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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学带给学子哪些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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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问到留学带给他最大的改变是什么时，俞悦停顿了几秒才给出回答：“除去学到的知识，出国留学教会了我与不同背景的人打交道。”俞悦坦言，自己对于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处世之道。“比如，在小组之间交流合作的时候，针对美国本土学生，我就需要变得直接，因为这是他们接受事物的方式。而跟同样来自中国的学生沟通时，我可能就会变得相对委婉一些。针对不同的人，要用不同的方式才能提升沟通质量。”
原标题：留学带给学子哪些改变？杨莹莹《
人民日报海外版
版）俞悦（右一）在该大学最大的表演厅内进行2016年春晚的街舞节目表演。受访者供图 图为李明月（右四）参加学校网球比赛。受访者供图 王琪玮喜欢自己一个人外出摄影。图为她正在奥胡斯的港口海湾调试相机，准备拍海鸥。受访者供图 日，中国驻旧金山总领事罗林泉会见了2015年新疆籍优秀自费留学生奖学金的3名获奖学生，为他们颁发了获奖证书并鼓励他们学成回国。在公众眼中，留学生头上往往有着耀眼的光环，很多海外学子在留学期间享受到了更多的自由，有了更多的尝试。“我从小女孩变成了女汉子”“留学教会了我倾听和自省，它带给我最大的改变是我开始学会独立思考和谨慎选择。”3月11日上午11时，19岁的李明月在加拿大自己居住的寄宿家庭里接受了笔者的视频采访。“简单地说，我从原来的小女孩变得更加像女汉子了。”2015年9月，李明月前往加拿大安大略市就读高中。出于安全和经济方面的考虑，她选择了住在当地的寄宿家庭。“刚开始留学的时候，我真的挺不适应的。不论是寄宿家庭还是学校的学习生活，我都很难完全融入。”李明月大概用了将近3个月的时间才慢慢开始适应她的留学生活。“在国内时，生活上的事情爸妈都替我想好了。但当我一个人在加拿大生活时，所有事都需要自己认真思考、谨慎做出选择。”没有父母的帮助，在异乡独自生活的她学会了独立。“这个世界所有的一切都需要自己努力去争取。人生怕的不是挫折太多，而是太过一帆风顺。”李明月坚定地说。变得独立和懂得思考，大概是所有海外学子的必修课。王琪玮目前在丹麦奥胡斯大学就读经济与商务管理专业，她对此深有同感。“我都是自己洗衣、做饭、修灯泡。有时候生活虽然枯燥，但是会让人觉得很满足。前些天，有丹麦朋友到家里来吃饭，我做了几个菜，他们都赞不绝口，说我是个大厨。要知道，我在家可是从不做饭的。”“热爱的还得继续热爱”“我最大的兴趣爱好就是跳街舞。现在，我参加了我们学校的街舞社团。最近我们社团完成的最大一次活动是2016年春晚的表演，晚会的效果和现场观众的反应都非常棒。”3月12日，忙着练习街舞的俞悦接受了采访。当谈到街舞时，他忍不住在笔者面前跳了一段。这台晚会的地点是在俞悦所就读的印第安纳大学伯明顿主校区里最大的表演厅。“我们花了将近两个月的时间排练。”俞悦谈到这，忍不住眉飞色舞起来。“虽然我所在的大学没有开设与街舞相关的课程，但街舞一直是我的心头爱。即使出了国，热爱的还得继续热爱。”被问到留学带给他最大的改变是什么时，俞悦停顿了几秒才给出回答：“除去学到的知识，出国留学教会了我与不同背景的人打交道。”俞悦坦言，自己对于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处世之道。