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州市电视艺术家协会
所属目录：
所属地区： &
网站访问量：2498&&
扬州市电视艺术家协会
扬州市电视艺术家协会
供货等级：
交易等级：
诚信指数：90%
客户满意：92%
联系人：负责人
地址：江苏省扬州市维扬区文汇南路广电中心
扬州市电视艺术家协会位于江苏省扬州市维扬区文汇南路广电中心,交通便利，在上级部门的指导下，我们工作卓有成效。各类行业数据仅向行业内部成员公开，欢迎电话咨询。
会员类型：
普通会员（未实名认证）
主营项目：
电视艺术家活动
资料待更新
注册资金：待更新
员工人数：未填
法人代表：
注册地址：江苏省扬州市维扬区文汇南路广电中心
单位注册时间：1998年3月
扫描保存单位二维码信息
单位印象：发展空间大
工作氛围好
该商铺未发布任何商品信息，以下是系统为您随机推荐的商品信息!
技术支持：1024商务网
浙ICP备号-1
&&1024商务网客服QQ： &&
免责声明：此网页并非该单位官网，而是由会员免费注册的1024商务网商铺，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合法性由发布者负责，1024商务网对此不承担任何责任！如发现侵权违规问题请发邮件至或联系删除。当前位置： &
扫描到手机
07:32:26 & & &
图集详情：
4月24日上午，一个“三名和尚打架”的视频在网上引起了热议。记者进行多番求证得知，视频中僧人打架之事属实，就发生在扬州宝应县的宁国寺。4月27日，宁国寺住持清纯法师在朋友圈中发布状态：“阿弥托福！本寺院日上午发生的僧人打架一事（为小事而争执），迅速进行处理；现于日上去作出决定对参与三人‘迁单’；宁缺毋滥”。
用微信扫描二维码分享至好友和朋友圈
精彩高清图推荐：刘九庵先生论金农书法艺术综观
金农（），清代书画家，扬州八怪之首。
金农(年),字寿门,自号冬心先生,浙江钱塘(今杭州)人。工诗、古文,乾隆元年荐举&博学鸿词&未就。又善书、画、篆刻,时往来扬州间,被称为&扬州八怪&之一。其书画别具风格,不落寻常俗套。《墨林今话》记云:&书工八分,小变汉人法,后又师《国山》及《天发神谶》两碑,截毫端作擘窠大字,甚奇。&寻常所见到的金农隶字,锋齐而笔画斩截,横画粗,竖画细,与上述评记颇吻合。因其书法的这种形态,具有用刷漆之笔写出的特点,故言之为&漆书&。然通观金农传世的各时期书法作品,并非只是&漆书&的一种表现,即使是中、晚年以后,其书法面貌虽已形成,但仍然还在变化之中,且较为丰富复杂。因此,对金农书法艺术的变化,是需要我们仔细地体认一番的。
《游禅智寺诗》轴
现今所见金农的书法,当以故宫博物院所藏《游禅智寺诗轴》为最早期作品,书后自识云:&此予辛丑九月同谢奇义、杨诲仲、陈授衣游禅寺诗也。奇义已归道山,诲仲羁滞中州,予与授衣依然落拓作客广陵。于时又值重九,闭门独酌,有怀追录往作,以志予慨。钱唐金司农。&按诗作于辛丑,即康熙六十年(1721年),金氏35岁。越二年,即雍正元年(1723年)夏,金农北上游山东,事见《冬心续集》,而此诗轴书于广陵(扬州),必在出游山东前,即书于35岁至37岁间。诗幅作行书体。其用笔直画使转圆浑,无顿挫棱角锋芒痕。但看得出,此行书诗的书法是植根于汉隶书法中的。由于在此之前的书法作品无存,因此尚不能确切地知道金农早期书法的师承渊源,但从其四、五十岁的传世作品看,则明显地表现出他曾对汉代隶书下过相当的功夫,并由此浸淫于《禅国山碑》与《天发神谶碑》中,遂逐渐确立了个人的书法风貌。