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纵横王璞：MBA是一条线而非一个点
二十年，他们的人生轨迹因MBA而改变。
　　MBA往事并不如烟
　　还没毕业时，王璞就和伙伴一起创办了北大纵横。
　　“一直到现在的轨迹，都是那个时候出来的。”2010年的11月末，王璞对《中外管理》说。
　　1993年，北京大学迎来了自己第一批MBA学员的报考，工科出身的王璞正是其中之一。那时他已在东北的电力系统工作了三四年，可为了报考复习，他向原单位办理了停薪留职，毅然加入地下“铁托队”——北大附近的地下室里挤满了考研、考托福、考GRE的，外号铁杆托福，简称铁托队，泛指考试的人。
　　如愿以偿，王璞成为北大MBA的“黄埔一期”学员。
　　16年后，王璞把他的北大纵横也变成了MBA聚集的大本营，1000人的团队，近乎90%的人曾读过MBA。
　　“我们现在特别渴求MBA，我是信任MBA的，因此MBA越来越多。在这里，有培养人才的机制，有给人才机会的机制。有本事的、自负的人都会来，而且来了都会好好干，否则没法混。”王璞再次强调说，“我们张开双臂拥抱MBA。”
　　20年，中国本土MBA伴随中国经济一起成长。但是，像王璞这样如此广纳MBA的并非主流。早期被神话，后期被异化，MBA毕业生和企业之间，似乎一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有人说MBA毕业生眼高手低，也有人说是企业不懂得怎样用他们，孰是孰非？MBA教育到底能给人带来什么？又存在哪些问题？
　　在我们的故事中有三位主角，一位是本土管理咨询公司老板，一位是外企高级经理人，还有一位是管理软件公司的老板，他们分别毕业于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和天津大学。三位身份不同的企业管理者，他们拥有迥然相异的人生经历，但却贴有一个同样的标签：MBA——工商管理硕士，他们的人生轨迹都因MBA而发生了改变。
　　我爱MBA！目标一万名！
　　王璞说：咨询公司这个行业，天生就是MBA的归宿，就像医学院的学生毕业后通常会去医院工作。
　　“我们去给企业做咨询，只有受过专业训练的，最好是还有企业经验的人才合适，这样就只有MBA合适，北大纵横是MBA的天然培训基地。”王璞说。
　　不像许多民营企业那样在对MBA员工的管理上左右为难，事实上，王璞对此得心应手。他靠的既不是人也不是权，而是机制。
　　受惠于管理咨询企业的天然优势，在北大纵横，一年365天，每个工作日都有培训，对所有员工敞开。新来的MBA，谁对任何培训话题恰好有疑问，随你端杯茶水听去。有雄心壮志？给你舞台，前提当然是你得有本事。所有的管理岗位全都采用竞选制，自愿报名，全员一人一票海选，没有标准，谁得票多就是谁了。
　　事实上王璞对怎样用好这些MBA压根不操心。培养人、给机会、创造价值不问回报，否则“一块两块钱我都跟你计较”。就靠这样的机制，王璞把这些常被抱怨难以驾驭的MBA们，管理得井井有条、激情迸发。
　　“有这样的企业吗？有这样的企业机制吗？没听说过吧。”他很得意地反问，“今天不是MBA没有能力，而是没有人关爱MBA。”在他看来，MBA就是一个学生，一个普通人，而大部分中国企业对他们期待过高，而且企业本身的机制不完善，尤其是激励机制常常不到位，因此无法驾驭这批相对更有想法的人。
　　也许正因为这样，王璞对和MBA有关的事情都很热心，在他的各种社会兼职的名头里面，有中国MBA联谊会的主席、中国MBA联盟荣誉主席，创办了中国成功的青年企业家MBA委员会，担任主任委员等等。他觉得一方面是出于个人兴趣，而更多的是出于社会责任。
　　有趣的是，北大纵横，这个由中国本土MBA毕业生创办出来的MBA聚集的企业，如今已经进入了哈佛大学商学院的案例库。就在2010年11月底，王璞站到了哈佛大学商学院的讲台上，他的演讲主题是北大纵横的成长经历。这也是哈佛大学商学院迎来的第一个中国培养的MBA演讲人。
　　“你知道我的目标是多少吗？我们到2016年以前要有一万名MBA。六年时间，一年要50%的增长率，我算过。”王璞认真地说。
　　爱学习，会学习
　　就在王璞筹划着要将北大纵横的MBA人数扩大到一万人时，现任英特宜家(中国)公司董事总经理的丁晖，偶尔会惦记着或许退休后能去复旦大学给MBA学生做一些辅助性的教育。
　　实际上他已经在参与了：有时是给MBA学生授课，有时是充当MBA的面试老师，或者做MBA学生毕业论文答辩的老师。
　　这些额外的工作，常常是他的母校复旦大学邀请他来做的。“等将来真正从企业里退下来，把自己这么多年的积累总结一下，给同学上一下案例分析，做一些MBA的课程指导，我觉得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丁晖对《中外管理》说。
