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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我发过这贴，你信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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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兴趣而生，贴吧更懂你。或张闻天刘英
张闻天刘英
范文一：提起刘英，人们自然会联想到张闻天。这对夫妻，长期以来就一直受到人们的敬佩。因为无论是处于顺境（很少）还是逆境（长期），他们都相亲相爱，形影不离，感情始终不变。但同甘共苦、荣辱与共之类的形容词句，用到他们的身上却不尽合适。这不仅由于他们是一对患难夫妻，遇到的“甘”和“荣”很少，也不同享，更重要的还是他们的品德和性格具有自己的特色。从刘英方面来说，比较明显的可列举以下几点。不以夫荣，不计夫累。刘英结婚时，张闻天正处于事业的顶峰，担任党中央总书记，领导全党实现着重大的战略转变。她婚后还是照常上班，和颜悦色，平易近人，没有丝毫变化。“延安整风运动”开始了，张闻天政治生活大滑坡，“七大”后虽然仍为政治局委员，却只领导一个四五人的中央材料室。而刘英还是跟先前一样，见人有说有笑，好像张闻天地位的变化与她无关。有人说，张闻天到东北做地方工作和后来做外交工作，又是进入“顺境”。其实大谬不然。在东北他先做的是相当于现在地委的小省委书记，刘英任常委兼组织部长。至于外交，张闻天可说创下了社会主义国家中一个政治局委员出任大使和副部长这一空前绝后的特例，而且有时还要受违反常规和惯例的歧视。如刘少奇率团参加“苏共十九大”，团员中有时任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的饶漱石、陈毅、刘长胜等，却没有身为政治局委员的驻在国大使张闻天，连一些兄弟国家的人士都不理解。对于这种处境，刘英仍然泰然处之，安之若素。她的这种精神和风度，当时就深得人们的赞许。至于1959年后她受的连累就更不用提了。坚持独立工作，决不依赖丈夫。刘英生平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嗜工作如命。在同张闻天结婚后，她不但坚持工作，而且要保持一定的独立性，不做那种纯粹挂名的个人办公室主任之类的差事。有些人参加革命后嫁个首长，就一直当“太太”，实际上只享受不工作，丈夫去世后还享受其待遇。她对此颇不以为然。在同张闻天一起工作时，她也是坚持原则，公私分明。例如在外交部，张闻天任常务副部长，她当部长助理兼人事司长，但干部工作分工由另一副部长管。所以有关人事司管辖范围内的干部问题，她一般都是先找主管副部长研究后提交党组讨论决定，很少事先同张闻天商量，张闻天也不干涉，所以有时还出现党组会上他们两人意见不同发生争论的现象。在张闻天被平反后，她也绝不沾一点光。中央办公厅提出她是否再回到他们以前的院子住，她坦然拒绝，只求按对她这级干部的标准分一套公寓房子，不再享受张闻天生前的任何待遇。我有时还和她开玩笑，说刘英同志的待遇是70年不变，现在又恢复了中央苏区时的省部级。患难与共，相濡以沫。在丈夫身居高位时不沾一点光，在丈夫倒霉时又甘愿厮守一起，有难同当，这就是刘英大姐的人格力量所在。她和张闻天结婚40年，有一半时间是在歧视和屈辱中度过的。即使在这期间，她也并不消沉，仍然达观，相信乌云总会有一天散去。被剥夺工作权利固然是她最大的痛苦，但她想得开，没有工作，就全力照顾丈夫，使张闻天能够读书和研究，探索中国的发展道路。在流放广东肇庆后，她真成了多面手，不但要买菜、做饭、誊抄文稿，还要冒着严寒和酷暑在门外放哨，看到监视人员来，就以咳嗽为号让张闻天将文稿藏起。谈到她后来戴上眼镜，她说就是烧饭用的柴湿，被烟熏坏了。张闻天对她也是关怀备至，怕她出去买菜在泥泞的道路上摔跤，还特意找了根树枝给她作拐棍。两人就是这样互相照顾，互相扶持，度过了那段灾难的日日夜夜。什么叫“相濡以沫”，看看张闻天和刘英的“文革”岁月。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刘英，就没有张闻天的“肇庆文稿”，甚至晚年的生活都成了问题。在张闻天死后，又是刘英设法保存了他的遗稿和各种资料，还全力支持、帮助张闻天的研究和《张闻天选集》及其他有关书籍的出版。所以在张闻天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中，也包含着刘英大姐的重要贡献。（摘自世界知识出版社《何方谈史忆人》 作者：何方）原文地址：提起刘英，人们自然会联想到张闻天。这对夫妻，长期以来就一直受到人们的敬佩。因为无论是处于顺境（很少）还是逆境（长期），他们都相亲相爱，形影不离，感情始终不变。但同甘共苦、荣辱与共之类的形容词句，用到他们的身上却不尽合适。这不仅由于他们是一对患难夫妻，遇到的“甘”和“荣”很少，也不同享，更重要的还是他们的品德和性格具有自己的特色。从刘英方面来说，比较明显的可列举以下几点。不以夫荣，不计夫累。刘英结婚时，张闻天正处于事业的顶峰，担任党中央总书记，领导全党实现着重大的战略转变。她婚后还是照常上班，和颜悦色，平易近人，没有丝毫变化。“延安整风运动”开始了，张闻天政治生活大滑坡，“七大”后虽然仍为政治局委员，却只领导一个四五人的中央材料室。而刘英还是跟先前一样，见人有说有笑，好像张闻天地位的变化与她无关。有人说，张闻天到东北做地方工作和后来做外交工作，又是进入“顺境”。其实大谬不然。在东北他先做的是相当于现在地委的小省委书记，刘英任常委兼组织部长。至于外交，张闻天可说创下了社会主义国家中一个政治局委员出任大使和副部长这一空前绝后的特例，而且有时还要受违反常规和惯例的歧视。如刘少奇率团参加“苏共十九大”，团员中有时任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的饶漱石、陈毅、刘长胜等，却没有身为政治局委员的驻在国大使张闻天，连一些兄弟国家的人士都不理解。对于这种处境，刘英仍然泰然处之，安之若素。她的这种精神和风度，当时就深得人们的赞许。至于1959年后她受的连累就更不用提了。坚持独立工作，决不依赖丈夫。刘英生平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嗜工作如命。在同张闻天结婚后，她不但坚持工作，而且要保持一定的独立性，不做那种纯粹挂名的个人办公室主任之类的差事。有些人参加革命后嫁个首长，就一直当“太太”，实际上只享受不工作，丈夫去世后还享受其待遇。她对此颇不以为然。在同张闻天一起工作时，她也是坚持原则，公私分明。例如在外交部，张闻天任常务副部长，她当部长助理兼人事司长，但干部工作分工由另一副部长管。所以有关人事司管辖范围内的干部问题，她一般都是先找主管副部长研究后提交党组讨论决定，很少事先同张闻天商量，张闻天也不干涉，所以有时还出现党组会上他们两人意见不同发生争论的现象。在张闻天被平反后，她也绝不沾一点光。中央办公厅提出她是否再回到他们以前的院子住，她坦然拒绝，只求按对她这级干部的标准分一套公寓房子，不再享受张闻天生前的任何待遇。我有时还和她开玩笑，说刘英同志的待遇是70年不变，现在又恢复了中央苏区时的省部级。患难与共，相濡以沫。在丈夫身居高位时不沾一点光，在丈夫倒霉时又甘愿厮守一起，有难同当，这就是刘英大姐的人格力量所在。她和张闻天结婚40年，有一半时间是在歧视和屈辱中度过的。即使在这期间，她也并不消沉，仍然达观，相信乌云总会有一天散去。被剥夺工作权利固然是她最大的痛苦，但她想得开，没有工作，就全力照顾丈夫，使张闻天能够读书和研究，探索中国的发展道路。在流放广东肇庆后，她真成了多面手，不但要买菜、做饭、誊抄文稿，还要冒着严寒和酷暑在门外放哨，看到监视人员来，就以咳嗽为号让张闻天将文稿藏起。谈到她后来戴上眼镜，她说就是烧饭用的柴湿，被烟熏坏了。张闻天对她也是关怀备至，怕她出去买菜在泥泞的道路上摔跤，还特意找了根树枝给她作拐棍。两人就是这样互相照顾，互相扶持，度过了那段灾难的日日夜夜。什么叫“相濡以沫”，看看张闻天和刘英的“文革”岁月。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刘英，就没有张闻天的“肇庆文稿”，甚至晚年的生活都成了问题。在张闻天死后，又是刘英设法保存了他的遗稿和各种资料，还全力支持、帮助张闻天的研究和《张闻天选集》及其他有关书籍的出版。所以在张闻天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中，也包含着刘英大姐的重要贡献。（摘自世界知识出版社《何方谈史忆人》 作者：何方）
