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路军桂林办事处纪念馆
日 14:14:27
抗战全局视野下的桂林文化抗战
&&&&&&&&&&&&&&&&&&& ●& 文丰义
〔内容提要〕抗战文化作为抗战时期的主流文化和主要社会意识形态，熔入战争发展的客观历史规律，构建20世纪中国文化史的主题，高扬爱国主义精神，将中华民族传统的爱国文化与人民大众迫切的抗日爱国激情融合在一起，整合出全民族的抗日文化意识，使广大的人民群众在抗日文化的熏陶下发挥主观能动的作用，有力地促进了中华民族的大觉醒。桂林的文化抗战是中华民族全局抗战的一个侧面，它以极为特殊的方式参与到全民族抗战的行列，以深层次的文化艺术形式触动广大普通百姓的灵魂，重新唤起广大民众的沉睡意识，热情动员参战抗战，并团结在抗日的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形成为强大的抗日力量后备军。桂林文化抗战的特殊作用还在于：一、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和卓著的文化成就为动员全民抗战提供了启迪思想意识的原动力；二、桂林抗战文化的深层次内涵为世界人民的反法西斯斗争架起了一座互相声援和理解的桥梁；三、桂林抗战文化对国内和海外影响的辐射作用推动了世界反法西斯文化的发展；四、桂林文化抗战对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有着深远的影响作用。
〔关键词〕全局视野&&& 桂林&& 文化抗战
抗战文化和文化抗战是与抗日战争同时发生的特殊历史产物。抗战文化作为抗日战争时期的主流文化和主要社会意识形态，熔入战争发展的客观历史规律，构建20世纪中国文化史的主题，高扬爱国主义精神，将中华民族传统的爱国文化与人民大众迫切的抗日爱国激情融合在一起，整合出全民族的抗日文化意识，使广大的人民群众在抗日文化的熏陶下发挥主观能动的作用，有力地促进了中华民族的大觉醒。诚如毛泽东同志所说的“在我们的人民解放斗争中，有各种战线，就中国也可以说有文武两条战线，就是文化战线和军事战线。我们要战胜敌人，首先要依靠手里拿枪的军队。但是仅仅有这种军队是不够的，我们还要有文化的军队，这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不可少的一支军队。”“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而愚蠢的军队是不能战胜敌人的”。⑴也就是说，没有抗战文化的理性高扬，反侵略战争就不可能在中国内部获得强有力的支持。因为“中国人民抗击日本法西斯的侵略，其时间之长、规模之大、牺牲之重、作用之巨，是前所未有的。”⑵如果没有抗战文化的精神动力的支持，是不可能取得抗日战争的彻底胜利的。正是抗战文化理性高扬的这面旗帜，使得抗击侵略的军队获得民心，获得社会最底层的支持和呼应，真正建立起了军心、民心一致的铜墙铁壁，能够打一场全面的反侵略的人民战争。
桂林的文化抗战是中华民族全局抗战的一个侧面，它以极为特殊的方式参与到全民族抗战的行列，以深层次的文化艺术形式触动长期受封建思想禁锢的麻木了的广大普通百姓的灵魂，重新唤起广大民众的沉睡意识，热情动员他们参战抗战，将他们团结在抗日的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形成为强大的抗日力量后备军。同时，由于中国共产党的军事抗战和文化抗战这两条战线都始终贯穿和运用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思想，并且有机地把这两条战线辨证地结合在一起，从而使文化思想战线上的斗争胜利从根本上保证了军事战线上的斗争的必然胜利，而军事斗争战线上的每一次胜利又给文化思想斗争战线上的不断开拓前进创造了条件，两者相互依存，又相互促进。为抗日战争的整个进程和最终的胜利提供了路线、方针、政策和思想、理论的正确保证。
