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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子收养56名孤儿 20多人身份难认定无民政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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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兰考的一场大火，使民间爱心人士收养孤儿的薄弱之处，突然以一种极端化方式呈现在世人面前。一方面，政府举办的福利机构收养能力不足，仍有大量孤儿栖身在民间爱心收养场所；另一方面，民间收养热情高，但因缺乏相关政策规范而出现种种问题。面对双重尴尬，一些基层民政干部和爱心人士建议，国家应尽快出台政策规范孤儿收养行为，构建起多元化、人性化的孤儿救助网络。
　　民间收养三大难题待解
　　“56个孩子中，有20个享受不到民政部门补贴，无法认定是孤儿。”河北邯郸武安市的“爱心妈妈”李利娟至今仍在为20名孤儿的“身份”问题奔波。
　　1996年以来，依靠早年开矿、做生意的积蓄和社会爱心人士捐助，李利娟陆续收养了56名弃婴和孤儿，在离武安市区10多里远的一处废弃矿井边的十几间平房里建起了“福利爱心村”。按照法律规定，个人收留的弃婴如需认定孤儿，须提供医院出具的孤儿父母死亡证明，或殡仪馆出具的孤儿父母死亡火化证明等，但这在现实中很难操作。
　　“有的孩子父母死亡后土葬，没有火化证明。有缺陷的孩子都是父母故意遗弃的，找谁证明？因为手续不全，政府不敢认定是孤儿，怕孩子来历不明，所以这些孩子每月只有160元低保金。”李利娟说，她曾多次上访，但政策红线无法逾越，民政部门也不敢违规贸然认定“孤儿”。
　　随着收养孩子增多，爱心村日渐拥挤，每月的日常开销都在6万元以上，资金压力让李利娟很忧虑。此外，20个年龄较小的孩子中只有3名身体健康，其他患脑瘫、唇腭裂、聋哑等各种疾病的孩子需要常年治病，每年光医疗开销都在50万元以上。
　　除了政策制约和场地紧张外，民间孤儿收养还面临人员匮乏，特别是全职专业人员奇缺的难题。2012年6月，河北衡水安平县民政局出资租了院子，聘请65岁的“安平好人”王小芬为孤儿院副院长，每月给每个孩子1000元孤儿补贴，但平时只有她一个人照看13名孩子。
　　半月谈记者见到王小芬时，她正在门前揉玉米。客厅里的海绵床垫上躺着3个孩子，两个脑瘫和唇腭裂弃婴躺在婴儿车里，一些多动症男童趴在堆满衣服的卧室床上。王小芬说，她曾雇过一个农村老太太照看孩子，但因其责任心不强就辞退了，之后一直雇不到人。
　　“对脑瘫儿的矫治，没有专业知识的人根本难以胜任，可能导致孩子一辈子都站不起来。有些弱智孩子，也可由专业人员进行康复矫治。”河北省民政厅社会福利与社会事务处副处长申义辉说，除了难获孤儿待遇，弃婴将来找工作、住房等都面临一系列问题，而民间个人毕竟能力有限。
　　民政部门对部分孤儿“要不来”“见不到”“管不着”
　　申义辉介绍，以前国家缺乏资金、条件不具备时，爱心人士收养孤儿弃婴的善举是大好事，弥补了政府缺位。如今，各地基本都建起民政事业服务中心并专门辟出儿童福利部，尤其是河南兰考大火事件之后，政府也着手想办法接收民间弃婴，改善其境况，但并非易事。
　　由于长期与孤儿朝夕相处，一些民间爱心人士与孤儿建立起深厚的感情，舍不得把孩子交给政府。在河北安国市和安平县，当地政府经过多次劝说并保证负责提供场地，民间收养孤儿的两位爱心人士王子昌和王小芬最终才答应与政府合办孤儿院。两地民政部门为此还聘请两人为孤儿院副院长，其部分亲属聘为护理员。
　　武安市民政局副局长李景文介绍，市里准备了50张床位和全套生活用品，准备接收李利娟收养的孤儿弃婴，但多次商谈未果。李利娟收养的20多名孩子甚至“集体逃亡”抗拒政府接收。
　　李利娟表示：“在我这里是24小时陪伴照顾，把他们当成我的孩子。和民政部门合办，就存在人员编制等问题。有编制的福利院工作人员都是8小时工作制，有的缺乏爱心，或者只把工作当跳板，孩子们不可能有家的感觉。另外，孩子病了，我能马上带他去医院。送进福利院，医疗费也要审批，耽误孩子看病怎么办？可能最后受苦的还是孩子们。”
