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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诚”字走天下中国古代儒学发展过程
儒学发展历程详述先秦儒学
儒出身于“士”,又以教育和培养“士”（“君子”）为己任.“士”者“仕”也.孟子说：“士之仕也,犹农夫之耕也”（《孟子·滕文公下》）,意思是说,士出来任职做官,为社会服务,就好像农夫从事耕作一样,是他的职业.荀子在讲到社会分工时,也把“士”归于“以仁厚知能尽官职”（《荀子·荣辱》）的一类人.所以,从这一角度来讲,原始儒家学说也可以说是为国家、社会培养官吏的学说,是“士”的文化.
子贡曾向孔子提出“何如斯可谓之士矣”的问题,即怎样做才称得上“士”.孔子回答说：“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论语·子路》）这句答话中,既表明了“士”的官吏身份,同时也指出了作为一名“士”的最基本条件和责任：一是要“行己有耻”,即要以道德上的羞耻心来规范自己的行为,二是要“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即在才能上要能完成国君所交给的任务.前者是对士的道德品质方面的要求,后者则是对士的实际办事才能方面的要求.而这两方面的统一,则是一名合格的士,也就是一名完美的儒者的形象.荀子写了一篇题为《儒效》的文章,其中对于儒者的形象和社会作用是这样来描写的：“儒者,在本朝则美政,在下位则美俗.”“美俗”就要不断修身,提高道德品质,以身作则；“美政”则要“善调一天下”,为社会制订各种礼仪规范、政法制度等,以安定社会秩序和富裕百姓生活.
基于以上对于“儒”、“士”、“君子”的基本社会使命的分析,可以说原始儒学的主要内容都是关于“士”的修身方面的道德规范和从政方面的治国原则.而且,从孔子、孟子到荀子,他们所提出的各种道德规范和治国原则,都是十分具体的、为人处世中践行的规范和原则,而不是一般的抽象的形上学原理.
人们称孔子之学为“仁学”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孔子是把“仁”作为士君子最根本的道德规范来要求的.如他说：“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论语·里仁》）《论语》一书中记载着许多孔子回答弟子们问“仁”的言论,其内容都是实行行为中所要遵循的各种具体规范和原则.如：
答樊迟问仁,一则曰：“仁者先难而后获,可谓仁矣.”（《雍也》）一则曰：“爱人”（《颜渊》）.
答颜渊问仁,曰：“克己复礼为仁.”（《颜渊》）
答仲弓问仁,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颜渊》）
答司马牛问仁,曰：“仁者其言也讱.”（《颜渊》）
答子张问仁,曰：“能行五者（恭、宽、信、敏、惠）于天下,为仁矣.”（《阳货》）
再如说：“巧言令色,鲜矣仁.”（《学而》《阳货》）“刚、毅、木、讷,近仁.”（《宪问》）以及有子说的“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学而》）等等,无一不是具体实践行为中遵守的规范原则.
《论语》一书中也还记载着许多条孔子答问为政的言论,同样也都是十分具体实践行为中遵守的规范原则.如：
答子贡问政,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颜渊》）
答齐景公问政,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颜渊》）
答子张问政,曰：“居之无倦,行之以忠.”（《颜渊》）
答季康子问政,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又曰：“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颜渊》）
答子路问政,曰：“先之,劳之”,“无倦”.（《子路》）
答仲弓问政,曰：“先有司,赦小过,举贤才.”（《子路》）
答叶公问政,一则曰：“近者悦,远者来.”一则曰：“无欲速,无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子路》）
又答子张问从政,则曰：“尊五美,屏四恶,斯可以从政矣.”（《尧曰》）等等.
孟子除了进一步发展孔子以“仁”修身的思想外,又以推行“仁政”学说而著称于世,而其所论的“仁政”内容,同样也是十分具体的.如说：“夫仁政,必自经界始.”而所谓的“正经界,”就是“分田制禄”,“制民恒产”（《孟子·滕文公上》《梁惠王上》）等.再就是他经常举以为例的周文王的“仁政”内容,即：“耕者九一,仕者世禄,关市讥而不征,泽梁无禁,罪人不孥”（《梁惠王下》）,以及“尊贤使能”（《公孙丑上》）等等.孟子对为什么要行仁政和为什么可能行仁政,也进行了理论上的说明.但他的那些理论说明,大都是感性直观的.如他认为,因为人人都有“不忍人之心”、“恻隐之心”、“仁爱之心”,先王同样也有“不忍人之心”,此心发之于政,即是“仁政”等,来论证行仁政的根据.又以“仁者以其所爱及其所不爱”（《尽心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梁惠王上》）等“推恩”理论,来说明行仁政的可能性等等.
孔子、孟子在修身与治国方面提出的实践规范和原则,虽然都是很具体的,但同时又带有浓厚的理想主义成分,也就是说更多地寄希望于人的本性的自觉.所以,孔子竭力强调“克己”、“修身”（《宪问》）、“为仁由己”等.而孟子则以“性善”为根据,认为只要不断扩充其“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公孙丑上》）,“求其放心”（《告子上》）,即可恢复人的“良知”、“良能”,即可实现“仁政”理想.
