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窑在飞车结婚时间等级划分上的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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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窑是我国烧瓷历史最早的瓷窑之一,最著名的青瓷窑系。窑址在慈溪、余姚、上虞、绍兴一带。这里唐代属越州管辖,故称为越州窑,简称越窑。
最近,南京博物馆的吴青釉褐彩羽人纹双系壶和南京博物院的西晋青釉神兽尊被列为第三批禁止出境名录。
[ 本帖最后由 朗润堂 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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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兄第一个像是绞胎的。
三国,吴。 高32.1厘米,口径12.6厘米,底径13.6厘米。 1983年南京长岗村M5出土。 米黄胎上先施褐彩,并绘出纹饰,后外罩青黄色釉,透明度较强。圆弧形盖,带纽,盘口,束颈,圆鼓腹,有系,平底。局部贴塑与通体釉下彩绘的先进工艺融汇于一壶之上,构成一幅精美生动、充满神秘色彩的图画。盖钮塑一回首鸟,钮两旁各饰有一柿蒂;盖面周绘人首鸟形动物,似围绕仙草,翩翩起舞;盖内壁穿插仙草、云气等物。颈部绘有七只异兽。三组贴塑-两尊佛像、
[ 本帖最后由 春华秋实 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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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越窑的时间范畴,学术界仍有分岐。《中国陶瓷史》把宁绍平原东汉晚期到宋代的瓷业遗存统称越窑,而《论“越窑”和“越窑体系”》一文则把这段瓷业遗存划分为“先越窑——越窑——后越窑”三段。
其中,东汉、三国至南朝时期,曹娥江中游地区出现了瓷业生产的高峰,成为先越窑的生产中心。东汉是越窑青瓷的初创时期,而三国西晋是越窑青瓷的第一个发展高峰
我收藏的几件东西晋越窑青瓷
[ 本帖最后由 朗润堂 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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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晋时越窑渐趋停滞,南朝时明显低落,至隋代时已是奄奄一息了。但依然有一些赏心悦目的产品。
下面是我收藏的几件这一时期的越窑青瓷
[ 本帖最后由 朗润堂 于
20:44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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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原帖由 朗润堂 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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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窑是我国烧瓷历史最早的瓷窑之一,最著名的青瓷窑系。窑址在慈溪、余姚、上虞、绍兴一带。这里唐代属越州管辖,故称为越州窑,简称越窑。
最近,南京博物馆的吴青釉褐彩羽人纹双系壶和南京博物院的西晋青釉神兽尊 ... 第二个。
【名称】:西晋青釉神兽尊
  【类别】:瓷器
  【年代】:西晋
  【文物原属】:江苏宜兴县周墓墩4号墓陪葬品
  【文物现状】:1976年江苏宜兴县周墓墩4号墓出土,现藏南京博物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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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这件南朝莲花尊品相完好,釉水一流,堪称“国宝”级文物(笑话了 )
[ 本帖最后由 朗润堂 于
20:45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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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是我国历史上繁荣、昌盛的历史时期,各类手工业得到了蓬勃发展,瓷业生产出现遍地开花,相互争艳的局面,形成了南青北白的瓷业格局。而慈溪上林湖地区是越窑中心产区,成为当时南方青瓷中心的杰出代表。唐代晚期,以上林湖越窑为代表的瓷业生产已进入了鼎盛状态,制瓷技术达到了炉火纯青的阶段。到五代时期江浙一带的吴越国,较少战争,越窑的瓷业生产能够继续发展,产品质量仍独步天下。
我收藏的这一时期越窑青瓷
[ 本帖最后由 朗润堂 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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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色瓷始烧于唐、五代和北宋初期,法门寺地宫13件越窑青瓷就是这一时期秘色瓷的标准器。
我的这件五代-北宋越窑南瓜粉盒不知能不能称为秘色瓷
[ 本帖最后由 朗润堂 于
20:45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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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窑青瓷从北宋晚期衰落,终于在南宋时期停烧,究其衰落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龙泉窑的兴起把中国青瓷的发展推到了一新的境界,出现了青瓷生产的另一个高峰,终于逐渐占领了越窑的原有市场。