抗日战争期间，桂林曾是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中国大陆仅剩的几座未被日军占领的后方城市之一，是广大西南地区的重要军事重镇和通往东西南北的交通枢纽。特别在日军占领华北、华南和东南沿海后，桂林还是通往海外唯一的一条最便捷的交通通道上的中继站。加上优越的地理位置和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在广州、武汉沦陷后，短期内相继聚集了来自东北、华北、华中、华南及沿海等地的广大文化人和爱国热血青年，城市人口也从抗战前的6、7万人猛然增至50多万人，并成为当时中国大陆国民党统治区著名的进步文化中心，被誉为抗战“文化城”而影响全国，震动世界。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和世界反法西斯斗争做出了重大贡献。
一、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和卓著的文化成就为动员全民抗战提供了启迪思想意识的原动力
桂林作为当时广西的首府和战时的一个进步文化中心，中国共产党适时利用各种因素促进了这场伟大的民族文化革命和抗日民主运动的向前发展，紧紧依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力量，不断整合各种文化资源，使之紧紧围绕“民主与抗战”的统一意识，形成一股强大的民族亲合力和凝聚力，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争取最大能量地唤醒民族民众的抗战救亡意识，以完成“彻底驱逐日寇出中国”之最终目的。
为此，我党充分利用与桂系合作“互利”的统战关系，尽可能地为桂林形成为全国性的文化中心创造适宜的政治环境。在位居交通枢纽的地理优势和桂系比较开明的政治因素等条件下，当时有名的文化人聚集桂林，已远胜于武汉时期的国民政府第三厅的“名流内阁” 。小小的桂林山城几乎会聚了全国各地的文化人。人口的急剧膨胀，使得住房紧张，物资供应极度匮乏，以至1942年初茅盾等文化名人由香港转移来到桂林时，很长时间无法租到住房的情况下，最后由地下党组织帮助，在别人让出的一个8、9个平方米的厨房里，安置一张床和一张简易的桌子这样极度艰苦的条件下，硬是在那张一头放置油盐酱醋，一头做写作用的简易桌子上完成了他著名的《霜叶红似二月花》长篇和6个短篇后，只在桂林待了9个月，也不得不离开桂林去了重庆。如果说桂林的生存环境能够容纳更多的外来人口，可能来桂文化人会更多，文化成就也肯定会更加瞩目。
桂林的文化抗战，虽然因1941年1月的“皖南事变”爆发，八路军桂林办事处被迫撤消，国民党反动派的文化专制政策更加森严，短期内出现了文化运动朝低潮走的趋势，但办事处撤退前安排的留桂地下党仍旧在继续战斗，起领导和组织作用，而且不久南方局又及时派出李亚群、孙士祥等负责桂林的文化统战工作，我党始终有效地领导着桂林的抗战文化运动。桂林的文化抗战成就与抗战时期的国统区文化中心武汉、重庆相比，其成果远远超出这两地，诚如当年报纸所称的“留桂的文化工作者，无论质和量，有一个时期占全国的第一位”。⑶据有关资料数据统计：抗战期间，桂林的专业文艺演出团队达40多个，业余的剧团50多个，到桂演出过的文艺团体更是多达70多个。战前桂林文学期刊只有9种，报纸仅有《广西日报》1家，到1944年，在桂林出版、发行的报纸多达21家；各种新闻机构10多个，特别是国际新闻社总部就设在桂林；各种出版社、书店有179家，大小印刷厂109家。当时的史料记载称：“桂林的街头，最容易触目的，是贩卖精神食粮的书报店的增加率，和贩卖粮食的饭菜馆等量齐观”。⑷ 而抗战时期的作者大雷在其《桂林出版界巡礼》一文中又进一步指出：“西南以至全国的精神食粮，三分之二由此供应，也是没有问题的”。同时出版各类杂志200多种，纯文学期刊36种，综合性文艺期刊52种，文艺著作1000多种，丛书50余套，而且还翻译出版大量外国作品，集中出版了一批国内著名作品。当时桂林的文艺报刊杂志的发行量也相当可观，如《文艺战线》出版不到三天，便销售一千份，供不应求。⑸一般的报刊每种销路约近一万份，一本专谈新诗的月刊可销七千份。特别是《野草》、《当代文艺》、《自由中国》、《文化杂志》（邵荃麟主编）等则可销售出2万多份。如果是单行本的印数，初版以五千册为单位。⑹这些报刊杂志销行全国（包括香港、澳门）各地，远的可销到南洋一带。如此的盛况，在一个国统区的小城市，能够出版发行这么多的抗日宣传刊物，在国统区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而且一些刊物，如《野草》、《自由中国》、《战时艺术》等比较有影响的，还受到毛泽东、周恩来、李济深、李宗仁等共产党和桂系领导人的青睐和关怀。
