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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世界知名的山地体育旅游胜地
―国内外专家学者为贵州发展山地户外休闲体育运动建言献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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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打造世界知名的山地体育旅游胜地
山地运动旅游
――以瑞士、土耳其为例
长河艺术文物馆创办人暨馆长、美国欧亚基金会董事、财团法人蒙藏基金会董事、贵州旅游文化大使。
他认为,山地旅游,只要把生态环境照顾好,每个地方不需要花很钱去建设,就已经是一个很好的旅游区。以快速、大量的景区建设带动旅游的做法没错,但终极目标最后是每一个地方都成为经典,这样的旅游就达到了极致。尤其是贵州,本身有这样的条件。虽然经济发展较落后,但保留了好山好水。真的很少看到哪个省市有这么美。很多地方着急开发旅游,看到别人有的他也要有,往往把城市的观念带到山地里,想要创造景区,结果适得其反。
他举例说,比如城市人到了贵州的山地,就是想看原生态的自然风景,但现在很多小城镇到处都是LED灯光,一到晚上,和沿海地区没有什么两样,看着很可惜。花了很多钱,可是游客就会觉得,我要看这个我在家就可以,何必跑到贵州来。贵州资源丰富,但发展旅游不可能面面俱到,一定要有重点。比如瑞士,最后就选择了雪地旅游,最后做成世界滑雪胜地。贵州也应该思考,拿出什么来作为自己的旅游拳头产品。贵州最大的特色,除了有山、有水,还有地下溶洞群,可以从这方面挖掘出自己的特色,配合高山无污染农业,把农业和旅游结合,再整合多元民族文化。我想这样就可以找到一个突破口,把贵州打造成世界知名的山地体育旅游胜地。
基于多样性视角看山地户外
旅游可持续发展治理路径
天津财经大学商学院教授,任中国登山协会学术专家,主要从事户外休闲和体育文化创意产业相关研究,著有专著《户外休闲产业:国际视野与本土观察》。
他指出,多彩贵州蕴含着丰富美丽的户外资源,从基础设施到资源秉赋的层面分析,可实现户外休闲的多维共赢。他强调,从社会现象角度,户外运动已经从民间的草根运动逐渐进入到了政府的顶层设计视野；从转型升级角度,现在的登山或者山地旅游是一个产业融合的产物,不仅仅是传统的旅游目的地,而是进行了深入的创新和突破。从整个社会背景来说,休闲逐渐成为我们社会的一种刚性需求,探讨户外旅游的发展意义深远,为冬奥会、国家步道系统和绿色基础设施建设等提供了非常好的战略机遇叠加。
他将我国的登山户外运动发展分为四个阶段:一是2005年以前的民间草根萌芽期,在这个时期,国家体育总局的正式体育运动项目中没有户外运动。二是2005年至2014年的民间主导下的快速成长期,日之后,国家正式开展户外运动项目,在民间需求主导下快速发展。三是2015年至2025年的双重力量作用发展期,2014年国务院关于发展体育产业的46号文件,提到把户外运动作为体育产业一个重要方向,进入了顶层设计的视野,在民间需求的推动和政府作用的拉动下,山地户外运动将得到快速发展。四是2025年之后的相对成熟发展期,户外产业规模达到5万亿人民币,相当于美国7300美元的规模,参照这个经验,中国就达到了一个相对成熟的发展阶段。
他提出了休闲的三个概念:休闲家庭、休闲社区、休闲社会。休闲家庭的概念,特别是在户外亲子活动中是一个重要的主题；休闲社区跟城镇化和互联网的发展是密切相关的；休闲社会,则是休闲理念发展的大趋势。
他总结贵州的山地户外资源的特点包括:一是具有绝美的自然环境,二是具有综合性的资源,三是具有时空差异,四是气候体验价值。他强调,贵州山地户外的发展,特别是开发山地户外资源的时候必须要考虑生态自然的脆弱性。在打造山地户外运动资源时必须要把握两个关键问题:一是如何保存游憩资源的存量、质量和生态系统的完整性,确保对游客具有长期吸引力和生态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二是怎样利用对需求的多样化趋势为使用者提供满意的游戏体验。
