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里的中国》首映礼纪实_焦波和俺爹俺娘_新浪博客
《乡村里的中国》首映礼纪实
4月7日，持续了一周阴冷天气的淄博一下子变得阳光明媚。在距离开幕式还有两个小时的时候，全球通电影城就已经被各路媒体和观众围得水泄不通。
《乡村里的中国》在这一天终于解开了它的神秘面纱。现场观众爆发了无数次的欢笑和掌声，也多次流下感动的泪水。
演焦波是地地道道的淄博人，他说这部电影的诞生首先要感谢另一位淄博人，这个人就是张宏森。现任广电总局电影局局长的张宏森多年来一直在策划一部反映中国农村真实生活的电影，拍摄这样一部电影要求剧组必须在农村和老百姓住上一年。焦波说自己是个外行，初生牛犊不怕虎，所以什么都没多想，就接受了这个任务。最后交出的漂亮答卷，获得了满堂彩。​
焦波团队是一支非常年轻的队伍，当时平均年龄只有21岁的他们在杓峪村拍摄了373天。他们和村民同吃同住，成为村里第168户人家。一年的拍摄，对他们每一个成员都是一次难忘的经历。​
焦波说这部电影要感谢淄博市和沂源县的各位领导，他们给这部影片的拍摄提供了大力支持。尤其应该感谢的是杓峪村这些普普通通的村民，这部电影是他和这些被拍摄者共同完成的作品。普通老百姓被搬上了大银幕，平凡的生活流露出的厚重和震撼，让人久久不能忘怀。
​杜深忠是影片的主人公之一，他怀揣着一个文学梦想，奋斗了一生，挣扎了一生。杜深忠的无奈和坚持终于在影片中被人们理解，他万万没想到，自己快要磨灭的热情，因为这部影片重获新生。
深忠两口子在影片中唇枪舌剑的场景，让人回味无穷。首映礼现场，他俩依旧相互拆台。一首《沂蒙山小调》也是一个弹自己的，一个唱自己的，两人完全没在一个调上。杜深忠说，我们绝对是天下第一动静！
​片感染了现场的所有观众，他们从来没有想过，淄博本土的一部电影可以做成这样。有一位女企业家当场订购了一千张电影票，她说：“我要让更多的淄博人来感受这么好的影片！”
导演焦波说，电影就是我们种的庄稼，收割了，放在院场里晒晒，然后摆放在集市上。在座的是买主，买不买账，你们说了算。但有一点，我很自信，一窝狐狸不嫌骚，孩子还是自家好。希望大家带着家人，走进影院，为咱自家的电影捧捧场。看着好，点个赞，看着不好，骂一通，不妨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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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从老式相机到DV，焦波留住了生活中最真实的一面，这一次《乡村里的中国》焦波仍然把镜头对准了其老家——山东淄博，不过拍的不再是自己出生的村庄，而是沂蒙山革命老区沂源县杓峪村。影片以一个小村庄为
核心提示：从老式相机到DV，焦波留住了生活中最真实的一面，这一次《乡村里的中国》焦波仍然把镜头对准了其老家&&山东淄博，不过拍的不再是自己出生的村庄，而是沂蒙山革命老区沂源县杓峪村。影片以一个小村庄为切入点，展现了中国农村的巨大变迁、环境保护、农民的精神追求和物质追求等诸多社会现实话题，既生动有趣，又深刻感人。
凤凰卫视5月12日《与梦想同行》，以下为文字实录：
许戈辉：二十多年前，焦波还是一个山村教师，他借用朋友的一台老式相机，回村里给爹娘拍下了第一张合影，为了能够把父母&留住&，《俺爹俺娘》一拍就是三十年，最终这组关于父母的照片，演变成了一对中国普通农民的生活状态和中国农村社会生活变迁的记录。如今，这位纪实摄影师在坚持拍摄照片的同时，又拿起了DV，并且在纪录片领域里频频获奖，这一周我就将为您讲述焦波和他的《乡村里的中国》。
焦波：这个实际上就是一个命题作文，这是国家广电总局电影局给了这么一个项目，就是来拍摄记录一个村庄一年的生活，就是反映这个现在农村吧，就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这个城镇化的进程当中，农民现在真正的生活状况。
纪录片《乡村里的中国》片段
