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办体育赛事？除了投资回报率，你还得考虑这些…
禹唐体育注：
国际体育大会致力于在全球推动体育领域的积极改变，是以服务世界体育为宗旨的非盈利的年度全球体育峰会。受国际奥委会顶力支持，由五个国际体育组织 SportAccord、ASOIF、AIOWF、ARISF、AIMS联合控股，每年吸引超过100个国际单项体育组织参会。截至2016年已举办13 届，是世界范围内体育组织的峰会，也是体育商业交流的顶级平台。
随着越来越多的资本与企业进入体育产业，体育产业的火爆发展态势再次被引燃。体育作为一种优质的城市营销载体，其功能不容忽视。在体育大繁荣的时代，体育赛事对城市品牌以及城市经济的带动作用有目共睹，体育营销成为打造城市品牌的热词。
那么，体育与城市到底有着怎样的内在联系？体育是如何影响城市发展的？大型体育赛事的申办适合所有城市吗？为了揭开这些谜团，在日-22日在瑞士举办的国际体育大会上，举办了一场城市论坛—评估了体育的影响力，全方位解读体育赛事举办为城市发展带来的效益，分析如何将体育赛事与城市内涵完美的结合，在城市申办大型体育赛事时应考虑哪些因素等等。
禹唐体育作为2016国际体育大会官方媒体合作伙伴，将为您带来更多的独家解读。
在本届体育大会的城市论坛上，嘉宾们进行了一场题为“政府与非政府赛事主办模式的对比分析”（ Comparison: Government and Non-Government Hosting Models）的圆桌讨论，重点分析了在申办和主办赛事过程中，除了经济效益，还应该考虑社会影响、媒体影响、国家影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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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办赛事要关注哪些因素？
△ 德沃拉·布鲁姆博格在国际体育大会上发言
新西兰大型赛事中心（New Zealand Major Events）运营经理德沃拉·布鲁姆博格（Devorah Blumberg）认为，赛事环境和经济因素非常重要。此外，“国际旅客访问量也是申办赛事的关键考虑因素之一”。
布鲁姆博格表示，“我们会进行赛前调研，再制定政策；也会进行相关的赛后调研，并从中汲取经验教训。我们还与政府、旅游、贸易以及商业组织等合作密切。”他还补充说：“我们会做影响力研究——赛前影响力和赛后影响力——帮助我们做决策和经验总结。”
据介绍，新西兰大型赛事中心是新西兰商务、创新与就业部的一个下属单位，主要受政府经济预算的财政拨款支持。新西兰政府通过该中心与赛事方合作，致力于提高新西兰的国际知名度，打造全球重大赛事的举办胜地。新西兰大型赛事中心的“预定战略”是保证每两年进行一些高端赛事。
本次圆桌论坛的主持人、美国国家体育委员会（NASC）执行理事唐·舒马赫（Don Schumacher）说，在美国申办体育赛事，州政府和联邦政府的财政支持是有限的。所以，在申办赛事时更要强调自给自足。
△ 唐o舒马赫
唐o舒马赫表示，在美国，承办赛事主要会面临现资金不足、竞争激烈、博彩交易严重等问题。但是，通过政府基金来完成是不可能的，美国政府并没有为赛事设立专项基金。他们的办赛模式，就是要探索赛事筹资的方法。不管是哪座城市，一旦看准一项赛事，就要充分利用自身优势，努力筹措资金。
舒马赫还指出，他们在筹划一项新赛事时，发现超过90%的城市赛事中，主要参与者是儿童、青少年、老年人，而且参与人数往往只有几百几千人。这对赛事主办方来说，是非常不划算的。他认为，如果一些城市试图购买赛事举办权，但不清楚其中的细节，就往往出现错误。
投资回报率是一个重要标准
伦敦发展促进署（London & Partners）大型赛事负责人伊恩·埃德蒙森（Iain Edmondson）表示，在申办赛事时，经济收益是至关重要的。他说：“投资回报率是我们考虑的第一个标准。通俗点说，就是从经济角度看，一场赛事到底值不值。如果一场赛事符合我们的经济标准，我们就会去申办。然后，我们再去考虑媒体影响和社会影响。”
△ 伊恩·埃德蒙森
埃德蒙森认为，经济考量的关键之处在于，你要找到其中的赢利点。伦敦发展促进署的业务定位，就是为赛事活动带来变化，并激发鼓舞更多人参与。因此，举办地的应变能力、目标人群是否积极、当地人口多少，都被纳入他们的考量范畴。
一项赛事能否成功，就在于能不能量化一些不好把握的情况，做好赛事预测和赛后评估。而伦敦发展促进署的评估体系中，就主要考虑三个原则：经济盈利、媒体覆盖和社会效益。这就有利于举办地更好地把城市状况与赛事效益有机结合起来。
就在今年，伦敦从150个城市中脱颖而出，获得了《体育商业》杂志颁发的“极限运动城市奖”（SportBusiness Ultimate Sport City Awards）。伦敦也被视为最适合举办赛事的城市之一。今年3月，2016年场地自行车世锦赛就在伦敦利谷自行车馆顺利举行。而本次比赛是里约奥运会前，场地自行车项目的最高级别赛事。
伊恩获奖时说：“我们很高兴赢得了极限运动城市奖。我们还有幸赢得 ‘最佳主办城市’和‘最佳营销与品牌城市’两个大奖……我想，这表明，伦敦已经成为大型体育赛事的全球领导举办城市之一。我们将继续努力，为这座城市带来更多的大型赛事。”
政府、城市、体育组织要全力协作
丹麦体育赛事组织（Sport Event Denmark）的CEO拉尔斯·伦多夫（Lars Lundov）认为，我们应该着重考虑赛事带来的社会影响。“我们关注的不是经济回报，”伦多夫说，“而是通过国际游客建立我们的国家品牌。同时，要打造一个盛会，让更多丹麦人参与进来。”
伦多夫强调了公众在体育赛事中的重要性：“我们拥有三种合作模式——分别是与国家体育联合会合作、与主办城市合作、与政府机构合作。在合作过程中，赛事版权方和观众是合作模式的中心。”
△ 拉尔斯·伦多夫在国际体育大会上发言
丹麦体育赛事组织是一个国家级的赛事组织，主要目标是吸引体育赛事委员会，主办重大国际体育赛事。1995年，该组织由丹麦政府、丹麦国家奥委会及体育总会成立。在过去的几年间，该组织确保了250多项国际赛事的顺利举办。
值得一提的是，2014年5月，国际冰球联合会在明斯克举行的年度大会上宣布，将2018年世界冰球锦标赛的举办权交给丹麦。该赛事将由丹麦首都哥本哈根和素有”冰球之乡”美誉的海宁市联合主办。
尽管丹麦此前从未举办过冰球世锦赛，但却有着申办赛事的有利条件。首先，在申办赛事之际，丹麦在国际冰球联合会的世界排名为13，并且连续12年参加了冰球世锦赛。
△ 2018丹麦冰球世锦赛海报
其次，在申办之前，丹麦已经进行了多年的准备，此前也申办过这项赛事。两个主办城市海宁和哥本哈根有着多年的办会经验。并且，两个城市能为观众、球队、体育组织和国际冰球联合会带来更多特殊体验，例如，海宁附近坐落着世界知名的乐高主题乐园，哥本哈根市的趣伏里公园也独居风格。
最重要的一点是，这次赛事的成功申办，是政府、城市与体育组织全力配合的典型案例。本次赛事的成功申办离不开丹麦政府和丹麦国家奥委会的大力支持，以及海宁市、哥本哈根市和丹麦体育赛事组织的通力配合。
伦多夫表示，他们承办赛事有三个主要目标，但经济回报不是最关注的一个因素。首先，他们希望通过赛事吸引全球游客，并希望其中一部分人成为回头客。其次，他们希望打造丹麦的国家品牌，借助赛事平台，实现国际资源交流。最后，他们希望调动丹麦国民的参与热情，增强国家自豪感和民族凝聚力。而他们举办赛事的模式也并不复杂，就是积极推进多方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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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力于在全球推动体育领域的积极改变，是以服务世界体育为宗旨的非盈利的年度全球体育峰会。受国际奥委会顶力支持，由五个国际体育组织 SportAccord、ASOIF、AIOWF、ARISF、AIMS联合控股，每年吸引超过100个国际单项体育组织参会。截止2016年已举办13 届，是世界范围内体育组织的峰会，也是体育商业交流的顶级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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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搜狐热点体育总局关于印发《在华举办国际体育赛事审批事项改革方案》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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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体育总局关于印发《在华举办国际体育赛事审批事项改革方案》的通知
