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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pyRight 2011 www. 易读所有作品由自动化设备收集于互联网.作品各种权益与责任归原作者所有.& & 大凡是研究历史的人，都会注意到这二个人物：唐太宗李世民和唐太子李建成。他们很有代表性。一真一假，一辱一荣，一败一成，功罪二分。　　大唐太子李建成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呢？千百年来，他一直是一个颇具争议性的人物。他是以一个不光彩的失败者的形象留在历史的长卷宗里。　　我们只能依据《贞观政要》、《旧唐书》、《新唐书》这类书去认识唐初的历史。可是这个所谓的“英明”君王的英明之处，不在施政的独特，而在于修改历史和整理他的语录。李世民曾经先后三次要求亲自观看高祖李渊和他本人的《实录》。.前两次，都为史官婉言拒绝。第三次，他向监修国史的宰相房玄龄表白自己的动机。房玄龄、许敬宗、李延寿、李淳风等人于是将删改成的《高祖实录》和《太宗实录》各20卷呈上。经过李世民授意改定的这“两朝实录”中，李建成、李元吉的形象十分丑恶，他们在反隋战争中的功绩也被一笔抹煞了。　　从宋朝至今，有许多著名的历史学家：如：北宋吴缜的《新唐书纠缪》，清人的《十七史商榷》、《廿二史札记》、《廿二史考异》等，特别是近代世界著名的史学家陈寅恪、胡如雷、中国唐史学会秘书长胡戟等研究著作中，可以清楚看到，李世民的脸上可谓浓妆艳抹，厚厚地擦上了一层脂粉。　　但墨写的谎言依然掩盖不了事实的真相。我们翻开唐初的各种版本的《贞观政要》、《旧唐书》、《新唐书》、《高祖实录》和《太宗实录》、《资治通鉴》等书册，从那些自相矛盾的史料中，特别是《大唐创业起居注》中，清楚地看到李建成真实的一面,本文仅从两人的战绩进行对比：&一、公元615年八月，献计退突厥，失败。这也算是战绩吧！当时隋炀帝巡视雁门，东突厥突然袭击，包围了雁门。　　李世民：《资治通鉴 隋纪六》：甲申，诏天下募兵。守令竞来赴难，李渊之子世民，年十六，应募隶屯卫将军云定兴，说定兴多赍旗鼓为疑兵，曰：“始毕敢举兵围天子，必谓我仓猝不能赴援故也。宜昼则引旌旗数十里不绝，夜则钲鼓相应，虏必谓救兵大至，望风遁去。不然，彼众我寡，若悉军来战，必不能支。”定兴从之。二十四日，隋炀帝下诏，各地的隋军来救驾。李世民在隋将云定兴的手下当差。他向云定兴献计：“我们去救援陛下，但我们的兵力太少，不能直接动武。要虚张旗帜，夜里击鼓，让突厥误以为我们的大队援军到来，吓跑他。”云定兴采纳了。历史学家往往只谈到这里，对随后的记录避而不谈，让人误以为，这个计策成功救出了隋炀帝，所以赞赏李世民，少年将才。但《资治通鉴》随后没说此计成功了，直接结束了一整段，换了一段来说明，突厥退兵的真正原因：　　帝遣间使求救于义成公主，公主遣使告始毕云：“北边有急。”东都及诸郡援兵亦至忻口；九月，甲辰，始毕解围去。　　是在后来，炀帝暗中派使者向义成公主（以前嫁给始毕可汗）求救，公主派人告诉始毕说：“北部边境告急。”这时东都和各郡的援兵也都到达忻口。九月十五日，始毕可汗解围退走。　　李世民的计策失败了，20天都没有吓退突厥。唐初写的《大唐创业起居注》：“炀帝自楼烦远至雁门，为突厥始毕所围，事甚平城之急。赖太原兵马及帝所征兵声势继进，故得解围，仅而获免。”表达了和《资治通鉴》相同的原因，不是因为李世民的计策。&二、公元617年六月，攻取西河郡。　　李建成：这是唐军在太原起兵后的第一战，引导唐军将来的发展方向。　　《大唐创业起居注》：六月甲申，乃命大郎、二郎率众取之。。。。。。往还九日，西河遂定。师归，帝闻喜曰：“以此用兵，天下横行可也。”是日，即定入关之策。　　当时，大哥29岁，二弟18岁，当然是以大哥为主。二弟只是跟随、听从大哥，没有突出表现。&三、公元617年七月——十一月，进军关中。　　李世民：霍邑之战。　　《大唐创业起居注》：“是日未时，帝将麾下左右轻骑数百，先到霍邑城东……大郎领左军，拟屯其东门，二郎将右军，拟断其南门之路。仍命小缩，伪若避之……老生取入不得，城上人下绳引之，老生攀绳欲上，去地丈余……”　　《资治通鉴 隋纪八》：“渊乃与建成阵于城东，世民阵于城南。渊、建成战小却，世民与军头临淄段志玄自南原引兵驰下，冲老生阵，出其背……” 　　两个史料一对照，可以看出战斗情况：父兄在东门，先引诱隋军主将宋老生，远离城墙作战，他埋伏在南门，冲出，断宋老生的退路，与父兄一起夹击他。但后来怎么样呢？宋老生逃回到霍邑城下，拉着绳缒往上爬。这说明什么？说明宋老生打败、突破了他，才能逃回到霍邑城下。这个后果很严重！　　《大唐创业起居注》随后说道：“日欲将落，帝见战士心锐，仍命登城。时无攻具，肉薄而上。自申至酉，遂平霍邑。帝视战地，怆然谓左右曰……”当时唐军没有攻城的器具，是硬爬上去的。所以攻打霍邑很艰难，伤亡惨重，李渊看了很悲伤。　　