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浙江后隆丁姓回族朔源&丁中鸿
浙江后隆丁姓回族朔源
●丁姓一世祖节斋公乃回回人：
查阅《陈埭丁氏执斋公图谱》中所记有：
“吾族丁氏，肇基于始祖节斋公，由姑苏行贾入泉，居于桐城之文山里。递传三世，至硕得公，徒居陈江，于孙蕃衍，文物蔚起……”
据上面族谱所记：陈埭丁氏确认节斋公为一世祖，因经商入泉州定居，至三世硕得公方迂徒步陈江（今陈埭）。
过去泉州民间纷纷传说，陈埭丁姓是“蕃人”，祖宗是“外蕃”，但究竟是什么一回事，再看下面有关史料：
陈江雁沟里丁氏族谱的“感纪旧闻”中截：“我祖自节斋而上……不至其所至也，嘉靖丙申，伯父出所藏毅祖手书见示……番地番语，难于史册也，其起句曰：赛典赤瞻思丁回回人，其国言赛典赤，犹华言贵族也，仕元称平章政事，行省云南……”
又查《浙平后隆丁氏宗谱序》中截：
“……赛典赤瞻思丁，回回人也，称平章政事……其国言赛典赤，华言贵族……瞻思丁为将宽仁，抚绥云南，而萝槃城悉降。其卒也，百姓巷哭，交趾来奠……有五子九孙，厥后贵盛，由元迄明，支庶散处于四方，去夷姓，而以未字为氏……衍夏公云：此记得毅斋公手书而证之……毅斋公去瞻思丁之征萝槃仅百余岁，其时未远，言必可据……”。（萝槃—即今之缅甸；交趾—即今之越南）
又查《元史》卷一百二十五列传第十二所截：“赛典赤瞻思丁回回人。仕元，拜平章政事，行省云南……”与上列感纪旧闻及后隆丁姓宗谱序中所记俱同。
我们再查一九七八年出版的《回族简史》第十一页所说：
“赛典赤瞻思丁（年）是元代著名政治家，他在至元元年（1264年）任陕西、四川行省的平章政事……至元十一年至元十六年间任云南的平章政事。……”
上列感纪旧闻和浙江平阳后隆丁氏宗谱序中所说，以及查考《元史》、《回族简史》等有关史料，我们便得出一个初步结论，那就是：泉州陈埭丁姓族人是回族，其祖是元代回回人赛典赤瞻思丁，他出身贵族，元代来中国做官，曾任云南平章政事，萝槃（即今之缅甸）叛乱，曾奉令征讨，施以仁政，深得民心。在华夷界限极严的封建社会中，由于大汉族主义的压力，迫使他们后世子孙在修谱时，未敢坦然承认他们的祖宗是外族而直记在谱上。必须迂回曲折地在谱谍正文之外的，“感纪旧闻”以及“宗谱序”中间接透露出来。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另外，一九五二年在泉州东南偶城&
基下出土一方双面雕刻的阿拉伯字墓碑，后经北京大学东语系教授写坚先生翻译：
“死者阿拉伯人，他是一个贵族，名叫赛典赤杜安沙（sayuidddjaiitaghahah）。卒于回历702年（公元1302年）元大得六年，他的父亲名叫赛典赤乌马儿（oma）。原籍布哈拉人（布哈拉在中亚细亚，阿富汗北面，现在苏联乌兹别克共和国西南）他是咸阳王赛典赤瞻思丁的后裔。“赛典赤”是一个尊贵的称号，是他家族所特有的，即“尊贵的领袖”的意思。赛典赤瞻思丁乌马儿，是伊斯兰教祖莫罕默得的直系后裔的尊贵称号。
马坚先生所译亦与“谱谋”中所述：“其国言赛典赤犹华言贵族也……”相符合。又据马坚先生说：波斯历史学家拉世得所著的蒙古史上记有：
“赛典赤瞻思丁的儿子纳速拉丁，有个儿子名叫艾卜伯克，称号伯颜平章。他曾充任中国刺桐港（即今泉州）提举市舶司的重要官职。”这位艾卜伯克很可能就是杜安沙的父亲乌马儿，因为乌马儿是名，而艾卜伯克是号。（见吴文良著《泉州宗教石刻》第七页）。
准此以推，则赛典赤瞻思丁是入华第一世，纳速拉丁是入华第二世，艾卜伯克马儿是入华的第三世，而赛典赤社安沙是入华的第四世了，如丁氏谱谍中所记，他们的第二世祖名嗣，另述巷，生咸谆九年，卒元大得九年，（见《后隆丁氏宗谱世纪图》卷一）而与阿拉伯字墓碑上的杜安沙死的年代元大得六年，仅相差三年。可能是常例谱谍中所记载的祖宗生卒年月，因历时久远辗转传抄笔误所致，（况且汉字“六”与“九”形相近，易误），即丁氏宗谱中的二世祖嗣，实际上是阿拉伯字墓碑上的死者赛典赤杜安沙。他们的一世祖实际上是入华的第三世艾卜伯克乌马儿，汉名叫谨、号节斋。最初“行贾入泉”，后又因他出身贵族，以国籍及身份的缘故，被任为当时泉州市舶司的重要官职，因而居留在泉州。元代市舶司表中有瞻思丁一名必为其人。