金农所书有纪年的作品,在四、五十岁间有这样一些典型之作:如雍正三年(1725年),39岁时所书隶书《王彪之井赋轴》,隶书《司马温公榜稿轴》,此幅钤引首章&己酉以来之作&,按己酉为雍正七年(1729年),当为43岁以前作;隶书《王融传册》,书于庚戍夏五,即雍正八年(1730年)`,44岁;同年九月又隶书《六朝名贤轶事册》;雍正十一年癸丑秋(1733年),47岁时隶书《张融等传记册》;雍正十三年(1735年),49岁时行书《孙知微传轴》;乾隆元年(1736年),50岁时行书《观题范宽画诗轴》。上面的诸书为金农最多见的隶、行二体书。其隶书,一种表现为用笔丰沉,风格淳厚,如《司马温公榜稿轴》;一种表现为结构疏朗,笔法清遒,如《王融传册》,《张融等传册》。这两种不同风格的隶书表现,既反映了当时书坛上已经出现的宗法汉代隶书的现状,也反映了金农个人书法的丰富变化。清光绪间人王瓘跋其《六朝名贤轶事册》云:&汉八分法自赵宋以后遂失其传,赵松雪(孟顺)、文徽仲(微明)诸公偶一为之,但取方整而已。至郑谷口(簠)力求象古,用笔纯师《夏承碑》,深得汉代披法。沿及雍乾之际善隶者人人宗之,无能出其范围者。冬心先生亦以此入步,后见《西岳华山碑》,间亦仍有芝英笔体流露豪端。&此跋是说自郑簠以来一些书家始力图追踪汉隶古法。其实在此之前,已有人作此表现了,如郑簠前的宋迁、王时敏等,皆以宗法汉隶而负书名,只不过至郑盆时引起了更大的影响,从金农后来论及隶法中也可看出郑簠对他的影响。可能出于矫正元明以来方整板刻的隶字之弊习,金农早期的隶书多欲表现汉隶的浑厚朴茂,但同时也表现出他对各种不同风格的汉隶作品皆有兴趣,从传世作品中我们知道他曾习过《华山碑》,《乙瑛碑》,《郁阁颂》等汉隶作品。在汉隶中,《华山碑》与《乙瑛碑》属于同一风格类型的作品,具有体势方整,骨肉均适,笔画分明，法度严谨的特点。正如清代书法家何绍基评《乙瑛碑》:&横翔捷出,开后来隽利一门,然肃穆之气自在。&《乙瑛碑》石在曲阜孔庙,金农于雍正八年夏、秋所书的《王融传册》与《六朝名贤轶事册》均书于曲阜，其隶字的清朗遒劲风格当与《乙瑛碑》书法不无关系。当然又不完全是照临此碑书法。这就说明其书法的变化，与其游历和接触的古代书法作品有所关联。相比较，《郙阁颂》则属于古朴雄浑的汉隶书法。康有为曾言：&吾尝爱郙阁体法茂盛，汉末已渺，后世无知之者，惟平原（颜真卿）章法，结体独有此意。&颜真卿书法与《郙阁颂》有无关系，康氏之说只是臆断，但显然《郙阁颂》与《华山碑》、《乙瑛碑》书法殊观。金农亦习此碑，必然也含有浑拙朴茂的隶书表现，这正是其隶书的另一种风格。此一时期的书法作品表明，金农的书学基础是建立在汉隶书法上的，不仅博学多采，且经常以不同的表现形态。因此其49岁、50岁所做的两件行书作品，即《孙知微传轴》与《观题范宽画诗轴》，就不仅只是行书体中兼参隶法遗意，而径直是隶体书法的行化了。在金农的绘画作品题记中，多以此类行书或楷书为之，因之构成了其楷、行书的艺术特点。在书法史上，自宋元明以来行书大盛，几乎无一书家不善此体,而且又绝少有人不从魏晋法帖书法人手的,并因此成为帖学书法的主体表现。由此而论,金农的楷、行书以隶体书为基,则决非个人的好恶而为,恰好预示了书法史上将发生某种巨大的变革。在金农身后不久即出现了碑学书法,则可证明金农当年的远见卓识。《六朝名贤轶事册》后有老芝(李在铣)的一段跋语,其评金农书:&笔笔从汉隶中出,意味深长,耐人寻绎。世眼以为怪,吾亦以为怪,怪世人以不怪为怪也。&因其不人世人眼,故称他们为&扬州八怪&。其实此时金农的隶书还是较淳正的汉隶,而他的行、楷书才是真正惊俗骇目的&怪字&哪!