“比如，在小组之间交流合作的时候，针对美国本土学生，我就需要变得直接，因为这是他们接受事物的方式。而跟同样来自中国的学生沟通时，我可能就会变得相对委婉一些。针对不同的人，要用不同的方式才能提升沟通质量。”在采访过程中，很多学子都认为自己在留学过程中学会了更加成熟的处世之道。“之前在国内时因为年纪小，身上难免会有些棱棱角角。但现在这些伤人也不利己的棱角已经被慢慢磨平了。有一次，同为留学生的一位朋友因为心情不好，对我说话的语气很冲。要是以前的我一定会和她发生口舌之争。现在，我已经学会安静地听她跟我吐槽，之后再帮她梳理情绪，重新找回好心情。”李明月觉得在安慰别人的同时，也是在为自己打气。“我平时会跟朋友一起健身、学习、做志愿者和。如果没有特殊的事情，每天我都会去一家附近的健身房锻炼一两个小时。”李明月说这话时抿着嘴，露出两个小酒窝。在她看来，热爱健身也是热爱生活的表现。“享受自由也要学会享受孤独”“父母不在身边了，没人管你了，你自由了。但是与此同时，你必须变得独立，也必须面对孤独。我以前很害怕孤独，希望身边有人陪着，但是我成长的过程中学会了享受孤独。”王琪玮初到加拿大时，语言上的差异、生活习惯与思维方式上的不同，使她备感压力，她一直在努力地让自己去适应。“其实留学让我懂得最深刻的道理就是学会享受孤独。”在国内时，为申请国外学校而到处奔波的经历让王琪玮一直很难忘怀。她回忆道：“我没有找中介，而是自己准备各种手续，比如成绩单、推荐信、公证件等。”申请成功之后，王琪玮在异国他乡的留学之旅也饱含艰辛。“来了丹麦之后发现，读本科的中国学生很少，我的同学基本上都来自欧洲国家。我的玩伴很少，除了去同学的派对之外，我都是独自一个人呆在家里。所以，学会享受孤独真的很重要。”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孤独，但大部分接受采访的留学生都认为“学会享受孤独”很重要。俞悦对于孤独也有自己的理解。“孤独完全在于你如何看待事物。你可能觉得一个人吃饭、上课是孤独，但如果你可以享受它，也是一种自我沉淀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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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小时点击排行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热衷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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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热衷留学？ 
&过春节回了老家几天，我惊讶于“留学运动”在这个东南沿海小县城已经是如此如火如荼了。亲戚朋友中越来越多送孩子去发达国家念书，而且留学日趋低龄化，出去念高中和本科的都有。而这些亲戚朋友也并非大富大贵，他们有的是中小企业主，有的是公务员——级别最高也不会超过处级，有的是当地中学的老师，还有的只不过在早些年的房地产热中及时出手，搞了几套房子，资产升值了。放到整个中国，这些人就不过是中国中产阶级的普通一份子而已。&&&&&&&&中国的留学运动渐渐进入高潮，甚至一些中学生都开始考虑出国&&&&这个现象当然表明中国东部沿海地区确实达到了一定的富裕水平，一部分中产阶级已经能够承担得起发达国家的教育产品了。尤其是对于在炒房热里发财了的人来说，欧美的大学教育也算不上有多贵，卖掉一套房子，让孩子在发达国家念个本科是轻轻松松的事情。&&&&这轮“留学运动”是从80年代开始的，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发展到了今天这一步。