国的儿女》，收有10个短剧，均以反映儿童抗日救国活动为主题。抗战胜利后，1947年创立的立化出版社，专业出版儿童剧，分甲、乙、丙三种。甲种系多幕剧：董林肯的《表》及《小主人》、张石流的《小马戏班》等；乙种系独幕剧，包蕾的《玻璃门》、孙毅的《小霸王》、陆静山的《人面蜘蛛》等；丙种系翻译剧本。
新中国成立后，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的儿童剧更多，至1996年，共出版了60多种,主要的有：任德耀的《我们都有一个志愿》(1953年)，孙毅的《一张电影票》(1955年)，刘厚明的《夏天来了》(1955年)，任大霖的《桃子熟了》(1956年)，梁彦、熊塞声的《巧媳妇》(1956年)，赵镇南的《卫生委员》(1957年)，任德耀的《马兰花》(1958年)，王世镇的《枪》(1958年)，杜宣的《初升的太阳》(1959年)，奚里德的《地下少先队》(1959年)，陈耘的《英雄小八路》(1960年)，刘厚明的《六个儿童剧》(1979年)，包蕾的《三个和尚》(1984年)，《孩子剧团抗战儿童戏剧佳作选》(1995年)等等。
五、古典文学、民间故事传说改编
年，中华书局编辑出版了取材于《封神榜》、《三国演义》、《水浒》、《镜花缘》、《今古奇观》等古代小说，缩写、改写的《小小说》，共计100本：如《红孩儿》、《七擒孟获》、《武松打虎》、《卧薪尝胆》等。1932年，中华书局又出版了根据古典文学改写的《中华童话》，计30本，有《陈胜王》、《童女箭》、《荥阳城》、《飞将军》等。在民间故事、传说方面，30年代，北新书店出版过林兰(李小峰)编写的许多种民间故事；儿童书局，1932年出版了《蒙古故事集》、《朝鲜故事集》等。
50年代，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了一批古典名著的节选本、改写本，有《林冲》、《智取生辰纲》、《孙悟空》、《诸葛亮》、《儒林外史故事》、《老残游记故事》、《农民席方平》(李俊民改写)、《柳毅和龙女》(许杰改写)等。还出版了《中国神话故事》(袁珂编著)、《中国古代寓言》(魏金枝编著)、《中国古代笑话》(魏金枝编著)。60年代，出版了王易鹏选注的《古代诗歌选》(4册)(1984年修订再版)。80年代，出版了周楞伽再创作的人物小说《哪吒》(上册1982年版，下册1985年版)。90年代，出版了《杨家将》全集的改写本(1992年)、《隋唐演义》的改写本《隋唐英雄》(5册，1992年)。在民间故事、传说方面，少年儿童出版社自成立至今，出版了50多种：董均伦、江源的《宝山》(1954年)和《石门开》(1955年)，萧甘牛的《金芦笙》(1955年)、《长发妹》(1955年)、《龙牙颗颗钉满天》(1956年)、《大苗山民间故事》(1958年)，葛翠琳的《巧媳妇》(1956年)，冯雪峰的《富翁造三层楼》(1957年)，张士杰的《红缨大刀》(1961年)，田海燕的《金玉凤凰》(1957年第一版，1961年出版增订本，1980年和1983年分别出版上册和下册第2版)；1990年出版了《中国节日风俗故事》，1993年出版了《中国典故故事大观》，1994年出版了《365夜民间故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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