如何面对挑战和机遇?他从三个方面提出借鉴路径:一是从社会因素考虑游客管理,重点提高户外运动参与者的休闲体验质量,增加直接的和间接的体验感。二是通过资源的科学利用实现户外运动的可持续发展。三是从管理因素考虑服务提升,提供具有服务的管理程序和设施,通过管理降低社会因素和自然因素的冲突。
最后,他概括指出,山地户外休闲旅游的持续发展要突出四个方面:一是要进行战略的引领,特别是十三五规划中要把这个事情高度重视,二是考虑户外的综合发展,三是坚持绿色、生态发展,四是在服务创新上做足文章。
(责编：刘思博（实习）、陈康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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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民 网 版 权 所 有 ，未 经 书 面 授 权 禁 止 使 用
Copyright &
by .cn. all rights reserved单车亚文化研究 ：近代中国的自行车历史 从奇技淫巧到文明奇器
早期的自行车造型
月份牌上的骑自行车的女性形象。
《妇女亦乘脚踏车之敏捷》是《图画日报》20世纪初的一则妓女骑行自行车的图文报道。
《跑车角艺》，画面右下方一骑车西人跌落水中，颇为狼狈。出自《点石斋画报》巳集第十二。
中国第一家自行车商行同昌车行的自行车广告。
1945年的上海电车和自行车。
三枪自行车广告，刊载于《申报》日。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曾是全球最大的“自行车王国”，自行车是当时普及率最高的代步工具，奔涌的自行车洪流是中国城市一道亮丽的风景线。那么作为西方舶来器物，自行车是怎样与它的中国主人相遇乃至完全融入中国社会的日常生活之中？近代中国民众的生活习惯、审美情趣等因而有着怎样的现代演变？中国的“自行车王国”是怎样构建起来的？最近，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徐涛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和韩国高丽大学合作主办的Online学术交流平台Cross-Currents: East Asian History and Culture Review发表论文《踏车而飞：自行车与中国骑车人（ 年）》，讲述1949年之前中国骑车人与自行车的故事。徐涛说，自行车最迟在1868年传入中国，它与中国的初次相遇并不美好，直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人崇洋心理渐次取代了“天朝上国”的观念，自行车才从奇技淫巧变作文明奇器，成为中国人心中文明、先进与富有的象征符号。20世纪20年代以后，自行车在中国社会的普及程度越来越高，踏车而飞的中国人上自王公贵族、富商巨贾，下至黎民百姓、贩夫走卒，无论男女都包含在内。末代皇帝溥仪甚至为了骑行自行车的便利，而锯掉了数百年来横卧在紫禁城宫门中的20余处门槛。自行车甚至被认为是一件女子“最适当的运动”，近代中国最早骑行自行车的女性，除了教会学校的女学生，还有晚清上海的妓女。到20世纪三四十年代，女中学生、女大学生、女报贩、女职员、电影女明星等也都纷纷加入到骑车队列当中。自行车传入中国初期并不好卖记者：你是在什么样的机缘下对近代中国的自行车历史感兴趣的？徐涛：说起我对“自行车与中国”议题的兴趣，绕不开一个人，即我的导师熊月之研究员。2003年，我来到上海社会科学院攻读硕士学位，有缘认识熊月之老师。在那3年时间，熊老师的言传身教，让我得以确认自己可能可以在学术领域取得一点成绩。在撰写硕士学位论文之际，我与熊老师讨论合适自己的论文题目。熊老师让我从物质文化角度入手解剖近代上海社会，并提及3个器物很有研究价值，分别是自行车、马桶和缝纫机。相对于马桶和缝纫机而言，我没有多少迟疑，就选择了“自行车”作为我硕士学位论文《自行车与近代上海社会》的题目。记者：近代中国第一辆自行车出现于何时何地？近代中国最早主要是哪些人在骑行自行车？徐涛：我在近代文献中找寻到的有关自行车进入中国最早的文本是日出版的《上海新报》上刊登的一篇文章，文章开篇写道：“兹见上海地方有自行车几辆，乃一人坐于车上，一轮在前，一轮在后，人用两脚尖点地，引轮而走。又一种，人如踏动天平，亦系前后轮，转动如飞，人可省力走路。不独一人见之，想见者多矣。”