你可以设想，如果宋老生逃回城内，有效组织隋军守城，肯定是把唐军牢牢钉死在霍邑城外。唐军就完蛋了！　　李建成：有四个突出贡献。A. 贾胡堡献计（和上述李世民的献计可以对照）。宋老生驻守霍邑，挡住唐军，天又下了很长时间的雨，唐军滞留在贾胡堡，后方又传言突厥、刘武周攻打太原。李渊考虑是否撤退回太原。　　《大唐创业起居注》：帝顾谓大郎、二郎等曰：“尔辈如何“对曰：“武周位极而志满，突厥少信而贪利。。。。。。雨罢进军，若不杀老生而取霍邑，儿等敢以死谢。”帝喜曰：“尔谋得之，吾其决矣。三占従二，何籍舆言。懦夫之徒，几败乃公事耳。”　　李渊问两个儿子的意见”尔辈“，最后说“尔”，看来只有一个儿子回答，让他坚定了前进的信心。史书没有写，是哪一个儿子回答。但是，按照礼法，必然是大哥先回答。而且，回答的内容看，必然是大哥。因为只有大哥才有资格说，“儿等敢以死谢”。弟弟是没有资格，把大哥的性命，当作自己作战计划的赌注。&B. 霍邑之战。如前所述，宋老生是唐军能否攻克霍邑的关键。　　《大唐创业起居注》：“老生攀绳欲上，去地丈余，军头卢君谔所部人等，跳跃及而斩之，传首诣帝。”这才挽救了唐军。　　卢君谔，是谁的部下呢？此处没有写。但是，《旧唐书·刘弘基传》另有说明：“老生率众阵于城外，弘基从太宗击之，老生败走，弃马投堑，弘基下斩其首，拜右光禄大夫。”　　可以推断当时，卢君谔是刘弘基的部下，刘弘基又是唐太宗的部下。刘弘基是建唐的大功臣。　　《大唐创业起居注》也写了，刘弘基是李世民指挥的右三统军之一：“癸已，以世子为陇西公，为左领军大都督，左三统军等隶焉。二郎为敦煌公，为右领军大都督，右三统军等隶焉。。。。。。以鹰扬王长阶、姜宝谊、扬毛，京兆长孙顺德、窦琮、刘弘基等分为左右统军、副统军。”　　但是，这些记录真实吗？不真实。　　宋老生就是打败李世民，才逃到了霍邑城下，所以，后来追杀宋老生的唐军，自然就不是李世民的部下。 　　后来写成的《资治通鉴》，认为刘弘基是左统军，隶属于李建成：“长孙顺德、刘弘基、窦琮及鹰扬郎将高平王长谐、天水姜宝谊、阳屯为左·右统军；自余文武，随才授任。又以世子建成为陇西公，左领军大都督，左三统军隶焉；世民为敦煌公，右领军大都督，右三统军隶焉；各置官属。”　　按照考证，阳屯就是扬毛。请注意：如果是一个人不同，还可解释为笔误，但是《资治通鉴》的左三右三，与《大唐创业起居注》完全调换，这就不能用笔误来解释了，是特意的。司马光难道是闲着无聊，把前人写得好好的顺序，特意去调换一下？显然是他发现了李世民篡改历史，把大功臣拉到自己的手下，所以纠正。　　是李建成见弟弟拦截宋老生失利，就指挥自己的部下，快速追击，斩杀了宋老生。&C. 唐军接着面对隋将屈突通。屈突通是隋末的一根支柱，和李渊是同一层次的重臣，坚守蒲坂，背靠黄河，不出战，很难攻克。怎么办呢？唐军绕道过黄河，扑向隋朝的首都大兴（后来的长安）。屈突通从后追赶。李渊带着次子继续前进；长子和刘文静等人留在潼关，打败屈突通。　　《大唐创业起居注》：“丙寅，遣世子陇西公将司马刘文静、统军王长谐、姜宝谊、宝琮诸军数万人，屯永丰仓，守潼关，备他盗，尉抚使人窦轨等受节度焉……屈突通自潼关都尉府欲奔东都。”　　《旧唐书》写得更详细，但却只写刘文静，抹去了李建成：“（屈突通）军至潼关，为刘文静所遏，不得进……（一系列战斗）”。　　李渊有没有在刘文静之上，设李建成为统帅呢？按李渊的思维，肯定有。参见战役5）。&D. 最后李渊调李建成来大兴，与李世民一起攻打大兴。　　《大唐创业起居注》：“京城东面、南面，陇西公主之。西面、北面，敦煌公主之。”　　《洛州都督窦轨碑铭并序》：“又召募英勇五万馀人，【从入京师】，翊成大业。扬州精甲，未足拟仪，蓟市耶榆，曾何等及。兵临九地，气竭百楼。【以公为东面大将】。于时四夷云合，万里风行，彭濮比肩，樊灌接踵，皆公麾下，止预偏裨。任寄之重，罕有其二。【平城之日，功实先登】，进授光禄大夫，即上柱国也。”上文写了，窦轨受李建成的节度，现在被李建成带来，攻打大兴的东城，有先登之功。&四、公元617年十二月——618年四月，东征洛阳，隋朝的另一个首都。　　李建成：顺利，洛阳唾手可得。但因为李世民在西线被西秦薛举第一次打败，李渊赶紧召回他，防守关中。　　有些史料说，这次东征是李世民和大哥一起。《资治通鉴 唐纪一》说：“（618年正月）唐王以世子建成为左元帅，秦公世民为右元帅，督诸军十馀万人救东都。”《旧唐书·太宗本纪》说李世民在“（公元617年）义宁元年十二月，复为右元帅，总兵十万，徇东都。”对李建成提都不提。　　《旧唐书·刘弘基传》：“又从太宗经略东都，战于璎珞门外，破之。师旋，弘基为殿。隋将段达、张志陈于三王陵，弘基击败之。”　　但李世民肯定没有参加东征，是窃取大哥的功劳，同时掩饰自己在西线的失败。因为从公元617年十二月——618年七月，李渊是派他去西线对付西秦，三连败（请看战役5），形势严峻。他难道有分身术，去千里之外的洛阳打战？　　古人以北为尊，辨别方向是坐北朝南，东在左，西在右。