你看这块地里的玉米，今年都叫獾糟蹋了，一袋玉米没了，麻利地弄点药来，把这獾都药死算了，你看看都这么给糟蹋了，多么大的玉米你看。
你别看这个獾吃点这个东西，獾是国家三类保护动物。
獾还是国家保护动物，它光祸害人光糟蹋庄稼，它还是保护动物，农民种点粮食容易吗。
焦波：第一我们不采取不要旁白，不去我们刻意的来给他讲故事，讲他的故事，让他自己讲这是一个。让他自己讲呢但是又不让他坐在那给我们访谈式的讲故事，就用他生活当中发生的故事，我们再串起一个故事来这样给观众看。
许戈辉：在焦波看来，想要了解中国，必须了解中国农村，因为现在乡村处在一个巨变的时代，如果再不留下一些东西，那么以后我们记忆中的乡村，就不可能再现了。焦波告诉我们说，那个时候，大家就只能在回忆当中来思念故乡了。
焦波：因为现在最大的一个问题，现在我们说乡愁，我觉得最大的乡愁是什么呢，就是你乡愁的那个负载体没有了，没有乡了你怎么愁呢，你怎么心里牵挂，所以说现在我听说统计，就是每天有几十个村庄没了，就急剧的消失，你想多少年以后，很可怕的一个事情，所有人的故乡没了，没有安放乡愁的地方了。
许戈辉：在中国浩如星海的无数个自然村落里，杓峪村不过是位于万花丛中的一粒尘微，焦波虽然不是出生在这个村落，却和这片土地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相信透过村庄悄然的消长，以及时而浮起的喧嚣，更有机会理解这个时代以及深藏其中的土生土长的力量，也就是因为有着这样朴素又朴实的愿望，从导演焦波更想通过手中的镜头，替老百姓发出他们的声音。
《与梦想同行》在凤凰卫视中文台播出
主持人：许戈辉
播出时间：星期一至星期五19：55-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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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王靖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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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小时点击排行《乡村里的中国》: 摇摆的乡愁
第18版：文化周刊·热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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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里的中国》: 摇摆的乡愁
&&&&童凯思&&&&近日,中国电影导演协会2014年度表彰大会入围名单公布，焦波导演的《乡村里的中国》获得年度导演和年度影片两项入围，这是21部入围影片中唯一一部纪录片，颇受瞩目。&&&&以最大的诚恳&&&&《乡村里的中国》，名字实在不讨喜，题目大而且拙，在洋溢着爆米花和巧克力糖霜味儿的影院里，它显得那样“水土不服”，况且又是纪录片，很容易让来此消遣娱乐的人群敬而远之。但这片子确实让我惊喜，私人打分甚至高于一年中绝大多数国产剧情片。只是要来认真评说它，却难免有些摇摆。&&&&影片锚定山东沂蒙山区的杓峪村，整整一年无间歇跟拍。硬桥硬马，质朴平达，没有一点花招与虚饰，也全无作者纪录片容易流入的绝望与沉闷，这是它最迥异时俗的地方：仅以原生态的生活呈现，就可以让观众从头笑到尾哭到尾；感慨有之，沉重有之，而看到最后心底竟会生出一种莫名的感激。尽管全片没有一句旁白，但在春去秋来的时令流转间，在稼穑社庆、婚丧嫁娶的农事琐记里，仍可感受到残存于乡土中国的自然之美与淳朴人情。它温润了过于残酷的现实，使人在苦难中犹能看到斯土斯民明亮开豁的一面。