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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时代有每一时代的文学，这是文学发生的时代背景。而每个时代都在成为历史的宿命中不断前行。时间的挽留唯有靠同时代人的记忆和书写。在我们今天这个时代，如何为自己时代的文学立此存照？如何保持文学研究与文学现状的同步进行？如何使我们的文字为后人留下一些爬梳的可能？在以文学收藏时代的名义之下，“新世纪文学”研究已经开始了它的理论旅行。早在1993年就有将“新世纪”与“文学”一并谈论的文章，如荒煤的《新世纪的文学要真正站起来》①、冯牧的《新世纪对文学的呼唤――〈世纪印象〉引发的一些感想》②、吴野的《呼之欲出的新世纪文学》③。但这些文章都把新世纪作为文学的一个时间性定语看待，并未将“新世纪文学”作为一个整体性的概念提出。真正将“新世纪文学”作为一个完整的概念提出并加以研究始于《文艺争鸣》，自2005年第2期开辟“关于新世纪文学”专栏，持续到今，可谓领时代之先。至此，在文学研究的各个领域都展开了以“新世纪文学”为中心内容的学术会议和小范围的学术讨论。而代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较高水准的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在2007年第1期连续转载了三篇关于“新世纪文学”研究的论文④。人民文学出版社亦于2007年1月出版了由张未民等主编的《新世纪文学研究》论文集，该书被列入中国作协重点作品扶持对象。可以说，学术界、官方机构与主流传媒的认同更加凸显了该研究领域的重要性和学术价值，也从更大范围反映了当下文学研究的热点现象。随着对于“新世纪文学”研究的深入，一些重要的学术问题和研究方法也逐渐显露，当然这些问题的出现亦从内部证明了“新世纪文学”作为一个研究领域被提出的有效性、广延性。因此，有必要就近年来关于这个命题的研究加以整合，进而引起更为深入的探讨。在笔者看来，“新世纪文学”研究中有四个方面需要学界进一步关注。
一、“大文学”与“大历史”的关系：弥合还是悖论
文学与历史的关系历来是一个难以说清、互相驳诘的问题。新历史主义的出现更是将二者关系阐释得充满玄机。所以在此框架中谈论文学与历史就难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一方面，文学处于历史之中，被历史所规定；另一方面，历史对于文学的选择往往远离文学本身。它们的距离究竟有多大？是文学修补、想象、照亮历史？还是文学拼接、解构、篡改历史？是历史选择文学？还是历史遮蔽文学？这样的疑问可以无休止的争论下去。
恰如程光炜在《“新世纪文学”与当代文学史》⑤ 中追问的：“‘新世纪文学’究竟是一个‘文学’命题还是一个‘历史’命题。”⑥ 正是在这个问题背景下，“新世纪文学”研究中有两个关键词值得关注。一个是“大文学”，见于雷达、任东华《“新世纪文学”：概念生成、关联性及审美特征》⑦，论者认为：“‘新世纪文学’也正是应对文学形势在新时代的巨大变化，试图整合各种资源，超越纯文学的概念局限，从而重构21世纪的‘大文学观’。”⑧ 也是在这个“大文学观”的涵盖下，该文及稍早的《新世纪文学初论――新世纪以来中国文学的走向》⑨ 同最近的《论“新世纪文学”――我为什么主张“新世纪文学”的提法》⑩ 共同构成了雷达对“新世纪文学”命题中“大文学”观念的拓展。在笔者看来，这种“大文学”观念的提出是为“新世纪文学”确认自身存在的合法性，重新找到文学应有的功能和自信，为文学重新确认当下及未来的位置所在。但“大文学”的提出并非空穴来风，它涉及“新世纪文学”命题中另一个关键词，即“大历史”，见于张颐武《大历史下的文学想像――新世纪文化与新世纪的文学》(11)，论者认为：“我们发现中国当下的发展却是在两个方向上获得的：一是在对于世界秩序的参与中，二是在普通人争取财富，改变人生的努力中，中国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也获得了百年现代史中最为清晰的‘和平崛起’的历史机遇。