范文二：张闻天故于居19859月年9日经上1海人市民府批准政为列级文物市护单位。保1899年，市文初管拨款对会张天闻居进故行面全修，修缮缮时全保完持故居原貌了，增了筑篱围笆墙，修了筑要必通的。道成为浦东难现得一的人个景文，上海市观青少年育基地。 教门票正面
张 闻塑像天闻张天居故引一是座有江南农村具色特一的正厢两砖木结房构的普民通宅，北坐南，有向正5间、两屋侧房各2间，在西厢厢房外另有用房4间，侧13共。中间是砖间铺井，前面有天木结构门。建亭筑面共积884平米，方占面积6地86平方。前有米菜、园绿树后，翠竹有河、，周沟围竹篱笆有，一等派园风田光。张闻　故居位于天东浦区新施湾乡三邓村家宅。张190年80月30日无阶产革级家和理论家命闻天在此诞生。故张居是一幢有浦具东农村传统风格一的两厢正瓦房的前面有，亭木俗，称“才亭秀”现，已除。拆张天幼闻时随父母住客堂百在面室卧西侧有书，房到，17岁去南京书读才离乡家以后还回家，居住次多。张闻是天中共产党早期国领导人一之1，952加入中年共国产党历任中共，央中传宣部长部、央政治局常中委、中央记处书书、记交外第部副一部。1长99年5庐山会在上受议错误批判，到
门反面票“文化革大”期间又命迫受害但仍，孜不倦孜事马从思主义经济理克论的究研。176年9月71日在无病锡逝1。990为纪年念9他诞0辰，修复故，居将卧、书室房客厅、厨房、恢原复，不状家具少是当还年旧物并开，“张辟天革命史闻陈迹列”室。陈列的23幅5片和26图6件物让实人怀张缅闻同志天波壮澜的阔生一受到，爱主国教育义。故　居年失修久地势，洼，损抵严坏重。9168年9月陈，云为居书额“故张天同闻志居故”。189年29，月海市上物文管理委员拨款会行全进面修，把维基填高地50分公，采用屋架体整吊的办升法按，原貌修复。　张闻天（
）张天闻同志中像国产无级革阶家、理论命家，名又洛甫、张之平张普等。民国、年毕业4南汇于县第高一等学小。民14年国入中加国产党共民，国42遵年义会议 外 面整体看被选上中为中央共政治局常，负总委责。国后任建中人民共华国驻苏和联大使、共中中委员央、治局政补候委及全员人民国代表大常会委员务会委等员。职15997月年被，错误批判后即从事，政经治济等方面学形容的作，197工6年月7日逝世。1晨我清们踏上了本的文化之次。旅我怀着们崇的心情敬来到东浦区机新场镇，观参张闻天了居。首先故映入眼帘是一处的古大朴的方田园建筑构结一下子，就给莫人的幽名静感，人让心情复平我。们观了张看天闻先生身平的介绍记片录，给人触感颇深自。幼好的张学先生留曾日学本、美国、联精苏三通外语国是中，国共产党极少的具有学留多经历国的领人导他。年时轻积极学习马克就思义思主，并积想投极身于国的民我主运中，是在国内动最早宣传马主列的义驱者之先。一闻张天其儿对要女严求，格令人最敬佩是的身他居要，职不用手中掌握从权的力为子谋女取私利，至今儿他女是普普通通仍百的姓在他病。之危际与，爱其人商由她定执立笔字下据将他，的存们全款部作最为一后笔费党给党。这些都生交地动显出一位示正的真共产人党勤的奋学，廉洁好自，律私奉献无的伟大范风是，值得们我后辈学习的。当们我仍深思着闻张天的伟大迹的事候时我，们已经到来孙中了山的故。居走大进一门两层幢楼欧式楼房的映了入们我眼的帘通，过史历料的记资载我们解了到孙中山是国外在留学生的，铸就其涯大博胸的怀胆识和所谓。行里路,千读卷书万。是就个道这路读书,可以培养个人的秉一,而性游历可以就铸个一的胸人与谋怀。略国现中在的荣繁强都包涵了这富么一辛段酸历史，的无革数命先，为驱祖江山国抛，颅头洒热。中血国共产一党开始十名几员，孙中山党主革命民的屡屡败，战命革如此艰是如此困险难。而先们不断驱模索究探革的命路道不，屈不挠斗争精的神们他毅力有、有勇、有气智慧值得我们学习是。zx的f.c在　化之旅的最后文我们，到了位于茂名来的路毛泽东故居。穿　气宇轩昂过的甲“秀里”门楼踏，青石上，路我似乎嗅到们历史气息的通过讲。员解的介绍我，了解们毛到东泽一生5曾多0来次海，其中，上1279之前年就10次曾过上海，因此在上海到少地方都保留不有毛东泽旧居的此处。是第他次9上来时居海的住地方，这不仅是里他住得长最的一，次也最是家富庭生活气的一次息。zx.m空中仿气因为历佛的史负而重得凝重和变穆肃我，们都怀追着思敬和之情仰仔，聆细了讲解听员当对年（194年2）毛席在主这间石老库房子门里如何工和作生的活景情用，去心体会去、品味一件展件品铭中刻光荣的辉煌。zx.f与nidatr.om.ccn茂名　路泽东旧毛不仅居是传宣爱主国义和革命统传教的基育，地是更处一向世人示展人家庭生活的伟窗。通口此过寻访次，我使们多更地解了泽东毛位二十世这纪人伟的方方面面。次这文的之化就在旅这样束结，我了们的心情仍然却久久不能静。平我们怀缅革命烈先的功伟丰，胜绩利实果来之不，更应珍易我们的惜现在展；未望祖来国前景的更加明光我期盼着我，的祖国们快速大，长大强大强再强大。让全国所有的贫县困日脱贫致富，早人人上过一富足、安逸个生活，的为建抅个一和又谐大的强国家努力。而
范文三：张闻天故居
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机场镇邓三村九村日，张闻天出生于南汇祝桥镇（现浦东新区机场镇）邓三村张家宅。张闻天故居是一座具有江南民居特色的民宅，一面正屋，两边厢房，砖木结构，坐北朝南。屋脊上有古代官吏形象的雕刻，显示房屋主人有较高的地位。正屋有五间，两侧厢房各两间，在西厢房外侧有杂用房四间，共十三间。这十三间分三次建成，先建正屋，后建厢房，再建杂房。故居中间是青砖铺地的天井，前面有木结构门亭，古称秀才亭，亭上有陈云同志题写的匾额，亭前有两块用绿篱笆围的菜地；屋后原为水流潺潺作响的宅河沟，沟边有翠竹、绿树，放有水车等农具。随着岁月变迁，宅河沟逐渐形成砚台状的小和沟，现称砚台沟。沟边是张闻天少年时代经常与小伙伴读书、玩耍的地方。正屋中间是客堂称孝友堂，是张氏族邀请至亲好友聚会议事之处。右侧是卧室，陈列着衫木大床、印花夏布蚊帐以及梳妆台、脚箱、开门厨等家具。这儿是张闻天出生和青少年时期生活的地方。书房里陈列有小木床、书桌、书架和笔墨纸砚等文具用品，这儿是张闻天少年时期读书的地方。故居建筑面积共488平方米，占地面积686平方米。张闻天是我党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理论家；他的光辉一生，无论是身居高位，还是庐山罢官、文革被禁，自始至终胸怀坦荡，公而忘私，忠于革命。他一生俭朴不为名利，他的儿子张虹生，在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几十年一直默默无闻；临终时张闻天把历年来积蓄的四万元全部交了党费，没有给子女留下分文。1979年，在张闻天含冤去世三年后，党中央为张闻天隆重举行了追悼会，邓小平代表中央作的悼词中对张闻天在中国历史上的功绩作出了充分肯定。1985年9月，上海市人民政府拨专款对张闻天故居进行了修缮，张闻天故居现被列为上海市旅游局推荐观光点。张闻天简介肇庆写成、又在无锡精心修改的文稿《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政治和经济》。8月27日，又发表了肇庆文稿中的《党内斗争要正确进行》。使全党共享他在文革”中创造的宝贵精神财富。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六十周年大会上，发表讲话，张闻天的名字被列入同毛泽东一起为中国革命的胜利、为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作出重要贡献的党的杰出领导人的行列，给了张闻天应有的历史地位。