与孔、孟相比,荀子的思想则具有更多的现实主义倾向.他在重视礼义道德教育的同时,也强调了政法制度的惩罚作用.他认为,人的本性并不是那么美好的,顺着人性的自然发展,必然造成社会的争乱.因此,必须用礼义法度等去化导人的自然本性,即所谓的“化性起伪”,然后才能使之合乎群体社会的公共原则和要求.所以,荀子在强调自我修养、道德自觉的重要的同时,更为强调“师”与“法”的教育与规范作用.如他说：“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顺是,故争夺生而辞让亡焉；生而有疾恶焉,顺是,故残贼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焉,顺是,故淫乱生而礼义文理亡焉.然则,从人之性,顺人之情,必出于争夺,合于犯分乱理,而归于暴.故必将有师法之化,礼义之道,然后出于辞让,合于文理,而归于治.”（《荀子·性恶》）又说：“礼者,所以正身也；师者,所以正礼也.无礼何以正身,无师吾安知礼之为是也.”“故非礼是无法也,非师是无师也.不是师法而好自用,譬之是犹以盲辨色,以聋辨声也,舍乱妄无为也.”（《荀子·修身》）
同样,荀子设计的治国原则：“明分使群”、“群居和一之道,”包括理想的“王制”与具体的“富国”、“强国”之策,乃至他的“礼论”、“乐论”、“君道”等等,可以说都是非常富于现实主义的.它都是在肯定当时已经形成的社会等级和职业分工的基础上,来规定社会每一个成员的名分和位置,并要求其各尽其职,从而达到整个社会的和谐一致.当然,这并不是说在荀子提出的治国原则中没有一点理想主义的成分.因为,如果它的学说中一点理想主义成分都没有,那么,他的学说就不会有什么感染力,而他也就不能称为一名思想家.
原始儒家在先秦春秋末至战国时期,是社会上具有广泛影响的“显学”之一.他们提倡的道德修养学说在“士”阶层中有着深远的影响,而他们设计的理想政治制度和治国原则,则因其主要精神,即一统天下和礼义王道为上等,太脱离当时诸侯称霸、群雄割据的社会现实了,因而始终没有能得到当权者的赏识和采用.所以,原始儒家学说与以后成为实际社会制度依据的儒学不同,它还只是一种关于道德修养和政治理想的一般性学说.在我们以下的论述中,人们将会看到,分清这种差别是非常重要的.两汉儒学
汉初统治者为医治秦末苛政、战乱造成的社会民生极度凋敝的状况,采用了简政约法、无为而治、与民休息的方针政策,以恢复社会的生机.与此相应,在文化思想上则主要是推崇和提倡黄老道家学说.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汉武帝时才有所变化.不过,这并不是说儒学在汉初社会中一点也没有起作用.儒学在传授历史文化知识方面,对汉初社会仍然是很有影响的.儒家所推崇的历史文献——“六经”的教授和研究,也是得到官方的肯定和重视的.荀子的学说在汉初儒家中影响很深,“六经”中的《诗》《易》《礼》《乐》等学,都有荀学的传承.同时,荀子作为先秦诸子和儒家各派学说的集大成者,他那广采各家学说之长的学风,对汉初思想的开展也有很大的影响.
如,西汉大儒董仲舒的学说中,不仅接受和发扬了荀子关于礼法并重、刑德兼用的理论,而且还大量吸收了墨家“兼爱”、“尚同”的理论,乃至墨家学说中某些带有宗教色彩的思想.而更为突出的是,在他专攻的春秋公羊学中,充满了阴阳家的阴阳五行学说,并使阴阳五行思想成为汉以后儒家学说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班固在《汉书·五行志》中说：“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阴阳,为儒者宗”,就清楚地指出了这一事实.董仲舒曾向汉武帝建议：“诸不在六艺（六经）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汉书·董仲舒传》）这是以后武帝推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方针的重要根据.但必须指出的是,董仲舒这里所说的“孔子之术”,显然已经不是原来的孔子学说,也不是原始儒家学说,而是经过他和汉初其他儒家学者发展了的,吸收了墨、道、名、法、阴阳等各家学说之长的,董仲舒心目中的“孔子之术”.
董仲舒对于儒学的发展不仅在于学理方面,而更在于他把儒学推向政治制度化和宗教化的方向.董仲舒研究的春秋公羊学,是一种密切联系社会现实的学说.公羊学认为,《春秋》经所载对于各类社会事件的判断和对于历史人物的评价,都具有某种法典的意义,可以作为当今社会（汉王朝）判断各类事件和评价人物的依据和范例.这也就是当时社会上相当流行的所谓“春秋断狱”说.由此,他们进一步又认为,《春秋》经中所说的“三统”、“三正”、“三世”等理论,都是为汉王朝的建立作论证的；而《春秋》经中所提到的各种礼义法度也都可以为汉王朝所效法.于是,董仲舒作《春秋繁露》,藉以揭示孔子作《春秋》之宏旨及其包含之微言大义.他认为,“《春秋》修本末之义,达变故之应,通生死之志,遂人道之极者也”.（《玉杯》）“《春秋》记天下之得失,而见所以然之故,甚幽而明,无传而著,不可不察也.”（《竹林》）所以,他引述子夏的话说：“有国家者不可不学《春秋》.不学《春秋》则无以见前后旁侧之危,则不知国之大柄、君之重任也.”（《俞序》）董仲舒的这些观点在当时是很有影响的,如司马迁在谈到《春秋》时就明确表示说：“余闻董生曰.”同时,他也竭力强调说：“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为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为人臣子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陷篡弑之诛、死罪之名.”（《史记》“太史公自序”）无怪乎当时就流传着所谓孔子作《春秋》“为汉帝制法”的说法.
《春秋》被认为是孔子所作,而孔子所作的《春秋》又居然是为汉王朝制订礼义法度,那么孔子应当放在什么地位上呢?董仲舒与汉儒们想出了一个绝妙的称号：“素王”,即一位没有实际王位的王.这样,儒学就开始与当时实际的社会政治制度联系了起来.不过,这在董仲舒时代仅仅是一个开始而已,直至东汉章帝时,由皇帝亲自主持召集大儒们举行了一次“白虎观”会议,会后由著名学者班固整理纂集,公布了一个官方文件：《白虎通德论》,这才真正完成了把儒家一部分主要学说转变为实际的社会政治制度的律条,以及社会全体成员共同必须遵循的道德规范.从此以后,儒学已不再是单纯的伦理道德修养和政治理想的学说了,而是同时具有了一种社会制度方面的律条的作用.