此外，在戏剧、美术、音乐、教育方面的成就更是其他地方无法相比的。当时不仅有欧阳予倩在桂林实践桂剧改革，而且还有田汉在桂进行着湘剧、平剧的改革，更集中了像夏衍、洪深、焦菊隐、杜宣等一批著名的戏剧家。上演各种剧目一百多个。特别1942年以后，每月都可上演近5个新剧目，桂林几乎成了戏剧之乡。尤其是1944年的西南第一届戏剧展览会，在中国抗战的关键时期，以欧阳予倩、田汉等进步文化人发起的戏剧大展览，聚集西南8省近1000名戏剧工作于一起，演出剧目60多个，170多场，其中话剧达133场，可谓是“中国戏剧史上的空前创举”。而且又有俄国、英国等多个国家参展，许多外国作家、戏剧家都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不同程度地在本国加以宣传，特别美国著名戏剧评论家爱金生在《纽约时报》上撰文盛赞此次剧展是“除古罗马以外有史以来的仅见”，其国际影响是不言而喻的。此外，桂林的抗战戏剧“出国”也是我国戏剧史上的一个奇迹，对东南亚影响的意义尤其更大。当时桂林的音乐、美术活动也空前繁荣，对抗战动员和抗战鼓舞的影响是尤极特别的。抗战时期在桂林举办的各类美术展览活动达几百次之多，几乎平均每年都有三十多个画展举办。其中1943年元旦，同时举办的画展竟多达六、七个，次数之多，实属罕见。而音乐作为抗战期间最直接、最具号召性的大众文艺形式，其群众动员的作用最有成效。桂林经常性的举行街头千人大合唱和万人大合唱，抗战歌声响彻山城，震撼夜空，其迅速的感染力和号召力是其他文艺形式无法比及的。而且这种效果在“保卫大西南”期间尤为明显。这些巨大的成就，既充分显示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伟大威力，有力地推动了桂林文化抗战运动的发展，同时又使桂林的文化抗战运动为中华民族的解放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斗争的进行，产生了无比巨大的思想和心灵的启迪与震撼作用。从思想上、从人们的灵魂深处来唤起反击侵略的战斗意思，并确保这场正义的斗争事业能够在艰苦的条件下坚持下去，最终取得伟大的世界人民的革命胜利
二、 桂林抗战文化的深层次内涵为世界人民的反法西斯斗争架起了一座互相声援和理解的桥梁
在中共南方局的直接领导下，桂林的文化抗战在坚决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在坚持团结抗战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八路军桂林办事处不仅充分利用桂林的特殊地理优势和特殊政治环境，积极领导桂林抗日救亡文化运动，而且还利用领导南方各省及海外南洋一带中共地下党组织秘密活动的有利条件，抓住桂林抗战文化能够向海外辐射的作用，直接促进了中国抗战文化与世界反法西斯文化的有机联系，在世界人民心中架起了一座互相沟通、理解和互相声援的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桥梁。同时又通过中共地下党活动，直接影响着华侨所在国的反侵略斗争，直接支援了东南亚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