这样看来，纳速拉丁的儿子艾卜伯克乌马儿因经商来泉州并留有后裔在泉，便毫无疑问了。
●丁姓回族原非姓丁
据《丁氏谱谍》中记有：
“夫以瞻思丁之宽仁……一入我朝（指明朝），散处四方……去夷姓，而以其未一字为姓……”
浙江平阳桥墩后隆丁氏宗谱序中记：
“瞻思丁，为将宽仁，抚绥云南……有五子九孙，由元迄明支支庶散处于四方，去夷姓，而以未一字为氏……”
又据《回回民蔟问题》第一章第十六页，关于回回民族的来源与分布情况，曾引侠西通誌：
“瞻思丁子纳速拉丁……子孙众多，分为纳、速、拉、丁四姓居留各省”。
据上面所列史料，闽泉陈埭及浙平后隆丁姓，原来并非姓丁。元亡之后，后世子孙方改夷姓取其祖瞻思丁未一字为姓“丁”，并且由泉州迁居城外之陈埭乡居住，这也并非偶然，完全是出于历史条件所迫，请看以下史实：
如《丁氏谱谍》中说：
“元季，江南方乱，硕得公方贩于外，没有定居……”
“节斋公行贾入泉……递传三世至硕得公徒居陈江……”
硕得公生于元大得二年（公元年），他的一生正逢元末江南大乱时期，族谱中所述与文献所记载相吻合，在元未江南一时大乱，当时由于一种狭隘的民族仇恨心，迫使汉人乘机起来反抗元人及色目人。特别是陈友定兵入泉州后，泉州色目人大遭追逐，他们大都避居内地山区。直至解放前，泉州地区尚有：“三家养一元，一夜杀完全。”的颜语，当时泉州丁氏是色目人之一，为了避祸而到南郊外较偏远的海滨——陈埭去居住，并改为汉姓，自冒汉人是理所当然的，关于这一层，明初朱元璋在所谓“敕谕”中也曾规定：
“蒙古色目人等，或更改姓名……其子孙相传，眛其来源，中书省告渝之，如已更改者，听其改之”。
可见在当时，这种改夷姓为汉姓的情况亦很普遍，并且得以明朝皇帝“敕谕”许可。丁氏谱序中听说改夷姓为汉姓，取其祖瞻思丁之未一字为姓丁，也完全符合历史客观条件的。
一九七八年版的《回族简史》第15页上也说到：
“……泉州回回的对外贸易在明代中叶衰落了，原来以海外贸易起家的金、丁、马、迭、夏等五大姓，这时已在泉州附近的乡村中发展了新的聚居点。”——这也充分地说明了泉州回回五大姓之一的丁姓在明代中叶已在陈埭形成了新的聚居点。
一九四五年，晋江县文献会的《晋江文献丛刊》第一辑105页记有：“泉州乡间之回民，泉州去南门七里，有名叫陈埭乡……俱丁姓，知其原籍为阿拉伯人，系咸阳王赛典赤瞻思丁之后裔。”
上面搜集的各方面史料，均可证实泉州陈埭丁姓及支脉浙平后隆丁姓是阿拉仁回回人的后裔。原来不姓丁，元亡之后才改为汉姓，取他们始祖赛典赤瞻思丁之未一字为丁姓。
●丁姓回族的宗教及习俗
陈埭丁姓原是信奉伊斯兰教的阿拉伯回回人，是伊斯兰教祖穆罕默德的真系后裔，据陈江雁沟里丁氏族普中“祖教说”其中有截：
“……我家自节斋公而上，不得其详也，由其教而观之……斂不重衣，殡不以木，塟不过三日封若马鬣，浅裹以木棉，祀不设主，祭不列器，为会期日西，相卒向西以拜天，岁月一斋，晨昏见星而食，竞曰则枵腹，荐神唯香花，不设酒果，不焚纸帛，诵清经。……食不以豚，恒沐浴，否则，不敢以交神明……”。
上文说明了丁姓回族当时的宗教信仰和习俗，这种回人风俗今犹有迹象存在。
1．帛白祖墓
丁姓的二处祖墓——鹿园山、大坪山在一九五七年被列入泉州市文委会颁布的回教古墓文物范围内。
四世祖仁（桥墩后隆丁姓一世祖的曾祖父），五世祖妈保（长房），福保（三房）等祖墓均是青草帛白，其花纹都以莲花为标志。
丁姓每年春、冬年祭总保持不用猪肉，而专用牛肉，焚清香、不烧纸帛，直至一九五二年祭祖，还保持这样的风俗。
3．宗祠别具一格，星回字形