　　丁晖比王璞入学还要早一年。1993年，还在国有企业无锡轴承厂外贸办工作的他，以最小的年龄和第一名的成绩，成为那年复旦大学MBA班18个人中的一个。但是，和王璞不同，尽管上学期间为了生计，他在外面讲课、倒腾生意、给大公司做市场调查，而且收益颇丰——在学校读书的两年中，丁晖赚了六万块钱。但是，丁晖此后的职业生涯却和创业无关。
　　从飞利浦到百事食品，以及后来的美标洁具、宜家，事实上，丁晖在结束了自己的MBA学习后一直服务于外企，做纯粹的职业经理人。去复旦读MBA，对他来说是人生的一个重要转折。“如果凭我大学的知识结构，凭我在国营企业的工作经验，是没有办法完成这个转型的。”丁晖说。
　　毕业那年，丁晖27岁。之后的职业生涯无比顺畅。第一个服务的公司飞利浦照明甚至帮他还了之前欠原单位的MBA学费，而且一开始就从财务分析部门经理做起。两年半之后，丁晖已经对公司的流水线、成本制造流程比较清楚了，希望能有机会做一些更靠近市场和销售的工作，于是跳槽到百事食品。在这里他创造出更大的辉煌，四五年时间里，每年他不是全公司优秀员工，就是全公司优秀经理，到32岁时，已经做到百事食品中国的财务总监。
& &不能否认MBA效应给丁晖带来的优势。
　　当时，在国外MBA的口碑甚佳，受到企业的欢迎。而中国那时这样的人才还很少，能讲外语的就更寥寥无几。丁晖那时的外语水平也还不尽人意，但MBA教育让他拥有了复合型的商务管理的知识结构，对在外企工作大有裨益。而且，虽然当时中国的MBA教育还处于早期，但复旦大学已经尽可能让一些从国外回来的老师做国外的案例分析，教材也多数是国外的。无论是思维方式还是知识结构都更西化，这使得丁晖在进入外企后，和外企的高层管理人员的沟通相对无障碍，思维方式也能逐步靠近，频频顶掉外国人的位置。
　　丁晖记得当年读MBA时，班上的同学都比丁晖大，课堂讨论时常常都比他活跃，工作经验还并不丰富的丁晖默默观察，从他们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直到今天，他依然保持着这样的学习兴致。
　　“我其实很喜欢工作的，与不同个性的人一起工作，大家可以互相学到一些东西，也能够让你充满活力。”丁晖说。
　　在这方面，丁晖和王璞对MBA毕业生的评价相当一致。“我觉得他们爱学习，会学习。”他说。事实上，这也是王璞最为看重MBA毕业生的核心素质。
　　MBA是一条线，而非一个点
　　作为早期的MBA毕业生，无论王璞还是丁晖，都显然从这段为期并不长的教育中获得了不小的竞争力。但是，公正地说，这种竞争力并非完全是MBA本身所带来的。
　　北大MBA三年，王璞其实没觉得自己真正学到了多少知识。“坦率说，MBA，或者任何的专业，如果你说想在学校里学多少东西，和工作以后成熟的工作状态比，我觉得都是很渺小的。北大第一届MBA没经验，就更是如此了，在课堂学的知识占我现在工作中用的比例，不能说万分之一，肯定小于1%。”王璞说。
　　丁晖亦然。在他的历次跳槽升职中，猎头从来没有非要找一个MBA，而一定是列出种种要求。“一个人要成功，你不可能自己不努力，而你这个努力更多的是要有计划，你必须有目标，然后你必须有耐心，每一步要很扎实。”回顾自己的职业生涯，丁晖总结说。在飞利浦，他努力学外语、学财务分析；到百事，他迅速补足所缺的市场和销售知识，以及学习如何做战略管理；而到了宜家，他在工作中学习更多的是供应链管理。他对自己的职业发展很有规划性，这也是他当年被飞利浦一眼看中的重要原因。
　　在王璞看来，MBA教育给予你的永远只是“1”，而你此后所补充的知识则是在这个“1”后面不断地加“0”。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
　　栾润峰对此亦有同感。1996年，王璞创办北大纵横时，栾润峰正在美国的旧金山海边，对着月亮发呆。那是他第一次接触互联网，当时还叫信息化高速公路，栾润峰对企业所有的东西都可能放在上边，整个经济的命运都由它统管，感到震惊不已。那时候，他已经从天津大学的第一届MBA班毕业，并且在常州创办了自己的金和公司。当然，做管理软件还是后来的事情，当时的金和主要为IBM做和计算机相关的服务。而栾润峰的更大目的，是用这个小公司来验证他的精确管理思想。
　　所谓精确管理思想，是一套管理理念和手法，希望通过管理来让组织更有效率，员工更快乐。从第一次工作开始，栾润峰就一直在琢磨，但始终未成形。而MBA教育让他学会了另一种思维方式，不再局限于理工科的就事论事，而是全面的搜索，然后在全面的基础之上集中一点来判断。当两年半的MBA学习结束，栾润峰的精确管理模型已经基本成型了。