至金农50岁前后,是他在书法中酝酿古法的建基时期。无疑他对汉代隶书下过相当深厚的功夫。按一般书学规律,也即应开始化古出新,建立其本家面貌了。据记载金农的书法最后是从三国时期吴《禅国山碑》、《天发神谶碑》书法中化出的,但从传世的金农作品中,我们未见到他直接临习或仿书两碑的作品。然而有这样一件作品值得我们大加注意,即扬州市文物商店所藏金农隶书《苏东坡五古四首卷》。该卷款署&钱唐金司农&,惜无年款,不知何时所作。看书法遒润有加,于苍遒中含圆润风味,当为其书法艺术成熟后的作品。但既不同于前述的学汉隶书法,更不同于所谓的漆书。此书大多数字作隶体,亦有少数篆体书,且隶体字中明显带有篆字笔画或风意,基本为隶参篆法的艺术表现。字体结构不似汉隶的古拙绵密,而是篆字般的均净平整。且个别字的偏旁结构,与通常小篆书不同,显得较为奇古。某些波碟笔画,在丰沉的笔法中出以悬针篆法的尖锋,显得整个书法既沉厚又活泼。总体上来说,此卷书法形模颇类郑簠所创的草隶,即于隶书中兼参草势,但同时又有不同于郑书的风意。看来金农也偶然仿学郑簠的书法,而实际水平却又不下于郑簠。郑簠的隶书参以草书为势,故世称&草隶&,而此卷书则更多地带篆势,甚或个别字全是篆书体势,这又是从何而来的呢?我们以为,此即受到了《禅国山碑》、《天发神谶碑》的影响。两碑最大的特点是均融篆隶为一体。《禅国山碑》以篆体为主而融以隶法,故有圆浑雄厚之势;《天发神谶碑》以隶体为结构而融以兼书笔法、笔画方截中常有篆字的婉劲之势,且于粗钝的运笔中又有悬针出锋的篆字笔画,基本上为雄强方劲的风格。相比较则句看出《苏东坡五古四首卷》当是受两碑书法的影响。当然此卷书法是化合了包括汉隶和郑簠的隶书等件多书法材料而成的,并非仅是两碑书法,从我们对此卷书法的分析中可以看出其构成的诸多艺术因素。因此,尽管此卷书法没有纪年,仍可以推测决非早期之作,因为其书已相当地成熟了;亦非晚年所书,我们很难从中看出其后来形成的个人书法习性。这只能是即将化出其个人书法面貌之前的作品,表现出他已经相当熟稔地出入诸体书的艺术水平,即将进入成熟时期的艺术创作阶段了。
封禅国山碑
天发神谶碑碑文
如果我们推测的不错,金农的书祛表现在其后不久应出现其所独创的漆书。果然在其50岁之后就有这样的作品.乾隆五年庚申(1740年)54岁时所作隶书《沈周佚事轴》,完全是笔画方劲沉厚,横画粗而直画细的漆书。其书用笔多侧锋横运；竖直画则少作转折,往往起笔以细画直下,凡竖直画带钩挑者,一般用转笔作波送出,寓有篆籀遗势。中国书法大都强调中锋运笔为主,以取圆浑沉着之姿,以侧锋运笔为主者往往被目为不合法度。金农漆书则一反常态,不仅多用侧笔,且圭角锋棱大显,不能不说是大胆地出以奇形异态。然而,其虽用侧笔,一者参用圆转篆势以破其方,二者用笔异常沉厚,此皆为救补之处,故其书仍然于方劲中饶浑融之意。本来《禅国山碑》与《天发神谶碑》书法在碑书中就属于奇异之体,经金农以汉隶之体再度演化而出,自然会被世人目之为怪。如果我们联系其早期习汉隶的书法,则可知他的书法仍然是寓奇于正的,并非一任己为的独出心裁。但同时应指出,金农的作法正与其他扬州画派的&怪人&一样,也是有意识地破除习俗,而自创蹊径的。
此后金农的书法再度表现为两种形态。至60岁前后,愈来愈向笔画更为方侧的方向发展。如书于乾隆乙丑(1745年)59岁时的《隶书轴》,用笔基本一致,连竖直画也以方侧笔为之,具有形方、笔方而沉厚的风格。再如书于乾隆丙寅(1746年),60岁所书隶书《七言联》和《八分书轴》,则为横粗直细、棱角毕现、略带飞白的艺术表现形式。即如《墨林今话》中所言:&截毫端作擘窠大字&的那种书法表现。越十年,进入金农书法最晚期的创作阶段,始作所谓&渴笔八分&。