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三十四　侨胞与台港澳同胞
&|&&|&&|&&|&&|&&|&&|&&|&&|&&|&&|&
您现在的位置：&&>>&&>>&文章正文
卷三十四　侨胞与台港澳同胞
&&&热&&&&&★★★
【字体： 】
卷三十四　侨胞与台港澳同胞
作者：佚名&&&&文章来源：诏安县志&&&&点击数：6945&&&&更新时间：&&&&
　　诏安地处东南沿海，有着交通海外的便利条件。先民出国，可溯至唐末，而到台湾垦拓，则起于元初，之后数百年，县人飘洋过海往异国他乡谋生，“历禁而不能止”。鸦片战争后，清廷被迫开放华工出国，西方殖民者在厦门、汕头设立“卖人行”，更有大批贫苦县民应募到东南亚及美洲当“契约华工”。其时，开始有人移居香港。至太平洋战争爆发，移民中断，相反，却有众多惨遭战火洗劫的东南亚华侨辗转回乡避难。战后，华侨多返回侨居国，同时，县人也有不少到台、港、澳求职。　　新中国成立后，出境定居人数大为减少。诏安设立侨台事务机构，人民政府制定并实施一系列维护“三胞”合法权益的政策，并妥善安置归国难侨。“文化大革命”期间，不少归侨和“三胞”眷属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通过落实政策，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做好接待联谊工作，为“三胞”创造适宜的投资环境，回家乡省亲谒祖、观光投资、赞助公益事业的“三胞”络绎不绝。1996年，全县“三胞”约102.2万人(其中台湾同胞75万人、香港澳门同胞0.4万人)，主要分布在东南亚国家和地区。县内归侨、台籍同胞和“三胞”眷属21.8万人。梅岭镇、秀篆镇分别为主要的侨乡和台胞祖籍地，建设农场、梅洲侨场分别为印尼、越南归侨集中安置地。年，全县共接待“三胞”25万人次。
第一章　侨　胞
第一节　出　国　　
　　唐僖宗年间(874～888年)，农民起义此起彼伏。当时黄巢义军至漳泉一带，诏地有人加入。义军失败后，一部分诏籍将士前往苏门答腊(印尼)、安南(越南)、石叻(新加坡)一带。宋代，随着梅岭港海运业的发展，海商有的长期“住番”于蓝里(苏门答腊属地)等商埠，亦有一些失去土地的农民乘货船往南洋谋生。宋末元初(约年)，南诏张达和陈植、陈格兄弟率兵勤王，护卫幼帝赵\流徙于崖山，寡不敌众，终为元兵所破，其残部有的远遁南洋。陈吊眼领导的畲汉抗元义军，亦兵败南诏境内白叶峒附近。元军进据南诏后，对诏地民众大肆血腥镇压，抗元将士的乡亲、宗族受害更甚。在此境况下，不少人逃亡安南境内的占城、交趾或流徙他国。以后，元世祖忽必烈数次在东南沿海招募兵勇，远征爪哇、安南、缅甸、暹罗等东南亚国家。邑人被召充当水手者不在少数，到南洋后有的便借机逃匿他乡，成为侨民。明嘉靖年间(年)，为防拒倭寇，朝廷严令“海禁”，梅岭港一带望海为田的生民，生活来源断绝，有人只好铤而走险出走南洋。隆庆元年(1567年)，海禁解除，诏人取海道出国的逐渐增加，其时“贩吕宋者，或拆阅破产及犯压冬禁不得归，流寓土夷，筑庐舍，操佣贾杂作为生活，或娶妇长子孙者有之”。　　清初，诏安参加郑成功部队和天地会的人，有的随军到台湾，也有不少人走出国门。顺治十八年(1661年)，清政府实行“海禁”，进而颁下“迁界令”，逼迫界内居民一律迁入内地，“诏自悬钟以至五都铜山皆虚为地”，县民流离失所，一些人便设法外逃。到康熙二十年(1681年)海禁方除，海外贸易恢复生机，庶民过洋谋生听便。以后，出于政治的需要，时禁时开，诏安民间出国亦时伏时起。道光二十年(1840年)鸦片战争后，帝国主义列强到中国招募廉价劳动力，“船租免出钱，契约抵八年”，陷于困境的民众将卖身当契约华工视为一条生路，这在介于开放商埠厦门、汕头之间的诏安尤为突出，清代出洋人数远远超过元明的总和。深桥镇溪南村的陈永源，就是于同治六年(1867年)卖身给人贩子，被贩运到古巴采矿，8年期满后与当地一土籍女子结婚，光绪十八年(1892年)举家回国定居，而其子女后又陆续出洋到古巴、泰国谋生，在那里蕃衍生息。　　自民国元年(1912年)到抗日战争爆发前，诏安连年兵灾匪患，治安混乱，经济凋敝，群众只得谋求出洋另找生计，从而形成出国的高潮。这一时期，县民过洋的近4万人。其中，有破产的农民，也有逃债的商人和失业的工人及知识分子，以男性青壮年居多。　　抗日战争期间，随着日寇南侵，太平洋战争爆发，南洋群岛先后沦陷，福建沿海海上交通受阻，不再有移民出国，相反却有不少惨遭战火洗劫的东南亚华侨从陆路辗转回乡避难。抗战胜利后，大批归侨返回原侨居国。由于战争伤痕深重，大多数侨胞沥血流汗积累起来的产业被洗劫一空，家乡亲人是“等信者多，出去者少”。解放战争后期，国民政府到处抓丁、派捐，人民生活困苦，而东南亚国家正值经济重建，需要劳力，诏安又有人陆续过洋，截至1949年，全县在国外人数逾5万人。　　新中国成立初期，东南亚各国相继采取限制华人移民入境的政策，而随着国内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人们安居乐业，只有少数人为继承产业申请出国，以后一些东南亚国家出现排华事件，出国定居的人更少。“文化大革命”期间，人们怕受“海外关系”牵连，少有人敢申请出国探亲或定居。年，全县出国人数5人，其中迁往新加坡3人、美国1人、澳大利亚1人。以后政府放宽公民因私出国的限制，简化审批手续，诏安在国外有亲属的公民申请出国探亲定居的有所增加，也有一些人申请自费出国留学。年，全县出国人数60人，分别迁往美国、新加坡、瑞典、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英国、日本、泰国、越南等国。
第二节　分　布　　
　　诏籍华侨，古代主要分布在泰国、马来亚、印度尼西亚、越南、文莱、缅甸、菲律宾，以出卖劳力为主，受雇开矿、筑路、垦植及当其他杂佣工，少数人则以收购土特产、推销日用货品为业，往往是聚族或聚乡而居。清道光年间，诏人田考只身到马来亚，先在煤矿当苦力，后移往沙捞越古晋经商并采金矿，乡亲多去投靠他。古晋的“诏安路”因住有诏籍华侨3000多人而得名。清光绪年间，诏人沈尾龟、沈亚屐到泰国，在北柳乌树巴垦植，数年后又创办商号，赴泰宗亲不少在乌树巴落脚，时有“沈厝市”之称。随着清末契约华工的出现，华侨除东南亚一带外，还散居在古巴、秘鲁、美国、巴西、澳大利亚及非洲一些国家。近代华侨，在东南亚一带的，几乎分布于所有的行业，以橡胶、椰子、木材、蔗糖、大米、咖啡、烟叶、麻、金、锡、煤的生产经营为最多。若以工商业比较，则经商为多，务工次之。一些资本较丰裕的诏籍华侨，在经营商业的同时，又办农、林场或办工矿业。南洋之外的诏侨，则大多为契约华工，他们基本丧失人身自由，被迫从事繁重劳动，受着残酷的奴役和剥削，大多数人直到血汗被榨干，老死异邦。　　1960年后，诏籍华侨及其后裔大多加入所在国国籍，现代华侨、华人主要分布在亚洲的印度尼西亚、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缅甸、菲律宾、老挝、越南、柬埔寨、文莱；美洲的美国、加拿大；欧洲的英国、法国、意大利、德国、瑞典；大洋洲的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家。所在国中穷乡僻壤，莫不有之，然以聚居大都会者为多。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多受过良好的教育，加之遇到战后经济发展的良机逐渐脱颖而出，在东南亚各国的事业呈多元化。1996年，诏安籍华侨、华人267957人，其中华侨17094人。　　
1996年诏安籍华侨、华人分布情况表
华侨华人总数
第三节　业　绩
一、开发实业　　
　　早期出国的诏安侨民，大多从事生产建设，是侨居地财富的直接创造者。清道光年间，乡侨田考和吴秀水分别移居沙捞越和新加坡，白手起家，艰苦创业，到晚清时都拥有农场、矿山等产业，在当地实业界出类拔萃。李庆标初在仰光一家碾米厂当会计，1900年自办碾米厂，数年后，“庆标碾米”跻身仰光十大碾米厂行列。20世纪初，旅马华侨田旱平在古晋已有大片林山并经营木材加工业，陈大荣、沈耀坤、沈招祥则在尼亚坡联营酿酒厂、橡胶园、燕窝山。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在印尼的制糖业，缅甸、越南的粮食加工业，马来西亚的硕莪粉加工业、木材加工业、海洋捕捞业及泰国的水产业中，乡侨的从业人数较多，贡献也较为突出。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百废待举，诏安海外乡侨与当地人民一道，克服困难，再建家业。泰侨许秀峰在原经营橡胶业的联成公司基础上，招股增资，易名万成股份有限公司，置建橡胶园和炼胶厂，由于产品适应战后的广泛需求，销路大开，公司一跃成为泰国橡胶业的佼佼者；马侨沈庆鸿与人在古晋买下大片森林，创办和丰火锯厂，后又与乡友田绍熙办起安联福造船厂等，沙捞越州政府为志其突出贡献，还把一条街道命名为“沈庆鸿路”；新侨许木泰于战时冒险救助驻新加坡一英国官员越狱，光复后，回任新加坡要职的这位英国人多方图报，加之许氏多年的建筑资历，在本土战后重建中，业绩显著，其兴利建筑有限公司业务还迅速向马来西亚、印尼和香港等地拓展；泰侨王流溪创办的暹罗铁业有限公司和王源兴印色哔厂有限公司，为曼谷大型跨国企业，曾两次荣获泰皇颁予的一级白象勋章；泰侨沈云成、沈云豹、沈云彪与美国、日本客商合办运通国源贸易有限公司，下设一厂、二厂，主要生产制冷压缩机，进出口业务遍及五大洲；还有泰侨沈镇海的银星电子有限公司、沈桂阳的祥隆兴有限公司、陈克龙的宜泰纸业有限公司、沈荣忠的挽巧永和隆木业、张祥生的两合公司属下的泰生树果粉厂、泰生农场、泰生汽油等企业都具有一定的规模效益；马侨林钦耀、林钦荣兄弟合办的海伟棕油厂，是集棕树种植和棕油生产、销售于一体的家族企业，促进了马来西亚棕树资源的开发利用及出口创汇；新侨杨柳江的大东亚(私人)有限公司生产的青草油和胃宝散等药品，在东南亚长销不衰。新侨陈幼玉的电脑安装公司也不断发展壮大。70年代以后，华裔开始崭露头角，如马来西亚叶发经营的巴山港口建筑公司，沈泽馥经营的和丰火锯公司；新加坡李建兴经营的益时佳集团公司；泰国沈承鑫的沈氏油轮船联合有限公司，沈炎龙的新裕隆两合公司，沈炎松经营的振发丸粉无限公司和沈镇海、沈镇河经营的泰国饲料实业(大众)有限公司；印尼棉兰沈达隆、沈国隆、沈桂隆3兄弟经营的帝达亚美海产公司、农林水综合场和业成公司，棉兰涂添发经营的汽车安装配件制造厂和德国奔驰车经销总代理，均具有一定的知名度。