　　“MBA讲的就是要干中学，要有实践，所以教学结束时给我带来的最大冲击是我想好了这套精确管理思想，但是这个东西能不能真的指导中国企业去实践还不一定，那怎么办？像医生一样在自己身上扎针，我当时就想要把我的管理思想完完全全地实践。”栾润峰回忆说。
　　金和就是这样诞生的。起初，效果不错。但是，后来栾润峰在南京又办了一家公司后，异地管理的问题就显现出来了。精确管理的思想必须要求在规范的基础上来做，要异地员工都来遵守很困难。事实似乎证明：精确管理这套思路不能在中国真正办成一个规模性的公司。这让栾润峰深受打击。
　　所以，当他在旧金山的海边望着月亮时，就在想：我和身在国内的同事，看到的是同一个月亮啊，如果我们中国公司的员工把他写的东西放到互联网上，我们在上面签字大家都能看到，这岂不是就相当于解决了异地同步的问题？
　　受这个启发，栾润峰决定把精确管理思想变成一个软件，借助互联网，以突破地域管理的限制。栾润峰成功了。今天的金和软件，在本土软件企业中已经相当有名气，听过栾润峰讲课的人更是数不胜数。借助软件，栾润峰在传播精确管理思想上依然乐此不疲。
　　“MBA不是一个点的问题，而是一个线的问题。MBA主要影响你的思维，然后你要在不断实践中学习。”栾润峰总结说。
　　MBA继续对民企说“不”？
　　不过，这并非栾润峰和MBA的所有故事。事实上，和丁晖相似，栾润峰现在也在北大光华当MBA导师，对中国的MBA教育怀有更多期待。
　　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栾润峰和王璞，以及丁晖，他们无一例外地出自国有企业，但在MBA学习毕业之后，两个选择了创业，一个选择了外企。其实当时也有大量毕业生回到了国有企业，但却很少有人进入民营企业。
　　其实，丁晖已经多次收到民营企业的邀请，甚至有人开出3000万的年薪以及股份，希望丁晖帮忙运作上市。但是丁晖不为所动，他说他的志趣不在这里。如果有一家国营企业或者民营企业有一个很好的理想，真正的在为这个国家、为这个社会做些很有价值的事情，而且这个公司本身的理念文化让他觉得接受程度很高，他可以加入。
　　但至今为止，他还没有碰到特别认可的，尤其是在文化和理念上。“我是一个适应能力很强的人，如果去这些企业，适应没有问题，只是我觉得没有这个兴趣，它会让我多了一些收入，但是可能会让我少了一些自由。我从美标加入宜家，老板跟我讲，这个公司能够让你‘Be
yourself’，做你自己。而不是老板怎么说，我就必须怎么说，我是有自由的。”丁晖说。
&　　来自智联招聘网站提供的数据显示：在包括销售管理、高级管理、金融、银行、人力资源、咨询顾问、教育培训和市场公关等在内的44大类职位中，就目前MBA学员的供需状况而言，在局部一些职业类别上存在供大于求，而另外一些则明显供给不足。供给不足的职业类别主要是高级管理和咨询顾问，而这两个职位类别，也正是《中外管理》本次调研关注的重点。
　　数据显示：作为一项雇主附加的特别要求，对咨询顾问的职位有3.17%要求有MBA背景。换句话说，就是每100个咨询顾问的岗位中，有将近4个提出了候选人需要有MBA学历，而在这一职位类别的实际人才供给只有2个。高级管理职位对MBA的要求就更为明显，达到3.72%，但实际的供给只有2.34%。这两组数字显示：就这两个关键管理岗位而言，MBA的供给还跟不上企业招聘的需求。
　　如果从职位要求分不同的纬度，把学历/经历作为一组来看，可以观察雇主心中对经历的要求与对学历的要求所占的权重。智联招聘曾对100多家企业做过调查，了解了企业人力资源部门关于岗位候选人最看重的素质，其中个人背景、教育、工作经历和自我评价名列前四，总比例达58.7%，其中大多数单位会把重点放在经历那部分，其次才是学历。招聘就是讲究工作的匹配度，也就是候选人过去的工作经历跟招聘岗位的吻合程度。因此，并不是学历最高的就是最合适的，而是最合适的就是最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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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洛文尼亚史学家出版铁托传记
日 12:2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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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网卢布尔雅那５月２４日电（记者赵毅）斯洛文尼亚历史学家约热·普里耶韦卡２４日在这里举行新作《铁托和他的同志们》一书的首发式。作为一本人物传记，该书披露了一些有关铁托生平的鲜为人知的故事。