体外字〔号
各厅、司、局，各直属单位：
《在华举办国际赛事审批事项改革方案》已经总局局长办公会审议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体育总局 日
在华举办国际体育赛事审批事项改革方案
一、指导思想
根据国务院关于转变政府职能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措施的意见和国务院有关会议精神，按照简政放权、放管结合的要求，进一步规范、简化在国内举办国际体育赛事的审批工作，更好地为体育事业发展提供良好环境。
二、总体目标
以削减、下放在华举办国际体育赛事审批事项、简化审批环节、提高审批效率为重点，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建立更加公开透明、便捷有序的审批程序。
三、实施细则
在华举办国际体育赛事，按照“计划报批，分类审批”的办法进行审批管理。由社会中介机构举办的商业性、群众性国际体育赛事不在此列，按照“属地管理”的原则，根据地方有关规定，自行办理相关手续。
（一）在华举办的国际体育赛事分类
按照国际体育赛事主办方、比赛性质和重要程度分为A、B、C三类。
A类国际体育赛事包括：
1.由国际体育组织主办的国际综合性运动会、世界锦标赛、赛、亚洲锦标赛、亚洲杯赛；涉及奥运会、会资格、积分的比赛。
2.由体育总局主办或参与主办的重要国际体育赛事。
3.由体育总局相关单位或所属运动项目协会主办的跨省（区、市）的国际体育赛事，以及举办涉及海域、空域及地面敏感区域等特殊领域的国际体育赛事。
B类国际体育赛事包括：
由体育总局相关单位或所属运动项目协会主导，与地方共同主办或交由地方承办的国际体育赛事。
C类国际体育赛事包括：
1.地方自行举办的国际体育赛事。
2.由地方主导，体育总局相关单位或所属运动项目协会参与主办、协办的国际体育赛事。
（二）各类国际体育赛事审批程序及要求
1.A类国际体育赛事审批程序及要求：
A类国际体育赛事，需列入体育总局年度外事活动计划，按照现行规定和审批权限，报体育总局或报国务院审批。参加此类活动人员的来华邀请函、接待通知等相关外事手续由体育总局办理。
2.B类国际体育赛事审批程序及要求：
B类国际体育赛事，需列入体育总局年度外事活动计划，原则上由承办地有外事审批权的地方人民政府或有关部门审批。参加此类活动人员的来华邀请函、接待通知等相关外事手续由地方办理。具作程序是：由承办（或参与主办）单位所在省级或与地方有外事审批权单位同级的体育主管部门事先书面向我有关项目中心（或所属协会）提出申请，有关项目中心（或所属协会）按照内部管理制度和程序履行内部审核手续，出具相关意见函，再由地方体育主管部门报有外事审批权的地方人民政府或有关部门审批。
3.C类国际体育赛事审批程序及要求：
C类国际体育赛事实行报备制。作为地方外事活动由地方有外事审批权的人民政府或有关部门审批,并办理来华邀请函等相关外事手续。具体操作程序是：由赛事举办地的省级或与地方有外事审批权单位同级的体育主管部门事先书面向我有关项目中心（或所属协会）提出申请，有关项目中心（或所属协会）按照内部管理制度和程序履行内部审核手续，出具相关意见函。再由地方体育主管部门报地方有外事审批权的人民政府或有关部门审批。体育总局相关单位（或所属协会）对相关赛事活动应给予业务指导。
C类国际体育赛事不再列入体育总局年度外事活动计划，但在制定年度外事活动计划时，应统一向体育总局报备。
（三）取消对商业性、群众性国际体育赛事的审批。
除上述名列的A、B、C类国际体育赛事外，由社会中介机构举办的其他商业性、群众性国际体育赛事，赛事主办方按照“属地管理”原则，并根据地方有关规定，自行办理相关手续。地方体育主管部门对社会中介机构举办的商业性、群众性国际体育赛事应在竞赛组织等方面提供业务指导和技术支持。
（四）进一步加强对在华举办国际体育赛事的监管
1.加强计划管理。按照科学规划、为我所用、量力而行、勤俭节约的原则要求，审核制定国际体育赛事计划。计划外的国际体育赛事原则上不予审批。年中对计划进行适当调整。
2.强化收费监管。各级审批单位应按照分类审批的原则和国家有关规定认真审核、审批国际体育赛事。同时，应加强赛事相关收费情况的监督。各单位履行报批手续时，除按一般外事行文要求上报请示外，还需附有关收费情况说明。说明内容包括：
(1)申请举办该项国际体育赛事是否向地方收取申办费、注册费、批准费或其它相关费用，收取费用的依据、金额及用途。
(2)是否向国际体育组织上缴申办费、保证金等相关费用，上缴费用金额及用途，并提供国际体育组织的相关规定要求。
(3)国际体育组织是否按比例与承办方根据赛事推广、市场开发等情况要求分成，并提供国际体育组织的相关规定要求。
3.加强事中事后监管
(1)体育总局有关职能部门将不定期与赛事主办、承办单位沟通情况，对赛事组织筹备、经费使用情况等进行检查，确保赛事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规范运行。
(2)对于A、B类国际体育赛事，各有关单位在赛事举办后1个月内应向体育总局提交总结报告。
(3)对于C类国际体育赛事，各有关单位于每年11月10日前将本单位全年核准举办的C类国际体育赛事数量、基本情况、收费情况、举办成效及相关建议等内容一并向体育总局报告。
(责编：杨磊、胡雪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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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民 网 版 权 所 有 ，未 经 书 面 授 权 禁 止 使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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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www.people.com.cn. all rights reserved转帖：中国体育市场化的这些年
谁的体育产业
　　中国代表团席卷广州亚运金牌，展示了体育竞技大国的实力。不料想，取得的金牌愈多，体育管理部门反遭到一些非议。资深体育记者杨明对“金牌战略”、“举国体制”提出质疑，瞬间引爆了人们对“金牌战略”的争论。
　　在过去的计划经济下，体育的重要目标之一是“为国争光”，由政府部门直接管理，举一国之财力实现金牌收获。现在转向市场经济了，“金牌战略”并未改变，只是体育要承载的使命更多了。
　　虽然有质疑，但大多数老百姓对金牌的热情仍然没有消退。同样值得正视的是，中国的体育产业经过20年的市场化尝试，规模还十分弱小。2008年，中国国内体育增加值仅占GDP的0.52%，而发达国家通常占到1%以上。比如美国，体育产业是第六大支柱产业，占GDP的2%以上，体育产业提供的就业机会甚至超过了农业、铁路、保险、电力等行业。
　　今年3月，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的指导意见》出台，在社会上引起强烈的反响与期待。在这份指导意见里明确提出，“坚持政企分开、政事分开、政社分开、营利性与非营利性分开原则，充分发挥市场在体育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消除和防止对体育市场资源的限制和垄断。”体育主管部门的领导也以足协为例公开表示，要改变既办赛又管赛的局面。
　　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各个领域的改革不断推进，相比之下，体育产业的市场化改革进展的程度如何呢？在“举国体制”这个金字招牌下，一方面，体育赛事、活动的申报都还要由国家体育总局或总局下属的运动管理中心审批；另一方面，体育行政管理部门自身设立公司，控制产业经营权。体育管理部门集管理机关、事业法人、社团法人和企业法人四种身份于一身，既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管办不分，政事企混淆，在打造出竞技体育持续辉煌的同时，也越来越多被外界质疑为中国最大的“体育公司”。
