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目：小学数学
题型：解答题
有一份《华盛顿日报》，各种栏目页数分布如右图．其中财政版有50页．①这份杂志有多少页？②生活版的页数比财政版少60%，生活版有多少页？③财政版比国际新闻的页数少，国际新闻有多少页？
科目：小学数学
来源：湖北省小考真题
题型：解答题
有一份《华盛顿日报》，各种栏目页数分布右下图。其中财政版有50页。
（1）这份杂志有多少页？（2）生活版的页数比财政版少60%，生活版有多少页？（3）财政版比国际新闻的页数少，国际新闻有多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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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统一CN刊号查询
刊物或刊号，自己根据刊物名到下列网站查询：
国家新闻出版总署（
中国期刊网（）
中国知网（）
邮发代号查询网站（http://work.183.gd.cn/newbaokan/baokan/）查询认可。
由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清华同方光盘股份有限公司主办的＜中国期刊网阵＞是目前国内最有权威的、也是信息量最大的查询站点之一，通过该网站的查询系统，也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核实期刊的合法性。
一、关于合法期刊与非法期刊
合法期刊分为正式期刊和非正式期刊，正式科技期刊是由国家新闻出版署与国家科委在商定的数额内审批，并编入“国内统一刊号”，办刊申请比较严格，要有一定的办刊实力，主编与副主编必须由高级专业技术职务的人员担任，对编辑人员的素质名额都有一定的要求，正式期刊有独立的办刊方针。非正式期刊是指通行政部门审核领取“内部报刊准印证”作为行列内部交流的期刊（一般只限行业内交流不公开发行），也叫做“内刊”，它也是合法期刊的一种，一般正式期刊都经历过非正式期刊过程。
非法期刊系没有通国家新闻出版署和国家科委批准也没有注册为“内部刊物”的非法出版物，以营利为首要目的，收取高额的版面费，在技术上和政治上不负责任，不能在国内公开发行或内部发行，它们通常是在国外花300元购买一个ISSN刊号来欺骗教师。
二、关于期刊刊号问题
凡通过新闻出版署和国家科委审批的正式期刊均编入了“国内统一刊号”，正式期刊的刊号是由国际标准期刊号（ISSN）和国内统一刊号（CN）两部分组成，“CN”是中国国别代码，缺少“国内统一刊号”或“内部报刊准印证”都可认为是中国国内的非法期刊，国家不认可，也不准在中国国内发行。
正刊：编辑部正规发行的杂志，与市场同步。
增刊：在发行正刊之余发行的刊物。
论文集：由某些出版社出版的论文集合。
三、识别公开发行的正式期刊方法
国内公开发的期刊允许在国内外发行，有国内统一刊号，其刊号结构式为：CN报刊登记号/分类号，只有ISSN国际刊号而无国内统一刊号不允许在国内公开发行，有的虽印有CN（HK）或CNXXX（HK）/R这不是合法的国内统一刊号需注意，正式期刊一般有国内主管单位，并有详细的通信地址和印刷出版地都在国内，除自办发行外大多通过邮局征订和发行，故常常有邮发代码。而非法出版物一般没有国内统一刊号，即使“内部报刊准印证”也没有，没有国内明确的主管单位，通信地址不祥，常常以XXX信箱收稿，印刷出版地都在大陆以外。以便逃避查处，当然不可能有邮发代码了。
CN刊号标准格式是：CNXX-XXXX，其中前两位是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地区号，后4位数字为地区连续出版物的序号。有的印有CN（HK）或CNXXX（HK）/R，这不是合法的国内统一刊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地区号为：11北京市，12天津市，13河北省，14山西省，15内蒙古自治区，21辽宁省，22吉林省，23黑龙江省，31上海市，32江苏省，33浙江省，34安徽省，35福建省，36江西省，37山东省，41河南省，42湖北省，43湖南省，44，广东省，45广西壮族自治区，46海南省，50重庆市，51四川省，52贵州省，53云南省，54西藏自治区，61陕西省，62.甘肃省，63青海省，64宁夏回族自治区，65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国内连续出版物序号范围一律从，其中为报纸的序号，为印刷版连续出版物的序号，为网络连续出版物的序号，为有形的电子连续出版物（如光盘等）的序号。
非法出版物举例——例如：《中国教育论坛》CN43-7772/R，它明显是非法出版的刊物，由于为印刷版连续出版物的序号，为网络连续出版物的序号。它的序号后四位7772为网络连续出版物，盗版者犯了非常低级的错误！又如：《中国教育研究》国内刊号：CN98-0315/G4，国际刊号：ISSN，由于前2位98不在10到65范围内，故不是国家出版行政管理部门批出的刊号。盗版者也犯了非常低级的错误！
四、中国刊号管理部门
其实国内刊号是非常紧张的，目前一个省和部委每年最多3个号，中央直属单位1个号，教育学术部门5个号。中国刊号申请归口有四个单位，国家新闻出版署、国家科委，国家侨办，解放军总政治部。一般期刊通过省市新闻出版局报国家新闻出版署，科技类通过省市新闻出版局和省科委报国家科委再到新闻出版署。侨刊报国家侨办再到新闻出版署。
关于核心期刊的认定
对中国内地出版的期刊中核心期刊的认定，目前国内比较权威的有以下几种版本：
第一种是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简称中信所）每年出一次的《中国科技期刊引证报告》（限理工科期刊，以下简称《引证报告》）。中信所每年第四季度面向全国大专院校和科研院所发布上一年的科研论文排名。排名包括SCI、EI、ISTP分别收录的论文量和中国期刊发表论文量等项指标。《引证报告》以1300多种中、外文科技类期刊作为统计源，报告的内容是对这些期刊进行多项指标的统计与分析，其中最重要的是按类进行“影响因子”排名。
第二种是北京大学图书馆与北京高校图书馆期刊工作研究会联合编辑出版的《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以下简称《要目总览》）。《要目总览》不定期出版，1996年出版了第一版，2000年出了第二版。《要目总览》收编包括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等各种学科类别的中文期刊。其中对核心期刊的认定通过五项指标综合评估。
《引证报告》统计源期刊的选取原则和《要目总览》核心期刊的认定各依据了不同的方法体系，所以二者界定的核心期刊（指科技类）不完全一致。目前我校在科研成果认定中对《引证报告》和《要目总览》中所公布的核心期刊都予以承认。
在《引证报告》和《要目总览》中每次都被评为核心期刊的期刊在其刊名前面加注了“#”，共597种。被《要目总览》1996年版，2000年版都定为核心期刊的社科类期刊，加注“=”，共434种。此外，被1999年EI和SCI收录的期刊，分别注以“+”（71种）或“&”（28种）。
第三种是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http://159.226.100.178/html/lyqkb.htm，限于理工科期刊）。它是由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建立的，分为核心库和扩展库。核心库的来源期刊经过严格的评选,是各学科领域中具有权威性和代表性的核心期刊。我校在科研成果认定中把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核心库中的刊物均认定为核心期刊。
第四种是《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要览》。它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信息中心和社科文献计量评价中心共同建立的核心期刊库。
另外，"ISBN","ISSN"是什么意思呢？
国际标准书号 ( International Standard
Book Number,简称 ISBN
)，是为因应图书出版、管理的需要，并便於国际间出版品的交流与统计所发展的一套国际统一的编号制度，由一组冠有“ISBN”代号(978)的十位数码所组成，用以识别出版品所属国别地区或语言、出版机构、书名、版本及装订方式。这组号码也可以说是图书的代表号码。国际标准书号有助於简化图书发行及管理手续，便於出版品统计及国际交流。世界各地的出版机构、书商、及图书馆都可以利用国际标准书号迅速而有效的识别某一本书及其版本、装订形式。不论原书是以何种文字书写，都可用电报或电话传真订购，并以电脑作业处理。
ISSN即国际标准期刊号(International Standard Serial
Number，简称ISSN)，是根据国际标准组织1975年制订之ISO-3297的规定，由设于法国巴黎的国际期刊资料系统中心(International
Serial Data System - ISDS
International
Centre)所赋予申请登记的每一种刊物一个具有识别作用且通行国际间的统一编号。
“期刊”是指任何一系列定期或不定期连续出版的刊物，它们通常以一定的刊名发行，以“年月日”，“年月”或数字标明卷、号、期数。市面上常见的期刊、杂志、丛刊、年刊等大都属于国际标准期刊号的编号与编码范围。每一种期刊在注册登记时，就得到一个永久专属的
ISSN，一个 ISSN 只对应一个刊名；而一个刊名也只有一个
ISSN。 所以当该刊名变更时，就得另申请一个 ISSN。如果期刊停刊，那么被删除的
ISSN 也不会被其它期刊再使用。
什么是国家级期刊
一般说来，“国家级”期刊，即由党中央、国务院及所属各部门，或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各民主党派和全国性人民团体主办的期刊及国家一级专业学会主办的会刊。另外，刊物上明确标有“全国性期刊”、“核心期刊”字样的刊物也可视为国家级刊物。
对中国（不含港、澳、台）出版的期刊中核心期刊的认定，目前国内比较权威的有三种版本。一是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简称中信所）每年出一次的《中国科技期刊引证报告》（以下简称《引证报告》）；另一种是北京大学图书馆与北京高校图书馆期刊工作研究会联合编辑出版的《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以下简称《要目总览》）。《要目总览》不定期出版，