据介绍，前南斯拉夫领导人铁托当初接触共产主义思想，并决定接受这一主张是在１９１８年他旅居塞尔维亚时期，而这一接受过程在很大程度上缘于周围人士对铁托生活的影响。普里耶韦卡出版此书的目的之一也正是想把该书献给这样一个群体。
普里耶韦卡在评价铁托时说：“铁托是一位充满个人魅力和勇气的伟人。”对铁托本人来说，能够生活在那个区域和那个时代的确又是幸运的。
普里耶韦卡在书中还涉及铁托与前苏联领导人斯大林之间的尖锐矛盾，并指出如果没有这些矛盾，当年的南斯拉夫将会是另外一种命运。此外，该书还充分肯定铁托当年在东西方两大对立集团，即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北约）和华沙条约组织（华约)之间，独辟蹊径开展不结盟运动中的重要作用。
现年７１岁的普里耶韦卡出生在意大利的里雅斯特，是专门从事巴尔干地区研究的著名历史学家，也是斯洛文尼亚科学与艺术院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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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托一般指约瑟普·布罗兹·铁托
约瑟普·布罗兹·铁托（－），国际共产主义战士，政治家、革命家、军事家、外交家。曾任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总统、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总书记、南斯拉夫人民军元帅。[1]1918年，约瑟普·布罗兹·铁托加入了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南斯拉夫支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为反抗德国法西斯侵略、赢得国家独立做出贡献。曾登上美国《》周刊杂志封面。战后与印度总理尼赫鲁、埃及总统纳赛尔推行“不结盟运动”，反对苏联的干涉，20世纪反对霸权主义、提高第三世界国家地位。日铁托在斯洛文尼亚卢布尔雅那逝世，享年88岁。[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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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文名Josip Broz Tito别&&&&名瓦尔特国&&&&籍南斯拉夫出生地克罗地亚库姆韦茨村出生日期日职&&&&业前南斯拉夫总统信&&&&仰主要成就领导抗击德国战后国家建设反抗的干涉发起不结盟运动
日，铁托生于库姆罗韦茨村的贫苦农民家庭。1905年，铁 托在初等学校毕业后，学习钳工，成为五金工人。1910年，铁托加入，投身于工人和工会运动。
1913年，铁托被征入军队服役，曾获全军击剑比赛亚军。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因从事反战宣传而受禁闭处分。
1915年，铁托随军与俄军作战，负伤被俘而到达俄国。滞留俄国期间，他学会了俄语，经受了俄国二月革命、俄国十月革命的洗礼，曾参加红色国际纵队，对匪帮作战。
1920年，铁托带着他的俄国妻子回到了阔别已久的故乡。1920年9月，铁托加入南斯拉夫共产党（此后不久，南共被政府宣布为非法组织），历任南共区委委员、萨格勒布五金工会书记和萨格勒布市委书记。1920年铁托被反动当局抓捕。被判处苦役5年。[2]铁托于1927年、1928年两度被捕。1934年获释后，被选为南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从事党的秘密工作。[3]
1934年12月，铁托当选为南共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第二年初赴莫斯科任共产国际巴尔干书记处成员和南斯拉夫报告员，人们给了他一个新的名字--瓦尔特。1937年12月，铁托开始主持南共中央的工作。