越窑刻花执壶
[ 本帖最后由 朗润堂 于
20:45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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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收藏的南朝莲花尊与国博收藏的北朝青釉仰覆莲花尊(这次被列入第三批禁止出境名录)比较
[ 本帖最后由 朗润堂 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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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时期的越窑瓷辨识 从兴盛走向下坡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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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辨识越窑青瓷,可以从胎釉的变化入手。越窑青瓷的胎色呈灰白色,从唐到宋,变化不大。只是唐代早期由于对胎土的粉碎、淘洗均不够精细,胎质中含有不少沙粒。从唐代中期起胎质显细腻,不再含沙粒。北宋时越窑器的胎色仍是灰白色,但已变得比较浅了。
  越窑,是生发在浙江的一个古代名窑。从唐代到五代,是它的兴盛时期,到北宋还在继续延烧,然已开始走下坡路。北宋中期以后,其地位逐渐为龙泉窑所替代,到南宋就停烧了。越窑的窑址是以浙东慈溪的上林湖窑为中心,包括上虞窑的寺前、帐子山、凌湖和慈溪的上岙湖、白洋湖一带的产地为代表。
  中国青瓷的低潮时期
  绍兴、诸暨、鄞县、奉化、临海、黄岩等也都一直在烧造着青瓷。初唐时的越窑器,仍处于中国青瓷的低潮时期,其基本风格与南朝和隋朝相类似。中唐以后质量逐渐提高。产品有&类玉&、&类冰&及&千峰翠色&之誉。尤其是当时生产的青瓷茶瓯,被当时写《茶经》的陆羽推举为越窑之首。五代时,一部分产区为钱鏐的吴越国宫廷所垄断,成为我国最早的官窑。其典型的产品,就是现在大家都知道的,从唐代中期就开始烧造的所谓&秘色瓷&。唐宋时期的越窑产品,不仅畅销国内,而且还远销海外。现在在印度、伊朗、埃及、日本和东南亚地区的考古发掘中,经常有唐宋时期的越窑器被发现,这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明。
  宋时的胎质比较紧密,内含杂质较少。越窑青瓷器都是拉坯成型的。在这一点上,仿制者很难做得十分到位。他们虽然也可运用拉坯方法,但重量和厚度掌握不好,往往是过重或过厚;也有用模制泥浆灌注方法来仿烧。这种器物,一是重量偏轻,二是只要看到是模制泥浆灌注,就可以排除,因为,当时还没有这种工艺。另,现代仿品在胎质上不一定能掌握得好,仿北宋的胎质过松,仿唐代的胎质过紧密,仔细观察,不难发现其不到位的地方。胎色上,过白或过灰都有,也须仔细辨别,找出其与时代的不合之处。
  在施釉上,从唐到宋所施的都是石灰釉,这种釉,光泽度好,透明度高,但粘着力不强,薄而易流淌。唐代早期,釉层薄而不均,有流淌,少光泽,施釉不到底,器底和圈足常有露胎。釉色有青黄、青灰和淡青等多种;唐代中期至五代釉色以青黄多见,还有青灰、青绿等。特别是晚唐起,釉色偏于黄色,或青中闪黄,以艾色为贵。后逐渐改进到清水般的湖绿色。这段时期,釉层均匀,光泽滋润,呈半透明状,有玉质感。唐代早中期的真品,一般来说,器身均有细小的开片,在放大镜下可以看到。在开片中可看到土沁和一些爆裂的痕迹。北宋越窑的釉色以青灰和青黄釉为主,也有少量施青釉和青绿釉的。釉质不如五代时期精细,釉面虽也光亮,但已表现不出唐、五代时期釉面的那种滋润感。特别是晚期产品由于采用明火装烧,加上制作粗糙,在施釉上不大匀净,故釉色普遍灰暗,无光泽,质量较前要差得多了。仿品釉色虽大致相近,但一般釉层要较真品显厚,光泽强而刺眼。有的器物经过做旧,釉面不刺眼了,但也没有了滋润感,出现了无光泽、显干燥的现象。
  越窑的器物形式多样
  越窑多见的有碗、盘、洗、碟、杯、盒、罐、钵、缸、釜、瓶、灯、盂和执壸等。以罂和茶瓯最为突出。器物的造型不同,可为辨识提供帮助。如,壸类器物的流上,唐代的必定短流,时间越晚,壸上的流则越见伸长;另,如越窑器的支钉撇足,应是五代到北宋早期的特征。宋代中晚期,应是立足。在装饰上,唐代以素面为主,有的器物有堆贴和少量的划花图案。五代有少数堆贴和刻划花的纹饰,并出现釉下褐彩的装饰图案。到北宋刻划花装饰较多,纹饰取材于唐代的金银器。但后来逐渐减少,器物就不太讲究用花纹装饰了。有的还保留一部分五代时的装饰花纹,有的就是光素无纹。同时,碗盘类器的口沿出现花瓣形的装饰。对此类器,可以以&唐四、五五、宋六&来区分,即在通常情况下,唐代是四瓣,五代是五瓣,宋代是六瓣。当然,这只是一般情况,不排除也有例外。在越窑器上,特别是在宋代越窑器上,常有文字题记出现在器身和器底之上。这些文字大致可分为姓名、数字、记事和其他文字等几类。了解这些文字,对于辨识和断代有好处。如,出现&太平兴国&或&太平戊寅&4字年款的,即可断定为宋太宗时期所烧。仿制品在装饰上常不到位。一是线条多不如真品流畅。刻划线条显得呆板,没有生气、灵气。划划的线条常比真品要粗。二是由于知识的局限,花纹的时代常常会出现早晚颠倒的现象。如盛行于北宋早中期的水波纹,常会错误地装饰到五代的器物上。
  熟悉越窑烧制技术的资深人士告诉我,从装烧工艺上,也可以来辨识器物的新老。越窑瓷装烧主要是二种:明火烧或匣体装烧。不管哪种方法,为防止粘连,均要用泥点来做间隔。不同时代,用泥点的部位有变化。唐至五代,泥点的部位用在器底边缘和圈足的足端。为避免泥点被粘,在放置泥点的地方要刮釉。器底刮釉部位呈暗红色,泥点会留下痕迹。仿品较之真品颜色要深暗。五代晚期至北宋,采用垫圈间隔装烧,因此,泥点移至外底,使足端包釉完整。但泥点往往被粘连。真品泥点较疏松,用手指甲扣,即易脱落。伪品泥点坚硬,不易脱落。泥点的形状:唐代早期,呈不规则三角形;唐中期起,多呈松子状;五代起,圈足变窄,泥点也随之变小;北宋时,早期为长条形,中晚期变环形。因此,仔细观察器物上泥点的有无,其位置、形状和粘着情况,对照器物的胎釉、装饰特点,就可以为判断真伪提供更多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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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日 10时30分