　　相比武安市民政局的“要不来”，河北晋州市和任丘市民政局对当地“地下教会”收养的160余名残婴孤儿甚至“见不到”“管不着”。晋州市民政局相关负责人透露，因涉及宗教问题，民政部门作为孤儿法定监护部门，对教会收养的弃婴状况知之不多，直到最近才摸清底数。由于“地下教会”不符合我国法律规定，政府无法对其收养的儿童进行救助。据了解，一些“地下教会”收养的孤儿弃婴无法上学，只能“长大了进教堂，死了上天堂”，民政部门无法干预。
　　完善政策法规，构建多元化孤儿救助网络
　　据河北省民政部门统计，截至今年4月初，河北共有952名孤儿弃婴被个人和民间机构收养。面对民间收养条件普遍较差、不规范，弃婴的养育、医疗、专业矫治存在缺陷等问题，一些爱心人士和基层民政干部建议，应整合社会资源，由政府牵头主导、个人和社会组织辅助补充，构建多元化救助网络。
　　当务之急是完善规范民间孤儿弃婴收养的法律法规，对民间爱心人士、宗教机构收养等事宜作出明确规定。目前，一些弃婴难以认定为孤儿，享受不到孤儿补贴。有关部门应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通过立法尽快建立科学的孤儿认定标准，完善收养保障制度，规定儿童应享受的福利，对所有弃婴给予救助；厘清民间爱心人士和抚养机构的权利、义务，建立健全民间收养监管和扶持体系。晋州市民政局局长李玉海说，对涉及宗教等范畴的收养行为，国家也应尽早出台政策，规范宗教机构收养儿童的程序和行为。
　　同时，畅通政府接收孤儿弃婴、救治病残儿童的渠道。李利娟说，许多父母因不堪医疗费重压而将孩子抛弃，希望国家强化病残儿童的医疗保障，从源头上减少弃婴数量。申义辉建议，推广河北省主动接收、救治弃婴的“婴儿安全岛”做法，让被逼无奈的病残儿童父母把孩子遗弃在具有安全保障的福利院“婴儿安全岛”装置内，减少向社会公共场所、个人和宗教机构遗弃幼婴的数量，畅通政府接收、救治弃婴渠道。
　　单纯的机构收养难以为孤儿弃婴提供温馨家庭环境，不利儿童成长。河北赵县孤儿院院长冯摩西认为，应借鉴发达国家经验，采取民间组织或者个人申请，政府给予资金、土地、政策等支持并严格监管的方式，调动全社会力量参与弃婴救助，给孤儿创造一种温馨的“类家庭”环境。
作者：&&编辑：胡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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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网信息服务业务经营许可证苏B2-&&因特网信息服务业务经营许可证苏B2-丧失父母供养&中国58万“事实孤儿”急需国家救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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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丧失父母供养 中国58万“事实孤儿”急需国家救助
　　小滢放学第一件事，总是去山上砍柴。陕西妇女儿童发展基金会/供图
　　放学后的小滢熟练地帮奶奶煮饭。陕西妇女儿童发展基金会/供图
　　第一次见到小静时，陕西妇女儿童发展基金会秘书长孙磊的心被深深刺痛了。因为右脸颊上的先天胎瘤，小静出生不久便被亲人遗弃。将她拣回抚养的，仍然是一个贫困异常的家庭：70多岁的老奶奶，带着两个智障未娶的儿子，靠低保勉强度日。
　　“小静是典型的‘事实孤儿’。在陕西，这样的孩子有近1.8万名，全国则有约58万人。”孙磊告诉记者，“事实孤儿”是一个尚未被社会广泛知晓的群体――他们的父母一方死亡、失踪、患有精神病、重残、重病、正在服刑(3年以上)等，另一方未履行监护照料义务1年以上，抑或是非婚生、遭遗弃后被收养，导致事实上无人抚养的未成年人。
　　“他们失去父母的经济抚养，是接近于孤儿的边缘群体，生活艰难，处境困苦。”由于政策缺失，这些与孤儿、留守儿童处境相似的孩子，却难以获得相应的救助和关怀，成为亟需救助的特殊群体。
　　享受不到孤儿国家救助