1938年初，45岁的铁托出任南共中央临时总书记。其时南共内部的派系斗争极其复杂，铁托大力推行党的改组工作，规定了密切联系群众、加强团结等党内原则，使南共逐渐成长为一个成员众多、组织严密的强有力的政党。1940年10月，铁托在南共第五次代表会议上当选为总书记。[4]日，德军实施&第25号计划&，日，南斯拉夫王国政府代表在投降书上签字。经过短短的10天，作为统一的主权国家已不复存在，成为沦陷于的第12个欧洲国家。铁托领导南共和人民进行反法西斯斗争，为武装起义作准备。4月底，他召开南共中央委员会会议，在会上作关于全国形势的详细报告。会议提出反对侵略者的起义问题，确立了民族解放阵线的基础。[4]
日，德国突袭苏联，德军取得了苏德战争初期的胜利。欧洲的其余部分，除了英国，都在希特勒的控制之下。在这第二次世界大战危急时刻，南斯拉夫的起义爆发了。南斯拉夫人民在以铁托为首的南共领导下与法西斯作斗争。不久，游击队攻占乌日策城，建立了象征性的乌日策共和国。
为了壮大反法西斯的力量，铁托争取另一支具有抵抗思想的队伍－－前南斯拉夫军德拉查·米哈依治维奇上校领导的切特尼克（意为军队）。铁托先后两次（日，日）亲自去控制的地区与米哈依洛维奇会晤，提出双方联合作战、设立联合作战参谋部等建议。铁托与米哈依洛维奇会晤后不久，德军开始进攻乌日策。双方力量对比悬殊，游击队虽经抵抗，但最后撤出乌日策。
1941年12月，铁托组建了第1无产者旅，其后，另外4个无产者旅也相继成立。这是一种以队员的高度纪律性和作战的特殊方式而著称的游击队组织。他们作为突击部队，不受地区的限制，可以调往任何战线，是人民武装的中坚力量。1942年，德军进攻解放区，南斯拉夫人民反抗的斗争进入最困难时期。铁托率领游击队在无任何外援的情况下孤军奋战，进行了南斯拉夫游击队的&长征&，向北长途行军200英里而到达波斯尼亚西部解放区，连续打退敌人的多次进攻，摆脱了绝境。在6月份的苏捷斯卡战役中，铁托一行遭到德机轰炸，只是由于他的爱犬卢克斯舍身相救，铁托才死里逃生，仅负轻伤。
1943年，世界军事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苏军在东线转入进攻，盟国已把隆美尔赶出北非，意大利法西斯被迫无条件投降，德国法西斯的最后失败已成定局。日被定为南斯拉夫的国庆日。会议通过决议剥夺了伦敦流亡政府作为南斯拉夫政府所拥有的权力，铁托被授予南斯拉夫元帅军衔，并当选为南斯拉夫人民委员会（即临时政府）主席和国防人民委员。
1944年夏，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军发展壮大，几战皆捷。德军司令部不甘失败，准备袭击驻在德瓦尔城的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军和游击队最高统帅部，企图使南斯拉夫反法西斯武装力量陷于群龙无首的境地。“跳马”计划定于铁托的生日（5月25日）实施，主力是由500名犯了军法的党卫军人员组成的空降营。这些人获准参与这次特别危险的战斗以立功赎罪，每人发有一张铁托的照片，奉令尽可能活捉他。　　日清晨，德国空军轰炸机群和战斗机群飞抵德瓦尔城，对毫无准备的整个城市和市郊进行狂轰滥炸。德国人仅缴获了铁托的一套新制服和一双长统靴。作为英国联络官而降落在解放区的英国首相之子伦道夫·丘吉尔也安然脱险。[4]日，南斯拉夫人民在铁托的领导下取得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战争期间，铁托指挥的重大战役共有7次。1945年11月，铁托任南斯拉夫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
战后，铁托经历的最重大事件当推南苏关系的破裂。铁托的&南斯拉夫人的南斯拉夫&原则挫败了苏联从政治、经济、军事上全面控制南斯拉夫的企图。在最初几年中，铁托兼任总理和国防部长，他想要把苏联的经济和政治体制移植到南斯拉夫。工业、外贸和银行国有化。农业集体化虽然作过尝试，但由于农民的反对被放弃了。铁托请求苏联为发展提供援助。按照南斯拉夫的要求，俄国人打算帮助建立轻工业，但是不提较大的工程。他们想要把重工业集中在苏联，同时利用南斯拉夫的原材料。南斯拉夫对此感到难以忍受，再加上在其它一些问题上的分歧和怨恨，如的里雅斯德问题、希腊问题、巴尔干与保加利亚联盟问题、铁托的经济计划问题以及苏联对南斯拉夫的操纵等问题，所有这一切导致了铁托与斯大林的严重分裂。日，共产国际的后继组织共产党情报局宣布把&铁托集团&开除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
在苏联集团入侵的威胁下和经济问题的冲击下，铁托求助于美国。经过激烈烦恼的争论，华盛顿向铁托提供1亿多美元各种形式的援助。铁托表达了感激之情，但是在两个集团的对立中却 保持中立。