李渊在大兴，你看看大兴的位置，就知道了。李渊怎么可能，把左右元帅都派到东边，对西边的大敌置之不理呢？　　这个结论还有实物考古做证据，就是西安出土的窦师干的墓碑。窦师干死于武德四年的一次坠马事故，是在李世民篡位之前，所以他的墓志铭可以排除李世民的影响。墓志铭记录了主人窦师干，是李建成的亲信，太子府的率更令。他随从李建成东讨洛阳，其中还有一次勇猛的战斗经历，根本就没有谈起李世民：“及义师克京，即日利见，即蒙授陇西公府咨议参军。从巡崎陕。二年正月蒙授朝请大夫，其年二月王师东讨，又为左元帅府录事参军。”李建成在洛阳的具体战况还有。《资治通鉴·唐纪一》：“东都号令不出四门，人无固志，朝议郎段世弘等谋应西师。”没有任何失利的记录，与李世民指挥的西线，形成鲜明对比。&五、公元617年十二月——618年十一月，灭西秦薛举。　　李世民：分两次担任元帅。公元617年十二月——618年七月，他三连败，把唐朝置于灭亡边缘。八月——十一月，他从哥哥手中接回帅位，回到高墌（音zhi 至）城，消灭残秦。算打平吧！　　李建成：公元618年七月-八月，他在危难中接任元帅，带领少量剩余的唐军，在渭河北岸的泾阳县、云阳县打败秦军，挽救了唐朝。薛举和大臣郝瑗被打成重伤，退回高墌城。　　李世民的第一次败仗，是公元617年十二月至公元618年三月，在扶风郡（今陕西宝鸡市），败仗被扭曲为胜仗。十二月是老历，公历年份已进入到618年，但为了方便读者理解，就按照617年。第二次，是618年六月在泾州（今甘肃平凉市泾川县），直接被隐瞒。第三次，高墌之战，是因为败得太惨，实在是瞒不住了，所以才记录了下来。　　公元617年四月，薛举在金城（今兰州）起义反隋，然后建立秦国、称帝，史称西秦。薛举和李渊几乎是同时，向关中进军。李渊因为是大贵族，得到很多人的响应，所以抢先夺取了关中。但薛举没有放弃。他先是派长子薛仁杲（音gao搞）攻克秦州（今甘肃天水市），然后迁都到秦州。薛仁杲继续东进到扶风郡，又袭破另一支起义军唐弼，“尽收其众（十万人）”。　　薛仁杲毫不停顿，接着就与李世民开战。《新唐书o卷八十六o列传第十一》：（公元617年十二月，西秦太子薛仁杲）将窥京师。会高祖入关，遂留攻扶风，秦王击破之，斩首数千级，逐北至陇还。　　这显示，李世民首战告捷。　　你不感到奇怪吗？西凉铁骑，自古剽悍。薛举夺取关中很坚决，连首都，都向关中方向迁移，就近指挥作战，摆出一副破釜沉舟的架势，对唐朝有致命威胁，不能和一触即溃的弱旅相提并论。薛仁杲又非庸碌之辈，此前战绩不低，他新收十万人，只损失几千人，收获远大于损失，怎么就逃了？　　天水离关中非常近，没有长途行军的困难。既然李世民获胜、追击，为什么不彻底消灭西秦，就这么回来了，给唐朝留下致命的后患呢？史书不写。　　在这两个疑问的引导下，我多看史料，就看出真相了。　　当时，李渊是任命次子李世民为右元帅，迎战秦军。李渊的标准军事制度：如果是小战，就派一个行军总管领兵；如果是大战，派出兵力多，就委任一个元帅指挥几个行军总管作战，元帅全部是由李渊的嫡子、侄儿担任，他有强烈的思想“上阵父子兵”。　　《新唐书 卷四十九/百官四下》：高祖起兵，置左右领军大都督，各总三军。及定京师，置左右元帅、太原道行军元帅、西讨元帅，皆亲王领之。　　这一次李世民就是右元帅，指挥几个总管作战。准确有多少个总管呢？史书没直接写，但我能查询到的有三个。　　《资治通鉴o卷一百八十四》：“渊使李世民将兵击之（薛举），又使姜謩（音：模）、窦轨俱出散关，安抚陇右……姜謩、窦轨进至长道，为薛举所败，引还。”　　请注意，根本就没说：李世民获胜。显然是司马光发现，这一条是谎言，所以就不引用。　　还有一个刘世让。据《新唐书. 卷一百十七》：“时唐弼余党寇扶风，世让自请安辑，许之，得其众数千，因授安定道行军总管，率兵二万拒薛举，战不胜，与弟宝皆没于贼。”　　总管刘世让和弟弟刘世宝，都被薛举俘虏，那么可以猜想，他们的二万兵力是全军覆没。姜謩和窦轨的兵力应该也差不多。窦轨，在前文已经出现两次了，是大将，在李建成的领导下，都获胜；现在变为李世民领导，就失败。　　你看了这些史料后，还相信李世民胜吗？　　依据双方的特点，你再综合考虑上述史料，不难推测出秦唐初战的情形：秦军与唐军对比，是人少马多，新收的十万降兵，肯定是老弱居多，既无战斗力，还消耗粮食。所以薛举制定战术，命薛仁杲挑战李世民，牺牲数千老弱，甩掉包袱，还可以诱李世民来追，越引越远。李世民亲率骑兵精锐冲在前面；唐军大量的各部步兵互相脱节，落在后面，受到秦军骑兵的逐个围歼。李世民闻讯，仓惶撤退。　　这才能解释，为什么当洛阳唾手可得时，李渊却突然调回李建成。因为要去西线支援弟弟。　　刘弘基就是一个证据。从战役4）可见，他先是随同李建成东征洛阳，四月回到关中后，调去西线，受李世民指挥，对付西秦，在七月被俘虏。　　《新唐书o薛举传》：“行军长史刘文静、殷开山观兵于高墌，恃众不设备，举兵掩其后，遂大败， 死者十六，大将慕容罗睺、李安远、刘弘基皆没。”　　这里谈的另外一个人物，刘文静，也可以作为李世民败后得到支援的证据。