桂林因其占居重要的地理位置，中国大陆对外联系，特别是对海外的东南亚各地的经济、文化联系，以及要想了解世界局势动态的信息等都是必经之地，而且这里几乎是大陆对外联系最为快捷、较为经济的唯一窗口。从当时情况来看，大陆各地与海外的文化交流只能由此通过港澳向外传播和辐射。如“根据地、大后方及沦陷区的书籍、报刊杂志，通过桂林运往香港，再推向南洋、海外一带，而南洋、海外的出版物，也通过香港运往桂林再发往全国各地。”⑺当时的资料记载也表明，香港出版的《大公报》、《星岛日报》、《大光明》、《申报》、《大众报》、《珠江日报》、《中华时报》等十几种报刊，7天内便可运到桂林。由桂林发往衡阳、长沙等地，也是2至3天内可寄达。⑻根据地、大后方出版的书刊报纸，也由桂林运往香港，再转销上海等沦陷区和其他海外地区。⑼可以说，桂林既是国内与海外的文化交流中心，又是中国抗战与世界各地反法西斯斗争信息联络的中继站。
在亚洲战场上，由于中国抗战拖住了日军对外侵略总兵力69%以上，中国战场“在客观上，总体上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个主要战场。”⑽与整个世界战局已经构成一个联系的整体。因此，作为桂林重要文化内容之一的新闻报导事业，势必与世界人民的反法西斯斗争是密切相关的。因为亚洲主战场的中国战况如何，必然会引起世人的关注。海外要了解中日战争发展的趋势和战争态势，必须通过桂林这条战时的新闻生命线。所以，桂林新闻界充分发挥战时新闻力量的特殊作用，如1939年4月6日《救亡日报》第三版专辟“台儿庄大胜利周年纪念特刊”，刊载了白崇禧“台儿庄的胜利是战术上运用游击战、运动战配合阵地战的战果”的题词，以及新闻专家范长江《台儿庄光荣胜利一周年》，宋云彬《台儿庄大胜一周年》，覃子豪《中国胜利的基石台儿庄》等纪念文章，高度赞扬了中国军民浴血抗战精神，总结了台儿庄胜利的经验教训，重新焕发起台儿庄抗战精神。虽然台儿庄胜利过去近一年，但台儿庄大捷在国内外激起的军心民心，横扫了抗战以来笼罩国内的失败主义情绪，“（它）告诉了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士，中华民族是不能以野蛮的武力征服的”。⑾而且英美各国新闻界也进行了广泛的宣传，美国人曾评论说：“这是日本建立现代化军队以来遭受的第一场引人注目的大惨败。”⑿这在1939年欧洲局势大动荡，亚洲战局出现相对“冷战”的情况下，重新振奋精神，鼓舞反侵略、反法西斯斗争的士气，无疑会产生一种“活血”和“添加剂”的作用。
在当时的战争年代里，通讯事业很不发达，各地新闻报导和文化交往实际是各地间联系和相互了解的主要方式之一。在战争的特殊时期，新闻也就成了人们认识的先导，具有一定的指导作用。新闻报导的真实详尽和所发评论的态度积极与否，对人们，特别对人民推动反侵略战争的进程是非常重要的。桂林的报刊除《新华日报》、《救亡日报》、《国民公论》等，《广西日报》的副刊《南方》，《大公报》、《扫荡报》的副刊在进步文化人的主持下，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特别《救亡日报》1940年3月连载廖沫沙以战地记者身份前往鄂北战场考察的战地通讯《中原锁钥的襄樊》，将襄樊的重要战略意义及鄂北攻守战的方方面面作了详尽透彻的报道和评价，并得出“固守着襄樊，保障了鄂北，正是我们今日转弱为强，反守为攻的一个起点”的结论。像这种直接采访的材料和数据，从战术、情报等方面进行综合评述和分析地战报告，在当时是有直接的政治和军事参考价值的。此外，《救亡日报》还经常发表像施帆的《论新阶段的农村救亡工作》，黄药眠的《从西班牙现状说到中国抗战前途》等时论，不仅普遍介绍了中国全民总动员的农村救亡运动，而且直接把中国抗战与世界各国人民的反法西斯斗争有机地联系起来，促进了思想上、战略上和文化上的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形成，有着巨大的战斗性和推动力。特别是夏衍的杂文《此时此地集》中《送绥靖公之群》、《掌声与哀声》、《学英国》、《鲁迅没有看错人》等，对国际绥靖政策和国内妥协分子言论的集中批判；茅盾的《打击共同的敌人》，祝贺苏联十月革命25周年，把中国抗战与苏联的反法西斯卫国战争联系起来加以议论，道出了两国人民反法西斯，求民主自由的共同战斗目标，并从历史与现实的具体事例中分析了法西斯失败的必然性，说明中国只有抗战才是取得胜利的唯一途径；秦似的《国际随笔》、《不能缄默》、《战神的欢笑》、《恶魔与“疯狗”》等，在欢呼反法西斯斗争取得胜利，暴露国统区黑暗政治，声讨妥协投降思想等方面，震荡着强烈的时代战斗精神；在报告文学中，司马文森的《粤北散记》，茅盾的《香港之劫》，鹿地亘的《和平村记》，陈残云的《今日马来亚》，反映了战时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传递着抗战斗争的经验和教训，当时曾有人称《粤北散记》是“足够交织成一幅抗战的中国缩图”。