陈埭丁姓宗祠建于明初，位于陈埭乡中心，形式星回字，规模极大。宗祠刻花保持伊教风格。浙平桥墩丁姓宗祠也仿自陈埭，呈回字型布局，一九五七年改为桥墩剧院，一九六○年废于桥墩水库出险。
4．与汉族通婚问题
七八年出版的《回族简史》第15页载：
“洪武五年（1372年）下诏说：‘蒙古，色目人现居中国许与中国人结婚，不许与本类自相嫁娶……’泉州《李林家谱》曾说到明代当地色目人之多，而其间有色目人者，有伪色目者，有从妻为色目人者，有从母为色国人者”。
“李贽家族的婚姻情况……第二，与西压血统的泉州伊斯兰教宗族屡通婚姻，……丁氏是回回人，赛典赤瞻思丁之后代的汉姓。”
在明封建王朝实行排挤外族的政策下，规定元色国人等“不许本类自相嫁娶”，因此丁氏回族在明代就已经开始跟汉人通婚。
●浙江平阳桥墩丁姓概况及由来
1．浙平桥墩丁姓概况
桥墩后隆丁姓自圁公号湓斋&闽泉陈埭中斋公长子&在明宣得初年迁来平阳松山（即今桥墩镇）定居后，乞今已有五百五十余年历史。现有人口3000余人，分布在桥墩区黄壇公社后隆，官溪、南岙等大队800余人，桥墩公社400人，桥墩区大龙公社，桥墩区碗窑公社、福鼎县前岐、桐山、秦屿、白琳等地540余人，钱库望里公社、马站、矾山、宜山等地600余人，其余分居瑞安县，温州市等地，此外，还有旅居菲律滨、新加坡的侨胞200余人。
2．桥墩后隆丁姓之由来
据《陈江丁氏世纪图》第七世圁公条下载：
“讳甯，号湓斋……宣得初出闽泉晋邑陈江埭，迁平阳……”
再查《后隆丁氏世纪图》第一世湓斋公条下载：
“……自宣德初年，偕父信公（号中斋）由闽泉晋邑陈埭经赤岸来平，访师馆于周家，次年父返，周氏以公年少面敏，留为婿，生五子……天顺间所置业在松山，〈今桥墩〉等处，后执眷移居后隆……”
查桥墩后隆《丁氏宗谱世纪图》所载与《陈江丁氏世纪图》所载均相符合。即闽泉陈埭丁氏第七世圁公于宣得初年（公元1426年），随父中斋公来平阳访师住在周家，第二年父中斋公回泉州，因周家羡慕圁公年少聪明，将女儿配其为妻，留居浙温平阳松山（今桥墩），育有五子，分为东、西、南、北、中五房。后又迁居后隆（距桥墩四华里）。
又据《后隆丁氏宗谱》，《丁氏世系序》中记：
“自诚斋公传中斋公，其子曰圁，于宣得年间，经赤岸来平阳，又德徵公子，曰年芬，省姐到温，寄居平阳松山。三房英杰公（陈埭五世祖，诚斋公的兄弟）至八世元高公讳腾，生二子，次曰伯由闽泉陈埭迁温平……”
“迁陟以来，圁公，伯公与年芬公陆续（自陈埭）来温平，共住一处，创业贻谋，固期世守勿替也……”
以上记载，说明由闽泉先来浙江平阳定居松山，（今桥墩）是中斋公长子曰圁，（中斋公共有四子、二曰固，三曰围，四曰圇，均居陈埭花厅口）。后来又有陈埭丁氏之年芬公来温州探亲，因亲族关系，也在松山寄居。再后来，至陈埭第九世，又有一位名叫伯的，也因与后隆丁姓亲族关系，而由陈埭迁来平阳松山定居。据上述族谱的记载，毫无疑问平阳桥墩后隆丁姓确是陈埭回族丁姓的后裔支脉之一，也就是阿拉伯回回人赛典赤瞻思丁之后裔子孙——关于这一层，已在上文《后隆丁氏宗谱序》中关于他们始祖瞻思丁的几段记载，以及关于姓丁的原由几段记载中，已有明确的说明，这里就不再重复了。
●现按族谱所载世纪图及其他有关史料，按次序排列世系如下：
第一世（公元年）——赛典赤瞻思丁，阿拉伯回回人、仕元、拜平章政事。
第二世（公元1230—？）——纳速拉丁、仕元、拜平章政事。
第三世（公元年）——赛典赤乌马儿，汉名谨号节斋，生淳祐十年，率大得二年，由苏行贾入泉，并任泉州港市舶司，为闽泉陈埭丁氏一世祖。
第四世（公元年）——赛典赤杜安沙，汉名嗣，号述庵，生咸淳九年，率大德九年（据马坚先生所泽阿拉伯字墓碑，应率于大德六年）为陈埭丁氏二世祖。
第五世（年）——汉名变，号硕德。生于大德二年，卒洪武十二年，始自泉城迁居陈埭，为陈埭丁氏三世祖。
第六世（年）名善、号仁，生至正二年，卒永乐十八年，陈埭丁氏四世祖。
第七世（年）——名观保、号诚斋，生洪武二年，卒正统元年，陈埭丁氏五世祖（二房）。
