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普通人的战后生活|日本|日本人_凤凰资讯
日本普通人的战后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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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哑、低沉、模糊的声音，穿透窒闷的夏日暑气，从收音机里传出来，像过去的两年一样，夹杂着噼里啪啦的杂音。日的中午，上亿日本人都听到了这个陌生的声音——天皇的“玉音放送”，这是过去的20年里，日本的臣民第一次听到他们最高统治者的声音。在以往，尽管天皇的“御真影”被悬挂在每一间办公室、每一座学校、每一座工厂里，每个人都将天皇的《教育敕语》铭记于心，但没有任何一个普通臣民聆听过天皇的声音。他们唯一熟悉的是服从，无条件地服从那个镶在镜框中、身着戎装军刀的“现人神”的旨意：“一旦缓急，则义勇奉公，
原标题：日本普通人的战后生活黑市成为战后日本人的物资来源。1956年东京一家百货店门前的时装秀。1946年广岛，一个小孩在原子弹爆炸损毁的圆顶屋附近空地上玩耍。肆拥抱战败沙哑、低沉、模糊的声音，穿透窒闷的夏日暑气，从收音机里传出来，像过去的两年一样，夹杂着噼里啪啦的杂音。日的中午，上亿日本人都听到了这个陌生的声音——天皇的“玉音放送”，这是过去的20年里，日本的臣民第一次听到他们最高统治者的声音。在以往，尽管天皇的“御真影”被悬挂在每一间办公室、每一座学校、每一座工厂里，每个人都将天皇的《教育敕语》铭记于心，但没有任何一个普通臣民聆听过天皇的声音。他们唯一熟悉的是服从，无条件地服从那个镶在镜框中、身着戎装军刀的“现人神”的旨意：“一旦缓急，则义勇奉公，以扶翼天壤无穷之皇运”，在过去的十五年里，成千上万“忠良臣民”已经遵照“大命”，在战场上奉公捐躯、战斗到死。但这一切，都将在这天中午的“玉音放送”中宣告结束。很多人甚至将“玉音”中宣告终战的意思理解成“本土决战”和“一亿玉碎”，因为整个“玉音”从来没有出现“投降”两个字。但在绝大多数普通平民看来，除去那些最顽固不化的人，日本战败是毋庸置疑的事情，就像漫画家加藤悦部那幅著名的作品《八月十五日》所描绘的那样，瘦骨嶙峋的夫妇，手里拿着用来抵御原子弹的竹竿，精疲力竭地倚在墙上，很有些晕头转向地听着收音机里传来的终战“玉音”。丈夫身上松松垮垮穿着的军服，很快就随着“玉音”的放送而变成“败战服”。面对确定无疑的战败，每个人的反应当然都不一样，不少人泪眼滂沱。就像一位叫广津和郎的作家，在8月15日的日记里，他先是稍稍抱怨了一下战争时期无法修理的收音机，“声音太小，很难听清楚”，但仍然“难以停止滂沱的泪水”。但这泪水究竟是因为失败的黯然神伤，还是得知终战的喜极而泣，难以说清。“事情到了这地步，实在是万不得已的事情”，松山文雄在日记中写道。在这天日记的最末，松山以平实得有些冷淡的语气写道：“4点，解散仪式。没乘，将近二十公里路走着回来，在本家处洗了澡，回家已经11点了”。是该到了回家的时候了。共同的饥饿改变了对食物的定义“我简直听不懂他在说什么，说实在的，他的声音和我们一样有气无力的”，这就是12岁的竹泽尚司对8月15日“天皇玉音”的唯一观感，他甚至在想，“别是天皇也跟我们一样，还没吃午饭吧？”竹泽已经饿了整整半天了，从早晨起来，他就没吃早饭，“实际也没什么可吃的”，在“玉音”放送前的整个上午，他都在和三个玩伴在郊外的稻田里捉青蛙。