1952年11月当选为南共联盟总书记。1953年起任共和国总统和武装部队最高统帅。1974年，在南共联盟十大当选为南共联盟主席，任期无限。同年，被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议会选为终身总统。1953年，铁托就任总统。同年3月死后，南斯拉夫同莫斯科的关系开始改善。1955年，苏联党的新领导人赫鲁晓夫和总理布尔加宁前往贝尔格莱德，为1948年事件致歉，诱使、劝导南斯拉夫回到苏联阵营。
1956年，苏联人粉碎了匈牙利革命，后来又将避难于南斯拉夫驻布达佩斯大使馆的纳吉诱出并处死。后南斯拉夫同莫斯科的关系再度恶化。贝尔格莱德同莫斯科关系时冷时热。1963年，赫鲁晓夫再次访问南斯拉夫，苏南关系又有升温。
1968年，苏联和它的盟国入侵捷克斯洛伐克，镇压了苏联统治下的自由运动，南斯拉夫再度增加危机。当莫斯科向独立自主的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发出威胁信号的时候，铁托调动军队，发动民兵，明确表示出南斯拉夫不同于捷克斯洛伐克、它将抵抗外来的入侵。苏联人退避了。[4]铁托为其死后苏联会向南斯拉夫施加压力感到担忧。为阻止这种事情的出现，1971年铁托邀请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访问贝尔格莱德。1972年他又去莫斯科看望苏联人。铁托戴着列宁勋章返回了贝尔格莱德。他建立了轮换总统制，表明多人的共和政体在他死后接管政权。1974年，他被任命为终身总统。
日下午三点零五分（当地时间）在卢布尔雅那逝世，南斯拉夫人民爱戴铁托，为他在罗韦茨铁托纪念馆、卢布尔雅那博物馆等门前塑了雕像，以示永久的纪念。来自全世界128个国家的209个代表团参加了他的葬礼，其中有122个国家代表团、68个政党代表团、4个解放运动组织的代表团、9个国际组织代表团和6个其他代表团。代表团成员中有3位国家元首、4位国王、8位国家副主席、6位王子、22位总理、11位国民议会议长、12位副总理和47位外交部长。[5]日，德意法西斯侵略者以23个师的兵力占领了南斯拉夫，6月27日，南共中央成立了南斯拉夫人民游击司令部，铁托任总司令，发动了全国规模的七月起义，并在塞尔维亚西部山区以乌日策为中心建立了第一个解放区。日，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铁托任联邦政府主席、最高统帅。[4]在战争年代里，铁托主张各国政党要独立，并按照这一主张行事。战后，他继续这样做，并能不受惩罚，这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南斯拉夫与西方海军强国接近。铁托和中东欧大多数共产党领袖不同，他一直呆在自己的国家里，并建立了一支强有力的抵抗军，由于有了这支军队，他在战后成功地反抗了斯大林。
铁托在南共历史上率先反对并消除党内长期存在的派别斗争，向共产国际表示反对解散南共，并组织南共新的领导，挽救了党。在反法西斯战争年代，领导南斯拉夫人民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艰苦奋战，依靠自身力量夺取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战后，通过对经济体制的改革和实行工人自治，开创了独特的社会主义自治制度。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面对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的谴责和施加的巨大压力，他始终坚持反对外来干涉和大国主义，为争取维护各国共产党关系中的独立自主和平等原则而奋斗。在国际事务中，为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维护世界和平作了不懈努力。他坚决主张世界各国独立、主权、领土完整，支持和援助民族解放运动，反对由集团瓜分世界，对不结盟运动的产生和发展作出重大贡献。[4]是一个多民族国家。铁托作为一个克罗地亚人，当政时期对南斯拉夫的主体民族塞尔维亚族采取了打压政策。1966年起对兰科维奇集团“中央集权主义——大塞尔维亚主义”的打击十分严厉，其影响一直持续到1970年代，有4万塞族干部因此被整肃。在制度上，铁托时代也作了有利于抑制塞族强权的（或用塞民族主义者的话说是“压塞尔维亚”的）安排。除了从塞族中划出新民族、缩小其版图以外，铁托设立了“南斯拉夫族”，鼓励人们放弃原有族群认同而去改宗这一新的群体。这些政策使得国家凝聚力大为下降，也导致了南斯拉夫日后分解再分解，国家失去了维护主权和领土统一的能力。