其于乾隆丁丑正月(1757年)71岁时作《八分书轴》,并书识语云:&予年七十始作渴笔八分,汉魏人无此法,唐宋元明亦无此法也。康熙间金陵郑簠虽擅斯体,不可谓之渴笔八分书;一时学郑簠者,亦不可谓之渴笔八分也。&顾名思义,所谓&渴笔八分&即用渴笔为之,笔画多露枯白,且不作漆书那般的丰沉方劲,用笔较为清瘦洒脱,其《八分书轴》文曰:&外不枯,中颇坚,五岳在目前,得汝与游,恍骑白龙上青天。享太羹,进明堂,圣人上寿安且康。千万年,颂无疆。&这一段文字似为渴笔八分书赞,前文是说八分书之形态特点,后文是说书者自得之情。由此可体会晚年的金农,优游书艺,一泄己怀的情景。其实就其生平经历而言,他的晚境是十分困苦的,此不过是聊以自遣而已。
综上所述,可知金农虽自欲做一个诗人,但他确又是一个真正的书法艺术家。从整个清代书坛看,如金农这样始终不懈追求书艺之笃志者,几乎没有几人相埒。我们从其38岁而至晚年的书作,虽只略举数例,即可看出其丰富的变化。若仅用一漆书涵盖其一生书学,则不能全面而具体地认识他的书法。可惜的是,金农并没有留下更多的书论,使我们不能确切了解其书法每一变化的书者意图,而仅就其书法作品的不同表现来揣摩,则难免有盲人摸象之虞。但有一点可以有把握地说,金农写字多变,除其对艺术的追求外,当与其卖字糊口有关,这是有许多材料可以证明的。如金农的《致石卿札》云:&尊纪至接诵手函,关注良多。书灯十二对,烦人送致。可翁今年楠木架阔大,绢亦细匀,每对一两二钱方得,余润幸婉言之&。可见,其书出新奇之态,变化良多,当与符合买字人的需要有关。这对于书家而言,实在也是不得已的事情。
相关资讯Related
《红与黑——两个世界之间》马蕙水墨作品展于日在北京时代美术馆隆重开幕。这是北京时代美术馆在新年伊始之际，迎来了第一个展览。
艺术家亚赞·阿尔瓦尼（Yazan Halwani）扯下贝鲁特墙壁上的政治标语和海报，腾出空间让自己创作壁画。
资深收藏分析人士称，收藏行业只是两极分化比较明显了，真品、精品仍有市场，依然求之难得。
由58艺术网主办的“境域——董志栋、尹茂健双个展”于798先声画廊开幕，共展出了董志栋与尹茂健共34件作品，两位艺术家通过各自作品的面貌向观众展现了他们不同的艺术“境域”。
2015年的艺术圈很热闹，热闹的表象下，暗流涌动。正如一位青年评论家所言，当下正处于“策展人的时代”、“美术馆的时代”。
书画不同于股票、房地产，对它做投资的风险还要大大高于前两者。其风险就来自于书画自古有伪作，且近些年的书画造假手段到了登峰造极、无孔不入的地步。
华艺淘珍拍卖会第7期即将于本月下旬举行，该场拍卖会涵盖中国书画、古董珍玩两大门类。近1000件精品佳作，将于1月21-22日预展，23日拍卖。
五代两宋时期，中国山水画真正走向成熟并迎来发展史上第一个高峰。
艺术品市场所鼓吹的书画大众消费和未来增值，这两者很难集于一体。如今普天盖地的拍卖、线上交易，高贵的奢侈品也会被这样低端的抛售让市场饱和，让世人审美疲劳。
日，张正民个展《寻人启事》于华府艺术空间盛大开幕，本次展览由吴放担任策展人，并由李小山作为学术主持，还特邀了著名艺术批评家鲁虹、李旭、冀少峰、王林等。
艺术家科普兰正在全球寻找最像梵高的人，奖金是5000欧元和一趟温哥华之旅。&&您现在的位置：&&>>&&>>&&>>&正文 扬州评话
李信堂：一位“拿魂”的扬州评话艺术家
王振强对其好友李信堂曾有过十分精彩的评价：“信堂君……为人豪爽、质朴、谦和。登台时,讲英雄颇俱义肝侠胆，述小人亦惟妙惟肖，其故事情节精彩，满堂侧耳静听，竟忘其所在。扬州人谓之‘拿魂’”。李信堂演绎的扬州评话《武松》《宋江》《林冲》《杨香武》《白玉堂》等书目，已经融入扬城百姓的日常生活，成为了扬州这座城市一抹亮丽的文化底色。
学艺之路：从李少章到李信堂