郭璐莎.越窑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东南文化,2015(4)
作者简介:郭璐莎(1987-),女,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陶瓷考古。收稿日期
内容提要:越窑考古研究涉及调查及发掘、&越窑&涵义、窑业衰落、交流与传播、科技分析、造型纹饰和装烧工艺及秘色瓷定义等七个方面,80年来越窑研究的成果卓著,尤其是近几年来对窑址考古日渐关注,其生产背景日益明晰。但是,目前的研究中对丰富的原始材料的解读和信息提炼却显得相对薄弱。呼吁未来的研究方向应采取自下而上和文化生态学的视角,引入实验考古学方法和器物操作链分析,努力做到透物见人,拓展和深化问题导向的科技手段应用,并注意窑址和出土遗存横向和纵向的整合研究。
关键词:越窑研究史回顾展望& 中图分类号:K878.5& 文献标识码:A
越窑青瓷烧造时间之长、窑址分布之广、涵盖内容之丰,在中国陶瓷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从20世纪30年代陈万里先生最早开始对窑址进行考古调查以来,已经经历了八十几个年头,回顾越窑的研究历程,不仅能帮助我们厘清这一领域的学术史及学术现状,更为重要的是,能让我们进一步思考越窑研究乃至全国范围内的陶瓷研究应该朝着什么样的方向努力才能发挥其最大的功用。
&越窑&之名最早见于唐代,唐代文献中对越窑瓷器的记载已相当丰富,其中以陆羽的《茶经》为最早,它从饮茶的角度对各地的茶碗进行了相关评论,并把越窑瓷器排在了诸名窑之首。唐代诗歌中保存有大量的吟咏越窑瓷器的诗句,如孟郊的&蒙茗玉花尽,越瓯荷叶空&,施肩吾的&越瓯初盛蜀茗新,薄烟轻处搅未匀&等,唐代诗人们通过优美的诗句对越窑青瓷的造型、釉色等进行描述,为我们认识唐代越窑青瓷开了一扇别样之窗。宋元古籍对越窑的记载则集中于秘色瓷、越州贡瓷等问题之上。由于越窑早已不复存在,明清时期关于越窑的记载大多沿袭前人,或者对前人的记载进行考证。
为较为全面地对越窑青瓷研究进行综述,笔者将从调查与发掘,涵义,衰落,秘色瓷,交流与传播,科技分析,造型、纹饰及装烧工艺等七个方面展开。
(一)调查与发掘
陈万里先生是推动越窑研究从书斋走向田野的导路人,是第一位对古窑址进行实地考查的学者。从20世纪20年代末至40年代,他曾多次调查浙江当地的越窑遗址,并搜集了大量的瓷片标本。他的《瓷器与浙江》[1]、《越器图录》[2]及《中国青瓷史略》[3]等著作即是他多年田野窑址调查的研究成果。
20世纪50年代以后,考古工作人员对浙江绍兴、上虞、宁波等地的越窑窑址进行了广泛的田野调查。如余姚地区的上林湖、上岙湖、白羊湖、东岙游园区、杜湖,上虞地区的窑寺前、龙浦、窑山、黄蛇山,绍兴上灶官山窑,宁波地区的郭家峙、沙叶河头、小白市窑、云湖窑、象山鲁家岙窑、镇海小洞岙,萧山地区的上董窑、石盖窑、戴家山窑等。通过调查获得了大量的瓷片标本,使人们第一次较为全面地对不同产地越窑瓷器的基本情况有了大致了解,为后续调查及发掘奠定了重要基础。80年代开展的文物大普查工作以及中国硅酸盐学会《中国陶瓷史》[4]的筹备工作促成了大规模的田野调查。调查时发现大量古窑址,采集了大量的标本,重点窑址还做了测量记录。
20世纪90年代至今,考古学者开始对一些重要的越窑窑址进行大规模的发掘。1993年10月至1995年7月,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慈溪市文管会联合对上林湖荷花芯窑址、马溪滩窑址进行了3次考古发掘,发掘面积达1400平方米;1998年9月至1999年12月,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院和慈溪市文管会联合对上林湖寺龙口窑址进行二期大规模发掘,发掘面积达1045平方米[5]。由慈溪博物馆编著的《上林湖越窑》[6]对自20世纪80年代至今的上林湖、古银锭湖、白洋湖以及里杜湖四大窑址进行了总结;另外,1999年和2002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慈溪市文物管理委员会联合对白洋湖地区石马弄窑址进行二期抢救性发掘,发掘面积925平方米,清理出一条龙窑、一座房基等,并获得大量晚唐、五代至北宋时期的青瓷标本。对于东钱湖窑场的调查发掘成果可以以《郭童岙:越窑遗址发掘报告》[7]为代表,2000年以来上虞有过两次发掘,一次是2005年对大园坪东汉窑址的发掘,另一次是2007年对尼姑婆山三国西晋窑址的发掘,这两次的发掘报告都还未出版。另外,自2012年12月开始,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会同上虞市博物馆,为探索成熟青瓷的起源及其早期发展,正在上虞市对越窑青瓷进行大规模调查。
(二)涵义
对&越窑&涵义的争论主要集中在&越窑&所涵盖的时间及空间范围上,比较有代表性的有以下两种观点:《中国陶瓷史》认为&这里(上虞、余姚、绍兴等地,原为古代越人居住地)的陶瓷业自商周以来,都在不断地发展着。特别是东汉到宋的一千多年间,瓷器生产从未间断⋯⋯产品风格虽因时代的不同而有所变化,但承前启后、一脉相承的关系十分清楚,所以绍兴、上虞等地的早期瓷窑与唐宋时期的越州窑是前后连贯的一个瓷窑体系,可以统称为&越窑&&[8]。但也有学者认为《中国陶瓷史》中对&越窑&的定义其实是对&越窑体系&的定义,应该将唐宋之前的瓷业文化遗存称为&早期越窑&,唐宋时期称为&唐宋越州窑&,唐宋之后称为&南宋余姚窑&,它经历了&先越窑&越窑&后越窑&的文化序列演变。因此,&越窑&的涵义仅包括&唐宋越州窑&[9]。目前,人们已经普遍接受始于东汉、止于南宋[10]的越窑概念,只是其整个发展时期大致可以划分成汉六朝时期的早期越窑、唐五代北宋越窑与南宋越窑三个大的阶段。
(三)衰落
关于越窑究竟为何衰落,争议颇多,许多学者从政治、经济、自然环境、社会风尚等因素对这一问题进行探讨。
1、不再生产&贡瓷&。陈万里先生认为北宋时期越窑的衰落&是完全受到政治的关系&[11],&吴越归宋后,无需大量进贡秘色瓷,贡瓷的数量锐减,最终导致了越窑的衰落&[12]。王光尧及林士民也持相同意见[13]。郑建华也提出北宋中期或稍晚阶段越窑贡瓷历史的终结导致了越窑的衰落。越窑贡瓷历史的结束与王安石变法后宫廷用瓷以及宫廷的采购制度有关,即由原来的到各地采购精品转为就近便宜采购,这样越窑的需求特别是来自高端的需求大量减少,导致其迅速衰落,这也与越窑的衰落时间相吻合[14]。