与儒学政治制度化发展过程的同时,两汉时期也出现了一股把儒学宗教化的倾向.在董仲舒和当时流传的纬书中,不断地把“天”描绘成儒学中至高无上的神.如董仲舒说：“天者,百神之大君也.”（《春秋繁露·郊祭》）,并且竭力宣扬天是有意志的,能与人相感应的,而王者是“承天意以从事”的等等一整套宗教神学理论.孔子是儒学的创始人,自然也就成了教王.为了神化教主,在当时流传的大量纬书中,不仅把孔子说成是神的儿子,而且把他的相貌也描绘成与一般凡人极不相同的怪模样[5].同样,为儒家所推崇的历代圣人,如尧、舜、禹、汤、文王、武王、周公等,在纬书中也统统被装扮成了与众不同的神.又,这些纬书都是以神话和神秘化了的阴阳五行说来附会地阐释“六经”以及《论语》《孝经》、“河图”、“洛书”等,这些也可以视作是配合当时儒学宗教化所需要的儒教经典.再有,由秦汉以来逐步完备起来的儒家礼仪制度（可参看《礼记》中的“冠义”、“婚义”、“乡饮酒义”、“聘义”、“祭义”等篇的内容）,也为儒学的宗教化准备了仪式上的条件.从两汉儒学发展的历史看,儒学的宗教化是与儒学的政治制度化密切相关的,是同步进行的,前者是为使后者得以成立和巩固服务的.
儒学社会政治层面功能的形成和加强,同时也就减弱了儒学作为一般伦理道德修养和政治理想层面的作用.在原始儒学那里,它是通过道德教育、理想教育去启发出人们遵守道德规范、追求理想社会的自觉.所以,儒学对于士大夫们的修身养性具有重大的意义和作用.可是,当儒学的一些主要内容被政治制度化以后,它就成了不管你自觉与否,自愿与否,都必须遵守的外在规范,因而它的修养意义和作用就大大地被减弱了.这样,儒学制度化方面的成功,却成了它在道德修养功能方面走向衰危的契机.
到了汉末,政治制度化了的儒学礼教（名教）,一方面成为束缚和压制人的自然感情的东西,一方面又成了那些伪君子沽名钓誉的工具,因而引起了人们的强烈不满.玄学乘此流弊而起,调和名教与自然（性情）的矛盾,而其中又都强调以“自然”为本.并且在理论学说上,玄学也明确地提出了“道明其本,儒言其用”（《后汉书》卷十二“袁宏曰”）.所以,自从玄学诞生以后,儒学尽管在政治制度层面仍然保持着它的统治地位,而在思想修养层面的功能,却已为玄学或道家（以及道教）所取代.东晋南北朝以后,以至于隋唐时期,佛教思想的影响又超过了玄学,在士大夫的思想修养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所以,从魏晋南北朝至隋唐五代末的约七百年间,儒学只有那些体现为政治制度化方面的东西,在统治阶层的维护下继续起着作用.
尽管这一时期儒学文献方面的研究也并没有中断,但像唐朝孔颖达编纂的《五经正义》之类的著作,除延续汉儒和玄学家的观点外,并没有多少新意.所以,儒学在人们的思想修养方面,也发挥不出多大的作用.后人在评论儒释道三教的社会功能时,常说：“以佛治心,以道治身,以儒治世.”（宋孝宗赵昚语,转引自刘谧著《三教平心论》卷上）这种说法从一个角度反映了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中,佛道的学说在人们的修身养性方面所起的作用远比儒学为大.
两汉时期儒学性格的重大变化,以及由此而发生的儒学的两个层面的社会功能的消长等,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和思考.宋明理学
佛道学说对广大士大夫修养身心方面的巨大影响,引起了一部分儒者的不满与不安.他们认为,以佛道理论修身养性将使人们不守儒学礼法,从而危及社会的统治秩序.于是,他们以佛教提倡出家有违忠孝之道,僧侣不仅不从事生产,而且其佛事活动、庙宇建筑等又劳民费财等为由,大肆进行辟佛.唐代著名文学家韩愈的辟佛言论,大致就出于这样的背景.但是,也有另一部分儒者则注意到了佛教理论并不是完全与儒学相冲突的,只要利用得好,可以与儒学互补,起同样的效果.如韩愈的好友、著名文学家柳宗元,就指出韩愈对佛教的批评是肤浅的,是“忿其外而遗其中,是知石而不知韫玉也”,即指责韩愈不懂得佛教理论中所包含着的精华.他认为,“浮图诚有不可斥者,往往与《易》《论语》合.诚乐之,其于性情?#93;然,不与孔子异道.”（《柳宗元集》卷二十五“送僧浩初序”）这是说,佛教中有些道理是与儒学的《易》《论语》中所说道理相合的,如果认真地研究和实践,它对人们性情修养所发生的作用,与孔子儒家所说的道理没有两样.而再有一些儒者则更为高瞻远瞩,他们借鉴佛道心性形上学理论,主动地去到儒学内部,发掘可与佛道相抗衡的理论与经典根据,并据此建立起儒学的心性修养的形上学理论体系来.