二、拓展贸易　　
　　早期出国的诏安侨民，部分从事商贸，促进当地商品流通乃至国际间贸易。19世纪末，田考在古晋办田振安有限公司，其行铺店舍占据古晋市区整整一条街，并在沙捞越的诗巫、木胶、达叻、民都鲁等地设有分支机构。吴秀水在新加坡商号集中的直落亚逸街开设万安贸易商行，经营土特产进出口业务，并自备7艘小货轮，航行于新加坡与马来西亚、北婆罗洲之间。田考、吴秀水去世后，后人田祈顺、吴世奇继承基业，加以发扬光大，在侨居国享有盛誉。游子光先在泰国农村收购农产品，继而在曼谷开设土产商行及酒坊。20世纪初，邑人在国外经商的以马来西亚为多，在古晋有田贵宗开设经营土产的共济公司，沈云虎经营神品的大丰号，还有经营杂货的荣茂、建源、永昌、顺发隆、顺利隆等商号，昔加木一带以振安街为主，形成较大的诏安人商业群；在美里有经营土产日杂的福利、源源、义兴、长兴、建安、陶兴、祥安等商号。其次是泰国，在曼谷有沈万成、沈永居、沈俊元等开设杂货商行，北柳乌树巴也有众多诏安生意人集结。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乡侨商号较具规模的有马侨田绍熙的美山实业(私营)有限公司、沈福源的茂兴有限公司、沈振川的振川贸易公司、沈瑞云同沈济宽合伙经营土特产进出口的集兴公司、涂雅福经营的房地产贸易商行、许春成经营木材出口的许氏贸易公司；新侨谢镛长期任主席的亚细亚配货人理事总会和全国配货人理事会、李金声经营建筑材料和五金船务用具的胜发商行、沈烈周与友人合创的美大杂货行；泰侨许秀峰在陶公府开设的圃园百货店、沈楚池在曼谷开设的亚洲有限公司、黄友良开设的超尘两合公司和友良商行、沈水平开设的两利泰汽车电器商行、沈海利水产商行和沈海利煤气公司；日侨张廖富源创建的江兹贸易株式会社；文莱杨细桂的永平号商行等。70年代，马来西亚的拉老坡、楮坡、尼亚坡、直务鲁等地和泰国的曼谷、北柳、也拉府等地，乡侨为繁荣当地市场起了不少作用。到80年代后，一些海外乡侨的公司已发展为跨国商企，一些华侨如黄友良、李建兴、田绍熙的企业已发展为集团，也有一些华侨华人开始介入新的商业领域并在其中占有可观的业务量，如泰国沈通堪的他那荣汽车行。不少华裔也在崛起，马来西亚涂仕光经营通讯器械和许天顺经营电器设备，在所在国同行中名列前茅；泰国陈嘉春经营化肥公司、建材行、酒楼、枋廊等6家企业，自备码头，有汽车100多辆。
三、服务社会　　
　　诏安乡侨从事社会服务业的人数次于工商业，经营项目多种多样。生于清同治年间侨居新加坡近20年的田伯良，医术精湛，著有《增广病机汇论》。1915年后，新加坡乡侨办起合安、和安、瑞安、天安、震安、益华兴、成兴等信汇局，沙捞越也办起南市信汇局，与诏安、汕头等侨信局配合经营，主营银信汇兑，并办理乡侨回乡票务。1919年，县人张尧明到柬埔寨金边挂牌行医，因治好国王女儿的痼疾，御赐金质勋章，并被聘为皇室御医。1922年，他出任华侨联合创办的五帮医院院长，历任9年，多次得到王室和侨团的表彰，他一生著有《疯人医鉴》、《德章仿方选》、《医术与医德》等10多部书。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乡侨还创办有酒楼、客栈、会计馆等，有的乡侨则从事裁缝、理发、修理及做人力车夫、佣杂工。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乡侨经营服务业的范围和规模有所拓展。泰侨涂祥发在曼谷开办航运业，自置码头，并逐步拥有轮船上百艘；马侨沈庆鸿在古晋创立广利银行，又与田绍熙在古晋合组沙捞越运输有限公司，拥有大型巴士百余辆，于第一、二、六省设有分站；同时，乡侨黄来禄也在美里兼营轮船驳载，使当地水陆运输条件得以改善；新侨陈晋昌承继其岳父的合安汇兑信局，业务蒸蒸日上，进而办成合安旅运私人有限公司，经营旅运、汇兑、批信业务；泰侨沈天河在曼谷为患者诊病，又创制以“五蜈蚣”为商标的中成药，行销东南亚，1954年，投资创办沈天河药行；对中医学颇有造诣的张惠群也在北柳府开设济安堂药行，后被选任泰国中医总会理事长，在泰国传播中国传统医学。60年代，沈泽新在马来西亚美里与人合办马英保险有限公司，杨振清、沈光明在古晋分别开设益民、美美保险公司。同时，马侨沈荣明的会计馆，田顺隆的眼镜行，沈泽孝的测验馆和许毓德、沈耀庆的旅运社也开业。80年代，一些乡侨在律师行业中扮演重要的角色，泰侨高梧桐，为皇家大律师，曾担任泰国特级法律顾问、泰国律师院院长等职，在泰京开办高梧桐律师事务所，数次代表泰国率团出访；沈兆鳄、沈兆_、李文龙则是新加坡三大律师；马侨陈仁国开设会计师事务所、会仪公司、陈氏税务商服务公司，沈道宝开设律师馆等；泰国华裔沈新鑫创办沈海成远洋轮船有限公司并经营曼谷汽车交通公司业务，业绩显著；在美国有沈友杰创办星罗加州医院和黄俊英在旧金山自办医院。
四、兴办教育　　
　　华侨素有重教兴学的传统。1906年吴世奇联络其他侨领在新加坡倡办道南学堂，110位侨胞捐资5万元叻币兴建校舍，吴氏出任该校总理，后又派人护送侨生就读南京大学，开新加坡华人教育及华侨子弟回国求学之先河。乡侨沈士基于1922年在新加坡创办丹诏学校；马侨则集资创办昔甘玛启智学校。此外，许多诏籍乡侨还参加其他建校办学捐款活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乡侨中有不少人从事华文教育。陈少苏曾任马来西亚的模范学校槟城中华学校校长，涂渺沧也曾在该校任教。福建学校是古晋办学最早、规模最大的华校，设中小学部，吴锡章、林从周先后任该校校长，沈济宽曾任该校训育主任。在他们的努力下，学校办得有声有色，学生达千余名。不少外省华侨也慕名送子女到该校读书。林仲姚、吴鹏飞、沈文长、何耀文曾任马来西亚的小学校长，吴鹤汀曾在马来西亚宁宜小学任校长和英蓉中华、振华两所小学的教学主任及波德小学校长，后又积极创造条件，将波德小学升格为中学，并连任波德中学校长15年。他还连续两届被选为联合邦华校教师总会副主席，连续三届任森州教师会主席，也是这两个组织的产业委托人；乡侨韩希琦，曾任荷印华侨学务总会的秘书和雅加达中华总商会的座办兼文教委员会主任，大力倡办华校，战前回国，又将亲友捐赠的数千荷币转送给侨校作办学经费。　　1941年，日军占领马来群岛，南洋华校停办。1945年，日军投降后，古晋中华教育会恢复活动。林从周被选为主席，沈济宽被选为委员，经召集教育界人士会商，决定华校统筹统办。翌年，由13个社团组成的古晋中华学校校董会成立，古晋市内先办起中华公学第一至第五校，接着又创办中华中学。林从周任中华中学校长，沈济宽任校董会副秘书长兼总务主任和中华公学第一任校长。此外，许秀峰出资在泰国陶公府创办新民学校，沈汉忠多年任泰国挽巧公立思源学校名誉主席，致力传播华文。新加坡南洋沈氏公会也集资办武德学校。1953年，新加坡福建会馆倡办新加坡南洋大学，诏籍乡侨踊跃捐款。1961年，马来西亚颁布教育法令，大部分华文学校按法令进行改制。有一些华人中学，放弃政府津贴，仍以华文教育为主，教育经费全靠民间华人社团承担。沙捞越诏安会馆每年支付中华中学办学经费达数千元。泰国沈伟文博士在曼谷创办伟文社里学校、伟文商业学校，自任董事长。　　在华文教育工作者中，有一部分是诏安华侨，尤以马来西亚居多。沈玉池毕生热心华语教育事业，是沙捞越华文教育的力行者，22年中曾担任小学校长并历任古晋中华中学校董会董事、学务主任、秘书长；吴得先曾先后在槟榔屿的平仪学校、中华女校和新加坡的南洋女中、中正中学、南洋美专任教，致力于教育事业40多年；游可翘曾任雪兰莪巴生中华女校校长；沈保耀任Q南坡中华学校校长；何益周任古晋中华小学校董会主席。80年代以后，乡侨于大专院校任教的增多。著名物理学专家林德平、其妻陈世嘉及儿女林蔚、林芳都在美国任大学教授。沈炳光、黄任芳夫妇在新加坡大学任教授、副教授。众多华裔都受过高等教育。马来西亚槟城教师协会顾问许伟乾有4子、2女、2媳为博士，1子是硕士。诏安海外社团及华侨、华人多年给教育界诸多支持，捐款数目难以计数。马来西亚的许天平为资助华文教育，不惜倾尽家财，付出一生心血，受到社会尊重，并多次获得国家元首及州、市嘉奖。
五、弘扬文化　　
　　诏安移居海外的同胞中，不乏学者、文人、艺术家、新闻工作者。早期流寓南洋的吴得先为清末贡生，善诗词、工书法篆刻，又弹得一手好琴，著有《清代古文辞论略》、《一琴轩诗草》、《三无宝诗稿》等及论金石、书法的专集。19世纪末叶，南洋各国陆续办报，不少乡侨受聘于华文报社。1909年，韩希琦应邀出任印尼最早的华文报《爪哇公报》主编。1920年，涂渺沧出任马来西亚《南洋时报》经理兼主任。1924年，林仲姚在涂渺沧的举荐下任该报总编辑。其时，许靖人因参加国内抗日救亡运动，遭国民党通缉而亡命南洋，主编《星岛日报》。1930年，林仲姚到新加坡，在陈嘉庚创办的《南洋商报》任新闻编辑。1935年后，谢松山先后任《槟城新报》、《光华日报》、《马华日报》主笔、主编或总经理。1941年夏，林林以宋庆龄的名义前往菲律宾办报，因太平洋战事未果，便居留中吕宋、南吕宋写作和从事抗日实务，翌年春，到马尼拉主持出版地下抗日报纸《华侨导报》，在动员侨胞抗战、培养抗日活动骨干方面发挥很大作用，被誉为“华侨抗日的一面旗帜”。　　1945年日本投降后，谢松山应《南洋商报》之聘，任副刊编辑。谢氏以“劫后余生”笔名，在副刊连载近百首《昭南竹枝词》，描述日军在新加坡的屠城大检证暴行及沦陷期间各种光怪陆离的现象，后结集成册，书名《血海》，先后再版3次，共印100万册，创南洋出版界售书纪录。谢氏并著有《赤雅轩吟草》。战后，吴鹤汀与吴得先、谢松山、沈庆和、许丽英等乡侨倡组华侨文艺研究会和南洲诗社。沈济宽在古晋创办《沙捞越时报》，田农任《美里日报》、《诗华日报》编辑。吴绍葆曾任《南洋星洲日报》社论委员、董事总经理，因参与新―法文化交流活动贡献特殊，荣获法国总统颁发的法国优秀文化勋章。1963年，新加坡举行首届东南亚文化节，由国家剧场邀请东南亚各国演奏家、歌唱家到星洲演出，由马来西亚婆罗州文化协会理事兼合唱团指挥沈炳光作曲的《升旗山》获创作一等奖。　　70年代以后，乡侨在文化界也有不凡的表现。谢镛任新加坡记者协会副主席、新中友好协会主席，对新加坡的新闻事业和新中两国文化交流有所建树。沈炳光、黄任芳夫妇在新加坡文艺界颇具知名度。1974年，沈炳光应邀任新加坡教育学院音乐教授兼国家剧场作曲导师，以后多次出席亚洲作曲家联盟大会年会，发表歌曲100余首，其中10首被新加坡广播电台录制成沈炳光专集播送，《月华照千里》等8首独唱曲由电视台录制播送。1980年，新加坡成立国家剧场写曲人协会，沈炳光荣膺副会长。黄任芳是星马文坛的女作家，曾在不少报刊上发表过游记、散文、小说、诗歌等作品，其诗作以描写细腻、内涵深邃、韵律优美著称，被广采为歌词，先后出版短篇小说集、诗歌集、广播剧等，小说《都市之梦》荣获马来西亚沙捞越华文作家协会举办的首届东马华文艺创作比赛优胜奖。1985年新加坡“维多利亚音乐会”演出《狮城云晓》大型歌曲，沈炳光作曲，黄任芳作词。祖籍诏安的许金龙大师多年担任泰国佛学院院长，在东南亚佛教界颇具影响力。新侨涂宗发长期任新加坡报业控股有限公司经理，马侨田英成曾任美里《诗华日报》主编。还有一些乡侨对文艺社团也热心参与。马来西亚槟城艺术学会主席许伟乾，新加坡潮剧联谊社社长杨柳江，新加坡文艺团体文化活动委员会主席陈田启，围棋协会会长田银河都作过许多有益的工作。