但他不是和刘弘基一起去的。　　《资治通鉴 唐纪一》：（公元618年六月，唐朝刚建立）上每视事，自称名，引贵臣同榻而坐。刘文静谏曰：“昔王导有言：‘若太阳俯同万物，使群生何以仰照！’今贵贱失位，非常久之道。”上曰：“昔汉光武与严子陵共寝，子陵加足于帝腹。今诸公皆名德旧齿，平生亲友，宿昔之欢，何可忘也。公勿以为嫌！”　　照此判断，刘文静在六月时还在长安，是六月后才调去支援李世民的。　　李渊既然四月就派刘弘基去支援，为什么六月后还要派刘文静呢？　　只能这样理解：得到刘弘基的支援，李世民仍然被薛举打败，这就是他的第二次打败仗。所以，李渊再派刘文静。　　这样推测，还有一个证据。高墌之战，李世民的原本目的是救援泾州。《资治通鉴 唐纪一》：“癸未（六月初十），薛举寇泾州，以秦王世民为元帅，将八总管兵以拒之。”　　可是，他却在七月的高墌城和薛举决战。你看地图，李世民从扶风郡去泾州，根本不会经过高墌城。我在“2345公路里程查询”看到，泾川到长武的公路是64公里。唐朝的道路肯定更加曲折，估算是200里。步兵正常行军要三到四天（唐军的骑兵少）。这像是救援泾州的样子吗？　　合理的解释是：六月他到达泾州城下，被薛举击败，撤退到高墌城。　　七月刘文静领援军到达高墌城后，李世民的兵力占很大优势，但没想到，还是败，而且败得特别惨。《新唐书》接着说：（秦）王还京师，举拔高墌，仁杲进逼 宁州。郝瑗（薛举的一个大臣，音：好元）谋曰：“今唐新破，将卒禽俘，人心摇矣，可乘胜直趋长安。”举然之。把唐朝置于灭亡边缘。&李世民的三连败讲完了，讲李建成的胜利。&　　接着，面对如此好的形势，薛举却呆在高墌城整整一个月，直到八月才接受郝瑗的建议，准备攻向长安。对比他此前破釜沉舟的表现，我不禁产生疑问：薛举是不是灵魂出窍？　　同样奇怪的事情还发生在李渊身上。　　假如你是李渊，面对如此危险的局势，你是不是会赶紧委任新的元帅去抵挡薛举？肯定是。但李渊就不是，长达一个月中，他都坐在长安没有部署军事行动，与坐在高墌城的薛举，彼此遥望，如同情侣一般，就不知是否含着泪眼？　　接着，怪事又发生了。薛举接受郝瑗的建议后，却突发恶疾，很快于八月九日死去。他“容貌魁岸，武敢善射”，体质很好的，前一个月还征战沙场，就算染病，也不大可能马上死去。后周世宗柴荣，也是武将出身，征辽国时生病，但他是从容班师回京、安排好政务后才死。　　当然，你可以说这是偶然，是薛举运气不好，碰上很小的几率了。行！我不争论。就算是偶然吧。但奇怪的是，到十一月初八，过了三个月，薛仁杲投降时，他都还没有下葬。　　《新唐书》接着说：“方行而病，召巫占视，言唐兵为崇，举恶之，未几死。仁杲代立，伪谥举武皇帝，未葬而仁杲灭。”　　华夏族讲究入土为安。一个草莽诸侯，又正在恶战时期，有什么理由需要停棺三个月呢？你能举出类似的例子吗？我知道，明末张献忠抗鞑牺牲，他的义子们是立刻把他就地安葬。　　难道这又是偶然？　　郝瑗是秦国的最重要大臣。皇帝病逝，他就应该扶助新帝，挑起重担。可是，他为薛举忧伤过度，竟然也一病不起。《旧唐书o卷五十五o列传第五》：“郝瑗哭举悲思，因病不起。”我从来没听说，全世界有类似的历史事件。这难道又是偶然？　　但怪事还没完。八月十七日，李渊任命新的元帅，领兵去高墌城攻打薛仁杲。如果你没有看史书，你认为是任命谁？明摆着，是李建成，李渊早就预备好的。但史书写，李渊是任命李世民。　　在国家危难人心浮动之际，早就预备好的、战绩优异的、30岁的老大，不任命；却任命三连败、完全丧失战斗意志、逃回首都、年仅19岁的老二。嘶——你是不是会倒吸一口凉气？　　太惊险了！太刺激了！这个李渊是不是老顽童啊，拿国家和自己的命运来玩心跳？　　而且，长安的剩余兵力，是建成带领的东征军，互相默契，配合熟练。你肯定知道一个常识。临阵换帅，是兵家大忌，降低战斗力。这样看，李渊不是老顽童。他疯了！　　史书写：李世民后来在高墌城打败薛仁杲。薛仁杲向秦国本土逃跑。他是骑兵多，要逃跑不难。但奇怪的是，他逃了不远，就进入圻墌城（圻的音qi其），不逃了。所以当晚他被唐军赶上、包围，第二天投降。难道这一次是薛仁杲变为老顽童？　　这么多的荒唐事件，怎么解释？　　还是窦师干的墓志铭作出了解释：“其年六月大唐受禅……其年七月又从幸泾阳、云阳诸县。”618年七月，窦师干跟从太子去了泾阳、云阳等县。　　我查看地理位置：泾阳县和云阳县在渭河北岸，就在高墌城通往长安的路上。　　完全明白了！　　七月薛举没有坐在高墌城贻误战机，是紧追着李世民深入关中。唐高祖也没有静坐等死，立刻任命建成为新的元帅，领着剩余的兵力，北渡渭河，在泾阳县和云阳县接应弟弟，迎战薛举。唐军此前已经大部分调给了李世民，所以建成此战拥有的兵力很少，可能只有三四万，却要对抗十几万骁勇善战、气势鼎盛的秦军。　　胜败似乎没有悬念，唐朝完了。　　但结果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建成发挥超级军事才能，打败秦军。薛举和大臣郝瑗都身受重伤（不是染病），退回高墌城，军务交给太子薛仁杲。