在这方面,韩愈的弟子李翱是最有远见卓识的.他说：“性命之书虽存,学者莫能明,是故皆入于庄、列、老、释.不知者,谓夫子之道不足以穷性命之道,信之者皆是也.有问于我,我以吾之所知而传焉.遂书于书,以开诚明之源,而缺绝废弃不扬之道,几可以传于时.”（《复性书》）这段话的大意是说,儒家关于探求性命原理的著作虽然存在,可是由于儒者不了解和不能发明,所以一般人都走向了佛、道.不了解情况的人,都以为儒学不足以探明性命的根本原理,许多人也信这种说法.现在有人向我提出这方面的问题,我将尽我所知告诉大家.于是我就写成文章,揭示出性命之学的源头来.这样,儒学中几乎断绝废弃的道理,也许能继续传下去.那么,李翱所发掘出来的,保存了儒学探求性命原理的,究竟是哪些经典呢?我们从他所著的三篇《复性书》中所征引和列举的内容看,主要是《易》和《中庸》.李翱的这番论述和发明,在儒学发展史上是具有重要意义的.《易》和《中庸》正是以后宋明性理学家发挥儒学性命形而上原理,并用以与佛、道抗衡的主要经典依据.被推誉为理学开创者的北宋五子（周敦颐、张载、邵雍、程颢、程颐）,无一例外地都是借阐发《易》理来建立他们的理论体系的.
儒学理学以继承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的道统和复兴儒学为己任.不过,他们所要复兴的儒学,主要不是政治制度层面的儒学.因为,汉唐以来政治制度层面的儒学虽然也有某些变化,但作为社会政治制度的基础,它一直受到当权者的全力维护,而并未中断.因此,性理学家所要复兴的儒学,主要是伦理道德、身心修养层面的儒学.他们希望重新充分发挥儒学道德修养方面的社会功能,夺回被佛、道占据了七百年优势的身心修养、思想理论领域.再则,性理学所复兴的儒学,无论是在内容上还是在形式上,也都与先秦原始儒学有了很大的不同.
前面在说到原始儒学时,我们说它主要是一些具体的伦理道德规范、治国安邦的实践原则.也就是说,原始儒学告诉你的主要是日常行为中应该做些什么和怎么去做的规范、原则和方法.而对于为什么要这样做,尤其是这么做的根据何在等形而上理论问题则很少探讨,有时即使说到一些,也十分简略.然而,在佛、道两家的学说中,则对世界、社会、人生等问题中的形上学理论有较多和较深入的探讨.这也正是李翱所说的,人们“皆入于庄、列、老、释”的原因.性理学家接受了这个教训,所以他们在阐发原始儒学的基本实践原则时,竭力从形上学理论方面给予提高.性理学是在构筑起了一套“天理”、“良知”的体系之后,才使儒学在形上学理论方面能与道家的“道”,佛教的“实相”、“佛性”等形上学理论体系相抗衡.
在把原始儒学的实践原则提升为一般形上学原理方面,我觉得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对“仁”的阐发.前面我们列举了许多条孔子回答弟子们问仁的资料,其中无一不是具体的实践条目,然而,到了宋明性学家这里,仁除了这些具体实践条目外,增加了大量的形上学原理.如程颐在论“仁”时曾说：“医家以不认痛痒谓之不仁,人以不知觉不认义理为不仁,譬最近.”（《二程集》,《河南程氏遗书》卷第二上）这个比喻表明,程伊川已把“仁”提升到了“义理”的高度.而所谓的提升到了“义理”高度,也就是把“仁”从具体的行为规范,提高到行为规范的“所以然”来认识.这也就是伊川所说的：“故仁,所以能恕,所以能爱.恕则仁之施,爱则仁之用.”（同上卷第十五）在孔、孟那里,“仁者爱人”,仁与爱是浑而为一的,仁即是爱,爱即是仁,并没有去区分仁爱的性情体用关系.然而,到了性理学家手中,这种区分就成了首要的、原则的问题了.所以,伊川反复地强调,仁与爱之间存在着的性情体用区别,是绝不容混淆的.他在一次答弟子问仁时说：“此在诸公自思之,将圣贤所言仁处,类聚观之,体认出来.孟子曰：“恻隐之心,仁也.后人遂以爱为仁.恻隐固是爱也.爱自是情,仁自是性,岂可专以爱为仁?孟子言恻隐为仁,盖为前已言‘恻隐之心,仁之端也’.既曰仁之端,则不可便遗之仁.退之言：‘博爱之谓仁’,非也.仁者固博爱,然便以博爱为仁,则不可.”（同上卷第十八）又说：“恕者,入仁之门,而恕非仁也.”（同上卷第十五）
朱熹进一步发挥了程氏的思想,而且把“仁”为“理”的道理讲得更加清楚.这里我们引几条朱熹在《四书章句集注》中对“仁”的解释,以见其大概.如：
“仁者,爱之理,心之德也.”（《论语·学而》注）
“仁者,人之所以为人之理也.”（《孟子·尽心下》注）
“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得以生者,所谓‘元者善之长’也.”（《中庸》章句）
“仁者,本心之全德.……为仁者,所以全其心之德也.盖心之全德,莫非天理,而亦不能不坏于人欲.故为仁者,必有以胜私欲而复于礼,则事皆天理,而本心之德复全于我矣.”（《论语·颜渊》注）
由上可见,宋明清儒学之所以称其为性理之学,正是由于他们在理论上与原始儒学存在着如此巨大的差异.这是我们特别需要注意的.
宋明清性理之学对儒学的重大发展,是与它积极吸收和融合玄学、佛教、道教（和道家）的理论为己所用分不开的.理学所强调的“天理当然”、“自然合理”等,当然与玄学的“物无妄然,必由其理”（王弼《周易略例·明彖》）,“依乎天理”（郭象《庄子·人间世》注）,“天理自然”（同前《齐物论》注）,“自然已足”（王弼《老子》二、二十等章注）等思想有联系.而理学核心理论中的“理一分殊”、“体用一源”等,又显然吸收于佛教,其中尤其是与佛教华严学中的“法界缘起”,以及“六相圆融”、“理事无碍”等理论的启发有关.至于王阳明著名的“四句教”：“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有善有恶是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传习录》卷下）,则更是明显地表现了儒佛的融合.其中,前两句不就是从佛教的“不思善不思恶”、“本性清净”、“念起欲作”等理论中变化出来的吗?通过这些基本理论的发展,性理学也大大地丰富了儒学的知识论和修养论理论.