1996 年出版了第二版， 2000 年出了 2000
版。2004年出了2004版。第三种是南京大学社会科学研究联合编辑出版的《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揽》，现在也已经到2004版本的了，《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揽》《要目总览》收编包括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等各种学科类别的中文期刊。其中对核心期刊的认定通过五项指标综合评估。《引证报告》统计源期刊的选取原则和《要目总览》核心期刊的认定各依据了不同的方法体系，所以二者界定的核心期刊（指科技类）不完全一致。
什么是“省级”期刊
即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其所属部、委办、厅、局主办的期刊以及由各本、专科院校主办的学报（刊）。
（三）什么是核心期刊
　　简单地说，核心期刊是学术界通过一整套科学的方法，对于期刊质量进行跟踪评价，并以情报学理论为基础，将期刊进行分类定级，把最为重要的一级称之为核心期刊。
（四）什么是CN刊物
指在我国境内注册、国内公开发行的刊物。该类刊物的刊号均标注有CN字母，人们习惯称之为CN类刊物。
评职称发表论文须知
1晋升中级职称（讲师，工程师） ：
需要本专业或相近专业论文三篇公开发表，省级刊物
2、硕士研究生毕业（在职，学位） ：
需要在核心刊物发表两篇论文。
3、晋升高级职称（高讲，副教授，高工）：需要本专业或相近专业学术论文五篇公开发表，三篇国家级刊物，两篇省级刊物如果名额有限，需要核心刊物发表几篇。
三．论发表文小知识
■ cn：国内统一发行刊号
issn：国际发行刊号
■ isbn：图书刊号
hk/NR：香港刊号
■ 正刊：编辑部正规发行的杂志，与市场同步
■ 增刊：在发行正刊之余发行的刊物
■ 论文集：由某些出版社出版的论文集合，图书
■ 版面费：给编辑部的钱，论文所占的版面需要交钱
■ 写作费：指按要求写好论文应得的稿酬
发表费：指将指定论文发表后的手续费
第一招：认准刊物
不完全相信对方提供的刊物或刊号，自己根据刊物名到
国家新闻出版总署（）
中国期刊网（）
中国知网（）
邮发代号查询网站（http://work.183.gd.cn/newbaokan/baokan/）查询认可。
第二招：认准代理
了解对方的各种信息。如对方姓名，地址，电话，身份证号码或复印件，手机缴费单，以及单位电话。
第三招：保管资料
在聊天或邮件中说清双方协议并妥善保存，以作为受骗后起诉之用。
第四招：谨慎汇款
在汇款时注意你联系人的姓名与汇款户名是否一致，如不一致，请谨慎！
第五招：熟人介绍
找曾经发表成功的同事或朋友了解代理人的信誉度，服务态度等，最好找朋友推荐他们都信得过的代理。
第六招：聊聊期刊
己了解一些期刊常识或通过代理了解期刊常识，如果代理自己都不知道相关常识，请谨慎！或者将自己了解的期刊与代理聊聊，验证代理人是否诚实可信。
第七招：价位核算
别图便宜，别相信价格低的期刊。一本期刊正规页码是48 64 96
128页等通常是64页。以64页核算，除去关系页码，杂志社求生存的质量稿件页码等，杂志社能操作的页码不过45页左右，杂志社审核上网费用每年一般12万，省级刊物邮发一般2万，杂志社工作人员几十人的工资，出版邮寄费用等总费用总和要均分在每期刊物之中，加上多数代理联系的是编辑……。一般大16天一页刊登字符数1800字内，认真核算就知道正规合法刊物的价位了。非法期刊或不正规期刊因为没有审核上网费用，没有邮发费用，没有页码限制，工作人员少，没有求生存的质量稿件和关系稿件，因此收费自然很低。因此，特别提示，别图便宜。
第八招：随时跟进
随时跟进论文发表处理进度，以便及时处理相关问题
识别非法期刊除了利用刊号常识判断外，还可以用一下方法进行鉴别。
1、直接向期刊所在地的新闻出版部门询问期刊的合法性。以下为全国各省市的期刊地区代号
北京 ll 上海 3l 湖北 42 云南
天津 l2 江苏 32 湖南 43 西藏
河北 l3 浙江 33 广东 44 陕西
山西 l4 安徽 34 广西 45 甘肃
内蒙古 l5 福建 35 海南 46 青海
辽宁 2l 江西 36 重庆 50 宁夏
吉林 22 山东 37 四川 5l 新疆
黑龙江 23 河南 4l 贵州
如果一本期刊的地区代码超出以上范围，则肯定是非法期刊。但是，目前不少非法期刊在扫黄打非活动后“汲取教训”，将错误刊号改得非常逼真而难以辨认，这时就可以直接向其刊号的所属地的新闻出版部门询问真实性。
2、国际刊号效验法。按国际标准ISO
3297规定，一个国际标准刊号由以“1SSN”为前缀的8位数字(两段4位数字，中间以一个连字符“－”相连)组成。在前缀ISSN与数字之间应空一个字距。如：《西南教育》的国际刊号为1SSN
，其中前7位为单纯的数字序号，最后一位为校验位，其数值根据前7位数字依次以8～2加权之和，以11为模数计算得到。国际标准刊号(ISSN)校验位数字的计算方法如下(以《西南教育》为例)：
(1)1SSN的前7位数字为基数，如1810119；
(2)取8～2为各位数的加权因子，8765432；
(3)对应各位相乘得：8 56 6 0 4 3
(4)乘积相加：8+56+6+O+4+3+18＝95；
(5)以模11除和数95/11得8余7；
(6)以11减去余数11－7得4；
(7)将所得余数加到1SSN的第八位(校验位)检验即可准确判断该期刊是否为合法期刊。《西南教育》ISSN的最后以为是8，而余数为
4，则可判断该刊为非法期刊。
再如《中心理卫生杂志》的ISSN为，依次计算为：8＋0＋0＋0+24+21+4=57,57除11得5余2，11－2＝9，与效验位（ISSN最后一位）9相符合，则为合法期刊。
但是，一旦非法期刊刊号的杜撰者也知道了这一效验法，就能制造出符合效验规则的国际刊号，这时向当地新闻出版部门查询才是最准确的方法了。
3、期刊网络查询法。一是期刊目录查询，如“中国中文核心期刊”2004年版，“国家期刊奖目录”，“中国期刊方阵目录”等，一般的，知名期刊都曾获得过一些国家的奖项。作者投稿最好选择知名期刊投，不要轻易投一些陌生期刊。二是数据库查询法。目前国内有五大学术期刊数据库：①清华大学中国知网的《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②中国医学科学院信息研究所开发研制的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数据库（CBMDISC）。③中国人民解放军医学图书馆数据库研究部研制开发的中文生物医学期刊数据库（CMCC）。④由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万方数据股份有限公司研制的万方数据资源系统（China
Info）。⑤维普资讯网的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但该数据库目前还收录了不少非法期刊，准确性较前4种低。非法期刊十不允许收录与广告的。一般的，作者对期刊感到陌生，对期刊名称感到古怪的才有需要进行相关的查询，一些知名学术期刊往往都是众所周知的。网络查询法可以将部分非法期刊拒之门外，在必要的时候才向新闻出版部门核实，以便节省人力财力。
核心期刊的知识
■第一种是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简称中信所）每年出一次的《中国科技期刊引证报告》（限理工科期刊，以下简称《引证报告》）。中信所每年第四季度面向全国大专院校和科研院所发布上一年的科研论文排名。排名包括sci、ei、istp分别收录的论文量和中国期刊发表论文量等项指标。《引证报告》以1300多种中、外文科技类期刊作为统计源，报告的内容是对这些期刊进行多项指标的统计与分析，其中最重要的是按类进行“影响因子”排名。
■第二种是北京大学图书馆与北京高校图书馆期刊工作研究会联合编辑出版的《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以下简称《要目总览》）。《要目总览》不定期出版，1996年出版了第一版，2000年出了第二版。《要目总览》收编包括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等各种学科类别的中文期刊。其中对核心期刊的认定通过五项指标综合评估。《引证报告》统计源期刊的选取原则和《要目总览》核心期刊的认定各依据了不同的方法体系，所以二者界定的核心期刊（指科技类）不完全一致。现在北京大学核心期刊目录已经是
■第三种
是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CSCD），限于理工科期刊。由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建立的, 分为核心库和扩展库。
■第四种是《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要览》。它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信息中心和社科文献计量评价中心共同建立的核心期刊库。
影响因子知识
影响因子（Impact
Factor,IF)是美国ISI（科学信息研究所）的JCR(期刊引证报告）中的一项数据。
即某期刊前两年发表的论文在统计当年的被引用总次数除以该期刊在前两年内发表的论文总数。这是一个国际上通行的期刊评价指标。
例如，某期刊2005年影响因子的计算
本刊2004年的文章在2005年的被引次数：
48 本刊2004年的发文量： 187
本刊2003年的文章在2005年的被引次数：
128 本刊2003年的发文量： 154
本刊的文章在2005年的被引次数总计： 176
本刊年的发文量总计：
本刊2005年的影响因子：0.5161 =
意义：该指标是相对统计值，可克服大小期刊由于载文量不同所带来的偏差。一般来说，影响因子越大，其学术影响力也越大。
附：IF值计算方法(以1992年为例）
A＝1992年的全部引文（指定数据库中的记录）
B＝1992年引用某期刊发表在的论文的总次数
C＝某期刊1990 和1991
年发表的全部论文的总和
D（期刊1992的影响因子）＝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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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网友发言只代表其个人观点，不代表新浪网的观点或立场。人身上骨头,肉,血液这些所占的比例是多少？如果是一百...
人身上骨头,肉,血液这些所占的比例是多少...