在这里，现代中国所并没有历史境遇却由于空间的转变已经来临，历史超出了我们预设的途径，似乎进入了一个完全的意外，但其实这也是‘大历史’本身的转变的结果。中国历史超越了原有的‘弱者’意识和‘反抗’意识，获得了意外的发展。”(12) 其后的《新世纪文学：跨出新文学之后的思考》(13) 继续了他在“大历史”观念下对“新世纪文学”的思考。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张未民对“新世纪文学”的“时间”问题的探讨，见于《中国文学的“时间”――关于“新世纪文学”论述的一个逻辑起点》(14)，文中谈道：“新世纪文学仍在求新之中，却与古今中外的文学资源在走出二十世纪的进程中构成了一种新的对话性关系，与历史同时与现实生活也没有多少紧张的情境，反而显得从容、宽大，从这个意义上说，它对以前的文学，或者二十世纪的文学有很多继承性的倾向在里边，也有很多改变在里边，而其最大的改变，就是有一种超越现代性内部的紧张和‘断裂’的倾向，并因此而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形成很大的不同，从这个意义上说，它的确是二十世纪的‘后世纪’，是现代性同时又是这种现代性的‘后现代性’，这本身就可以构成了一种新的超越，一种历史的新的总体化。‘新世纪文学’的概念也因此使20世纪中国文学史观更加具有整体性和存在的理据，从而开启自己的‘新’的‘世纪’。这正是新世纪文学的历史逻辑的起点。”(15) 显然，该文对“时间”的论述将张颐武提出的“大历史”具体化，也更为学理化了。而对历史中时间问题的想象和谈论恰恰暴露了在构建“新世纪”这个命题背后所隐含的现代性焦虑。即使“大历史”下的“大文学”依然无法逃脱这一被外在框架所规定的宿命。
“新世纪”的指向是一种时间概念，而“大历史”、“大文学”都是一种空间概念。尽管论者极力主张：“在时间的理性寻求基础上寻求空间的发展，这是新世纪中国文学合乎规律的丰富性和盛大性的前提。中国文学自古以来往往既有时间的循环与进化，又往往以思想文化的、地理的、个性风格的空间展开取胜。新世纪文学自当以此道视之。”(16) 但也需要给予思考的是：宏观研究视野之下是否又是“大历史”对文学的遮蔽？在涉及到具体的文学现象时往往是“大历史”无法解决的。这在张颐武另一篇文章《日常生活平庸性的回应――“新世纪文学”的一个侧面》(17) 中凸现出来。事实上，论者在文中更应注意的是这个“新世纪文学”侧面研究中隐含的矛盾之处。一方面，他认为：“当前的‘新世纪文学’从两个方面对中国‘新文学’实现了超越，一是对文学直接投射‘现实’的可能性的反思，并导致了对于文学复杂性的再认识；一是关注现实生活的具体性，致使一种日常生活的特色开始呈现出来。这两种文学走向都是对当下历史境遇的投射和反映。”(18) 另一方面，认识到：“这种反映也凸现了一种持续的困扰和焦虑，即如何面对日常生活本身的平庸性问题。这种对日常生活平庸性的感受，正是当前境遇下文学的典型表征。……而对这种平庸性的焦虑与不安仍然是新语境下文学写作的基本主题之一。”(19) 笔者以为张颐武对日常生活平庸性问题的反思，更为突出地反映了这样的问题：“新世纪文学”的这种“大文学”观念如何与“新新中国”的“大历史”观念保持内在的一致？正如论者自己所言：“文学悖论式的现状是新世纪文学重要的特征。它源于对社会文化的转型和一种理解的复杂性。”(20) 毕竟，无论怎样的“大历史”都不是无端生成的，都需要在时间和空间的范畴中做一番考证。况且中国文学自古就有以文写史、以文证史的史家传统，更如章学诚《文史通义》言：“三代以上之为史，三代以下之为史，其同异之故可知也。三代以上，记注有成法而撰述无定名；三代以下，撰述有定名而记注无成法。夫记注无成法，则取材也难；撰述有定名，则成书也易。成书易，则文胜质矣；取材难，则伪乱真矣。伪乱真而文胜质，史学不亡而亡矣。”(21) 相对于历史想象的宏大叙事，那些无关天下大事的文学虽只能是入于稗类之流，但因为文学与历史的关系往往是不一致的，是表面弥合之下的内在分裂，甚至是作为一个悖论式的存在，因而文学的魅力才得以在历史的潜流之下绵延不绝，正所谓“伪乱真而文胜质”。实际上，从张颐武的《日常生活平庸性的回应――“新世纪文学”的一个侧面》对“底层文学”和“打工文学”的分析来看，论者已经很好地触及到这一文学的悖论式存在问题。而文学之所以会使其自身在历史中呈现为一个悖论性的存在，其根本原因是内在的文学精神，是在于这种精神失落还是坚守。所以，“新世纪文学”中的“大历史”尽管规定了文学存在的时代背景，但它仍不可能对文学存在的本质属性作出改变。所谓的“大文学”如果还仅仅是一种理想化的文学生态，那么就更表明了文学嵌入历史缝隙的巨大能量。