　　小滢是陕西妇女儿童发展基金会“事实孤儿”救助行动宣传片里的小主人公。7岁的小滢原本有着幸福的家，随着爸爸离世、妈妈出走，她只能和爷爷奶奶相依为命，一亩薄田和政府救助成了家里仅有的生活来源。爷爷身患重病，但坚持让小滢读书。奶奶每天都会用自行车沿着崎岖山路将小滢送到学校。懂事的小滢放学第一件事，总是去山上砍柴，小手被荆棘划出一道道血痕。回到家，小滢会踩着小板凳爬上灶台，烧水，帮奶奶煮饭。
　　目前，小滢的信息已被录入陕西妇女儿童发展基金会“事实孤儿”信息资料库。目前，这个资料库已经登记有来自陕西汉阴、南郑、洋县、蒲城、岐山、淳化、西乡等7个县的共计1049名“事实孤儿”。这一数字还在不断增长。
　　北京师范大学儿童福利研究中心数据显示，截至2011年12月，全国约58万名“事实孤儿”中，父亲去世、母亲改嫁的占91%。在河南，“事实孤儿”有4万多人；山东各类福利机构收养的此类儿童有1.9万；在新疆，至少有5000个这样的孩子……
　　这些孩子和孤儿一样，父母抚养缺失，日常生活和就学难以保障。但和“孤儿”相比，他们却面临更加严峻的生存问题。
　　根据我国已建立的孤儿福利体系，陕西的福利院孤儿每人每月可得到1000元补助，散落民间孤儿每人每月可得到800元补助。但针对“事实孤儿”的国家救助政策却几乎空白。没有父母双方的死亡证明，“事实孤儿”无法享受这些福利。不仅如此，有的“事实孤儿”还要照顾常年患病的爷爷奶奶，或是丧失了劳动能力的父母。
　　“建库、调查、资助”成为陕西妇女儿童发展基金会救助“事实孤儿”的三项主要途径。陕西妇女儿童发展基金会首批确立了陕西省内6个试点项目县，并且和当地妇联、民政和教育部门翻遍山沟坎洼，一个村子一个村子地寻找这些孩子。
　　精神关怀缺失问题更严重
　　与此同时，针对“事实孤儿”生存状况的调研也陆续展开。一年多来，作为项目志愿者，西北大学心理咨询中心主任郑安云教授带领调研团队，深入陕西8个县展开乡野调查，他们设计发放的问卷涉及衣食住行、人际交往、在校学习、社会支持等方面的60个问题，并和120名“事实孤儿”进行了深度访谈。
　　“事实孤儿”中的大部分儿童，“原来都是留守儿童”。课题组在调研中发现：这些孩子中，约有78.4%和爷爷奶奶生活在一起，和爸爸或妈妈生活的仅占10.8%。爷爷奶奶年迈，家庭收入不稳定且极其微薄，其中70.3%靠种地为生，月家庭收入在500元以下的占45.9%，另有很大一部分靠老人的低保维持生活。
　　“家庭贫困必然限制每一项支出，‘事实孤儿’的生活费用窘迫得令人吃惊。”在这些“事实孤儿”家庭中，67.6%的初中生月生活费用低于100元；82.4%的家庭蔬菜来源于自种，品种有限且季节性强，很难保证儿童生长发育所需的必须营养；每天有水果吃的仅占2.7%；17.7%表示“偶尔吃不饱”或“经常吃不饱”。
　　“只有过年才买衣服”或“一年内没买过”的初中生占40.5%，小学生约为69.8%；对“冬天是否有棉衣、棉鞋”的问题，30%的小学生表示“有，但是很旧”。学校离家较远的约占43.7%，即使如此，大部分学生仍选择走路上学，每天步行三四公里是普遍现象，常常早上5点左右就起床赶路。
　　“相对生活的窘迫，缺乏精神上的关怀是更为严重的问题。”郑安云说，56.8%的“事实孤儿”表示，经常想念爸爸妈妈，但当被问及父母情况时，这些孩子都会避而不语，或眼含泪珠。“经常感到孤独”的初中生占20.3%，18.9%表示“更愿意自己待着而不是和同学交往”，90.5%“经常或偶尔羡慕别的同学能见到自己的父母”。
　　“能见到父母――这样一件对很多孩子来说最简单的事，却令他们感到最为痛苦。”约有37.8%的“事实孤儿”会因家里贫困受到同学嘲笑。心情不好时，只有35.1%的孩子选择向家人倾诉，多数“事实孤儿”不善言谈，甚至一直缄默不语，存在明显的自卑和自闭倾向。
　　由于父爱母爱的缺失，有70.0%的“事实孤儿”经常或偶尔感觉恐惧，23.3%经常难以入睡、做恶梦，32.4%经常或偶尔觉得活着没意思。
　　由于有遭到弃养等经历，这些孩子经常会听到周围人对自己遭遇的议论。一些父亲去世或重病，母亲改嫁或出走的家庭，老人往往会当着孩子面埋怨他们的妈妈。调查中，对于“你最讨厌的人是谁”的问题，很多孩子的回答是“妈妈”。
　　这些被调查的“事实孤儿”中，“有过或经常有因为家里缺钱而辍学想法”的孩子占49.7%。虽然小学阶段学校花费很少，但还是有39.9%的孩子出现了没钱买书的情况。