病情描述（发病时间、主要症状、症状变化等）：人身上骨头,肉,血液这些所占的比例是多少？如果是一百斤的话。
白癜风疾病预防的方法有什么？减少自呼吸道进入的有害物质；减少从口进入有害物；多食用黑……
医院出诊医生
擅长：小儿内科
擅长：外科
共6条医生回复
因不能面诊，医生的建议及药品推荐仅供参考
职称：医生会员
专长：外科相关疾病
&&已帮助用户：13172
问题分析： 根据你的描述，人的身体大部分的体种是水，成人一百斤水要占70斤，而骨头和肉，血液来说，所占的水分分别是20%，77%和83%。意见建议：所以说你说的这个比例不好测量，因为骨头，肉和血液都是含有水，总的来说，肉要多些。
职称：护士
专长：骨科疾病的治疗
&&已帮助用户：103
问题分析： 你好，人身骨头206块，正常人的血量相当于体重的7%-8%，如果是50kg的话，其血量约为3.5L-4.0L，正常体液男性占体重60%可以用淡化疤痕的女性占体重70%，体液分细胞内液（占体重40%、35%）细胞外液（占体重20%）细胞外液又分血浆5%、组织间液15%意见建议：人身骨头206块，正常人的血量相当于体重的7%-8%，如果是50kg的话，其血量约为3.5L-4.0L，正常体液男性占体重60%可以用淡化疤痕的女性占体重70%，体液分细胞内液（占体重40%、35%）细胞外液（占体重20%）细胞外液又分血浆5%、组织间液15%
指导意见：您好，这个并没有什么标准性的，人与人的骨骼都不相同，爱锻炼的人一般是密度比较大，骨头会偏沉一些，胖人肉会多一些
职称：医生会员
专长：手足癣,传染性软疣,白驳风
&&已帮助用户：284927
指导意见：您好.这个情况来讲应该是血液占人体的7% 人体中有60-80%为水，成年人约在70%。科学测定:人可以17天不进食，但48小时不进水将导致死亡。
职称：医师
专长：肾结石,早泄,椎间盘突出
&&已帮助用户：184782
指导意见：根据你的描述，人的身体大部分的体种是水，成人一百斤水要占70斤，而骨头和肉，血液来说，所占的水分分别是20%，77%和83%。
职称：医师
专长：宫颈炎,宫颈糜烂,盆腔炎
&&已帮助用户：174957
指导意见：根据你的描述，人的身体大部分的体种是水，成人一百斤水要占70斤，而骨头和肉，血液来说，所占的水分分别是20%，77%和83%。 所以说 你说的这个比例不好测量，因为骨头，肉和血液都是含有水，总的来说，肉要多些。
问人的骨头的重量是多少？
职称：医师
专长：夜啼,感冒,鹅口疮
&&已帮助用户：163566
指导意见：你好，骨骼，骨连结，骨骼肌一起占体重的60％。全身共有206块骨，但是骨骼单独占体重量百分比就不太清楚了。
问人的骨头的重量是多少？
职称：医师
专长：夜啼,感冒,鹅口疮
&&已帮助用户：163566
指导意见：你好，骨骼，骨连结，骨骼肌一起占体重的60％。全身共有206块骨，但是骨骼单独占体重量百分比就不太清楚了。
问男的二十一岁了还一百斤
职称：医生会员
专长：心脏病，妇科疾病
&&已帮助用户：90431
病情分析： 您好，根据您的描述，应该是消化吸收不好导致瘦削，如脾胃虚弱，脾胃运化不好，营养不能充分吸收。意见建议：建议去医院做个检查，及时查明病因，对症治疗；或找中医调养一下脾胃，注意加强营养。祝健康！
问您好，我才一百斤，可以赠胖么
职称：医生会员
专长：小儿呼吸系统、消化系统疾病
&&已帮助用户：169329
病情分析： 您好，您的情况是想增肥，那么如果您真的是想增重的话，那么饮食是必须的过程，而且必须是比您想吃的要多，每次都要注意饭前不要喝水或者喝汤，吃饭后再喝，尽量吃饭快点，每晚睡前必须要吃面包或者馒头等主食，然后坚持一个月，看是否能够有效的增肥；一定要注意，增肥不能让肚子先增起来，所以还要适当的运动，如仰卧起坐等，
问怎么吃都是一百斤太瘦了？
职称：医生会员
专长：高血压、糖尿病、心血管疾病
&&已帮助用户：120540
病情分析： 长期瘦弱的人，在采取加强营养、多做锻炼等措施的同时，意见建议：应去医院排除导致消瘦的常见疾病有肠道寄生虫、长期活动性结核病、贫血、糖尿病、甲亢、恶性肿瘤、垂体功能减弱症和某些代谢性疾病等。
问我想长到一百斤体重，
职称：医师
专长：阴道炎。宫颈糜烂。月经不调
&&已帮助用户：44270
病情分析： 你好；想要增肥也不难，要进均衡饮食，尤其要进食一些高热量的饮食，比如五花肉类，甜食，保持心情舒畅，减少运动量，很快就可能胖起来，意见建议：不需要吃中药，治愈你能够进均衡饮食，而且多吃少运动，就完全可以胖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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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大军智库公司编者按：有一个月了，网站不正常，时开时关，并且不能上传文章，望大家谅解。整理的很多文章来不及编辑，先发这几篇吧。
&&& 朱学渊先生最近写的《华夏西域“蓝夷”考
》一文很有价值，它实际上是告诉了大家我国的夏朝是一个疆域广大的国家，版图面积远远不局限于今天中国的概念。夏人的活动范围西到希腊，埃及，波斯，两河流域，东到渤海黄海之滨。因此华夏成了当时亚洲地区的称呼。英文就是根据“华夏”的发音，将华夏叫成asia（大夏）。而中国人在翻译这个词的时候，居然将它翻译成“亚洲”，居然不知道亚洲就是大夏，其实今天的亚洲应当称为“大夏洲”。这都是仲大军先生最近考证出来的。特告知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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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正确的翻译应当译为大夏洲或华夏洲
朱学渊先生最近写的《华夏西域“蓝夷”考》一文很有价值，他在结束语中写道：
&&& “蒙古人种诸族里都有“回纥”的成分，匈奴自命是“夏后氏”的后裔，“蓝突厥”可能就是“回纥突厥”，女真民族中有“辉发部”，西夏民族是“回回”。九世纪时“漠北回纥”走进塔里木盆地与当地诸族融合成血缘丰富的“维吾尔”，走向西方的“乌古”在罗马帝国故地上建立了奥斯曼帝国。
&&&& “从语音就可以猜测“华夏即回纥”，但是理性的认识是通过“夏”与“蓝”的关联，和蒙古语的“蓝”是“呼和”来达成的。从此“华夏”不是空洞的符号，而是一个实际的人类族名。中国人称自己“炎黄子孙”，称祖国“华夏大地”，当今世界上有四分之一的人口认同“华夏”，因此“回纥/华夏”不愧是世界上最古老、最伟大，而且还是最具有亲和力的族名。”
&&& 朱先生还有一点没有意识到。那就是亚洲一词就是华夏洲发音的转译。我国的夏朝是一个疆域广大的国家，版图面积远远不局限于今天中国的概念。夏人的活动范围西到希腊，埃及，波斯，两河流域，东到渤海黄海之滨。因此华夏成了当时亚洲地区的称呼。
&&& 英文就是根据“华夏”的发音，将华夏叫成asia（大夏）。而中国人在翻译这个词的时候，居然将它翻译成“亚洲”，居然不知道亚洲就是大夏，其实今天的亚洲应当称为“大夏洲”，或“华夏洲”。这都是我最近的考证。特告知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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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9:05 +0800 收件人： &lin chun& &C.Lin@lse.ac.uk& 抄送：标题： 严荣:
俞正声在上海交大党课上讲话 公开谈论敏感问题
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在上海交大上党课
公开谈论敏感问题
　　“有的同志说，党是不是代表了某些利益阶层，就要维护这个阶层的利益，换句话说，当官的要维护当官的利益。”俞正声说，“党必须代表大多数人的利益，党不是利益群体……我参加政治局会议，我们很多问题都是敞开讨论的，经常开会，它反映了各种利益。”
　　“现在有的媒体宣传的一种观点，认为五四运动以后……救亡图存的思想，使中国丧失了一个资本主义民主发展的机遇，从而陷入了革命的漩涡。”俞正声说，“五四时代就是一个救亡图存的时代……不能仅仅看到大学里的一些景象就做出一个对社会的判断。”
　　在这堂党课结束前的提问环节，一位学生在递上来的纸条上问：“对党的未来怎么看？”俞正声抬头缓缓说道：“党的未来取决于党本身，而不是取决于他人。我们党本身如果能够坚强，能够克服自身的弊端，党的未来是光明的；如果党本身是软弱无力的，这个党是没有希望的。”
　　一条微博的蝴蝶效应
　　日下午，一堂特别的党课在上海交通大学新体育馆内进行──坐在讲台上的，是身着白衬衫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
　　环坐在俞正声面前的，是来自上海交大所有院系所有年级的党员、预备党员和入党积极分子，以及部分教师代表，人数达5000人之多。
　　学生们穿着中午发到手上的统一T恤，按颜色坐成一个个红色和黄色方阵，整齐鲜艳。正对着俞正声的方阵，举着巨大的红色标语──“纯洁、坚定、永远跟党走”。这也是上海交大等方面为这堂特别党课反复斟酌敲定的主题，这句话也出现在俞正声上方的巨大液晶屏幕上。
　　这并不是一场枯燥乏味或是充满宣传动员辞令的演说。这堂近两个小时的党课上，俞正声不仅主动谈起了五四运动、新中国建立、“文革”等时期的争议话题，还毫不避讳地触及一些社会敏感问题，并不时以自己的故事现身说法，现场掌声笑声不断。
　　在建党90周年纪念日临近之时，身为政治局委员的俞正声选择到上海交大上党课，却要从一条最近网上热议的微博说起。
　　5月中旬，在上海交大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大四学生党支部的一次组织生活会上，一位同学分享了在微博上看到的一则“冷笑话”──一个女大学生来公司面试，经理看了看简历抬头问她：你是党员？那个女生顿时紧张了起来，激动地说：党员也有好人啊！
　　支部书记董雪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围绕这条微博，支部内进行了一场信仰危机的讨论。讨论后，大家决定把“无论何时何地，亮出党员身份”作为这个支部毕业之前最后一次党课的主题。