这与导演焦波出身山东农村有关，他对这片土地的复杂感情，以及摄影记者生涯养成的职业敏感，使他可以在沂蒙山区跑遍十几个村庄，最终选定一个相对理想的标本，并以最大的诚恳，为不断被现代产业围剿和重构的乡村，留下了一组无奈却又豁达的当代中国农民的群像。&&&&难以捕捉的私密情境&&&&近年来“非虚构写作”流行，无论是出自本土学者梁鸿的《中国在梁庄》，抑或美国人何伟写下的《寻路中国》，都在坊间热动一时。从纪实角度而言，文字与影像各有所长，譬如许多现实中的私密情境，捕捉下来极出彩，写作者有敏锐的观察力和表现力即可做到，但摄像机镜头往往很难介入。《乡村里的中国》则突破了这一媒介工具上的短板，过去不敢想像能随便开机的场景，譬如村民干仗、夫妻斗嘴、村官的苦闷与发泄……都给剧组拍到了，而且拍得从容不迫，沉稳得当。有了这种几无间隔的近距离拍摄，纪录片的品质一下结实了许多，大到乡村的政治脉络，小到村民的悲笑呼吸，都活生生放大在黑暗中的银幕上，直击心肺。且因为有细腻的体察，平视的尊重，每个镜头都像刚从地里拔出的萝卜，带着原汁原味的土腥与鲜涩，它们似在呼召：看哪！这些人，他们就是你的衣食父母呀！&&&&于我而言，这是一次全新而陌生的观影体验，它所能激起的联想大概远远超出了导演的初衷。我用“乡愁”来做题目，也自觉口齿不清，因乡愁一词似早已被用坏了，近乎一种发甜的、远距离的、聊以自慰的闲愁；而本片的创作者虽是眼睛在摄影机后面，身心却与乡村同在，这样的血肉相连，使他的镜头无论怎样摆，随时会发现农耕文明下的人情风物之美，又能体会到农民内心对土地爱恨交织的真实痛感。当下，有些地方的城市化运动许诺了一个“美丽新世界”，市民阶层与土地的关系早已隔膜，连外出打工的农民也对土地的感情逐渐淡漠，仿佛土地是没有前途的，是亟须摆脱、离得越远越好的梦魇。有些知识人更抵制对田园废弃、牧歌不再的挽悼式抒情，理由是大量乡村早已破败，“现代化”的命题下，没有回头路可走。《乡村里的中国》未必能回应以上声音，却呈现出现实生活蕴含的丰富面相。譬如，片中全部采用村民的原声对白结构剧情，土生土长的淄博方言有着不可思议的诙谐和鲜活，职业编剧憋破脑壳也想不出的台词，在人家那里像掐豆荚一样随掐随有。你会爆笑，会叫绝，甚至反观自己平日说话时使用的语言，倒像是人工塑料制成的，贫乏、单一，没有生命力。&&&&“精神”也要吃饭&&&&记得贾平凹为小说《秦腔》和《高兴》写的后记中，曾极度纠结地表达了自己的愿望，即想尽可能地记录三十年间在故乡已经消绝了的花草树木、飞禽走兽和农耕用具。贾平凹出身陕西商州，今也还是三秦最贫困的地方之一，用他的说法，全村镇没有一个胖子，一开会黑乎乎一片土皂衣裤。就是这样的土地上“竟也出了那么多能人，有善制木的，能泥塑的，精通胡琴的，说评书的，学绘画的，懂《易经》的”……而纪录片里杓峪村的“才人”杜深忠，就是从这样的世界里浮现于银幕上的一个。片子一开始，初日照进农户一隅，杜深忠蹲踞于阳光下，用毛笔蘸水在自家门厅地上书写《道德经》，这是个兼具智慧和诗意的隐喻——一个身板瘠薄、干农活不灵、进城打工又掉了13颗牙的农民，却关心国事，深爱文学和音乐，在村民看来，文化虽好，毕竟填不饱肚子。杜深忠则坚持“人活着不能光想着吃饭，‘精神’也要吃饭”，而他的精神食粮，并不是果树栽培、畜禽养殖一类的实用性读物，而是纯为审美愉悦的“无用之用”。老子哲学以守常抱朴、复归其根为谛旨，意即在生存上淡然处之，存在方显得诗意盎然，只是这样的诗意对于杜深忠而言显得何等艰难！为供两个孩子上学掏空了家底，至今还欠债两千余元，饶是如此，他仍要挤出钱来背着妻子去买琵琶，仍对文学怀有梦想。杜深忠是农民中的“异类”，又是影片的灵魂，从他身上，许多人或能看见自己的影子，也能想到，以乡土中国之大，每个村庄可能都有一个杜深忠；他们是散落于草野的布衣匹夫，识文断字，天赋才慧，身处贫贱而心怀高远。这是一个民族潜蓄的文化底气，以民间的水深浪阔，这样的底气历来在草野中代继有人，而当草野无“草”之后，这样的底气是否还能存续？&&&&乡村，请消逝得慢一点&&&&《乡村里的中国》只是一部“命题作文”，焦波要完成这一作文，他想说的话还远没有说尽，我今想代他说下去，也好不为难。