宋明性理学的兴起和发展,确实在相当程度上恢复了儒学作为伦理道德、身心修养层面的社会功能,从而与作为政治制度层面的儒学相呼应配合,进一步强化了儒学在社会政教两方面的功能.宋明以后,儒学这种两个层面两种社会功能的一致化,使得许多本来属于伦理修养层面的问题与政治制度层面的问题纠缠在一起而分割不清.而且由于伦理修养层面是直接为政治制度层面服务的,常常使得本来建立在自觉原则上的规范,变而为强制人们接受的律条.而这种以“天理”、“良心”来规范的律条,有时比之明文规定的律条更为严厉.清代著名思想家戴震曾尖锐批评封建统治者利用性理学之“天理”、“良心”来置人于死地,它比之用明文规定的“法”来杀人更为利害,且无处可以申辩.所以说：“人死于法,犹有怜之者；死于理,其谁怜之.”（《孟子字义疏证》卷上）这是对性理学所引生出的社会流弊的深刻反映.
近代以来,特别是五四运动以来,人们对儒学进行了激烈的批判,斥其为“吃人的礼教”,高喊要“打倒孔家店”等等.这在当时反封建制度的革命情势下,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也应当看到,这种对儒学简单的全盘的否定,也是不科学的.这里显然没有分清先秦原始儒学、两汉政治制度化和宗教化儒学与宋明性理学儒学这些不同历史发展阶段的儒学之间的质的区别.同时,显然也没有分清自汉以来,尤其是自宋明以来儒学所发展出来的两个不同层面及其不同的社会功能.而这正是我们探求儒学未来发展所必需和首先要搞清楚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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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儒学与当代中国”学术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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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11月26日，纪念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曲阜一周年暨学习&四个讲清楚&征文评奖座谈会在孔子研究院举办。当日下午，儒学界著名学者吴光、徐洪兴、李翔海、舒大刚、邵龙宝、林存光、肖群忠等围绕&孔子儒学与当代中国&这一话题，展开了一场观点激烈交锋、议论精彩纷呈的学术对话。孔子研究院院长、研究员杨朝明担任此次学术对话的主持人。学者们就如何理解习近平总书记讲话的深刻内涵与重要意义，怎样理解富强与文明两大使命间的异同与张力，当下中国大众与儒学处于怎样的一种关系状态，儒学还是儒教，怎样理解儒家复兴的未来之路，什么是目前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当务之急，以及山东在儒学面向未来发展中应当怎样发挥作用等六大问题各抒己见，阐释自己的独到见解，深入探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四个讲清楚&讲话精神，共同探讨儒学在当代中国的现实意义。现将此次学术对话整理刊发。
时间：2014年11月26日
地点：孔子研究院
杨朝明：孔子研究院院长、研究员
吴光：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浙江省儒学研究会执行会长、浙江省文史研究馆馆员、国际儒联理事和委员。
&& &徐洪兴：复旦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哲学学会中国哲学史专业委员会主任。
&&& 李翔海：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暨中国文化发展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北京大学中国文化发展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
&&& 舒大刚：四川大学国际儒学研究院院长、历史文化学院副院长兼古籍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 邵龙宝：同济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市伦理学会副会长、国际儒联理事。
&&& 林存光：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学术委员会委员。
肖群忠：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副馆长、伦理学与道德建设研究中心副主任。
主持人：各位先生、各位女士、老师们、同学们，大家下午好！一年前的今天，习总书记到孔子研究院进行视察，指出要大力弘扬传统文化，这是当代中国文化史上的重大事件，具有标志性的意义。一年后的今天我们在孔子研究院&&习总书记视察过的地方，再次回味习总书记的曲阜讲话，思考儒学与当代中国的关系问题。所以今天对话的主题是&孔子儒学与当代中国&，对于总书记到孔子研究院视察，高调或者是超规格的大力赞扬孔子儒学、传统文化，您怎么看？如何理解习近平总书记讲话的深刻内涵与重要意义？
如何理解习近平总书记讲话的深刻内涵与重要意义？
林存光：国家领导人为什么高调重视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因为我们是中国人。我们中国人之所以是中国人，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很清楚，不是因为我们仅仅是黄皮肤的人，仅仅是吃中国的食物，更重要的是我们共同拥有一种文化，这种文化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是任何其他物质性的东西无法代替的，它是独一无二的。每个民族都有自身的文化，我们不可能说要认同西方的文化而成为中国人，我们之所以是中国人，肯定与我们自身的文化传统密切相关。但是有一个问题我们需要认真思考，的确要讲清楚，为什么要讲清楚，你究竟认同什么样的文化。文化是源远流长的，而且是一个内容包含丰富、复杂的东西，是自然形成的，所以有时候我们说文化发展是自然生长的过程。我们认同的时候，肯定要选择我们认为正当合理的东西加以认识或认同。从学者的角度来讲，我们需要把一种正确的文化观传递给他人，传递给大众，这是我们需要认真思考的。因为涉及到很多具体的问题，没有时间展开了，我的基本观点是这样一个看法。