第八世（1398—？）——名信，号中斋，生洪武三十一年，卒失考。陈埭丁氏六世祖。
第九世（年）——名固、号湓斋，生永乐十三年，率弘治元年，中斋公长子。始自闽泉陈埭迁浙温平阳，为桥墩后隆丁姓一世祖。
第十世（1434—……）名大燕，生宣得九年，卒成化二十年，二燕，生卒失考，三燕，生正统十三年，卒正得十六年。四燕、生景泰元年，卒嘉靖四年，五燕、号桂山，生卒失考，以上五人均为后隆丁氏二世祖……
3．关于后隆丁姓回族的其他资料
后隆丁姓宗祠建于康熙年间，座落在桥墩镇卅六街，其格式完全与陈埭丁姓宗祠相仿，星回字形结构。即在正中构一大殿，接左右走廊，前临街三间门廊，后一带廊抚规模颇大，其庄饰也颇伊教风格。（原建筑物于一九五九年改建为桥墩剧院，一九六○年因桥墩水库出险被洪水冲废。）由于封建社会受大汉族主义的影响，过去对于后隆丁姓的民谣极多，直至解放前，还有：“后隆丁、臭回民、淌过溪、来摘茶……”、“后隆丁、抬棺材、来去……去来……”
（这里所指的“棺材”
，即系指回民抬亡人尸体的“塔布”，抬出去又抬回来之意。）……之类的民谣，流传在桥墩一带民间。
●近代后隆丁姓与陈埭丁姓之关系与往来
据《后隆丁氏宗谱》、《丁氏世系序》中载：
“康熙已末年，后隆万乘，万庆以浙江总督标下中营，入泉援助协防陈埭筑塞，并至祖祠阅祖，当时庆居千总，乘居百总，至庚申二月，两岛平，从军回……”
“康熙已末年，万乘，万庆二公，以千百职随督标，协肪陈埭，到祠谒祖，称为十三世孙……”
（按：查万乘，万庆在桥墩后隆丁姓排列到第七世，加上陈埭原祖六世，共十三世，故称十三世孙，辈分相符）。
如上所记，在清康熙年间，后隆丁氏万乘，万庆兄弟曾随浙江总督标下入泉州陈埭协防抗击倭寇时，到祖祠拜祖，又据后隆丁姓老辈言，历来后隆丁氏赴其祖笈陈埭拜祖的事例不少。虽隔千里迢迢，而同祖关系交往密切。
闽泉陈埭丁姓及支脉浙平后隆丁姓，他们的始祖是赛典赤瞻思丁，原籍布哈拉人（今属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元代来中国做官，陈埭丁姓的一世祖是入华第三世瞻思丁乌马儿，汉名谨、号节斋，他最初来泉经商，后因他系色目人，又出身贵族而被任命为泉州港市舶司。后隆丁姓一世祖是入华第九世，名圁，号湓斋，他最初与其父中斋公来浙江平阳访师，后在平阳桥墩（松山）成亲并定居下来，他们祖先原不姓丁，元朝亡后，为避祸，才改夷姓为汉姓，取期祖瞻思丁未字而姓丁。
在华夷界限极严的封建社会中，他们不敢坦然承认他们是外族。解放后，由于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的正确，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各民族之间一律平等。严禁对任何民族的歧视和压迫。现在，在这一个民族大家庭中，陈埭丁姓及桥墩后隆丁姓再也不否认他们是回族了。
●按：本编参考资料有：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编《回族简史》（1978年）：泉州文史馆编辑《泉州陈埭丁姓研究》（1857年），陈埭丁姓回族历史调查组编《陈埭丁姓回族考证史料》（1978年）；以及《浙平桥墩后隆丁氏宗谱》等资料，在此谨向原作编者及提供者致崇高的敬意！
关于陈埭丁姓一世祖节斋公，《泉州陈埭丁姓研究》一文中认为是入华第四世杜安沙，它的主要依据是：“……若按陈埭丁姓谱谍中所说他们的第一世祖节斋公死的年代是元大得二年，而阿拉伯字墓碑上的赛典赤杜安沙死的年代是元大德六年，两者逝世的年代，仅相差四年。准是常例谱谍中所记载的祖宗生卒年月，因时间经历久远，后世子孙；辗转抄录，每有错误。……因此我们大胆地断定陈埭丁氏一世祖节斋公就是阿拉伯字墓碑上的赛典赤杜安沙的汉名……”（见《泉州陈埭丁姓研究》），该文中的考证，偏重于两者死的年代，而勿略了他们生的年代。