范文四：张闻天：红色教授三让贤在中共党史上，张闻天曾在短期内当过党的总负责人（亦称总书记），遵义会议后三年多存在着“洛（张闻天当时笔名为洛甫）毛合作”的领导体制。不过这位被誉为“红色教授”的学者型人物，一向愿意钻研理论而不长于具体事务，曾三次主动“让贤”，被传为佳话。生平■他先后赴日本、美国、苏联探寻救国真理■他在庐山会议上对“大跃进”提出不同意见张闻天，1900年出生在江苏省南汇县的殷实农户家庭。原名“应皋”（也作“荫皋”），字“闻天”，取《诗经》中“鹤鸣于九皋，声闻于天”之意。他17岁时入南京河海工程专门学校。1919年，他参加了五四运动，随后在报刊上公开介绍《共产党宣言》中的“十条纲领”，可以说是在中国最早宣传马列主义的先驱者之一。同年，他在上海入留法勤工俭学预备科，翌年7月去日本东京学习，1922年夏又自费留美勤工俭学，一年多后回国。1925年6月初，张闻天在上海入党，10月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后入红色教授学院学习和工作。他取俄文名字“伊思美洛夫”，从此即用译音“洛夫”、“洛甫”为笔名。因他在理论研究上高于留苏的其他人，王明等教条主义者大力拉他，而张闻天因缺乏国内实际工作经验，一时也对他们的主张表示赞同。1931年初，他回到上海任中宣部部长，后任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委员会主席（相当于总理）等职。张闻天通过实践，认清了“左”的错误危害，在1935年的遵义会议上大力支持毛泽东领导红军。会上，张闻天被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随后又替代博古负总责，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三十年代末期以后，他主要分管党的宣传教育。延安整风时，他检查了过去的教条主义倾向，要求到实际工作中锻炼。1945年党的“七大”后，他仍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却主动到东北去，曾任东北局组织部长、省委书记。新中国成立后，他转入外交领域，历任中国驻苏大使、外交部第一副部长、“八大”的政治局候补委员。在1959年7月庐山会议上，由于他对“大跃进”提出不同意见，被错误地定为“反党集团”成员，撤职后任中科院哲社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文革”中遭极“左”势力迫害，他被监护审查并遣送到广东肇庆。因毛泽东对他还有过好的评语，晚年他在生活上得到些照顾。最后，他以张普（意思即普通人）的名字被安置在江苏无锡，日病逝。北京■懂日语，能用英语演讲，俄语水平也很高，党内人称“老教授”■胡乔木事先打电话劝他少讲一些，他还是忠言直谏，讲了三个小时■在七十年代初的下放劳动中，他写下批判“左”倾错误、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肇庆文稿”，代表了党内当时认识的最高水平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行动。中国共产党建党初期，因主要精力投入实际斗争，加之文字翻译有一定难度，在掌握马列主义理论方面还很不够。张闻天的可贵之处，在于他是党内为数极少的造诣很深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之一。张闻天的成长经历与党的第一代领导人有共同之处，即经历过五四运动的洗礼，由追求民主主义以救国救民，最后转向共产主义。不过，他还有特殊之处，即成长于中国传统文化底蕴深厚的苏南地区，又留学到过日、美、苏三国。他懂日语，能用英语演讲，俄语水平也很高，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只能众多中国革命学生中，确实是凤毛麟角，于是和王稼祥等人被推选进入苏联最后理论学府———红色教授学院深造。因他沉着、风雅、有学识，党内很多人都称他“老教授”。张闻天因理论学习成绩优异而受到共产国际的重用，被派回过内担任中央领导职务。开始时，他曾经犯过“左”倾教条主义错误。一旦深入实践，他便能很快认识真理。毛泽东在“八大”上曾经说：“如果没有洛甫、王稼祥同志从第三次‘左’倾路线分化出来，就不可能开好遵义会议。同志们把好的账放在我的名下，但绝不能忘记他们两个人。”张闻天在遵义会议前后做出的历史贡献，恰恰是理论工作者与实际结合的典范。作为一个学者型的人物，张闻天在遵义会议后一度被历史大潮推到党的总负责的职位上。而他在大政方针上，基本都按照毛泽东的意见办理。延安时期任中央办公室主任的师哲曾这样评价说：“他一生谦虚、谨慎、平易近人。不少同志愿意接近他，同他谈论问题、交换意见或向他请教。但在解决实际问题、处理困难而复杂的事务时，大多是不依赖于他，也不苛求于他的。这或许是由于他的实际斗争经验较少和他那十足的书生气的缘故而造成的吧。”在张闻天身上，体现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优点和一些弱项。不过从主流上看，他的确是党内面向世界追求先进思想、先进生产力的光辉代表。张闻天不仅有理论上的长处，而且一生为人正直，在历史关键时刻提出过不少真知灼见。1959年庐山会议形式逆转时，胡乔木事先打电话劝他少讲一些。张闻天还是不计个人得失，忠言直谏。他讲了3个小时，以马克思注意政治经济学观点和调查研究的材料为依据，指出和分析了“大跃进”以来“左”的错误。尽管被撤职罢官，他仍注意经济调查，写下了集市贸易意见书、生产关系两重性论文和政治经济学笔记。在七十年代初的下放劳动中，他写下批判“左”倾错误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肇庆文稿”。可以说，这是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的最早的理论成果，代表了党内当时认识的最高水平，也对后来的改革开放事业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故事■他深感留苏归国的人缺乏实际经验，曾感慨地说：“中国革命确实离不开毛泽东啊！”三十年代在江西的“红都”瑞金，毛泽东与张闻天两人相邻而居。毛泽东当时曾被莫斯科回来的某些人讥讽为“山沟沟里出不了马列主义”。张闻天却同毛泽东经常聊天，还关照政府工作人员要尊重他。1934年春，二人合著了《区乡苏维埃怎样工作》一书。张闻天深感留苏归国的许多人缺乏实际经验，曾感慨地说：“中国革命确实离不开毛泽东啊！”因张闻天与博古、王明等人是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学，都受共产国际委派回国工作，博古负总责，张闻天是三大常委之一。国际顾问德国人李德曾对他说，这里的事情还要靠莫斯科回来的同志办，意思是要张闻天跟他们站在一起。但张闻天通过时间，与他们的分歧还是日益加深。长征时在行军途中，张闻天向毛泽东倾诉了内心的苦闷和忧虑。两人经过长谈，一致认为应纠正李德、博古的错误。于是，在1935年初的遵义会议上，张闻天在博古的报告后，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作了批判“左”倾军事错误的“反报告”，并负责起草了遵义会议决议，从而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内、军内的领导地位。■三次主动“让贤”，毛泽东说：洛甫是“明君”张闻天从年轻时起就喜好理论研究和宣传，不长于处理琐事。