过去高层领导的孩子要上的是北大、清华和人大这样的学校，但现在往往直接送孩子出国念书；过去北京四中因为有很多领导子女而吸引了大量资源，而现在人大附中因为出国服务做得好，对广大领导的吸引力一跃而超过北京四中，因而也吸引了更多的资源投入。在学界，“海龟”博士比“土鳖”更容易找工作，已经是普遍现象；“土鳖”博士哪怕没机会出国念个学位，在找工作之前也要尽量申笔留学基金委的钱，找个外国大学，混一个交流资历。在商界，成功的商人送孩子出国念书，早就是十分普遍的现象。&&&&&&&&在学界，“海龟”博士比“土鳖”博士更容易找工作是普遍现象；“土鳖”博士即便没在国外拿到学位，也要想办法出国镀层金。&&&&这种现象其实在广大发展中国家是比较普遍的。大量前殖民地国家虽然在政治上独立了，但它的精英都会跑到发达国家，尤其是前宗主国哪里去留学。甚至日本、韩国、新加坡这样的发达国家，政府高官留学欧美都非常普遍。在这方面，新中国其实长期是个例外。在建国后前三十年，由于冷战的缘故，即便留学，通常也只能去苏东社会主义国家。但由于中共在革命过程中，“本土派”战胜“留苏派”，其结果是，即便你是从莫斯科回来，留学经历对于个人的上升也并不一定构成明显的助力因素。改开尤其是冷战结束之后，这个状况就发生了很大变化。90年代的留学归国人员通常都尝到国家政策倾斜的甜头，有多少人刚从美国拿到博士学位，回来就是教授副教授。在政府体系里，金融部门引入的“海龟”最多，话语权也最大，“据内部人士透露，在人民银行里面，曾经有一段时间以说英语为荣，说汉语不行的，领导批阅文件，还时不时用英语。”（见《世界博览》文章《中国“海龟”从政者多了还是少了：专访欧美同学会副会长兼商会会长王辉耀和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经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江涌》）。&&&&那么，放到今天，“留学运动”的社会分层效果究竟是什么呢？ 它从总体上究竟会是促进社会流动，还是已经变成了社会阶层关系凝固化的中介？这无疑是特别需要实证研究来回答的问题。但在现在，对一些假设的探讨，也许是可能的。&&&&对于从政来说，拿洋文凭是否构成助力，目前还并不明显。改开之后，中国逐渐形成了干部的年龄梯队，到一定年龄混不到一定级别，就很难上去了。如果按照年龄来踩点，在国内大学本科或硕士研究生毕业之后进入从政通道（在学校也可以从团委学工系统开始），是比较理性的选择。在国外读了博士回来，年龄就太大了；而读一个一年的硕士，除非是特别好的学校，也很难为自己的经历加多大分。那么，如果从本科就出国留学如何？我国高官送孩子出去念本科的情况是比较普遍的，但如果孩子未来要从政的话，此举未必明智。大学本科对于一个孩子的思想形成来说非常关键，这个时候他如果受的是美国的教育，就往往跟中国有一定的隔阂；另外一个因素是，在国内读本科，这些同学未来可以形成一个相互支持的关系网络。而在国外本科学校外国人的关系网络，对于回国来从政，就很难有直接的作用。而如果让孩子从高中到大学都在国外念，以上问题就可能更加突出。不过，许多官员之所以送孩子出去念书，恰恰并不是想让他们从政，而是因为自己有根深蒂固的不安全感，想给自己留个后路，因此这很难说是延续自己的权势地位的做法。真正在这方面有想法的官员，应该做的是让自己的孩子在国内读完本科，尽早开始仕途，然后通过援疆援藏或跟对领导等方式来跳级。&&&&当然，官僚体系内部不同部门常有较大差别。金融监管专业性特别强，从国外直接引进人才就比较常见，国内“海龟”学者直接转岗去当金融部门的处长司长的也有不少先例，“海龟”们最后形成了很强大的影响力，以至于出现以说英语为荣的风气。前面所说的年龄梯队的影响，对于金融系统就会弱一些。发改委、财政部也有不少“海龟”，但这些部门要考虑的政治社会因素要更多一些，“海龟”的影响力要小一些。