2、农业、其它手工业的排斥。李刚及章金焕认为越窑衰落与本地区农业生产的空前繁荣密切相关,在北宋特定的社会环境中,适宜的气候、肥沃的土壤及丰富的水利资源和发达的人口,使得宁绍一带的农业生产水平达到了空前的高度而排斥了瓷业生产继续发展的可能性[15];秦大树不仅认为宋代浙东地区高度发达的农业生产阻碍了制瓷业的发展,纺织、印刷、酿酒等手工业的繁荣也使得制瓷业淡出了原发达地区,最终在&多山少田&的处州地区发展了起来[16]。
3、市场上其它窑场的竞争。表现在北宋中后期,诸名窑的兴起(包括北方定窑、汝窑、钧窑及南方的龙泉窑和景德镇窑)占领了越窑的原有市场[17]。
4、原料的不足。越窑青瓷的窑址区域内的优质瓷土的日益匮乏,基本丧失了能保证大规模生产所需要的原料供应的条件[18]。
5、质量的下降。权奎山指出越窑青瓷制瓷工艺环节出现的问题表现在盲目转向刻、划花青瓷,放弃了自己的特色,刻、划花青瓷又质量平平,最终导致了它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败下阵来[19]。王佐才提出产品质量好坏是产品兴衰的原因,也是主要原因,越窑衰落是因为其本身落后于前代和其它窑口的产品[20]。
6、社会风尚的变化。宋代&斗茶&风盛行,人们日益倾向于选择建窑的黑瓷[21]。综合上述原因,都有其合理之处,但是越窑的衰落绝不是单一原因造成的,应该对自然环境、技术、社会环境、意识形态等进行全方位考查,目前已有学者认识到越窑衰落是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22],但分析略显不足。
(四)秘色瓷
从古至今,对越窑青瓷的讨论,大多集中在对&秘色瓷&的讨论上,秘色瓷对越窑青瓷的研究而言是极为重要的一部分。尤其是1987年陕西扶风法门寺地宫14件秘色瓷的发现,引起人们的极大关注。
下文笔者将分为&秘色瓷&的涵义、烧造秘色瓷的瓷窑性质两个方面对其进行综述。
1.&秘色瓷&的涵义
代表性的观点有以下几种:认为&秘色&指的是瓷器的颜色(釉色),比如李刚指出&秘色&与&碧色&同音,是一种神奇之色[23];也有人认为&秘色&并不一定是某种特定的颜色,从法门寺地宫出土的秘色瓷釉色来看,不仅有青绿色,还包括青黄色[24]。由于&秘&有&秘密&的意思,因此也有学者从这个解释入手,认为唐代秘色瓷的涵义可能既含神秘之意,又有珍奇之意[25];另外,有人认为&秘色瓷&是越窑青瓷中制作精细、器形规整、釉层均匀、晶莹润泽的精品瓷[26]。
对于这个问题,尚刚有比较精辟的论述,认为秘色瓷的&秘&常指与帝王有关,而&色&即品类、种类,因此连在一起&秘色&所指便为入贡的品类[27]。还有少数研究者认为其涵义并非一成不变,唐代时的&秘&是指瓷器的颜色或是精品之意;五代宋初时被引申为御用贡瓷,隐秘不示人;宋以后&秘色瓷&成了类越青瓷的泛称,&秘色&实为&青色&[28]。综合这两种观点来看,笔者仍然倾向于前者,因为器物命名,考古学约定俗成的情况有二:第一种是自名,即依器物自名称之,如许多青铜器自身刻有铭文或依文献上的古人称谓;第二种情况是他名,即既无自身铭文,又缺乏史籍著录,研究者依据分析需要,按形状或用途等予以命名。就《衣物帐》的记录来看,秘色瓷当属于器物自名,符合&入贡的品类&这一说法,因此唐代时就已有&不得臣庶用之&的涵义,而宋以后大量文献对&秘色瓷&的记载基本也属此涵义的范畴。
2.烧造秘色瓷的瓷窑性质
大多数学者都认为越州烧造秘色瓷的瓷窑为贡窑,是民窑性质,而非官窑性质。极少数人认为烧造秘色瓷的瓷窑性质为官窑性质[29],但这种观点并不占主流。对于何为&贡窑&,虽表达不同,但含义相差不大,即指烧造上贡越瓷的窑场[30]。最大的争议在于,究竟&贡窑&与&置官监窑&的关系如何?一部分人认为&贡窑&与&置官监窑&是紧密联系的,&置官监窑&是&贡窑&的一种陶政制度[31]。但也有一部分人认为&贡窑&不同于&置官监窑&,唐代烧造秘色瓷的瓷窑性质为&贡窑&,发展到了五代北宋,其瓷窑性质已转化为&置官监窑&[32];类似的观点在童兆良的《贡窑概论》一文中也有体现[33]。
不论是贡窑,还是置官监窑,更为重要的是它们所生产的贡瓷究竟与官府、贡赋制度有何关联?它们作为一种&特殊&的产品如何在古代社会体系中运转?对这一问题讨论最为全面及透彻的当属郑建华的《越窑贡瓷与相关问题》一文[34],文章的重点是探讨不同历史时期越窑烧制贡瓷的窑场与官府的关系:其一,从1977年上林湖吴家溪&贡窑&铭墓志罐入手,认为唐代官府对贡瓷的生产已有一定程度的监管,但尚无专门机构或官员监管的任何依据;其二,进入吴越钱氏统治时期后不久,&官&及&官样&款瓷器的出现显示当时窑场与官府的关系发生了变化;其三,吴越的大部分时期,官府主要以征敛的方式取得贡瓷,生产贡瓷的窑场比以前多,官府对贡瓷的生产有严格的质量要求;其四,吴越末期到北宋中期或略晚,贡瓷的生产还是在专门的窑务官员监督下进行的;其五,南宋初年,贡瓷由官府指定的多处窑场烧制,官府对贡瓷的生产有造型和工艺上的要求,监窑官员中有懂制作者。可以说这篇文章是了解越窑贡瓷以及窑场性质的必读之作。
除了上述两个方面,对秘色瓷的探讨则主要集中于历史分期[35]、工艺技术[36]、艺术风格[37]之上。另外,已有不少人意识到越窑青瓷(尤其是秘色瓷)与金银器的关系值得深入思考,判断越窑青瓷是否存在对金银器技艺上的模仿,最直观的方法可以通过观察它们的造型、纹饰、装饰手法是否有相似之处;此外,还需注意瓷器对金银器的模仿可能并不是出于实用的目的,而是出于审美意识的改变或意识形态的需求。这也反映了瓷器象征地位的变化,苏玫瑰认为&瓷器的地位变化从原来仅仅被用作替代更多的贵重物品而变成了具有自身价值的器物,它的这种地位变化可以从越窑的秘色瓷中得到证明&[38]。这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也十分有趣的课题,应该受到人们的重视。
(五)交流与传播
从空间范围上可将越窑的交流与传播分为两个层次:其一是指越窑与国内其他窑系或窑场的相互影响;其二是指越窑在国外的交流与传播。而从交流及传播的方式来看则包括产品的交流以及窑业技术的交流。
尽管人们熟知越窑对周边乃至全国的许多窑系或窑场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是专门撰文研究的人却相对较少。林士民的《青瓷与越窑》一书专门列一章&越窑技艺的传播&,讨论了越窑与婺州龙泉、江西瓷业、耀州青瓷等诸窑的关系以及越窑黑釉对各窑的影响,从此可以看出,越窑与其他窑系或窑场的交往是极为广泛的[39]。有少量文章探讨这方面的内容,如郑建明[40]、江松[41]等,另有文章还对胎釉进行了化学分析、显微观察和物性测定[42],现代自然科学技术的运用在探讨这个问题上显然十分重要。