1934年，在东关街牌坊巷的一户艺人家庭里，诞下了一名男婴，因父母生女较多,最后喜得贵子，故给他起名李天宝，意为“天降宝贝”。这户人家的男主人叫李洪章，曾师从王健章学说《彭公案》，虽然双目失明，但却是当时扬州最出色的评话艺人之一，后来他给儿子改名为李少章。在耳濡目染的环境里，李少章自幼就表现出独特的天赋，6岁开始去扬州教场听书，几乎是每天的“功课”，不仅听其父亲的，还听王少堂的，凡能登上教场舞台的，差不多都听了个遍，13岁随父亲李洪章正式学艺。1946年，一个深秋的午后，年仅13岁的李少章在兴化东四桥下裴福兴书场“过海”（首次登台演出），一段“武大郎托梦”说得台下掌声不断，博得满堂喝彩。
评话艺人想到城市献艺是需要实力和磨练的。李信堂后来回忆说：“说书人想一下子能够到城里说书是不可能的，他先要在洼字街能够站得住脚，在洼字街说好了，然后才能到位于便门、东关街、皮市街、西门和南门的书场说书。在这些地方说好了，有观众了，才能够进入到扬州评话的中心地带教场说书。不过，即使进入了教场也要从只有几十个位子的二圈门书场开始说起，一步步说到七八十人的永乐，百多号听众的鹿鸣，400多人的柳村，最后才是可以容纳500个观众的、扬州最大的醒民书场。到了这个时候，说书人就有了向镇江继而向上海挺进的资本和实力了，再从上海走向海外。”于是，18岁时，李少章“杀回”扬州，第一家书场，只能坐六七十人，坐满了，换下一家。就这样，李少章从城郊一直说到城里的“鹿鸣”、“醒民”，直至“大光明”、“群艺馆”，听书的从几十人增加到了500多人。
1955年，李少章在上海南市区的一家小茶馆说《武松》，是在日场演出。不久，王少堂应邀去上海老闸桥玉明楼书场开讲《武十回》，是在晚场演出。此时，王少堂已经赢得了“看戏要看梅兰芳，听书要听王少堂”之美誉。李少章从小就仰慕王少堂，每天日场散了，太阳西斜，他在路边的饮食摊上，喝一碗稀粥，吃点咸菜，便步行匆匆去玉明楼，花钱买票，倾听、默记。待散场后，扶王老上楼歇着，泡好茶水，打好洗脸水，备好点心，替他洗衣晾晒，事毕，才告辞回住所。李少章非常刻苦用心，“学艺不成就讨饭”的谚语时时浮现于脑海，简直是玩命地学。他日里自己说书，晚上专心听书，进行比较对照，看师傅好在哪里,自己差在哪里。回来的路上，李少章学着王老讲的段子，口述着、比划着，有声有色，路过的繁华街头和阴暗巷尾都丝毫不能干扰他，因为没有稿本，必须及时“还书”。在匆匆的行人看来，街上多了一位举止夸张、喃喃呓语的“怪人”。就这样，李少章来去奔波，舍不得坐车，每天30公里路，王少堂说了62天，李信堂跑了近2000公里，把脚下的一双新皮鞋都跑咧开了嘴。后来王少堂得知后，笑道：“值得！”
1956年，李少章登上了镇江的书台。此时，他已是一个名角。不久，扬州评话大师王少堂也到了镇江。李少章想更深入学习“王派《水浒》”，以进一步提高书艺，要拜王少堂为师。王少堂正处于艺术表演的巅峰时期，不轻易收徒弟，就找了一个折中的办法，让其子王筱堂收下李少章为徒。在举办了一个简单的拜师仪式之后，李少章改名李信堂，正式成为了“王派《水浒》”一员。
功夫不负有心人。跟从王少堂学艺以来，李信堂谨记“学我者生，像我者死”的教诲，说书技艺突飞猛进，其演出的表现力、感染力大为增强，而其中一个最为突出的风格就是“神意”，既传神会意。王少堂的书能够赢得满堂喝彩，就在于其独门秘籍“传神会意”，眼神能吸引观众的注意力，动作能激发观众的好奇心。李信堂根据多年的实践经验，改传统的“口、眼、身、法、步”为“口、手、身、步、神”，最后要落在“神”字上。这个神是指眼神，它能增加艺术的魅力，突出场上的效果。在“王派《水浒》”同辈艺人当中，李信堂可谓得到了乃师祖的真传。