考虑到自行车技术工业量产在法国实现也是在19世纪60年代，1868年自行车登陆上海滩的这篇文章，也许可以肯定是自行车引入中国最早的证据。自行车是欧美国家技工发明的器物，在近代中国最早骑行自行车的当然也都是些金发碧眼的洋人。这其中既有骑车传播福音的西方传教士，也有供职于各大洋行的纯粹为了惊险刺激的青年西侨。先是在上海，没过多久，北京、天津、汉口、广州、烟台等西人聚集的城市也都出现了自行车的身影。因为自行车在传入中国之初，非常昂贵，属于稀罕物件，中国人中最早骑行自行车的群体大略分为两类：一是有西方国家留学经验的留学生群体，他们一般是在读书期间就接触并喜欢上了自行车；二是有钱有闲的士绅巨贾家中的纨绔子弟，这一点与今天社会通常意义上的富二代喜欢跑车，有些相似。记者：当自行车刚开始在中国出现的时候，普通民众、知识分子（尤其是学生群体）和官员群体对它的接受史是怎样的？有何异同？徐涛：我没有注意到自行车在中国出现初期，晚清中国社会各个阶层，就如你所提及的普通人、知识分子（1905年科举废除之前，应该叫士人）和官员等之间，在接受自行车这个西来之物时有什么区别。不过的确，在自行车传入中国初期，并不好卖。因为中国人普遍存在“不役人的就役于人”的等级观念，可以消费得起自行车的中国精英群体很少肯使用自己的力气，为自己服役，所以除了使用两腿走路外，他们不是骑马，就是坐轿子。自己坐车、自己使力，在当时中国社会是会被人笑话的。 溥仪大婚获赠自行车记者：自行车是何时进入皇宫的？似乎电影《末代皇帝》里就有宣统皇帝溥仪学骑自行车的细节。徐涛：中国皇帝喜欢上了来自西方的自行车，并为了骑行自行车方便，而下令砍掉了数百年来横卧在紫禁城门上的门槛，这差不多是中国人与自行车相遇中最为传奇，也最有影响力的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是如此富有戏剧张力和象征意义，以至于意大利著名导演贝托鲁奇（Bernardo Bertolucci）在拍摄清朝最后一代君主爱新觉罗溥仪的传记性电影《末代皇帝》时影片专门设置，并大力渲染了英籍老师庄士敦（Sir Reginald Fleming Johnston）赠送并教会溥仪骑行自行车的故事桥段。《末代皇帝》取得了巨大的成功，1987年这部电影一举拿下了美国奥斯卡金像奖的九项大奖。庄士敦送予溥仪自行车的故事也随着电影的影响力，成为末代皇帝拥有的第一辆自行车的最为流行的一种说法。而电影毕竟是电影，它是一种艺术创作，而非历史真实。根据我的研究，溥仪最早是在1922年大婚之际，从堂弟溥佳手中获赠一辆自行车作为礼物的。溥佳在《晚清宫廷生活见闻》中回忆道：“我送溥仪的礼物是一辆自行车。因他从未骑过自行车，看了十分高兴，就开始练习起来，不料陈宝琛得知后，把我狠狠申斥了一顿：&皇上是万乘之尊，如果摔坏了，那还了得。以后不要把这些危险之物进呈皇上。&他还劝溥仪不要骑，幸而溥仪并没有摔伤，练了几天就会了。后来他自己又买了许多自行车，时常以骑车为乐。”自行车与“女性解放”记者：据了解，在上海早期的图画报上，包括月份牌上，自行车是与时髦女郎联系在一起的，也与运动、健身等观念发生关联，请问自行车这种日常交通工具在近代中国的舆论中有没有被赋予超出工具的含义？徐涛：自行车与女性的关系是一个特别值得深入探讨的世界性话题。西方社会，19世纪中后期爆发的“自行车热潮”（“Bike boom”or“bicycle craze”）与女性解放运动息息相关。在此冲击下，年长的监护人、长窄裙、紧身束腹、端庄的长发、黑丝袜、粗厚的足踝、大帽子、假正经和怕晒黑都成为过去。取而代之的是多彩多姿的周末生活、开朗的心境、强壮的大腿、直截了当的语言、扎口短裤、凸显的女人身形、森林田野的欢乐、两性平等、消化良好和职业生活用四个字简言之，就是“女性解放”。与之相比，自行车并未对中国女性在身体形塑、着装审美等方面产生如此重要的影响。中国女性在接受自行车的历史进程中，其间虽然也存在着这样那样的争议，然而至少在城市之中，在知识分子精英控制的大众传媒话语里，中国人对于“女性与自行车”议题持有相当积极、正面的姿态。自行车拥有着现代、摩登、自由和健康等多种涵义。女子跨骑着自行车在近代中国的城市街道上，得到的常常是掌声和赞赏。自行车甚至被认为是一项女子“最适当的运动”。中国最早骑车的女性群体，一是教会学校里面的女学生，其中最著名的当属宋氏三姐妹中的大姐宋蔼龄了。美国记者、女作家Emily Hahn（中译名项美丽）在《宋美龄传》中写道：“宋耀如喜欢骑脚踏车，也是上海第一个拥有脚踏车的人。