三上次男教授具有奠基性意义的《陶瓷之路》[43],谈到国外不少地方都有越窑青瓷的踪迹。20世纪80年代,三上次男发表了一系列研究论文,虽不是专门探讨越窑在国外的交流与传播,但也为我们了解这一段历史提供了十分重要的线索[44]。此后,国内许多学者也开始关注越窑对世界瓷业的影响,《中国陶瓷史》以及《青瓷与越窑》等一些具有代表性的著作中都有相关论述。另外也有许多学者对这方面内容作了仔细的探讨,他们通过大量的国内外考古发掘与调查资料,并结合相关文献史料,来探讨越窑青瓷的外销状况[45]。这一系列论文主要体现在产品的交流上,对窑业技术的交流关注的不多。其中,刘恒武提出越窑青瓷对外输出规模与范围的不断扩大与浙东地区港航水平的逐渐提升是相互作用的结果,其中浙东明州是越窑青瓷对外输出的交通枢纽港。这样的研究视角提醒我们,不应只关注器物的发现,还要关注器物流通的途径以及背后的动因。另外,赵胤宰的《略论韩国百济故地出土的中国陶瓷》一文详细论述了中国青瓷在朝鲜半岛的分布,并对其中保存较完整、时代较明确的几件器物进行了初步分析和比较,指出西晋的青瓷应该来自于越窑,若观点成立,则意味着这是越窑青瓷也是中国青瓷的首次对外输出[46]。黑石号、印坦、井里汶沉船中出水的大量越窑青瓷把越窑青瓷的外销这一课题的研究推向一个小高峰,谢明良[47]从纹饰和器形演变两个方面分析了黑石号沉船上的越窑瓷器;沈岳明[48]及秦大树[49]主要对井里汶沉船中出水的越窑青瓷的年代进行推断,认为其年代在晚唐或五代至北宋早期,并对该时段越窑的输出规模进行了相关讨论。
最早关注国际窑业技术交流的当属熊海堂先生,他在《东亚窑业技术发展与交流史研究》中对中国、朝鲜半岛、日本三国的窑业技术进行比较:朝鲜半岛窑业技术的主流是中国东南沿海式的,主要表现在窑炉方面都是以龙窑、分室龙窑为主体;没有用煤炭做燃料的习惯;在窑具方面,越窑采用的M形匣钵在朝鲜主要青瓷生产地普遍流行,而北方最流行的三叉支垫在日本普遍发现,在朝鲜半岛却鲜有出土[50]。目前来看,对越窑青瓷向朝鲜半岛的技术传播关注较多,研究者包括林士民[51]、金英美[52]、禚振西[53]、李军[54]等。另有一篇硕士论文《越窑制瓷技术传播与高丽青瓷起源之关系研究》较为全面地回顾越窑青瓷及高丽青瓷的关系,对于想要了解这方面内容的研究者而言提供很多帮助[55]。
(六)科技分析
运用自然科学手段对越窑青瓷进行定性、定量分析和年代测定,可源于中国古陶瓷科学研究工作的带头人周仁先生。1960年,他与李家治先生联合发表了《中国历代名窑陶瓷工艺的初步科学总结》[56]一文,首次将科学技术的分析方法引入越窑青瓷研究。但总体来看,对越窑青瓷进行科学技术分析也只是近20年以来的事,并且大多数文章都是对上林湖中心窑区出土的瓷片进行测定,包括:中子活化法(NAA)、同步辐射X荧光法(SRXRF)对寺龙口青瓷瓷片的分析,以期研究其产地属性、年代特征以及古瓷胎料配方[57];对寺龙口青瓷瓷片的X射线荧光光谱(XRF)研究,也是为了研究越窑古瓷元素谱的产地和年代特征[58];还有学者提出在利用热释光前剂量技术方法测定瓷器年代时,需对瓷器样品进行热激活特性测试,以提高测定年代的精确度[59];对上林湖越窑青瓷瓷片的胎釉化学组成的分析[60]。仅有极少数学者对上林湖以外的地区进行越窑青瓷的科学技术分析[61]。
也有学者选取历代不同地区的越窑青瓷样本进行科学技术分析,对胎釉的微量元素进行分析,说明各产地原料来源的差异,并由此建立了其各地的判别函数[62];朱顺龙首次使用古陶瓷显微科技气泡测定方法对不同时期的越窑青瓷的釉层气泡进行科学测定[63];李国桢的《历代越窑青瓷胎釉的研究》除了对越窑青瓷瓷片的胎釉做了一系列的物理化学试验,还与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汝窑、临汝窑、耀州窑、南宋官窑以及龙泉窑的器物进行了对比研究,借以提供其产品质量上的科学依据[64]。
(七)纹饰、造型及装烧工艺
专门对越窑青瓷的纹饰、造型及装烧工艺进行研究的论文并不多。如对秘色瓷的研究一样,对越窑青瓷纹饰、造型的研究大多也限于工艺品的审美角度[65]。值得一提的是,杜伟在对器物的装饰及成型技术进行分析时,深入现代仿古作坊,引入现代仿古生产制造,得出许多有益的看法[66],正如他在文中引用熊海堂曾说过的&凡研究技术史者,本人必须深入手工作坊学习技术&,这应该成为工艺研究必不可少的准则之一。这很像考古学中采用的实验手段和民族学方法,对了解器物的生产加工助益菲浅,值得大力提倡。
除了以上所涉及的内容,许多学者也从其他不同的角度对越窑青瓷作了相关讨论,比如对记载越窑青瓷的历史文献进行梳理,为了使人们能通过文献资料来更好地研究越窑[67];对越窑青瓷的款识进行整理和研究[68];探讨五代吴越国钱氏家族与越窑的关系[69]。另外,关于越窑研究的综述性文章很少。沈芯屿的《三十年代以来浙江青瓷研究概述》[70]一文对浙江青瓷不同阶段的代表性研究成果做了大致梳理和述评,并呼吁浙江青瓷应该注意多学科交叉研究。这说明我国陶瓷界很早以前就已经意识到了学科交叉对这个领域研究进一步发展的重要性。
通过对越窑研究的回顾表明,前人的研究已取得了许多成果,尤其是近几年来对窑址考古的日渐关注,使我们对生产背景有了长足的了解。但是,相对于丰富的原始材料,对其进行的解读和信息提炼却显得有些薄弱。结合国内外的陶瓷研究趋势来看,有以下几个方面的视角和方面值得借鉴。
(一)自下而上的视角
伴随着20世纪初近代考古学在中国的兴起,窑址作为历史考古的组成部分也逐渐纳入少数学者的视野。人们逐渐认识到&只有借助于古窑址、古遗址出土的各类残瓷,方能最大限度地复原已隐没在岁月尘霾里的历史文明&[71]。在此之前,人们对瓷器的研究只停留在文献考据或是对传世器的收藏和鉴赏层面之上。
若从东汉中晚期成熟瓷器诞生以来算起,瓷器作为一种重要的物质文化已有近2000年的悠久历史。虽然瓷器的生产自古以来都得到最高统治阶层的重视,但是就漫长的窑业历史来看,民窑所生产的提供给大众使用的产品所占比例之大远远超过那些制作精美的只供上层社会使用的罕见产品。就越窑的研究来看,人们对&秘色瓷&倾注了极大的热情,但是却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秘色瓷&只是整个越窑发展历史上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即使是对其进行讨论,也离不开当时越窑生产的整个历史大背景。因此,若从自下而上的角度切入,具体到越窑青瓷来看,它显现出来的不仅有面向民众的一般化生产,还有面向贵族的精细化生产,不同的历史阶段以及不同的生产区域所表现的一般化生产及精细化生产又有所不同,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是什么?这种差异反映了什么?最终进一步指出当时的窑场生产状况和窑场性质等相关问题。相信这样的视角能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民窑&、&贡窑&、&秘色瓷&等这些相关概念。