后来，李信堂还不断地探索创新实践，比如《武松打虎》，他一改传统，改老腔老调的四平八稳方口“念书”，为圆口夹喷口的变换节奏的“诵书”，变“坐着说”为“站起来说”，推陈出新，不落俗套。为了模仿虎啸，营造声势，在北京演出期间，他去了动物园揣摩老虎神态，直至第三次，老虎发出虎啸，眼如铜铃，嘴如血盆，须如钢针，气势山崩地裂，让他震撼不已。同时他还跑到荒郊野外，学老虎放声长啸，浑身使劲，汗水涔涔。后来讲到武松打虎，他先作虎势，张口大吼，果然风势惊人，连屋上的瓦也丁丁作响，书客们惊得怔住了，很快掌声、喝采声犹如浪潮哗哗涌来，取得了极大的成功。从此，李信堂的“虎啸”成了《武松打虎》里最出彩的片段之一。1988年，美国肯尼索教育学院考察团来扬，尽管语言不通，但看李信堂的《武松打虎》如痴如醉，惊叹他的表演“冲破了语言隔阂”。
表演生涯：从走乡串村到国际舞台
解放前，说书艺人的社会地位不高，比如清末民国的程月秋，出生于世家大族，因爱好听书进而学艺说书，为家人所极力反对，认为是“自作下流，有损门第声誉”，可他坚持学书，为避免“有损门第声誉”，改其姓“陈”为“程”。解放之初，说书艺人还是延续此前的从艺状态，维系着个体经营。不久，政府开始对文艺进行组织，说书艺人的社会地位也得到了提高。1959年建立扬州市民间艺术团。1960年4月正式组建扬州曲艺团，早期演员有李信堂等20余人。1970年曲艺团并入扬州文工团，成为曲艺队，仅保留了李信堂等9名评话艺人，其余演员全部转业为工人，扬州曲艺几近“人亡艺绝”。1978年恢复曲艺团建制，一路发展至今。
曲艺团的成立，改变了“私人作坊”式的从艺状态，让大批从“旧社会”过来的说书艺人找到了归属感。李信堂进入曲艺团之后，就是骨干演员。1965年8月，曲艺团改工资制为工分制，分为10分、8分、6分、5分、3分等，每分最少4元，再加上基本生活费18元。李信堂属于10分这一档，每月拿58元。因此，在这种背景下，李信堂尽心尽力地开始了新的表演生涯。曲艺团成立之后最大的任务就是“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组织演出队到农村演出。李信堂任其中一支演出队队长，与队员们一起奔波于广大的苏北农村地区。农村的文化生活相当贫乏，曲艺演出队到生产队说新书，受到了社员们的热烈欢迎。经常是在露天广场，点上汽油灯，乡亲们就纷纷涌过来听书。农村的条件非常简陋，评话艺人们到农村演出吃了不少苦头。有一次，李信堂随演出队从镇江坐轮船到南通演出，船行驶到江心的时候，风浪特别大，船颠簸地厉害，许多人呕吐的厉害。艰苦的下乡演出经历，给说书艺人们留下深刻的记忆。1966年1月，曲艺团年仅21岁的青年演员惠兆龙在日记中写道：
农村演出是很艰苦的，每天要跑路，联系找人，不问场合、地点，不管时间、条件，走乡串村，餐霜宿露，戴月披星，完全是江湖艺人到处流浪、足迹四方。从深秋到隆冬，露天演出，深夜结束，桌上都结下厚厚的一层白霜，农民有时是顶着被子听书。记得一次夜里，演出结束，寻找住处，迷失了方向，就在草堆里睡了一夜！天寒地冻的冬季，到处水冷草枯，一片荒凉，而且新书难说，常常碰壁，收入也是低微的，每场五六元，还得和剧场分成，有时农民竟以鸭蛋抵算书钱！我们就这样到处流浪，走着、说着，过着“处处无家处处家”的日子。到农村演出的艰辛由此可见一斑。与此相比，城市书场的演出条件就好很多，其影响也更为广泛。1964年，李信堂编创了中篇新书《一个震撼人心的午夜》，先后在扬州、镇江、南京、南通、淮安等地连续演出专场数百场，受到各界好评。江苏人民广播电台作了录音，《新华日报》《镇江日报》《南通日报》予以了报道。1975年，李信堂在扬州文化馆会堂首演中篇新书《江心洲》，七天预售票，不到一小时即被抢购一空，该书在扬州、镇江、南通、淮阴等地讲述时，也大受欢迎，座无虚席。