二、文学史研究与文学批评的界限：成规与僭越的空间
一个新的文学研究命题的提出，都有在文学史研究与文学批评方面的交叉性。这样的交叉性首先基于文学史研究与文学批评之间的界限存在。在文学史研究中有着一套自己的规则，也就是学术成规。在当代文学这门学科中，由于距离时间的接近，很多命名和说法并未进入最后的文学史叙述当中，而仅仅作为一个时下的文学批评术语使用，同样，之后由追认而形成的当代文学史叙述成规往往又来自先前的文学批评话语中。也正是由于当代文学史研究中叙述成规与当代文学批评话语之间存在着的“交叉性的界限”，“新世纪文学”才有可能在这个“交叉性的界限”里寻找其僭越的可能与理论伸展的空间，并以此进入当代文学史的叙述成规。当然，这样的僭越往往是以不同意见的方式出现的。但是，在“新世纪文学”这个研究命题提出的同时，尽管也有不同意见的出现，但整体看来，质疑的学术品质和反思的学术精神的相对缺乏仍旧限制了我们进一步的思考。
就笔者所见，对“新世纪文学”命名提出彻底否定的唯一一篇具有论战色彩的争鸣性文章是《文学评论》2006年第5期上《强悍的宿命与无力的反抗――对“新世纪文学”命名的反思》。论者惠雁冰措辞激烈，对“新世纪文学”的提出表示出强烈的否定，认为：“‘新世纪文学’的命名又是当代文学界与批评界在精神资源清空的前提下，为保证自己话语权的不被散失而精心合约过的一次集体逃亡行动，其中隐匿的‘私人意识’与‘作秀意识’可能比‘文学史意识’更为鲜亮。”(22) 尽管笔者对其观点不完全赞同，但必须从学术的立场上注意该文的说法，而且这种对“新世纪文学”命名的置疑是极为必要的。这种置疑背后所凸现的其实并非“新世纪文学”本身的问题，而是涉及到当代文学这门学科一些整体性问题。自当代文学这门学科建立之时起，很多非学术以外的因素的侵入成为当代文学研究者不断突围也不断被困囿的屏障，但是敢于说出这些常识的人却常常被有意忽视，因此，最根本的问题即是：我们选择什么样的方法和立场表达对这个学科的认识。它的挑战性一方面来自研究对象的切近，另一方面，也更为重要的是来自我们这些研究者们在多大程度上能意识到自己的局限，以及在这命定的限制背后是否依然能够提供有穿透力的思想。尤其是在文学批评方面，怎样能在相对静态的文学史研究之外诉诸动态的文学批评，同时将活跃的批评理念和审美思想不断添加到文学史研究当中。而对“新世纪文学”命名的争议少而阐释多，这就有将这个命题的复杂之处降低到扁平化状态的危险。
如果说自我否定是一个学科得以发展的前提，那么更为学理化的、从“新世纪文学”内部及文学批评方面来探讨的思路则更能体现当代文学研究的素质和水准。如程光炜的《“新世纪文学”与当代文学史》(23)，《新世纪文学“建构”所隐含的诸多问题》(24)，贺绍俊的《批评制度与批评观念――关于新世纪文学批评的思考》(25)，刘川鄂的《新世纪文学批评的新策略――批评名家的理由》(26)，黄发有的《影子批评――新世纪文学批评的独立性危机》(27)，白浩、唐小林、谭光辉的《文学的新世纪命名与底层关注――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第十四届学术年会综述》(28)。这些文章都涉及了“新世纪文学”研究中最为根本的问题，即“新世纪文学”能否被写入文学史？“新世纪文学”的文学批评应如何面对批评制度与批评观念的独立性危机？可以说，这样的追问是迫切的。“‘新世纪文学’能否真正地‘超越’支持或默认这一‘成规’存在的根本的历史‘环境’？不能因为根本话语的过时、失效而肯定文学话语对文学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也不能鉴于根本话语的巨大能量就放弃了对文学话语的坚持，将任何一方推向极端的做法实际上都不足取。如果可以把‘超越’理解为一种纯粹的‘批评话语’，而非比较严格的‘文学史叙述’，把它理解成为了表述方便而将文学现象从历史环境中人为地‘抽出’、‘剥离’，那么，对‘新世纪文学’与‘当代文学史’复杂关系的文学史讨论实际上并未做充分地展开。”(29) 做出这样的判断并非妄言，与下文将要谈到的文类研究、作家作品研究的繁荣局面相比，更显出这方面的不足。