镜头下杓峪村虽然让人想往，但包括杜深忠的儿子在内，考出去的农家子弟多已难再回返家乡，何况大量的传统乡村正在快速消失；年轻人一脚踏进大城市，转瞬就会成为异乡人，现代化带来了物质丰裕与便利，但诗意的空间更趋逼仄，堵车、雾霾、高房价与消费社会、虚拟社交一起，将上班族骗进一种宛如格式化的生活。而乡村与城市又岂好简单割裂，在南水都要北调的今天，若是源头的清水染了毒，乡村的农地变荒敝，玻璃幕墙装点下的水泥丛林又能光鲜多久？&&&&但这不是我们独自面对的命题，住在豪宅里的西方人早经说过，现代人是无根的，是没有家乡的。在台湾经济起飞的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台湾摄影师阮义忠便走遍宝岛，创作了摄影集《人与土地》，他想借此留住人性的美好，包含“人对土地的依赖感恩，人对天的敬畏，对物的珍惜”。摇摆的乡愁，进退失据的乡愁，一部纪录片能做的，不仅仅是记刻与乡愁有关的、正在消逝的人情与风景，它或许可以提醒我们，不要因为走得太远，而忘记了自己生命的来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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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网站所有内容属北京日报报业集团所有，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技术支持：沟通交流，服务为民，平安井华就在您身边！&&▲ 纪录片《乡村里的中国》，导演焦波。编者按多年来一直倾心乡土题材的摄影家焦波带着他的“85后”团队，在山东杓峪村里呆了整整373天。他们拍摄了将近1000个小时的素材，剪辑出一部不到两个小时的纪录片《乡村里的中国》。白岩松曾评价道，面对大中国，焦波们的镜头对准了一个小小的村庄。中国很大，如果都用大词汇和大场景去记录她，中国不会真实。但走到每一个细部，真实的记录，这一切的“小”拼接在一起，就会构成中国更真实的面貌。焦波和纪录片《乡村里的中国》作者：冯翔&&来源：南方周末舌尖上的是中国，乡村里的也是中国。乡村里恐怕不看“舌尖”，167户人家的村子，只有一个人看《新闻联播》。焦波的纪录片团队在杓峪村住了一年多，他们看到的乡村还顾不上舌头，也就是刚照顾好了胃。焦波的老家在山东淄博博山县一个名叫天津湾的村子。家里劳动力多，分的地也相对多些。最关键的是爹有一手好木匠活儿，在劳动力挣工分的年代可以外出打工，每天挣人民币一元九角整，而不必留在村里挣每天一角五分钱的工分。一元九角必须交给村里一元，自己剩九角。这九角钱就支撑了焦波幸福的童年。幸福首先表现在食物上。焦家烙的玉米面煎饼是卷着吃的，邻居家的煎饼则是捧着吃的，因为掺了太多的地瓜，根本不成饼形。娘经常瞒着爹用粮食接济邻居，她去世时上千人参加了送葬。1972年的一天，焦波突然接到通知：你爹受伤了，快去看看吧！他火速赶到爹打工的煤矿工棚里，看见爹用纱布缠着的手指还在渗血。指头被削掉了一截。爹掏出五角钱，叫他去煤矿食堂买一份黄瓜片炒肉，吃午饭。“爹，你吃啥？”“我有吃的。”焦波抢过爹身后的破搪瓷缸子一看，里面是两个黑黑的馒头，一份五分钱的清水煮白菜。他的眼泪立即滚下来，哭得不能抑制。两年以后，刚学会摄影的焦波给爹娘拍了第一张照片。30年间，他又陆续拍了他们12000张。名为《俺爹俺娘》的摄影专题以亲情打动了无数人。▲ 选自焦波摄影作品《俺爹俺娘》两年前，他又带着自己的团队，在一个山东乡村待了整整373天，拍了一部描写农村生活的纪录电影，取名《乡村里的中国》。这部片子也得了许多奖。“昨夜看完这部纪录片的粗编版本，三个多小时，宗亲、政权、乡野、人性……这种令人窒息的真实，让人想起《山乡巨变》的图景或是熊培云《村庄里的中国》。期待这部纪录电影。”《舌尖上的中国》总导演陈晓卿在微博上力推。他也是这部片子的顾问。需要赌徒的勇气片子是焦波从广电总局接的“命题作文”。要求是：不要拍成一般意义上的宣传片，也不能拍成消极灰暗的东西。