六、参与政务　　
　　诏安籍侨胞在侨居国被委以官爵职衔，参与社会行政事务的层出不穷。1898年，吴世奇被新加坡当局委为保良局局长，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奉清廷之命出任中国驻新加坡总领事，他也是1906年成立的新加坡商务总会的倡办者，并获选为该会第一、三届总理和第二届副总理，对新加坡经济、社会的发展多有建树。1907年，田祈顺被沙捞越国王任命为“甲必丹”，积极参加社会活动，关心和维护华侨利益，1911年病故时，国王下令降半旗致哀，备享殊荣。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华侨与所在国人民一起共建家园，同赴国难，乡侨田承凯、林志贤、黄南海、沈桂馥、沈文亮、沈庆宗、陈仁国、柯寿祥等被推选为马来西亚州、市议会议员，沈松桥、陈晋昌等也曾荣任新加坡区属咨询委员会、民众联络所管理委员会的负责人，还有不少乡侨受封为“太平局绅”。他们热心为民众代言，为当地政府提供合理化建议。新加坡乡侨林碧梓，曾任新加坡自治政府市议会总行政官、国家水务部长，他以两次留英、留美深造的学识，为新加坡的水利事业和经济建设做出贡献；马来西亚沙捞越州议员第一副首席部长兼财政部长沈庆鸿，1974年随拉扎总理来华参加中马建交签字仪式，又曾率团来访，受谷牧副总理接见；由许木泰任总领队的新加坡射击队于1974年和1980年应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的邀请来华，在北京、上海、广州进行友谊比赛，抵京后受国务院副总理万里的亲切接见。侨居泰京的黄友良于1980年应中国对外贸易促进会的邀请，率泰国中华总商会工商业访问团来华访问考察，受谷牧副总理接见。　　80年代以后，乡侨更多地参与国家管理。泰侨胡树德历任泰国移民部副部长、国务委员、肃贪委员会主任委员等职，邓小平访泰时，曾参与会见，其夫人陈梦兰教授任翻译；新侨沈基文历任李光耀总理机密秘书、总理公署政治秘书、国家银行总裁、民航局主席、海局主席等职。还有泰国商业部副部长涂红伶、泰国曼谷市副市长沈新鑫、新加坡内阁政务次长张宗治、马来西亚美里市长议会主席黄汉文、马来西亚沙捞越州助理工业部长沈庆辉，都是所在国政坛上的活跃人物。此外，新加坡新中友好协会会长、诏安会馆主席谢镛和日本华侨代表会议副议长、大坂华侨总会永远名誉会长张廖富源，对新中、日中友好交流做过不少实事，分别获得新加坡总统颁发的公共服务奖章和日本天皇授予的瑞宝勋章。
第四节　社　团　　
　　组织社团是海外华人社会的一个重要特色。华侨离乡背井旅居异邦，既难以得到当地政府扶助，又难于适应当地风土人情。为求生存发展，争取自身的经济、政治权益，增进乡宗情谊，彼此互助互济，往往以乡亲或宗族等关系为纽带，组成社团。诏籍华侨社团组织始见于清末，开始以共同祭祀的神庙或宗祠的形式出现，以后逐渐演化成会馆、宗亲会等。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各种社团大量涌现，东南亚更多。社团由众人推选出较有名望、乐于助人的侨领主持，组织内部有明确的宗旨及规章制度，具有较强的凝聚力，成为乡侨集体力量之象征。随着时代的推移，社团也由原先局限于小团体转向既为会员服务又动员会员为社会为国家效力的双重功能。至1996年，诏安乡侨自组或参加的社会团体逾70个。
一、诏属乡亲组织　　
　　新加坡诏安会馆　为最早创立的乡侨社团。1935年，国民党上将张贞(诏安东峤人)南下考察侨情时倡办，获热烈响应，是年秋成立会馆筹备委员会，推举沈添国、谢火珠、沈桂子、吴大送、吴应隆、陈百础、钟盈科、林绍之、沈镇荆、许钓龙、林允平为筹委会委员。翌年元旦正式成立，会员200名。“诏安会馆”4个镏金大字系国民政府主席林森手书。会馆址设寅杰路15号。1942年，日军进攻星洲，会所毁于炮火，战后由会员捐资重修。1974年内设教育基金小组委员会。60年中，新加坡诏安会馆为敦睦乡谊、促进联络，奖掖同乡子弟学习成才、救济孤贫老人、协助会员办理婚丧喜庆，照顾新客就业和共谋事业发展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并且关注和参与一些较重要的社会活动，如捐资支持祖国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及赈济各地发生的水旱灾害；参与创办南洋大学等学校，组织推广华语运动；接待祖国各级组织的赴新代表团；参加中国驻新加坡大使馆举办的活动。会馆主席许木泰、谢镛等为发展中新关系付出努力。在会馆的发动下，旅新侨胞相继返回故乡探亲观光，捐资公益事业或投资创办实业。至1996年，会馆历30届，沈添国、周岑嘉、田太珍、许木泰、谢镛历任执委主席，第三十届主席谢镛。许木泰连任第十一届至第二十七届主席，引退后被推举为终生名誉主席。　　马来西亚沙捞越诏安会馆　1936年在田贵宗、杨继祖、何宪周、吴耀池、田裕隆等倡议下，成立筹办委员会，是年12月19日会馆正式成立。会所几经变迁，后购置浮罗岸路美山大厦313、314号的三层楼为会所。会员678人。会馆致力为会员谋福利，遇有会员纠纷投诉，则派人耐心调解，尽量避免诉讼；会员发生困难时，竭力予以帮助；会员的直系亲人病故，会馆福利组的正副主任和执行秘书代表团体前往吊唁，奉送礼仪；对有益公众社会的福利事业尽力为之。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会馆在昔甘玛创办启智学校，战后当局实行中小学统筹统办，历届理事会便派代表参加校董会，协助捐资办学等，一些会员子弟上学有困难，还由会馆支付全年或半年学费。1977年起会馆增设奖学金，发放给品学兼优的学生。至1996年，会馆历43届，历任主席田贵宗、陈桂春、何益周、杨清和、沈济宽、沈庆鸿、田绍熙。第四十三届执委会主席田绍熙。　　马来西亚美里诏安会馆　日由黄大寿等发起成立，下设青年团和妇女组。会址沙捞越美里海唇街37号。会员近2000名。会馆主要活动是联络乡谊，服务会员，举办慈善福利事业，组织各项正当的康乐活动，引导会员及其子女养成良好德性，奉公守法，为国家、社会效力。会馆历任主席沈清溪、林永记、林振泰、黄其德、林志贤、林吉明、沈泽新、涂仕光。1996年，主席涂仕光。　　马来西亚笨珍诏安会馆　1941年成立，会址柔佛州笨珍惹兰打苏705号。创始人陈兆祥。会员300人。会馆主要活动是联络乡谊，开展福利、文化活动，举办教育奖励等。至1996年，会馆历28届，主席李龙兴。
二、诏属宗亲组织　　
　　泰国沈氏宗亲总会　为最早创立的宗亲组织。1885年由族人沈万成、沈永居、沈俊元倡议，众宗亲响应捐建“沈氏大宗祠”，为旅泰沈姓宗亲聚会场所，祠内供奉沈勇(武德侯)塑像。1962年，族人沈天河、沈志胜、沈文卿、沈桂阳等提出扩建并成立筹委会，日，新宗祠落成，同时产生第一届理事会，选举沈桂阳为理事长。1972年更名为沈氏宗亲总会，下设福利股和奖学基金会。总会有会员1万余名，其中祖籍诏安的占八成以上。总会每年举行春秋两祭，设宗亲吊祭助丧金，又设助学金奖励品学兼优的子弟，并举办其他慈善福利事业。理事长沈桂阳扶危济困，热心侨团公益，多次组团来华观光。祖国改革开放以后，沈氏宗亲总会多次接待中国各级政府赴泰考察官员，为祖籍地的发展热心奉献。历届理事会均以诏人为主，沈伟汶、沈忠明、沈桂阳、沈贵顺曾连任理事长。1996年，理事长沈炎松。　　新加坡南洋沈氏公会　其前身是“沈氏书室”，由族人沈美善等于1923年倡设。1935年由沈镇荆、沈美、沈孔等36人发起召开宗亲大会，决定组织沈氏公会。1940年公会正式成立。不久，太平洋战争爆发，会务停顿。光复后重整会所，会所设美香津6A2楼。1956年创办武德学校，1981年停办。公会会员700人，下设互助股、奖学基金会和中乐队。其主要活动是协助同宗侨胞举办婚丧喜庆活动，扶助贫寒子弟学业，救助生活困难的乡侨。公会首届主席沈添国，1996年，主席沈国庆。　　马来西亚沙捞越田氏公会　1950年由旅居沙捞越的田考后裔田贵宗创立，会员500人。公会每年举行祭祖活动，庆祝田氏(雁门)祖公诞辰，设立扶持宗亲子弟的教育金、奖励金，支持华文教育，协助会员办理丧事，照顾贫苦病弱宗亲。至1996年，理事会历28届，理事长田永海。　　泰国北柳府沈氏宗亲会　1954年，因原沈氏宗祠破损，族人沈再由、沈文昌、沈逢丹、沈步云等20多人发起重建，翌年落成“沈公书院”。1980年，沈享家、沈汉忠倡仪成立沈氏宗亲总会，设址挽巧县挽萱区沈氏宗祠，会员120人。宗亲会每年逢祖辰、千秋循例到宗祠举办谒祖活动，又在祖国传统新春节日举行联欢聚餐会。平时宗亲遇灾难则加以扶助。1996年，理事会历6届，理事长沈汉忠。　　泰国沈氏吴兴发祥宗亲会　1969年由族人沈楚池等发起成立，其主要活动为救灾恤难，促进宗亲亲善团结。1996年，理事长沈楚池。　　泰国彭世洛府张氏宗亲会　1976年由族人张祥生发起成立。会址彭世洛府直辖县火车头街90～92号，会员260人。其主要活动为联络宗谊，发扬互助精神。至1996年，理事会历11届，主任张涂盛。