　　到底是体育的市场化，还是体育主管部门的市场化？这是一些人对体育产业市场化转型的紧紧追问。对这一问题的回答，事关中国体育产业的未来。
　　金牌下的“大国企”
　　体育管理部门把在“金牌战略”下摸索出的“举国体制”用在经营领域，把自己变成一个规模庞大的国企
　　2010年9月，福特宝公司总经理邵文忠被警方带走协助调查，至今未归。有人注意到，他已经在这个位子上坐了17年。
　　17年前，中国足球在经历了一次“莫名其妙”的失败后(世界杯小组赛0:1负于弱旅也门，丧失了小组出线的机会)，主管部门下决心将它推向市场。于是，1993年11月，福特宝公司应运而生。
　　福特宝公司的成立还有另外一个背景。1992年10月，*河蟹*十四大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1993年5月，国家体委(1998年改为国家体育总局)颁布了《关于深化体育改革的意见》，提出“要逐步将有条件的事业单位推向市场”。《意见》要求拓宽体育的经费来源渠道。除了之前的国家拨款外，还包括社会赞助、社会集资、比赛收入，以及“投资和兴办经济实体”。
　　从此，体育系统的公司化时代开启。
　　体育公司元年
　　在福特宝成立之前5个月的1993年6月，中国排球协会成立了一个名叫华力宝的公司，专门为排球的发展筹集资金。
　　1993年，日本八佰伴集团组建了一支世界明星女子排球队，由郎平任主教练，要跟中国女排打一系列对抗赛。其在中国的训练和比赛，需要一个正规的公司来运作。而如果找一家中介公司，很可能不熟悉排球，于是华力宝公司应运而生。
　　这是《关于深化体育改革的意见》颁布后，国家体委下属单位成立的第一家公司。刚开始的时候，公司没有一分注资，本钱只是几个公章。
　　从这一年开始，相继有一些运动协会成立自己的公司。据不完全统计，从1993年到2009年，除上述两家公司外，至少还成立了10多家公司。其中，有些是协会的全资子公司，有些是控股或参股公司。有的至今仍在运营，有的已经中途夭折了。
　　成立公司的运动协会，大多是市场认可度较高的项目。那些离市场较远的运动协会，则成立了专门的部门来负责经营。据《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调查，这样的部门在协会里普遍存在，只是叫法不同，有的叫经营开发部，有的叫装备部、外联部，还有的叫科研部。
　　中国田径协会开发部石春健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成立公司与不成立公司的区别，在于后者的市场开发还需要跟其他的公司合作，“挣到的钱还要跟他们分一块。”
　　这些公司成立的时间，和该项目的市场化程度密切相关。市场化程度最高的足球、排球和篮球，其属下的公司也成立得较早。
　　资源与权利
　　石春健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这些中心或协会下面的公司，可以开发的资源通常有三个部分：赛事、国家队和运动员。
　　赛事开发的资源，来自协会对赛事的管理权。
　　1995年颁布的《体育法》，对赛事的管理权做了如下划分：全国综合性运动会由国家体委(体育总局前身)或其会同有关组织管理；全国单项体育竞赛由该项运动的全国性协会负责管理。
　　北京体育大学一位学者说，对赛事的“管理”，通常被协会解读为对赛事拥有包括商业开发在内的一切权利。这通常体现在协会制定的一些文件中。
　　以田径赛事为例，《全国田径赛事组织工作指南》规定，“中国田协是中国田径赛事的主办单位和组织管理者，拥有与赛事相关的一切权利”，这些权利包括：一、在全国范围内出售电视转播权；二、商业赞助；三、优惠和特许经营；四、中国田协名称和标志、赛事的所有官方标志或徽章的市场经营权等。
　　中国田协对自己的权利规定得非常细致。比如，《全国田径赛事组织工作指南》规定：所有国内赛事场地内，应给中国田协保留6块广告牌位置；比赛主场内距百米终点25米处，必须放置一块印有中国田协字样或标识的广告板。颜色为白底红字，尺寸原则上为2.5m(长)×0.5m(高)；在宣传册中，应该为中国田协留出一页广告位置，并应将其LOGO出现在所有广告或宣传资料上。
　　石春健说，现在中国田协主办的赛事，主要是马拉松赛。马拉松赛在全国有将近20个。2009年7月份，中国田协和中奥体育产业有限公司各出资50%，成立了中奥路跑公司。从此，中国田协主办的田径赛事，都交给这家公司运营。
　　在赛事资源的分配方面，其他协会与田协大同小异。《乒超联赛竞赛指南》规定：中国乒乓球协会是唯一拥有乒超联赛商业开发及经营所有权的单位，“包括且不限于竞赛主办权、电视转播权、广播和网络视频专有权和商业开发及经营所有权等”。
　　一位曾参与乒超赞助的商人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对一支球队来说，收益主要来自几个部分：球员肖像权、球场广告、球队冠名、球衣广告以及门票收入。“其中，球员肖像权归中国乒协所有；各主场位置最好、能被电视转播覆盖的20块广告牌和4块地胶广告位也归中国乒协所有。属于俱乐部的广告板很难被电视直播覆盖，很难卖上价钱。”
　　乒超联赛的市场开发，主要交给了一家叫三鼎的公司。
　　对于市场化程度较高的项目，赛事商业开发的收入在其总收入中占比较高。而那些市场化程度较低的项目，最主要的收入来自另外两个方面：国家队和运动员。
　　中国田径协会开发部刘洁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国家队和运动员的商业开发，在中国田协占比约为五分之四，另外五分之一为赛事的收入。
　　刘洁说，国家队和运动员的商业开发，与运动员的成绩密切相关。以刘翔为例：在雅典奥运会夺冠之前，刘翔的代言价格只有几十万元，夺冠之后则飙升至1000多万元，并在北京奥运会之前达到2000万元；2008年退赛后，身价缩水到1000万元以下；广州亚运会夺冠后，身价又有上扬的趋势。而作为中国田径队最主要的商业资源，刘翔的身价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着国家队的身价。
　　中国运动员的赞助收入在相关各方之间有个分配。体育总局对此有一个大的原则：个人50%、教练15%、原培养单位20%、现培养单位15%。
　　而对像彭帅这样先是在“举国体制”下成长然后又单飞的运动员，其收入在相关各方之间也有个分配比例。“只是个人要拿走其中的大部分。”中体产业竞赛集团副总王奇说。
　　金牌战略与市场开发
　　多位业内人士在接受《财经国家周刊》采访时指出，垄断资源有一个显而易见的好处，就是能够自由地调度资源，为自己的目标服务。金牌既是目标，也是理由。
　　一位业内人士向《财经国家周刊》记者提到了这样一个逻辑：体育管理部门把在“金牌战略”下摸索出的“举国体制”用在经营领域，把自己变成一个规模庞大的国企。
　　这个“国企”的规模有多大？体育总局副局长王钧曾在一次体育产业会议上说：“事业单位在产业工作中的收入已占到总收入的三分之一强，与财政拨款和彩票公益金收入基本形成三分天下的格局。”
　　来自中国体彩中心的数据显示：2009年，中国体育彩票全年销售568亿元，筹集公益金165亿元。
　　“搞市场开发还是有顾虑。” 中国拳击跆拳道运动管理中心跆拳道部部长郑宇说。
　　体育总局对下属各协会的经营行为有所限制。郑宇说，有些市场很好的比赛，体育总局就是不批，“比如职业拳击，市场非常好，但总局没有批，可能是有多种因素的考虑。”
　　他说，体育总局对协会基本上没有经营方面的要求。“训练经费给你保障，事业费的底线给你保障。如果总局对我们提经营方面的要求就好了，这样奥运夺金和开发就可同时兼顾了。”郑宇说，以中国跆拳道协会举例，现在90%的精力还是用在奥运上。
　　但郑宇也承认，市场化是难以回避的一个趋势。他以总局下面的社体中心举例，说，“社体中心现在有二三十个体育项目，都是群众喜闻乐见的。国家不用掏一分钱，照样挣钱。搞个体育舞蹈比赛，好几千人参加，全是自费。信鸽协会也是，一年光卖鸽子环也收入上百万元。”“国家断了奶的，反而弄得挺好。没断奶的，反而开展不好，这也值得思考。”
　　上述北京体育大学的一位学者认为，这是政策的问题。“以前一家公司说不用你出一分钱，我给你办中国的橄榄球联赛，还给你弄一个上市公司，主管部门不允许。棒球、相扑，都有人提出类似的建议，但是体育主管部门就不同意。”
　　这位学者认为，体育主管部门之所以对市场怀有顾虑，可能有对这项项目本身的国情适宜性的考量，也可能担心它会对“金牌战略”产生冲击的因素。
　　另外，体育的市场化还会对体育主管部门提出放权的要求。“其中一个最基本的要求，就是管办分离。”
　　有学者认为，目前开展职业联赛的几个项目，眼下遇到的最主要的问题，就是管办不分。“它造成的后果是，打击了市场主体进入的积极性，因而影响了职业化的进一步发展。”