这一仗，真可谓是“摧敌锋于正锐，挽狂澜于既倒”。　　八月，大哥不想看到弟弟就此沉沦，所以主动上奏把元帅让给弟弟，给弟弟一个振作的机会。李渊批准，因为这时唐朝已经没有危险，李渊不是老顽童。　　到十一月，薛仁杲逃跑，路上颠簸造成薛举的旧伤崩裂，只好进入圻墌城休息，但还是死了。所以，第二天薛仁杲投降时，他还没有下葬。　　只有这样，才能解释上述所有疑点。　　唐太宗的迷信者也许又会辩解，窦师干的墓志铭是笔误，把时间写错了。但是，建成打败薛举，还有其他的证据。　　马三宝是建唐的功臣，《新唐书 列传第十三》写他“从平薛仁杲。”　　马三宝跟从谁，平定了薛仁杲呢？史书省略了。后人的解释是跟从李世民。但你看前文，“拜太子监门率”，这是太子府的一个官员，太子建成的直属部下。和窦师干的墓志铭一样，史书不用写，你都明白，他是跟从太子。这难道又是《新唐书》的史官笔误？　　另外一个功臣是窦轨。上文谈到，他先在李世民的指挥下，被薛举打败。李渊建立唐朝后，九月他又攻打薛仁杲，后人还是理解，他跟从李世民。但他这时的职务已经改了，是太子詹事，和马三宝、窦师干一样。　　也许你又为李世民辩护：李渊把太子的多个直属部下调给李世民去作战，却把太子不用。开玩笑！假如真的发生，那是对太子很严重的打击，接近于废除太子。武德九年，因为李世民想篡位闹得太过火，李渊就把秦王的直属部下调给李元吉去抵御突厥，导致了玄武门之变。在面临秦军的致命威胁时，李渊却如此严厉打击作战全胜的太子，他疯啦？　　而且，当时太子没有任何不规矩的行为，李渊有什么理由去打击他？　　建成担任元帅击败西秦，然后让位给李世民，被李世民在史书中抹去。给人感觉，击败西秦都是李世民的功劳。&六、公元619年一月起，攻打蒲坂。蒲坂是一个坚固的要塞。屈突通出来追击唐军，留下王行本驻守蒲坂，成为唐朝腹地的一个隐患。　　《资治通鉴 唐纪三》：“癸卯，命秦王世民出镇长春宫。”　　长春宫位于陕西朝邑县，和蒲坂只隔着黄河，李渊显然是命令李世民去攻打蒲坂。结果长期不克。山西北部的刘武周侵唐，与他呼应，屡败唐军，夺取了山西大部。&七、公元619年三月，灭司竹山贼。　　你千万不要因为名称，就小看山贼。他们十分强大，接连打败两批唐军，杀三员高级唐将。其中一员唐将何潘仁，在唐军刚入关中时，率数万义军归降，是大功臣。而且司竹位于现在西安市的周至县，是唐朝心脏边的一根刺，有致命威胁。否则，唐初名将众多，一般的敌人，不会派太子亲征。把山贼的兵力说成“一千”，显然是故意贬低李建成。　　李建成：迅速灭之。 　　《旧唐书 李建成传》：“（武德）二年，司竹群盗祝山海有众一千，自称护乡公，诏建成率将军桑显和进击山海，平之。”　　《新唐书 本纪第一 高祖》：“左屯卫将军何潘仁及山跋张子惠战于司竹，死之。丁巳，虑囚。庚申，骁骑将军赵钦、王娑罗及山贼战于盩厔，死之。”　　《旧唐书 卷一 本纪第一》：“郿县贼帅丘师利、李仲文，盩厔贼帅何潘仁等，合众数万来降。”&八、公元619年四月，灭凉国李轨。 　　李建成：迅速灭之。　　按照史书描写，李轨是隋末在河西走廊的诸侯，建立凉国。安兴贵和安脩仁是胡人兄弟，做凉国的官，被唐朝收买。他们劝说李轨降唐，不成功，就引胡人来攻打凉国。李轨出征胡人，胡人打败李轨，李轨逃回首都凉州，安氏兄弟乘机擒住他，向唐朝投降。史学认定，唐朝是以政治措施灭凉国，没有直接动武。史书还描写了，李轨多么腐败，丧失人心，所以理所应当灭亡。　　这是李世民掩盖大哥功劳最突出的一个，几乎看不出什么。但最大的破绽在这里。《新唐书·卷八十六·列传第十一》：“兴贵知轨不可以说，乃与脩仁等潜引诸胡兵围其城，轨以步骑千余出战。”　　李轨是可以和薛举、刘武周并列的强大诸侯，在617年，曾经打败西秦。618年，李渊被薛举打得很危险，还主动派使者去联络李轨，夹击薛举，认李轨为堂弟。可见李轨的强大。《新唐书》：“武德元年，高祖方事薛举，遣使凉州，玺书慰结，谓轨为从弟。”　　凉国联合唐朝灭西秦后，又扩大了地盘，共有九个郡，兵力至少三到五万。皇帝李轨亲自出征，怎么可能只带“步骑千余”呢？　　到底是哪个胡人击败李轨？史书也不说。然后胡人就自动消失，把浴血奋战的胜利果实，拱手让给旁观的唐朝，如同7世纪的活雷锋。你认为可能吗？　　肯定不可能。　　既然不可能，为什么史书要这样写呢？　　原因很简单。因为当时河西走廊的胡人部落都很弱小，如果史书照实记录，李轨亲征所带的兵力是三到五万，那么后人绝对不相信胡人可以打败他，肯定是别的势力打败李轨的。所以，李世民就命令史官，把李轨的兵力大力压缩，强迫后人相信，是胡人打败李轨，不要联想到别的势力。　　到底是别的哪个势力打败李轨呢？从当时的局势看，只可能是唐朝。　　这就奇怪啦。唐朝打败了李轨，是光荣啊，李世民为什么要掩盖呢？　　只有一种可能，这个光荣的获得者，是他仇恨的人。谁呢？　　史书还有一个破绽，我都怀疑，是史官良知未泯，故意把真相暗示给后人。《旧唐书·李建成传》：“时凉州人安兴贵杀贼帅李轨，以众来降，令建成往原州应接之。时甚暑，而驰猎无度，士卒不堪其劳，逃者过半。”　　