三、其他组织　　
　　除上述诏属(其成员全部或绝大多数是诏籍)社团外，诏籍海外同胞还参加其他一些社团组织，有的人并在其中担当重要职务。　　地缘社团　泰国福建会馆(诏籍领导成员胡荣、高梧桐、沈秋虎、沈桂阳、沈步云、沈炎龙、沈云成、林书金)；日本大阪华侨总会(诏籍领导成员张廖富源、张廖昭男)；泰国彭世洛华侨总会(诏籍领导成员张祥生)；马来西亚古晋福建公会(诏籍领导成员田桂宗、田绍熙)；泰国彭世洛客属会馆(诏籍领导成员张祥生)；新加坡漳州总会(诏籍领导成员陈晋昌、沈南方)；马来西亚拉叻坡漳泉公会(诏籍领导成员田宝金、吴顺宝)；马来西亚都巴辖云诏东会馆(诏籍领导成员林继尧)；马来西亚雪兰莪诏安东山会馆(诏籍领导成员许天顺、叶发、叶海澄、林钦荣、林钦耀)；马来西亚沙捞越达乐漳泉公会(诏籍领导成员陈雅颂、沈炎明)；美国北加利福尼亚州福建会馆；美国旧金山福建同乡会；马亚西亚诗巫漳泉公会；加拿大福建会馆。　　血缘社团　泰国高氏宗亲总会(诏籍领导成员高梧桐)；泰国黄氏宗亲总会(诏籍领导成员黄友良)；新加坡浮光陈氏公会(诏籍领导成员陈晋昌)；泰国也拉府沈公书院理事会(诏籍领导成员沈鸿禧)；泰国陈林氏宗亲总会(诏籍领导成员林书金)；泰国王氏宗亲总会(诏籍领导成员王流溪)；泰国北提府胡氏宗亲总会(诏籍领导成员胡瑞金)；新加坡杨氏总会(诏籍领导成员杨柳江)；新加坡长林公会(诏籍领导成员林友明)；新加坡延陵吴氏总会(诏籍领导成员吴腾芳)；泰国陈氏宗祠(诏籍领导成员陈桂福)；泰国万象埠沈氏宗祠；马来西亚美里宗亲总会；新加坡张氏总会；泰国徐、余、涂、佘同宗总会。　　业缘社团　新加坡中华总商会(诏籍领导人吴世奇)；新加坡制药厂商公会(诏籍领导人杨柳江)；新加坡全国配货人理事会(诏籍领导人谢镛)；马来西亚沙捞越美里中华商会(诏籍领导人陈福源)；马来西亚仑都中华商会(诏籍领导人何添祖)；新加坡布棚桌椅服务商公会(诏籍领导人林友明)；泰国中华总商会(诏籍领导人王流溪)；文莱中华总商会(诏籍领导人杨细桂)。　　其他社团　新加坡速报善堂(诏籍领导人许木泰)；泰国七剑皇公慈善堂(诏籍领导人沈福金)；新加坡武当宫公会(诏籍领导人李马成、陈清泉)；泰国北揽府挽幅善堂(诏籍领导人胡瑞金)；印尼棉兰协天宫(诏籍领导人沈瑞隆)；泰国夜功正义联谊社(诏籍领导人余赞英)；新加坡潮乐联谊社、馀娱儒乐社(诏籍领导人杨柳江)。
第五节　爱国爱乡
一、支持革命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弱国游子，在海外备受欺凌。这种境况，激起华侨支持祖国革新图强的热诚。诏安侨胞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为中国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斗争作出贡献。　　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孙中山在日本东京创建中国同盟会，县人涂渺沧(在诏安)、李庆标(在缅甸)于是年加入。稍后，旅泰乡侨游子光、旅缅乡侨沈继昌、沈起元、沈屏夷、郑益时、徐德风、沈绿波、李武若也加入该组织。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涂渺沧在广东饶平黄岗参加著名的“丁未起义”，失败后逃亡南洋。翌年，同盟会缅甸分会在李庆标等人的资助下创办《光华日报》。同盟会建立后，在广东、广西、云南等省举行多次武装起义，其经费多来自南洋侨民，不少诏籍华侨为之捐资，游子光、李庆标每次不仅带头捐献，而且积极发动，在孙中山赴南洋筹措经费时，也一再为筹款奔波。孙中山在槟榔屿宣传革命时，涂渺沧遂引荐霹雳州侨领郑螺生、槟榔屿侨领叶祖意与孙中山会面，筹资支持孙中山的革命活动。　　民国4年(1915年)，印尼侨胞韩希琦联络南洋各华侨团体声讨袁世凯，于是年9月15日，发电文痛斥袁贼“变更国体、紊乱国宪，实全国国民之大敌”，之后又连续3次通电，指斥恢复帝制终使“大局瓦解、强邻乘之”。12月，袁世凯称帝后，蔡锷到云南策动成立“护国军”，讨伐袁世凯。韩希琦向印尼华侨黄仲涵、郭春秧等筹募巨款，支持讨袁之役。与此相呼应，缅甸仰光华侨亦发起劝募“国民捐”、“爱国捐”，李庆标率先认捐，共筹集28万多缅元。接着，中国革命党缅甸筹饷局成立，李庆标被推举为筹饷委员，在其努力下，又筹得20万元，汇回祖国作为孙中山讨袁斗争的经费。民国5年6月，李庆标被任命为中华革命党缅甸勃生分部部长。民国8年，孙中山讨伐广东军阀陈炯明时，师次闽中，亟待军饷，特派黄馥生赴缅求助，李庆标又不辞劳累，筹集巨款应前线之需。民国21年，因李庆标在辛亥革命及反袁护国运动中，积极办报筹款支持革命，被国民政府侨务委员会聘为顾问。民国14年，祖籍国发生“五卅”惨案，涂渺沧撰文抨击帝国主义的罪行。翌年，中国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他又经常撰写支持北伐战争的评论文章。民国16年，蒋介石背叛革命实行大屠杀，一些革命青年逃难南洋，林仲姚热情予以接待，帮助他们解决生活问题，并安排不少人在霹雳州从事教育工作。翌年，山东济南惨案发生，林仲姚撰文控诉日本帝国主义的暴行，发动华侨救助难民。为此，他受英国殖民当局的监视，1个月内被华民政务司传讯3次，其任总编辑的《南洋时报》也被勒令停刊2个月。祖国“九一八”事变和“一?二八”事变发生后，海外华侨捐款捐物支援东北抗日义勇军和坚持淞沪抗战的十九路军。　　抗日战争期间，诏籍华侨关注祖国的命运，同仇敌忾，参加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简称南侨总会)及泰国抗日后援会、菲律宾华侨援助抗敌委员会、马来西亚古晋华侨筹赈会等组织，捐款支持祖国抗日，各地同乡会馆也积极开展抗日救亡工作。民国27年5月，厦门被日军占领，诏安遭日寇骚扰。新加坡诏安会馆召开会员大会，由吴鹤汀代表全体会员拟函要求国民政府加强闽疆防务，抗击日寇侵略。并开展筹募活动，把筹得的款项和粮食运回家乡赈济受难同胞。吴鹤汀、林从周、许秀峰等作为诏安华侨代表，出席陈嘉庚主持的南侨总会会议，共商援助抗战事宜。会后，吴鹤汀出任马来西亚森州筹赈会宣传部长和宁宜筹赈分会募捐主任；林从周出任马来西亚古晋华侨筹赈会委员；许秀峰参加泰国陶公府抗日后援会，进行抗日宣传和募捐筹赈活动。在他们的带动下，旅居海外的诏安籍侨胞，与祖国心连心，慷慨捐献军用品、药品、大炮、飞机，支持抗日。民国28年，南侨总会先后组织3200多名华侨司机和技工回国服务抗战，其中有林亚龙等诏属华侨。　　日寇占领南洋群岛后，诏籍华侨林从周等10多人被列入反日分子名单，被捕入狱遭受严刑酷打，始终坚贞不屈，经华侨各界人士竭力营救出狱。许木泰等10人也被抓去当苦工，他们不屈不挠与敌寇作斗争。还有沈谦益、伍绍宗、沈继捷、陈亚番、林重洋、沈泽藻因宣传抗日惨遭杀害。　　日军投降后，民国35年6月，蒋介石悍然发动内战，诏安旅外侨胞参加各种社团活动，反对蒋的分裂行径，声援解放战争。泰侨许秀峰等拥护中国共产党“反对内战，争取和平民主”的主张，与国民党反动势力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消息传到海外，侨胞奔走相告。涂渺沧、谢松山等在华文报刊上撰文祝贺。日，古晋华侨在林从周等的倡议下，召开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暨中英建立新邦交大会，林从周在会上发表热情洋溢的讲话，会后华侨又举行火炬游行。
二、投资兴业　　
　　民国33年，为改变诏安交通闭塞的状况，侨胞李庆标会同地方人士林耀文、沈子桓等组建诏和汽车公司，并投资修筑县城至太平墟公路。同年，柬埔寨华侨张尧明从泰国请来技师，运入机器，在诏安创办华兴肥皂厂，后又开设良友针织厂。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为筹集建设资金，通过华侨在泰国发行建国折实公债，不少乡侨都踊跃购买。许秀峰当时购买200份，回国后，银行让其认领，许秀峰又把钱投资于福建、广东的投资公司，参加侨乡经济建设。50年代，在许秀峰的倡议下，华侨投资在诏安兴办华侨垦牧场和华侨机器厂。1956年，印尼归侨陈灼其、陈耀星，泰国归侨沈守忠和华侨沈宗信投资兴建诏安县南侨旅社。　　改革开放以后，诏籍华侨华人不但在漳州、深圳、上海、南京、汕头等10多个城市投资办厂，也有人回诏安创办实业。1980年，新加坡许木泰的亲属得到落实政策，他在与县政府合办诏安中国旅行社，获得良好社会效益后，又投资创办侨星大厦和侨安酒家、恒昌华侨贸易有限公司、南轩酒家等，投资总额达621万元。以后，随着政府各项优惠政策的出台和投资环境的改善，侨胞投资兴办的企业增加。较具规模的有：新加坡陈清泉独家投资55万元创办崇武塑胶制品有限公司；泰国王流溪独家投资200多万元，在秀篆创办瓷厂；泰国陈成发等合资28万美元创办茂发建材有限公司；马来西亚吴汉生等合资30万美元创办锦盛果菜有限公司；新加坡何赞骞独资18万美元创办星欢娱乐有限公司等。乡侨还帮助引进泰国方圆国际有限公司与南诏镇经济发展公司合资130万美元创办梅峰花园开发有限公司；美国安波斯国际有限公司与县佳达商贸公司合资67万美元创办菲特食品有限公司；日本联合食品株式会社与厦门大洋实业有限公司合资362万美元创办大洋鳗业发展有限公司；美国B?C贸易有限公司与县八仙经济发展公司合资7万美元创办茗正食品有限公司。至1996年底，县内由华侨、华人创办的“三资”企业23家，投资总额达1200万美元；在海外亲属资助下，归侨、侨眷还先后投资1.5亿元兴办258家乡镇企业。还有334户归侨、侨眷出资5400万元，承包水产养殖和林果种植。　　年间，旅外侨胞引进各种先进生产设备1039台(套)，引进泰国番木瓜、芒果、柚子、夏橙、红毛丹、番石榴、番荔枝、玫瑰茄和日本巨峰葡萄等优良品种及一些鱼、禽良种到家乡种养。
三、助学兴教　　