　　由于家庭的特殊性，很大一部分“事实孤儿”并未加入农村合作医疗保险。约一半孩子生病时，就在附近的小诊所买些药，只有非常严重时才送往医院，看病的花销绝大部分由主要抚养人和亲戚拼凑。
　　呼吁纳入制度性救助体系
　　“进行调研，是为了掌握翔实、准确的信息，为政府部门提供有价值的建言报告和决策依据。”孙磊认为，判断一个儿童是否应该受到救助，不应只看其父母或监护人是否存在，而要分析儿童的生存状态是否得到保证。
　　令人欣慰的是，目前，“事实孤儿”已开始引起一些社会力量和政府部门的关注。与基金会的救助行动不谋而合，2011年9月，民政部在下发的相关通知中，首次将“父母没有双亡，但家庭没有能力、或没有意愿抚育的儿童”界定为“事实无人抚养儿童”――这正是基金会正在着力帮助的“事实孤儿”群体。
　　陕西妇女儿童发展基金会的救助行动也在稳步推进：从2011年，仅找到“事实孤儿”11人，资助计1.1万元；到截至2014年，共资助604人，资助总额68.83万元，一批孩子得以顺利完成他们的义务阶段教育。今年，试点项目还将扩展到陕西省内10个国家级贫困县，资助1005人，并开始尝试整县推进。
　　作为救助项目的“升级版”，基金会还与海南成美慈善基金会合作，联合发起“爱助事实孤儿”行动。去年10月，网上支付宝募捐平台的开通，为“事实孤儿”的救助打开另一扇大门。截至今年3月17日，共有来自全国各地的16万多人通过网络捐款224万余元。
　　“根据推算，2015年筹集的善款有望突破450万元。”这些捐款，将有50%留在陕西，用于2016年的进一步资助；另外一半，将由海南成美慈善基金会用于在西部地区，乃至全国推广陕西救助“事实孤儿”的做法和经验。
　　“单纯救助不是我们的目的。”孙磊表示，只有通过救助项目的实施，推动政府将“事实孤儿”纳入国家制度性救助体系，而非短时、临时性的政策，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他们孤有所养的问题。
　　2014年年底，陕西省民政部门正式下发《关于开展困境儿童分类保障制度建设试点工作的通知》，今年起在咸阳市所辖的兴平市开始试点，对所有符合标准的“事实孤儿”和贫困儿童每人每月发放不低于300元的基本生活补助。记者 孙海华
(责编：杨芳、盛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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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对孤儿没有住房国家大病救助政策策
关于妥善安置全国福利机构中大龄孤儿住房及就业问题&&&文/党运平
党运平&&北京&&日
一、所涉及问题概述
于年发布了【（2010）54号】。，的
软硬件设施
二、上述问题的进一步成因分析
三、我国各地的实践经验及其反映出的问题
四、我国对于孤残儿童的有关政策与法律法规概述
我是来自山西省运城市社会福利院的一名孤儿，还有很多福利院和我们同样境况的兄弟姐妹，作为基层有二十多年亲身经历的人，我愿意提出当前全国大龄孤儿所面临的几大问题和交流解决方法：
1、高等教育和职业技能的缺乏，使孤儿无力走向社会
“几次三番走出去，又几次三番走回来”孤残儿童早期受过心灵创伤，“惧外自卑情绪”和“衣食无忧心理”加剧了福利院孤儿“只进不出、积少成多”的现象；加之国家出行的“关于孤儿保障”问题的红头文件在当地民营私营学校或企业起不到有影响力的作用，以至于很多大龄孤儿在初中毕业后无法继续就读高校；孤儿数量多，需要的资金也很多，是福利机构无力承受的负担。
&应加大政策力度，必须要有一些强制性的措施，对没有安置残疾孤儿的企事业单位必须缴纳一定比例的残疾人保障金。根据福利院孤儿自身残疾状况，开设或推广各个适合孤残儿童的专业技能，使福利院孤儿学业、职业技能有所提高，真正解决学历低、技能差、社会适应力差的普遍问题，通过双手，自立生活，减轻国家开支，使大龄孤儿成为社会一员，真正融入到社会这一大溶炉里。&&&&
2、大龄孤儿滞留福利院，有负担也很无奈