　　在江西财经大学副校长易剑东看来，管办不分，是与体育有关的各种法人之间关系混乱的一种表现。他接受《财经国家周刊》记者采访时说，足协等国家体育的机构设置形容为“一套人马，四块牌子”，机关法人、事业法人、社团法人以及企业法人，四种法人身份交叉在一起，管办不分。
　　这几种法人之间角色不同、定位不同。机关法人负责制定宏观的政策；事业法人负责落实这些政策；社团法人的责任是充分调动民间的资源；企业法人则是利润最大化。
　　在中国体育界，这几种法人之间或多或少有些界限不清的情形。一人往往身兼好几个角色。如足管中心主任，同时又是中国足协专职副主席，他还有权任命福特宝公司的管理人员。“这导致协会严重行政化，而公司又利用行政资源垄断市场。”
　　这种因金牌而产生的资源优势，正面临公众对金牌热情度下降的考验。
　　在近日结束的广州亚运会上，中国军团拿了199块金牌，但依然没能阻止部分公众对“唯金牌战略”的质疑。易剑东说，随着中国人的民族自豪感得到多方位的满足，金牌对于公众的吸引力会有所下降。
　　即使是体育总局内部，也开始有了反思“金牌战略”的声音。
　　最近，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肖天在全国竞技体育管理干部培训班上就公开说：“如果我们还不意识到这个问题，长此以往，这种为了追逐金牌数量，竭泽而渔、功利主义、违反事物发展规律的做法，将给中国竞技体育可持续发展带来严重后果。”
　　中体产业的“体外扩张”
　　中体产业这个国家体育总局下属的唯一上市公司，却没有挤进体育产业的利益分配圈，最终走上抛弃主业、投身房地产的体外扩张之路。那么，其他的社会资本又如何有机会来分享体育发展的蛋糕呢？
　　北京朝外大街225号，平静如常的中体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600158.SH，以下简称：中体产业)，正在经历成立以来最艰巨的考验。
　　日，中体产业董秘办人士表示，由于政策原因，房产上市公司的再融资全面叫停，公司2009年股东大会决定的定向增发已无疾而终。
　　这家在特殊环境下产生的上市公司，是国家体育总局控股的惟一上市公司，一度被视为中国体育产业的龙头。可它却与主管部门日渐疏离。在缺少竞赛资源、场馆以及政策扶持的情况下，它的体育产业化尝试屡遭挫败。目前，这家以体育概念上市的企业，近80%的收入依赖于房地产。
　　随着中国地产宏观调控的收紧，中体产业的市场风险增大，而它的真正主业——体育产业，依然成长缓慢。
　　据内部人士透露，中体产业至今仍未放弃以商业地产控制场馆，再反向拉动竞赛产业的“曲线救国”努力。但在很多业界人士看来，此路依然变数重重、前途坎坷。
　　七拼八凑成立，稀里糊涂上市
　　中体产业背靠体育总局，“含着金钥匙出生”，因此在成立初期，资本市场一度将它视为体育总局的利益代言人。
　　“当年公司是七拼八凑而成，稀里糊涂就上市了。”中体产业一位内部员工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按照现在的上市规则，公司必须为股份制有限公司，有3年连续经营记录，并满足相应的盈利条件后方可上市。但凭借当时特殊的背景，中体产业却是直接通过市场募集成立的。
　　这也是中国早期证券市场的特色：通过拿“指标”上市，为各个行业和国有企业解困。
　　记者获悉，在中体产业之前，国家体育总局曾获得一个指标，但当时认为没什么用，后来转给吉林长春，就是1995年上市的北方五环(日因连续3年亏损被终止上市，成为三板股票，代码400020).
　　直到1998年，在意识到资本市场的价值后，体育总局开始将产业打包上市。
　　1997年9月，国家体委(体育总局前身)下属的体育基金管理中心(以下简称基金管理中心)、中华全国体育基金会、体育彩票管理中心、体育器材装备中心与沈阳市房产实业公司共同发起，组建中体产业。
　　其中，体育总局将旗下4家公司——中国体育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公司(下称合作公司)、中国航空服务有限公司(下称航服公司)、成都滑翔机制造厂(下称成滑厂)和中体广告公司(中体广)的资产装入，沈阳市房产实业公司投入其全资附属的夏宫公司51%的股权。
　　按照设定，1.8亿元注册资本金，五家发起人共认购股份13500万股，其中基金管理中心持股7685万股；沈房公司持股4320万股；彩票中心、装备中心和基金会分别认购715万股、65万股和715万股。其他的为流通股份。
　　彼时，5家公司优良资产不多，比如，成滑厂1997年度税后利润161万元，中体广告1997年税后利润54万元。
　　同时，中体产业虽以体育产业名义上市，但各公司却少有体育资产。比如合作公司，主要从事国内外体育设施的工程承包、对外劳务合作、进出口贸易，承办中国对外援助的体育项目；航服公司主营国内外航空客、货运输代理业务；成滑厂是玻璃钢材料及其制品的专业制造厂。
　　中体产业在1998年2月登陆沪市。
　　健身项目全军覆没
　　成立之初，中体产业一度希望在体育产业有所建树。
　　根据招股说明书，中体产业最早的计划是，成为以体育休闲健身产业为主，同时经营体育产品、体育竞赛、体育国际经济技术合作、体育广告、体育旅游的体育产业经营公司。
　　上市时，中体产业募集资金的三个投向主体都是体育产业：一是2.3亿元资金投向中体健身广场系列项目；二是投资3858万元承办商业性体育比赛；三是投资3000万元引进“中空吹塑座椅”生产线。
　　中体产业当时计划，在西安、重庆、武汉、太原、天津和桂林等6个城市建设中体健身广场。广场主要包括人造海洋、人造海浪、人造雷雨和阳光、组合透明滑水道、空架观景通廊、球类活动、健身服务设施等，“达到健身又有娱乐乐趣。”
　　“我们想复制沈阳夏宫，在全国建立6大健身广场，将体育健身设施融合其中，探索体育产业化。”中体竞赛管理集团副总裁王奇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当时沈阳夏宫很火，每天排队。”
　　彼时，沈阳夏宫水上世界项目相当赚钱，收入和利润连年高速增长，1997年税后利润4065万元。因此，中体产业将这一“成功案例”作为市场范本，但结局却是因此开始走向失败。
　　失败的原因很简单：在大多数城市，人们对健身广场热情不太高，巨额投入的回报期远高于预期，这意味着，沈阳的案例难以复制。
　　事实上，在短暂的辉煌后，夏宫项目也倒下了。日，夏宫第一次停业，其后再度开业停业，最终于2009年初爆破拆除。
　　中体产业不得不快速转身，在对外的宣传中，健身广场项目由原来的“一起上马”改为“成熟一个、开发一个”，最终被彻底搁置。
　　与此同时，在1998年完工的中空吹塑座椅项目也业绩平平。
　　承办体育赛事无果而终
　　中体产业对商业体育比赛项目的美好预期，也是意料外的故事结局。
　　一位中体产业内部人士说，在成立之初，中体产业曾希望，通过组织承办体育商业赛事，拉动公司业绩，推进体育运动项目产业化。
　　他们的计划是，邀请国外著名职业足球队分别与中国国家队和国内甲级队举行足球比赛，邀请两支美国NBA球队访华，分别在国内4到5个大城市与中国国家队进行表演赛，邀请数支世界一流强队，在全国部分城市进行国际男、女排球邀请赛。
　　以上赛事，都计划在1998年内完成，计划投资3858万元，预计业务收入6330万元，实现利润2076.5万元。
　　“在此基础上，向更多比赛类别、更多赛事项目延伸。”这位内部人士说。
　　然而，1998年一年过去了，这些赛事不见踪影。“中体产业拿不到赛事资源。”一位接近体育总局的知情人士透露，在体育总局内部，各类赛事其实是各个体育中心的“自留地”，很多中心都是几块牌子一套人马，既是体育中心，又是行业协会，下面主管的各个行业中，也往往挂着自己的企业，主要官员同时兼任企业负责人，体育赛事、活动从申办到经营，不少是各体育中心“内部消化”。
　　对各体育中心来说，虽然中体产业的负责人由体育总局派驻的正局级官员担任，但它只是总局下属机构成立的子公司。“大家把得很紧，赚钱的赛事自己做，办不下去亏损了才找中体产业。”这位人士说。
　　成立前，中体产业就已拿到了足球、篮球、排球协会三类商业赛事的特许承办权，但由于足球、NBA、国际排球赛事，是炙手可热、可确保盈利的资源，中体产业很难沾手。
　　中体产业另寻他途。“我们开始尝试拿下体育赛事的转播权。”中体产业内部人士说，与国外体育赛事转播都是电视台向主办方付转播费不同，国内一般都是主办方要向电视台付费，只有少量关注率特别高的项目才能获得少量转播费，如果中体产业在转播环节“拿下一个阵地”，无论对公司盈利，还是推动体育比赛电视转播，都有重要意义。
　　1999年，中体产业计划投入3000万元，与教育电视台合资成立公司，由教育电视台转播甲A足球联赛等赛事，合资公司操作代理广告事宜，但此举遭到央视、广电总局的反对，不得不放弃。其后，中体产业再度计划拿下世界杯转播权，也因央视反对而流产。