　　这个主题针对的是当前的社会现状──“现在很多同学对自己的党员身份主观上蛮淡漠的，不会主动说自己是党员，当有一些是非争辩的时候，他们也不愿意亮出自己的党员身份，表明自己应该持有的立场。”董雪说。
　　最后，支部决定向学校里其他毕业支部乃至社会发起“亮出党员身份”的倡议。在老师的帮助下，他们也给俞正声写了一封倡议信。
　　出乎董雪意料的是，不仅几天之后收到了俞正声的回信，各方也顺势促成了邀请俞正声来学校上党课的构想。“没想到会搞那么大。”董雪说。
　　有意思的是，两年之前，刚到上海履任不久的俞正声，也曾到复旦大学上过一次“党课”。那一堂主题为“坚定党的信念、坚持党员本分”的党课，也是“结缘”于一封毕业生的来信。
　　只是当时那次党课，只局限于两百人左右的毕业生党员代表。而这次，是面对近五千名师生，并且是在中共建党90周年生日之前，由一名中央政治局委员上的党课。
　　关于中共诞生，关于新中国，关于毛泽东
　　6月20日下午两点左右，5000名师生就座。按计划，各个院系轮番唱起了《歌唱祖国》、《保卫黄河》、《打靶归来》等红歌──曲目是学校提前确定好的，大屏幕上还滚动着歌词。
　　半个小时后，俞正声走进了体育馆。“交流是为了讲心里话，念稿子大家不爱听……我今天给大家上党课……没有教育人的意思。”向来不用讲稿的俞正声，这次也不例外，这番开场白先赢得了大学生们的掌声。
　　俞正声说，“我想讲两点，一点是坚定的问题，一点是忠诚的问题。”
　　这位党的高级干部说，现在是一个开放的社会，有的书国内没怎么出，也会从各种渠道流入国内。怎么样在复杂的社会环境中间保持一种政治上的坚定性，“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
　　随后，以中共历史为脉络，俞正声给学生谈了几个“怎么看”。
　　他说，“现在有的媒体宣传的一种观点，认为五四运动以后，北洋军阀丧失一点控制，中国出现了资本主义发展的最好时机。很可惜的是，救亡图存的思想，使中国丧失了一个资本主义民主发展的机遇，从而陷入了革命的漩涡。”
　　俞正声说，“报纸上当然没点共产党，但是说救亡图存的思想下，民主共和发展的大好局面被破坏了。”俞正声说，“我是在哪儿看到这种言论的？是在我们上海的报纸上，而且是转载的北京的报纸。”
　　对于这个问题，俞正声举了自己4月在《新华文摘》看到的一篇文章为例。该文谈到，1920年，死亡人数超过20万人的宁夏海原大地震，地震后一个月当地政府才向北洋政府上报了求救信息，得到的捐款也极有限。“我到上海以后，感觉很多人对上海的
（上个世纪）30年代很留恋。30年代上海是金融中心，全国的文化中心；另一方面，上海是沙漠中的绿洲。20年代上海已经发展了，上海为海原大地震做了什么？上海的富商们为海原大地震贡献了什么？”
　　在俞正声看来：“五四时代就是一个救亡图存的时代……不能仅仅看到大学里的一些景象就做出一个对社会的判断。”俞正声强调，在这种时代特点下，中共诞生，就是要为劳苦大众打天下，就是不能让社会、官僚们熟视无睹群众死活的状况在中国继续下去，所以才产生了共产党。
　　他谈到的第二个问题，是怎么看待“新中国的建立”。
　　“有人说解放战争的胜利是军事的胜利，中国共产党军事上比国民党高，我觉得是不对的，根本上是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俞正声随后谈到农民参加土改。
　　“有的同志说，土改就是农村里的痞子，把地主的财产分了，乱打乱杀，这个现在很多文章里面讲过的，有没有这种情况？有！但是，我们党的历史上在土改中乱打乱杀的结果，必然导致这个地区群众的反水，这不是没有发生过的，抗战时期也发生了。但是为什么那么多群众拥护解放军和拥护共产党呢？从根本上说，土改运动是得人心的，是得到群众的拥护和支持的。”
　　第三是怎么看待“社会主义建设艰难的探索”。
　　俞正声坦言，“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灾难，这不光是毛泽东的个人错误，也是党的错误。
　　他回忆说：“文化大革命期间，我母亲（注：范瑾，曾长期从事新闻及宣传工作，是北京日报报业集团的奠基人，其兄是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丈夫是曾出任建国后第一任天津市市长和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的黄敬）1966年被打倒，1968年蹲监狱，1975年回来，出来之后我就感觉她精神上不正常了，老有被迫害的感觉。一直到前年她去世，都拒绝做任何体检。我的妹妹，“文革”开始时一个高中生，在学校里被批斗，后来也得了精神分裂症，自杀了。我们亲属在‘文革’中死去的，有六七人。”
　　“那么为什么对毛主席还基本上是一个正面的肯定态度？他有很严重的错误，为什么？我个人认为，第一，他的著作、他的思想影响了许许多多的人，包括我，我对毛主席是非常尊敬的，虽然他犯了这么大的错误。正因为如此，很多人就千方百计地诋毁他，甚至说，毛主席著作大部分是胡乔木写的，胡说八道，胡乔木写不出这种文章来。第二个，我认为他搞文化大革命，是真真切切地感觉到，我们国家不能简单地发展生产，要防止新生资产阶级的出现，防止工人农民重新沦为社会的底层，他的动机是无可厚非的。”俞正声说，“但是他寻找的道路是错的……现在的很多事情也证明他的担心不是没有理由。但是，不能因为这种担心而寻找一种错误的道路。”
　　俞正声说，一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人民群众之所以仍然相信共产党，“就是因为知道，党是为了广大人民群众进行的艰难的、没有实践经验的探索，而且党也不回避自己的问题和失误”。
　　如何看待当下的矛盾？
　　“30年来国家有很大进步，但现在也面临着很多新的问题。”俞正声一一数道。比较突出的，一是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现在银行高管一年薪水几百万，有的银行，老总一年可以几千万，“而上海的最低工资线是一个月一千两三百块，这可是几百上千倍的差距”。
　　“还有党内的腐败现象，我看没有从根本上进行遏制，最近报的铁道部部长的案子，利用工程索取钱财，成亿成亿地索取，若干亿的回扣，生活糜烂啊。”
　　此外，俞正声还谈到了当前社会矛盾不断地涌现。他说，“有一些社会矛盾是属于干部处理经验不足，没有在早发阶段赶紧处置；有一些社会矛盾是越渲染越大，本来没那么大。”
　　对于这些现实问题，俞正声也历数了他所认为的原因。
　　一是经济快速发展阶段，难以避免阶段性的混乱。而这种快速发展、分配上的变化、财产价格的急剧变化带来了人们谋取利益的冲动。
　　“这是正常的。”俞正声说，共产党是干什么的？共产党无外乎是群众认识到自己的利益不平衡，团结而起的奋斗，共产党就是干这个的。革命为什么胜利？就是人民群众觉得我的利益在这儿，才团结在党周围。新世纪利益多元多变，是一个阶段性的特征，这是任何国家快速发展的阶段都难以避免的。
　　还有就是经济的全球化带来产业分工变化，所造成的收入差距增大。他还强调，这不光发生在中国。
　　“第三，还有我们工作的不足和体制的缺陷。”俞以分配问题为例，他说，邓小平1993年就讲过，分配问题可能比解决发展的问题还难，应该在本世纪末、下世纪初把这个问题尖锐地提出来，鼓励用各种方法去进行探索。“我想我们对小平方针的认识和实践上做得不够。”
　　“此外，干部的监管使用上还有制度性的缺陷。”俞正声顿了一下说，“这个我就不多讲了。”不过俞正声告诉听众，按照中央政治局委员标准，他每个月工资一万一，“不算高也不算低”，比上海市市长韩正低一些。“抽烟是自己买，衣服也是按照市场价格买。”
　　俞正声也提醒说，（解决当前问题）不能急于求成，不能采取“文革”的办法来解决干部的腐败问题。“我们建国以来的教训是什么，是急于求成，以前是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现在是GDP赛跑，所以才有那么大的投资、那么大的货币量。”
　　“我们总要找到新的途径和办法，就是靠各方监督的办法。”他甚至举了个自己的例子，他去年10月去崇明检查工作，结束后随行人员邀请他去看看当地一个湖。当时，大量游客在那，俞正声一行至少有四五辆车就开上去了，然后上了船。
　　俞说，从船上下来，游客就跟他打招呼。“第一句是，俞书记好；第二句就是，你买票了没有？我赶紧让秘书把票补了。”这段自嘲，也引得学生一阵大笑。
　　因此，“还是要扩大公开，置于群众与社会的监督之下，这方面我们总要找一种制度性突破，扩大群众和社会的监督”。
　　主动谈起敏感话题
　　谈到当下，对于一些政治领域的敏感话题，俞正声也不避讳地向学生们主动说起。
　　“有的同志说，党是不是代表了某些利益阶层，就要维护这个阶层的利益，换句话说，当官的要维护当官的利益。”俞正声说，“党必须代表大多数人的利益，党不是利益群体。共产党不是一个利益集团，它是能够反映各种意见的，社会各阶层意见的一个组织者。我参加政治局会议，我们很多问题都是敞开讨论的，经常开会，它反映了各种利益。”
　　“有的同志问，我们现在的很多问题根本解决要靠多党制，多党能解决中国的问题吗？”他说，看台湾就可以想到，中国大陆复杂情况远比台湾多得多，中国大陆要是多党，可能就会把中国大陆变成了政客权谋的竞技场，个人野心的博弈机和民族分裂的样板田。
　　“如果陷入政客权谋斗争，那谁去管经济的发展？谁去解决重大的民生问题啊？然后再加上各省之间互相斗，这个国家还有未来吗？那不回到了北洋军阀的时代了吗？”俞正声抛出一串反问。
　　他强调说，中国社会的复杂性也决定了必须有一个坚强有力的党来统筹处理各种社会矛盾。
　　俞正声还谈到另一个热门话题――最近在网上热议的“独立候选人”问题。
　　有意思的是，曾经在湖北担任省委书记的俞正声，与来自湖北潜江的自荐竞选人大代表的姚立法之间，还有一段交集。
　　俞正声回忆道：“我在湖北时，潜江的书记说，我们有一个群众推荐的候选人选上了，经常怎么怎么样。我说，你要区分情况，群众推荐不能认为是不正常的现象，要分析四种情况：第一种是有的人是真正希望参与对党和政府的监督，这个是要支持的；第二种是他想参与监督但没有经验，有时候说话偏激，这个也要支持，不要在乎；第三种可能是为了个人出风头，我看也没有什么了不起；而第四种可能就是出于想推翻现有制度，追求西方制度。”