我国福利机构已早已开始实施涉外家庭寄养或领养机制。为此，那些不能够被寄养或领养的孤儿继续滞留于福利院，大龄孤儿不能走向社会，形成心理落差大，依赖性强，得不到父母和家庭的爱，久而久之就会形成偏激心理，对社会和福利机构造成一种负面影响，使福利机构这样的窗口企业受到一定影响。其实每一个生活在福利院的孤儿都希望自己能被社会所接纳，能完全的自立于社会，但面对自身残疾、很低的工资待遇除了缴纳一定的房租和生活费就完全没有了积蓄，谈成家、购房就更不可能了，还是无法脱离福利院集中供养。所以先有房再就业的话，就会被迫找工作“养家”了。
3、关于住房成家问题
&&&&福利院孤儿在与正常家庭孩子结合时，难免会产生一种自卑心理，身心的缺乏让更多孤儿不能够勇敢面对现状，知识、家庭背景的不足也不能够从政策上提高，如果没有政策上的提高，靠福利院本身是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但是怎么加强对大龄孤儿的安置，切实解决他们的就业、住房和保障问题，目前政策法律法规面前还比较缺失，监管力度还不够有力，希望能从最根本上解决问题。让那些没有自理生活能力的大龄孤儿继续被福利院抚养；有一定自理生活能力的大龄孤儿可有独立住房，在被国家提供的就业的政策当中成为一个真正踏入社会的社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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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言
　　父亲服刑，母亲被害，7岁的他茫然地面对着未来的一切。缺乏有效的监护与良好的教育，导致他一时糊涂，犯下罪行。对于这样的服刑人员子女，我们是应该谴责?还是应该保护?
　　◆案件回顾
　　2013年初，我受法律援助中心的指派，为一个17岁涉嫌盗窃的男孩担任审查起诉阶段的辩护律师。这本来是一起很简单的盗窃案件，但是办理案件的检察官专门给我打来电话，询问我们能不能给予这个孩子更多的帮助。这到底是怎样的一个孩子呢?
　　原来，十年前，小彤本来有一个正常的家庭，有疼爱他的爸爸妈妈。然而，在他7岁时，一场突如其来的变故让他的幸福生活彻底发生了改变。一次家庭矛盾引发的争吵过后，冲动的父亲竟然在一怒之下杀死了母亲。于是，父亲被判刑，年幼的小彤被警察送到了奶奶的家里。从此之后，小彤一直跟随无经济来源的奶奶生活，主要依靠姑姑和大伯等亲戚的接济为生。
　　家庭的变故让小彤从此沉默寡言。他开始不愿意与人交流，脾气暴躁，容易冲动。初中毕业，由于生活并不富裕，小彤没有再继续上学。他来到一家汽配店里打工，希望挣些钱来孝敬奶奶。一天，他发现老板把一沓子钱放进了一个没有上锁的抽屉。从小到大，小彤花钱都是从奶奶那里要，因为生活不富裕，奶奶经常限制他的零花钱，让他非常不开心，每次要钱都很窝火，两人还发生过多次争吵。想到这些，小彤脑子一热，趁老板不备，偷偷将抽屉里的几千元拿走了。
　　老板报案后，公安机关很快就找到了小彤。令小彤没有想到的是，由于涉案数额高达6000元，他的行为已经构成了盗窃罪。案件被移送到了检察院。
　　◆维权手记
　　我介入案件时，小彤已经被取保候审。虽然已经快18岁了，但是他稚气未脱的脸上却流露着漠然的神情。十年来的孤苦生活已经给他的心理烙下了深深的印记。
　　办理本案的过程中，正逢我提交政协的一篇&对服刑人员子女给予福利保障建议&的社情民意信息得到区长的批示，指示民政部门跟我交流办理情况的期间。于是，我一方面从法律上为小彤辩护，另一方面关注其犯罪的深层次原因，向民政部门反映小彤等服刑人员子女生活上的困难，希望对这些孩子给予孤儿待遇和福利保障，发放孤儿生活补助。
　　◆案件难点
　　2006年3月，民政部等15部委发布《关于加强孤儿救助工作的意见》，指出对父母服刑的未成年人，可以依据相关法律规定妥善安置。但是我国目前并没有专门针对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的&相关法律规定&。2010年的《关于加强孤儿保障的意见》又没有提及关于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的保障工作如何开展。由此可见，孤儿享受到的有关生活、教育、医疗、就业、住房等福利保障并没有惠及到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