　　2000年底，中体产业再次计划，以8000万元拿下西北五省——山西、陕西、甘肃、青海、新疆的体育电脑彩票销售，但因国家体育总局体彩中心主任易人，项目胎死腹中。
　　“在那个时期，一些高管曾经为项目的困境潸然泪下。”一位中体产业的内部人士说，在上市两年的体育产业化尝试中，无论是健身、赛事还是广告，无论是实业还是资源运作，无论是体育总局内部还是其他部门，中体产业不断碰壁，这成为他们最终放弃体育主业的根本原因。
　　主业变脸房地产
　　中体产业最终以房地产项目自救。
　　中体产业前总裁吴振绵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1998年，中体产业上市共募集资金2.5亿元，其中1亿元投入了西安健身广场项目，8000万元投入了太原健身广场项目，电视转播项目投入了2000万元，都全军覆没了，“健身广场后来土地升值，财务上没有亏损，但项目本身却是失败了。”
　　剩下的5000万元，中体产业投进了房地产。
　　1999年，中体产业和广东金业集团共同开发广州奥林匹克花园。这一项目获得了极大成功，岌岌可危的中体产业由此盘活。
　　资料显示，在1999年，中体产业下属的四大子公司中，合作公司实现利润344万元，航服公司253万元，中体广告102万元，成滑机厂217万元，利润总和共916万元，而广州奥林匹克花园的利润却近5000万元，“总局都不相信。”
　　中体产业自此全面转向房地产市场。
　　2000年9月，中体产业成功配股，募集资金2.62亿人民币，“全部砸进了房产”。随即，上海奥林匹克花园、广州奥林匹克花园二期、广州南国奥林匹克花园、北京奥林匹克花园等房产项目相继开工。
　　各地的奥体花园项目给中体产业带来了满意回报，并成为中体产业此后多年真正的主营业务和收入来源。
　　目前，中体产业在全国开发的奥林匹克花园项目已达60多个。
　　吴振绵回忆说，中体产业最艰苦的时间是1998年到2001年，其后随着房地产市场的升温，中体产业的业绩开始一路高涨。
　　根据中体产业财报，2007年，房产收入达到14.81亿元，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的77.94%；2008年房产收入8.69亿元，占65.42%；2009年房产收入7.27亿元，占75.32%；2010年上半年，这一比例继续增长至80.58%。
　　互利互惠
　　“奥林匹克花园是中体产业的一个特有品牌，老百姓都冲着这个品牌来买房子。”王奇介绍，在奥林匹克花园，居民可以享有各种体育设施，另一方面也可为退役运动员提供就业机会。
　　在中体产业内部，这一模式被称为“体育复合产业”。中体产业提倡“运动就在家门口”的理念，以房产建设带动小区的体育建设。
　　王奇也不否认，“奥林匹克花园”的品牌，更容易获得土地。中体运用这种模式，在全国到处“圈地”。
　　“体育不赚钱，都是拿竞赛说事。”一位中体内部人士透露，对于体育比赛、体育文化活动，地方政府很欢迎。我们把一些高水平的赛事和好的场馆运营理念输送给地方政府，他们就相应给土地回报。
　　虽然中体产业内部人士认为，公司在国家体育总局没有拿到“显性资源”，但奥林匹克花园品牌这样的“隐性资源”，让中体产业相对房地产同行具有更高的起点。
　　在外界，中体产业更一度被视作“体总安老院”，从魏纪中、王俊生到谢亚龙，历任的中体产业一把手都是体育总局官员接任，而且王俊生和谢亚龙接掌中体产业后都获得了超过100万的年薪，远高于此前在体育总局及行业协会任职时的收入。除此之外，大量的中体产业高管，也都是由在职或离休的体育总局官员出任或兼任。
　　在业内，甚至有一句戏称：“要想发展去国球(指乒乓球、羽毛球)，要想挣钱上中体，要想倒霉到足协。”
　　在中体产业员工眼里，公司为体育总局做的贡献也并不少。
　　“中体产业上市时，资产9500多万元，通过12年的努力，中体产业的市值已经超过100亿元，体育总局已经收回了超过10亿元的现金，现在还有超过20%的股份，市值超过20个亿。”一位中体产业员工说，通过减持中体产业股票，体育总局获得了数亿现金，而按照股份比例，每年中体产业也会向股东分红，其中体育总局下属几家机构每年都能拿到一笔。
　　资料显示，中体产业2006年分红1775.5万元，2008年终分红7305万元，2009年终分红5223.1万元，“2008年效益不错，当年的分红也最多”。
　　股权变换
　　有消息说，由于主业与体育产业渐行渐远，体育总局曾一度设想将中体产业剥离出去。
　　中体产业内部人士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2005年，由于当时公司经营不是很理想，体育产业化也没有实际进展，体育总局有意出售上市公司。不过在记者向中体产业董秘办人士求证这一说法时，对方表示“没有这种事”。
　　信息显示，当年原定投资2500万元与TOM.COM公司合资成立体育传媒公司的项目，因政策因素等原因未能按计划开展。上海浦东奥林匹克花园项目也因上海市政府土地出让政策发生变动，致使开发建设此项目无法按合同继续履行，不得不终止投资。
　　当年4月，基金管理中心将其持有的国家法人股3820万股转让给金保利亚洲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保利)，基金管理中心股份也由40.14%降低到25.08%。
　　金保利实际控制人为香港商人洪祖杭，洪亦是体育界名人，曾任南华体育会主席、福建体育会会长、香港足球总会董事会董事、香港康体发展局董事局董事等职。据接近洪祖杭的人士说，他与体育总局有良好关系，可能是其接手中体产业股权的原因，但洪祖杭对控股中体产业却没有太大兴趣。
　　此后数年中，在持有限售股解禁后，金保利都在第一时间将其全数抛尽。在此过程中，通过分红和抛售股票，金保利1.4亿元的成本最终收益接近10倍。
　　2006年，夏宫项目终结后，沈阳房产实业有限公司持有的中体产业股份拍卖，被人称“法人股大王”的刘益谦拍下。
　　2006年10月，刘益谦通过控制的富邦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新理益集团有限公司、北京美华恒润科贸有限公司以及上海汉晟信投资有限公司，拍卖获得中体产业22.2%股权，超过金保利，成为中体产业第二大股东。
　　据中体产业内部人士透露，刘益谦入股后，一度有控股中体产业的打算，但考虑到体育总局失去控股权后，中体产业的“身份”要发生变化，公司体育地产项目也将受到发展限制。“奥林匹克花园的品牌不能随便乱用，而放弃奥林匹克品牌，中体的地产将没有多大的市场竞争优势。”
　　刘益谦最终放弃控股设想，效法金保利售股套利。
　　2008年，在股票全流通后，刘益谦将手中的中体产业股票悉数抛售，赚11亿元。
　　再融资方案流产
　　眼下，随着国家对房地产行业的宏观调控，中体产业陷入了发展困局。
　　业内人士透露，中体产业的土地储备一直不足，由于政策的收紧，新的开发土地平添变数。
　　“储备项目很少，目前公开的只有大连项目和盐城的项目，其他的还在谈。”消息人士说，日，中体产业携手万通签署了合作开发三亚奥林匹克国际村的协议。按当时估值，中体万通联合体可以单价60万元/亩，获得这个2200亩规模的项目，如今该区域土地的价格已升至400万元/亩，但项目土地至今尚未落实。
　　与此同时，中体产业的资金链条也日渐紧张。
　　2009年，中体产业的银行贷款史无前例地由年初的1.5亿元，增加到年底的2.91亿元。同年11月，中体产业决定向刘益谦以及嘉兴市中辰建设管理有限公司定向发行1.6亿股，计划募集资金11.3亿元，用于收购及开发多个项目，并补充流动资金，但增发议案一再拖延，最终无疾而终。
　　为支撑业绩，中体产业开始变卖资产。2010年6月，中体产业将子公司上海奥林匹克置业投资有限公司旗下的上海康都置业有限公司100%股权出售，作价7.365亿元，盈利2.2亿元。
　　近4年来，中体产业营业收入逐年下降，从2007年的19亿元下跌至2009年的9.6亿元。同时，房地产销售作为主营业务，收入从2007年的14.8亿元下降至2009年的7.2亿元。
　　“可以说，中体产业再一次走到了艰巨时刻。”一位中体产业内部人士说。
　　布局场馆“曲线救国”
　　面对房产业务的困局，2008年初，中体产业提出“向国际化、向文化体育产业转型”。
　　在此之前，中体产业就已经开始重新探路体育产业化，但未有突破性进展。
　　根据公开财报，截至2009年底，中体产业旗下共有9家合并报表的一级子公司，以及多家二级子公司，不过，在业务体系上，这些公司主要划分为三大集团：奥林匹克花园管理集团、健身集团(主要从事健身服务、咨询、连锁服务)、竞赛集团(主要从事开发承办各类体育赛事).