他戴着眼睛，不苟言笑，常在沉思问题，从外表看完全像一位温文尔雅的学者。他被推为总负责人之后，自己感到并不完全适合于领袖地位。1935年4月红军长征渡过北盘江后，要派一位中央负责人到白区工作，张闻天主动要求离职前去，毛泽东等不同意而改派了陈云。同年夏天，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为了表示团结，他又主动提出将自己的职务让出来，被毛泽东劝止。1938年秋天召开六届六中全会前，共产国际确认毛泽东为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但职务并未明确。于是，张闻天又在会议期间诚恳地提出，应推举毛泽东为当中央总书记。毛泽东经过全面考虑，对张闻天说：“洛甫，你是‘明君’，开明之君，党中央总书记继续由你担任吧。”会后，张闻天却“主动让贤”，将工作逐步转交给毛泽东，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地点也由他过去的窑洞移到杨家岭毛泽东的住处。“让贤”之后的张闻天，主要从事党的宣传教育方面的工作。他一向敬重毛泽东，却又从不盲目，有独立见解并愿意不断探索。脱离负责岗位后，他自感缺少实际经验，于是去搞农村调查，随后提出一个将来如何使农民富裕的生产方式设想。当时的环境使这一设想不能实现，不过几十年后再看这一见解，人们却不能不佩服张闻天的远见。
范文五：师哲，曾在中央领导人同苏联领导人的会见和谈判中担任翻译。后曾任中共山东省委书记处书记。日，张培森、程慎元和张青叶到北京木樨地师哲家访问。本文为师哲接受访问时的回忆谈话。1926年，我在莫斯科学习时，就认识张闻天了。当时我在军事学院，他在中山大学。但我常到中山大学去，那里我有很多熟人，一提起张闻天大家都知道。他可以说一到莫斯科就有名气了。因为他是学者、教授，大家很尊重他，注意他。1931年前后，留学生回国的不少。因为1928年，在莫斯科召开党的六大时，周恩来、瞿秋白、张国焘等都参加了。中国代表团和苏联商量，决定对中国留学生分三种办法安排：一部分继续学习，一部分参加当地工作，一部分回国工作。在回国学生中有两种人：一种是学习好、有能力，送回国内当骨干; 一种是经常捣蛋不好好学习，送回国内了事。因此1931年中东铁路事件前后，共产国际就决定把一部分中国学生送回国内，送到苏区开展工作。张闻天、杨尚昆、凯丰，也是那时回国的。张闻天去莫斯科和回国以后，王明都把他捧得很高，目的是利用他。因为他有名气，有理论。但是张闻天有自己的脑子，他能自己独立思考。1940年，我跟周恩来从苏联经新疆、西安回到延安。张闻天安排我到马列学院教俄文，和他住得很近。当时，我中文讲不好，习惯讲俄文，他就陪着我讲。课余闲谈、饭后散步都是讲俄语。他有俄文名字，思美、洛甫就是由俄文名字变来的。当时苏联寄来的报纸刊物都交给他先看，他看完后，就给了我。因为我是任弼时的秘书，到延安后，就随任弼时和张闻天一起住在蓝家坪。毛主席还来看过张闻天。1940年3月，中央决定成立中央秘书处，由任弼时任书记、李富春任副书记。同时，由毛主席建议中央决定，中央书记处和中央秘书处都搬到杨家岭。那里安排有五孔窑洞，张闻天和任弼时，各住两孔，中间是办公的地方。张当时是书记处书记。书记处和秘书处，在俄文里是一个字，我不明白为什么要分两个处。实际上，设了秘书处，书记处就没有事了，就把张闻天架空了。张闻天是聪明人，他很明白。此后，他就主要管宣传教育工作了。我当时有一件事想不开。有一天我在毛主席的窑洞里和他谈事，忽然听见刘英的说话声。刘英是在中央机要科工作的，从她住处到机要科时，必须经过毛主席的门前，她个子小，声音大。那天，她声音也很大。毛主席很不高兴地说：“你听皇帝娘娘过来了。”我当时不知是什么意思。后来，我想到毛主席的特点是：别人做不出来的事，他能做出来;别人不敢说的，他敢说。我给他当翻译，和他在一起时间很长，对他很了解。1941年11月到12月中央开始整风。当时还在中央内部，我们不了解情况，不知道内容。但觉察到中央内部意见不一致。当时，说是反对党八股、教条主义、宗派主义。但感到有人很紧张。像博古、王稼祥、张闻天、杨尚昆等都灰溜溜的，要想问题，作检查。当时号召党的高级干部学习六大以来的文件。这个学习是好的，是为了搞好工作、搞好团结，做好思想准备。通过学习，为争取抗战胜利打下了基础。但整风很快就搞乱了。这完全是康生搞的，1942年整风不久，康生就提出：整风就是批判，用批判来整党;整党就要除奸，除奸就得肃反。于是就搞抢救，抓特务。到处都是特务，七大代表百分之五十都出了问题。直到后来任弼时向毛主席提出：七大代表一半都有问题，七大还怎么召开？重新选举也来不及。因为全国根据地很分散，要花一二年时间才能选出代表。在这样情况下，毛主席才过问整风抢救问题。对整风中出现的问题，张闻天曾向任弼时反映过，但抢救越搞越凶，他也只好不闻不问。我有时向他汇报，他也不愿听。任弼时是听的，他发现问题就向毛主席反映。毛听不听他都说，这是他的长处。我看当时毛主席对他的话，大部分是听的。1943年，中央又成立了中央书记处，搬到枣园去办公。书记处几乎天天都开会。出席会议的除了三大书记（毛、刘、任）外，还有张闻天、彭德怀。他们一文一武，百分之八九十的会议，毛主席都要我通知他们参加。康生当时也很想钻进这个圈子，但进不来。他虽然住在枣园，却只能回到社会部去办公，根本不让他参加书记处会议。日本投降后，张闻天迫切要求到东北参加地方工作。1949年7月，让王稼祥到苏联当大使。当时对我说是去看病，实际上是接收国民党的大使馆。后来，毛主席决定派张闻天去了。对张闻天，苏联是欢迎的。1954年日内瓦会议时，周总理和莫洛托夫谈话时，总要把张闻天拉上。张闻天是很有原则的。对问题不管对不对，他都敢讲自己的看法。他对周总理很尊重。总理讲话时，他总是仔细、认真地听着。有不同意见时，他就提出来。这对总理很有帮助，总理很需要他。他立场坚定、态度明确，为人正派，在原则问题上不妥协，不随声附和。我很对不起张闻天，有时故意说几句错话，试探他。他很严肃地立刻给予纠正，一点不含糊，不管在什么场合，他都是如此。在苏联，在日内瓦，都是这样。张闻天在大政方针上不糊涂，无错误。他和毛主席的作风不一样，他对大问题很关心，原则问题确定之后，具体事务他不怎么管，交给下面去做。毛主席则事无巨细，都要亲自过问。（摘自《文汇读书周报》）
范文六：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曾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的张闻天同志，因受林彪、“四人帮”的迫害，于一九七六年七月一日在江苏无锡含冤逝世，终年七十六岁。　　张闻天同志是上海南汇县人。早在“五四”运动时期，他就积极参加新文化运动，强烈反抗旧社会的一切旧制度、旧道德、旧思想。他和沈泽民同志等一起参加了当时“五四”运动中进步青年的组织“少年中国学会”，发表了不少创作和翻译作品。张闻天同志是我国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热情战士。　　一九二五年“五卅”运动之前，张闻天同志参加中国共产党，在上海、苏州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后来被党派往苏联学习，一九三○年底，从苏联回国，一九三一年任党中央宣传部长，同年六月成立临时中央局，张闻天同志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和政治局常务委员。一九三三年初进入中央苏区工作。在一九三四年六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同年的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主席。一九三四年十月参加长征。　　