在笔者看来，“新世纪文学”研究中最为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在文学史研究成规中寻找到它的资源取向，这个资源取向一方面是新世纪文学自身发展的结果，是文学在当下变动不拘的社会文化环境中不断远离自身又回到自身的过程，比如文学的审美研究、文学的地域色彩、作家的创作风格等。另一方面是文学批评如何对正在进行的文学发问，并以发问来实现对某种成规的僭越，以达到对文学史研究成规的增加或削减。扩大来看，文学史的研究需要史的眼光和论的深度，但是更要有一种否定的能力，但是我们也必须警惕：文学批评不仅仅是一种不满和失望，它还要有重建的超拔性，挑剔是必要的，但通过审丑而达到审美才是真正的有力量的文学批评。“批评的运动：它必须既保护也修正正典，同时还要准确地预言出与我们经历或将经历的时代相称的识别种类。……在现时代，批评的功能不是使我们摆脱那无情的真实性，即我们对文化的依赖关系……但是，惟有批评能教会我们去停止按字面意义解释我们的文化两难。”(30) 就“新世纪文学”这个命题的文学研究和批评而言，对文学研究成规进行“学理化的僭越”、对文学批评保持“品格性的守成”，也许才是二者之间的理想追求。
三、“新世纪文学”的资源：向前看还是向后看的偏向
如上文所言，“新世纪文学”首先意味着在时间链条上的一个维度，那么站在当下，研究者的视野所及则是在为它寻觅可利用和借鉴的文学资源。这种寻觅无论从哪个方向来看都是当代文学经典化问题的延续，于是“站在历史的角度去看，经典是那些曾经帮助建立和形成一种特定文化的文本。站在更为明确的诠释学立场上看，经典是那些负荷着过剩和持久的意义，然而却总是拒绝定论性解释的文本。在其生产过程中，也同样存在着如下的悖论：尽管在起源和表现方式上十分个别和独有，经典在其影响效果上却具有普遍性的可能，更进一步，在它们持续不断的被接受的过程中，另一个悖论也显而易见：它们能否作为经典，乃是文化性地取决于这一特定文化的不稳定性，即是该文化正典的不断变动过程”(31)。因而，为“新世纪文学”确立经典的努力是在新的文学资源确立中把握文学传统的变与不变，这个经典化的过程是文学资源向前还是向后的偏向。
与之相应的是研究的两个阵地或者两种倾向：一种是当下式的，向前看的偏向。如对“80后”文学创作现象的研究、对网络写作的研究、对“新世纪文学”生产方式的研究，这些文章所谈论的各个层面的问题都是寻找研究对象共时存在的“合法性”。而最能代表这方面努力的文章是“新世纪文学”各体文类研究、作家作品评论。对大量作品的关注，这是作为“新世纪文学”得以存在的根基。若无这些作家、作品的支撑，那么“新世纪文学”只能是无源之水。因而，文类研究和作家作品评论也是“新世纪文学”研究领域中涉及文章最多的一个方向。但是，在大量的文类研究和作家作品评论中，却很少见到高质量的文章，大多为倾向性、总体描述性、期待性的研究，少见批评性的文章。很多人似乎还未完全读过作品就急于判断，这样的不经沉潜的文字多半流于表面，大多是一种浮光掠影式的“思想内容＋艺术特征”的拼凑，而未提供文体流变和理论建构的阐发。而值得注意和辨析的是《文艺争鸣》2007年第1期“鸡鸣论坛：新世纪文学与启蒙问题”的几篇文章。包括：张光芒的《“伪民间”与反启蒙》、黄发有的《油腔滑调的“艺术”》、傅元峰的《想象力、个性化与审美蒙蔽》、翟业军的《迷失的主体》、罗慧林的《塞壬将如何歌唱――近几年中国女作家的长篇小说创作反思》。这些文章通过对具体作家作品的评价上升到对“新世纪文学”与启蒙问题的反思，大多从文学批评的角度对新世纪以来的作家、作品、文学现象提出了否定性的意见，并以此表达了对时下文学的失望态度和批判立场。但是这样的研究思路也不是没有问题，在这些文章中关注的研究对象依然是那些与研究者同时代的所谓重量级作家，对这些产生一定影响的作家轻易做出否定并非是一种可取的学术态度。这种现象也说明了批评惯性使然和研究视角老化问题。尽管一些中国当代文学方向的硕士生已有将新世纪以来的文学作为研究对象的学位论文，但这些论文并未产生影响，而且就整个当代文学学科的硕士生、博士生来说，这些大量的学位论文除少数之外基本上是一个数量巨大的零存在。在注重学术含量的借口下堂而皇之地对还未有影响力的同龄人的文字保持沉默，这是可怕的惰性。毕竟，时代同龄人的参与或许更能丰富这个活生生的文学现场。