在蔼龄十岁生日（1899年）那天，他送给她一辆脚踏车，宋蔼龄，她是当时中国所有女孩当中第一个拥有脚踏车的女孩。她经常与父亲骑车出游，且不听劝告，骑车作弄环绕街上的警察而不肯罢休。”另一类骑车的女性群体，是晚清上海的妓女。晚清中国妓女的意涵比如今要丰富许多。妓女占据公共话题，成为近代中国第一代“明星”，走入大众的公共视野。从不拘传统的新奇奢侈的服装打扮、富贵华丽的住宅与家具，到极度追求奢侈的生活方式，妓女在晚清中国公众心中的形象是新奇大胆，是标新立异，是那个时代时尚的代言人。 20世纪三四十年代，更多女性群体加入到骑行自行车的队列当中。这一时期，骑自行车的中国女性群体涉及的社会阶层相当广泛，其中既有为健康体魄、游娱身心而骑车的女中学生、女大学生；也有奔波街头，为生计糊口而骑车的女报贩 、女职员。而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还是电影女明星群体。1941年，轰动一时的“周璇、严华婚变案”后，周璇搬进了寄父柳中浩的公馆中居住。因为暂时没有新作，很是空闲，她在每日学唱京剧之余，兴起了学习自行车的念头。周璇学车绝非什么个案，据当时的电影周刊的记者估计，“大小明星、导演等等，差不多有车者占三分之二。” 可见自行车在当时中国电影界的流行程度。在以自行车为载体的环球冒险、运动竞技等活动中，近代东西方文明的差异、冲突显露无遗：一方是西方殖民话语的身体表现；另一方则是反抗西方殖民霸权的民族主义情绪的表达。其中著名的案例有：20世纪30年代，潘德明只身骑车环游世界的传奇经历；20世纪40年代，荷兰华人何浩华代表中国出战1948年伦敦奥运会的励志故事。这些在当时几乎是世人皆知的故事，现在已经不常被人讲起。记者：在以小说、影像等方式呈现的近代上海的历史记忆中，黄包车出现的频率似乎比自行车更高，自行车与黄包车在当时人的观念中有何异同？徐涛：人力车，又名黄包车，最早于1874年由法国侨民带入上海，不久后即作为一种营业性载人交通工具在两租界正式营运。在近代上海的交通工具中，自行车与人力车的竞争最为激烈，并行时间也最为长久。一是因为人力车和自行车性能特点相近，都具有便利、迅捷、对路况适应性强等诸多优点。在很多零部件的补配方面，自行车和人力车甚至可以互调通用。经销自行车的车行里一般都有人力车出售。二是因为自行车和人力车消费人群重叠。人力车资费虽然不贵，但若天天乘坐，每月累积下来数目也颇为可观，并非上海下层民众所能长期消费。与自行车一样，人力车的主要客源也是上海社会中的中产阶层。自行车和人力车在生态上势必互为敌手。但与自行车相比，人力车自身存在着许多不可克服的弊端。首先是人力车存在的不人道性，役使人力逐渐成为中国野蛮、落后的象征；其次是人力车运载能力低下。人力车相比自行车体形巨大，运送一人所占道路面积达3平方米，是自行车占用面积的3倍多。正是这些弊端导致人力车最终遭到历史的遗弃。 自行车技术应用初期主要是为游玩记者：近代中国自己设计、生产的自行车源自何时？它是如何与外国输入的自行车展开竞争的？徐涛：中国最早的自行车工业制造是从自行车零件的制造开始。在上海，一批国人创办的自行车零配件制造厂和商办工场逐步创办。最早于1926年，由大兴车行开始聘请2名日籍技工，购入进口钢管和接头，正式进行自行车车架的组合、焊接和油漆，配以部分进口零部件组装成红马、白马牌自行车销向市场。这是最早的国产自行车。1927年，润大车行也在自制部分零部件的基础上，配以进口零部件组装成飞龙牌自行车。“红马”、“白马”、“飞龙”牌自行车严格意义上来讲，还是拼装的国货。大部分关键零件的生产和所用的原料还是需要从国外进口，并未完全摆脱对于国外自行车工业的依赖。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战事导致了大规模欧美自行车货源的停止供应，这也就迫使华商的自行车车行不得不进行独立的技术研发，1941年，合利工具厂和得利车行合作，真正意义上的第一辆全部由中国生产研制的自行车在此时推向市场。由于民族自行车工业羸弱不堪，近代国人脚下、街头所行的这么多自行车，几乎全系从外国进口而来。而在有自行车输入中国的所有国家中，日本以其廉价倾销策略，对中国民族自行车产业打击最大、伤害最深。记者：自行车何时进入中国乡村社会？在城乡之间的接受史上存在何种异同？徐涛：自行车技术应用初期，主要是为游玩。所以从某些个案角度去看，几乎可以认定，自行车在进入中国城市的同时就已经进入中国乡村社会了。