⒀《今日马来亚》在《大公报》登载后，引起了各界人士的高度重视，美国驻桂陆军供应处也很快将该文译成英文寄回美国。这不仅丰富了我国现代文学的宝库，而且作为中国抗战文学对外交流的窗口，它加强了与世界各地间的反法西斯文化的联系，特别是强化了与港澳及东南亚各国华侨抗战文学艺术界的联系与合作，并促进和形成了世界反法西斯文化的统一战线，直接支援了世界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
桂林新闻界不仅实事求是地做好向国内外的新闻报导，如实反映中国战场的战况，积极报导解放区、游击区、抗日敌后根据地和大后方的抗战动人事迹、抗日形势和日益高涨的民主救亡运动，而且积极组织和参加各种抗日爱国活动，与海外新闻媒介直接联系开展活动。当1939年12月19日，广西昆仑关大捷时，文协桂林分会组织桂林文艺界、新闻界桂南前线慰问团，香港新闻界、《珠江时报》也派员抵桂随团奔赴前线慰问。作家黄药眠、林林、韩白屏、华嘉等，还根据亲身经历写了《昆仑关之行》、《笔立在昆仑关的峰顶》、《邕宾路上的奇袭》等一批反映前线英勇抗战斗争生活的报告文学。是年底，汪精卫与日本政府签订卖国蜜约《日支新关系整顿纲要》时，桂林文化界立即掀起讨汪运动，香港新闻界也紧密配合，遥相呼应，直接加入反汪肃奸行列。这对促进海外华侨更加热情支援祖国抗战，以及所在国人民了解中国抗战形势，声援国外人民反法西斯斗争也是一种巨大的鼓舞和推动。而且桂林新闻界在中国远征军深入缅甸联合英美作战，支援南亚人民抗战时，又派出记者随军长途跋涉，到滇缅边境和缅甸境内作战地采访，直接反映中外军民的联合抗战，在宣传上、行动上对联合各地人民一同抗战，相互鼓励和支持，达成统一的战略思想和一致的行动，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
三、桂林抗战文化对国内和海外影响的辐射作用推动了世界反法西斯文化的发展
中国抗战不是孤立作战，而是与整个反法西斯战争紧密配合的。“抗战与整个反侵略战争之密切的联系起来，已使我们的艺术文学的任务成为反法西斯反汉奸的了”。⒁中国抗战不仅得到世界人民的支援，而且以弘扬中华民族文化，宣传抗战民主为主流的桂林文化运动的发展，也同样得到世界爱好和平的国际反法西斯战士的直接参与和支持，并形成具有一定的国际性的国统区比较特殊和进步的反侵略文化体系。
早在桂林“文化城”形成之前，以周恩来为首的长江局就曾建立了共产党直接领导的国际宣传组，他们大量翻译和出版马列和毛泽东著作，对外进行广泛的国际联络和宣传。在武汉亲切会见了苏联志愿援华空军人员、世界和平大会代表、世界学联代表、美国和越南的华侨代表、港澳同胞，并接受他们的捐赠。特别爱国华侨不仅积极支持祖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大力支援祖国抗战，还通过与祖国的沟通联系，利用报刊新闻、广播电台和进步书刊，广泛影响到所在国的政府、军队和人民，使之响应和支持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共同抗击外国入侵者。其结果，又为越来越多的国际制战士来华抗日，共同建设中国抗战文化提供了先决条件。这也是桂林文化抗战运动不断繁荣和壮大的又一重要的原因之一。随着国际友人的不断到来，先后在桂林组织成立了中苏文化协会桂林分会、中越文化工作同志会、国际反侵略运动大会中国分会广西支会、桂林国际联谊社等中外友好文化机构。这些机构自成立起，便热情地开展对外文化活动，紧密地与各国进步组织取得联系，积极宣传国际形势。如越南共产党领导人胡志明从1938年底到1940年12月在桂林“八办”担任救亡室名誉主任期间，除做好办事处的各项救亡宣传工作，还利用中越文化工作同志会加强越南共产党人与桂林文化界、新闻界人士的联系，直接领导着越共海外部工作。通过各种报告会、座谈会，具体介绍越南人民“援华抗日，反战独立”的斗争情况。桂林文化界则直接用越语广播，广泛地向越南人民宣传越南的革命斗争和中国的抗战情况，从而加深了两国人民对局势的了解和相互的支持。在桂期间他还发表大量抨击法西斯和热情赞扬人民革命的具有战斗意义的文章。其中较有代表性的《安南歌谣和中国抗战》、《意大利实不大利》等文章，自始至终贯穿着反法西斯斗争精神，为桂林抗战文化的国际性添上了一笔浓笔重彩。