第二种倾向是回溯式的，向后看的偏向，如贺绍俊所言“新世纪文学的真实含义就是确立中国本土经验并向西方文化‘还贷’的文学”(32)。那么所谓“还贷”即是追溯历时性的文学传统对“新世纪文学”的影响。其中孟繁华对长篇小说及中篇小说的认识、判断较有个人锋芒，集中表现在他的几篇长文中，即《生存世界与心灵世界――新世纪长篇小说中的“苦难”主题》、《“文化乱世”中的“守成”文学――新世纪中篇小说观察》(33)、《新世纪：文学经典的终结》(34)、《中国的“文学第三世界”――新世纪文学读记》(35)、《历史主义与“史传传统”终结之后――新世纪文学现象研究之一》(36)、《边缘经验与“超稳定文化结构”――当下长篇小说创作的两种趋向》(37)。较有代表性的是《历史主义与“史传传统”终结之后――新世纪文学现象研究之一》与《作为文学资源的伟大传统――新世纪小说创作的“向后看”现象》。这两篇文章以中国古典文学、欧洲十八九世纪文学作为参照系，尤其是《作为文学资源的伟大传统――新世纪小说创作的“向后看”现象》一文以“‘文人’气息、重新寻找小说的‘意味’、在潮流之外在布景之内、乱世与太平中的人性、重新走向内心的幻路”为论题结构谈论“文学传统是如何被接受、借鉴和继承的”(38)。论者选取的具体作家，大多是没有很多评论性文章关注的，如温亚军。但论者却能发现他们小说创作的新质并给予积极、严肃、中肯的评价。而对安妮宝贝这样已经在文学市场得到认可的作家则从中看到了其文学创作的精神深度和时代意义。这样经由个体作家的论述开始，进而寻觅新世纪小说创作的整体性倾向，不仅有理论建构上的说服力，更内蕴着当下文学的鲜活气息。
在这两种倾向中还应注意一个研究点：就是对当代重要作家在新世纪之后文学创作的研究。研究者通过解读这些重要作家发表于2000年之后的作品，发现他们文学创作的变化。在这个研究点上较有代表性的是张清华对莫言和余华这两位重要作家持续关注的评论文章。曾以《文学的减法――论余华》(39) 获得《南方文坛》2002年度优秀论文奖的论者在《窄门以里和深渊以下――关于〈兄弟〉（上）的阅读笔记》(40) 继续对余华创作的研究。从“文学的减法”到“窄门以里”、“深渊以下”，在评价角度上显示了与其他论者的不同，这也正是该文的独到和精彩之处。同样《天马的缰绳――论新世纪以来的莫言》(41)是对《叙述的极限――论莫言》(42) 的接续。对一个当代文坛重要作家的持续关注显示了当代文学研究的厚重和积淀，更重要的是论者能从这种延续性的余论中发现这些作家创作所存在的问题，这就使得对问题的分析变得理论化。这样的研究更具操作上的难度，论者往往会在如何把握评价尺度上游移不定。而这两篇文章正因其持续阐释的有效性，以及在此基础上理论式切入显得格外突出，基本避免了评价尺度前后差异的弊病。
四、研究者的心态与立场：问题研究还是总体描述的分野
以上其实已涉及到研究方法和路径的问题，但除了方法之外，似乎更应谈论的是研究者面对“新世纪文学”的心态与立场。也就是说，我们作为亲身经历了这场已经发生和正在进行着的文学的众人，作为生活在这个时代的个体之一，作为一个依然对文学怀有理想和敬意的读者，要如何表达自己在文学面前的态度？无论是充满敬畏后的困惑，还是一声叹息前的期待，文学阅读、文学批评、文学研究所给予我们的远不只这些。“随着文学在文明社会中所扮演角色的日益泛化，它在一定程度上已经丧失了作为时代文明缩影的重要意义。文学所承担的社会文化功能越复杂，它的随意性就表现得越充分，文学现在的处境就是如此。”(43) 但愈是如此，愈需要发出自己的声音。那么我们会选择什么样的立场？是一派乐观的放眼未来、总体描述，还是不无偏激的正视当下、揪住问题不放？笔者以为，问题研究还是总体描述这样的分野很能反映出研究者和批评者的心态与立场。“强调主义的整体性而忽略问题的具体性，是当代学术在社会改革过程中陷入尴尬困境的主要原因。”(44) 而对学院派的研究者来说，就更要有对己、对外的批判声音和敢于正视当下、揪住问题不放的价值取向。当然这并非简单的棒喝、浅薄的骂战，而是以一颗真正的赤子之心和悲悯情怀靠近那曾经给予自己兴奋、安慰、焦灼、痛苦甚至伤害的文学，而是以扎实的研究和充满激情的批评不断投入那无法转身离开、抽身而去的执著和守望。