　　虽然2006年1月，中央综治委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工作领导小组、民政部等6部委共同发布《关于开展为了明天&&全国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关爱行动的通知》，一些省、市也出台了意见和办法。但所有针对这个群体的保障都仅仅停留在特困户管理、五保供养、最低生活标准等方面，面对当前生活成本的迅速提高，现有的救助政策无法保障他们很好的发展。2011年民政部、财政部发布了&关于发放孤儿基本生活费的通知&，各地也都制定了地方政策，根据这些政策，父母双方都在服刑的未成年子女可以认定为孤儿，每月可以获得孤儿基本生活费。但是对于父母一方服刑、另一方离家出走、下落不明的未成年子女，不在孤儿基本生活费的发放范围内。
　　除了生活费补助外，对于服刑人员子女面临的最大困难还有如何获得有效监护的问题。2006年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对孤儿以及其他生活无着的未成年人，由民政部门设立的儿童福利机构收留抚养。有些服刑人员未成年人子女确实无人抚养，当然属于&生活无着的未成年人&，如果没有其他合适监护人，应当由儿童福利机构收留抚养，而实际中这些孩子大部分人没有进入儿童福利机构，很多孩子处于&无人抚养、无人监护&的真空状态，甚至在社会上流浪。
　　◆思考与建议
　　(一)加强对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福利保障的必要性
　　对服刑人员子女给予儿童福利保障，一方面可以帮助正在服刑的父母消除顾虑和不良心理，有利于其犯罪矫治和改造，也有利于维护社会的稳定;另一方面，有利于恢复孩子对社会和自己的信心，改善他们的生活处境，避免流浪和受到侵害。父母的服刑给每一个家庭能都会带来严重的打击，而面对打击，承受能力最弱的当属他们的孩子。有的孩子因为父母的犯罪服刑而觉得自己成了罪犯的孩子，被人看不起，对社会和自己失去了信心，有的孩子还因为父母被处罚而敌视一切、报复社会，形成畸形的发展。由于他们的年龄、心理、生活状况、家庭结构等原因，他们往往存在生活上的困难、缺少自我调节的能力。这需要亲属、学校、社区对他们的积极帮助和特别保护，需要政府对他们给予福利保障，解决他们的抚养和生活中的困难。
　　(二)尽快制定有针对性的福利保障政策
　　针对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的救助和福利保障问题，目前还没有具体的、具有可操作性的法律政策，使得这部分特殊群体在实践中的救助工作缺乏相应的法律依据。因此建议尽快制定有针对性的政策，作为开展工作的依据，指定相关部门专门实施，并制定配套的实施细则，确保在抚养、监护、教育、福利保障等方面能够有法可依。
　　(三) 确保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获得有效的监护
　　确立委托监护与完善国家监护制度是确保孩子获得有效监护的重要措施。建议人民法院在对父母判处刑罚之前，应当指定孩子的临时监护人，或协调民政等有关部门协助父母将孩子委托给其他有条件的亲属代为监护，或者通过民政等部门，将孩子安置到儿童福利、救助机构、寄养家庭、服刑人员子女养育机构。如果因父母被判处死刑、无期徒刑导致孩子出现长期无人监护的状态，没有亲属担任监护人的，民政部门应当根据孤儿救助政策，采取收养、家庭寄养等方式对其进行妥善安置。
　　(四)加强对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的福利保障
　　对于孤儿的福利保障，民政部于2010年发布了《关于加强孤儿保障工作的意见》、《关于制定孤儿最低养育标准的通知》，对生活在福利机构的孤儿以及散居孤儿制定了相关的福利保障政策，各地也据此定了本地发放孤儿基本生活费的地方政策，对孤儿包括父母双方都在服刑的孤儿每月发放孤儿基本生活费。标准基本为儿童福利机构集中养育的孤儿每人每月不低于1000元，散居在机构外、与祖父母等亲属一起生活的孤儿每人每月不低于600元。其中，省级标准最高的是北京市，两项标准分别达到1600元和1400元。