在某个特定区域，如河北省高阳县的很多乡村，自行车普及率并不低于中国的各大城市。有史料证明，其中一个村庄在20世纪40年代曾保有100多辆日产自行车。这主要是因为当地土布业发达，自行车成为进出货品的最方便的交通工具。但总体而言，众所周知，近代中国社会呈现出的极端不平衡的发展景象，大体呈现通商口岸城市、沿江沿海之口岸腹地和更为落后的中西部广大地区三大梯段区域。自行车在这三大区域的普及情况也呈现出日渐式微的趋向。新式器物改变国人生活方式记者：有人认为研究自行车这种器物的历史虽然新奇、新鲜，但似乎容易陷入一种“器物的迷恋”之中而见树不见林，不能回应、解释近代中国变迁的大问题。你怎么看待这种批评？徐涛：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中国史学界过分重视政治史、革命史，过分强调所谓的宏大叙事。改革开放以来，以政治史为中心的研究范式被打破，经济史、文化史、社会史等各个学科的研究全面展开。但研究范式转向并非那么容易的事儿，学界中一直存在着对社会史、文化史中零碎化的研究取向的担心和讨论。熊月之老师在《千江集》“西物东渐与社会变迁”一文中也提醒到，器物文化的研究“如果仅就物论物，那尽管也有学术价值，但容易见小不见大，见器不见理”。近代以来，受西力东侵所迫，中国遭遇“三千余年一大变局”，大至民族国家形态，小至日常器物习用，皆与传统中国迥然有异。近代中国变迁这个大问题，其中包涵的内容是极为丰富的。不能说关于义和团运动的研究，一定比考察百年间中国人日常生活的物质层面上的转变，来得更有意义。我自己也做过比较纯粹的政治史的研究孙中山研究，今年夏天刚刚出版《孙中山与上海》（广东经济出版社2012年版）一书。仅就我自己的两个研究议题来问我，哪个能更好地回应、解释近代中国变迁的大问题？我也很难回答。在我心中，这两个议题同样重要，似乎很难将孙中山对中国社会近代转型的意义和自行车对近代中国社会的影响，放在一个天平上去衡量。我个人以为，近代以来，西方科技鼎新、工业革命所产生的诸多新式器物，犹如水之由高入低，不断涌入中国社会，改变中国人生活方式的这个被简称为“西物东渐”的历史现象，本身就是一个宏大议题。至于如何摆脱“就物论物”、“见小不见大，见器不见理”的研究窘态，研究者就需要时刻提醒自己，要从近代中国“三千年变局”这个大背景中思考，真正做到“由器及事，由器及理”。【简介】徐涛，1982年6月生，山东省日照市五莲县人，现为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2003年起，师从中国著名史学家熊月之研究员，从事中国近代史、上海城市史研究，在Urban History、Cross-Currents: East Asian History and Culture Review、Transfers: Interdisciplinary Journal of Mobility Studies、《社会科学》、《史林》等海内外权威刊物发表论文20余篇，出版个人学术专著《孙中山与上海》一本，参与撰写、译著《西制东渐》、《上海名人名物名事大观》、《上海大辞典》、《中华大典》、《上海文化发展与变迁》、《中国城市的发展》、《历史的转弯处》、《民俗上海》、《讲述中国历史》、《上海的美国文化地图》等著作多部。
（以上文字来源：东方早报）
附：单车编年史2.0
1866年清廷派出第一个出洋考察团，19岁少年张德彝参加考察，在自己的游记里提到“自行车”这个翻译称谓，自行车一词首次出现，他自己的解释是靠个人自己的力量行走的车子。从此这个名称被一直沿用。1950年，新中国第一个全部国产化的自行车品牌“ 飞鸽 ”在天津诞生。
60、70年代，自行车被誉为“结婚三大件”之一，是女孩子当时找婆家的重要物质条件，也是姑娘出嫁时一份倍儿有“面子”的嫁妆。
20世纪80年代，中国就被称为“自行车”王国。
1989年2月，李鹏送给时任美国总统的老布什夫妇两辆“飞鸽牌”自行车，喜欢单车的老布什欣然接受。
20世纪80年代末，中国自行车保有量达到了5亿辆。靠自行车，中国人第一次整体改变了自己的速度。
1994年，国务院公布了第一个《汽车工业产业政策》，公开表示“国家鼓励个人购买汽车”，从此，中国突破了私家车的禁区观念。也正是从此时开始，在中国的大城市，自行车开始逐渐淡出人们的生活。
2005年，《GB 自行车安全要求》规定出炉。严格按照规定来说，死飞并不符合这份规定所提出的安全要求。