肖群忠：我觉得习总书记在曲阜这个地方的讲话，第一就是标志着党和国家对于以儒家为核心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视。第二就是对于民族文化的灵魂、道德的重视，如同习总书记说的&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从这样的一个历史长河的时间来看，习总书记讲话的意义确实非常重大。因为自五四运动，激进分子对于传统文化的批判也将近一百年了。我们党建国六十年以来，作为党的最高领袖和国家最高领导人，在孔子研究院这样一个非常有象征意义的地方表达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尊重，这确实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事件。自曲阜讲话以后，习近平又在2月24号的政治局学习会上和五四考察北大时，以及<st1:chsdate day="24" islunardate="False" isrocdate="False" month="9" w:st="on" year="日国际儒联大会上都表达对传统文化的高度重视，一年来的实践证明了这思想是一贯的。我认为这对我国将来的文化建设，社会核心价值观的树立，人民群众道德素质的提高将发挥不可磨灭的历史影响。
李翔海：<st1:chsdate day="15" islunardate="False" isrocdate="False" month="11" w:st="on" year="年11月15日，习近平在十八届一中全会上刚刚当选为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接见记者时讲了一番话，他用了一个词来形容中国文化，说：&中华民族创造了历久弥新的中华文化。&我听了这四个字以后，非常兴奋，当时就跟吴光老师打电话问：&您过去就跟习总书记有所接触，他用&历久弥新&这四个字来形容中国文化，究竟是他一以贯之的想法，还是临时说出来的？&吴老师想了一下说，据我所知，他就是这么想的。所以，我听了那四个字以后，我就认为总书记对于中华文化传统有所期待。因为刚才肖群忠教授提到的，五四运动以来我们对自身的文化传统采取批判否定的态度，基本的立足点就是从时代性来看文化，就是说我们的文化是封建的、传统的、前现代的。而总书记恰恰在他刚上任、以总书记的身份亮相的时候就用了历久弥新这四个字，历久弥新就是说越是久远的，越有可能焕发出新的、更加辉煌的生命力。从这个意义上，我觉得总书记的讲话，包括在这里的讲话以及一系列的重要讲话，至少有三个方面的重大意义。第一，就是当代中国的通古今之变，第二，同过去整个看待中国文化，主要是从时代性的角度来看待，他更为注重民族性，它的意义就是确立了中华文化和中华民族之间的主体性关系。第三，实际上贯通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这在当代中国也可以说是一个时代性的课题。
主持人：习总书记去年11月26日来到孔子研究院，整整一个月之后，也就是<st1:chsdate day="26" islunardate="False" isrocdate="False" month="12" w:st="on" year="日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在这次会议上，总书记最后说到，要把我们中华五千年的传统文化、一百七十年的近代文化和建党九十年的文化以及我们建国六十多年的文化要打通、通脉来理解。刚才翔海教授说到了这一点，也就是通古今之变，就是把今天中国的文化放在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来进行理解，把今天中国文化和历史中国文化之间的联系掘发出来。在这一点上，总书记已经看到了。其实，儒家文化的精髓就是与时偕行、与时俱进，儒家文化的价值是一脉相承。孔子把他以前的中国文化都进行了系统的总结、深刻的认识，他的思想才有超越性，才可以历久弥新，影响中国两三千，直到今天。下面，请吴光教授。
吴光：各位学者、各位专家同道，大家下午好，非常荣幸参加这次学术对话。刚才几位先生都已经说到了文化。我觉得，中国人对文化的最好解释就是《周易》里面的&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人文化成&，这是我们最早对文化的理解，我的理解就是用人文精神教化全体人民。习总书记的讲话贯通了古今、贯通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贯通了西方思想的精华，我认为是这三个贯通。习总书记讲话的内涵我的理解就是一句话，他提出了一个&以德兴国，以文化人&的一种战略思维，具有根本性意义。今天上午有人讲到，总书记讲话开启了一个新纪元，我认为是开启了中国儒学复兴的新时代，确实可以是一个标志。我在2010年的时候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叫做《当代中国儒学复兴的形势和发展方向》，当时学界有的同志不太同意用&复兴&这个说法。其实我认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首先是文化的复兴，而文化的复兴必须是以儒家文化的复兴作为一个支撑，如果没有儒家文化的复兴也就没有中国文化的复兴。这是我对文化复兴和习总书记讲话意义的理解。
&&& 主持人：吴教授特别提到从儒家文化的内涵上去理解，就是从文化这个概念，&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在吴教授说的过程中，我马上想到习总书记今年3月份和9月份两次讲话中提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前面有一块石碑，石碑上面用多种语言刻着一行字，内容是：&战争起源于人之思想，故务须在人的思想中铸起捍卫和平之屏障。&它的意思就是，不论是战争还是其他的一些祸乱，其实最终、最根本的是起源于人之所思所想。人有自己内在的自然性，同时我们还是社会的人。作为自然的人，有自己的七情六欲、喜怒哀乐，战争等等往往起源于此。如果没有一个屏障，没有在自然人和社会人之间把握恰到好处的中道，战争是难以避免的。所以，世界和平需要在人的思想中筑起屏障。而儒学解决的最根本的问题，无非就是人心和道心的矛盾问题，解决的无非就是天理和人欲的关系问题。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今天社会要安宁，要使我们每个人真正成为社会的人，要使我们的社会得到一种良性的发展，必须从文化的角度来思考传统文化的价值。谢谢吴教授。有请舒大刚教授。