　　其中，奥林匹克花园管理集团赚钱，竞赛集团略有盈余，健身集团目前依然亏损。整个2009年，中体产业的体育赛事收入为2462万元，健身服务收入6503万元。
　　针对游离于主业的困境，吴振绵认为，中体产业回归体育产业化的一个契机在于场馆联盟。
　　“中国省会以上的城市都规划了体育场馆。300个地级市中，20%的体育场馆比较完善，30%有场馆但不完善，其他近一半城市还没有体育设施，但正在以每年10多个场馆的速度增加。”吴振绵说，对这些城市来说，最头疼的问题在于，场馆几乎得不到利用，有的场馆一年都举办不了一场比赛，“看台上的草都长很高。”
　　吴振绵说，从2008年底起，中体产业开始与地方政府和地方体育部门洽谈。中体产业提出，它与地方合作，由场馆联盟对场馆进行联合管理，中体产业保证每周举办一场活动。
　　据2009年报，目前，中体产业已经与首都体育馆、青岛体育中心、天河体育中心、成都体育中心、武汉体育中心、南京奥体中心、沈阳奥体中心体育场等7家国内重点场馆及中国体育场馆协会协商，基本达成发起成立中国体育场馆管理联盟初步共识。
　　“这个模式值得探索。”业内人士说，中体产业这一模式的意义在于，不但可以在场馆内开发商业服务区，增加盈利项目，而且可以通过掌控的场馆资源，节省比赛的场馆成本，甚至反向争取更多的竞赛项目资源，在各地巡回比赛，既盘活场馆，也获得更多的竞赛收入。
　　该人士说，在此之前，国内商业竞赛大多都还是“跟着项目走”。“如果中体产业的场馆形成规模，对竞赛主办方，尤其是国际比赛的主办方来说，也是有吸引力的。”
　　不过，也有人士表示，由于体育比赛相对复杂，除了体育场馆，还考验城市接待能力、交通、赛事组织能力等综合服务能力，而且赛事、活动的审批权也还在总局的各体育中心，中体产业能否实现“曲线救国”，未来还有变数。
　　目前，最为各界关注的是，新任董事长刘军会为中体产业的主业回归带来怎样的转机。
　　现年46岁的刘军，曾任国家体委办公厅助理调研员、国家体育总局办公厅调研员、对外联络司处长、体育器材装备中心副主任、北京奥组委市场开发部副部长，目前还担任国家体育总局体育器材装备中心副主任。2010年9月，谢亚龙落马后，时任中体产业副董事长兼总裁的刘军掌舵中体产业。“刘军处事沉稳，且在体育总局人脉关系不错，可能为中体产业撬动更多‘隐性资源’。”一位中体产业内部员工说。
　　赞助的江湖
　　到底是体育的市场化，还是体育主管部门的市场化？这是有人称为“举国金牌战略”下的一些市场开发的追问
　　“我明年才能回到北京，今年都在广州。”12月9日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说这句话的，是负责亚运会转播的广州亚运会转播公司总裁马国力。
　　此前，马国力先后担任过kbc6n电视台体育部主任、北京奥林匹克转播有限公司首席运营官。而他现在的本职工作是瑞士盈方体育传媒集团中国公司首席执行官，这个公司全权负责中国篮协的商业开发。
　　马国力个人职位的变换腾挪，也是中国体育资源市场化过程的一个映照。
　　篮球作为开展联赛职业化改革的先锋之一，现在被诟病为市场化的倒退。在市场化和非市场化的徘徊中，篮球的赞助资源逐渐被释放开发出来。而这些资源正是由国家体育总局下属的中国篮协负责统一管理和授权开发的。
　　为此有人说，体育的“举国体制”，在实施层面实际上是“国家体育总局体制”，体育总局通过控制体育资源来获得经营性资源。眼下，最大的资源就是卖赞助。按照“没有不赚钱的专业协会”金牌注意力资源开发逻辑，这已渐次成为一个巨大的商业资源宝藏。
　　到底是体育的市场化，还是体育主管部门的市场化？这是有人称为“举国金牌战略”下的一些市场开发的追问。
　　篮协江湖内外
　　12月10日，赛季CBA联赛开幕。17支参赛队伍的服装，都是同一个体育品牌——安踏。这是延续了数年的赞助，安踏是CBA联赛的主赞助商。除此之外，各个俱乐部队的每一件比赛服靠近肩膀的位置，还多了一个UPS(快递品牌)的商业标识。
　　“你就看比赛服上有多少个小块，每个小块都意味着赞助费。”中体产业竞赛集团副总裁王奇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这是企业赞助球队的一种惯常模式。比如中国乒乓球队，“长虹赞助乒乓球队的一个胸前标牌，一年就是5000万。”现在中国乒乓球队的胸前有三块这样的商业标牌。
　　对体育总局下的各个运动中心而言，金牌是最重要的吸纳资金的资源，“其实最大的资源是国家队，只要有金牌就会有关注度，也就有了可卖的赞助资源。”王奇说。
　　相对冷门的项目，赞助的营收也不太困难。比如皮划艇，“我觉得一年吸收1000万也不成问题。”王奇说，北京奥运会时水上运动中心的赞助商是燕京啤酒，其中在合同中就有这么一项：如果拿了金牌，一块金牌奖励100万。
　　而对于职业化较早的篮球界，赞助资源可以花开几朵，除去国家队之外，篮协的赞助资源还包括对CBA联赛的赞助以及球星个人的赞助。
　　日，时任体育总局篮球运动管理中心主任李元伟发表了著名的“东莞讲话”，开始提出对联赛的结构以及商业开发的一揽子改革。
　　“暗标”？
　　匹克体育用品公司公关部负责人侯立东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如果CBA联赛赞助到期后，再进行招标，匹克还将继续参与。”他这句话的背后，是6年前的一次赞助失手。
　　2004年CBA联赛的主赞助商发生更迭。据匹克董事会主席许景南回忆，匹克与篮协签订了两年的赞助合同，包括了从2003赛季开始的两个赛季。但在第一个赛季结束之后，篮协提出赞助费用翻倍，也就是在第一年400万的基础上，提高一倍第二年达到800万元。
　　“谈判中我们也作了让步，提出提高到600万元，但是与篮协最终没有达成一致。”许景南说。最终的结果是匹克没有续约，在许景南的印象里，CBA联赛的招标是“暗标”。
　　此后安踏与中国篮协签订了一份长期合同，一直持续至今。对于到底是不是“暗标”，历史亲历者李元伟没有给出一个确定的说法。
　　“国内的篮球赞助资源就这么多，所以大家都是挤破了头去争。”侯立东说。
　　但早期不是这样。不同于中国强势运动项目在洲际赛事上获得金牌所带来的资源吸引力，由政府资源派生的体育资源经营的关注度并不稳定，这也就造成了其赞助资源的不稳定。
　　李元伟将出现这些问题的原因归结为，联赛的产权结构不清，投资主体地位不明确，缺乏对投资方市场收益的激励机制；联赛有关各方没有形成利益共同体，联赛缺乏品牌管理与运作的战略；商务运作方式陈旧，缺少专业化的运作机构和高素质的专业人才；俱乐部盈利困难，赞助商缺乏忠诚度并不断流失等。
　　一位当年在篮协工作过的员工回忆说，当年的篮球联赛几乎年年招商，后来逐步职业化后，篮球招商渐渐有了很大的起色，成为了大家争夺的核心赞助资源。
　　在2004年、2005年前后，一些国际品牌陆续推出了赞助篮球联赛。
　　也就是在2004年，安踏开始作为CBA联赛的主赞助商，包括了对17支俱乐部的装备赞助，以及对裁判服装等一揽子联赛参与人员的赞助。
　　在赞助市场逐渐火爆起来后，各个运动中心基本都成了一个下属实体公司，负责市场开发方面的事务，直接对接赞助企业。
　　篮协的“近亲”
　　在中国篮球协会的市场开发格局中，有这样几个公司围绕其间：瑞士盈方公司、中篮公司以及巴斯格博公司等。
　　眼下全面负责市场开发的公司是盈方公司。2005年5月瑞士盈方与中国篮协签定合作方案，成为CBA联赛商业推广伙伴。这家纯市场化的体育运营公司，负责开发的项目包括了CBA联赛、WCBA(女子职业篮球赛)，以及国家队的推广等，“由盈方公司来主导市场开发，其他的公司可能就是做一些补缺的服务业务。”王奇说。
　　盈方中国的掌门人是原kbc6n电视台体育部主任、CCTV-5的创始人马国力。