2001年，《十七岁的单车》入围第51届柏林影展竞赛，影片以单车为线索牵扯出都市小人物的命运。山地车拥有比交通工具更深的意义，它是一种资本和权力。
2002年上映的《蓝色大门》中，陈柏霖饰演的张士豪骑自行车的阳光背影，以及男女主角马路骑行追逐的场面，都给自行车这一交通工具抹上了浓浓的文艺气息。
2002年始，每年7-8月在青海省举行的环青海湖国际公路自行车赛是亚洲顶级、最大规模公路自行车赛事，也是世界上最高海拔的国际性公路自行车赛。
2006年，《年中国自行车行业研究咨询报告》指出中国为全球自行车生产和消费大国，自行车产量自1998年起已遥遥领先全球，出口量也高居世界第一。
2007年，德国姑娘伊泉创建了中国第一家死飞自行车商店Natooke。Natooke拥有一个自行车俱乐部并且经常组织自行车骑行和活动。更多中国年轻人加入了死飞队伍。
2007年上映的电影《练习曲》讲述了一位骑自行车的学生环台湾岛一周所经历的故事，片中对话“ 有些事现在不做，一辈子都不会做了 ”感动许多观众，同年暑假兴起自行车环岛热潮。
2007年，王卫成为中国“首位骑行全国的在校大学生”记录创造者，他也因骑行这一壮举而获得了北京奥运会火炬手资格。
2008年奥运会，北京市首次引进公共自行车。截止2013年，公共自行车系统已遍布我国江苏、四川、山东、浙江、广东等多个省份。
2009年11月，韶关街头出现了由99辆自行车组成的婚车队，引来市民驻足欣赏。
日，时任山东省省长姜大明骑自行车上班，参与能源短缺体验活动。外国领导人骑自行车上班早已不是什么新闻，国内此举一出，作秀的指责声一片。
2008年，台湾人谢旺霖的《转山》在大陆出版，并于2011年改变成电影在大陆上映，引起一阵骑行热。
2009年，第一届“上海野猫速递赛”成功举办。一部自行车，一个目的地，不管用何种方式，快速到达就是赢家。
2009年，“拜客广州”成立，是旨在推动绿色出行，倡导有利自行车出行政策的民间环保组织。
2009年6月，在北京举行了首届死飞大革命活动。这项集体骑行运动吸引了来自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地将近70名Fixed Gear运动爱好者参加！并成功举办至今，2013年举办了第五届死飞大革命。
中国老牌自行车公司“永久”于2010年推出了一个全新副牌“永久C”，这一举动揽获了不少中国年轻人的关注。
2011年秋冬，Lee将死飞精神融入到新系列的设计当中，推出了实用与时尚完美结合的“都市骑士”系列。H&M、匡威、Levi's等越来越多的国际时尚品牌开始涉足单车，将单车元素融入到自己的产品当中。
2013年，微博上晒出318国道的拥堵照，显示了赶集般的热闹场面。骑行318因受欢迎过度沦为“新四大俗”之一。
2013年4月，700BIKE举办了北京复古骑行大会。老式单车，淑女绅士派头，犀利复古相机一起让城市穿越回上世纪。
（编年史由《城市画报》独家授权，转载请与《城市画报》联系。文：李东哲 资料整理：张璇）
本文来源：骑摆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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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 称：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旅游经济运行与危机管理毕业学校：、出生年月：1961年3月
孙根年工作简介
孙根年，陕西西安市人，教授、旅游管理博士生导师，兼任陕西师范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
，《陕西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编委。主要从事生态环境、旅游经济运行与危机评估等方面的教学研究，先后主持完成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陕西省自然科学基金、陕西省社会科学基金、教职 称：教授，博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旅游经济运行与危机管理
毕业学校：、