这当然不是孩子们的游戏，而是国民学校里老师传达的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教导：“捉住青蛙，晾成干，为本土决战做准备”。整整一个星期，竹泽和他的同学就每天这样坚持不懈地捉青蛙。但这一天，他们战绩平平，四个人只捉了六只，依靠这些来坚持战争显然微不足道，但这些孩子已经腹中空空，他们亟需回家，去饱餐一顿。但他却无家可回。他现在所谓的家，只是父亲托熟人暂居的“艺伎馆管理处”，这也是他和其他十户人家的临时住所。在过去一年盟军的频繁空袭中，无数人像竹泽一样失去了家园，日本的房屋大都用木材搭建，一枚燃烧弹就足以延烧整片社区，而盟军地毯式的空袭则摧毁了整座城市。竹泽和他的家人能在空袭中存活下来已属侥幸。对很多人来说，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的“玉音”最直接好处，就是把民众从空袭毁灭的噩梦中解救出来，就在8月15日上午，轰炸仍然在继续。但“玉音”降临的战后大地，却是满目疮痍。直到战后好几天，东京的废墟仍然热气灼人，空气里弥散着人体烧焦的恶臭气味，除了在废墟中发掘残存家当的声音外，几乎可以说是一片死寂，没有孩子的声音，没有金属碰撞的声音，没有人的叫喊，“所有令人憎恶又期望听到的声音一概没有”。像竹泽一家还能挤在有房顶的屋子里已经是万幸。许多人不得不栖身在幽暗狭长的车站和地下过道里。对成千上万的人来说，家已经成为了一个过去式。即使残垣犹存，也不再是原先的模样。无数的人在轰炸中被疏散到乡下，这也是生存下去的唯一方式，但无论是疏散的人，还是留在被炸城市里的人，都面临着一个共同的问题，那即是饥饿。竹泽用捉青蛙晾干的方式储备食粮只是最稀松平常的方法，在战时甚至可以说是一道无上美味——因为它至少还有肉。早在两年前，日本进入战争总动员体制时，人们就已经学会修改惯常对“食物”的定义了。在政府为平民开列的食物名单中，蚕蛹、蚯蚓、蚂蚁、蜗牛、蚱蜢、蛇、老鼠都是可堪食用的美味，在一份报纸上，编辑热情洋溢地告诉市民橡子和谷糠是如何富含维他命，使日本国民足以战胜凶恶的“鬼畜米英”，一本杂志则悉心地教给米罐空空的家庭主妇如何成为一位能为无米之炊的巧妇（答案就是橡子磨粉摊成饼）。就在宣布投降前不久，一家媒体还兴致勃勃地向废墟中的民众推荐老鼠，“好好消毒的话，尝起来会是小鸟的味道”。就像无数人在战后的大地上难以找到栖身之所一样，战争结束的“玉音”也没有终结饥饿，粗略估计，在战后三个月里，仅在东京，就有超过1000人死于营养不良。对食物的渴求很容易将人贬低为只有肠胃和嘴的低等生物。没有人会指责从有钱人宅院里偷小猫小狗烹食的流民，一家鼠患成灾的旅馆老板不得不放弃了投放毒饵的做法，因为很多饥不择食的人会抓起这些毒饵塞进嘴里。一些城里人相信乡下会有多余的食物，他们会为了一个南瓜、半个白薯而将自己的手表、和服、珠宝统统奉上，很多农民也乐于趁火打劫。一种名为“洋葱生活”的生活方式就此诞生，意思是指城里人为获得食物不得不一边像洋葱一样层层脱下自己的衣服，一边像被洋葱辣了眼睛一样流泪。有些人干脆就以脱衣服为生，在曾经繁华的商业街道上，每当夜色深沉，穿着暴露的妇女就会在晦暗的路灯下走来走去，向每一个过往行人暗送秋波，为的仅仅是一顿果腹的食物。这种可耻的皮肉生意竟然也存在着某种组织性，银座的一个极道大佬是个看起来知书达理的女性，因为对这些“夜女”“公平”地安排“生意”和分配“工资”而备受爱戴，当她在一年后不得不在政府的严令下放弃这段生意时，无数曾经受过她“恩惠”的女子感激涕零，潸然泪下。