一九三五年一月，在我党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上，张闻天同志根据中国革命实践的检验和自己的亲身体会，决然摒弃了王明的“左倾”路线，站到了毛泽东同志正确路线的一边，拥戴毛泽东同志对全党和全军的领导，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意见，作了批判“左倾”军事路线的报告，起草了会议的决议，并在这次会议上被选为党中央总书记。他参加了六届六中全会，并在全会作了组织报告。在一个较长时间，他兼任党中央宣传部长、西北工作委员会主任、《解放》周刊主要负责人、《共产党人》编辑和中共中央马克思列宁学院院长，为党做了大量有益的宣传和教育工作。他是我党历史上在理论宣传和干部教育工作中成绩卓著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抗日战争胜利后，张闻天同志主动要求到东北做地方工作，先后担任牡丹江地区中共中央东北局代表、合江省委书记、东北局常委兼组织部长、东北财经委员会副主任、辽东省委书记等职务，为东北根据地的开辟和建设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全国解放后，张闻天同志转到外交战线工作，先后担任驻苏联大使和外交部第一副部长。他坚定地执行了毛泽东同志、周恩来同志制定的外交路线和方针政策，协助周恩来同志作了大量工作，有着显著的成就。在一九五六年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上，张闻天同志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他还是第一、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和一、二届人大常委会委员。　　一九五九年以后，张闻天同志从事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理论的研究，写了不少论著，提出不少好的意见。即使在林彪、“四人帮”横行期间，他已完全失去自由，但仍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不顾衰弱的身体和严重眼疾，写了批驳林彪、“四人帮”谬论的文章。在林彪、“四人帮”的迫害下，他始终坚持原则，照顾大局，同他们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曾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的张闻天同志，因受林彪、“四人帮”的迫害，于一九七六年七月一日在江苏无锡含冤逝世，终年七十六岁。　　张闻天同志是上海南汇县人。早在“五四”运动时期，他就积极参加新文化运动，强烈反抗旧社会的一切旧制度、旧道德、旧思想。他和沈泽民同志等一起参加了当时“五四”运动中进步青年的组织“少年中国学会”，发表了不少创作和翻译作品。张闻天同志是我国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热情战士。　　一九二五年“五卅”运动之前，张闻天同志参加中国共产党，在上海、苏州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后来被党派往苏联学习，一九三○年底，从苏联回国，一九三一年任党中央宣传部长，同年六月成立临时中央局，张闻天同志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和政治局常务委员。一九三三年初进入中央苏区工作。在一九三四年六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同年的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主席。一九三四年十月参加长征。　　一九三五年一月，在我党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上，张闻天同志根据中国革命实践的检验和自己的亲身体会，决然摒弃了王明的“左倾”路线，站到了毛泽东同志正确路线的一边，拥戴毛泽东同志对全党和全军的领导，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意见，作了批判“左倾”军事路线的报告，起草了会议的决议，并在这次会议上被选为党中央总书记。他参加了六届六中全会，并在全会作了组织报告。在一个较长时间，他兼任党中央宣传部长、西北工作委员会主任、《解放》周刊主要负责人、《共产党人》编辑和中共中央马克思列宁学院院长，为党做了大量有益的宣传和教育工作。他是我党历史上在理论宣传和干部教育工作中成绩卓著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抗日战争胜利后，张闻天同志主动要求到东北做地方工作，先后担任牡丹江地区中共中央东北局代表、合江省委书记、东北局常委兼组织部长、东北财经委员会副主任、辽东省委书记等职务，为东北根据地的开辟和建设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全国解放后，张闻天同志转到外交战线工作，先后担任驻苏联大使和外交部第一副部长。他坚定地执行了毛泽东同志、周恩来同志制定的外交路线和方针政策，协助周恩来同志作了大量工作，有着显著的成就。在一九五六年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上，张闻天同志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他还是第一、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和一、二届人大常委会委员。　　一九五九年以后，张闻天同志从事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理论的研究，写了不少论著，提出不少好的意见。即使在林彪、“四人帮”横行期间，他已完全失去自由，但仍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不顾衰弱的身体和严重眼疾，写了批驳林彪、“四人帮”谬论的文章。在林彪、“四人帮”的迫害下，他始终坚持原则，照顾大局，同他们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范文七：张闻天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曾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的张闻天同志，因受林彪、“四人帮”的迫害，于一九七六年七月一日在江苏无锡含冤逝世，终年七十六岁。张闻天同志是上海南汇县人。早在“五四”运动时期，他就积极参加新文化运动，强烈反抗旧社会的一切旧制度、旧道德、旧思想。他和沈泽民同志等一起参加了当时“五四”运动中进步青年的组织“少年中国学会”，发表了不少创作和翻译作品。张闻天同志是我国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热情战士。