我们查《回族简史》赛典赤瞻思丁生于公元1211年，而节斋公生于淳祐十年即公元1250年，前后相去只有三十九年而传至四世（平均十三年传一世），似乎没有科学根据。因此，我们再查《浙平后隆丁氏宗谱》，得陈埭丁氏二世祖述庵公（名嗣）生咸淳九年（公元1273年）卒元大德九年（1305年）与杜安沙死的年代（元大得六年）仅相差三年，况且汉字“六”与“九”形近，更易抄误，所以我们也依据二者死的年代相近，大胆地断定阿拉伯字墓碑上的赛典赤杜安沙是陈埭丁氏第二世祖述墓，而不是第一世祖节斋。
这样一来，入华第四世祖述墓公（赛典赤杜安沙）生于公元1273年与入华第一世赛典赤瞻思丁生于公元1211年，两者相继六十二年，方传至四世，应该显得更客观一点。而更重要的一层是：族谱中所记陈埭丁姓一世祖节斋公（述庵公的父亲）“由苏行贾入泉”，恰与杜安沙的父亲艾卜伯克乌马儿的历史记载相吻合了。这样一来，就无须有“把节斋公父亲艾卜伯克乌马儿由苏行贾入泉，用移花接木之法，移植在节斋公（赛典赤杜安沙）身上……”（见《泉州陈埭丁姓回族考证史料》）的这种章强附会之说了。因为艾卜伯克乌马儿就是陈埭一世祖节斋公，而杜安沙却是二世祖述庵公。
因此，本编不从《泉州陈埭丁姓研究》文中所说，改为入华第三世艾卜伯克乌马儿为陈埭丁氏一世祖节斋，阿拉伯字墓碑上的杜安沙却是陈埭二世祖述奄。
谨此提出商确，以就正于诸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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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七九年五月二十一日
以上网友发言只代表其个人观点，不代表新浪网的观点或立场。溜江地名探略-史志之窗2010年第四季视点-晋江市情信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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溜江地名探略
作者：陈颖舸　日期：日　来源：本站原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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溜江，地处晋江东南沿海，俗称“溜澳”，与台湾隔海相望，是晋江著名的侨乡之一，也是个多族姓聚居的村落，现有二十个姓氏。&&& 关于溜江（溜澳）地名的由来，说法有三。一是“村有溪自西向东入海，且在入海处可泊船，成为港澳，闽南话‘流’与‘溜’同音，故称。”①二是“又传，五代时留姓曾居于此，且鄂国公留从效曾居于此，故也认为村名的由来与留姓有关。”②三是与南宋时留从效后裔的开发建设有关。溜江《留氏族谱》（明嘉靖手抄本）载“尚贤公（按：留从效九世孙），……性乐山水，琴棋雅趣，自设海澳曰留澳，商船聚货市利。”这是目前唯一一个可以找到依据的说法，此观点溜江里人陈鸽（陈文聪）在《溜江乡讯》第45期《留澳与溜江村名浅解》一文中也提到。留姓在宋元时期堪称泉郡望族，虽有明一代逐渐式微，但登科及第者仍不乏有之，所以其谱牒的可信度极高。而传闻五代时留从效发迹之前就居住在今福全、溜江一带贩渔为业，并留下神化了的有天子命的“留郡郎”的故事，毕竟无考，所以以此作为村名的来源、村落形成的根据不敢苟同。“留从效出任泉州节度史，但并非留从效就来过这荒芜的海边居住过”，“采用‘溜’字是在溜字中保存著‘留’姓开基的根源，而在留字加上水，是指东边的大海”。③而“江”字则多见用于地名及雅称，与临近港湾有关，这在泉南一带相当普遍，如沪江（深沪）、围江（围头）、洋江（洋下）、南江（南沙岗）、钱江（前港）等等。