　　建议将这一政策扩大到父母一方服刑、另一方下落不明的儿童，他们事实上无人抚养、生活无着，与孤儿没有实质上的区别，将这部分儿童纳入孤儿福利保障的范围，能够确实解决这部分群体的生活困难，也可以使愿意抚养他们的亲属解除顾虑，使孩子的监护、教育能够获得保障。
　　此外，父母一方服刑、另一方具备抚养能力的儿童，建议给予最低生活保障待遇，以减轻父母一方抚养孩子的压力和困难。
　　(五)关注服刑人员子女的心理健康
　　比起生活上的救助，服刑人员子女更需要心理的疏导。这些孩子在年幼时遭受了家庭变故，而此时正处于价值观的形成时期，即使亲属对他们的生活给予了照顾，但是难以对其进行有效的心灵慰藉和家庭教育。久而久之，这种心理问题得不到有效疏导，就会演变成威胁其健康成长的危险因素。例如上述案件中的小彤。因此，建议社区、学校、司法机关、家庭教育指导中心等机构对服刑人员子女的心理健康给予关注，定期组织服刑人员子女开展社会公益和相关文化活动，引导其身心健康成长。
　　◆结语
　　&亡羊补牢&还不算晚，小彤最终获得了缓刑。为了减轻其心理负担，在案件的审理阶段，我的同事担任了他的合适成年人，陪同他参加了庭审的全过程。小彤的亲属也积极赔偿了被害人的损失。在这个过程中，小彤受到了深刻的教训。
　　最后，我想说，权利保护是犯罪预防的关键和基础。对于父母服刑的儿童，最需要的是理解和保护，而国家必须要承担其保护其健康成长的职责，为他们抚平内心的伤痛、扫清成长道路上的障碍。
　　注：本文出自《实践中的儿童权利&&未成年人权利保护的42个典型实例》，作者：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张雪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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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月谈评论
漫画：民间收养
　　河南兰考的一场大火，使民间爱心人士收养孤儿的薄弱之处，突然以一种极端化方式呈现在世人面前。一方面，政府举办的福利机构收养能力不足，仍有大量孤儿栖身在民间爱心收养场所；另一方面，民间收养热情高，但因缺乏相关政策规范而出现种种问题。面对双重尴尬，一些基层民政干部和爱心人士建议，国家应尽快出台政策规范孤儿收养行为，构建起多元化、人性化的孤儿救助网络。
　　民间收养三大难题待解
　　“56个孩子中，有20个享受不到民政部门补贴，无法认定是孤儿。”河北邯郸武安市的“爱心妈妈”李利娟至今仍在为20名孤儿的“身份”问题奔波。
　　1996年以来，依靠早年开矿、做生意的积蓄和社会爱心人士捐助，李利娟陆续收养了56名弃婴和孤儿，在离武安市区10多里远的一处废弃矿井边的十几间平房里建起了“福利爱心村”。按照法律规定，个人收留的弃婴如需认定孤儿，须提供医院出具的孤儿父母死亡证明，或殡仪馆出具的孤儿父母死亡火化证明等，但这在现实中很难操作。
　　“有的孩子父母死亡后土葬，没有火化证明。有缺陷的孩子都是父母故意遗弃的，找谁证明？因为手续不全，政府不敢认定是孤儿，怕孩子来历不明，所以这些孩子每月只有160元低保金。”李利娟说，她曾多次上访，但政策红线无法逾越，民政部门也不敢违规贸然认定“孤儿”。
　　随着收养孩子增多，爱心村日渐拥挤，每月的日常开销都在6万元以上，资金压力让李利娟很忧虑。此外，20个年龄较小的孩子中只有3名身体健康，其他患脑瘫、唇腭裂、聋哑等各种疾病的孩子需要常年治病，每年光医疗开销都在50万元以上。
　　除了政策制约和场地紧张外，民间孤儿收养还面临人员匮乏，特别是全职专业人员奇缺的难题。2012年6月，河北衡水安平县民政局出资租了院子，聘请65岁的“安平好人”王小芬为孤儿院副院长，每月给每个孩子1000元孤儿补贴，但平时只有她一个人照看13名孩子。