[4]在铁托时代，南斯拉夫党和政府重视精神文明建设，把它作为社会主义事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来抓。为了从整体上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进程，铁托正确引导党内和学术界就它所包含的两个方面的内容，即思想建设和文化建设中所涉及的具体问题，展开积极的讨论和充分的论证，又在此基础上通过法律程序作出了一系列有关政治思想、教育、科学、文化等方面的决议，并且在实践中取得了许多成就和经验，从一个侧面展示了20世纪世界社会主义的进程和风貌。[6]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南斯拉夫的经济还是不发达的农业经济，南斯拉夫的经济发展很缓慢，有限的发展推动力来自国内外的私营企业，主要发展的是轻工业和农业。在1945年到1970年的25年中，南斯拉夫已经变成了中等水平的工业国。到1974年，南斯拉夫的工业就业人数已经占全国劳动力的19%，工业收入占国民收入的42%，而农业部门的就业人数占全国劳动力的48%，农业收入只占国民收入的17%。不过南斯拉夫1973年按人口平均的国民生产总值低于除阿尔巴尼亚以外的所有其它东欧国家，更仅仅是美国和西欧发达国家的几分之一。[7]第一任妻子是铁托早年逃亡途中认识的俄罗斯女孩佩拉吉娅·别洛乌索娃，两人1918年结婚，1936年离婚。别洛乌索娃现已去世多年。
第二任妻子是斯洛文尼亚人赫塔·哈斯。作为革命工人运动的成员，哈斯青年时期频繁往来于法国和南斯拉夫之间，1937年在法国首都巴黎结识铁托。据《铁托的爱情生活》一书介绍，哈斯1940年受组织委派，前往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给铁托送护照，两人相爱并同意结婚。随着德国入侵南斯拉夫，铁托前往贝尔格莱德，而已经怀孕的哈斯继续留在现克罗地亚首都萨格勒布。生下儿子米沙后不久，哈斯遭德国人抓获，后于1943年通过交换战俘回到南斯拉夫游击队中。但此时铁托已有了新伴侣约婉卡，哈斯回到斯洛文尼亚生活。二战结束后，哈斯和铁托只在南斯拉夫总统府见过一次面。哈斯此后再婚并生有2个女儿，而米沙后来成为一名克罗地亚外交官。哈斯2010年3月在贝尔格莱德辞世，终年96岁。
第三任妻子是约婉卡，1945年，约婉卡与当时作为南斯拉夫国家领导人的铁托结婚，并从那时开始住在贝尔格莱德乌日策大街15号，直到铁托逝世，约婉卡与铁托共同生活了35年。[8]日铁托去世后，约婉卡·布罗兹被驱逐出去。他们剥夺了她的行动自由，将他们的财产全部充公。从此，约婉卡就一直被软禁在贝尔格莱德一座破旧的别墅中。日，南联盟新政府宣布，解除对铁托遗孀约婉卡·布罗兹的软禁，而且她还可以从政府那里得到国家颁发的养老金以及电话、交通、保安等费用，而此时的约婉卡已77岁。日，约婉卡·布罗兹因心力衰竭在贝尔格莱德去世，享年89岁。[9][1]不坐飞机
总统铁托是不结盟的主要创始人。为了取得新兴国家的理解和支持，他在10年间访问了30多个国家。由于他不喜欢乘坐飞机，因此他最初出访时是乘坐游艇。可后来要去的国家越来越远，他也不得不改坐飞机了。[10]
毛泽东曾被称为&半个铁托&
中国和南斯拉夫都曾遭受过的侵略，后来又都走上了社会主 义道路，两国有着相同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当时有人说世界上有两个铁托，一个在南斯拉夫，一个在中国。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道出了多年来一直深藏在他心里的秘密，说斯大林不相信他是共产主义者，认为他是&半个铁托&。
铁托领导反法西斯战争的成功经验，使毛泽东受到很大启发：南斯拉夫能够得到西方国家的援助，中国为什么不可以？于是，毛泽东曾一度主张向铁托学习，拿英美的钱，干自己的事业。抗战期间，毛泽东试图争取美国援助，这无疑是借鉴了铁托的成功经验。欧战结束后，中共中央邓小平欢迎铁托访华[11]曾多次谈起南斯拉夫和铁托的经验。当时，毛泽东还想模仿铁托，在中国组建人民解放军。[12]　　20世纪40年代末至60年代初，毛泽东曾四次批判了铁托，最终认为铁托在复辟了“资本主义”。日，《》为纪念马克思诞辰140周年，写了《现代修正主义必须批判》的社论。这个社论在发表之前，曾送给毛泽东审阅。毛泽东阅完后说：“此件写得很好，即刻照发。”5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这篇社论，把以铁托为首的“南共领导集团”说成是美帝国主义的应声虫。[13]铁托在国际舞台上是一位德高望重的政治活动家。1955年的亚非会议给他以启发，使他产生了不结盟思想的萌芽。1961年9日，在南斯拉夫的参与发起下，第一次不结盟国家首脑会 议在贝尔格莱德召开。鉴于铁托在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与争取人类进步的事业中所起的独特而卓越的作用，有59个国家授予他98枚勋章。[4]