&&& 史料古迹中，最早出现“溜江”之称谓的是《溜江陈氏下宗以政公派族谱》（光绪三十一年重修）抄录的明正德丙子年（1516年）《溜江陈氏族谱序》，序云“溜江望族陈君时兴，袖其族牒步入云轩之下……”关于溜江的别称，除了“溜澳”，还有“大溜”、“大留”、“留江”、“留澳”，最早见于明成化年间的《八闽通志》，如卷之十三《城池》的“福全千户所城在晋江县东南十五都大溜村”。而后，万历年间的《闽书》亦可见，如卷之四十《I圉》的“福全守御千户所，在晋江县南，三面跨海，西通陆附，所有大留、圳上二澳……”，卷之五十九《祠庙》之《泉州府》篇的“鄂国留公庙在府城东南留澳……”。在《溜江乡讯》第6期（1999年10月）第2版《古墓重光》一文附有的照片，还可以看到重修于嘉靖癸丑年（1553年）的顶宗四房宗政公墓碑上勒有地名“留江”两字。至于“溜澳”之称谓大致出现在什么时候笔者未详考过，可以肯定的至有清一代已有之。由此我们可以得知，作为一个海港村落，村名冠之于海澳名、“溜”与“留”通用、“溜（留）澳”雅称“溜（留）江”至少可以追溯到明中期。&&& 现代方志中有两条有关“溜澳”地名的记载：一条是《晋江市志》（1992年12月）卷十六《对外经济贸易》的“金井港在围头湾内，围头半岛南端。古称‘溜澳’，宋时属十五都弦歌里。隔海便是金门岛。”另一条是《泉州市志》（1999年12月）卷九《交通》的“……古代金井与东面的福全港和南面的围头港合称为‘溜澳’……”这确实令人费解、遗憾。已故地方文史专家庄为玑的《古刺桐港》（1988年8月）曰：“金井港在围头湾内，突出半岛南端的支港。金井靠北，围头靠南，福全靠东，都是古港。金井古称‘溜沃’，在宋十五都弦歌里。”也许这成为后来两级修志的重要依据。其实金井港另有其港，古称井尾港，井尾宋属劝善里，明清属十四都。《岱阳郭氏家谱》“四世祖智观公”条载：“永乐三年（1405年）四月初三，有进贡夷船在井尾港坏……”可能那时井尾港还没什么名气，所以清道光以前的方志都没有记载。&&& 在这里值得浓书一笔的是与溜江互相接壤由来已久的福全。福全，宋、元、明间，为蕃舶出入之门户，并为海防要地。洪武二十年（1387年）筑福全所城，置守御千户所。福全和溜江先后崛起于海洋文明，也曾为守护一方海疆水乳交融、荣辱与共。在历史的长河中因留姓的开发、所城的兴衰、地理环境的变迁，在村落形成、管辖范围等方面有很多值得探寻的问题。&&& 福全这个地名，在明洪武二十年兴筑福全所城时已经有了，但具体形成村落的年代不详。我们还是从一些民间谱牒来发现福全。“汝猷公，登（宋）嘉定戊辰科（1208年）进士，仕台州县。归第，性l山川，……游至十五都鳌头山，阅之掀髯抵掌，谓千里来龙，到此结穴，异日王侯袭爵，承芳接武。遂慨然去泉郡七十里而徒迁焉。建东楼、西楼，壮形势(奠)不拔之基，又设寮立澳，防于渔民出没之处，频来往福全。”④在距福全二十余里的浔海郡庠生施克达于万历元年（1573年）所撰的《四世祖菊逸公传》中也可以得到佐证。“一日往视圃，见丈人甚伟，询公求寄行装，云老夫将抵福全，越宿来取，公欣然允寄。其半挑乃管弦乐器，尚半挑则裹密在囊。自后，丈人绝往来迹。公窃视囊中，乃白金也……又尝一日，沙汀中，遇商客装绵花数十余挑，谓将往福全，阻潮未汐。立谈之间，爱公意气，叩公主焉，付公以绵，刻期来索。后逾期数年，公以其赀施盖定光庵。”⑤施菊逸（年）邂逅的这两位客商，或带巨资，或携货物，其目的地都是福全，可见福全于南宋末年已有之，而且还是舶运货物的集散地。&&& 宋代泉州留氏自从效之后，其六世孙留正（年）历官至右丞相，辅佐孝宗、光宗、宁宗三朝，厥后簪缨振起，科甲联登，并分衍全国各地。《留氏族谱》载“待时公，字邦直，渐公子，娶赵氏，生二子：汝翼、汝猷，自登进士，子开去福全”。显然留从效的七世孙留汝猷是福全留氏的开基祖。留汝猷不仅称慕这里的山海胜形，还看中这里通商海运带来的商机而“建东楼、西楼”、“设寮立澳”，至留汝猷的孙子留尚贤开设海澳已有“留澳”之称了。