隋唐时期的原州，在甘肃平凉市和宁夏固原市之间，距离长安千里以上，骑马普通行军，来回要20天左右。　　一年前，李密降唐，李渊没有派太子去接应。现在安兴贵降唐，李渊却派太子去千里之外迎接。难道安兴贵比李密还重要？绝对是笑话。既然是皇帝派他去干公务，不是度假，他怎么会“驰猎无度”，并造成士兵逃亡过半呢？　　史官急得直跺脚：“诸位看官，怎么还不明白！这里太不正常了。”　　只有一种通顺的解释：李渊根本不是派李建成去接应安兴贵的投降，是直接去攻打李轨，获胜后带回长安。中国古文化，经常是用打猎来比喻打仗。&九、公元620年一月至四月，灭刘武周。此前是唐高祖亲自出征，此文不多谈。局势好转后，他把战事转交给两个儿子，返回长安。　　李建成：对付刘武周本人，胜。 　　李世民：对付刘武周的部将宋金刚，胜。其中，他在夏县屠城。　　你们有没有发现怪事。刘武周和宋金刚是在，一北一南两个战场，各自作战。刘武周是主，在并州，而且他不是宋徽宗，是猛将；宋金刚是部下，在柏壁。可以肯定，刘武周的兵力强于宋金刚。但是，李世民只是打败宋金刚，没有和刘武周打，然后刘武周就逃亡去突厥。　　不对呀！肯定有人打败了刘武周。但不是李世民，否则史书肯定会着重记录。是谁呢？　　《资治通鉴 唐纪四》：“（二月）刘武周遣兵寇潞州，陷长子、壶关。潞州刺史郭子武不能御，上以将军河东王行敏助之……乙巳，武周复遣兵寇潞州，行敏击破之……三月，乙丑，刘武周遣其将张万岁寇浩州，李仲文击走之，俘斩数千人……甲申，行军副总管张伦败刘武周于浩州，俘斩千馀人……西河公张纶、真乡公李仲文引兵临石州（对刘武周反击）……刘武周数攻浩州，为李仲文所败。”　　《旧唐书·刘弘基传》：“从太宗屯于柏壁，率兵二千自隰州趋西河，断贼归路。时贼锋甚劲，弘基坚壁，不能进。及金刚遁，弘基率骑邀之，至于介休，与太宗会，追击大破之。累封任国公。”　　先纠正一下，刘弘基肯定不是“从太宗屯于柏壁”。因为自从被薛举打得三连败后，李世民就很喜好一个战术：不敢积极出战，只是在营中坚守，等敌人断粮后再出击。　　《资治通鉴 唐纪四》：“秦王世民引兵自龙门乘冰坚渡河，屯柏壁，与宋金刚相持……大军坚壁不战……”　　从前后文看，刘弘基是在宋金刚断粮撤退之前，去断刘武周的归路。这就和李世民的战术矛盾了。所以说，刘弘基肯定不是“从太宗屯于柏壁”，是跟从别的人。而且，一个总管，执行这么重大的任务，绝对不可能只“率兵二千”。　　从上可见，对付刘武周的人至少有这几位总管：郭子武、王行敏、李仲文、张伦、刘弘基。但这些人都是总管。按战役5）所述，一个战区的几个总管必然是由一位元帅指挥，都是李渊的嫡子、侄儿；而且按照对等原则，北元帅肯定比李世民的级别高。　　南元帅李世民对付宋金刚；北元帅对付刘武周。那么，这个北元帅是谁呢？这个期间，李建成没有任何历史记录。&十、公元621年一月，李建成迅速灭稽胡。　　稽胡是匈奴的遗存，位于陕西和山西的北部，长期侵扰中原，无法消灭，在北魏时期，其首领曾经自称天子。后来又经常侵唐。　　《新唐书 列传卷二十》：“稽胡贼五万掠宜春，诏轨（窦轨）讨之。”可见其兵力不小。　　然后，《新唐书·列传第四·高祖诸子传》：“稽胡刘屳成寇边，诏建成进讨，破之鄠州，斩虏千计，引渠长悉官之，使还招群胡。屳成与它大帅降，建成畏其众，绐欲城州县者，使降胡操筑，阴勒兵杀六千人，屳成奔梁师都。尝循行北边，遇贼四百出降，悉馘其耳纵之。”　　太假了。因为这个功劳太大，天下人皆知，李世民见无法抹去，就大大压低稽胡的兵力，从而压低李建成的战绩，同时描写得很卑鄙。如果稽胡只有这么一点兵力，李渊又何必派太子去讨伐它？当时唐朝已经占据半壁江山，唐朝太子何等尊贵！唐朝那么多的将领，都是吃干饭的吗？这么一点兵力，怎么可能“建成畏其众”？把唐朝太子当作一个没见过世面的小军阀。《资治通鉴 唐纪四》：（武德四年正月）稽胡酋帅刘屳成部落数万，为边寇；辛巳，诏太子建成统诸军讨之。&十一、公元621年四月，李建成迅速打退东突厥的颉利可汗。　　《旧唐书 高祖本纪》：“（武德三年）秋七月壬戌，命秦王率诸军讨王世充。遣皇太子镇蒲州，以备突厥。”　　就是公元620年七月，李渊命秦王讨伐王世充，派太子防备突厥，掩护弟弟。果然，此后东突厥多次出兵袭扰唐朝，救援王世充，都被唐军击退。例如《资治通鉴·唐纪四》：“（十二月）突厥伦特勒在并州，大为民患，并州总管刘世让设策擒之。”　　到最后，东突厥的颉利可汗，亲自出马。《旧唐书·卷一百九十四上·列传第一百四十四上》：“四年四月，颉利自率万余骑，与马邑贼苑君璋将兵六千人共攻雁门。定襄王李大恩击走之。”《资治通鉴·唐纪六》：“已亥（四月十二日），突厥颉利可汗寇雁门，李大恩击走之。”　　这些都是太子指挥的、很大的功劳，天下人皆知，所以李世民实在无脸直接抹杀，只好施展老伎俩，在史书中把敌人的兵力大大压缩，并尽量不显示太子，从而压低太子的功劳，让人误以为是其它将领击退突厥。　　东突厥的颉利可汗亲自出征，怎么可能只带“万余骑”呢？