桂林抗战文化的对外传播与联系，始终离不开国际战士们的辛勤劳动和作用。1938年在武汉成立的朝鲜义勇队到桂后，不仅经常深入前线采取各种方式对侵华日军中的朝鲜籍士兵进行教育争取工作，以瓦解日军，直接打击敌人，而且在桂还积极开展各种反日纪念活动，演出反映朝鲜人民觉醒，联合反日暴动并取得成功，充满着民族革命精神为内容的《朝鲜的女儿》和《啊里郎》等剧目，受到桂林文化界普遍的高度评价。
桂林抗战文化的发展与繁荣是世界反法西斯斗争紧密相连的。由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不是狭隘的民族战争，属于这一领域的文化意识形态的建设也不是独立的，它不以国家、民族的界限来划分，而是受压迫、被侵略和饱受战争之苦的广大人民共同的思想愿望和政治呼声。具有国际性和广泛性特点。因此，作为日本在华反人民战同盟西南支部负责人的著名反战作家鹿地亘夫妇及盟员，不仅思想上、口号上热情支持中国人民的抗战，而且以实际行动经常到前线，到敌占区编印宣传小册子，用日语广播和日语喊话向日军士兵做宣传瓦解工作，历数日本军国主义罪恶和在华犯下的滔天罪行，以及日本国内因战争给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使日军的下级军官和士兵在罪恶的战争中醒悟过来，部分加入到反法西斯斗争的行列，直接支援了中国人民的抗战事业。当时他们还在桂上演了由鹿地亘等在桂创作，夏衍翻译的《三兄弟》和《冬夜》话剧，真实地反映了日本战场上士兵和日本人民如何反战的情况，生动地展现了日本军国主义因发动侵略战争内部出现的种种丑态，以及日本人民反对侵略战争的壮烈行动。其中《三兄弟》剧中人宫本一郎一家的悲惨遭遇，宫本一郎在街民欢送出征时公然高呼“反对侵略战争”的口号，无不激动人心，就连当时远在柳州、灵川等地的观众也赶来观看。该剧以后还在《救亡日报》文化岗位全剧连载，引起了各地人民的强烈反响。
在连接中国抗战文化与世界各地反法西斯文化这条纽带上，将中国人民英勇抗战的事迹和经验传至海外，并推动世界反法西斯文化建设和反法西斯斗争的国际友人，还有德国作家王安娜与李克农同行来桂，了解中国的抗战和民主运动；美国记者爱拨斯坦考察了《救亡日报》社，作家史沫特莱与周恩来在桂林广泛探讨中国抗战及前途；苏联摄影记者卡尔曼将新安旅行团在桂“岩洞教育”拍摄成记录片介绍给苏联人民；此外，还有苏联驻华大使馆、英籍神甫赖贻恩、美国《纽约时报》驻华记者爱金生对西南剧展的大量支持，等等。他们把中国的抗战情况和桂林的文化抗战内容介绍到国外，同时又把外国反法西斯斗争情况和战时文化带入中国，把中国的抗战文化运动与世界人民的反法西斯文化运动牢牢地结合在一起，相互促进，互相鼓舞，既支援了中华民族的自由解放事业，又为推进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发展和最后胜利做出了极大的贡献。
桂林抗战文化始终与世界反法西斯文化融为一体，是世界反法西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桂林文化抗战运动的繁荣与发展，除有一批外国作家和文艺工作者直接参与外，还表现在桂林的文艺作家们积极与外界沟通，尽可能把桂林的文化抗战信息传播出去，既把外国优秀文学作品大量译介“入国”，同时又极力将桂林抗战文艺作品翻译“出国”。如司马文森的《雨季》、《人的希望》、《危城记》被翻译成英文，编入英国作家约瑟夫•卡尔玛的《中国短片小说集》。俄文版《中国短片小说集》也收入了司马文森的小说。艾芜的小说《山野》则被匈牙利翻译出版。