　　民国8年，华侨吴泗金受“五四”新文化思潮的影响，带头倡议并出资在城关北门内创办松斋小学，设4个班级，聘吴鹤汀任校长。翌年，华侨田祈顺在梅岭田厝村创办田庄小学。民国9年春，为培养小学师资，松斋小学又增设师范讲习所一班，民国10年春又增设乙种商业班。同年秋，涂仁凤在城区东关创办东亚女子小学，免费招收女童入学；沈逊乾等在深桥镇仕江村创办梅溪小学；民国18年9月，华侨游子光于秀篆陈龙村创办民生小学。这些小学规模不大，以解决城镇贫困人家和农(渔)民子女入学为目的。　　民国15年秋，由陈嘉庚每学期固定拨款500光洋作经费，委托在集美读书的诏籍学生创办诏安公学。以后虽曾先后改称诏安县公立丹集小学和诏安县公立集英小学，但陈嘉庚一直予以资助，为诏安培养不少穷家子弟。　　抗日战争爆发后，日机不断骚扰诏安城乡，社会动荡不安，华侨捐资办学中断。陈嘉庚资助的诏安公学亦停办，学校财产悉数移交桥东小学。民国34年，梅溪小学复课，改为公立学校。抗战胜利后，侨汇一畅通，华侨的办学义举又兴起。民国36年秋，华侨徐元福出资于城区东门内创办规模较大的华侨小学(一年级至五年级，每级1班，学生共200多名)；还由华侨集资于梅洲创办梅英小学。这一年，还有海外侨胞筹款集资，重修在抗战中被日机炸毁的丹诏小学部分校舍并添置教学用具。翌年秋天，侨胞徐元璋捐资给丹诏小学，增建一座教学楼，命名“元璋楼”。　　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侨办的梅英小学改公立。1957年7月在时任县政协副主席、侨联主席的归侨许秀峰倡议下，由华侨集资、政府补助而创办的诏安华侨中学，连办11年(1961年秋曾并入县七中，学校规模更完整)，毕业7届14班，培养学生近800名。该校于1968年并入诏安一中。　　改革开放后，华侨捐资办学助教影响较大的有：许木泰从1980年起几次捐资近60万元兴建南诏幼儿园和诏安一中的“致知楼”、“毓英楼”、大门，并为诏安一中、实验小学添置教学设备；陈晋昌捐资55万元，修建甲洲小学教学楼和参与兴建梅岭中学教学楼；泰国华侨沈宝发、沈汉武、沈楚池等捐资30多万元兴建山河小学校舍；泰国沈氏宗亲会沈桂阳等40多人集资26万元修复沈公书院，并作为实验幼儿园(又名沈公书院幼儿园)园址；沈桂阳还捐资40多万元兴建阳山小学校舍；以新加坡诏安会馆、马来西亚古晋诏安会馆为主的华侨捐资57万元兴建梅岭中学侨光楼。梅岭镇各村学校几乎都得到侨款的资助。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诏籍华侨捐资办学荣获省人民政府金质奖章和荣誉证书的有新加坡的许木泰、陈晋昌，泰国的沈桂阳。同时，有42个单位和个人荣获县人民政府铜牌奖励，有96个单位和个人荣获县人民政府荣誉证书。
四、热心公益事业　　
　　华侨不忘桑梓公益。乡侨田考怜贫恤孤的善举为人称道；吴世奇更是多次资助家乡。光绪十五年(1889年)，直隶旱灾，赤地千里，饥民万千，吴世奇捐数千银元赈灾。光绪十六年(1890年)，福建洪涝，田园淹没，斗米百金，他又捐巨资赈灾。民国7年，诏安县发生大地震，韩希琦在南洋得悉，即筹款汇交县育婴堂及商会，赈济灾民，后该款用于修建通济、洋尾两座桥梁。民国20年，建诏安中山公园时，李庆标捐款建造中山纪念堂。游子光多次慷慨解囊，在秀篆牛角墟建造路桥，在秀篆与平和的九峰、饶平的茂芝交界地分别修造凉亭。抗日战争期间，南洋各埠华侨纷纷捐款救济祖国伤兵难民。　　新中国成立后，华侨办公益事业蔚然成风。1953年，归侨叶金水、涂慕山、张金钿等集资1万多元筹建侨联戏院。50年代归侨陈灼其、许秀峰馈赠县有关单位小轿车、吉普车各1部，赠送农械厂大卡车1辆、龙门刨床1台。1966年，旅外侨胞集资筹建县侨联会址。1978年后，许木泰捐资150多万元修建九侯岩和悬钟城道路，修建祥麟塔、九侯禅寺、南山寺、长乐寺，为县医院增置现代化医疗设备，资助县儿童乐园、青少年宫，还赠送有关部门小轿车和面包车。其他侨胞也赠送车辆10多辆以及成批成套电器设备。归侨百岁老人董银英特意将儿子寄给她祝寿的2万元捐献赈灾。80年代，诏安旅外乡亲先后捐资62万元，修建九侯禅寺、凤山报国寺、七贤庵、悬钟城、关帝庙、分水关大士庵、西亭寺、澹园院等15处名胜古迹。沙捞越诏安会馆捐资修建九侯禅寺西厅。年，全县侨胞，侨眷捐资兴办社会公益事业2100多万元。
五、侨　汇　　
　　鸦片战争以后，乡侨寄款回家主要是通过“客头”携带，直接投送上门。民国4年，海外合安等信汇局和诏安广源等批行成立后，侨汇便多由“合安”转达“广源”，再由“广源”把款送到侨属手中。这在邮电事业尚不发达的年代，便成了一座沟通华侨与侨属的“安全道”。民国27年，诏安县侨汇27.61万元(法币)。民国30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侨汇基本中断。民国34年日寇投降，海外交通恢复，华侨纷纷寄信汇款回乡，侨汇大增，批信局又复业。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实行保护侨汇政策。50年代，每年侨汇约10多万元(人民币)。60年代初，国家处于经济暂时困难时期，乡侨寄来化肥、大米、面粉和其他副食品，汇款则相对减少，“文化大革命”初期，侨汇被视为不正当收入，侨汇政策受到严重干扰。年，侨汇逐步回升，年均20多万元。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国家逐步走向安定，侨汇也随之增多，每年达40多万元。到80年代初，一跃到年100多万元。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汇款就不限于帮助亲人解决生活问题，而进一步扩大到帮助亲人发展生产，建设家园，因此，侨汇上升到年200多万元。90年代开始，华侨、华人回国人次大量增加，侨眷也陆续出国探亲旅游，侨汇改变原先经过信局和银行的汇回旧模式，多直接带来，或托亲朋捎来，同时，以物代汇的情况普遍存在。改革开放以后，由于华侨可以携款入境，所以华侨大多在乡镇兴修住宅，或在县城开发区购置商品房，既解决亲属的住房问题，也方便自身返梓省亲时下榻。华侨置房最为突出的当推新加坡华侨许木泰，1978年他在县城购地8亩多建房屋供亲人居住。泰国华侨沈桂阳也于80年代末在他的故里阳山村买地1亩多建造房屋。　　
1996年诏安县归侨、侨眷情况表
归侨侨眷知识分子人数
出国人员眷属人数
第二章　台湾同胞
第一节　东渡入台　　
　　诏安与台湾一衣带水，距澎湖98海里，距高雄164海里。自古邑人赴台多由梅岭半岛的宫口、南门或东山岛的铜陵、宫前、澳角、前何登船，出诏安湾，横渡台湾海峡，若乘风顺流，快则1天，慢则2昼夜，便可抵达台湾的红毛、梧栖、笨港、布袋、鹿耳门、安平、打狗等港口。　　宋代，便有先民往澎湖从事渔猎。元至元十九年(1282年)，元军击败陈吊眼的抗元义军，进据南诏，血洗跟随陈吊眼、张达、许夫人抗元的乡村和宗族。为免遭杀戮，有人逃往澎湖，也有人逃到台湾，在岛上各选地方，结茅而居，从事农耕以维持生活。入明之后，由于县内土地日益集中，赋税徭役加重，台湾却到处是待开发的处女地，于是，不断有人结伴出走。有组织的迁徙则始于崇祯三年(1630年)，是年闽南大旱，福建都督同知郑芝龙在巡抚熊文灿的支持下，招募数万闽南居民，每人给银3两，3人给牛1头，用船舶载至台湾，令其在岛上西岸平原的南端芟舍开荒土为田。诏安人随之赴台者甚众。　　清顺治三年(1646年)，占领台湾的荷兰殖民者，为掠夺更多的米、糖、鹿皮等农产品及矿产资源，派船到闽南，许以贷款及提供农具的优惠，招运移民，县内有少数人应募。顺治十八年(1661年)，郑成功率师收复台湾，军中诏安官陂籍张廖等姓将士并眷属、乡亲数百人亦随之东渡入台，屯垦于云林、南投等地。同年，清政府强令迁界，沿海民众流离失所生活无着，多有铤而走险出逃澎湖，再转道台湾的。秀篆人王廷院聚众数百人加入郑经部，转战东南沿海反清复明，后兵败廷院投乌龙江而亡，其妻、子及部众于康熙三年(1664年)随郑经退守台湾。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清统一台湾后，廷院之子一涵及旧部子弟解甲归田留寓台湾的宜兰番刈田、北角庄、桃园南圣角、台北三貂岭等地。翌年，清政府颁布《六部处分则例》，限制大陆民众去台。康熙四十年(1701年)，世居官陂的廖朝孔、廖朝问、廖朝路三兄弟，与堂兄弟廖朝近、廖朝厅一行5人，携带少量干粮、五谷种子和扁担、柴刀、锄头、十字镐、畚箕等，冒清政府禁令和波涛险阻，乘孤舟登临台岛，落脚于云林县二仑。康熙末年，诏安沈楸派下子孙沈元等入垦台南下营。雍正十一年(1733年)，清政府允许台湾居民从东南沿海搬取家眷入台，廖姓族人100多人分批去台，散居于二仑附近25个村落。同时，官陂张廖氏族134人也入垦西螺地区。乾隆年间，是历史上诏安入台姓氏及人数最多的时期，尤其是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清政府允许闽粤沿海居民移住台湾后，入台更见踊跃。这一时期，入台姓氏25个，人数600多人。秀篆黄氏自12世至16世先后多人渡台，垦植于桃园南兴庄、更寮下和宜兰土城庄等地，霞葛五通黄姓则自“保存公”渡海入台，族人一批批跟进，沿浊水溪垦植，入彰化平原，在埔心乡建有旧馆、埠霞等5个黄姓聚居村落。乾隆末年，诏安沈回、沈举自诏安入垦云林斗六、苗栗苑里之后，县内东城、仕渡、五斗沈姓楸公派下子孙相继入台，在台南、嘉义、云林、苗栗、基隆、宜兰等地聚族而居。道光以后，诏安人移居台湾渐少，但原移民的生传子女，则繁衍增加。光绪十一年(1885年)，台湾置省，首任巡抚刘铭传广招福建、广东人入台，其时诏安又有一些人应募。　　民国初期，诏安不断有人到台湾投亲靠友。抗日战争期间两岸迁移中断。民国34年(1945年)台湾光复，县人涂仕杰、沈春池、陈应彭、林逢、林振汉等军、警、政人员奉调入台接收；一些知识分子也成批赴台寻找职业，这些人大部分执教，也有从政经商者。新中国成立前夕，又有一批国民党政权基层骨干和部队官兵随国民党退踞台湾。　　新中国成立以后，大陆人赴台基本中止。1987年，县内始有人申请前往定居。至1996年，祖籍诏安县的移民及其后裔达75万人。其中民国1～34年去台的110人，民国35年至民国38年9月1963人，年45人，年寓诏台胞获准返台定居35人。1996年，全县台属(按习惯认定，有直系亲属的不计旁系亲属，有血统关系者不计姻亲关系)共有人。此外，在诏安定居的台籍同胞24户45人。
第二节　分　布　　