　　“外界都认为中国篮球的市场开发是‘盈方中国’在经营，实际上外界可能不是很清楚，我们是与中篮公司成立了一个合资公司‘中篮盈方’。”马国力透露，这个公司按照股权50:50成立，董事长由中篮公司出任，经营人员基本都是盈方的管理人员。
　　中篮公司是中国篮球协会的一个下属实体，“篮协在中篮有股份，在巴斯格博没有，但是这些下属经营性公司都或多或少与相应的运动中心有着‘近亲’关系。”王奇说。
　　盈方从2005年开始经营中国篮球市场开发，直到去年还未盈利，但这并不影响中国篮协每年的收入。“盈方跟篮协签的是一个保底合同，打比方说，一年付给篮协一个亿，如何经营，篮协不管。”马国力说。
　　马国力透露，瑞士盈方总部从盈方进入中国开始，一共投入了3000万美元，这是以盈方内部贷款的方式投到盈方中国的，“从去年开始收支才基本持平，预计今年可以实现盈利。”
　　对于CBA联赛而言，其实还有一块是电视转播权。“现在来看，是篮协给央视付出转播费的，但是不会太多，因为没有竞争。”马国力说。
　　在篮球国家队明星队员的赞助方面，“和在美国打球，都有自己的经纪人，跟我们这边没有太多的关系。我们现在主要的经营权益是国家队队员的肖像权。”马国力表示。
　　伴随着体育资源的全面商业开发兴起，中国体育界的商业开发思路也开始发生了一个系统化的变化，“打包开发”的思路开始成型。
　　曝光率最大的赞助
　　亚运会刚刚结束，安踏被人称为此次运动会曝光率最高的赞助商。
　　这其中就涉及到了运动员的“穿衣格局”。服装赞助领域主要有以下几类：第一类是领奖服、场边服、候场服；第二是竞赛服和训练服；第三类是礼仪服装。
　　安踏签署的合同，实际上是锁定了“三装之王”——“领奖装备”，以及一个官方称谓“中国奥委会及中国体育代表团合作伙伴”。这是中国奥委会企业赞助合作的最高层次，其设立的第二和第三层次分别是“中国体育代表团赞助商”和“中国体育代表团供应商”。
　　可以拿来作为历史映照的是北京奥运会。中国代表团的领奖服是阿迪达斯，各竞赛队在比赛时穿的是自己的赞助服装。最常见的一个场景是，比赛时穿耐克或者李宁，而到了场边或者在获得奖牌后需要紧急换上阿迪达斯服装，对于频频夺牌的中国代表团而言，这当然是最集中的“曝光时刻”。
　　安踏对中国奥委会的赞助就囊括了2010年冬奥会、2010年亚运会、2012年的伦敦奥运会等11项世界性和区域性的比赛的“中国体育代表团”的顶级赞助权益。这被很多人称为一场豪赌。历史的影子并不远，曾经有一家叫格威特的企业拿了大规模赞助后企业陷入困境，因为这样的顶级赞助权益对于一家民营企业来说，是一个巨额数字。
　　安踏未公布这个数字。但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中国奥委会副主席王钧曾说，这个数字是历史上所有单项市场开发最高标的额的三到四倍都不止，按照单项市场开发最高数字过亿元计算，这个数字应该是数亿元。
　　“采用这种公开、公正、透明的原则来招标，这是第一遭。”与此对照的是，“此前的赞助基本上谈之前就知道是谁了。”安踏副总裁张涛说，这一次招标并不是采取简单的“价高者得”的原则，而是一个权重体系，赞助报价和财务安排只占到权重的50%，其外，产品质量和服务能力占到15%，应征企业形象占8%，市场营销方案、应征企业对体育作出的贡献分别为13%和10%。
　　在此标2008年5月开始征集的时候，应征者聚集了国内国外一线、二线的主要体育厂商体育品牌，几乎所有对竞技运动关注的企业都参与到其中。与此前的各层次赞助招商不同，这一次的招标采取了严格的评审措施，评委是从国家体育总局各个管理中心，以及局机关中选出二十八九位处司级以上干部作为有资格的评委候选人，然后聚到一个地方封闭，现场随机抽出9位评委，再进行封闭式打分，不允许出去、也不允许携带通信设备，一天之内评出。
　　但外界还是有不少人说安踏获标是因为政府关系做得好。全程参与了竞标过程的张涛说，“两三个月的时间就会将政府关系做得很好吗？如果政府关系做得好，钱出得少拿到才对，按这种观点看来是一个悖论。”
　　“现在来看，大规模的市场赞助开发是北京奥运后的一笔遗产。奥运会后，中国奥委会也好，各个体育运动中心也好，都跟国际奥组委学了很多市场开发的经验，做大了整个中国体育赞助的盘子。”王奇说。
　　把体育还给社会
　　直到现在，我们仍然没有弄懂“体育”这个词的含义是什么，又盲目提出了一个体育产业的概念，而且攀龙附凤地添上许多相关不相关的经济数值
　　文/颜强
　　中国究竟有没有体育产业(sport industry)？
　　要谈体育产业，首先要从“体育”的基本概念说起。“体育”这个词，是从英文的sport翻译过来的。那么sport是什么呢？Sport一词来自古法语的desport，原意更接近于“休闲娱乐”，leisure。将sport翻译成中文，我们得到了“体育”这样一个词。
　　或许从最初的翻译开始，我们就曲解了sport的本意。用“体”和“育”两个字组合而成，概括这样一种社会生活形态，表现出典型的中国功用哲学观。
　　然而，sport从来都没有将精神与肉体区分的意思，相反，从雅典古奥林匹克遗址，到英国公校的sport传统，再到顾拜旦的奥林匹克价值观，都是通过参与肢体竞技，以实现精神和肉体的更高结合。而我们在接受这样一种完全西方化的文化概念时，一开始就将精神和肉体割裂了，甚至出现了“四肢发达、头脑简单”这样的歧视性语汇。
　　在中国，体育被等同于“更高更快更强”。“更高更快更强”确实是竞技体育的一种体现，但绝不是体育精神的全部。顾拜旦的奥林匹克五大价值观——自尊自律、尊重规则、尊重他人、公平竞争和通过参与运动获得的自身满足感，没有一条是“更高更快更强”的胜利主义追求，也无意通过sport来提升国与族的诉求。这五条只说明了一个事实，那就是sport关乎个体，关乎每一个个体在参与sport当中获得的自身提升。
　　因此，sport的真谛，不是成堆的金牌，而是关乎每个个体身心健康的行为方式。只有将竞技体育和群众体育不再完全区分对待，淡化金牌和功利主义、精英主义的诉求，体育才能恢复其原貌。
　　曲解了sport的原义，就很难界定和区分体育产业，更不可能为其发展开辟出真正的道路。
　　在中国，“体育产业”这个概念的诞生，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对于美国经济分析的热衷。因为美国是全世界最先把体育产业划分出来的国家，同时也是一个体育经济最发达、市场最广博、系统最完善的国家。
　　中国是上世纪90年代才提出体育产业这个概念的。当得知早在1980年代美国的体育产业就占其GDP的1%时，国人恍然大悟，原来，国民经济中还有这样一个组成部分？原来，每天跑步打球游泳，也能纳入到宏伟壮丽的GDP中！
　　然而，经过很多年的探索，中国的体育产业还只停留在好高骛远的经济概念游戏上。中国有体育竞技、无体育传统；有众多的体育品牌，无深厚的体育文化；有潜力巨大的体育市场，无架构井然的体育产业。体育对我们来说，仍然是一种隔靴搔痒的舶来文化。我们作为一个民族，在还没有真正全面、准确地接受sport这个概念时，就急不可待地将它工具化、政治化了。
　　直到现在，我们仍然没有弄懂体育是什么，又盲目提出一个体育产业的概念，而且攀龙附凤地添上许多相关不相关的经济数值，得出的只能是一个似是而非的庞然怪物。
　　因此，要推动体育产业在中国的发展，真正的原动力，应该是整个社会的广泛需求。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体育事业在中国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但从整体上说仍然秉持以取得金牌的竞技体育为导向，以精英体育诉求为目标。在这样的观念指导下，体育产业只能舍本逐末。由此诞生出来的一些体育品牌，也都是围绕狭隘的竞技体育，也只能集中在几个极其有限的体育传播平台上。“这一刻，看中国”这句广告词，就高度概括了中国体育文化的缺失。