在“新世纪文学”研究中对当下文学界中产阶级写作的充分警惕和尖锐批评让人眼前一亮。文章集中在《南方文坛》2006年第2期，包括：张清华的《我们时代的中产阶级趣味》、孟繁华的《中产阶级的身体修辞》、赵勇的《学者的中产阶级化与中产阶级美学的兴起》。相关文章还有《当代文坛》2006年第2期向荣等的《新世纪的文学神话：中产化写作与“优雅”的崛起》。需要阐明的是，虽然文化研究转向已经变得沉潜，但是文化研究的批判立场仍然是我们十分需要的。同时，文化研究中对中产阶级的研究成为论者们可以借鉴的理论资源。尽管阿诺德和霍加特在对待工人阶级的文化属性上有所分歧，但都认为中产阶级与文化无缘，它处于文化对立面上的缺失秩序和规范的“无政府”状态。在物质发达、资讯爆炸的当下，对中产生活的物质渴望和文学精神的赤贫已经构成了一个惊人的现实。对这个问题的关注并非仅是表面的否定和质疑，而是从当下社会的文化表征中深入到我们这个时代文化内核所存在的孱弱和病症。其二是对“新世纪的文学生态”问题的关注。如《天津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5期施战军的《新世纪中国文学生态与文学教育》、第6期宋炳辉的《开放的经典教育与新世纪文学生态》、徐肖楠的《迷失的市场自由叙事》，这些论者都对当下的文学生态尤其是当代文学的教育所存在的问题进行反思，如当下文学生态的混乱化、灰色化、娱乐化，如当代文学课程中对当前文学评论部分的忽视。尽管如论者所言：“本应最活跃，可以在文学现场发挥学理影响力的当代文学教研活动在相当程度上也处在可怕的消极状态。一种表现为消极坐享。还有一种表现叫做消极参与。”(45) 但他们依然申明：“文学教育的指归，应该是以史识穿透文学现象，并通过教育，使受教育者逐渐也养成从怀疑到确定的法眼，并最终具备在新的生态环境下得到发挥的史识。”(46) 而白烨在《文艺争鸣》2006年第4期《新世纪文学的新格局与新课题》、第6期《新的裂变与新的挑战――我看“新世纪文学”》、2007年第2期《遭遇“媒体时代”――三谈“新世纪文学”》的三篇文章同样表达了对“媒体时代”下“新世纪文学生态”所遭遇的“新的裂变与挑战”的隐忧，以及学者作为个人面对媒体、网络的孤独感、紧迫感。其三是底层写作的问题，它集中显露了研究者对文学研究和文学批评介入生活和现实的能力和态度。对这个问题的争论亦很激烈，如张丽军的《新世纪文学人民性的溯源与重申――兼与王晓华先生商榷》(47)同王晓华的《当代文学如何表述底层――从底层写作的立场之争说起》(48)，郜元宝的《中国的“文学第三世界”之歧见》(49) 同曹征路的《纯文学“向上”了吗？》(50)、《文学与社会主义――一个讨论：新的批评建构已经开始了？》(51)。在这个问题上的意见分歧，依然是对文学的功能认知的不同，或者说是如何捍卫论者心中理想文学的不同。但是，笔者认为即使真有“纯文学”存在着，那么它也不是无关现实的，只不过是有多大关联的问题。因此，文学关注底层恰恰是今天在心灵和生存上都遭受了巨大震动的我们需要的最大现实。
可以说，以上三个问题的讨论都是发生在学院派的研究者群体中，这个群体在当下所处的优势亦成其诟病。因而能经由中产阶级写作、新世纪的文学生态、底层写作这些直面现实的具体问题出发，是这个群体试图摆脱学术生产日益琐碎化的某种倾向。但“学院派作风始终是虚构的普遍意义”(52)，这似乎又是新世纪文学的研究者们在面对自己的研究、面对文学、面对时代最终很难绕开的陷阱。