黑道所操控的不仅仅是皮肉生意，更几乎支配了整个食物市场，尽管大米的价格比官方配给价高出30倍不止，但仍然抢手。许多从战场浴血回归的老兵特别适合从事这份“职业”，在全日本超过15000个黑市里，到处可以见到穿着“败战服”和“败战靴”的退伍老兵，他们中，尤以年轻的前神风特攻队员为最，这些小伙子认为自己不过是自杀任务的孑遗，死生早已置之度外，因此做起黑道买卖肆无忌惮，剜眼刺心更是家常便饭。除了饥饿，在这个战败的夏天，日本的民众想尽各种办法去面对现实——已经回不去的家，已经无法重见的战前生活，已经崩塌颓废的道德体系，还有那个曾令上亿日本人真诚相信如今却在炎炎烈日下熔化的“大日本帝国”的幻象，这一切都化为一种最无奈、最迫切的欲望，那就是活着。语言转变背后的罪恶与无奈活着，在那个战败之夏，是一种特殊的技艺，至少要学会一门技能，那就是会说“Thank you”和“Excuse me”。而在战争时期，日本人只要会说“Yes”和“No”就可以了。小说家野坂昭如在他的《美国羊栖菜》里如此讽刺地描述了一位历史教师教给他的学生们如何理解从“Yes or No”到“Thank You”之间的剧变，但学生们却觉得老师是个撒谎大王，实际上，在孩子的心目中，这场战争也是。野坂昭如的小说之所以叫这个名字，其实也充满这种讽刺，小说中的主人公俊男和他的同学发现了一个美军飞机投下的板条箱子，里面黑乎乎的干叶片让他们以为是美国的“羊栖菜”，直到这群饥饿少年以装腔作势吃西餐的样子把这东西塞了一肚子之后，才知道这些令人作呕的“羊栖菜”原来是红茶。美国羊栖菜确实令人倒胃，但是美国大兵手里的巧克力、糖果和牛肉罐头却足以吸引这些临近饿殍状态的人纷纷上前，用刚学来的洋泾浜英语向挥手微笑的美国佬说：“Gibu me Shigaretto，chocoreto，San-Q”（给我香烟、巧克力，谢谢）。日本民众对美国人是如此欢迎，以至于当美军抵达东京时，人们挤得水泄不通，宪兵不得不用警棍强行驱散民众才让挥手微笑的美国大兵们通过。而仅仅在几天前，厚木航空队的飞机还在空中散发传单，号召民众与“鬼畜米英”战斗到底，一位教师甚至告诉学生，美国人如果占领了日本，会阉割每一名日本男人，强奸每一名女人，还会把五岁以下的小孩儿拿去喂军犬。但到8月22日，美军先遣队的飞机在厚木机场降落时，前来迎接的人们却被惊呆了。机舱门打开时，下来的是日本人见所未见的汽车——吉普车，让很多在场的日本士兵大感惊奇，从此，吉普车成了日本人最先着迷的美国事物之一，一家报纸甚至以《吉普车何物》一本正经地发表了文章。一首名为《吉普车在》的歌很快流行开来：“轻盈车身多么漂亮，手握方向盘我心舒畅，行人投来羡慕的目光”，唱到结尾时，一定要带上东京腔的洋泾浜英语才够正宗：“haloo！haloo！”（哈喽！哈喽！）许多日本人瞬间成为了美国的忠实拥趸，即使是出于实利主义的目的也是如此。美国有巧克力、有香烟、有吉普车。在以勤劳著称的日本人看来，拥有发达技术的美国人工作效率也令人钦佩，“操作手嘴里叼着香烟，哼着小曲。一台机车不到一天工夫清理出来的场地，相当于神奈川县动员一千个劳动力，干三天才能清理出的废墟”。败在这样的对手手中，日本人不仅心服口服，更觉得是一种荣耀。更何况这些美国人除了物质外，更带来了一个日本前所未见的精神武器：“民主”，或者按日本人欢乐的叫法：“Demokurashi”。“民主真伟大！最高司令官真伟大！”