而如果要做统筹全局的官员，现在还看不出“海龟”有多少明显的优势。&&&&&&&&金融领域海归比较多，一般官僚系统年龄梯队对金融系统的影响也就弱一些&&&&对于混学界来说，拿洋文凭在入口处已经构成明显的优势。一流高校聘请“海龟”博士，二流高校聘请一流高校博士，这已经是普遍态势。在职称晋升上，理工科要求发国际SCI是很正常的，理工科文章对于语言要求没有那么高，只要有真正的科学发现，“土鳖”也能顺利写出洋文文章来。但一些社会科学院系的职称晋升，也到了只认在国际SSCI刊物上发表的洋文论文的地步，而这当然对“海龟”们是很有利的。在未来的很长一段时间内，这个态势还会持续下去。对于想进入一流高校工作的学术青年来说，出国留学变成了一个无法回避的选项。&&&&而在企业界，一个年轻人要从员工干起，在国内念个本科，再弄个洋硕士学位，在起点处有可能比其他人跑得快一些。这一点在金融行业尤其明显。有统计报告表明，海外留学生中超五成就读商科，读商科的人中又有超七成就读金融相关专业。从事金融业的“海龟”，起薪和“土鳖”相差不大，但工作1-3年之后，薪酬就和“土鳖”拉开距离。这一点不难理解，发达国家玩金融的经验，要比从计划经济转过来的中国要丰富得多，在国外读个金融专业学位，在国内实战中的确能派上一定用场。&&&&而就已经成功发家的商界人士来说，很早就把自己的孩子送到国外去念书，对于保守已有的财富来说，在一般情况下是正面的——如果其子女不是在国外花天酒地，而是真正地把书给读下来的话，他至少会经受过远离自己的家庭一个人打拼的磨练，这样获得的不仅是一个文凭，同时也是一笔经历和能力。商界人士的子女未必会从商，很多人继承父辈的股份，但从事了其他职业。但只要其个人具备一定的素质，家族的财富是可以得到保守的，家庭在社会分层中的地位也不会下降。当然，中国现在的富豪们很少是拿洋文凭出来的，他们很多人是在创业门槛比较低的年代，从社会底层摸爬滚打出来的。在未来，底层当然还有可能出一些商业天才，但在一个创业门槛越来越高的年代，受过良好教育的“富二代”受到底层的挑战也会大大减弱。&&&&中国的精英阶层如此积极地投资于子女海外留学，当然是冲着它的高回报去的。这种高回报率并不仅仅是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差距带来的自然结果。在清末废科举之前，朝野很多人都知道欧美列强的新学很厉害，但是照样让子弟去考科举，哪怕是从英国皇家海军学院毕业的严复，回国之后也不断参加科举考试。原因很简单，在当时的中国，科举是最为权威的社会身份授予机制，科举考试的功名是全社会都承认的硬通货，以此为资本，可以获得很多其他的利益。清政府为兴新学而废科举，而新学的祖宗当然是在欧美，于是欧美文凭就成了新的硬通货，拿了欧美文凭，再经过清政府简单的考试认证，就可以转化成举人、进士这样的传统身份。清政府倒台之后，连这样的考试认证都没有了，只要让大家相信你是拿了洋文凭回来的，真假都无关紧要。所以胡适没有博士文凭，都自称博士很多年；蒋委员长在日本陆军振武学校接受军士教育程度的训练，却长期说自己是士官第六期毕业生。今天中国比民国强的一点是，海外学位确实有一个严格的认证过程，这有助于减少“克莱登大学博士”方鸿渐们的活动空间，但海外学位的回报率仍然是非常高的。&&&&&&&&胡适和蒋委员长其实都没有正经的洋学位，却依然自称有洋学位&&&&影响“留学运动”未来走向的因素，最重要的当然是国力，国力增强了，人的心态会发生变化，同时也有足够的资金投入到高等教育中来，提高本土的教育和科研水平。这样下来，一些洋文凭或者“准洋文凭”的回报率会逐渐降低。比如说，现在跑香港去念学位，回报率就没有那么高了，因为香港的经济地位在不断降低，经济总量被越来越多的内地城市超越，某些香港高校的泛政治化，也导致其国际排名日益下降。以前内地高考状元有很多去香港读大学，近年来少了很多。学生家长不傻，香港文凭行情看跌，买进就没有太大意义。