　　诏安人移台后播迁的一般规律是由南而北，自西向东。西岸人口远胜于东岸，而西岸又以南部最多，中部次之，北部又次之。17世纪20年代较集中在台湾西岸南部平原一带，18世纪30年代，沿西海岸平原延伸至北部基隆一带。平原先行垦拓后，接着向贫瘠的丘陵过渡。19世纪70年代，通向台湾东部的南、北、中3条道路开通，使迁台人口由西部大量转向东部山区。　　在开发台湾活动中，形成血缘关系或地缘关系的聚居区，有的居留地则以祖籍乡村或宗族姓氏命名。除以诏安命名的彰化市“诏安厝”(旧名，后分称河美镇诏安里、铁山里)、台南县的“诏安厝”(旧名，后分称白河镇诏安里、莲潭里)、云林县的“诏安里”及嘉义县的“诏安寮”，还有冠祖籍地名如云林县的“新营村”；冠姓氏地名如嘉义县的“沈厝寮”；官陂新坎村有个圆形土楼叫“井头楼”，其先人到台湾定居，也建起一个规模相似并以“井头楼”名之的土楼。　　明清时期，入台开基的诏安人有陈、林、沈、许、黄、李、张廖、廖、王游、游、罗、吕、柳、田、钟、涂、张、蔡、吴、赖、徐、丘、邱、翁、蓝、卢、胡、何、江、庄、高、肖、潘、朱、阮、程、蒲、刘、谢、官、陈蔡、周、叶、薛、余、杨等46个姓氏。经过数百年繁衍，有的成为泱泱大族。至1996年，官陂张廖氏宗亲达36.5万人，南诏、深桥、太平等沈氏宗亲逾10万人，秀篆王游氏宗亲5.7万人，秀篆游氏宗亲5.1万人，秀篆、四都等李氏宗亲3.2万人，霞葛、官陂、桥东等林氏宗亲3.1万人，秀篆、霞葛等黄氏宗亲3万人，秀篆邱氏宗亲2万人，秀篆吕氏宗亲1万人，南诏、红星许氏宗亲1万人，太平程氏宗亲1万人，南诏蒲氏0.3万人。各姓氏主要分布地：　　陈氏　台中神罔、台中龙井、彰化田中、苗栗苑里、台北市、桃园中坜。　　林氏　云林蓟桐、云林斗六、台北中和、台北板桥、台中潭子、彰化员林、台中大雅、台中丰原、南投草屯。　　沈氏　台南下营、台南新营、台南盐水、台南新化、云林斗六、云林土库里、云林碑麻里、大东里、苗栗苑里、苗栗后龙、屏东内埔、嘉义鹿草、嘉义下潭、嘉义大崩啤⒓我迕飞健⒓我宸贰⒓我逑厣蜇日⒓我逑亟鳌⒒∷慕磐ぁ⒁死纪烦恰⒁死嘉褰帷　　许氏　佳里、南投、宜兰、彰化芬园、台南七股。　　黄氏　彰化埔心、彰化员林、彰化溪湖、彰化大村、台北土城、桃园大溪、桃园芦林、桃园南兴、桃园大园、台中丰原、苗栗通霄。　　李氏　云林二仑、云林口湖、南投草屯、嘉义梅山、云林西螺、云林仑背、台中岂原、台中石冈、台中大里、桃园市、桃园八德、宜兰市、宜兰罗东、宜兰苏澳、宜兰壮园、宜兰冬山、台北市、台北金山、彰化市、基隆市、南投中寮。　　张廖氏　云林西螺、云林二仑、云林仑背、台北板桥、南投、台北三重、台中西屯、南投名间。　　廖氏　台中西屯、台中丰原、云林仑背、云林西螺、台南南化、桃园大溪、南投、台北新店、台北土城、彰化芬园。　　王游氏　桃园市、台北中和、彰化员林、桃园大园、台中市西屯区。　　游氏　桃园市、桃园大园、桃园龟山、桃园芦林、桃园新屋、台中市、台中潭子、台中丰原、台北中和、宜兰市、宜兰礁溪、宜兰员山、宜兰罗东、宜兰三星、彰化员林、彰化花坛、彰化大村、屏东恒春、南投、台南凤山、基隆三貂岭。　　罗氏　台北市北投区、台北土城、桃园龟山、桃园市、台中潭子、台中平原、台中市北屯区。　　吕氏　宜兰员山、桃园市、桃园龟山、桃园观音、桃园大溪、桃园大园、桃园八德、彰化员林、屏东里港、台北市北投区、台北板桥、台北坪林、台北树林、台北中和、台北永和、台中大里、台中神罔、台中潭子。　　柳氏　彰化社头、彰化永靖、台南下营、溪洲、云林蓟桐、云林斗六、云林西螺、宜兰头城。　　田氏　台中大里、云林二仑、云林口湖、南投中寮、南投草屯、宜兰头城、台南山上、嘉义市。　　钟氏　云林二仑、云林虎尾、嘉义市、嘉义竹崎、台北淡水、彰化溪洲。　　涂氏　台中乌日、台北市、台中市、南投县、彰化芬园。　　张氏　台中、南投竹山。　　蔡氏　鹿港新化、桃园市。　　吴氏　屏东恒春、彰化市、南投中寮。　　赖氏　南投。　　徐氏　嘉义朴子。　　丘氏　台北板桥。　　邱氏　桃园八德　　翁氏　嘉义民雄。　　蓝氏　台中。　　卢氏　宜兰五结。　　胡氏　台中市西屯区。　　何氏　台中市、台北内湖、台北士林。　　江氏　台中丰原、桃园市、台北县。　　庄氏　台中丰原、南投中寮。　　高氏　云林斗六、云林古坑。　　肖氏　屏东枋寮。　　潘氏　台北市北投。　　朱氏　台南新化。　　阮氏　台中大里、台中雾峰，南投草屯。　　程氏　云林县西螺、彰化埔心、云林仑背。　　蒲氏　彰化县、台南市、高雄市、台北市。　　刘氏　高雄市。　　谢氏　台北新店。　　官氏　宜兰县。　　余氏　嘉义县。
第三节　开发海岛　　
　　元明两代，诏安籍移民渡大海入荒陬，同台湾高山族人民和其他汉族移民一道，胼手胝足，沥血流汗，在这块蛮烟瘴雨、鸿荒甫辟的岛土上艰苦创业，在西岸平原的南部造耕地、建村落。他们带去铁制农具、耕牛和精耕细作的农业技术，促进原始农业向传统农业转化。随着耕地的增加，农产品的品类和数量相应增加，渔牧业也有了发展，采鱼虾螺蛤以佐食，炼鱼膏为油，并出现家庭制盐业，有少量剩余产品供贸易。　　明末清初，在反抗荷兰殖民者统治和驱逐“红夷”(荷兰)收复台湾的斗争中，都有诏安籍移民参加。郑成功主政台湾期间，寓兵于农的屯垦制度和民垦、私垦制度并行。诏籍张廖等姓将士克服艰难险阻，开基建业，发展农业生产。军队的屯垦，带动了民垦，大糠榔庄、梅林分别有邑人徐远、林克明招佃开垦。云林县斗六市最大的寺庙――湖山岩寺，是林克明招垦梅林时所建，林乐善好施，救助众多难民。后人感念其恩德，在寺内立“开山垦主林克明长生禄位”。清统一台湾后，县人纷纷前往台湾拓荒垦植。康熙年间，四都盐仓村翁应瑞在诸罗山叶子林开基，其子翁裕继承基业，招集漳、泉移民，先在叶子林开田园数百甲，继在台南、凤山、彰化、嘉义等地开数千甲，复在云林庵古坑、岭头厝、大湖口、水碓、内馆以及梅山之双溪开垦一千余甲。被誉为开发嘉南平原的“大功臣”。在农业开发中，移民带去的水稻、甘薯、甘蔗、蔬菜及茶果等品种，在台湾优越的气候、水土条件下，培育出驰名远近的农作物。在张廖氏后裔聚居的西螺、二仑，西螺的大米饮誉海外，蔬菜称雄于台湾蔬菜市场；二仑香瓜一枝独秀扬名台岛。　　诏安人擅制糖、茶，移民对台湾糖茶业的发展不无贡献。清末，糖、茶、樟脑成为台湾三大著名出口产品。秀篆大坪村人氏李善明，于乾隆年间率妻黄氏及5个儿子渡台，在台南登陆，后迁到大溪镇美化里，垦田耕作谋生。其五子李先抓又迁大溪月眉，先是务农，耕种土地近50甲，继以“金兴”为号开店经营糖业。台湾开港后，大溪作为中港，商业迅速兴盛，李氏抓住机遇，在大溪和平路购置几乎一条街的房地产业，经营中盘商务，又购船货运于大溪、台北之间，事业颇为发达，金兴商号名闻遐迩。　　在经济上对台湾作出贡献的同时，清代以谢g樵、汪志周、沈瑶池为代表的诏安画派影响也及于台湾。诏安书画自道光年间传入台湾，诏人谢g樵被称为“台湾美术的开拓者”。清咸丰年间，谢氏数次东渡，先后在台南海东书院、艋{青山宫和台北板桥大观作画传经讲学。《台湾省通志》称：“清代宦幕式流寓之士，工书画者亦有多人，而以谢g樵与吕世宜为最杰出。”谢设计的板桥林家花园，被列为台湾“一级古迹”。他不但把大陆的传统书画艺术传授给台湾书画界，而且把大陆传统实用的美术精萃，通过林家花园形象地介绍给台湾人民。为纪念这位画坛先贤，台湾忠烈祠的主壁勒石刻入谢g樵的墨竹图。他的墨宝作为清代台湾的代表作，珍藏于台湾历史博物馆。　　台湾光复后，随着诏安实业、教育、军政人员的移入，加之新生一代的壮大，诏籍移民及其后裔广泛分布在农业、工商企业、交通、教育、卫生、文化、科技和军政领域，并取得一定的成绩。1963年林振福被选为台湾第一届十大杰出青年，获“金手奖”，1965年曾负责设计纽约世界博览会台湾展馆和高雄国际机场、台北松山机场等。1974年国画大师沈耀初被台湾中国画学会授予金爵奖。1975年以后，沈耀初先后在美国、日本、德国等18个国家和台湾、香港等地举办画展20多次，其作品为一些博物馆陈列和珍藏。《沈耀初画集》作为台湾对外文化交流的作品，深受人们宝爱。80年代，中华电视台节目主持人张小燕，被台北《大人物》杂志评选为与宋庆龄并列的15位“台湾最成功的女性”之一。京华证券公司创办者沈庆京，被称为台湾股市“四大天王”之一，又成立威京投资开发公司，形成贸易、金融、营建和高科技产品的多元投资体系，1993年在台湾百家富豪中排名第五十位。到90年代，原先去台的人员渐次隐退，而一些土生土长的移民后裔除张小燕、沈庆京外，还有诸如高分子化学家台湾大学教授林建中、台湾海峡基金会秘书长许惠佑和在国外任联合国亚洲开发署工业贸易科长的沈启国博士、美国加州心理学教育专员张荷英、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林蔚、林芳、美国西方高级工程师沈子雍、在美国科学部门任职的吴勇为等，都有较好的表现。
第四节　亲缘关系　　
　　台胞的根在大陆，尽管岁月移易，山海阻隔，对祖家故土却一往情深。诏安人东渡之时，往往从家乡带去祖宗的香火神主，在新居地置龛建祠供奉。台湾云林县西螺镇是官陂张廖氏后裔聚居的地方，镇中福田里有座张廖宗祠崇远堂。依照祖地习俗，崇远堂子孙年年举行春秋两祭及迎神赛会，散居各地的张廖姓宗亲届时共聚一堂祭祖省亲，张廖族人为发扬祖宗业绩，训勉子孙后代，订有7条祖训，曰“七嵌”，每逢大祭，族中长者都要把“七嵌”宣读一番，俾让子孙长记心中，恪遵不逾。南陂林深派下子孙，居南陂岭尾社，建有双溪公祠。清初，岭尾社裔孙林学优、林先周、林标元等渡台，在嘉义溪洲、竹崎、白枸寨等地拓荒开基，其后人经常回诏祭祖扫墓、探亲访友，并在嘉义溪洲仿祖祠“怀德堂”样式建一祠堂，且沿用祖家堂号，以示一脉相承。清宣统元年(1909年)和民国36年(1947年)，南陂的祖祠“怀德堂”、“赵贞堂”二度重修，嘉义、台北的族亲曾予捐助，南陂人为纪念去台乡亲，在“赵贞堂”树碑，镌刻“海不扬波”碑铭。秀篆王游氏龙潭家庙“盛衍堂”，保存着历次重修的碑铭，上面记载着两岸宗亲共修家庙的情况，内有众多寓台王游氏宗亲的捐银名录。诏籍沈氏宗亲在台湾新营、斗南等地建有宗祠，对开漳始祖武德侯崇奉有加，每年7月25日仿照祖地传统隆重祭典，祭祀之余，不仅设宴招待亲友，且有梨园演唱。官陂在台的30多万张廖后裔遵行“生廖殁张，一嗣双祧”的祖训，不论是聚居还是散居，一概姓廖，作古之后才返姓张。迁居台湾的秀篆王游氏，其一世王先益原系王姓念八之独生子，念八早逝，幼子托挚友游信忠抚养。游氏无嗣，为感激游公养育之恩，王先益一嗣双祧，子孙姓游，谓“王游”，为有别于纯“游”，故将游字中间的“方”改为“才”。