例如，第二年，颉利不甘心失败，再次侵唐，《资治通鉴·唐纪六》：“是时，突厥精骑数十万，自介休至晋州，数百里间，填溢山谷。”　　窦建德救援王世充时，其妻曹氏劝告他，不要去救援王世充，要与突厥夹击唐朝：“今大王自滏口乘唐国之虚，连营渐进，以取山北，又因突厥西抄关中，唐必还师自救，郑围何忧不解！”显示，唐朝很危险了。　　《新唐书 列传第一百四十上》：“（东突厥）控弦且百万，戎狄炽强，古未有也。”　　很多人认为，这是虚夸。但我认为是准确。　　那个时代，游牧民族的日常生活，就如同军事训练，特别是蒙古高原上的游牧民族，生存环境恶劣，部族仇杀频繁，所以，全部青壮年男子都是兵，而且骁勇好战，绝不是宋朝那种孱弱的兵。所以，估算他们的兵力，大约占总人口的1/3或者1/4。　　那么，东突厥的总人口有没有三四百万呢？　　我没有找到直接的史书记录，但找到一个间接记录。薛延陀本来是东突厥的一个部落，公元620年反叛东突厥，被处罗可汗打败，逃往西突厥，肯定是损失惨重；然后西突厥内乱，薛延陀628年又逃回东突厥，肯定又是损失惨重，此时它还有“七万余家”。　　一家平均算五人，所以薛延陀有大约三十几万人口。　　那你说，以前薛延陀没有损失惨重的时候，有多少人口？东突厥的所有部落合起来，又有多少人口？　　强大的颉利可汗，岂是一个不知名的将领李大恩，能够击退的？只可能是太子亲率大军击退的。啸西风(xxf-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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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千多年来，儒家思想的根本症结恰恰是严重僵化了，这才是我们民族传统文化的最大悲哀。在解放思想、创造现代文明的今天，重提所谓“儒学复兴”的主张，至少是不合时宜的。提出“儒学复兴”的主张之前，首先要了解评价儒家思想的是非功过。南海的历史性证据，主要是渔民世世代代捕捞的传统生产证据。还有就是在诸岛上发现了很多中国人生活过的证据，什么铜钱、船具、水井、房屋等等。可是这些证据，在现代国际法上的意义已经越来越小。为维护朝廷的继续统治，清廷进行了一系列新政，而革命却发生了。其实，辛亥的局面完全可以用传统逻辑来解释，倒是君主立宪与我们的真实传统严重相悖。试观英、日等君主立宪成功的国家，传统上王室不仅没有我们的这般专制，而且更重要的是远比我们的更受敬畏。东林党人很多太过傲慢，惟我独尊，为了垄断朝政不惜一切卑劣手段。东林党人一方面指责皇帝与民逐利，而他们自己何尝不言利？简直就是对利言到了缁铢必究的程度，国家要想增加一丁点商业税收都好似老虎拔牙一般困难，更别说加强对私人经济管制，打击偷税漏税。吴承恩是一位儒生，尽管能诗文、善杂记，但没有接触过玄门释宗，没有学过佛、修过道，从其诗文及文友诗文记载中看，从未说过写小说之事。从《西游记研究资料》所选录的吴承恩诗文看，吴承恩对金丹学、佛学等方面的了解，与小说《西游记》有很大差异。《西游记》乃我国明清“四大奇书”之一，其作者究竟是谁，在学术界历来有不同说法。近期以来《西游记》的作者是否是吴承恩的问题，再度引起一些学者争论。很多学者都认为《西游记》成书从唐到明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作者可以说是一群人，前后成书跨度是九百年！1979年，因为中越边境上的冲突，中国打了一场对越自卫反击战。这是一场局部战争，时间也不长，一个月的时间，却是一场世界瞩目的战争。越南在1978年加入苏联主导的经互会，又签订了苏越军事同盟，因此信心大增。然而苏联的表现，可以说让越南很失望。公元前91年，丞相公孙贺之子公孙敬声被人告发为巫蛊咒武帝，与阳石公主通奸，公孙贺父子下狱死，诸邑公主与阳石公主、卫青之子长平侯卫伉皆坐诛。武帝宠臣江充奉命查巫蛊案，用酷刑和栽赃迫使人认罪，大臣百姓惊恐之下胡乱指认他人犯罪，数万人因此而死。现在我们看到的百回本《西游记》与《西游记杂剧》、《大唐三藏取经诗话》等早期故事相比都差别很大，不仅故事更为丰富，而且多了太多与道教炼丹术有关的隐喻性诗词。那么这个最终改写成功的作者是大家公认的吴承恩吗？仔细阅读史料，就会发现其中疑窦丛生。公元前91年，丞相公孙贺之子公孙敬声被人告发为巫蛊咒武帝，与阳石公主通奸，公孙贺父子下狱死，诸邑公主与阳石公主、卫青之子长平侯卫伉皆坐诛。武帝宠臣江充奉命查巫蛊案，用酷刑和栽赃迫使人认罪，大臣百姓惊恐之下胡乱指认他人犯罪，数万人因此而死。1979年，因为中越边境上的冲突，中国打了一场对越自卫反击战。这是一场局部战争，时间也不长，一个月的时间，却是一场世界瞩目的战争。越南在1978年加入苏联主导的经互会，又签订了苏越军事同盟，因此信心大增。然而苏联的表现，可以说让越南很失望。李渊起兵之前，李建成奉父命在河东招募人才，而后到太原助李渊起兵，率军攻略西河，取霍邑，拒潼关，攻克长安。唐建立后被立为皇太子，协助李渊处理政事。