在科研能力方面，内地高校这些年其实进步很快，从“自然出版指数”来看，中国自然科学科研产出仅次美国排第二，在中国高校做出世界一流的自然科学研究，已经是很稀松平常的现象了。理工科的比较标准是比较客观的，哪些大学有做高精尖研究的实验室，哪些大学没有，一目了然，从有这些实验室的地方跑没有这些实验室的地方去留学，很不科学嘛。&&&&&&&&去年6月17日，英国《自然》杂志发布的《2015全球自然指数》显示，中国对世界高质量科研的总体贡献居全球第二位，仅次于美国&&&&但在比较标准更模糊的人文社科领域，建立对自身教育的信心，仍然还会是一个较长的过程，因为它从根本上需要文明自信。而文明自信的建立滞后于经济腾飞，是一个常见现象。美国在1900年就GDP世界第一了，但那时候的美国在老欧洲之前，在文化上仍然是自惭形秽。1920年，辜鸿铭在《纽约时报》上发表过一篇题为“未开化的美国” (The Uncivilized United States) 的文章，把美国人批判一通，并认为英国人和中国人文化程度更高，美国人反而对辜鸿铭很尊敬。美国人的文化自信，可以说是在二战胜利之后才全面树立的。中国在这方面是不是会花更多的时间，我们很难预测。从目前来看，一些学科的态势是比较好的，许多年轻的“海龟”学者都具有非常强的中国文化自信，倡导建立中国人文社科的自主性。但是，学科政策的制定者，往往是在80年代受到关键性的教育，较为缺乏文明自信。我们在许多政策里，都可以看到政策制定者在80年代接受的老教条的影子。这个改变需要时间，等到更有文明自信的一代人掌权之后，许多政策才会发生变化。但只要中国保持向上的态势，人文社科领域文明自信的建立，也是个迟早的事情。&&&&在中国，许多事情还是需要领导带头。现在值得我们担心的是许多官员不愿意与国家与人民同甘共苦，忙着给自己家族留后路的心态。是送孩子去留学，还是去援藏援疆，这是两种不同的境界。领导在美国开家长会，老百姓也就看到，原来领导对自己国家也没有信心那，也就一个个争着送孩子出去了。而这些留在发达国家的下一代，在国际关系中，实际上起到了“人质”的作用，有可能会影响外交决策的自主性。领导送孩子去援藏援疆，尽管这里会有权力资源家族传承的维度，但至少还是让老百姓看到领导还是把宝压在国家和人民身上的，这时候再倡导老百姓做这个做那个，才会有相应的号召力。&&&&1948年，国民政府出现了“洋博士内阁”，文化水平之高令人咋舌，但国民党灭亡的原因，也就在其中。为中国未来计，我们希望这种“洋博士内阁”，在中国未来永远不要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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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的推荐TA的最新馆藏背景/本土留学
中外合作办学似有风雨欲来之势。奠基陆家嘴的消息传开之前，一些教育界人士正在密切关注珠三角：今年起，多所香港地区高校和欧美地区名校纷纷被“原装引进”广东。已确定牵手创办；与合办校区落地东莞的计划有较大进展；与在的合作基础上，传出“建设具有独立资格的综合性大学”的新设想；中山大学眼下正与商谈办学设想，也在与协商办学。
今后上大学，除了留洋和入读国内大学，得以让学生实现“本土留学”的中外合作办学学校，似是一个“靠谱”的选择。
模式/本土留学
21世纪教育研究院曾针对国内三所中外合作大学的办学模式和人才培养模式，出具了一份调研报告。该调研选取的3个样本学校，分别是：2004年由英国诺丁汉大学与浙江万里集团合作创立的、2005年由-香港浸会大学合办的，以及2006年由与合作建立的。
报告指出，相较于体制内的大学，这些中外合作办学高校，在人才培养模式、学生招考、学业成就及办学管理方面，已呈现出“质”的区别。