此外，李信堂在各类展演汇演活动中展现了独特的艺术风格，受到了曲艺界的尊重和肯定。从1960年到“文革”前夕，李信堂参加了扬州曲艺流派观摩演出、江苏省第三届曲艺观摩演出大会等活动。1963年12月，李信堂以《江姐上船》入选江苏省曲艺代表队，赴北京参加全国说新书创新书座谈会和新书会演，并被选为向中央领导和文化部汇报的优秀节目之一。此书一波三折，情节惊险，跌宕起伏，引人入胜。后来，大会领导将李信堂、马季等人留下，参加对外演出。日《大公报》发表了李信堂《我是怎样说新书的》文章。“文革”期间，李信堂参加扬州地区业余创作会演，表演了《万只鸭子吆过江》。改革开放后，扬州评话迎来了发展的春天，李信堂的艺术活动也进入了一个巅峰时期。80年代，扬州曲艺界先后举办了三届广陵书荟，李信堂表演了《江边卫士》、《国门猎狼》等节目。80年代后期，省文化厅、中国曲协江苏分会举办了一个江苏南北曲艺横向的艺术交流活动――三州书荟，轮流在扬州、苏州、徐州三市举办，李信堂演出了《武松》选段“斗杀西门庆”“武松打虎”，获得荣誉奖和最佳表演奖。月，扬州曲艺团晋京展演，先后在中南海、人民大会堂汇报演出，国家领导人陈丕显、黄镇、彭冲、廖汉生等观看演出并接见演出人员，李信堂表演了“打虎”“狮子楼”。另外，李信堂多次为国家领导人杨尚昆、罗瑞卿、李岚清、叶飞等表演扬州评话“武松打虎”等曲目，受到肯定和赞誉。2000年10月，江泽民总书记回扬州期间，李信堂表演了《万只鸭子吆过江》。为了与时俱进,贴近时代,他将过去的结尾诗句“一轮红日照东方,万只鸭子吆过江”，改为“万只鸭子吆过江,丰富城乡大市场”。整个书说得声情并茂,十分传神。江总书记夸他:“说得好！”
月，应丹麦汉学家易德波女士的邀请，李信堂和陈午楼、王筱堂、费力、戴步章、惠兆龙等前往丹麦参加哥本哈根大学亚洲学院召开的“中国口头文学国际研讨会”。随后在参观易德波女士家乡丽波的大教堂中学时，李信堂与师傅王筱堂表演了王派《水浒》经典片段“打虎”，易德波现场翻译，学生们虽然一句都听不懂，但形象化的眼神、动作，激发起他们的极大兴趣，大教室里笑声不断，掌声此起彼伏。
创作新书：从传统老书目到歌颂新社会
新中国成立后，政府开始对文艺进行全面改造。“大跃进”期间，凡是说传统书目的艺人，每场都必须要加演现代书目。1964年1月，根据中央精神，要过一个“社会主义春节”，所有传统书目一律停演，文艺团体必须全部演出新节目。为此，创演现代书目成为了曲艺团的首要任务。李信堂是从“旧社会”过来的说书艺人，解放之后耳闻目睹各种新事物、新气象，对歌颂新社会产生了极大的艺术热情，积极投身于新书目的创作中。
50年代初，李信堂就创作了中篇《抗日英雄杜大娘》，随后还创作了短篇《一根绳》《一顿饭》《一把刀》《钢铁战士》《阶级斗争不能忘》《雷锋》《儿多母受苦》等书目，积极配合社会形势进行文艺宣传。1958年，李信堂根据作家刘流刚刚完成的抗战题材小说《烈火金刚》，改编成同名长篇现代评话书目。60年代，李信堂进入了创作的高峰期，他取材于小说《红岩》及歌剧《江姐》，创作了长篇评话书目《江姐》。该书以江姐贯穿全书，说表都用现代语言，运用了“枪声”、“硬底皮鞋走路声”等口技，情节更为曲折、惊险。为编创长篇《江心洲》（又名《长江游击队》），在取材于扬剧《长江游击队》的基础上，李信堂还利用去江心洲（今广陵区李典镇一带）演出的机会，调查、采访了游击队队长朱秀清的生前事迹。该书不拘于历史真实，情节曲折、紧张，人物形象生动，受到了观众的普遍欢迎。中篇《一个震撼人心的午夜》取材于1963年扬州发生的一起真实事件。李信堂在创作过程中曾采访了当事人，并到居委会、派出所了解情况，搜集素材。