　　俞正声问这位书记，姚立法处于哪种状态？他说，还没有到第四种。俞说，你还是要帮助争取，不管是处于哪一种，只要他讲得对，你们都要改正你们的工作缺点，即使是不对，你也得改正你的缺点。“后来县里说，美国国务院请姚立法去考察美国民主制度，问怎么办？我说，让他去呀，这是他的权利，但是你要告诉他，你这么走下去，性质是要变化的。”
　　俞正声说，处理这种问题的界限，就是是否赞成宪法和拥护共产党的领导，而不在于他给你提多少意见。
　　这位党的高级干部说：“中国的现实，如果离开了党，国家至少是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会走上非常危险的境地，这种危险是存在的。我今年都66岁了，干不了几年了，你们都是年轻党员，未来怎么走，不是我们决定的，是你们决定的。希望你们把握好未来的政治方向。”
　　“如果党本身是软弱无力的，这个党不会有希望。”
　　俞正声还向学生谈起“忠诚”的话题。“我说对党的事业的忠诚，对人民的忠诚，不是一句空话，体现在很多的思想里。”
　　“在座的有不少上海人，上海现在常住人口将近1/3是外地人，要不要取得上海户籍？要不要享受跟上海市民一样的公共服务？”俞正声说，“同学们是心里赞成还是表面赞成啊？这势必会涉及到一些利益。我们现在的高中不允许他们上，势必有一天，高中要给他们开口的，高中要开口子，等于大学也要开口子，大学开口子，等于原上海籍的高中生考大学就有竞争了，上海户籍的同学，你们赞成还是反对啊？”说到这里，他批评说，上海户籍制度改革进展太慢，有关部门的同志思想局限太重。
　　他停了一下，说道，“作为党员，就应该赞成。这句话不是一句空话，当然这也不敢贸然地进行，上海老百姓很有意见。慢慢地循序渐进，但是这个方向应该是明确的。”
　　他随后提到，忠诚也要“勇于坚持真理，勇于修正错误”。
　　他举例说自己在山东任职时，有一年山东的走私很厉害，大量走私汽车。“我当时在青岛担任市委书记，青岛刹住车了，威海、烟台都疯了。正好到北京开会，江主席叫我去他家谈事，问你们山东有没有走私啊？我说有。济南军区有没有走私啊？我说有，通过青岛的军港。你说我这个党员对中央不讲老实话行吗？讲了老实话势必得罪我的上司。要敢于讲真话，你敢不敢于在领导面前发表你的看法？”
　　他随后还举了一个有关朱F基的例子：“朱总理是好领导，你不跟他讲真话，他不信任你，你跟他讲真话，他反而相信你。我刚到北京的时候，有一个朋友跟我说，你要想说服朱总理，就得他硬你更硬。我对朱总理很尊敬，很重要的一条就是他鼓励你讲真话。”
在这堂党课结束前的提问环节，一位学生在递上来的纸条上，写下了这样的问题：“对党的未来怎么看？”在学生的欢笑和掌声中，俞正声抬头缓缓说道：“党的未来取决于党本身，而不是取决于他人。我们党本身如果能够坚强，能够克服自身的弊端，党的未来是光明的；如果党本身是软弱无力的，这个党是没有希望的。”
发件人：&Flynn& &.cn& 11:08:59
+0800 收件人： &Flynn& &.cn& 抄送：标题： 转发:
转发：从改革到革命：中国政治变革的一般规律
从改革到革命：
中国政治变革的一般规律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 郑永年
目前中国的改革现状已经呈现出几个显著的特点。第一，各方面的改革缺少动力。经济改革在上世纪90年代找到了突破口，确立了基本市场制度，接下来的问题是如何深化？社会改革在过去的十来年间取得了一些进展，但远远不能满足社会变化的需要，如何找到突破口？政治改革在十七大的时候已经确立了“党内民主引导人民民主”的方向，两方面的民主试验也在进行，但并没有成为系统的努力，如何推进？第二，改革没有重点感。各方面的改革需求在很快增加，但不知道先做什么，后做什么。面对各方面的压力，不知道从何入手。第三，无论是执政党还是社会，对改革缺少最基本和最低限度的共识。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个局面？人们都指向了问题的核心，即来自利益集团的阻力。改革的未来如何？中国的改革处于一个转折点上。在这个关键时刻，有必要总结一下中国政治变革的一般规律。简单地说，当改革进程停止之时，革命进程就会开始。如果从利益集团的发展进程来说，一旦当利益集团主导政治进程，或者说现存政权无能克服利益集团的阻力而继续推进改革的时候，革命的因素就开始积累。
　　无论是历史还是现实，都告诉人们这样一个道理，政治必须与时俱进，改革不是可有可无的东西，而是政治的常态。政治是一个永无止境的动态，必须从改革到改革，不断更新自己，这样才能可持续发展。
　　这对任何政体都是如此。在西方民主社会，是依靠政党的周期性轮换来实现动态政治的。但即使是民主政体，也经常因为既得利益的阻力，改革不力，政权也会陷入困局。美国经济学家奥尔逊（Mancur
Olson）曾经对利益集团主导的经济发展表示极其悲观的看法。他认为，随着各种既得利益（分利）集团的形成，竞争受到制约，经济发展缺少动力，出现滞涨。他并不认为民主政治能够克服这些既得利益集团，而是需要用战争、大的社会冲突来改变利益格局。的确，在很大程度上说，民主政治是既得利益集团设计用来保护其利益的最有效的武器。尽管奥尔逊谈的更多的是经济方面，政治方面其实也如此。
&& &用“开放性”来应对利益集团
　　中国没有多党政治，在克服利益集团方面会面临更大的困难。一党长期执政本身就很容易形成利益集团。要防止利益集团坐大，防止它们挟持国家的政策议程，最有效的方式就是保持执政党的开放性。执政党越开放，利益集团坐大的可能性就越低。用“开放性”来应对利益集团，实际上在改革开放之前就开始实践了。在毛泽东时代，执政党主要依靠社会群众运动来防止和瓦解利益集团的。毛泽东搞阶级斗争，搞“大民主”，用一个阶级对付另外一个阶级，政权的主体不断轮换。可以说，在那个时代，除了毛泽东本人，没有一个阶级或者阶层能够主导中国政治。这样做产生了非常负面的结果，主要是妨碍了制度建设。长期处于运动状态，包括法制在内的基本国家制度建设被忽视。当然，那个时代的既得利益非常简单，政治和意识形态是社会的主体，社会经济长期处于低度发展水平。
　　中国目前的既得利益集团是改革开放的产物。如果毛泽东时代是一个意识形态主导的社会，那么改革开放后发展出来的是一个利益主导的社会。从意识形态转型到利益是一个并不容易的过程，但也是一个很成功的过程。如果没有中国社会各方面对（物质）利益的追求，很难想象中国可以作如此快速并成功的转型。
　　总体上说，在1970年代末到1980年代中后期，中国的经济过程相当开放。当时也有各种利益集团，但因为改革刚刚开始，包括农民和工人在内的各种利益都可从改革中获得利益，利益集团之间及利益集团与社会之间的冲突因此也并不明显。直到1980年代后期，当改革遇到困难，各种利益之间，尤其是政治利益之间的冲突开始表露出来，最终导致了1989年的天安门事件，改革停顿下来。
　　1990年代初苏联、东欧共产主义的解体，促成了中国更大规模的改革。1992年邓小平南巡之后，执政党发动了新一波更大规模的开放和放权，形成了大规模的利益重新分配局面。传统上的领导阶级例如工人阶级开始被边缘化，而新兴阶层例如民营企业阶层迅速壮大。面临新的局面，执政党开始调整其统治基础，通过修改宪法和制定新的法律来保护私有产权，而且也容许民营企业家进入政治过程，有效地扩大的政权的社会基础。
本世纪初以来，执政党开始调整改革政策。在“科学发展观”和“和谐社会”的政策理念指引下，试图平衡新兴阶层和传统社会阶层之间的关系，主要是要纠正前阶段片面倾向于新兴阶层，而对传统社会阶层的利益重视不够的局面，努力实现社会公平。当然，这样做其实也是符合新兴阶层的利益的。很显然，在基本社会公平正义缺失的情况下，社会问题难以为继，必然要影响到新兴阶层的利益。
&& &国企及官僚成为新利益集团
　　2008年开始的全球金融危机是个转折点。为了应付危机，国家出台了巨大的财政金融计划。而庞大的财力都是通过国家本身，即国有部门而实施下去的。这就导致了利益集团的急剧扩张。国有部门的大扩张，马上打破了原先国有部门和民营部门相对平衡的状态，国有企业取得绝对的主导地位，快速地挤占了民营企业的空间。民营企业在1990年代中期以后获得了巨大的发展空间，如今好时光不再，它们开始寻找新的出路，例如通过移民等方式退出中国社会。
　　更为严重的是，国有部门的扩张，也没有为传统社会阶层带来任何好处。在传统计划经济下，国有部门是工人阶级的制度基础。但现在的国有部门已经具有了不同性质，国有企业很难说是国家的，而更多地属于国家企业管理者或者国家的代理人的。实际上，国有企业已经成为社会不公正、收入差异扩大、腐败等等现象的根源（本栏早先已经论述过）。
　　官僚系统本身也俨然成为既得利益集团。改革开放之后，尽管有“小政府、大社会”的改革目标，每次改革也是想缩减政府机构和官僚人数，但实际上是相反的。官僚系统越来越大，社会越来越小。在分权的情况下，中国政府层级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例如原来的地区级只是“行署”，即省政府的派出机构，而现在则已经演变成实体，一级政府。同时，也出现了计划单列市。这不仅仅是官僚机构变得庞大的象征，而且更是拦截了中央和社会之间的关系。
　　官僚机构的无限扩大，必然造成社会空间的缩减。随着财政税收向官僚机构集中，国富民穷变得不可避免。更为严重的是，官僚机构严重和社会脱节，一个个官僚机构犹如一个城堡，和人民没有有机的关联。而且，官僚系统开始演变成独立的系统，它们享受市场的好处，而可以豁免市场的坏处。无论是社会保障、医疗、住房和食品，各种不同的特供系统不断涌现。一个严酷的事实是，中国的改革往往是自上而下，而在官僚系统严重和社会脱节，感受不到人民疾苦的情况下，哪里能够出现改革的动力？
　　而在各种利益集团大扩张的同时，执政党领导层克服既得利益集团的能力，也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制约，从而大大缩减。因为党内民主的需要，领导层实行集体领导，并且领导层的规模在不断扩大（例如政治局常委从1980年代的5人扩大到现在的9人）。党内民主的程度扩大，意味着权力在顶层的分散状态。因为权力不再集中，权力的行使自然不再有效。再者，因为分权只是对地方政府的分权，而不是向社会的分权，社会组织不能发育起来。同时，社会也没有能够影响政治过程的有效机制，因此既无能对主张改革的领导层有所支持，也不能对既得利益有所制约。