他多次率军打退突厥的入侵，擒斩与突厥勾结的刘黑闼，平定山东。武德九年六月四日在玄武门事变中遇害。元朝官方所作《宋史》对文天祥论定是“仁”，节才兼备，从容赴死。文是末年王朝的维护者，而新王朝要推崇此类人，是要树立一个忠的榜样。文天祥赴死虽曰从容，却堪称千古艰难之最。服毒不死，绝食不死，士子请其速死，而其终于不死，他占据了尽忠的最后舞台。岳飞确实是个好武将，但他的时代，还有其他不次于他的人。岳飞个人缺点很明确，狂妄自大，比如：耍脾气，要弃官而走，两次抗据命令不回兵。岳飞在宋史里面也不是什么百战百胜。当时宋金两国互有胜负，单独靠岳飞去打到金国的首都完全是岳飞的自吹自擂。如果要定罪赵构的罪名比秦桧大，秦桧也只是一个别人的工具。历史的反面人物并非我们所听到和流传的那样，因为这些人做的事绝大部分人都不悦 ，所以只记得他的恶名， 他的另一面却被埋葬在他的恶行为中。 虽然真相并非如此，但是环境和才能却改变了一个人。土木之变后强盛的大明朝由盛转衰，战略由攻转守。随着开国武人勋贵集团和靖难功臣集团在土木堡之变被消灭殆尽，文官集团重新获得了宋朝以来的权利并且权利更大，皇帝只能通过内廷的宦官来制衡文官集团，所以明自正统以后，国家大事被文官集团掣肘，国势日蹙。土木堡事件从双方无论哪方面对比来看，大明都占有优势的。可是占有优势的大明却败了，败得莫名其妙。在精锐不断战败之下，于谦却能组织京师保卫战，这能说明什么呢？后来却把战败的帽子王振头上，这是不是有些大了，王振毕竟是一个人，那些将领和其他大臣呢？从殖民地的角度来看大英帝国，可以说是毁誉参半。殖民地从英国那里获得先进的科学技术与投资，促进经济的发展与生活水平的提高，也获得英国的法律框架与国际性的英语。在殖民地脱离帝国独立之前英国都会试图将它的民主制留给殖民地人民，结果并没有全部成功。644年，唐太宗率领李世勣等忌亲征高句丽。645年，唐军在安市受阻，再也无法前行。在这之后，对高句丽的进攻仅维持在一些小规模突袭。646年唐开始集结陆海部队准备在649年再一次大规模进攻。不过唐太宗于649年去世，使再次攻高句丽的战役搁浅。高句丽数十年来对中原王朝一直保持警惕，武德年间双方表现出些许改善，但对立始终是主要方面，尤其是贞观五年唐政府派广州都督府司马长孙师前往高句丽“收座隋时战亡骸骨，毁高句丽所立京观”之后，高丽荣留王建武看来受到刺激，采取了一系列军事措施。。在1870年最终完成统一之前，意大利在欧洲长期只是一个地理名词。统一后的意大利虽然在国际活动中表现活跃，但收获却乏善可陈。直到二战爆发，这个国家一直是列强俱乐部中当之无愧的小老弟。如果说“非强权”就是指比意大利更弱的国家，似乎也不为过。近卫文麿出生在门庭仅次于天皇家的豪族家庭。1937年至1939年，1940年至1941年，1941年三次出任首相。 任内发起建立直接辅助天皇的政治组织大政翼赞会，实行严密的法西斯主义统治。对外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并在4年里积极扩大侵华战争。805年到公元820年，唐宪宗李纯为削平割据势力，对不法藩镇进行一系列讨伐的作战。其中有平定杨惠琳叛乱、平定剑南西川、平定镇海叛乱、 平定义武、平定张伯靖叛乱、收复魏博、平定淮西、 收复成德、平定淄青。其中李愬率军平定淮西颇具传奇色彩。苏联通过此战检验了各种新装备，锻炼了年轻军官，也提升了士气，发掘了一代名将朱可夫。苏军还在此役中首次实施了空降作战，首次使用了“进攻防御”和“夜间强光照明”的战术，首次采取了电子干扰战和心理战，后勤部门还创造了超远距离连续补给的世界奇迹。日、俄双方的军队分别代表“伪满洲国”及“蒙古国”交战，但日、俄双方并没有向对方正式宣战。日、俄双方此后在二次大战中一直维持和平状态，直至日美军在日本广岛投下原子弹后，苏联8月8日向日宣战并发动进攻伪满洲国的八月风暴行动为止。诺门罕是位于内蒙呼伦贝尔盟与外蒙之间的一片半草半沙的荒原。1939年5月至9月，日本关东军、伪满国军与苏、蒙军几十万人，在这块不毛之地进行了一场激烈的战争。此战双方调用了除海军以外的所有兵种和现役装备，尽出主力大动干戈，以关东军失败而告终。吕布父亲早逝，认并州刺史丁原为义父，后杀了丁原，投降董卓，拜为义父，之后为了貂蝉，又不惜与义父反目，杀了董卓；一个生父，两个义父，吕布历经三姓，是以称“三姓”，古代讲究从一而终，讲究忠孝，像吕布这样的行为很为人不齿，被张飞骂为“三姓家奴”。历史无情，不会原谅任何人的政治失误，每个人都必须为自己的错误承担罪责。清廷满怀侥幸的想用改革拖延革命的爆发时间，延缓自己的王朝寿命，但是，清廷已经日暮途穷，无论谁也不可能有回天之力了。宪政居然成为“救亡”手段，在如此语境下上演，幸也？不幸？xxf-909只闻花香，不谈悲喜；喝茶读书，不争朝夕。热门文章最新文章xxf-909只闻花香，不谈悲喜；喝茶读书，不争朝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