最显著的区别是，三校均实行全英文授课、启发式教学和导师制。每所学校的教学方式和内容都延续英国及香港母校的课程体系和标准，在这些大学里，没有传统国内大学常见的“上课记笔记、下课对笔记、考前背笔记”现象，取而代之的是“课上一小时，课下五小时。”“这种教育模式，让中国学生改变了过去十几年基础教育被动接受知识的学习方式。”&
调查/本土留学
而在对在校大学生进行调查时，很多学生表示，选择这类学校的最主要原因是高水平师资、全英文授课以及获得更多到国外深造的机会。
值得关注的是，这三所学校的毕业生就业情况，已经使很多学生和家长开始心动。宁波诺丁汉大学目前有三届毕业生，年两届毕业生实现了100%升学与就业，2010年毕业生截止去年10月底，实现了97%就业和升学，其中70%到英国和其他国家继续求学，包括英国诺丁汉、牛津、剑桥等高校。西交利物浦大学到2010年正好完成第一个批次的本科生教育，97%的毕业生选择出国深造，相当数量学生被牛津、剑桥、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等英国名校录取。
制约/本土留学
这类大学在与我国教育管理制度的融合上尚存在一些问题，需引起关注。
这类学校仍受到一些政策和法规的制约，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其办学自主性。
例如，招生自主权过小，难以实现它们所期待的招生多元化。此外，由于教学方式、学习内容、考试方式的差异，学生在这类学校毕业后，恐难以进入国内高校读研究生。
其次，三所大学的教师均实行全球招聘，但这些学校引进的国际化教师尚未纳入政府相关计划。在科研项目管理上，无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还是省部级项目、市级科研项目，针对这类大学的申请渠道还未完全理顺。
呼吁/本土留学
随着中外合作办学的步子越迈越大，我国必须加快建立教育质量认证体系。随着经济全球化加深，各种中外合作办学项目迅猛发展，大量教育机构开始进入我国；但另一方面，我国至今缺乏有效的监管体系，对参差不齐的办学质量没有一定之规。这种情况下，有上百年历史的国外教育质量认证机构已纷纷进入我国，甚至国外教育机构之间开始协商，对我国教育进行分区域认证，大有“瓜分”中国教育之势。我国急需对中外合作项目开展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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贡献光荣榜　　　我们照例在十一点半左右醒来。本来昨晚上定了闹钟要十点整起床的，这不知多少次决心了。记不清两个人中是谁在十点钟时把吵闹的钟按哑巴的，那会儿两个人都被吵醒，脑子里挣扎着同一个念头：用不着你这么吵闹，我们马上就起床，马上。……他还没动静，他昨天保证要起床的。……我起身上了厕所，痛快地冲了一个澡，披着浴巾冲了一杯奶，烤了四片面包，同时煎了两个鸡蛋，好香啊！我正想喊醒他时，他在我身边翻了个身。我抬头一看――shit！十一点半，我又起得晚了！
　　于是我照例在十二点半以后赶到实验室。楼下台阶和草坪上坐满吃午饭的人，从他们身边走过真不好意思。但我匆匆忙忙面带汗迹的样子准给他们以工作了整整一上午的印象，所以我也能煞有其事地和几个常在此地见面的人打招呼。从家到实验室足有三公里，又是上坡，走起来颇费劲。我更愿意开车来。只是，像我这样的懒人是得不到停车空位的，只能免了。我最不情愿的是电梯打开的一瞬，面前出现的一幕准是全实验室的人皆在忙碌。面对同事的目光和“哈罗”，我总很尴尬，匆匆走到自己的办公桌前，把书包掏空，呆呆地坐一会，回忆一下今天的计划，然后开始工作。