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后，莫斯科出版的《国际文学》又专门介绍了夏衍等主编的《野草》杂志，使“野草》杂志在当时苏联反法西斯营垒里流传，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文化遗产留藏于苏联博物馆”⒂。在庞大的世界反法西斯斗争阵营里，正是通过世界反法西斯文学作品与桂林抗战文学作品的相互交融，才使中国人民与世界人民借助这些“精神食粮”，从中获得政治的、思想的情感交流，加深了对人类民族解放这一共同事业的认识，从而促成世界反法西斯斗争的统一战线，支援了世界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
抗战期间的桂林，不仅是我国大陆抗战文化同香港及东南亚抗战文化交流合作的窗口、中继站，而且也是香港及东南亚抗战文化的热情支持和坚强后盾。当时桂林、香港文化交流活动十分频繁，两地文化人经常召开联谊会，剧团、演出队互访宣传，演出不断。如艾青（桂林）和戴望舒（香港）合办诗刊《顶点》，黄药眠的《中国文化和大众化》一文在桂林《救亡日报》发表后，香港《大公报》副刊《文艺》便及时全文加以转载，对香港文坛有关大众化和民族化的讨论起了一定的指导、促进作用。由金山、王莹带领的中国救亡剧团，应桂系李宗仁、白崇喜之邀和资助，集中桂林筹备训练，并由李、白指派林枢上校陪同，于1939年4月离桂抵港，在港演出七场后，开赴西贡、新加坡、仰光等地宣传演出，为期数月，轰动一时。既很好地向南洋各地华侨宣传了抗日，活跃了抗战文化运动，“威震海外”，“慑服了敌奸的胆” ⒃，还为祖国抗日募集了一笔经费，影响深远，深得周恩来同志的赞扬。
我国大陆的抗战文学，也是通过桂林这一窗口，经过香港的中转来沟通南洋各地华文抗战文学的联系与合作，进一步推动海外抗战文学运动的发展。1939年11月，新加坡华文作家铁抗、蓝特、林濠等在桂林的影响下，也开展了“马华文艺通讯运动”，发表宣言，制订组织大纲，并主动同桂林、香港取得联系，很快建立了十三个支站，正式登记通讯员四十多名，有力地促进了马华抗战文学运动同祖国抗战文学运动的联系与合作，推动了海外华文文学的创作，“使马来亚的现实充分地获得反映，呈献于四万万五千万同胞之前”⒄。而且桂林的报刊杂志，还十分注意报导香港及东南亚抗战文学的动态，尤其对文协香港分会的一系列活动，如声讨文化汉奸、纪念鲁迅、剧运、讲座等，报导更为及时详尽。还经常刊登这些地区作家的作品和声讨、批判文化汉奸及反动文学观点的文章或社评，大力支持、声援香港及东南亚抗战文学运动。桂林抗战文化不论从形式到内容都始终是世界反法西斯优秀文化中不可分割的重要部分，同时又有力地促进了世界反法西斯文化的建设。
四、桂林文化抗战对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深远影响作用
桂林抗战“文化城”在长达6年的时间里，积极进行抗战宣传和统战工作，与世界反法西斯斗争同步进程。除了有一批国际主义战士直接参与，在连接中国抗战文化与世界反法西斯文化中起纽带和桥梁作用外，在新闻、文学、戏剧以及音乐、美术、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等各方面都直接或间接地支援了世界人民的反法西斯斗争。
桂林文化界在中共南方局和八路军桂林办事处的直接领导下，紧密团结在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经过长期的艰苦卓绝的抗战宣传和百折不挠的统战工作，广泛深入前线、农村、边陲地区做抗日救亡宣传，广泛影响着华北、华东、华南、西南及香港、海外南洋一带，最大程度地唤起了广大民众参战抗战意思，直接动员和鼓舞了前方将士的浴血奋战，英勇杀敌。中国人民伟大的抗战事业正是由于有各种各样的像桂林文化抗战这些因素的相互作用，以至在日本对外侵略战争中战死的总人数287.4万人中，中国战场就占了198.4万，也就是说中国人民消灭的日本法西斯数量比其他近20个国家共同消灭的日军总数还要多1.2陪多。⒅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抗日军队，在极为艰苦的国内政治形势和给养条件下，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放手发动群众，在对敌斗争中不断壮大抗日人民队伍，使解放区战场的形势取得迅猛发展，为抗战做出了巨大贡献。