可以肯定的是，这里由于有着临近海湾的优势，伴随着宋元时期泉州海外贸易的繁荣，在这留氏的澳头的周围完全有可能在较短的时间内形成聚居地，而逐步形成“留（溜）澳”这个村落。至明初兴建福全所城时，留氏的聚居地已经主要分布在地名为“留（溜）澳”的地方了。所以说，从现存的文献资料看“留（溜）澳”村落的形成迟于福全，从某种意义讲是海洋经济催生了这个村落。&&& 我们现在已经无法了解到这留氏的澳头在命名之前的土地名。关于东楼、西楼，福全村今尚有“西楼石坡”的地名，在溜江村麻油崎下往北一带。而留汝猷八世孙留泗见于明初分支上曰福全西楼派，《福全林氏开基山上族谱》有载“（明）芳山公，不知何世；妣陈氏，坟在本山西楼东n口溪西……”。林氏谱亦载“渊九公……生嘉靖乙酉（1525年）……卒己巳年……公葬东楼竹仔墓……”，虽这“己巳年”不详叙，但可以估计为隆庆三年（1569年）。这个“竹仔墓”显然是属于东楼地界，是不是今天溜江村沿海大通道西面的“竹仔墓”，已很难考证。按常理，“东楼”和“西楼”是东西方向，但今天的溜江“竹仔墓”和福全“西楼石坡”从方位看，恰恰是南北向，当然这是在相关资料缺乏的前提下一种以偏概全的引证。也许，“东楼”就在今日的溜江村南门份留氏的聚居地一带！ &&& 福全所城还是一个有别于福全的地理概念和军事概念。明初福全建城，圈定城址的范围不仅包括前面提到的福全，还包括福全南边“溜澳”的一部分，传闻斯时留氏的聚居地被一分为二，一半在城内，一半在城外。而北面的林氏家族也有着相似之处，“林氏一房聚居的后村地势较低洼，被置于城外，而六房居住的福凤山一带则被划人福全城内。于是有后林氏、福全林氏之分。”⑥历史上福全所城作为镇海边城曾发挥过重要的作用，后来由于清初的海禁与迁界、卫所制度的废除而逐渐没落。同样也加速了所城由屯戍部属为主向家族式村落的嬗变以及各个族姓的兴替，因村在所城之内，也不知什么时候开始有着“所内”的俗称。其南门一带，随着溜江飞钱陈氏顶宗族人的聚居并占多数，逐渐融入溜江。抗战期间，福全城墙的拆除，城内城外浑然成一体，更是加速这一过程。民国23年（1934年）实行保甲制度，25年至29年曾一度实行联保，溜江、福全、榕霞三保联为爱群保，驻地在溜江飞钱陈氏顶宗祠堂，大致在这段时间南门份开始部分隶属溜江。民国33年（1944年）调整区划，福全属金井镇溜江保，南门份当然也成为溜江保的一部分。由于当时的溜江保包括溜江、福全、后三村，南门份的另一部分可能仍隶属福全村，所以有一种说法是至解放后土改时南门份的另一部分才划入溜江村管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福全仍一度隶属于溜江，1951年福全属十二区爱群乡(驻地溜江村)，1959年属金井公社溜江大队，1961年才自成福全大队。&&& “溜澳”不仅是村名，还是海澳名，而且有大小之分。清道光《晋江县志》卷之五《海防志》之《水汛澳口》载“大小溜，外港要口。上至乌浔塘八里，下至围头汛七里。”卷之一《图考志》中的《晋江县海防图》在福全（城）南标有“大小溜澳”。《福建通志》（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的《安平桥形势图》、清乾隆《泉州府志》卷首的《海域图》也在福全（城）南分别标有“大溜澳”、“小溜澳”。看来“溜澳”有大小之分由来已久了，至少可以追溯到明成化年间（年），因为在《八闽通志》、《闽书》等明代方志中分别有“大溜”、“大留”的称谓。毫无疑问“大小溜澳”大致在今天的溜江村所辖范围，只是现在已经没有人能够准确地区分“大溜澳”、“小溜澳”的具体位置了。&&& 虽然众说纷纭，但基本上离不开以下几个地方：一是在下宗份尊王公宫附近，包括东澳。这里曾是溜江几个早期族姓的故地，如宫兜的飞钱陈姓、许姓、龙头王姓。