出生年月：1961年3月育部教学改革基金8项，出版教材和学术专著5部，发表科研论文180余篇，有关成果获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1项，陕西省科技进步奖2项，陕西省教学成果特等奖1项，科技进步2项。主要学术贡献有：
（1）关于生态旅游的研究，1994年提出了自然保护区的生态旅游开发问题，1998年建立了自然保护区生态旅游开发模式，2005年又提出深层生态旅游开发的概念，倡导通过景区环境美化、文化展示与社区参与建设新的世外桃源。
（2）关于旅游本底趋势线研究，1998年提出了旅游本底趋势线的概念，并发现了本底趋势线的“晴雨表”功能和预测功能；2005年又对本底趋势线理论进行了完善，并用于SARS对我国旅游和交通运输的后评价研究，有关成果在《中国工程科学》等刊物发表；
（3）关于旅游竞争力的研究，2002年提出了“旅游市场竞争态模型”，探索了“旅游业的区位开发与区域联合开发”，主持完成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旅游业国际竞争力测评与提升战略研究”。
（4）关于环境经济评价研究，坚持生态环境与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研究，主持完成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中国西部林草植被生态服务价值测评》等课题，有关成果与他人整合，获得2006年度陕西省科技进步二等奖。
科研项目及成果
（1） 主持的科研项目
1. 中国西部林草植被生态调节功能及生态服务价值测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主持人
2. 中国旅游业国际竞争力测评及提升战略研究，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主持人
3. 西安市行政中心外迁可行性研究，西安市人民政府，51万元，主持人
4. 陕西林草植被生态服务价值货币化测评，陕西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主持人
5. 陕西经济国际竞争力测评及提升战略研究，陕西省社科基金项目，主持人
6 黄土高原土壤微结构与土地利用变化研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第二人
7 陕西省主体功能区研究，陕西省发改委课题，子项目负责人，10万
（2）主持的教学研究项目
1. 面向21世纪地理学教育专业课程体系改革与实践，教育部教改基金项目，项目编号：JS193B, 资助金额：2.0万元。
2. 地理学专业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陕西省教育厅教改基金项目，项目编号：982029, 资助金额：1.6万元。
3. 陕西高职高专旅游专业课程体系改革与实践，陕西省教育厅，1.6万元
4. 中国中小学可持续发展教育项目，国家教育部及WWF，资助金额：3.0万元
5. 陕北生态环境与居民生活调查研究，WWF，资助金额：3.0万元
（3）编著教材
1. 孙根年主编，地理课程改革的新理念，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8
2. 孙根年 主编，地理科学导论，西安地图出版社，1994年
3. 郭志强 孙根年 编著，中文WORD高级使用教程，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95年
4. 朱士光 孙根年，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8年
（4）教学与科研获奖情况
1. 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将，国家教育部，2001年，（共5人，第2人）
2. 陕西省教学成果特等奖，，2001年，（共5人，第2人）
3. 陕西省科技进步三等奖，陕西省人民政府，2004年，（共9人，第2人）
4. 陕西省科技进步二等奖，陕西省人民政府，2006年，（共9人，第3人）
孙根年代表作
1. 孙根年. 论体验旅游的理论架构与塑造原则. 社会科学家, 2006,第6期，115-119.