(二)透物见人
&考古学的困难或魅力在于如何通过研究当下的存在了解已经消失的人类过去&[72]。考古学研究的是器物背后人的活动,包括经济、政治、文化、艺术、思想等方面。已有学者意识到,我们在研究中对瓷器与人的关系注意不够,&陶瓷考古对瓷器和瓷窑址的研究不同于文物学的研究,其注意力和追求的目的更重于史的一面。既然是研究历史,就脱不开和人的关系&[73]。
陈胜前提到考古学研究要达到&透物见人&应涉及五个基本环节[74],那么,具体到越窑研究上,要如何做到透物见人?参照这五个环节,我们应该做到:(1)通过考古地层学及类型学认识各种考古遗存,尤其是窑址、墓葬、沉船、港口等;(2)仔细辨别遗存的形成过程;(3)通过实验考古、民族考古、墓葬分析等实现从考古材料到人类行为的推理过程&&实验考古及民族学方法能够帮助我们认识越窑窑业的生产技术条件及器物的生产加工过程,对出土越窑青瓷的墓葬进行分析能够增进我们对当时器物的流通及使用者的认识;(4)人类行为、社会或文化的研究,这就需要借助人类学、社会学、经济学、历史学等多学科的力量,瓷器作为研究人类活动的一个切入口,可以通过它窥视当时的社会经济情况、审美价值取向、思想意识(如随葬品)等;(5)哲学基础理论,这是最高的层次理论,它指导着考古学研究的走向。考古学研究的范式众多,举例来说,若在过程考古学的范式下展开讨论,人们将试图对整个窑业系统做出更多解释,更为关注越窑瓷器生产作为一门重要手工业在古代社会中如何运作?当地居民与窑业的互动关系如何?窑址的选址都需要考虑哪些因素等。若能在以上这五个环节下对越窑展开研究,那么将大大丰富我们对&透物见人&的理解。
(三)文化生态学视角
1955年,美国文化人类学家朱利安&斯图尔德(JulianSteward)首次提出&文化生态学&的概念,主要用来解释文化适应环境的过程[75]。将这一概念引入窑业研究至关重要,它可以帮助我们观察窑业与环境的互动关系。
其实国内学者很早就意识到制瓷业是一门非常能够体现人与自然互动的手工业,早在1994年,熊海堂先生在《东亚窑业技术与发展与交流史研究》一书中论及陶瓷窑址的发掘目的时,强调了陶瓷生产与环境的关系。他说:&作为与古今人类生活密切相关的陶瓷生产,比其他部门更能体现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类改造自然的智慧。所以我们在发掘窑址的同时不要忘记记录古代窑场所处的自然环境(原料、燃料、水源、交通、环境破坏)、经济环境(物产、消费、价格、商业)、文化环境(传统、民俗、民具、技术)。&[76]
目前所知国内学者主要从文化地理学的角度对古陶瓷遗址的自然因素与窑业发展的关系进行探讨[77],除了考虑制瓷所需的自然地理因素(燃料、原料、水源等),还涉及到与瓷业相关的人文地理因素(市场、交通、技术等)。这为我国的陶瓷业研究提供了很好的视角,但这些因素究竟如何发挥作用并最终影响窑业的发展,仍需借鉴文化生态学的相关理论成果。阿诺德(Arnold)在其两部著作中运用文化生态学、系统论以及民族考古学对史前陶器进行研究,从资源、气候、聚落等级、人地关系、技术革新等要素入手,建立了一个很好的陶器文化生态模型,不仅阐明各个要素与陶器制作之间的关系,还系统讨论要素与要素之间是如何互动并对陶器制作产生影响[78]。对瓷窑业的研究也能够借鉴这种方法从某地域窑址的自然地理条件、分布、规模和等级的变迁及人地互动来探究窑业的兴衰。
(四)实验考古方法
&实验考古学顾名思义是运用实验的方法解决考古学问题的研究&[79]。广义的实验考古包括三个主要内容:其一是了解器物制作技术与功能的推断实验,其二是地表建筑复原,其三是器物与建筑的破坏和腐烂过程实验。显然,将实验考古方法引入越窑瓷器分析主要是符合第一个内容。
我们应尽可能复原古法烧制,包括选择合适的坡度建造龙窑(包括窑炉的结构、长度、高度等)、原料(当地瓷土)的开采、燃料(当地柴火)的选用、胎釉料的配制、工具的使用、器物在窑内摆放的位置、出窑的时间等都应进行详细记录,这将帮助我们认识:龙窑的结构对装烧量以及烧成温度的影响、当地瓷土的储存量、一次烧窑需要的柴火量、不同造型及纹饰所用的工具是否不同、不同窑位所出的器物是否有优劣之分、入窑时间应保持多久才不会造成生烧或过烧现象等。这样的复原重构试烧,目前看来是了解器物制作及烧成工艺的最佳途径。
(五)其它方面
除了上述几个方面,还可以关注以下三个面:(1)操作链分析。这一概念来自打制石器研究,现在已经延伸到陶瓷器分析。它意在关注器物的&生命史&,包括从原料开采、生产、分配流通、使用,直至废弃[80]。陶瓷器及其碎片就像石器一样是不会朽烂的材料,保存着它们生命史轨迹中的各种信息,就看我们如何发明和运用不同的技术和方法来提炼它们。(2)科技手段。虽然目前科学分析和测定方法的应用已成为瓷器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但大多只局限在鉴定器物真伪及判断年代或产地的层面上。我们应该培养研究的问题意识,开拓和利用各种物理化学手段来探究各种经济技术问题,比如,胎釉分析不仅可以辨别年代及产地,还能了解不同原料对于器物烧成的影响,以及器物在烧造过程中的胎料选取、釉料制作、烧制温度等技术特点[81]。(3)横向与纵向的整合研究。窑址、墓葬、塔基、房基、沉船等处都是瓷器出土(出水)常见地点,如果能将这些不同遗址和地点出土(出水)的器物做同时性的综合考虑、比较和分析,可以了解某一时期窑业的产业规模,而将所有材料从历时性做纵向分析,我们也许能对瓷业生产、分配、贸易及使用和瓷业兴衰史获得较为详尽的认识。
通过对越窑研究的梳理来看,我们已积累了大量第一手资料,学术界已在&越窑&的涵义、衰落原因、秘色瓷、交流与传播、科技分析以及造型、纹饰和装烧工艺等方面取得了较多成果。然而,如果我国的越窑以及其他瓷器研究能够在现有基础上借鉴以上理论方法,就能大大深化和拓展这个领域的研究内涵,增进我们对瓷器这一中国特有手工业发展历程的了解。
(本文写作过程中得到了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郑建明研究员和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陈淳教授的悉心指导,特此致谢!)