王游氏在台后裔已达5万多人。两岸根深蒂固的亲情，还表现在生则承传宗族昭穆，死后墓碑则刻上祖籍地名的遗俗。一些人临死时还留下归葬祖地的遗言，以求叶落归根，至今诏安遗有归葬的“台湾坟”。　　许多移居台湾的诏安人，在带去祖宗牌位的同时，还带去祖地的神祗，作为新居地的乡土保护神。在彰化县黄姓聚居的乡村，几乎都建有“五通宫”，供奉从诏安县霞葛镇五通宫分香的“五显帝”。分香去台奉祀的，还有清康熙年间由县人林克明携香火入台供奉在云林县斗六镇湖山岩寺的观音；彰化县溪洲乡的伏魔王公钟馗；清嘉庆年间由沈氏移民分香到嘉义县福德村太公庙的姜太公等。也有台胞引香回祖地的，诏安县官陂镇乌石龙风景区奉祀的靖天大帝，是200多年前张廖氏裔孙从台湾引香渡海落座于此的。按照台湾的习俗，每年农历十一月十一日靖天大帝诞辰，官陂镇都要举行庆典，每12年则举行一次大庆。大庆之时，搭彩楼、演双台戏，隆重非常。1993年4月，台胞余政达在竞选荣任嘉义县议员之后，带领11名余姓族亲，抬着100多年前开基祖带往台湾的妈祖神像到桥东镇仙塘村寻根。　　诏安去台同胞不但通过共修家谱、族谱记载血脉亲缘，而且口碑相传，让子孙后代常记祖籍地。自清至民国时期，台胞的寻根认祖活动从未停止。1949年10月，国民党退踞台湾，海峡两岸关系被人为隔绝。直到1979年，去台人员沈某率先冒险探亲。1983年1月，著名画家沈耀初趁赴港举办画展之机，悄悄返乡与家人团聚。1986年4月，原台湾立法委员、台东县县长黄顺兴到五通村寻根谒祖。年，每年都有个别人偷偷返梓。日，台湾当局开放岛内民众赴大陆探亲旅游。日，21名旅台同胞抵诏，首开两岸关系隔绝近40年之后旅台诏安人组团返乡的纪录。同年6月4日，以高雄诏安同乡会理事长刘星为团长，高雄南安同乡会理事长郑彦铁(诏安人女婿，其妻儿居住诏安)为副团长，一行34人抵诏，为有史以来第一个以旅台同乡会名义组织的返乡探亲团。此后，台胞来诏探亲旅游、寻根谒祖的络绎不绝。年，共达8477人次，其中组团前来的有107批3057人次。有黄、李、廖、张廖、沈、吴、程、吕、邱、游、王游、林、钟、许、杨、谢、涂、余、何、江等姓。组团规模较大的有：1990年4月，以桃园县游氏宗亲会理事长游得男为团长的“台湾游氏宗亲会认宗祭祖团”102人；1990年12月，桃园县李氏宗亲会理事长、祭祀公会管理人主席、原桃园市市长李发第三次率领的“台湾李氏宗亲祭祖团”126人；1992年11月，游祥铿率领游氏宗亲134人到秀篆祭祖；1994年4月，游祥柱率108人到秀篆祭祖；1996年1月，李木清率61人到秀篆祭祖。此外，还有官、陈、魏、赖、朱、田、陈、蔡等姓氏台胞，以信访或托人前来诏安寻根。　　　　附：在台湾的诏安同乡会　　台北市诏安同乡会　成立于日，会址台北市罗斯福路2段33号4楼。同乡会设理事长1人、常务理事6人、理事14人，常务监事1人、监事7人、总干事1人。理事会已历9届，各届理事长为：第一、二届涂仕杰，第三、四届谢钺，第五届吴琪鹏，第六、七届李当兴，第八届沈靖国，第九届李成家。　　高雄市诏安同乡会　成立于日，会址高雄市盐埕区80307必忠街26号。同乡会设理事长1人、常务理事4人、理事10人、常务监事1人、监事4人、干事1人。理事会已历4届，各届理事长为：第一、二届刘星，第三届吴睦和，第四届沈召亮。
第五节　关心桑梓建设　　
　　诏裔台胞有爱乡的传统。台湾盛产大米，清至民国，故乡遇有灾歉，台米便成为接济乡亲的粮源之一。官陂、秀篆寓台宗亲，时有汇款回乡。在秀篆溪唇村，有一棵高10多米，腰可合抱的罗汉松，是清代由台湾返秀篆探亲的人移植的，有200多年树龄。清末民初，有人从台湾带来甘蔗、香蕉、乌龙茶、番鸭等优良品种。民国中叶，县内修建龙分公路、通济桥、县城中山路和中山公园，由台胞负责工程测绘设计。民国末年，从台湾引入打谷机，开机械脱谷先例。　　1987年11月台湾开放民众赴大陆探亲之后，又有许多台胞襄助家乡公益。1988年，台胞胡秀玲女士捐资8万元，帮助兴建郭寮小学；1990年夏，涂仕杰、林钰玲伉俪回到阔别40年的仙塘村，捐资兴建仙塘中、小学教学楼和办公宿舍楼、食堂等设施，后又捐资建校门前水泥路及添置教学设备，还捐资16万元创办涂仕杰、林钰玲奖教奖学基金会，先后共捐赠158.04万元；1993年，台胞邱正吉首倡集资近20万元，修建秀篆金马台风景区；还有仕江、东峤的旅台同胞和秀篆的李姓、游姓、王游姓、官陂的张廖姓、太平文山程姓等同胞，都曾为家乡助教兴学、造桥修路集资奉献。年，共捐资2221人次，折人民币995.53万元，兴办公益事业179项，其中教育事业58项437.13万元，其他公益事业121项558.4万元。　　年，台胞李建华、刘启祯、江国兴、何江荣、蔡文川、王火炼、廖万权、张添旺、沈大钿、程梦熊、涂仲坤、邱正吉、林汝成、林水镜、何赞骞、沈荣祥、沈清宗等在诏安投资兴办三资企业45家，到资2399万美元。涉及食品、饲料、竹木、皮革、石材、五金、塑胶、电子、钟表、服装、饮料、机械等的生产加工业和养殖业、种植业、房地产业、旅游业等项目。
第三章　香港与澳门同胞
第一节　迁徙港澳创业　　
　　清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英国占领香港后，宣布香港为自由港，准许各地商人到香港贸易，不必交纳赋税，岛上转口贸易日趋活跃。诏安为福建离香港最近的一个县份，海运方便，商人较早往来香港经商。至咸丰年间，便有县人留居香港。“和记行”就是诏港商人共同注资兴办的商运合一组织。主要经营香港、陆丰、汕头、南澳、诏安航线的货运业务。终清之时，已有陈仪、吴子芹、吴泮池、李花饼等数十人在香港定居。民国期间，县人出走香港的增多，亦开始有人到澳门定居。他们中，尽管有携带资本前去图谋发展的，但毕竟为数甚微，大多出身贫寒，或因灾荒、或因债务、或因仇斗、或因抓壮丁而被迫背井离乡。有的在岛上当装卸工、女佣及其他勤杂工，靠出卖劳力为生；有的凭借手艺当厨师、裁缝、木匠、铁匠、石匠、泥水匠、剃头匠等；有的当小贩、店员、记账员、经纪人、教师，其中有一些人通过奋斗得以发迹。原籍诏安城关北门内的吴子芹，宣统三年(1911年)到香港，起初受雇于一家干果店当采购员，后与人租房开办天寿堂药行，所销售的中药丸“海狗鞭健肾丸”与“调经姑嫂丸”，因药效较著而销路大开，收入颇丰，后又兼售德国产留声机及唱片，主销东南亚。原籍诏安城内的谢松山，民国初毕业于香港圣保罗学院，曾长期居留香港。商游志留学英国，原在新加坡经商，后往澳门开办澳门开发公司自任总经理。何溶根在澳门开办饭店及汽车出租行。至民国37年(1948年)，诏安移居香港的340人，移居澳门的6人。　　新中国成立以后，陆续有人因继承产业或与亲人团聚赴港澳定居。随着经济的逐步恢复和发展，诏籍港澳同胞的生活、就业状况有了明显的改善。沈永全1958年赴港，60年代与人合作创办南华快捷旅运社。林吉裕、吴飞燕等，于60年代赴港定居，70年代开始经营服装加工业、塑料制品业等。70年代赴港澳的，多先受人雇聘，至80年代自求发展，如香港工业界的沈鸿禧、朱茂坤、吴武权、沈永忠、沈永顺；商业界的林挺峰、黄玉珍、许招武、沈福和；医药业的陈焕泓、李友光、许武全；建筑业的沈进成等。80年代出境的黄英火、黄振星，经营丝印、塑胶业也颇有成就。90年代，在香港实业界有所成的同胞不乏其人，沈永全不但旅运业务蒸蒸日上，又参股投资酒楼业和房地产业。同胞在其他领域也有一定建树，许壮观获博士学位，在香港大学任教授；韩小燕由香港赴挪威奥斯陆大学深造，获医学博士学位，是癌细胞分析专家；林庆义从事电影拍摄和发行业务，任香港宝富影业(国际)公司经理、北美星华影业机构和美国龙成影业机构驻港代表。至1996年，诏安旅居香港的同胞4163人(其中工商企业界185人，教育科技界114人)，旅居澳门的21人。港澳同胞眷属7137人(香港同胞眷属6993人，澳门同胞眷属144人)。
第二节　援助家乡发展
一、捐赠公益事业　　
　　民国19年(1930年)，诏安兴建中山公园，旅港同胞吴子芹慷慨解囊，除与他人合捐外，还独自出资捐建园中的中山纪念碑和置备石桌椅、瓷花盆。1966年，旅港同胞捐资助建侨联会会所。1984年，朱茂坤赠送县侨联小轿车1辆；1991年，陈焕泓赠10万元给县中医院购买救护车，对县内多处名胜古迹的捐赠亦近10万元。自1993年起，沈永全每年捐资12万港元支持诏安教育事业。1994年，陈焕泓、郭伯新各捐资10万元人民币在县第一中学设立奖学基金会。1996年，陈金财向县医院捐赠救护车1辆、空调机10台。至1996年，港澳同胞捐赠公益事业25人次207.9万元。
二、投资创办实业　　
　　改革开放后，港澳同胞不但积极支持家乡亲属发展种养业、兴办工商实业，而且积极为家乡引入“三来一补”业务和“三资”企业。1981年7月，张正光与西山农场合资创办诏正水产有限公司养殖鳗鱼。1984年旅港同胞吴武权引进服装来料加工业务，后又与县来料加工装配公司合资创办诏福服装有限公司。同年，旅港同胞朱茂坤、黄玉珍夫妇引进五金首饰加工和电视机装配业务，后又与县祥麟贸易公司合资创办诏港旅游运输公司。1989年旅港同胞沈永忠与县花墩糖厂合资创办海威绝缘材料实业有限公司，后又独资创办威达绝缘材料有限公司，生产机电绝缘材料。1992年，旅港同胞黄英强独资创办四海食品有限公司，生产蜜饯及其他食品。1993年，是旅港同胞在诏安兴办企业较多的一年，许武全的港信食品、沈子杰的恒生钟表、陈献瑞的茂珍食品机械、蔡永聪的精工塑胶、沈耿聪的聪发兴宝石、陈义旭的伦星纸业等全港资有限公司和沈永全、林挺峰等人与县联合开发公司合办的武夷永华房地产有限公司相继创办。1994年，旅港同胞郑镇溪、吴飞燕夫妇创办永康塑胶玩具有限公司等。1995年，沈建清创办花正娱乐有限公司等。1996年，黄英杰创办黄金兴食品有限公司。年，全县旅港同胞引进香港来料加工业务共72项，实收工缴费180万美元；创办三资企业32家，总投资3125万港元。
第四章　侨台港澳事务
第一节　机　构　　