2. 孙根年. 2003年SARS对我国铁路客运量的后影响评价. 铁道学报, ）：28-34
3. 孙根年. 新世纪中国入境旅游市场竞争态分析. 经济地理, ）：121-125
4. 孙根年. 事-物-人“三理和谐”与复杂地理问题研究.自然辩证法研究, ):13-16
5. 孙根年. 关中盆地地-气系统灾变的节律性及耦合关系.自然灾害学报,）：40-46
6. 孙根年. 论旅游业的区位开发与区域联合开发. 人文地理, ): 1-5
7. 孙根年. 课程体系优化的系统观及系统方法. 高等教育研究, ）：86-90
8. 孙根年. 国家区域公路网需求模型及依赖-偏好指数研究. 中国公路学报，)：
9. 孙根年.物质-能量-信息(MEI)的转化与人类可持续发展.自然辩证法研究,): 50-56.
10. 孙根年. 我国自然保护区生态旅游业开发模式研究. 资源科学, ): 40-44.
11.孙根年. 我国境外旅游本底趋势线的建立及科学意义. 地理科学, ）：442-448
12. 孙根年，论旅游危机的生命周期与后评价研究，人文地理，）：7-12
13. 孙根年，大国优势与中国旅游业的高速持续增长，旅游学刊，）：29-34
14. 孙根年，于立新.基于本底趋势线的秦俑馆旅游危机后评价研究[J].地理科学，）：107-112.
15. 孙根年，马丽君.基于本底线的2008年北京奥运会客流量预测[J].地理研究，）：65-74.
16. 姚红，孙根年，贾英.中国名山旅游成长的非线性模式与比较研究[J].山地学报，）：65-74.
17. 马秋芳，孙根年，杨新军.合图法在入境游客感知期望分析的应用[J].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167-171.
18. 韩亚芬，孙根年.我国“十一五”各省区节能潜力测算[J].统计研究，）：43-46.
19. 孙根年，马丽君.十年来四川省入境和国内游客的空间聚集性分析[J].旅游科学，）：20-24.
20.马丽君，孙根年，李馥丽等.陕西省旅游气候舒适度评价[J].资源科学，）：40-44.
21.韩亚芬，孙根年，李琦.资源经济贡献与发展诅咒的互逆关系研究-中国31个省区能源开发利用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J].资源科学，）：188-193.
22.孙根年，马丽君.西安旅游气候舒适度与客流量年内变化相关性分析[J].旅游学刊，）：34-39.
23.孙根年，马丽君. 2003年SARS对中国交通客运量影响的后评价研究-基于本底趋势线全国28个省（市）自治区的分析与估算[J].中国工程科学，）：32-37.
24. 李锋，孙根年.旅游目的地灾害事件的影响机理研究[J].灾害学，）：134-138.
25.于立新，孙根年.深层生态旅游开发与新世外桃源建设[J].人文地理，2007，（2）：63-67.
26.孙根年，薛刚.25年来秦俑馆旅游生命周期与结构变化研究[J].干旱区地理，）：283-288.
27. 孙根年，吴晓娟.中国六大遗产地旅游非线性成长及比较研究[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07-111.
28.宋咏梅，孙根年.我国城市主题公园建设的几个问题[J].城市问题，2006，（9）：57-60.
29.宋咏梅，孙根年.论体验旅游的理论架构与塑造原则[J].社会科学家，2006，（11）：115-119.
30.于立新，孙根年.楼观台森林公园深层生态旅游开发的模式探讨[J].山地学报，）：727-733.
31.李锋，孙根年.基于旅游本底线法（TBLM）的旅游危机事件研究-以2003年“SARS”事件为例[J].人文地理，2006，（4）：102-105.
32.孙根年，黄春长，任志远.论科学研究、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的协调发展[J].高等理科教育，2006，（3）：74-78.
33.宋咏梅，孙根年.中国城市居民旅游购买能力统计分析[J].城市问题，2006，（2）：54-58.
34.于立新，孙根年.陕西楼观台森林公园的深层生态旅游开发[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06-111.
35.孙根年，季红.安康旅游业的区位开发与区域联合开发[J].商业研究，2005，（18）：177-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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