[1][12]陈万里:《瓷器与浙江》,中华书局1946年。
[2][11]陈万里:《越器图录》,中华书局1937年。
[3]陈万里:《中国青瓷史略》,上海人民出版社1956年。
[4][8]中国硅酸盐学会:《中国陶瓷史》,文物出版社1982年。
[5]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院、慈溪市文管会:《浙江越窑寺龙口窑址发掘简报》,《文物》2001年第1期;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寺龙口越窑址》,文物出版社2002年。
[6]慈溪博物馆:《上林湖越窑》,科学出版社2002年。
[7]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郭童岙:越窑遗址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13年。
[9]任世龙:《论&越窑&和&越窑体系&》,《东南文化》1994年增刊第1期;林士民:《青瓷与越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
[10]南宋时期的窑业主体仍是是传统越窑的风格,部分产品具有明显的外来因素,主要指与汝窑和南宋郊坛下官窑产品风格相似的那些产品,为南宋朝廷在余姚地区烧造的祭祀用瓷,窑址集中于古银锭湖区,主要分布于低岭头、开刀山、寺龙口及开刀山等几个地点。
[13]王光尧:《浙江地区原始青瓷窑场与越窑兴衰的社会机制》,《2007年中国越窑高峰论坛论文集》,文物出版社2008年;林士民:《越窑衰落原因的探索》,《2007年中国越窑高峰论坛论文集》,文物出版社2008年。
[14]郑建华:《越窑贡瓷与相关问题》,《纪念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建所二十周年论文集》,西泠印社1999年。
[15]李刚:《论越窑衰落与龙泉窑兴起》,《文博》1987年第2期;李刚:《上虞窑兴衰初探》,《江西文物》1989年第3期;章金焕:《上虞越窑兴衰原因初探》,《东方博物》2007年第2期。
[16]秦大树、刘净贤:《梅青水碧美艳青瓷&&龙泉窑的历史与成就》,《温温玉色照瓷瓯:龙泉窑青瓷艺术》,燕山出版社2012年。
[17]任世龙:《论&越窑&和&越窑体系&》,《东南文化》1994年增刊第1期;蒋赞初:《谈关于越窑和秘色瓷的兴衰》,《越窑&秘色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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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傅振伦:《继往开来的唐越窑》,《中国考古学会第三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4年。
[22]董忠耿:《越窑青瓷的兴衰初探》,《上海文博论丛》2012年第2期;白亚松:《试析越窑衰落的原因》,《陶瓷学报》2011年第2期。
[23]李刚:《&秘色瓷&探秘》,《越窑&秘色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李刚:《&秘色瓷&之秘再谈》,《东方博物》2005年第4期。
[24]冯先明:《法门寺出土的秘色瓷》,《文物》1988年第10期。
[25]陆明华:《唐代秘色瓷有关问题探讨》,《文博》1995年第6期;汪庆正:《唐越窑秘色釉和艾色釉》,《越窑&秘色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
[26]谢纯龙:《&秘色瓷&诸相关问题探讨》,《东南文化》1993年第5期;李辉柄、叶佩兰:《略谈&秘色瓷&》,《文博》1995年第6期。
[27]尚刚:《古瓷札记两则》,《文物》2012年第11期。
[28]高西省:《秘色瓷与秘》,《东南文化》1993年第1期;虞浩旭:《试论秘色瓷含义的演变》,《景德镇陶瓷》1995年第4期;宋伯胤:《&瓷秘色&再辩证》,《文博》1995年第6期。
[29]陆明华:《唐代秘色瓷有关问题探讨》,《文博》1995年第6期;韩金科、卢建国:《扶风法门寺塔基出土秘瓷的意义及其相关问题》,《文博》1995年第6期。
[30]郑嘉励:《&秘色瓷&说》,《东方博物》2005年第1期;宋伯胤:《&秘色瓷&再辩证》,《文博》1995年第6期;童兆良:《贡窑概论》,《中国古陶瓷研究会1987年晋江年会论文集》,紫禁城出版社1987年。
[31]谢纯龙:《&秘色瓷诸相关问题探讨&》,《东南文化》1993年第5期;阮平尔:《唐光启三年瓷质罐形墓志及相关问题讨论》,《东南文化》1989年第2期;任世龙:《由秘色瓷论及唐宋&官监&问题》,《越窑&秘色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
[32]刘毅:《官窑制度的形成及其实质》,《中原文物》1994年第3期。
[33]童兆良:《贡窑概论》,《中国古陶瓷研究会1987年晋江年会论文集》,紫禁城出版社1987年。
[34]郑建华:《越窑贡瓷与相关问题》,《纪念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建所二十周年论文集》,西泠印社1999年。
[35]孙新民:《越窑秘色瓷的烧造历史与分期》,《文博》1995年第6期;谢纯龙:《&秘色瓷&诸相关问题探讨》,《文博》1993年第5期;李军:《五代吴越钱氏越窑秘色瓷分期研究》,《中国古陶瓷研究》第13辑,紫禁城出版社2006年。
[36]杜文:《唐代秘色瓷银棱装饰工艺及相关问题》,《文博》1996年第3期;赵雯:《渗透在越窑秘色瓷中的雕塑艺术》,景德镇陶瓷学院硕士学位论文,2011年;刘良佑:《从型制观点谈&秘色瓷&相关问题》,《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学刊》第五辑,杭州出版社200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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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苏玫瑰:《唐代秘色窑和地位变化中的瓷器》,《文博》1995年第6期。
[39]林士民:《青瓷与越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
[40]郑建明:《越窑之青及其对浙江其他窑口的影响&&论浙江加彩瓷及其成因》,《越窑青瓷与邢窑白瓷研究》,故宫出版社2013年。
[41]江松:《再论越窑对定窑的影响》,《上海博物馆集刊》2000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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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日〕三上次男:《陶瓷之路》,文物出版社1984年。
[44]〔日〕三上次男:《从陶瓷贸易看中日文化的友好交流》,《社会科学战线》1980年第1期;三上次男:《斯里兰卡发现中国瓷器和伊斯兰国家陶瓷&&斯里兰卡出土的中国瓷器调查纪实》,《南方文物》1986年第1期;三上次男:《晚唐五代时期的陶瓷贸易》,《文博》1988年第2期。
[45]刘恒武:《越窑青瓷的海外输出与浙东海上交通的变迁》,《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4期;李知宴:《论越窑和铜官窑瓷器的发展和外销》,《考古与文物》1982年第4期;何鸿、何如珍:《越窑瓷器销行海外的考察》,《陶瓷研究》2002年第3期;董忠耿:《论唐宋时期越窑青瓷的对外输出》,《南方文物》1999年第4期。
[46]〔韩〕赵胤宰:《略论韩国百济故地出土的中国陶瓷》,《故宫博物院院刊》2006年第3期。
[47]谢明良:《记黑石号(BatuHituam)沉船中的中国陶瓷器》,《美术史研究集刊》2002年第13期。
[48]沈岳明:《越窑的发展及井里汶沉船的越窑瓷器》,《故宫博物院院刊》2007年第6期。