& & 革命进程悄然开始
　　结果就使得中国的改革进入了本文开头所描述的状态。很多迹象表明，当改革不再的时候，革命进程悄然开始。人们可以从方方面面感觉到革命因素的存在。
　　首先，既得利益集团可以有效影响改革的政策。情况往往是，对有利于它们利益的政策，它们可以最大化；而对不利它们利益的政策，它们可以将其最小化。既得利益甚至随时都可以围堵领导人的改革议程。如果某一改革理念不符合它们的利益，就会群起而攻之，各种手段应有尽有。因此，有人认为，既得利益集团已经挟持了中国的改革议程，就是说，它们可以制定政策，领导层和政府只是它们所形成政策的“橡皮图章”。
　　人民对官僚系统失去最基本的信任，政府和人民开始处于对立状态，社会抗议运动不断。因为改革的困难，政府很难用改革的方式来化解政府和人民的对立，因此有关部门开始用强制性手段来统治和控制社会，例如“维稳”。更为严重的是，在行使高强度控制过程中，本应当由国家垄断的暴力开始私有化。一些地方政府“外包”公权力，导致了类似“黑监狱”等新事物的产生。一些发展商在“拆迁”过程中雇凶打人，甚至杀人。结果造成国家与社会、政府与人民之间的进一步的对立。
　　应当指出，在任何社会，社会抗议运动是一个常态，也并不是所有社会抗议都会导致革命。但是，具有政治意识的社会抗议，最终必然会导致革命。很多年里，中国社会的很多群体性事件或者抗议运动，都是为了具体的经济利益。但今天，中国社会各种意识形态纷纷崛起，在意识形态上分化社会的同时，也在给社会群体灌输着政治意识。人们可以在不同的社会意识形态之间作选择，发展出不同的政治意识。意识形态是行动的指南，各种不同的意识形态，必然具有政治后果。
　　在这样的情况下，既得利益集团也开始感觉到不安全。除了高强度的控制外，它们也需要在思想层面来论证其合法合理性。它们开始在各种思潮中寻找支持力量。不过，这些思想，无论是内生的还是外来的，对它们来说，都只具有工具性质。总体上说，既得利益集团处于一种集体无意识状态。它们不思改革，害怕改革，恐惧于在改革中失去什么。它们只知道不能做什么，而不知道应该做什么。一些极端的甚至开始对改革进行“妖魔化”。
　　很显然，当既得利益的终极目标是维持自己的利益，并使之永恒化的时候，它们已经完全没有能力来超越自己的利益。当它们不能超越自己的利益的时候，政治的开放性就必然消失。而体制的封闭性必然导致革命因素的发生和发展。原因很简单。当不能从内部产生变革（改革）的时候，外部变革（革命）就成为选择。
　　经验告诉人们，这些都是革命进程开始的早期现象，但是革命进程如何进行，还是要看是否存在有效的改革。如果在革命进程的早期实施有效的改革，那么这个进程可以终止。但如果没有，这个进程就会继续，直至革命的最终爆发。历史地看，当革命即将爆发之际，统治阶级还会进行一次巨大的改革，可惜的是，届时可能为时已晚。晚清的例子最为明显。当光绪皇帝要改革的时候，慈禧太后等保守势力杀了改革者，废了皇帝。但后来，太后迫于形势，为了生存，真的想改革了，并且改革的幅度和力度，甚至比当初光绪皇帝设想的还要大。不过，大势已去，革命已经成为主动力，任何改革都已经难以挽回局势了。
　　那么，革命又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呢？在理想的状态下，革命是你死我活之举，即零和游戏。但革命也往往导致一种同归于尽的结局。无论哪一种情况，牺牲最多的是社会大多数人，尤其是中下层的利益。每一次革命，精英也有牺牲，但与社会的大多数相比，微不足道。对政治来说，在中国的政治环境中，革命的结果很有可能就是没有任何具有实质性意义的变化，革命往往是一个再生产的过程，也就是重新走一边。中国社会真正的变化在于逐渐的改革。改革因此符合各方面的利益，既符合社会大众的利益，也符合既得利益的利益。
　　尽管革命很多情况下都以悲剧告终，但在既得利益集体无意识的情况下，这种悲剧往往是历史的常态。如果不是这样，那么就很难解释历史上循环往复的革命了。
　　很显然，对目前的中国来说，改革绝对不是一种可有可无的东西，改革属于必需。
发件人：&儒家邮报& &rujiayoubao@vip.163.com&
17:17:17 +0800收件人：抄送：标题： 儒家邮报第159期－共和国62年暨孔子2562年〔耶稣2011年〕阳历6月22日
郑永年的机智与秋风的失礼
5月30日，自由主义儒者秋风先生在他的新浪微博说：复旦上海论坛闭幕式，郑永年“奢谈中国当下政治模式为人类最好，简直完美无缺”。秋风“实在不能忍受这种侮辱众人智力的行径”，“起身离开。经过主席台，手指郑氏，高声痛斥撒谎三声，临出门再斥一声，方觉痛快。我想不明白，什么可以让一个人如此变态？”这条微博引起了不小的轰动。支持秋风的人甚至说“郑就是个政治理论混混，秋风说其撒谎，是客气了。我将称之为吹箫客、说是求被包养的面首也行”，反对的人甚至说秋风“只是挥着意识形态大刀胡乱砍杀而已。这种人说白了就是当代十字军，眼里都是幻象”。双方针锋相对，我仔细研读了速记稿《郑永年在上海论坛的演讲》http://blog.sina.com.cn/s/blog_0rhd9.html
，发现秋风先生的言行虽然有些不妥，但是他批评郑先生“撒谎”甚至“变态”，却是有根有据的。
&&& 1、任期长短问题
郑认为中国不会发生类似阿拉伯世界的mlh革命，中国有最高领导人的卸任制，虽没有西方的民主形式，但已有西方的制度形式，阿拉伯世界尽管有一些西方模式的民主，但它基本上是一个人统治，一统治就二三十年，一个人如果在台上呆二三十年谁也不会喜欢你，不管你做得多么好，中国因为卸任制很好地避免了这个缺陷。
郑在撒谎，党国没有发生mlh恰恰是因为不像阿拉伯世界已经有了一些西方模式的民主，公民社会的力量严重缺乏，容忍表达抗议的空间非常有限。十多日前，党国刚刚警告了社会管理不能落入&公民社会&陷阱，党国此举恰恰暗示他们很明白阿拉伯世界mlh的发生与西方模式的民主大有关系。其二，朝鲜最高权力是赤裸裸的父子相承，极权的程度几乎是举世无双的，但是朝鲜为何没有发生mlh革命呢？至少，朝鲜短期内比党国更没有mlh革命的威胁。可见民众是否乐意接受统治者，并不是能否发生mlh革命的唯一重要原因。其三，墨西哥宪法规定的总统任期只有四年，但这并不足以否定墨西哥的这一事实：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墨西哥是权威主义专制，社会抗争乃至革命也持续了几十年。
可见，假如某国没有发生mlh革命，与其最高领导人的任期长短并没有根本的关系，而且也不意味着民众乐意接受非西方自由民主的现政权，而是民众根本就没有机会、没有力量去反抗。将多大程度的自由民主问题偷换成任期长短的问题，此郑永年弥天大谎之一也。
&& &2、代际更换能力强弱问题
郑认为中国的代际更换能力非常强，比任何一个国家的都强。这里，郑先生又在误导我们的思路。党国官员的代际更换能力是不是这样强大并不重要，代际更换能力的强弱与一个国家的治理是否良好，民众是否自由是否幸福，没有什么必然的关系。一个合理的政治制度，并不用刻意去限制官员的年龄，而是要去限制官员的权力，限制权力才是根本，官员的权力得到限制，民众的自由才有保证，有自由才有活力与繁荣。
威权主义下的年龄限制，一到35、40、55、60就得靠边站等等，不但不能解决社会治理的问题，反而会造成更多的可恨或可笑的问题，比如，吃皇粮者的膨胀，与这个年龄限制很有关系。更重要的，何止是浪费人才，简直是折磨在那些本想推行善政、做些实事的精英，过多的年龄限制反而限制了政治智慧。美国有的国会议员八十几岁、九十几岁，这并不是什么大问题，许多时候，久经自由民主政治历练的老人也能够带来卓越的经验智慧。
&&& 将多大程度的自由民主问题偷换成代际更替能力强弱的问题，此郑永年弥天大谎之二也。
　　　3、执政党基础问题（所谓的“开放”）
郑永年先生说：执政党不是一个家族性的政治，而是一个群众性政党，其根据是执政党慢慢变成一个向各群体、各阶层开放的政党，以前共产党的目标是要消灭资本家的，但九十年代向私营企业家开放，民营企业家可以入党，可以当干部，做官。而西方的多党制，一个党左一点、另一个党右一点，代表不同阶层的利益。据此，郑先生认为，执政党的基础甚至比很多西方类型的政党制度要广泛得多。这个论证很有意思，我再给郑先生增加一点意思，几乎所有的儿童都要加入少先队，大多数的青少年是共青团员，依照郑先生的逻辑，党国的基础其实比先生想到的要广泛得多。而且，只要执政党愿意，他这个基础还可以扩大好几倍，比如，将党员扩充为两三个亿，那么执政党的基础大概就可以空前绝后了，完全可以申请吉尼斯世界纪录好几次了。
但是，党员的多少、党员的阶层成分并不能有效地改变党国的性质，资本家能够入党不过是党国“创新社会管理”的一种手段罢了，不过是不走极权主义、改走威权主义罢了，这有什么可傲人的。威权主义者可以根据需要，引诱某些人入党，必要时甚至可以强迫入党。政治学的常识是，能够掌握国家社会权力的人总是少数人，党国的党员越多，并不意味着党国权力的分享者越多。威权主义之下党员证向全民的开放与扩充并不意味着合法性的增加、并不意味着执政者所代表的基础越广，只是意味着执政者集团的内部调整，或许有时候还意味着可以收取的党费更多，身不由己的人更多，人格分裂的人更多，能够保持正常情感智慧的人更少。
而自由民主之下的政党，各政党无论人数多少、无论或左或右，他们想取得某届政权，都得努力讨好民众，在政权的轮替过程中与各派相互妥协的公共政策中，多数民众的利益得到了表达与维护。一个政党倾向于自由民主与否，与其党员多少没有必然的关系。
不需要多大的智慧，一个人只要不是自我封闭，只要多接触一些信息，就能弄懂党国是哪些人在统治。将政权基础问题（合法性）问题偷换为执政党党员的阶层问题，此郑永年弥天大谎之三也。
&& &4、竞争与参与的问题
郑说中国模式的特点是“开放”与“竞争”等，“开放”问题上文说了，这里看看竞争：郑认为中国的政治领域也讲竞争，但不是说完全自由的竞争；如果没有竞争，社会参与也不可能，中国经济的改革成功就是有各个社会阶层的参与，政治上也是这样，中国现在不同层次也在做，像地方选举已经进行了，各个地方在党内的公推、公选；中国有它的好处，就是把选举跟选拔结合起来。
这更是在赤裸裸的撒谎，把走走样子的“选举”说成是中国模式中的“竞争”，真是如秋风所说的，是在侮辱众人的智力。至于选举跟选拔的结合，不仅选举是走走样子，许多时候选拔也是秀秀给大家看的，对党国确实很有好处。
&& &5、政策调整问题