该书讲述国庆前夕的中秋节，扬州协成药房营业员误将两包滴滴涕粉当做烧饼用的小苏打售给了顾客，市里随即采取了各种查找和急救措施，各派出所的干警全体出动，通宵挨门逐户查问，终于在黎明前找到了两包滴滴涕粉的下落，避免了一起严重的事故。全篇在紧张的气氛中穿插了不少风趣的细节和人物对话，语言通俗，亲切感人，有较浓的生活气息。从1964年至1966年“文革”前，《一个震撼人心的午夜》被广泛认为是对群众进行社会主义思想教育的生动教材。1964年，王少堂根据上海第六人民医院断手再植的故事编创了短篇《断手复活》，交予李信堂、惠兆龙演出。“文革”期间，为学习新书目，李信堂还跟随曲艺团到上海、苏州等地观摩取经，进一步开阔了眼界。此外，他还创作了短篇《错路回头》《丰收从哪里来》《监狱斗争》《大寨英雄》《雪夜访贫农》《铁骨红心》《烈火红心》《闹寿堂》《江心洲》《狭路相逢》《闯关》，中篇《王杰》《万只鸭子吆过江》《菜场新风》《虎穴除奸》《虎口夺粮》《江边卫士》等书目。
1977年9月，扬州文化局成立创作组，积极准备参加省专业文艺团体创作剧（节）目会演的剧目创作，李信堂和惠兆龙负责评话书目的创作。当时，考虑到扬州有一个重大革命题材――黄桥战役，是陈毅亲自指挥的。刘立人写了初稿，叫《棋高一着》，通过一个侧面，去描写、塑造陈毅临危不乱、指挥若定的形象，反映他卓越的军事才能。随后，李信堂与姜峰、惠兆龙再来改成话本。这是第一次以扬州评话的形式把开国元帅陈毅搬上书台，取得了极大的成功，获得了会演的创作奖、表演奖。
琐事余谈：从以书为媒到以书为业
李信堂的婚姻也是以评话为媒的。50年代，大概在未拜王筱堂之前，李信堂去六合演出，结识了一位姑娘，这位姑娘是一位超级书迷，经常来听他的书，后来两人产生了感情，李信堂就与这位名叫刘金凤的姑娘结婚。结婚之后，刘金凤就跟李信堂学《水浒》，后来也拜王筱堂为师，并取艺名刘习堂。曲艺团成立后，刘习堂是其中的一名正式演员。1970年9月，曲艺团并入专区文工团，刘习堂转业到测绘仪器厂。
李信堂积极追求进步，对集体事情非常热心积极。1987年11月，省文化厅批准在扬州戏剧学校设曲艺班，招收15名曲艺学员，李信堂和同事先后赴泰州、高邮、江都进行招生工作，开展了一个多月的调查、面试。1995年是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和世界反法西斯胜利五十周年，李信堂等人深入学校，组织学校包场评话书目《陈毅过江》，以推动扬州评话为年轻人所接受，扩大地方曲艺的影响。
1994年12月，李信堂退休。回顾其人生经历，其实很简单，一生都在说书，如同一位农夫一样在扬州评话这块沃土上辛勤的耕耘，取得了丰硕的收获。在曲艺团，李信堂分别担任过副团长、艺委会主任、工会主席等职务；社会兼职方面，李信堂是中国曲协会员、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华说唱艺术研究中心理事、省曲协理事、市曲协理事长和名誉主席等，是省五届人大代表、省九届工会代表、市人大代表、市政协委员；在艺术成就方面，李信堂于1988年被评为国家二级演员，1994年被评为国家一级演员，2008年被评为国家级非遗项目扬州评话传承人，同年获得“芦花奖?终身成就奖”，于2009年被评为首批市级非遗传承人。
说书界有一首打油诗：“说书之业确实难，江湖越老越心寒。语多又怕书烦絮，言少更恐理不关。闭口哪知开口苦，听书怎晓说书难。从来君子成人美，寻得钱来口亦干。”其中之困惑和艰辛可见一斑。可是，在李信堂身上，我们看到更多的是一种艺术创新、文化传承的光辉和力量！
作者：蒋少华& 本文来源：《绿杨?秋》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