约瑟普·布罗兹·铁托是前南斯拉夫现代历史上最重要的人物。在战火纷飞的年代，铁托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建立了人民军队，并战胜了强大的敌人，解放了祖国，成为举世闻名的反法西斯英雄。在战后和平建设的日子里，铁托团结全党和各族人民，战胜了巨大的外部压力，坚决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做出了卓越的贡献。铁托热爱人民，他既伟大，又平凡。他的伟大，在于他植根于人民群众之中，永远和人民群众打成一片。他虽然身居高位，却始终把自己看成是人民的公仆。铁托热爱生活，热爱大自然，他鼓励青少年培养高尚的共产主义情操和广泛的兴趣，引导人民追求美好而文明的生活。他的一生对前南斯拉夫的历史、政治生活和外交政策及其在世界上的地位起着决定性的作用。[4]
铁托是全民族防御思想的倡导者，根据这一思想，保卫国家不只是正规军的职责，也是全体劳动者的义务。一旦发生战争，全体劳动者立即成为战士，组织并进行地方防御，以此履行自己对国家的义务。
铁托是不参加任何集团的不结盟主义的创始人。他倡导并且身体力行地贯彻了国际关系中的独立、平等、互不干涉和民主的原则，他是不结盟国家团结、合作的倡导者和组织者，使其成为国际关系中的一股重要的道义和政治力量，并对国际事务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为保卫和平、促进平等合作，为加强社会主义的、不结盟的南斯拉夫在世界上的地位，铁托访问了很多国家，同时作为东道主，也接待了许多来访的外国元首和杰出的政治人物。他参加过许多为寻求解决迫切的国际问题而举行的国际会议。作为现代世界杰出的国家领导人和20世纪最伟大的人物之一，他对全人类做出了巨大的贡献。[4]
(注：以上评价是铁托去世后国民及国际社会对其的评价）铁托去世后，南斯拉夫没有大兴土木修建陵墓，而是将其安葬在总统官邸的花陵墓[11]房中。总统官邸标牌是贝尔格莱德乌日策大街15号，实际上是大街旁侧的一大片树林，据说有近10平方公里。在山坡上的一个别墅大院，一幢建筑面积约900多平方米，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铁托的工作区域和生活区域，他去世后被称为“5.25纪念室”，分布在房中的两侧；另一部分是铁托的休闲区，叫花房，位于房子的中央。铁托晚年在工作之余就侍弄这里的花卉，他格外喜欢这个花房，希望百年之后就葬在这里。花房房顶中央玻璃顶下面，白色灰纹大理石地上放着同样是白色灰纹的大理石棺椁，上面用金色的塞尔维亚文刻着“约瑟普·布罗兹·铁托”。花房的正门两旁挂着深红色幔帐，门前是一个由花围成的喷泉。在院子的草坪上，有几尊雕塑，其中之一是铁托戎装背手沉思的雕像。“5.25纪念室”和花房合称铁托纪念中心，除铁托墓和展有他使用过的桌子、书橱、沙发等办公物品外，还展示了他的元帅服、南斯拉夫各民族的服饰以及国内民众、外国政要送给他的各种礼品。有一个展示室陈列了各种火炬。从1980年到1990年，在花房的入口处有礼仪兵日夜守卫。在解体之前，几乎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人来到花房瞻仰铁托墓，每逢铁托的生日或忌日，来瞻仰和献花的人更多。然而，进入20世纪最后十年，情况则大不一样了。由于复杂的民族矛盾，南斯拉夫在中东欧剧变大潮冲击下于1991年后各奔东西，成为六个单独的国家，对铁托的尊崇被民族分裂和政治分化撕碎。从1991年起，花房不再有礼仪兵守卫，铁托纪念中心也由“圣地”变为普通但又带有政治色彩的“景点”，民众可免费参观。由于前南地区的冲突和战争在各族民众心灵和肉体上造成重大创伤，及由南联邦分裂而来的国家国小力微、发展缓慢或在国际舞台上难有作为，于是，趋于理性的前南地区的民众开始怀念原本比较强大和富裕的，因而也怀念起它的缔造者和维系者铁托，前来瞻仰的人又逐渐多了起来。[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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