这就是上千万日本人眼中，给他们带来和平民主之光的占领军总司令麦克阿瑟的形象，其叼着他那出名的麦秆烟斗，从飞机上缓缓而下的形象，已经在当时日本人心中成为了一位新的天神，将“Demokurashi”馈赠给这个战后废墟般的国度。尽管美国人被视为救世主，但其实就在这些“解放者”登陆的那一刻，救世主的阴暗面就已经显现出来，野坂昭如在他的小说中没有提到的另一句日本流行的洋泾浜英语：“Taku you tu me sistu”，意思是“带你去我姐姐那儿”。这句话的意思不言自明，但令人惊悚的是，它实际上出自一群小孩儿之口，他们才十岁上下，就已经具备了一个皮条客的潜质，因为大人亲自上街去拉那些美国大兵与自己的女儿进行这种以身换食的可耻勾当有被逮捕的危险，所以才将这种邪恶的任务教给他们尚未成年的孩子。但同样可耻的是，很多美国大兵对此欣然领受，在享受缩在墙角的青涩少女时甘之如饴。日本人暗中不得不半公开承认的是，早在美军刚刚登陆的8月30日，就发生了两起美军强奸日本妇女的事件，这倒不是出于什么“胜者心态”，而完完全全是长久以来压抑欲望的表现。面对这些丑行，很多日本人不得不咬牙切齿地将其作为“美国方式”的副产品接受下来。日本政府则绞尽脑汁想方设法捍卫广大妇女的贞操。投降三天后，内务省就向全国警视厅发送密报，要求其“以最大限度的谨慎”为即将到来的占领军安排“慰安设施”。这是注定龌龊的勾当，但在日本政府鼓吹下，这些以自己的身躯抵御占领军蹂躏良家妇女的行为是“为护持国体挺身而出”，将被征募加入“特殊慰安设施协会”的女子们比做日本开国时服侍第一任美国总领事哈里斯的爱国妓女阿吉。这些被征服侍美国大兵的日本女子，倒是从这些慷慨的恩客手里得到了巧克力、糖果、蛋糕、金钱，甚至是口红和尼龙丝袜，但在国内，她们为国献身的精神受到的却是一片斥骂。人们辱骂她们亵渎了大和民族的血统，为了巧克力而献身鬼佬。在一部战后的小说里，丈夫出征，只留下妻子。为了生存，妻子不得不向占领军卖身，以养活全家老小，但战后的某一天，丈夫回来了，妻子向他满身创痕地丈夫坦白了自己的委曲求全，但得到的却是一顿暴打。尽管最后两人重归于好，但这种道德上无可奈何的陨落、战败的自卑和无奈，以及从绝望中强迫爆发出的希望，绝不是一句“Thank you”或是“Excuse me”所能抹平的。暧昧和平主义的可怖之处当1945年漫长的夏日终于过去时，无论是日之丸还是星条旗，日本人已经学会同时欣赏两种旗帜的美感，而不是用一个去否定另一个。关于如何调和这种矛盾，永井隆应该最有发言权，当这位长崎原子弹爆炸的幸存者在辐射的病痛中挣扎时，他似乎发现了战前和战后、神道日本与民主日本的连接点，那就是一种“原罪”的净化。在他看来，日本发动的战争是一种“原罪”，而日本人在战后所受到的种种苦难，正是这一“原罪”的代价，美国在广岛和长崎投下的两颗原子弹也是日本所要经受的原罪之一。但这两颗原子弹却比其他苦难更具神圣的意义，因为广岛和长崎数十万人的惨烈的死亡，日本发动战争的“原罪”被“净化”了：“难道长崎不是被拣选的牺牲，正如没有瑕疵的羔羊被宰杀，作为燔祭被呈上神坛，以救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所有国家的原罪吗？”按照永井隆的观点，东京大轰炸的惨死、战后的饥馑、甚至包括那些被美军凌辱身躯的女子，都是日本净化“原罪”的方式，战争本身就是“施害者”，是“原罪”本身，而一亿日本人则以自己所经历的苦难和死亡洗清了原罪，使日本重新变得纯洁和神圣。这种说法看起来相当怪诞但是当永井最后得出和平主义的结论时，却得到一片叫好。这也是日本政府“一亿总忏悔”的真谛所在。1951年，当永井隆戴着“长崎圣人”的光环去世时，他的观点已经为成千上万的日本人所接受。