拍摄地点选在了杓峪村，它属于淄博的沂源县，离焦波的家乡大概100公里，不大不小，不穷不富。焦波认为，最普通的村庄才最典型。这里的方言、风俗、生活习惯，他也更熟悉，拍摄会省点儿事。他的团队包括5个年轻人，平均年龄21岁。焦波这个总导演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领着他们到村里到处拜访农民，熟悉环境。交流往往从这样一句话发轫：“噢，你就是那个‘俺爹俺娘’啊！”年轻人适应起来很快。虽然他们或是城市人，或是早已离开农村，对乡村生活并不熟悉。制片主任，90后刘晓晨生长在一百多公里外的淄博市，算是本地人。他从小吃惯了白面馒头，在这里却要天天吃玉米面煎饼。不久他就明白了：煎饼放个十天半个月也不变质；馒头不行。在这个乡村，冰箱尚未普及，其他现代化电器使用的频率也不高。《新闻联播》，167户人家的杓峪村，只有一个人看。这个人叫杜深忠，村里唯一一个颇具文艺气质的农民。年轻时当过兵，参加过鲁迅文学院的培训班，写过小说，但终究没能改变命运。他的梦想和现实之间的反差，成了摄制团队的重点拍摄内容。“都说农民对土地有感情，实际上我对这个土地就没有一点感情。咱就是没有办法，无奈……花十分代价以后得不到三分收入，我觉得熬这个时间都熬得很心疼。”这是杜深忠的名言。▲&杜深忠借着透过门框射进来的光影在地上练习书法。在村里，他是一个被边缘化的对象，生活方式与邻居们格格不入。焦波说杜深忠“身上体现了农民少有的对精神领域的追求”，这种追求却没有给他带来什么好处。邻居们嘲笑他的贫穷与不务正业。天天弄本书在手里头看，没事就在砖头地上练毛笔字，还非要花几百块买个琵琶弹。这不把农活全耽误了么？边缘化的第一个表现，仍然是吃。杜家两口子吃饭极其简单，他和妻子张兆珍两个人基本不吃肉，往往是一两个素菜就对付一天。当地特产的香椿芽，炒上两个鸡蛋。还有当年焦波的爹吃的那种炒白菜。不同之处是会加上一点油。来了贵客，杀一只鸡炖上，至少要加一半的土豆。“他们两口子也干不过我一个人。”摄制组的女房东，五十岁的张光爱一个人就能吃一只鸡加四个馒头，家里顿顿不断荤。她指的是当地最常见的劳动：给苹果套上防护袋。她自己一天能套四千个。给自己家的苹果套完袋，还能出去打工，套一天袋挣一百五。373天里，摄制组把苹果吃了个够。从日本引进的红富士，到沂源县改名叫“沂源红”。这个村子海拔高，光照好，土质特别适合种苹果。“沂源红”个头大、肉厚、口感脆甜。家家种苹果，总会留下些卖剩下的自己吃。“只要风调雨顺，温饱没有问题。”焦波感叹，这或许是中国大多数乡村的现状。杓峪村人多地少，平均每人半亩地不到，每个家庭一年大约能收三万斤苹果。片子拍摄的那一年，苹果过剩，价格随之走低，一斤只能卖到两元多。减去成本，“也就是个温饱吧”。张光爱家也种樱桃。樱桃的收购价为苹果的五倍，但大多数人不敢效仿。这种树需要种四五年才能结果，而四五年后的行情没人说得准。砍掉茁壮的苹果树，把生活的希望押在四五年后的一次收获上，需要赌徒的勇气。赚了一肚子酒张光爱家的烦恼也不少。村里有人反对村支书张自恩，要查他的账，好向上面控告。她丈夫干过村会计，“反对者”想让他帮忙。他不去。一天早上，两口子下地发现：苹果树被人打了除草剂，死了几十棵。张光爱叉着腰，站在地头大骂害死了她家果树的人。为此，她和一个男邻居发生口角，腰上被打了一棒子。这桩出现在片中的纠纷，派出所来了好几次也没能解决。“当时没有目击者，农村又不像城里有监控摄像头，没证据。”27岁的导演剧玺博说，“而且，即使有人看见，也很难站出来作证。农村家家都沾亲带故的……”村支书张自恩上门做两家的工作，最后村里出一部分、派出所出一部分，给张光爱拿了几千块医药费。张光爱不满意，“又不是你们打的我”，却无可奈何。她控告的人已经不在村里，出去打工了。“干一年支部书记，也就是赚了一肚子酒。”48岁的张自恩长相很典型：一个红脸膛的沂蒙汉子，手指粗糙，肚子明显隆起。农村的矛盾错综复杂，他做村民工作的场合，经常是在酒桌上。从经济纠纷到两口子打架，把人拉到一起，几盅散白酒下去就容易摆平了。连劝带开导，有时还得加上几句吓唬。他的尴尬和强势，都被摄制组摄入了镜头。张自恩不知道自己的健康状况怎么样，他从来没有去检查过肝。