&&& 舒大刚：关于如何理解习总书记讲话的深刻内涵和重要意义，前面几位讲的我都非常赞成。我认为应该从三个方面来讲，一个是具有转折性，第二个具有定性的意义，第三具有指向意义。从转折性来说，习总书记的讲话看起来是他个人在这里发表了重要的讲话，也展示了他自己深厚的文化底蕴，尤其是对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那种热爱，崇尚和提倡的情怀，这是表面的，但最主要的它是一种适时的选择和提倡。上午有人提到我说过的话，我党建立九十多年来可以分三个阶段，第一个三十年是武装斗争要夺取政权，第二个三十年是阶级斗争要巩固政权，第三个三十年是市场竞争要发展经济，这三个三十年都脱离不了政治。到现在九十年过去了，我们面临新的问题，就是习总书记也说的现在是社会失范、道德滑坡，所以现在是开启第四个三十年，就是文化建设、道德建设的时代。所以习总书记这个提倡具有重大的战略转折。另外一个就是定性，他在会上开宗明义地说了他对孔子及儒家的看法，明确说孔子及儒家思想是人类进步的思想，是符合中国国情的思想，将来要考虑如何具体化，在中华大地上推行。中国人等了一百年，现在由我们中国共产党人的最高领袖提出来，它的意义非同小可。再一个就是指向，未来文化怎么发展，是西方的文化还是中国的文化，是当代的文化还是古代的文化，习总书记说是要继承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重德、善文，还要提倡孝道、重视礼义，都做了非常明确的阐释。我觉得这三个方面的理解可以让我们更好的提倡它、贯彻它、执行它。
主持人：习主席对传统文化的高调表态，除了选择和转折的意义之外，舒教授特别提到这也显示了习总书记本人的深层思考，也充满着对民族文化的温情和敬意，同时显示出他构建文化强国的使命与担当。这一点非常重要，它标志着我们中国开启了建构这个时代新文化的步伐。
徐洪兴：习总书记提到&四个讲清楚&，这里面有一个逻辑前提，要讲清楚，实际上因为还不清楚，所以我们需要讲清楚。不清楚在哪里？第一，在很长的一段时间中，我们对传统文化存在很抽象的认定，即儒家思想基本上是代表着剥削阶级的，代表唯心主义的、形而上学的，基本上可以否定。找来找去，能够肯定的，就是儒家孔子的教育思想还可以，实际上教育思想当然是孔子很精彩的东西，但孔子更精彩的东西是他的政治理念、伦理道德理念。孔子的教育思想在我们大中小学当中实际上根本都没有讲清楚，教材上都是抽象的讲讲孔子的东西，如&学而时习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这些。所以说，这是我们应该讲清楚的，而且应该大胆的讲清楚，从正面去讲，而不是基本否定，然后稍微的再肯定一下。
&&& 第二个讲清楚，还有更深层次的意思。我们之所以犯前面的错误，很大的一个问题在于我们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解。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是不错的，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在我的理解当中分两个步骤，第一个步骤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这个任务毛泽东和邓小平同志已经完成了。下面更重要的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这样一来，我们真正做活了。所以这一点我们恰恰还没有讲清楚。做中国哲学的、做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在各做各的，还没有讲清楚。这一步，我觉得也是习总书记提出的&四个讲清楚&所内涵的意思。
&&& 主持人：徐教授结合&四个讲清楚&谈了本质性的问题，为什么要讲清楚呢，是因为我们原来不清楚，要讲清楚必须搞明白，明确搞明白哪些问题。实际上我们现在弘扬传统文化的过程当中存在种种表象，对于传统文化热、孔子热怎么看，我们常常面对这样的问题。如何从根本上理解我们的传统文化，进而和当前的实际结合起来，这是&四个讲清楚&题中应有之义。
&&& 邵龙宝：我想习主席的&四个讲清楚&，实际上是我们国家对当下的文化战略以及信仰和价值层面的一个顶层设计，或者至少是顶层设计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真正把这四个问题讲清楚了，在中国思想史上，在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研究当中确实具有里程碑意义。因为&四个讲清楚&实际上为我们指明了如何发掘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真精神。另外，对于我们进一步确立道路自信、制度自信、理论自信的基础上还要确立文化自信、价值自信具有重要的指引作用。一个更加重要的就是可以回应福山的一些言论，他所提出的西方的民主具有永恒的魅力、永久性的生命力，&四个讲清楚&为我们回应他们指明了方向。福山是历史终结论的代表者，他说共产主义在20世纪兴起，在20世纪灭亡。当他看到我们中国特色、中国道路、中国模式不断走向成功，在这个过程当中又不断为我们说了不少的好话。但是，最近他又讲了一句特别富有挑战的话，即五十年以后再看中国道路、中国模式更像美国、英国、法国、德国，还是他们更像中国道路、中国模式？他提出了一个现代化的国家有三个重要的要素，一个就是政府的高效运作，一个是依法治国，第三个就是民主政治。他认为目前中国在政府的高效运作方面是成功的，在依法治国方面是成功的，但是还要看在将来的民主政治方面能不能成功。如果不能成功，前面两个都要被拖下来。
怎样理解富强与文明两大使命间的异同与张力？
主持人：刚才邵教授说到的跟下面的问题有关系。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任何社会如果没有经济的发展，就谈不上国家的稳定。所谓&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政权稳定以后首先发展经济，经济发展以后文明的问题、文化的问题就出来了。人吃饱了喝足了，精神方面能不能与之相协调、相一致，这就是下面我们将要探讨的第二个问题。关于富强和文明这两大使命，两者之间有什么关系，两者之间的关系如何处理，在处理两者之间关系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问题。