从某种角度上看来，这似乎是件好事，但实际上，正是这种暧昧不明的和平主义，使日本由战争的施害国变成了受害国，在这种逻辑下，唯一的施害者是战争，而国家则是战争的受害者。所谓“一亿总忏悔”，就像鹤见俊辅所发现的那样，将罪行平等地分成一亿份，看似公平合理，但这等同于发动战争的军部和街头卖烤红薯的小贩承担同样的罪责，而这种罪责碎成一亿份分到每个人头上，几乎每个人的头上等于是零。这也是这种名义上和平主义的真实可怖之处：它将日本装扮成受害者，将罪责通过平均分配而消解，战争是“原罪”，但却可以通过牺牲来“净化”，这种观念甚至比公开叫嚣战争无罪的右翼人士更加具有腐蚀性，也更加危险。在经历了漫长夏日的狂热之后，如果在秋天收获的是这样的战争之果，那么，显然，1945年的战败之夏，就成了又一个轮回。就像一名叫今川伸弘的普通日本银行职员所说的那样，此时距离那个战败之夏已经过去数十年，这名24岁的年轻人从未经历过战争，也没有见过战败的惨景，但他渴望知道真相，因为“如果我们松懈自己不做这一努力，有一天，另一代日本人会重复同样的错误”。“如果这样，今天就不能再称为‘战后’，或许已经再一次变成‘战前’。”这名职员说。B06-B07版撰文/新京报特约撰稿 李夏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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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松看日本：专访松下新掌门大平文雄
作者：未知& 来源：&& 更新： 12:13:49&&点击： &
白岩松：我现在位于在日本大阪的松下总部。提到松下，不能不提到我身后的这尊铜像。这是松下的创始人，松下幸之助先生的铜像。这尊铜像是在他92岁的时候，是由员工自己出钱，为他修成的铜像。当送给他的时候，当时已经坐轮椅的松下先生感动不已。不过通过这样的细节也能感觉到，松下幸之助先生对于整个松下的发展来 &&说，是起着多么举足轻重的作用。在我的右手边，能看到一个略有理式感的是它过去的总部。而在这个略有理式感的总部的背后，是它的现代化的新的厂房。我到了日本之后，也能感觉到围绕松下的新闻不断。显然，松下是一个有历史，有压力，有变化，但是不断向前走的企业，而且跟中国是紧密相关的。接下来我就将采访松下刚刚就任不到一年的信任掌门人。
大坪文雄：62岁
1971年毕业于日本关西大学工学机械系
同年进入松下电器产业株式会社入社
2006年6月出任松下电器产业株式会社社长
白岩松：因为我刚刚参观完松下的历史馆。我突然在面对您的时候，有了一种感受。面对这样有历史的百年老店，您在就任的时候，一定会有很大的压力吧。因为在今天都能感觉到，好像松下先生的眼睛还在看人。
大坪文雄：确实是这样，正如您所说的我们是一个比较有历史的公司，不管这个时代环境有什么样的变化，我们都要遵守创业者松下幸之助先生留下来的经营理念来从事经营，并努力实现他这一理念。所以从这点来看，对我来讲这是一种重任，也是一种压力，更是一种指针。
提到松下电器的经营理念，就不得不提松下电器，以及它的创始人松下幸之助的历史。少年时代的松下幸之助只受过4年小学教育。1918年，24岁的松下幸之助在日本大阪创立了仅有他、和他的妻子以及弟弟三个人的松下电器制作所，之后他们接连推出了当时非常先进的配线器具、炮弹形电池灯以及电熨斗、无故障收音机、电子管等一个又一个成功的产品。7年之后，松下幸之助成了日本收入最高的人。在企业不断发展的过程中，松下幸之助开始对产业人的使命以及企业的职责进行深入的思考，日他召集了当时的所有员工，强调了面向未来松下电器务必实现的真正使命：那就是通过不断地生产来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这也成了松下电器日后最基本的经营理念。