郑认为：现在西方社会各派是为了反对而反对，政策调整比较慢。而中国从八九十年代到现在，政策变化还是非常快的，重大的几次政策调整还是非常及时，“现在我们看到政策调整有困难，我自己个人相信，如果共产党领导一旦有他坚强的意志力，做政策调整是可能的，这个非常好。”
其实，经过几百年的发展，西方文明已基本成熟，不要大调整，哪怕有时反对派真是为反对而反对也不会造成多大的问题。而党国目前不但是政策需要大调整，制度也是需要大调整，但最近十年却没有什么重要的调整，甚至还在走回头路。许多老问题，变得越来越严重。我们看到的似乎是，执政者似乎有坚强的意志力将既定的社会权力结构、利益结构固定化下来，而不是有坚强的意志力去做重大调整，“这个非常好”！郑先生说的反话真的非常好！
&& &6、符合自己文化习惯
郑先生说：“我觉得一个政党制度还是要符合自己文化的习惯”。这句话的潜台词就是东方文化与源于西方的自由民主不大兼容，东方人就习惯威权统治。如果是这样，那么日本、韩国、台湾的自由民主该如何解释？新加坡最近选举中反对党的突破该如何解释？
退一步说：何为符合自己文化的习惯？注重民生、不与民争利是中国政治文化的传统，但是党国是否做到了呢？传统文化强调执政者要关注底层民众的呼吁、听取社会精英的批评，执政者是否做到了呢。不客气地说，在许多方面，现政权的专制蛮横程度比传统帝制还要严重。
& & 7、谁在空想
郑说：“对未来的中国政治模式怎么发展、应当怎么发展，我觉得不应当空想，要从中国的实际里面去寻找它的本身的发展客观规律。”“既然大家都是学者，在这些方面，对各个方面都要有一些理性的思考，我觉得中国还是要走出自己一条独特的政治模式道路来。”
这里郑先生本身才是空想：第一，试图寻找中国本身的发展客观规律，将某种客观趋势当作政治理想，党国的权力政治看起来像是客观规律一样不可动摇，郑似乎希望在权力政治寻找可以赞美和改进的东西。其实，人类社会的发展没有什么必然的客观的发展规律，顶多只有某个时段某个区域看起来像是规律其实是趋势的东西，而任何社会政治趋势都是可以改变的，只要有足够的社会政治动力。人类的社会政治动力就是人的追求，追求自由民主的人多了，占了主导地位，自由民主就成为一种新的趋势。
另外，郑先生的意思好像是说中国走了自由民主之路，就丧失了独特性，这也是一种弥天大谎，西方自由民主的列国，所走的道路各不相同，现在的模式也不尽相同，东方的日本、韩国、台湾地区也一样。迈向自由民主并不需要照搬某国的模式，也不会丧失中国的独特性。无论是执政党所说的马克思主义、还是中国的儒家传统，都是坚持普世价值的。我们面对的是一些其他国家或多或少也面对过的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法也不会与其他国家完全不同。
郑先生的第二个空想是所谓的“理性思考”，用网友的话说是“先生是冷o的客^分析，基於F的强嗾危岢uM的改良方法”。面对的确实是强权，但郑先生并没有客观分析，他给人的那种理性客观的外表，不过是因为他试图将权力冲突、利益冲突的问题转化为探索独特政治模式的问题，仿佛那是一个知识论的问题。整天呼吁“走出自己一条独特的政治模式道路来”，那不过是一种掩饰。他的所谓客观来自于他的行文不同于党国腐朽的八股文，并且他对党国有一些温顺的批评。
旨在追求更多自由民主的政治改良，如果能够获得多多少少的成功，从来都是在强大的社会压力下进行的，哪怕是台湾较为顺利的民主转型，也不尽是因为遇到了开明的蒋经国，而是首先有强大的舆论抗争、社会抗争。而社会没有强烈的批评，强权政治就没有压力，就不会有什么动力去改进。不敢揭示真实的所谓理性态度与低调言论，根本就不能带来所谓渐进的改良，完全是空想。
当然，我也要承认秋风先生的此次言行，在某种程度上也违背了儒家、违背了自由主义，其一是他批评郑永年“奢谈中国当下政治模式为人类最好，简直完美无缺”，确实有些夸张，但是如果我们说郑永年先生“奢谈中国当下政治模式之优良，甚至比西方还要好”，这还是可以成立的。其二是他在复旦上海论坛闭幕式的言行，确实比较刺眼，如果秋风先生能够在郑永年演讲结束之后再表达自己的严厉批评，似乎更合乎礼仪。
尽管如此，我仍然认同秋风先生对郑永年的指责。这个社会，勇于直面暴政、丑陋、虚伪的人太少了，太少了。太多人，太多的学术名流，与郑先生一样，避重就轻、不敢直面权力政治的现实，反而热衷于制造一些虚假的理论与模式，来粉饰权力、美化现实，他们也有所谓的批评，不过是小打小闹。学者们要说真话，说实话，否则既误导执政者、又误导民众。中华民族历史上，那么怕是跪着向皇上进言的儒臣，也是要说真话、说实话的，所谓“事君有犯而无隐”。今天，学者们在理论上处于比历史上的儒者更为优越的位置，那就是自由民主作为一种普世价值，是党国也不敢公然反对的，学者们理应站起来，比旧时的儒臣更为坦率才行。至于郑先生，乃新加坡人，更不需要看着党国执政者的脸色吃饭，他为什么也能如此地弥天大谎（不止这一次，以前还有很多次，可在选举网、共识网等搜索查看），那实在是“我想不明白”。
18大的背景与变局
――左翼崛起在当下中国之必然
中国思想界大略可分列为左中右三大阵营，其中左翼主张公平优先，右翼主张自由优先，中间主张秩序优先。三大思想源流都波及朝野，影响着社会各群体的政治态度和未来中国的路向选择。
公平、自由、秩序这三种价值，相互之间并不必然矛盾，很多时候还相辅相成，冲突发生在对优先性的争夺上。在观念世界，三派主张（左中右分别以社会主义、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为代表）都不难做到逻辑自洽，这说明三种价值都各有其存在的理由和意义。它们在经验世界的适应性，取决于各种价值元素在具体环境下的稀缺程度。经济学有个“木桶原理”，很好地解释了这种情况：一只木桶能够盛多少水，不是取决于最长的那块木板，而是取决于最短的那块木板；所以，增加木桶容量的最好办法，是加长最短的那块木板。可见，在一个公平（秩序、自由）相对最稀缺的社会，左翼（中间、右翼）的主张是最有益的，因为它能够以最小的付出，最大程度地保障和增进全社会的福利。
以此衡量，就不难明白30多年前为什么会有邓小平的改革开放，今天又为什么会“向左转”。自1949年建国以来，除建国初期、文革前期及八9等特殊时期外，秩序在中国从来就不是个问题，但又并非没有问题。“不是问题”是因为大多数时候中国都保持了稳定，秩序并不稀缺；“存在问题”是因为这种秩序始终要承受外部的压力，经常有被颠覆的危险。因此，秩序在中国大多数时候都不是首要和紧迫的价值，但又始终不能松懈。
价值冲突主要在左右之间展开。30多年前的中国，公平相对充裕，自由极度匮乏。社会被简化为公务员、知识分子、工人、农民等几个阶层，经济收入和生活水平的差距不大。如果计算吉尼系数，那时的中国或许是全球最低。但是，政府全面控制了政治、经济、文化乃至个人生活，每个人被要求只能做“一颗螺丝钉”，听从伟大领袖的安排。按照左翼所擅长的辩证法理论，这种极左的现状必然催生右的增长。“天下苦左久矣”，这是邓小平发动改革开放的现实土壤，所以赢得了当时绝大多数人的赞成和拥护。
中国这30多年的历史过程，其间虽略有波折和反复，但整体而言是一个“自由不断增进，公平不断减退”的过程。在此过程中，执政党以实用主义的手法，混合了左中右三种思想资源：摆在神龛上的仍然是“左”（社会主义），口中讲的、手上做的是“右”（改革开放），脚下牢牢踩着的是“中”（稳定压倒一切）。时至今日，除政治领域外，中国人在经济、文化、社会、个人生活和对外交往等方面，已经享有此前难以想象的自由。虽然在一些方面比之西方发达国家还有差距，但在东方国家尤其是后发展国家中，已经表现不俗。美国国际科学杂志今年5月22日公布了一项关于社会宽容指数的全球调查，中国被列入“很宽容”的国家行列，得分高于日本，而民主制的印度却排名倒数第三。
与此同时，公平在中国的衰减速度丝毫不亚于甚至快于自由的增进速度。仅仅用了30多年的时间，中国的贫富悬殊程度就超过了美欧发达国家，进入全球分化最快的国家行列，亚洲排名第二。贫富、官民之间的紧张，已成为当下多种社会问题层出不穷的根源，甚至开始危及基本秩序。这一状况至今仍有恶化趋势。
只要不是被有色眼镜遮挡住视线，人们就不难发现：除了部分知识分子要求话语权，个别新兴的资产阶级要求与自己财富相匹配的政治权力外，自由在今天中国大多数人的心目中，已经不是迫切的需要；而公平却是绝大多数中国人稀缺而急需的目标：穷人要公平，富人要公平；城市的知识分子、中产阶级要公平，乡村的农民和进城打工的民工也要公平――除了最强势的特殊利益集团外，公平已成为全体中国人的共同迫切需求，这是解决当下中国问题的钥匙，也是重建社会共识的基础。
在这个自由相对充裕、公平极度匮乏的时代，左翼思潮赢得越来越多的赞成和拥护，乃是一种必然。所谓“毛泽东热”、“红歌热”，都只是随之泛起的符号――虽然当今左翼的主张已与当年毛的做法颇有不同，但迄今为止毛仍然是可以将左翼声音汇聚起来的最有力的政治符号。这种符号可以帮助左翼实现身份的认同，正如右翼通过“美国”这一政治符号实现身份认同一样。当然，再有力的符号也不可能覆盖所有个人，所以左翼中也有人不认同毛，右翼中也有人不认同美。
同理，政府的施政方针在一定程度上“向左转”，由“效率优先”转向“兼顾公平”，这也是一种必然。但是，现阶段的社会政策还只是在增量上作了有限调整，没有触及根本的利益分配格局，而且这种朝向极少数特殊利益集团倾斜的基本格局，还有着变本加厉和加速固化的趋势。
“向左转”虽然是大势所趋，但由于关系到未来的走向，它必然遭到阻挠和反击。毫不意外，反对者主要以右的面目出现，但其中的动机和原因却不一。概言之，反对者主要有三种构成。
其一是经验主义者。他们认为，“左”造成了中国几十年的闭关锁国和自由匮乏，酿成了“文革”悲剧，所以“左”是万恶之源，凡“左”的都是不好的，“左”的东西要不得，中国绝不能退回到“左”。这些人不懂得历史的辩证法，不知道历史本身就是左右交替、螺旋而进的。20世纪初左翼的兴起，就是当时右翼的缺陷和失败的结果；20世纪末左翼的重大挫折，又成全了右翼的全球扩张和进步。世界上没有永恒的对错，此时此地的错不代表彼时彼地也错，更不代表永远错。价值的适应性是因时因地因具体情况而异的，在新的相对偏右的现状下，中国“向左转”不是在倒退，而是在前进，这正如曾经导致了古希腊城邦衰亡的民主制度，在现代，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又成了“好东西”一样。