　　实验室的工作是有条理而愉快的事，时间过得很快。偶尔0半会有茶点，或许是某个人的生日蛋糕。去年我生日那天，别人喊我去吃蛋糕，我乐颠颠地跑去准备对某人喊一声“生日快乐。”结果到蛋糕面前才发现那上面写着“Happybirthday，Liming！”我很喜欢做实验，并不是因为我精于此道，倒是因为我大脑不健全，手脚又笨。每次新做一个实验我都丢三落四，害得我每每地回锅重做。但做到熟练时，便井井有条，实验便开始散出优美的韵味来。
　　晚饭无论是什么内容都很香，因为这是一天中唯一能叫作一顿饭的。而且耗到此时，再懒的人也饿得顶不住劲了。晚饭总让我吃得心满意足，而吃完10分钟之后又总让我昏昏沉沉，似乎吃饭用尽了我一日的力气。我要么上床打个盹（那将和晚饭一样香甜），要么陪他看一会电视。一半的情况下我会去看电视剧，但又总在担心会有恐怖镜头出现。有一个电视系列，叫“十三号星期五”，经常在十三号兼星期五时播放。这个电视剧里总在播一个复活的死人，到处杀人，情节丑恶可怖之极。许多美国人喜欢恐怖片，我从前的美国女同事就是。我经常晚上回家时听她在自己屋里被录像吓得尖声乱叫，看完录像挨个检查门窗、桌柜和厕所，却总很兴奋，一有空又去借来看。
　　8点开始的电视片到10点结束，我们的“午休”也到此完毕，开始“下午”的工作。这次他开车送我去实验室。第二次进实验室，是我最舒心的时刻。电梯一开，整层楼、整个实验室空无一人。偶尔也会有一两个人还在工作。这样，从夜里10点起，我开始更有效地完成另一半一日计划。空无一人的实验室是真正的迪斯尼乐园，什么好玩的都有，电视、杂志、极小的手摇生日唱机、滑旱雪板，十几块黑板上应有尽有的俏皮话和小笑话，每张门上参差不齐地贴满漫画和半认真半玩笑的聘书，每个人的办公桌上古怪好玩的小玩具小摆设，桌前墙上的各种照片，一边还有响彻实验室每个角落的24小时不断的摇滚乐，有白天剩下的西红柿、苹果之类的季节食物可以享用。我显然是这乐园中快乐的米老鼠，不停地干活，东窜西跳，随着乐点摇头晃脑，或者看看书和文献，有时也写写信，打个电话笑骂一通，发发牢骚，甚为开心。
　　每天夜里4小时自编自演自已欣赏的连续剧，多半以进暗室结束。实验的电泳结果要拿到暗室放到X光胶片上，放射性分子在胶片上留下的脚印被第二天冲洗出来之后显现出来的条带，就是我们要看的实验结果，无论以前的4小时多么兴高采烈，进暗室总让我情不自禁地庄重严肃，小心翼翼。我当然知道整层楼里不可能有一个人，但暗室里的凉气使我每个毛孔都睁开警觉的眼睛。不过也好，否则他来接我时准以为我刚幽会回来呢。
　　我们住的小楼静静的，楼前经常洒满清亮极了的月光。于是我们蹑手蹑脚地走上楼梯，轻轻打开自己家的房门。那一会儿使人想起小时候干坏事时的愉快。他进屋第一件事多半是直扑锅台，狼吞虎咽一番。在他吃足之前，从我们见面起，他几乎没力气说话，这则是我唯一可以铺天盖地无头无尾地自由说话的机会。在他吃完之后，作为极体贴丈夫的妻子，为了帮助他尽快消化，以便更舒服地睡眠，我多半要他背着我在屋里走几圈。
　　我从4岁起就开始背我0，后来背我妹妹，我自己却只在去年才发现被人背在背上原来是如此的舒服。遗憾的是，他从没背过弟妹，只背我两圈就把我往床上扔。然后我们就躺在床上聊天，聊小时候的事，乡下的事，家里的事，最多是我弟弟和妹妹的事，这是我们俩都愿意谈的最愉快的话题。当然，最开心的话题是骂我们最亲爱的大朋友。然后我们中的一个提议睡觉，然后我们推选谁该先去洗漱，然后被推起来的那位就拉另一个（多半是我）起来负责关灯，然后是一直延续到太阳晒0的最抒情的慢板――梦与睡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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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友签到处↓ 元芳，你对“留学散记:留美生活有条理而愉快的一天”怎么看？ ---说两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