白岩松：因为不管是在采访您之前，还是今天在历史馆，我都知道，在我感觉，松下经历了两次创业，第一次是1918年，的确是创办了这个事业。但是在我看来，1932年似乎是第二次创业变得更加重要。因为它明确了松下的理念。第一是要让人们的生活得到很大的改善。在物质和精神方面都丰收。另外一个企业是为 社会创造财富。我想知道75年前的这个理念，对于您个人来说，是否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课程。您是怎么理解它的？
大坪文雄：我认为经营企业的过程中，随着时代的变化，技术的进步，社会环境也会有变化，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也发生了各种各样的变化，同时我们现在也会遇到75年前不曾遇到过的一些问题。尽管如此，这其中也有一些不能改变的东西。有变化的因素，也有不能改变的内容。那么这个不能改变的内容，就是我们的基本态度，基本精神。我们把它叫做基本的知识。我觉得这对我们来讲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东西。虽然已经过去了75年，但对现在的我们来说，它的内容仍然十分新鲜和重要。
松下幸之助曾被美国《时代周刊》尊称为“经营之神”，在他1989去世之后，留给世人的是一个强大的跨国集团，松下幸之助已不是单纯的一个名字，它已成了日本国民精神的象征，它被赋予更多的含义：一种拼搏向上、不屈不挠的精神，一种爱民爱国、尽心敬业的品格，一门经营与管理的学问。但是2001年，松下电器却遭遇了自成立以来最严重的危机。为了摆脱危机，大坪文雄的前任开始了改革，现在改革依然在松下继续，2006年出任社长的大坪文雄开始实施面向成长、创造立社、现场主义、全体最适等新的管理理念与方法。
白岩松：但是我也注意到了，您刚才也谈到了变和不变之间的关系。对于号所提出来这样的一个理念是不变的，但是时代在变，你也要不断地发生变化。我想当您接到这个接力棒的时候，您感觉哪些是必须要变的。比如说，您提出的关于现场这两个字，还有在博客上，会跟员工，其他人交流，是不是都是变化的一种表现方式？
大坪文雄：我们松下公司的员工，现在在全世界一共有33万人。所以说，直接和这么多的员工全部进行沟通是很难的。如果是直接沟通的话，可能也就是和有限的一些领导，这些人可以直接沟通。但是我有自己的一个网页，这个网页的名称是，您好，我是大平。在网页里面，我把我经常遇到的一些事情，看到的一些东西，有些是想像的一些事情在我印象还没有消失之前，把它写进去，提供给员工。
白岩松：网络给您提供了另外的现场。您最近在网络上跟员工交流的内容是什么？
大坪文雄：比如说，昨天我刚从迪拜回来，我把在迪拜所看到的一些情况和感受，通过网络传递给我的所有员工。当然现在只是我单方面地提供信息，还不是一个互动的交流。但是，当我走到现场上的时候，经常会有人提到，上次您提的情况我有这样的感觉或印象等等。所以对我来说，这种交流方式还是很好的。