　　华侨事务办公室　1955年4月，县人民政府设立华侨事务科。同年12月，改称县人民委员会华侨事务科。受“文化大革命”冲击，1968年6月起，机构瘫痪。1978年6月，设立县革命委员会侨务办公室和外事办公室。1980年7月，改称县人民政府侨务办公室和中共诏安县委、县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实行一套班子两块牌子合署办公，至1996年底机构设置未变。　　台湾工作部　1953年，中共诏安县委员会设立海防办公室，1954年改称县委边防办公室。1955年又改称县委沿海工作部。受“文化大革命”冲击，1967年1月起，机构瘫痪。1970年8月，县革命委员会设立渔区整顿办公室，兼管对台事务。1972年8月，改称县委海防办公室，不久又设县委对台办公室，两办合署办公。1977年3月，两办合并成立中共诏安县委沿海地区工作部。1982年3月，改称对台工作部。1988年5月又设立县人民政府台湾事务办公室，与县委对台工作部一套班子两块牌子合署办公。1991年8月，县委对台工作部改称台湾工作部，至1996年底机构设置未变。　　归国华侨联合会　1955年12月成立，系群众团体，下设四都镇、桥东镇、梅岭镇、西潭乡和梅洲华侨农场等基层侨联会。　　台胞联谊会、台属联谊会　1991年3月成立，系群众团体。
第二节　接待联谊　　
　　历代封建王朝视海外华人为“自弃王化”的“顽民”，对归国华侨多有怀疑和迫害，使华侨不敢轻易回乡。直到晚清，政府逐渐认识华侨经济力量的利用价值，方有所改变。民国期间，政府虽有公布保护移民章程，并实行华侨出入境登记规则，但由于战乱和匪患，归侨常遭诈骗、勒索、洗劫，故回乡探亲观光的海外华人不多，每年不到100人次。　　新中国成立以后，县侨务部门主动与海外各地的同乡会、宗亲会和其他社团加强联谊。1950年，开始有华侨、香港同胞回乡。至1956年，全县共接待侨胞、港胞720人次；1956年，建成县南侨旅社，接待设施改善。同年，县侨联会设立代书站，为侨胞、归侨、侨眷代写家书，沟通音讯，联络感情。1961年5月，新加坡水务部长林碧梓及其夫人田娘叶等一行5人回故乡。以后，回诏探亲的旅外同胞渐增，1965年达450多人次。“文化大革命”期间，因怕家乡亲人受牵连，回来的人很少。而诏籍台胞和去台人员，由于海峡两岸关系紧张，直至1978年仍不通往来。旅台人员只能秘密通过香港、新加坡甚至日本、加拿大等国家、地区向大陆亲人传递信息。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国家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县内侨务、对台、侨联等部门采取各种形式扩大海外联谊工作，宣传党和政府的侨务、对台政策，发动“三胞”眷属写家信。对台部门通过中国人民解放军福建前线《海峡之声》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福建人民广播电台、厦门人民广播电台等对台广播，宣传诏安建设情况，介绍台属、台胞生活状况，帮助寻找彼岸的亲人。县中国旅行社、侨星大厦、侨安酒家相继开业。华侨、港澳同胞回乡探亲祭祖、考察观光络绎不绝。1979年起，也有个别旅台人员，不顾当局的禁令，偷返回乡。至1987年10月共52人次。　　1987年11月，台湾开放岛内民众赴大陆探亲观光。11月21日，县成立台湾同胞接待处。各有关部门和涉外单位通力合作，认真做好接待工作，各乡镇相应建立三胞工作领导小组，设联络员负责接待，各行政村、街也都成立三胞接待小组，形成县、乡镇、村街三级接待网络，使每一个回诏“三胞”都能得到礼貌的接待和热情的服务。台胞回祖地探亲旅游、寻根祭祖、考察投资、洽谈贸易与日俱增。海外侨胞返回祖地者也由原局限于东南亚的老一辈华侨、华裔，逐步扩展到文莱、日本、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和加拿大，且中青年一代华裔比重明显增加。　　1988年12月，由县委宣传部、县侨办主持社务的《丹诏乡讯》创刊，面向旅外“三胞”，传递故土亲人的信息。1990年5月和1993年6月，县举办荔枝节，60多名“三胞”知名人士应邀参加；1992年10月，举办诏安一中70周年校庆时，邀请8名“三胞”代表人物当顾问，海外51名校友专程来参加庆典；其他诸如沈耀初美术馆建馆一周年纪念，官陂结彩楼暨乌石龙风景区落成典礼和仙塘、山河、阳山、甲洲、梅岭等新校舍落成庆典，沈福文金漆画展，沈冰山书画作品展等，都有不少“三胞”前来参与活动。　　年，全县共接待“三胞”25万人次，其中华侨、华人21万多人次，接待台胞近1万人次，接待港澳同胞3万多人次。　　在接待返乡“三胞”的同时，县政府主动派员外出开展联谊招商活动。继1984年5月首次派经济考察团到香港考察后，又以县组团或随中国农业部或省、市组团到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美国、法国、日本和香港、澳门开展考察招商活动。到1996年共派出14批46人次。诏安县潮剧团2次到泰国、新加坡访问演出，诏安县书画界也2次到新加坡、香港办书画展，开展文化艺术交流联谊活动。　　
年诏安县接待台胞情况表
陆上接待人次
陆上接待人次
第三节　安置救济　　
　　民国30年(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南洋侨胞及港澳同胞纷纷弃产回归，侨眷原先依恃的侨汇接济也中断。大部分归侨、侨眷生活无着，一些人被迫变卖田地产业，甚至卖儿卖女或乞讨为生。民国31年2月，福建省成立侨民紧急救济委员会。同年7月，县相应设立救侨分会，努力帮助安置，指导生产自救。当年，侨眷每人发放救济款法币20元，全县共发放5万元。民国32年，省银行拨给归侨、侨眷兴办农工商事业贷款8万元和粮食平价贷款20万元。抗日战争胜利后，不少华侨返回侨居国，海外华侨各社团陆续组织接济。民国35年2月，省侨务委员会配拨给诏安急赈款10万元。民国36年，县内以华侨协会中的贫苦会员为对象发放冬赈物资。　　新中国成立后，诏安县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发动并帮助归侨和侨眷集资，于年兴建侨联戏院和南侨旅社，又于1960年创办侨联牧场和华侨通用机器厂，解决部分归侨、侨眷就业。县政府贯彻执行国务院“好好安置难侨，不使流离失所”和“根据特点，适当照顾”的方针，成立接待安置归国华侨工作小组，月，先后接纳因印尼排华归来的难民两批1012名，安置在建设农场建华作业区。从县建筑公司、木器厂、竹器厂抽调数百名工人到建设农场，日夜施工，新盖房屋960平方米，还把原来分配给老场员的5座宿舍全部让给新归侨居住，调供大批食品罐头、香肠、糖果、饼干、烟、酒及棉布等，并组织他们从事工农业生产。1978年5月，县内又接纳越南难侨988名，安置在梅洲华侨农场。被驱赶归国难民几乎一无所有，政府免费发给每人47件日用品，如床铺、桌子、椅子、棉被、蚊帐、面盆、毛巾、口杯等，还发给每位难民安置费2600多元。至1996年，各级人民政府及侨办等部门先后拨出资金2032.1万元，其中在建设农场建华作业区投资400多万元，在梅洲华侨农场投资1631.9万元，用于改善水、电、路基础设施和工农业生产基本建设及住房、中小学校舍、幼儿园、医院等建设，联合国难民救济署于1986年无偿拨给梅洲侨场援建项目款22万美元，其中用于兴建校舍850平方米7万美元，用于兴建茶厂厂房1698.4平方米15万美元。　　在安置难侨的同时，县侨务部门对县内贫苦归侨、侨眷予以救济，年共救济1680人次，发放救济款28.6万元，还发放部分救济粮和副业贷款。年，扶持归侨贫困户418户办企业75家。
第四节　落实政策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制定保护华侨、侨眷正当权益的政策，但在实际工作中，由于“左”的思想影响，归侨、台胞和侨台眷属受到一些不公正的待遇。在土地改革中，733户侨房和去台去港人员住房被没收或征用，总建筑面积75634平方米，有的被错划为地主、富农。在“四清”运动中，有的“三胞”眷属由于“海外关系复杂”而被清洗退职。“文化大革命”时期，又把所谓的“海外关系”无端地上纲上线，出现冤假错案，并对98户1955年以前已经改变的华侨地主、富农成分，重新戴上帽子，视为“阶级敌人”予以专政，并有侨台房38户建筑面积3525平方米被挤占。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和政府重视落实政策工作，侨台事务机构会同其他有关部门，逐户逐件予以调查清理。原国民政府诏安县长、侨属林师珍，经落实起义投诚政策后，法院对原判进行复查，宣告其无罪，政治上按干部待遇，安排为县政协副主席、省政协委员；归侨林仲姚、许秀峰原为县政协副主席，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揪斗、工资停发，经落实政策，政治上予以平反，工资如数补发；侨属许木瓜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戴上“里通外国”的帽子，遭游街批斗，也予以落实政策；老同盟会员游子光，土改被错没收私房“光园楼”1座42间1400多平方米，得以物归原主，同时，县法院对其冤案，给予平反昭雪。至1986年，经重新核查改变地主、富农成分30多户，补发改变地主、富农成分通知书98户。至1990年，共清理销毁个人档案中各种不实之词452份，平反冤假错案155人件(归侨、侨眷38人件；居诏台胞、台属99人件；港澳同胞的眷属18人件)。至1994年，共归还房屋782户76575平方米(侨767户74557平方米，台7户538平方米，港澳8户1480平方米)；回收干部职工131名(侨眷109名，台属22名)；为因海外关系影响转制的民办教师优先转为公办98名；“三胞”亲属子女受牵连而下放农村的全部恢复城镇户口。人民政府还本着适当照顾的原则，为“三胞”亲属子女在招工、参军、用地建房以及入学录取分数线、办企业的税费等方面予以优惠。至1996年，为“三胞”亲属子女安排工作241名；为“三胞”亲属出具招生、参军等的优惠证明1200多份。
文章录入：诏安之窗&&&&责任编辑：诏安之窗&
上一个文章： 下一个文章：
【】【】【】【】【】
没有相关文章
　　网友评论：（只显示最新10条。评论内容只代表网友观点，与本站立场无关！）
Copyright (c) 2008-& &老通工作室技术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