“新世纪文学”研究给予了我们触及当代文学研究根部的契机，也更深深关切着我们如何完成对发生着的文学的叙述。研究依然在继续，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无论怎样的继续都是另一个开始，对已经参与到这个命题的论者来说，可能还有很多想法是没有说出的，或者在说出之后顿觉问题并非如思考时那样明晰，而问题的自我缠绕性或许是它背后这个时代所呈现给我们最深切的感受。
① 《文艺争鸣》1993年第1期。
② 《文艺争鸣》1993年第2期。
③ 《当代文坛》1993年第1期。
④ 这三篇论文分别是：孟繁华的《作为文学资源的伟大传统――新世纪小说创作的“向后看”现象》原载《文艺争鸣》2006年第5期，白烨的《新的裂变与新的挑战――我看“新世纪文学”》原载《文艺争鸣》2006年第6期，张未民的《新世纪文学的发展特征》原载《作家》2006年第7期。
⑤⑥ 《文艺争鸣》2005年第6期。
⑦⑧(48) 《文艺争鸣》2006年第4期。
⑨(25) 《文艺争鸣》2005年第3期。
⑩(24) 《文艺争鸣》2007年第2期。
(11)(12)(33) 《文艺争鸣》2005年第2期。
(13) 《文艺争鸣》2005年第4期。
(14)(15) 《南方文坛》2006年第5期。
(16) 张未民：《开展“新世纪文学”研究》，《文艺争鸣》2006年第1期。
(17)(18)(19) 《河北学刊》2006年第4期。
(20) 张颐武等：《关于“新世纪文学”》《文艺争鸣》2006年第1期。
(21) ［清］章学诚：《文史通义?卷一?内篇一?书教上》，7页，李春伶校点，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3月版。
(22) 《文学评论》2006年第5期。
(23) 《文艺争鸣》2005年第6期。
(26) 《甘肃社会科学》2005年第6期。
(27)(34)(35)(47)(49) 《文艺争鸣》2005年第5期。
(28) 《社会科学研究》2007年第1期。
(29) 程光炜：《“新世纪文学”与当代文学史》，《文艺争鸣》2005年第6期。
(30) ［美］哈罗德?布鲁姆：《批评、正典结构与预言》，100―119页，吴琼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10月版。
(31) ［美］特雷西：《诠释学?宗教?希望――多元性与含混性》，19―20页，冯川译，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5月版。
(32) 贺绍俊：《“还贷”的新世纪：海峡两岸汉语写作的积极挑战》，《文艺争鸣》2005年第4期。
(36) 《南方文坛》2006年第4期，该文同时获得《南方文坛》2006年度优秀论文奖。
(37) 《南方文坛》2007年第2期。
(38) 《文艺争鸣》2006年第5期。
(39) 《南方文坛》2002年第4期。
(40) 《当代作家评论》2006第4期。
(41) 《当代作家评论》2006第6期。
(42) 《当代作家评论》2003第2期。
(43) ［德］沃尔夫冈?伊瑟尔：《虚构与想像――文学人类学疆界》，2页，陈定家、汪正龙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2月版。
(44) 陈思和：《陈思和自选集》，167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9月版。
(45)(46) 施战军：《新世纪中国文学生态与文学教育》，《天津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5期。
(50) 《文艺争鸣》2006第1期。
(51) 《文艺争鸣》2007第1期。
(52) ［法］米歇尔?德?塞尔托：《多元文化素养：大众文化研究与文化制度话语》，李树芬译，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年1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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