白岩松：接过这个接力棒，刚才您也说了，会有很多东西不变。但是您一定会觉得有些东西要变的。比如说过去信奉的员工的终身制等等，这些东西是不是要变。因为必须使一个老企业，始终是年轻的。这种抉择，是不是对您来说，也是很痛苦的一个过程？
大坪文雄：刚才我也讲到了，确实在一个大船碰到危机的时候，有不少的人，他自愿地，为了救助大船，下到小船里面去了。对他们的这种行为，我们表示敬意，同时他们牺牲了自己。我确实也感到痛苦。终身雇佣制，这个制度我们现在已经可以说是不存在了。因为我们公司从很早以前，这个制度就没有了。就是说，想要辞职的人，我们是不拒绝的。
现今松下公司通过不断的改革，已从成立之初的一个家庭小作坊发展成为一个高科技跨国集团。这是松下公司的生活馆，讲解人员向我们演示了这样一个未来的场景：下班离开办公室前，通过手机打开家里的空调， 微波炉，热水器，人到家后，房间的温度已经舒适宜人，微波炉的菜肴也已熟了，晚饭后，打开高清晰数字显示屏，人们可以在网上购物、查阅自己的银行账单，开网络会议，大坪文雄告诉我们，松下公司就是想通过数字化家用电器把人们的生活紧紧的连接在一起。白岩松：我这次到日本，到今天为止是第8 天。但是在8天的时间里头，我经常在日本的媒体上看到和松下有关的新闻，比如说有一个，是松下跟全球的九千家的供货商签一个合同，要求这些供货商，第一个对环境，第二个要守法，必须是做到这样的行为，否则的话，会解除跟他们供货的合同。这样的一种做法，是做给别人看，还是的确切身的感受，必须这样做？
&&&大坪文雄：基本上，正如刚才所说企业是社会的公器，就是公共的器具。所以说，对于社会，是要有责任的。那么，社会要求我们做的事情，我们是希望能够，由我们松下公司和我们的合作对象来共同实现，共同合作完成的，这样也可以向外界透明的传达我们的经营理念。我们是这样认为的。
白岩松：但在我看来，这也显然给松下加大了工作的难度，因为这些供货公司遍布全世界的各地，当然也包括中国的很多公司，如果他要真的违规了，比如说在环境，或者说不守法方面，你能很快地知道吗？真的会处理他吗？假如他依然可以给你创造很多财富的话。
翻译：这个当然我不能确切地说一定能保证。但是我们还是要这样做，这一行动，主要是要体现我们公司的这种愿望，我们愿为此而努力。我们现在的目光，不是看眼前的这个零件，能够以怎样的价格进行买卖或是赚多少钱的问题，而是用长远的眼光，和交易对象构成一种合作伙伴的关系，一种信任的关系。如果能做到这点的话，就很不错了。
中国和松下电器产业株式会社的关系可以说是伴随着我国的改革开放发展起来的，1978年，时任副总理的邓小平赴日本访问，参观了松下电器的电视机工厂。当时，邓小平副总理对松下幸之助提出了“请为中国的发展尽一份力量”的要求。在此后的第二年、第三年，松下幸之助连续访问了中国，以技术援助和设备出口为开端，正式开始了中国的事业。
白岩松：接下来我们当然要谈到中国了。刚才我历史馆的时候，我也很高兴地看到了，在1978年的时候，邓小平先生访问了松下公司。同时，第二年松下幸之助先生就去了中国。那么我们事隔了将近30年再回头看的时候，松下和中国的结缘，对于松下来说意味着什么？
大坪文雄：我认为，在这30年和中国的合作交往当中，对于松下电器公司来说，形成了全球化经营的一个动力，一种很大的能量。因为松下有了在30年前和中国的合作，才有了松下全球化的经营。所以可以说它是一种动力。
白岩松：您一共已经去过30多次中国了。我想您最了解。松下杏之柱先生当初去中国的时候，在竞争角度的来说，基本上是一片空白的。但是现在在中国市场，竞争已经变成密不透风一样的这种战场。我不知道您怎么看待中国面临的这种竞争，如此激烈的这种场面？