在抗战初期，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力量并不重视，国际上无论英国、美国或是苏联都未曾把八路军、新四军看成是能够独当一面的抗日军事力量。但随着抗战的实际事实发展，逐渐改变了这种认识。首先转变看法的是日本侵略者，日本军方权威人士承认：“中共在取得民心方面收到的成果确实最大。共军采取基于毛泽东战略的游击战战术，因此捕捉而消灭其势力极为困难。”“1939年底，中共的渗透大致遍及华北全境，对我方确保治安构成最大之敌。”⒆<SPAN lang=EN-US style="FONT-SIZE: 12 FONT-FAMILY: 仿宋_GB年，遭受了八路军百团大战严重打击的日军也不得不承认：“从各地兵团直到各军、方面军，均由痛苦的经验中取得了宝贵的教训，改变了对共产党的认识。”⒇而且自抗战全面爆发以来的三年多时间里，八路军和新四军对敌作战2万余次，共毙、伤、俘日军23万余人，伪军21万余人（包括投诚）。此时的中国共产党自身力量也迅速壮大起来，至1940年底，人民军队扩大到50万人，党员人数增至80万人。已在全国敌后地区建立起十几个抗日民主根据地，人口达9000多万。据统计，1940年下半年，华北、华中、华南解放区战场周围的日军达23个师团，占其侵华陆军总兵力38个师团的60%，考虑日军在占领区的部分兵力也有对付正面战场与敌后战场结合部，以及敌后国民党某些部队的因素及其他因素，共产党方面吸引的日军在大多数时间里也约占半数左右[21]。同时，共产党军队还抗击着几乎全部伪军。这些事实说明，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抗日力量，已经成为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再加上中国战场作为亚洲抗击日军法西斯的主要战场，拖住了日本陆军总数69%兵力，使130万日军在中国战场疲于奔命，而日军能够调往太平洋地区东南亚战场的总兵力仅有40万人，更主要的是日军北上进攻苏联一直是日本帝国主义的主要目标，如果说1941年7月至9月间日本趁德国在侵略苏联战争中连连得手之际发动侵苏战争，南北夹击苏联计划成功，苏联局势将不堪设想。正因为“日本的大部分兵力现在正用于中国”。对苏联开战“实际办不到。” [22]所以日军北犯苏联，与德国法西斯合击苏联的计划因中国军民的顽强抗战而成为泡影，这不仅是苏联卫国战争胜利的一个不可缺少的条件，而且也是世界发法西斯战争取得最终胜利的关键性因素。如果说没有中国的英勇抗战，直接出兵缅甸远征，日本的百万大军能够开赴太平洋及东南亚战场，美、英军队将受到的是更沉重，甚至是更致命的打击，要想取得反法西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后胜利，也恐怕是遥远无期的。
从以上诸多方面分析，虽然桂林抗战文化或桂林文化抗战是中国抗战乃至世界反法西斯斗争中的一个侧面、局部，但从中国抗战和世界反法西斯斗争的全局视野来看，桂林文化抗战的特殊力量和奇特作用，从深层次的思想意识和抗战政治、军事理论意义上声援了各国人民的反法西斯斗争，直接促进了世界反法西斯文化的建设，促成了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形成，为夺取抗日战争和反法西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终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特殊贡献。
⑴、《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载《文化阵地》第4卷，第11期。《毛泽东选集》第三卷，708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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