[49]秦大树:《拾遗南海补阙中土&&从井里汶沉船出水瓷器看越窑兴衰》,《故宫博物院院刊》2007年第11期。
[50]熊海堂:《东亚窑业技术发展与交流史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
[51]林士民:《浙东制瓷技术东传朝鲜半岛之研究》,《浙东文化》1997年第2期;李军:《五代越窑青瓷的外销与制瓷技术的传播》,《宁波&海上丝绸之路&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宁波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2005年。
[52]〔韩〕金英美:《越窑制瓷技术向高丽青瓷的传播与影响》,《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学刊五》,杭州出版社2002年;金英美:《高丽遗迹中越窑青瓷的传入路径及性质》,《中国古陶瓷研究(第十四辑)》,紫禁城出版社2008年。
[53]禚振西:《高丽青瓷的发展与中国青瓷诸窑的关系》,《中国古陶瓷研究》第8辑,紫禁城出版社2002年。
[54]李军:《五代越窑青瓷的外销与制瓷技术的传播》,《宁波&海上丝绸之路&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宁波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2005年。
[55]黄松松:《越窑制瓷技术传播与高丽青瓷起源之关系研究》,浙江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年。
[56]周仁、李家治:《中国历代名窑陶瓷工艺的初步科学总结》,《考古学报》1960年第1期。
[57]冯松林等:《浙江寺龙口越窑青瓷元素组成年代特征的NAA分析》,《第十二届全国核物理大会暨第七届会员代表大会论文摘要集》,2004年。
[58]范东宇:《寺龙口越窑青瓷的XRF研究》,《全国地球化学分析学术报告会与X射线光谱分析研讨会论文集》,2003年。
[59]夏君定等:《上林湖越窑瓷器前剂量测定年代中的热激活特性(TAC)研究》,《文物保护与考古科学》2009年第4期。
[60]熊樱菲等:《上林湖越窑青瓷胎釉化学组成的EDXRF分析》,《文物保护与考古科学》2010年第4期;李家治等:《上林湖历代越窑瓷胎、釉及其工艺的研究》,《89古陶瓷科学技术国际讨论会论文集》,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92年;梁宝鎏等:《慈溪越窑和洪州窑瓷片的X荧光分析研究》,《文物保护与考古科学》2001年第2期。
[61]邓泽群等:《绍兴越窑青釉瓷的科学技术研究》,《95古陶瓷科学技术国际讨论会论文集》,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9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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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朱顺龙:《古陶瓷显微科技气泡测定研究初探&&以越窑青瓷研究为例》,《中国文物科学研究》2008年第1期。
[64]李国桢等:《历代越窑青瓷胎釉的研究》,《中国陶瓷》1988年第1期。
[65]龚旭萍:《越窑青瓷的纹饰探析》,《美术之友》2009年第4期;郑嘉励:《宋代越窑刻划花装饰工艺浅析&&以碗盘为例》,《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学刊五》,杭州出版社2002年。
[66]杜伟:《论越窑的装饰技法&&越窑制瓷工艺研究之一》,《东方博物》2012年第4期;杜伟:《论越瓷的成型技法&&越窑制瓷工艺研究之二》,《东方博物》2013年第2期。
[67]厉祖浩:《唐五代越窑文献资料考索》,《东方博物》第43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年。
[68]赵金鹏:《上林湖越窑单子款铭文功能浅析》,《江汉考古》2006年第4期;童兆良:《上林湖单子款》,《浙江省文物考古研所学刊五》,杭州出版社2002年;周燕儿:《越窑青瓷款识初析》,《江汉考古》1996年第3期。
[69]虞浩旭:《五代吴越国钱氏家族与越窑的发展》,《陶瓷研究》1997年第2期;何征:《五代吴越国钱鏐与浙江越窑》,《中国陶瓷》2000年第5期。
[70]沈芯屿:《三十年代以来浙江青瓷研究概述》,《东南文化》1989年第6期。
[71]李刚:《古瓷谈荟》,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08年。
[72][74]陈胜前:《考古学研究的&透物见人&问题》,《考古》2014年第10期。
[73]王光尧:《关于陶瓷考古的几个问题》,《南方文物》2008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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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熊海堂:《东亚窑业技术发展与交流史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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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onYueKilns:AReviewandaLookForward
(DepartmentofCulturalHeritageandMuseologyofFudanUnviersity,Shanghai,200433)
Abstract:ArchaeologicalresearchonYuekilnsfocusesmainlyonsevensub-themes:investigation
andexcavation,definitionof&Yuekilns&,declineofYuekilns,communicationandexchanges,scienceand
techniques,shapesandpatterns,firingcraftsmanship,anddefinitionof&miseci&(secretcolorware).Fruit⁃
fulresultshavebeengainedintheresearchofYuekilnssincethe1980s.Intherecentyears,particularat⁃
tentionhasbeenputonthearchaeologyofYuekilnsitesresultinginaclearerpictureontheproduction
backgroundoftheYueware.Moreefforts,however,areexpectedininterpretingrawdataandprocessingin⁃
formation.Abottom-upperspectiveandculturalecologyconceptsaresuggestedtobeadoptedinfuturestud⁃
ies.Asformethodology,itisrecommendedtointroduceexperimentalarchaeologyandconceptofoperational
sequence.Newtechnologiesareencouragedinanalyzingandsolutionfinding.Acomparativeperspectiveon
thekilnsitesandtheremainsishighlyadvised.
Keywords:Ylookforward(责任编辑、校对:王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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