　　因此，体育产业在中国真正的发展，应该取决于整个社会的体育参与程度。当跑步的人更多了，打球的人更多了，看体育赛事和体育电视节目的人更多了，对各种体育产品以及服务的要求更高了的时候，体育产业发展的空间才会更大。
　　政府作为社会引导主体，应该从这样的方向入手，去推动体育产业的发展。也只有把体育还给社会、还给人民，才能真正带来体育产业的秩序化，带来体育产业的未来繁荣。
　　(作者为体坛周报社副社长)
　　中国有体育竞技、无体育传统；有众多的体育品牌，无深厚的体育文化；有潜力巨大的体育市场，无架构井然的体育产业。体育对我们来说，仍然是一种隔靴搔痒的舶来文化。我们作为一个民族，在还没有真正全面、准确地接受sport这个概念时，就急不可待地将它工具化、政治化了
　　中国体育再反思
　　中国之体育，已经和教育完全脱钩；已经和健康成为截然不同的两个概念；已经和国民体质成为八杆子打不着的两回事。体育，在中国已经成为竞技体育的特指物，其成果只与奥运和世界大赛的金牌数挂钩
　　文/杨明
　　在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的进程中，体育界的体制改革步伐显得滞后与迟缓。高度的资源垄断、独特的政绩衡量标准，一班人马几块牌子的管办不分、政事企混淆等现状，在打造出竞技体育持续辉煌的同时，也滋生出严重的腐败和诸多受到质疑的负面效应。随着时代的发展、纳税*河蟹*利的觉醒，呼吁中国体育体制改革的理智声音开始萌发，人们开始思考只以金牌为轴心的中国竞技体育价值体系，是否还应沿着历史的惯性继续延伸。
　　体育，这本该定位于“增强人民体质”、属于国民生活方式一部分的身体健康游戏，在经过一段特殊历史时期的功能性定位后，目前，依然在许多人心目中迷失着本来面目。中国之体育，已经和教育完全脱钩；已经和健康成为截然不同的两个概念；已经和国民体质成为八杆子打不着的两回事。体育，在中国已经成为竞技体育的特指物，其成果只与奥运和世界大赛的金牌数挂钩，这是一批体育官员的认定。
　　自从1995年，国家体育主管部门把体育拆分成“奥运争光计划”和“全民健身计划”后，竞技体育和全民健身在理论的天平上实现着对等平衡，但遗憾的是，人们看到的现实情况是：人力资源和财政资源明显向前者倾斜，金牌成为一些争光者的吸金器，竞技体育似乎成了中国体育的代名词。
　　当金牌数量成为中国体育强盛的唯一衡量标准后，当金牌等同于强国符号，成为点燃爱国激情的神圣火炬时，不少老百姓逐渐接受了一个被扭曲的理念：体育是用来欣赏的，和我们的生活无关，和我们的教育无关，和孩子的健康无关。于是，20年来，被肢解的体育成为了大众在电视机里的茶余饭后的消遣；于是，体育远离了大众，成为少数精英们拼争金牌的专属领地。
　　广州亚运会上，我的一篇小文质疑了金牌至上，讽刺了金牌强国和体质弱国的畸形现象，不料想的是，引发了一场大争论。
　　虽然北京奥运会后，也有学者质疑过中国体育体制，可一些体育官员们对此无动于衷的理由相当自信。
　　但有种理智的声音认为，举国体制和金牌争光这两块“金字招牌”的内容近几年来在中国竞技体坛上已经有被置换成“水货”之嫌；更有批评者认为，这两杆大旗被利益集团偷换概念后，蒙蔽了一些领导，给金牌GDP主义罩上了一层虎皮，以此来吓退质疑者的批评。
　　支持这种观点的人摆了如下论据：
　　1、举国体制是“举全国之力集中办大事”。由政府出资，利用一定的人力、物力、财力，达到特定目标。先甄定一下什么叫大事？世界大赛夺金是大事吗？也许，20年前算大事，但现在，和经济发展、改善民生、加强科技军事实力、增强国民体质相比，哪一个恐怕都比世界大赛夺金牌事大过N倍。
　　2、中国的“两弹一星”、飞船上天，采用的是举国体制，应该划算；但耗费巨大政府资金，20年培养出几百个奥运冠军和世界冠军，却可能是以牺牲上千倍夭折人才为代价，这种培养人的方式也该举国体制吗？当年，中国的“两弹”功勋们每人奖金才分了10元人民币，我们的科学家和宇航员奖金远没有奥运冠军的零头多，一块奥运金牌7亿人民币的成本，而2004年美国雅典奥运会34枚金牌总共才花了7亿人民币，我们真的需要为金牌花费如此高的成本吗？价值和投资可能太不成比例了。
　　3、对于政府来说，全民健康显然是大事，应该采用举国体制去抓，显然体育部门要抓好全民健身这个大事。
　　存在了许多年的东西在失去前是会造成恐惧的，比如：应试教育。大概经过若干年后，当我们看到孩子们身体健康了，快乐了，出息了，我们才会发现，以前怎么就那么傻呢！
好长啊，实在看不下去。
好帖~赞一个！
其实大家所看到的“市场化”只是总局或项目中心领导所理解的“市场化”，而非科学的市场化体制。
所谓管办分离，顾名思义就是办赛者和监管者分离，其核心就是权力的重新分配。但是每次制定管办分离方案的都是足管中心、篮管中心，指望他们把自己的权力分散给其他的主体，是不可能的事情。
足、篮管中心 始终面临着权力过于集中，缺乏有效监管，决策过程缺乏科学的程序保证，政绩诉求与体育产业的长远的、大局的需要不一致的情况。
中国篮球协会负责管理我国篮球运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赋予的法定职能和权利。但今天的中国篮协早已是徒有虚名，实质上被在体育法上既无地位也无授权的国家体育总局篮球运动管理中心取而代之。 个人认为理想的权力结构和相互关系是这样的 篮协是非盈利性的非政府组织，地方篮协通过为学校、社区、商业比赛提供服务收取一些费用，维持运转，例如业余球员的注册，业余裁判、教练的培训，业余比赛的组织等等。 而中国篮协日常工作主要是组织和管理各级国家队，协调各地方篮协的工作，监督联赛的运营等等。 各地篮协、各军区篮协、各俱乐部代表、各体育局篮球项目负责人，在四年一次的篮协代表大会上投票选出篮协的执行委员会，由执行委员会提出CBA联赛制度等方案，通过代表大会讨论修改最后表决。以后每四年一次，对过去出现的重大问题进行总结，对制度进行改革或完善。而四年期间的日常管理和小的规则调整，则由执行委员会负责或讨论并投票决定。 篮管中心则作为联赛和篮协工作的监管者，出现纠纷时仲裁者、协调者，不能越俎代庖的去代替篮协和CBA经营者决定重大事项。
体育在国内是被包装成一项政绩来宣传，用来证明这个体制的优越性，而体育的市场化，更多成了体育权力单位，权钱交易-与民争利的手段
引用3楼 @ 发表的:
中国篮球协会负责管理我国篮球运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赋予的法定职能和权利。但今天的中国篮协早已是徒有虚名，实质上被在体育法上既无地位也无授权的国家体育总局篮球运动管理中心取而代之。 个人认为理想的权力结构和相互关系是这样的 篮协是非盈利性的非政府组织，地方篮协通过为学校、社区、商业比赛提供服务收取一些费用，维持运转，例如业余球员的注册，业余裁判、教练的培训，业余比赛的组织等等。 而中国篮协日常工作主要是组织和管理各级国家队，协调各地方篮协的工作，监督联赛的运营等等。 各地篮协、各军区篮协、各俱乐部代表、各体育局篮球项目负责人，在四年一次的篮协代表大会上投票选出篮协的执行委员会，由执行委员会提出CBA联赛制度等方案，通过代表大会讨论修改最后表决。以后每四年一次，对过去出现的重大问题进行总结，对制度进行改革或完善。而四年期间的日常管理和小的规则调整，则由执行委员会负责或讨论并投票决定。 篮管中心则作为联赛和篮协工作的监管者，出现纠纷时仲裁者、协调者，不能越俎代庖的去代替篮协和CBA经营者决定重大事项。
美国那一套好遥远，在中国这个好像比5万亿的GDP还遥远，地方政府和各种职能部门几乎天天都是在想垄断更多资源，发更多财，真心想点事的人少之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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