但对自己的身高体重倒很清楚：不穿鞋一米六九，体重一百四十五斤。“我现在感觉还行，等不舒服再说（检查）吧。”▲&杓峪村支部书记张自恩（左）工作的场合，经常是在酒桌上。从经济纠纷到两口子打架，把人拉在一起，几盅白酒下去就摆平了。他没查过自己的肝：“等不舒服再说。”&这种“等不舒服再说”的生活态度看似粗糙，但在杓峪村非常普遍。《舌尖上的中国》中那种整洁温馨脍不厌细的乡村，似乎在另一个星球。全村只有张光爱等几家集资引了自来水，大多数人家每天挑泉水煮饭，一旦下雨，水就变得极其浑浊。人们也喝惯了，不怎么闹肚子。杓峪村人嗜食羊肉。把羊肉剁得像米粒一样碎，放上点香菜一炒，叫做“米炒羊肉”，特别适合下酒。隆重的仪式也上羊肉，但不是这种做法，而是把羊肉、羊杂切碎，扔进一口大锅里炖上，放上点花椒和盐，直到汤变成乳白色，出锅。这叫“大锅全羊”，当地人庆祝儿子考大学的指定主菜。一只羊价值两千块左右，张自恩每年一万块左右的工资刚够买5只。身为村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他的主要生活来源也得依靠苹果树。其实自古以来山东人就嗜好猪肉。今天的杓峪村办婚礼，四喜丸子、煮猪肚、炒猪大肠和红烧猪肉块都必不可少。村里却没什么人养猪。中国猪肉价格已经连续几年下降。尤其从摄制组去杓峪村拍摄的2012年起，全国生猪养殖量过剩，进口猪肉冲击，外加中央“八项禁令”导致猪肉消费量大幅下降。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仅在2014年1月，猪肉价格环比下降即达4.3%。杓峪村的猪出栏，一斤才8块钱。于是，167户人家的杓峪村，猪不超过5头。张光爱的经验是：一头猪，喂粮食的话小半年出栏，要赔两百块钱。如果喂饲料，赔得就更多了。她家养了两头猪，是因为自己家做豆腐，可以喂剩下的豆腐渣。养羊就不同了，可以放上山吃草。羊肉价格又坚挺，一斤十八九元。杓峪村养了好几百只。一如既往地慢但她还是怀念自己家养的猪肉。“割（买）的肉，都是养殖场出来的，不香。一吃就知道。”这同样是焦波的感受。他至今记得小时候，邻居家里死了一头猪，煮猪肉的香气。他在人家的房屋外面都闻得到，怕坏肚子不敢吃，馋得口水直流。这种感觉，多少年以来再也没有了。“你说，是我们的嗅觉退化了，还是现在的食材没那么香了呢？”在北京十几年的焦波仍然有一颗山东人的胃，爱吃馒头、煎饼和粗粝耐嚼的食物。但他对食物的忌讳却明显多了。从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图片库艺术总监的职位上退休前，焦波坐了几年办公室，该吃吃该喝喝，营养急剧过剩，他患上了糖尿病。在为《乡村里的中国》站台时，常累得体力不支，脸色发白。作为一部中国纪录片，《乡村里的中国》不能指望票房。北京一家影院给它提供了友情放映的机会，每周六下午三场。这三场引来了全国媒体的报道，但杓峪村的生活并没有改变多少。焦波拉来一笔钱给村里修了水泥路，另外一家企业给村里捐资建立了一个阅览室。仅此而已。杓峪村本身交通不很方便，又没多少可开发的土地，引不来什么投资商。这个村子甚至连一家饭店都没有。摄制组下馆子，要开车去十几里外的邻村。在可预见的将来，这里的变化将一如既往地慢。今年苹果普遍产量低，杜深忠家只能收大概四千斤。但正因为如此，价格会高一些。损失不算大。村子怎么才能发展起来？张自恩毫不犹豫地脱口而出：“咱村苹果这价一直上不去。我想搞有机的。不上化肥，光上农家肥，苹果个儿小点，但特别甜，好吃。要是能集中搞出十几亩地做个示范，种出有机的苹果，认证以后价格能提高一倍。”即使他能说服村民，积攒起一个如此规模的果园，这计划也不是那么简单。“从果树管理、施肥、育种，到水源，都需要上边来人指导。现在没这个条件。另外，咱村的路也得修一修……再说吧。”杨帆：派出所的日与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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