一九二五年“五卅”运动之前，张闻天同志参加中国共产党，在上海、苏州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后来被党派往苏联学习，一九三○年底，从苏联回国，一九三一年任党中央宣传部长，同年六月成立临时中央局，张闻天同志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和政治局常务委员。一九三三年初进入中央苏区工作。在一九三四年六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同年的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主席。一九三四年十月参加长征。一九三五年一月，在我党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上，张闻天同志根据中国革命实践的检验和自己的亲身体会，决然摒弃了王明的“左倾”路线，站到了毛泽东同志正确路线的一边，拥戴毛泽东同志对全党和全军的领导，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意见，作了批判“左倾”军事路线的报告，起草了会议的决议，并在这次会议上被选为党中央总书记。他参加了六届六中全会，并在全会作了组织报告。在一个较长时间，他兼任党中央宣传部长、西北工作委员会主任、《解放》周刊主要负责人、《共产党人》编辑和中共中央马克思列宁学院院长，为党做了大量有益的宣传和教育工作。他是我党历史上在理论宣传和干部教育工作中成绩卓著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抗日战争胜利后，张闻天同志主动要求到东北做地方工作，先后担任牡丹江地区中共中央东北局代表、合江省委书记、东北局常委兼组织部长、东北财经委员会副主任、辽东省委书记等职务，为东北根据地的开辟和建设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全国解放后，张闻天同志转到外交战线工作，先后担任驻苏联大使和外交部第一副部长。他坚定地执行了毛泽东同志、周恩来同志制定的外交路线和方针政策，协助周恩来同志作了大量工作，有着显著的成就。在一九五六年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上，张闻天同志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他还是第一、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和一、二届人大常委会委员。一九五九年以后，张闻天同志从事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理论的研究，写了不少论著，提出不少好的意见。即使在林彪、“四人帮”横行期间，他已完全失去自由，但仍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不顾衰弱的身体和严重眼疾，写了批驳林彪、“四人帮”谬论的文章。在林彪、“四人帮”的迫害下，他始终坚持原则，照顾大局，同他们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范文八：在红军万里长征的途中，中共中央在特殊环境中产生了一位总负责人，这就是“留日留美复留俄”，有着“红色教授”之称的张闻天。这位戴着一副深度近视眼镜，举止有着学者风范的领导人，被毛泽东开玩笑地称为“明君”。他配合毛泽东开好了遵义会议，又在长征途中“三让总书记”，显示出不计个人名利的坦荡胸怀。1935年2月上旬，红军长征到达云南扎西，许多领导人都感到博古不能再负责下去，常委分工问题应解决。2月5日，在一个“鸡鸣三省”（即在云贵川三省交界）的小村子里宿营后，中央常委重新分工，决定由张闻天接替博古担任总负责（当时有人也称为总书记）。当时博古也认识到自己缺乏斗争经验，不适合担任最高领导。有人劝他不要“交权”，博古还是襟怀坦荡地表示应该服从集体决定。这一交权形式很简单，就是把几担装有中央文件、记录和印章的挑子交由张闻天负责。张闻天从年轻时起就喜好理论研究和宣传工作，不长于处理琐事。他总戴着眼镜，不苟言笑，不善交际，常在沉思问题，像一位温文尔雅的学者。他被推为总负责人之后，一再感到并不完全适合于领袖地位，希望毛泽东担任总书记。毛泽东以身体不好并忙于军务为由拒绝。1935年4月红军长征渡过北盘江后，中央讨论要派一位中央负责人到白区工作，张闻天主动要求离职前去，结果毛泽东等人不同意，改派陈云前往。同年夏天红一、四方面军会师，身为政治局委员并在四方面军担任领导的张国焘伸手要权。为了表示团结，张闻天又主动向毛泽东提出“我这个总书记的位置让给他好了”。毛泽东经过考虑说：“不行，他要抓军权，你给他做总书记，他说不定还不满意，但真让他坐上这个宝座，可又麻烦了。”于是中央决定，让张国焘担任红军总政委。事后证明，毛泽东的考虑是有远见的，因为后来张国焘对抗中央的北上决定，并另立中央，从组织程序看是严重的反党行为。若是让他事先担任了总书记，怎么定性就不好说了。遵义会议后，张闻天一直坚持集体领导，遇事总要征求大家的意见，经过讨论后再由他作结论。张闻天的信条是，真理在谁手里，就跟谁走。他在绝大多数场合都采纳毛泽东的意见，毛泽东几次开玩笑说：“洛甫，你是‘明君’，开明之君。”（据《辉煌历史：重解长征之谜》徐焰 马祥林/文 ）
范文九：前两年，世界知识出版社推出了一本《何方谈史忆人：纪念张闻天及其他师友》，引人关注。作者是我国著名国际问题专家和党史研究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现年91岁高龄的何方先生。作为“三八”式的延安老革命，何方跟随张闻天十多年，由延安至东北，再到驻苏使馆，然后回外交部，做了张闻天最为得力的“秘书”。可以说，是张闻天影响了他，成就了他，丰富了他。他也因此在1959年庐山会议后受到牵连，蒙冤长达20载（）。平反后，他先后任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首任所长与国务院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副总干事，为中国对世界局势的研判以及对日关系新思维的开启作出了卓越贡献。1999年离休后，已近八十高龄的何老转入党史研究，特别是对张闻天的研究。可以说，“张闻天”三个字，是何老一生不可忽略的生活背景或精神底色。延安：初识张闻天何方与张闻天初次见面，是在1941年4月延安整风前夕。当时，何方正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任教，受到了中央政治局委员张闻天的约谈。何方回忆说，“那是在张闻天所住杨家岭的窑洞里，刘英（张闻天夫人——编者注）当时也在座。他问我答，谈了一个上午，他还一直仔细做着记录。中午，我被留下吃饭。他们是小灶，每人有四个小馒头。他们知道我是大灶，只吃小米，所以就把馒头全部让给我，自己去吃小米饭”。这次接触，张闻天给何方留下难忘的印象。何方与张闻天真正的交往与接触，在他从延安外语学院俄文系毕业后被派赴东北，特别是1949年在安东（现丹东）工作以后。当时，张闻天担任辽东省委书记，何方则是省委青年工作委员会副书记，受张闻天直接领导。那时张闻天尚不满50岁，工作精力充沛且老练成熟。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使全省工作完成从战争向以经济建设为重心的全面转变，一些创造性的经验和主张对全国也有影响。何方回忆， “闻天、刘英同志有个习惯，总是晚饭后要出来散步，往往走到我所住小楼的门外，喊一声‘何方，散步去！’于是我就下楼来同他们一起遛大街……每次遇到，总是要问最近上书店去没有，看到有什么新书或好文章，然后再就有兴趣的问题谈起来……”可是，正当张闻天在辽东小试身手、工作搞得有声有色的时候，日晚，人们从广播中听到张闻天被任命为新中国驻联合国首席代表的消息。成立这个代表团是准备在苏联支持下取代国民党在联合国安理会的席位。发布任命的时候，毛泽东尚在莫斯科访问。据程中原的《张闻天传》记载，正在莫斯科的毛泽东1月7日凌晨1时得到苏联外长维辛斯基的紧急约见之后，13日晚10点致电北京的刘少奇，告以此议，提出“代表团首席人选请中央考虑电告，待恩来到此商决”。这时的周恩来正乘火车在赴莫斯科途中。刘少奇经商量后提名章汉夫为首席代表人选。毛泽东后与周恩来商量，觉得章资望不够，可做副手，首席代表以张闻天担任为宜。毛主席的这一想法并没征求张闻天的意见就当即对外公布。