大坪文雄：有一点，因为我们现在所从事的这些商品是数字化的商品。这点可以说降低了我们参与中国市场的壁垒。现在回想起来，30年前，邓小平先生和松下幸之助先生的会谈，我觉得这对我们公司在中国的发展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契机。松下电器公司和中方通过合作，在开拓市场方面，在生产产品方面，都有比较大的成果和发展。所以说，如果没有当初的会谈的话，我想我们公司现在在中国，是否能在竞争中有今天这样的成绩，我还是不能够确定的。
白岩松：面对未来是否非常有自信，面对如此残酷的，竞争激烈的中国市场，松下的抉择是什么，进一步的扩大，还是差不多了，我们先看一看。
大坪文雄：我认为一个企业置身于这个激烈地竞争当中，如果没有一个非常大的决心，一定要战胜这个竞争的话，从这个时候开始，这个企业就要衰退了。所以说企业在激烈地竞争当中，一定要有一个非常强烈的要求，就是要在激烈地竞争当中要取胜。那么，这个竞争有各种各样的方法，比如说是，拼命地去生产低廉的产品去卖。扩大自己的市场，这是一种方法。或者去选择创造高附加值的产品。然后在竞争当中取胜，这也是一种方法。但是，如果在竞争当中，没有这种非常强烈的愿望和行动的话，我认为，就等于在激烈地竞争当中已经衰退了。
现在，松下在中国约有60余家公司，员工人数达到了7万人。松下在海外有公司230家，其中有1/4以上在中国。
白岩松：我们当然要谈谈未来了。但是谈未来也要先从过去谈起。我知道您在松下的新加坡公司待过6年。这6年可能足以帮助您了解很多华人的生活。我注意到，您经常会举例子说华人非常非常在乎家庭。因为有很多人全家一起吃饭。我也注意到，松下另一方面强调要面对未来的时候，我们的产品要更和每一个家庭的关系要更加紧密，您是不是很愿意看到这两个同时存在，一个是您个人对华人家庭的重视，另一方面，松下更重视家庭？
大坪文雄：白岩松先生对我个人的情况十分了解。我感到非常吃惊。确实，对于家庭，我从个人的角度来说也是十分重视家庭的。同时，我们松下电器公司名称叫做松下家电公司，就是家用电器的公司。它为全世界的各个家庭提供幸福，提供生活所用的既安全，又便利的家庭产品，我们是这样的一个公司。我觉得家庭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它是这个社会最基本的构成单位。所以说，为家庭提供幸福，也是我们公司的一个宗旨。
白岩松：最后一个问题，我今天发现了一个巧合，因为松下杏之柱先生从1918 年创办这个企业，到1989年离开，整整和松下结缘了71年。而您恰巧是在1971年的时候进入松下公司，到现在已经36年了，我想知道，这36年累加起来之后，您和松下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感情。由于这36年当你成为接新的一棒的领导者的时候，这种感受是不是非常非常的特别？
其他公司的社长是否是这种情况我并不清楚，我想，有的人可能是因为非常想当社长，才实现这个愿望的。但是我本人并不是这样。我从来也没有想到过我自己去当社长，并且也没有考虑过我自己的能力，能够承担社长的重任。但是现在既然当了，我就要全力以赴，为公司服务。并且和员工，和我们周围的这些人建立共识，通过共同努力，来促使公司发展，我现在是这样考虑的。[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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