其二是教条主义者。他们认为“右”的一套代表了普世价值，因此永远正确，放之四海而皆准，不必区分不同价值元素的具体稀缺情况，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遵循右的普世价值总没有错，这不但是正确的，而且是崇高的，不认同这一点则是小人，不是“文革”余孽，就是朝廷鹰犬。这些绝对真理的信徒们，以道德替代理性。他们以为，复杂的世界有一个简单的答案，只要找到它，就拿到了可以解决一切问题的万能钥匙。这种人往往是名曰“自由主义思想启蒙”实质是“反启蒙”即重新愚昧化的产物，他们的智识程度不高，却往往构成民间舆论的主体。
其三是特殊利益集团中的部分成员。这些人利用权力非法聚集了大量财富，因此他们最怕公平，最怕清算。他们的最大梦想，是实现财富和安全的“软着陆”。特殊利益集团成员的出路只有三条，一是自己手中永远握有足以阻止公平、不惧清算的权力，因此可以无须“着陆”，永远在天上飞。显然，只有极个别人才能保持这种自信，进行这种选择。二是将财产和家人提前转移到国外，自己随时可拔腿就跑。三是中国“变天”，法律秩序推倒重来。在“推倒重来”这一点上，特殊利益集团中的部分成员与普世价值派是一致的。前者当然希望来的是一个能够保障他们的非法财产、甚至能够保护他们继续“腐败”的制度，但这一点只能做不能说。从目标的可操作性出发，他们将理想包装成了与普世价值相似的东西，然后力争在操作中将新制度变成他们所需要的样子。这种做法并非中国人首创，在亚非拉和东欧的“民主化进程”中，都反复上演了类似剧目。今天，在中国，这方面已“浮出水面”的代表人物，秦晓可算其中之一。
在对左翼的狙击中，右翼祭出了诸多法宝，其中最具杀伤力的，当属三大“咒语”。这三大“咒语”就像三面大旗，旗锋所向披靡，常常令许多左翼人士满腹的事实道理却讲不出口，最后乖乖倾倒在“国际主流价值观”的魅力下。
旗帜之一是经济发展。这面旗帜的意思是，历史经验证明，左翼计划经济那一套，不利于经济发展；中国的经济奇迹，是在“向右转”的市场化过程中实现的――确实，至少在全球可统一为同一个经济体系之前，计划经济在效率竞争上长期而言不如市场经济，因为它无法与市场化的外部环境实现有效对接；仅仅在内部进行自我循环，很容易丧失经济的活力，走向僵化。马克思当年所设想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也是以全球一统作为背景的。
但是，今天的左翼并不需要背负计划经济的历史包袱，他们完全可以在承认市场的竞争激励和基础配置的前提下倡导公平。只要市场的基本框架存在，哪怕公平介入了初次分配，市场激励也仍然有效，价格信号也同样会起作用――市场还是市场，只是环境有所不同而已。这样做，当然有可能损及效率，但效率并不是社会的唯一目标；这种做法之能够出台，说明在当时当刻，有些价值比效率对全社会更重要。而且，当前中国经济的效率，已进入必须“以公平调分配，以分配促消费”的关键时期，这是中国所谓“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成败要害所在。做不到这一点，中国的经济效率就维持不长；而且由于不公平所导致的维稳成本的硬性增长，不但将吞噬经济发展的成果，而且将成为整个中国经济和社会的不能承受之重。
旗帜之二是人权。本来，人权是左翼公平价值的题中应有之义，它离左翼比离右翼更近。自由只是人权的内涵之一，公平却是人权的基本准绳。但是，在经验世界中，没有绝对、抽象的人权，人权总是相对的、具体的。每项人权的实现，都需要消耗一定的物质基础和客观条件，所以人权在具体国家能够做到哪一步，受制于该国的人口资源状况和经济发展水平，也受制于其他一些特殊情势。美国在9.11后，就放低了国内的人权标准。而发达国家的人权水平之所以普遍优越于不发达国家，是因为前者有着更好的实现条件。所以，在人权问题上不存在统一标准。人口资源状况和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不一样，对人权的衡量尺度和表现形式也必然不一样。实际上，人口资源状况是一个国家最基础的具体约束条件，其上是经济发展水平。不仅人权，民主、自由、公平等等各项价值的实现，法律、制度、意识形态等等上层建筑，都必须建立在这两种经济和社会的基础结构之上，并且适应这种基础结构，随着基础结构的不同，而采取不同的衡量尺度和表现形式。
在人权问题上，左右都对现状持批评态度。不同的是，由于考虑到具体的实现条件，左翼在涉及人权的许多话题上采取了审慎态度，没有甩开膀子唱高调；而一些右翼有意无意地秉承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战略思路，将人权当作针对中国政府的批判武器乃至是颠覆工具，用西方标准来衡量中国现状，把人权标准描述成一种可以独立于其他条件而存在的绝对之物。这种非理性的论述，在今天中国却能够取到哗众取宠的效果，并且让自己占据道德的制高点。
旗帜之三是民主。在历史上，从启蒙时代到英法革命及之后，民主一直是左翼的旗帜、右翼的梦魇。一直到19世纪中叶，迫于形势的变化，右翼思想体系才开始接纳民主价值，并且逐渐开发出所谓“最不坏”的程序民主游戏。而左翼在20世纪初期得到迅猛发展后，先后成立了苏、中等社会主义国家。由于社会主义国家在当时的国际格局中始终处于弱势，始终面临被围攻、被颠覆的危险，在这种情况下，对秩序安全的需要压倒了对民主自由的需要，社会主义国家似乎是不约而同、不言而喻地搁置了民主，并且根据自己的需要创造了一套所谓的民主集中制。不但在执政党内部，实际上在国家政权的体系内，也是实行的这种模式，例如人大、政协。民主集中制即使在运行良好的前提下，也只相当于群众路线，或者说类似于古代明君的重视民意，它与民主完全不是一回事。正因为这样，左翼在民主的天枰上历史地处于劣势。
但是，今天的左翼已无须背负历史的包袱，因此也就无须畏惧民主的咒语。他们需要做的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探寻民主的实现形式，评估民主的实践效果。正是由于这种探索和评估，不少人发现，西方的程序民主至少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并不是一种好的选择。由于西方民主制的良好运行，必须依托一定的经济发展水平（以人均收入为衡量标准）和社会结构形态（具体说需要中产阶级居主流的社会结构），所以在西方发达国家运行良好的民主制度在亚非拉发展中国家普遍淮橘成枳。又由于民主化的转型过程十分复杂，将之导向良性很难，使之趋于恶性却极易，因此很多转型国家都掉入伪民主的陷阱，政权和民主程序实际上被少数权贵操纵，公共财富和权力被快速、反复地纳入私人囊中。
所以，尽管现状并不如人意，别人甩卖出来的东西也未必就比现状好。“更好的中国”如何才能实现，没有简单、现成的答案，需要中国人自己现在寻找。仅仅亚非拉那种质量的民主，不是中国人真正所要的产品，也与贩卖者的产品广告不相符。对于那些拍着胸脯信誓旦旦保证能够将中国的民主化导向良性的人，人们应该追问他们一句：当初你们不也保证市场化会是好的吗？为什么搞成了原始资本主义加权贵资本主义？在特殊利益集团日益强大、强弱力量对比更加悬殊的今天，你们有什么办法阻止权贵集团主导转型进程？历史不会发点球，所有球员都已在自己的位置上，你怎么让大家都停下来静静等着你把球带入球门？更何况吹黑哨的裁判还站在最强势的球员一边，他们并不希望看到球进入你所公开标志的门框――他们有自己的球门，虽然那个门上也写着“民主”。
无论从制度设计还是实践效果而言，民主并不必然导向好的治理，它的真正作用是，为社会冲突提供一种和平解决的机制。在非民主的制度下，统治者必须“干得好”才有理由呆在台上，所以他们必须时刻论证自己“干得好”。一旦这种论证无法完成，就说明改朝换代已为期不远，而这一过程往往伴随血流漂杵。在民主制度下，哪怕统治者干得再坏，他也可以毫无愧色地站在台上，理由很简单：“这都是你们要我干的，大不了换人好了”。在此过程中，社会元气不会大伤，主要的上层建筑能够保持、延续，不需要推倒重来。显然，这种机制也是社会矛盾趋于激化的当下中国所需要的。但是，最近中东、北非的事变告诉人们，由权贵所把握的“坏的民主”，并不能起到和平解决冲突的作用，社会矛盾和政权更替仍然需要用流血来解决。如果是这样，在中国的民主转型不能保证导向“好的民主”之时，转型的意义何在呢？
中国的特殊性还在于：一，时至今日，中国的现行秩序还能够提供治理有效性的基本论证，并且在经济上还表现了特殊的效率，这种效率与现行秩序是联系在一起的。因此，纵然民主化从长期而言是必须的，也有个时机选择的问题。在现行秩序的效率尚存时，急急忙忙地转向一种短期内没有效率，甚至是混乱的秩序，这无疑是损害全社会的福利。为了可能到来的激烈冲突而提前准备一种和平解决的制度框架，有必要付出全社会福利损失的巨大代价吗？得失之间应该如何权衡？等一等再转又何妨呢？这些问题，都值得今天的中国人认真思考。二，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民主转型都经历了动荡、混乱甚至是崩溃和战乱，国家的规模越大，社会矛盾越尖锐、经济发展水平越低，转型的危险越大，后果也越严重。在中国的国情现状下，如何避免转型的风险？如果避免不了，后果是不是今天的中国人可以承受？在风险概率很大的情况下，转型的收益与损失，又须在新的基础上进行权衡。正因为以上诸多原因，中国的民主化道路不宜照搬西方，不宜急急而进，而是必须重新探寻适合自己的实现形式与转型道路。
中国右翼中一些主张民主转型的人，将希望寄托在党内高层那些大唱民主的人身上。其实，这些人是没有能力推动转型的。他们的民主表态，不是发生在已经失去权力和即将失去权力的时刻，就是有口无心的“假摔”。道理很简单，在执政党“去意识形态化”的今天，权力结构已成为利益交换的产物。利益共同体的现实处境，使身在其位的人不可能作出从根本上改变利益和权力格局的“出格”行为。
能够行为“出格”的，只有像薄熙来这种不是由既定游戏规则产生，而是通过自己努力“意外”入围进入高层的人。中国要想在短期内走向民主，唯一可以看得到的希望，也在右翼所排斥的薄熙来身上。只有以这种途径脱颖而出的人，上位后才能不受既成格局的约束，才可能不按规则出牌，打破僵局。事实上，由于薄的上位不是某种自上而下安排的产物，而是自下而上努力的结果，虽然在临门一脚时薄也可能要作出某种妥协和承诺，但一旦上位，薄即无人能制。既没有哪种安排可以约束他的行为，也没有人可以预料其行为的影响和后果。对于这样一颗不定时的炸弹，没有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