　　半月谈记者见到王小芬时，她正在门前揉玉米。客厅里的海绵床垫上躺着3个孩子，两个脑瘫和唇腭裂弃婴躺在婴儿车里，一些多动症男童趴在堆满衣服的卧室床上。王小芬说，她曾雇过一个农村老太太照看孩子，但因其责任心不强就辞退了，之后一直雇不到人。
　　“对脑瘫儿的矫治，没有专业知识的人根本难以胜任，可能导致孩子一辈子都站不起来。有些弱智孩子，也可由专业人员进行康复矫治。”河北省民政厅社会福利与社会事务处副处长申义辉说，除了难获孤儿待遇，弃婴将来找工作、住房等都面临一系列问题，而民间个人毕竟能力有限。两个孤儿的住房和治疗的求助_重庆市政府公开信箱
重庆市万盛经开区管委会公开信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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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件字号：
渝民政信箱[
发布单位：
万盛经开区管委会
来信内容：
两个孤儿的住房和治疗的求助
南桐镇有两个双胞胎邹姓孤儿，13岁，男孩，希望得到求助：1.没有居住的房屋，长期借住在亲戚家里，求助政府解决住房困难；2.两个孩子现在患有重型精神性疾病，有打人骂人的状况，每天哭闹不断，严重威胁着亲戚朋友和周围邻居的安全。望得到有效的康复治疗，因为这2个孩子是岔困孤儿，经济非常困难。求助政府给予经济帮助以解决治疗严重的疾病。
办理单位：
办理结果：
您好！您请求“救助贫困孤儿”的来信已收悉。南桐镇政府高度重视，立即安排工作人员进行了调查了解，现将调查处理情况回复如下：
一、基本情况
双胞胎邹姓孤儿系万盛经开区南桐镇麒麟村人，13岁。日，父母在意外爆炸中死亡；另有一哥哥，20岁，在职业中学就读毕业后在外打工；奶奶万某某，77岁，无重大疾病，是他们的监护人。2011年，两个孤儿被多家医院诊断为“儿童分裂样精神障碍”、“智力精神发育迟滞”、“儿童期自闭症”等疾病。
邹家发生爆炸后，南桐镇积极采取措施，根据相关政策，解决孤儿的生活费、医疗费等问题，并全力联系医院和福利机构，妥善安置孤儿生活。
（一）将两个孤儿的户口由南桐镇麒麟村农村户口转为南桐镇支路社区城镇集体户口，让其享受城市低保。从2009年5月至2010年8月，邹姓三兄弟每人每月领取355元低保金。
（二）从2010年8月开始，邹姓三兄弟享受孤儿生活救助金，每人每月600元；2013年7月，哥哥邹某某毕业后停止发放孤儿救助金。
（三）南桐镇政府为邹姓双胞胎兄弟办理了城乡孤儿新农合医疗保险和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施耐德爱心保险卡”，保额为10万元。2011年9月，因生病住院享受救助1209元；2012年12月，因生病住院享受救助1172元。
（四）2014年3月至10月，区民政局和南桐镇共同联系了重庆市精神病第九医院和重庆市北碚区精神病医院，并安排专人将两个孤儿送往就医，两次治疗共花费5万余元，并申请重庆市社会救助基金支付该医疗费。
（五）2014年7月，给予两个孤儿临时困难救助500元。
（六）2014年7月，根据家庭实际情况，区民政局与南桐镇协商后，为两个孤儿办理特殊困难家庭临时救助，救助金额5000元/年。
三、处理情况
由于两个孤儿的奶奶万某某年纪逐渐增大，提出无法继续抚养他们，南桐镇在2013年先后联系了万盛塔山医院和重庆市爱心庄园等机构，希望能将两个孤儿送去治疗，但是监护人万某某不同意。根据两个孤儿的实际情况，南桐镇还将继续向区民政局争取救助政策，在生活上和医疗上给予更多的救助。
感谢您对民政工作的理解和支持，如果您还有其它问题，请直接拨打热线进行咨询，以便及时调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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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的太好了，我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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