东澳至今仍是溜江最主要的港区；二是内屿“破犁头”岬角形成的小澳，是南风大潮时的避风场所；三是南门口旧内港今阔溪一带，有福全妈祖娘宫、古代泊船石孔遗址、石坡上的海蛎壳可以作证，这里曾经是一个海港；四是靠近石圳村的“青任头”一带，但现在看来，似乎找不到船舶抛锚停泊地的理想场所，更不要说避风了；五是靠近洋下村的“厅前”一带，水深可泊大船。“青任头”、“厅前”皆因不同海湾而别，“青任头”在福全东面，从方位判断正常情况下可以给予排除。东澳、“破犁头”同属于一个海湾，虽然“湾”和“澳”的字义相近，但“澳”强调的是“海边弯曲可停船的地方”，所以笔者窃以为东澳是“大溜澳”，而“破犁头”则是“小溜澳”。&&& 在这里值得一提的是与“大小溜澳”有关的“福全港”。关于“福全港”的称谓，见诸于庄为玑教授之作《晋江新志》（1985年12月，第三版）、《古刺桐港》所述的宋元时期泉州大港群“三湾十二支港”之一支港。关于“三湾”的出处，在《晋江新志》引证过清朱正元的《福建沿海图说》，而“十二支港”则实为庄氏所归纳。对于福全港的概述《晋江新志》仅寥寥数字，“福全港，在县东南，连接深沪、围头，为番舶避风之处”。《古刺桐港》所叙较详，“福全西南连接围头，为番舶避风之门户，哨守最要。据〈闽书〉云：该港有大留、圳上二澳，为要冲地，明置守都千户所于此，有福全城，四门。曾遒〈桐阴旧迹诗记〉云：福全在晋南海滨，离城七八十里。明倭寇入侵，千户拒守，攻四个月不下。这里虽是捍卫海疆的军港，但交通上不甚重要，今已废为自然村。” &&& “港口的天然生产资料是供船舶出入碇泊的港湾，原始的和天然状态的港口，本身就是港湾”⑦，尤其是在生产力相对落后的古代，“我国所谓港、浦、湾、澳，都是指船舶的天然出入之所”。⑧由于史志的空白，本文曾用明代地方谱牒资料来蠡测宋代福全的兴起和“溜澳”村落的形成。迨至有明一代福全置守御千户所，方志文献记载较为详细，可以见得即便是实施“海禁”政策，这个海防要塞不仅是避风港、军港，还是渔港和商港。“中间若福全所、永宁卫、龟湖、浔美诸处，各有支海穿达，能荡涤氛瘴，通行舟楫，利运鱼盐……”。⑨而所城南面的“大小溜澳”，作为其天然屏障或自然港湾都是不可或缺的，所以在所城兴盛时期往往被视为其一部分，但其地名仍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和顽强的延续性。后来随着所城的式微、内港的淤塞，“福全港”似乎逐渐消失了，至清道光修县志时已是“近时居民依山为业，并无舟船出入”，并归入县志《海防志》之《附近寻常澳口》篇。而“大小溜澳”却依旧发挥其不可替代的港湾优势而成为晋邑的“外港要口”和颇有名气的渔港。所以笔者认为昔日的“福全港”的核心区域就在今日的“溜澳”，包括内港和外港。内港即今阔溪溪道及两岸地区，而外港就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那一泓美丽的海湾――溜澳！
　　　　注释：　　　　①②《晋江市地名志》（晋江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2007年8月）　　　　③陈鸽《留澳与溜江村名浅解》（2009年7月，《溜江乡讯》第45期）　　　　④上《留氏族谱》（泗见公派，明崇祯抄本），引文中括号内容为笔者添加　　　　⑤衙口《施氏宗谱》（1991年重修）之《四世祖菊逸公传》　　　　⑥粘良图《晋江宗祠及其姓氏源流》之《福全林氏家庙》　　　　⑦⑧杨吾扬《交通运输地理学》第八章第二节　　　　⑨清?道光《晋江县志》之《卷之五　海防志》之《潮候》抄录明万历府志&&&&&&&&&&&&&&&&&&&&&&&&&&&&&&&&&& （作者单位：晋江市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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