当张闻天从广播中得知这一任命时，赶紧向刘少奇提出可否另换人，但未被采纳。去北京前，张闻天找到了何方，希望同去联合国，“说我会写点文章，又懂俄文，做外交工作比较合适”。就这样，何方从地方调到了外交部，成为即将派驻联合国的首席代表团的成员之一。朝鲜战争的爆发和持续，最终使得中国派驻联合国首席代表团的计划流产。由于联合国去不成，中央对张闻天的工作另作了安排，要么去苏联当大使，接替多病的王稼祥；要么到计划成立的国际活动指导委员会当主任，主管后来中联部、对外文委、对外友协等机构。张闻天选择了前者，要求何方随行。张闻天就这样以政治局委员的身份做了个授权有限的驻外大使。何方说，这在我国以至整个社会主义阵营都是空前绝后的。莫斯科：随张闻天履新1951年4月，何方随张闻天到莫斯科履新。在驻苏使馆，张闻天把研究工作摆到使馆工作的首要位置。他任职以后，只增设了以何方为主任的研究室。研究室的设置，在驻外使馆甚至整个外交系统都没有先例。据张闻天的政治秘书萧扬在《世界知识》上写文章回忆，张闻天曾向外交部提出，研究与报道驻在国的情况及其对外关系（国际问题包括在内），是驻外使馆工作的“重心”和“基本任务”。作为新中国第一位驻外使馆研究室的主任，何方一直工作到1955年4月奉调回国，才卸下这副担子。何方回忆，“研究室一成立就来了个开门红，一炮打响。筹建不到两个月，就在张闻天的直接指导下，由我执笔写了一篇《关于朝鲜停战的和谈问题》的文章，用研究室调研报告的形式送回国内。没想到，这第一期调研报告在外交部和中央会引起那么强烈的反应和高度重视。这个文件是通过信使带回国的，三转两转走了一个礼拜。外交部和周总理看过以后，立即打电报来说：以后这类问题，必须用电报及时发回，不能让信使带，免得耽误时机”。何方感觉，张闻天的风格与前任大使王稼祥不同。由于使馆工作比较单调，而且远离祖国，寂寞、想家是常有的事。王稼祥“把使馆比做远离祖国的孤岛，还说过一个使馆有四个人够一桌麻将就行了这样的话”。但张闻天到使馆后，不但“动员大家学理论、学国际关系和国际法，学世界地理和历史，学文化和俄文……还组织各单位了解和研究与本职工作有关的苏联这方面的情况，如领事部就要研究国际公法和私法、驻在国涉及领事业务的法律规定、侨民情况等，还要分别写出研究报告。这样一来，大家就不再感到没事可干了，还越学越有兴趣，又都喊起忙来了”。在何方的印象中，张闻天是一个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政治家和思想家。何方回忆，“张闻天没什么特别嗜好，如果说有的话，那就是读书和写文章，因此喜欢逛书店。由于刘英喜欢逛商店，不喜欢去书店，所以张闻天逛书店就往往拉上我。只要是星期天没别的安排，他就会叫我，说声‘何方，走，上书店！’我们就出发了。”张闻天买书主要侧重经济方面，何方后来才知道，这是张闻天为回国改行搞经济建设做准备。1953年3月，何方随他回国述职。其间，张闻天还向中央和外交部提了个建议——从国外回来的人都要到各地看一看，了解一下国内各方面情况，使外交工作不致脱离国内实际，也好向外国宣传我们。周总理采纳了他的建议。
　　日内瓦：张闻天的“担心”在驻苏使馆，何方跟张闻天参加了1954年的日内瓦会议，主要工作是为兼任外交部部长的周总理起草发言稿。对新中国而言，日内瓦会议是第一次以五大国之一的身份参加的重要国际会议。代表团人数多，故分住两处，一处是郊区的别墅。何方回忆，那时候由于技术差，别墅进驻前先请苏联人帮助查了一查。结果从墙上、电话里还有其他什么地方，查出了几十个窃听器！大家紧张得不行。怎么办呢？“经总理同意：开会时，一是把洗澡间里的水龙头打开，不断放水，让水哗哗地流着响；再一个办法是把收音机打开。这样搞了几天，弄得连自己人说话都听不清楚了。于是总理就说，算了，洋人要听就让他听吧。这才不放洗澡水，也不放收音机了。但白天开会或几个人谈问题，还是尽量到室外草坪上去。”周总理“不知疲倦的工作精神”给何方印象深刻——“他习惯在晚上工作，我们就经常是工作到凌晨，不是起草和修改发言稿，就是研究问题”。这种高强度的工作，有时迫使一些参加起草文件的人“临阵脱逃”。“晚上在总理那儿研究修改发言稿或其他材料，经常参加的有乔冠华、陈家康、宦乡和我。到了后半夜，不是陈家康就是乔冠华，有点顶不住了，总会趁总理聚精会神改稿子的时候，捅一下我，悄悄说声他有点头晕，就偷着溜了。过一阵，总理抬起头一看，问：家康（或老乔）呢？我就会为他们圆谎说，他有点头晕，让我给他请假。总理说声‘这个家康！’也就完了。有几次只剩下了宦乡和我。”何方还帮总理做些跑腿的工作，还敢于提点意见。这时，张闻天有点担心了。“有一次他就对我说，看样子，总理好像对你很有兴趣，很信任你，也很愿意多使唤你。” 总之，是怕总理把何方调走，所以“就很果断地不让我继续参加第二阶段那十多天的会了”。其实，张闻天的担心并非多余。就在张闻天奉调回国不久，回到外交部新闻司上班的宋以敏（何方的夫人）来信说，司长龚澎告诉她，总理想把何方要到总理办公室去。外交部：上了张闻天的“特别快车”张闻天回外交部当了个副部长，协助周恩来外长主持常务工作。在张闻天的主持下，外交部工作很快纳入制度化、规范化的轨道。除了改进外交部和驻外使馆的工作之外，张闻天还把驻苏使馆立足研究的那一套搬了回来，并在各地区业务司专设研究小组，还在部里成立一个教育委员会，抓干部的培训与学习。何方认为，张闻天做事不像一些人那样萧规曹随，按部就班。他具有开创意识，这也许与他当过总书记和中央领导有关。张闻天回国时，何方还留在驻苏使馆。由于身边缺少“用起来方便的人”， 月，张闻天连续来电报催何方赶快回部，最后一次还规定，让何方乘飞机，一刻也不许耽搁。就这样，何方在张闻天回国后的两个多月又来到了外交部，做了研究室专员和办公厅副主任，一直工作到庐山会议张闻天被打倒的1959年。何方回顾这五年时写道：“（这）可算得上我这一辈子工作最紧张的五年。如果以时间为单位平均计算，也是写文章字数最多的五年。因此恰当一点说，不是上了张闻天的‘贼船’，而是上了他的‘特别快车’。”何方回忆，他被任命为办公厅副主任，但他的主要工作也不归办公厅管，而是由张闻天直接指挥。张闻天的目的是要何方帮他在外交部文件方面把关。“凡是送给张闻天的材料，政治局的、书记处的、中央各部委的，更不要说外交部各单位和驻外使馆的，都由我先看一遍，挑出需要送张闻天阅的（其余就被我给精简了），对有些文电还在旁边批注点个人看法或处理意见。”“凡送经张闻天审批上呈、会签以及发表的文件，他也要我先看一下，该修改的就修改……实际上使我处于把头道关的地位。所以1959年批斗我时，有些单位的负责人就说，何方真霸道，他的这道关比部长都难过！”何方认为，张闻天总还想做更多的事，“虽然只当了个副部长，但要尽量利用手中那点权力，做一些勉强沾点边实际上还是超出外交部管辖范围的事，如开拓全国的国际问题研究，进行涉及全国的关于国际问题和对外关系的宣传教育（包括大学的课程设置）、倡导对外学术交流，等等。这里面好多事，也是要我动手或跑腿的。”何方跟随张闻天的日子，因1959年庐山会议而中止。因指出“大跃进”、人民公社化以来的“左”的错误等问题，并明确赞成彭德怀的意见，张闻天成为“彭德怀反党集团成员”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被撤职罢官，直到1976年被迫害致死。作为张闻天有实无名的“秘书”，何方自然无可避免地卷入冤案之中，从此煎熬了20年。（作者系资深出版人）
范文十：作者：张广才张呈余北方论丛 1999年10期一、张闻天研究历史与现状张闻天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理论家。纵观近二十年研究张闻天的成果，有如下几个特点：（1）研究领域广。不论是对张闻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理论贡献，还是他在主持中央工作，或身处逆境而对真理的探索的活动方面，均有专家学者发掘史料，研究撰文。（2）发表的论文较多，近20 年来共发表论文、回忆录、书评、专著有数百篇左右。从近两年来看，对张闻天的研究还在逐步深入。（3）学术活动频繁。1990年， 为纪念张闻天诞辰90周年， 中央党史研究室主持召开了张闻天研究学术研讨会。 1995年10月中旬在张闻天家乡上海浦东新区又召开了讨论会，二十多个省的党史工作者出席了会议，并从各方面对张闻天做了深入、系统的研究。（4）形成了较为固定的研究群体。 一些专家学者在这个领域研究成果颇丰，如程中原、张培森、马文奇等，还有一些学者也把目光投向这一领域，从而使这一研究得以繁荣。 （5 ）能够引起中央的重视。 1979年11月，中央成立了以邓立群为领导的小组，组织编辑《张闻天文集》的出版发行工作。《回忆张闻天》一书出版，邓小平为此书题写了书名，胡耀邦、陈云、习仲勋均为此书题词。（6 ）史料的发掘和整理工作颇见成效。仅以1979年—1989年为例，此间共收集整理张闻天文稿（包括各类文章、笔记、讲话稿、起草的文件）六百余篇，两千多万字，相关资料500余件，此外还有数百张照片。 新发掘整理的资料对考证张闻天早期思想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对张闻天研究大致经历了两个阶段：（1）从1979 年张闻天平反到1989年为第一阶段。此间研究的重点在于史实的考证。这是由于文革前和文革中张闻天受到错误的批判，一些被歪曲的史实需要重新恢复历史本来的面目，重新确定正确的认识，所以，其间综合性论述的文章不占很大比重。文章内容多为具体的史实订正。（2）自1990 年开始到现在为第二阶段。随着新史料的进一步发掘和整理，尤其是1990年张闻天研究讨论会后，研究领域突破了以往的局限，研究人员从各个方面进行了深入具体的研讨。二、张闻天研究热点问题现在学术界对张闻天的研究相对集中在如下几个方面：（1）对张闻天总体评价。 无论是党和国家领导人还是学术权威人士，都给予张闻天高度评价。一致认为，他是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思想家，忠诚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对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都做出了重要的贡献。邓小平为张闻天致悼词，称他“是我党历史上在理论宣传和干部教育工作中成绩卓著”的主要领导人。廖盖隆称其为“历史上的杰出人物”（注：廖盖隆：《历史上的杰出人物》，《人民日报》。）。 石仲泉评价其为“冷竣而伟大的思想者”（注：石仲泉：《冷峻而伟大的思想者》，《中共党史研究》1996年第6期。）。（2）张闻天经济思想研究。学者们普遍认为， 张闻天是党内最早提出新民主主义多种经济成份并存观点的理论家。在其《关于东北经济构成及经济建设基本方针的提纲》一文中，他首次提出“东北经济在解放后由五种经济成份构成，即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小商品经济”，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一系列新民主主义建设理论，“以发展国营经济为主，发展合作社经济，扶助、改造小商品经济，准许和鼓励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防止与反对商品的资本主义经济所固有的投机性与破坏性”（注：马文奇、周环：《论张闻天平衡协调稳步发展社会主义的经济思想》，《江西社会科学》1992年第2期。）。 毛泽东关于新民主主义社会多种经济成份并存的理论是在此基础上发展演变的。叶晖南认为：张闻天是我党历史上最早提出要正确对待、利用资本主义的领导人之一。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有本质的区别，又有某些共性，其共性不仅存在于生产力方面，而且存在于生产关系之中，社会主义建设不仅能在生产力方面，而且在生产关系方面也能够继承资本主义的文明成果（注：叶晖南：《95年张闻天研讨会述要》，《中共党史研究》1996年第3期。）。 马文奇等认为：张闻天的经济思想脉络可概括为“以马列主义基本理论为依据，从社会主义阶段的长期性出发，从中国实际情况出发，以发展社会的生产力为社会主义主要任务，主张用经济方法领导经济，主张社会经济要按比例、平衡、协调、稳步地发展，强调改善人民生活福利，利用物质刺激来调动人民的生产积极性，强调自觉利用客观经济规律，强调经济核算、利润指标，从而使落后的中国变成富强的社会主义新中国”（注：马文奇、周环：《论张闻天平衡协调稳步发展社会主义的经济思想》，《江西社会科学》1992年第2期。）。（3）张闻天统一战线思想研究。 学者们认为：张闻天是实现国共第二次合作，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的核心领导者，也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倡导者、制定者之一。“他在启动中共由国内战争向民族抗日战争转变开始时，敏锐地预见到了中共战略转变的方向、道路和原则等基本问题。”（注：徐波：《论张闻天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过程中的领导作用》，《抗日战争研究》1997年第2期。 ）他主张经过上层统一战线来夺取对方下层群众，以实现夺取领导权的目标，同时对上层统一战线也要争取（注：周青山：《张闻天对抗日统一战线中领导权问题的思索》，《党史研究与教学》1996年第2期。）。 “他在处理统一战线内部国共关系问题上坚持两条路线斗争，反对走极端，表现出客观、冷静把握全局的政治远见和科学态度”（注：费迅：《论张闻天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巨大贡献》，《扬州师范学院学报》1995 年第3期。）。张闻天在促成中共由反蒋抗日到逼蒋抗日政策转变过程中作用十分明显，他“尽量争取南京政府”，促成了国共再次合作（注：徐波：《论张闻天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过程中的领导作用》，《抗日战争研究》1997年第2期。）。其实践则是力促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 反对审蒋、除蒋，主张对妥协派进行“分化、瓦解、孤立”，他在西安事变的惊涛骇浪中头脑比较冷静，促成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创造了条件（注：张培森、程中原：《张闻天与西安事变》，《党的文献》1988年第3期。）。三、张闻天研究不足及几点希望我认为，对张闻天研究不足在于：（1）史料应进一步发掘。 虽然从张闻天研究史料的整理和发掘来看，已取得了明显的成果，但由于张闻天是我党理论宣传界公认的杰出理论家、宣传家，其一生著述甚丰，还会有一些遗著失于社会，尤其在新民主革命时期，张闻天曾以多个化名进行宣传活动，我们虽然已弄清楚了张的一些化名，但是否张闻天还会用其他的化名发表文章，阐述见解，这有待于我们进一步考证，以便我们能够掌握新的第一手资料，更客观、系统地全面了解和认识张闻天。（2）选题重复。从现已发表的文章来看， 大多数文章是研究张闻天经济、统战、社会主义观等思想的，有些问题则很少涉猎。如对张闻天外交工作研究。张闻天从1951 年4 月任中国驻苏联特命全权大使，1954年6月任外交部副部长，直至1959年庐山会议后， 史学界对这一段的研究明显不够，仅有几篇为数不多的回忆性质的文章，能够从理论上系统地论述其外交思想的文章很难见到。（3）缺乏对比性的研究。 研究者们没有把张闻天放在中共领导群体中从他们之间相互作用关系中进行探讨，缺乏横向研究，因而对张闻天的研究显得孤立，研究缺乏应有的深度。作者介绍：张广才
哈尔滨师范大学
黑龙江·哈尔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