林存光：我想接着上一个话题，补充讲一点，为什么一个政治家要关注文化问题？一个国家靠什么来统治，我们的道德，我们的人性、人心靠什么维持，这是值得思考的一个问题。所以，它涉及到两个问题，就是关于富强和文明，而文化又是构成文明的一种价值根基。在中国历史上有两种富强观，国家的富强观。中国最早建立了一个现代的国家，就是秦朝开始大一统，这是靠法家的一套理论支撑的，追求国家富强的目标，但是国家的富强不见得可以解决人民安身立命的问题。所以儒家提供的就是另外一种，它是在不同的层次上。人民需要富裕，但是更需要一种文明的、有道德意义的生活。在处理这个问题的时候，儒家比法家的高明之处就在于它把文明置于富强之上，这是从国家层面。从人民自身的层面来讲，儒家讲道德教化的前提就是人民要过上富裕的生活，不能脱离物质生活的基础去讲。这是今天我们仍然需要面对、思考和解决的问题。怎么处理好这两者之间的关系，选择什么样的发展道路，这对会造成长久的影响。中华文明为什么延续两千年，跟这个问题是有密切关系的。
&&& 主持人：中华文明为什么延续了2000多年，刚才林教授说这句话的时候，我忽然想到有一位英国作家曾说，因为有了孔子的思想，伟大的中华民族比世界上别的民族更和睦、更和平的共同生活了几千年。其实，这里面就是一个躯体和灵魂的关系。我认为这是不可分割的。
&&& 肖群忠：富强和文明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两个目标，可以从国家和个人两个层面来讲。从国家的角度来说，确实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开放，我们的经济总量、硬实力包括导弹等各方面有了长足的发展，这对一个国家的振兴是必不可少。但是我们成了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以后，我们要不要文明，一个国家和人民的和谐发展肯定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个方面都要有。这按照儒学的命题可能就是义利之辨。人是一个肉体和精神的二重存在。儒家的思想就是富而以后就要教之，按照董仲舒的思想就是&以利养体，以义养心&。我们现在时代的问题就是为什么要重塑儒家的价值。其实这也涉及到第一个问题，刚才有些先生说的很好，它是我们民族文化的灵魂，它提供了我们民族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的规范系统。这样才使我们能够克服六神无主。我们现在&不差钱&，就是缺点&德&。如果今天不进行道德的建设，不讲究中华文化价值体系的规范系统，不重塑一个国家的核心价值观，我们可能还是一盘散沙，个人不能安身立命、六神无主，有再好的经济发展，社会安全没有保障，人们的心灵失信，社会失信。一系列问题的出现，如食品安全问题、诚信问题、贪腐问题，这些最终都是道德的问题。儒家最重要的就是提供价值观和规范，解决这些方面的问题。
李翔海：在孔子的故乡我们说到这个话题就很自然的想到，孔子曾经说到：先庶之、富之，再教之。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富强是整个人类的生产和生活的基础，文明是整个文化精神的结晶。归根到底，一种文明和文化系统，富强是基础，最重要的一定要体现出背后的价值指向，这个价值指向就是在文明当中体现的。我们看到当代的中国面临着非常重要的价值重建方面的时代使命。九年之前，我跑到英国去，回来的时候想给朋友的孩子买一个东西，挑来挑去选了一件书包，结果还是发现写着made in china，这说明我们的商品满世界都有。撒切尔夫人曾说中国人不可怕，只是出口产品，不是出口价值。我觉得这是对我们严峻的挑战。我们今天价值的重建，文明的复兴与发展面临很多的问题。我们自身的文化从非常兴盛到困顿，到走向新的复苏，在这个过程中，要充分吸取西方文化的精华，要正确处理马克思主义、中国传统文化、西方文化三种文化资源之间的关系，在这个基础上进行新的综合、创造，体现我们文化的主体性，体现中华民族精神的文明形态并提升到人类文明的高度。这不仅是对我们富强物质基础的体现，而且具有全球性的价值和意义。
吴光：我非常同意李翔海教授刚才说的意见，其实我觉得这个问题本身设计的稍微有一些问题。富强和文明之间是什么关系？他们并不是一种紧张的关系，而是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周易》里讲得好，&文明以止，人文也。&富强是国家的目标，也是人民的理想，文明同样是我们一个民族，包括每个个人的一种理想的境界，&文明以止&就是达到了文明的一个最高境界，就是人文。人文精神是文明最核心的东西，所以讲&文明以止，人文也。&我们的老祖宗早就解决了这个问题，就是管子讲的&衣食足而知荣辱，仓廪实而知礼节&。我们现在富强起来了，需要进行核心价值观的教育，提出八荣八耻荣辱观也是因时而生的。孔夫子也早就说：既庶矣，又富之，而后教之。庶矣、富之、教之，这就是富强与文明相互之间的关系。因此我认为不是紧张的张力的关系，而是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
肖群忠：管子这个命题强调了物质文明对精神文明的基础作用，但是在中国思想史上我们看到，其实王夫之对这个问题是有批评的。我觉得，我们目前强调这两者之间的辩证关系就是要用礼义道德来反导正确的经济观，而不要光强调现在经济的基础作用。
舒大刚：我补充一下，我觉得对于富强和文明的问题孔子早就解决了，只是我们现在遗忘掉了。孔子其实比管子讲得更好：&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这个就是富贵与文明的关系，富贵和文明都需要，但是&道&非常关键，取得富贵的手段如何，这个实际上就是一个文明的问题。只是现在我们当代人在做市场经济的时候，忘记了老祖宗的教训，这是需要引起我们注意的。
当下中国大众与儒学处于怎样的一种关系状态？
&&& 主持人：各位教授说的基本上都非常一致，也就是关于富强和文明的关系实际上没有太多的争议。大家不约而同的想到孔子，提及&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义与利的关系，庶、富、教的关系等。我们的经济要继续发展，因为我们并非真的多么强大，但是我们的内心更要强大。这一点可能更重要。
&&& 各位学者前面也都不约而同的谈到，儒学解决的就是我们心灵安顿的问题，解决了人之所以为人的问题。今天，我们在孔子研究院儒学会堂来谈儒学问题，就涉及到中国的大众和儒学之间到底处于一种什么样的状态。现在总书记号召我们大力弘扬传统文化，传统文化以儒家文化为主干，我们现在对于儒学的理解如何呢？如果我们去孔子研究院展览大厅迎门就可以看到孔子和弟子在那里谈论志向，孔子的志向当然追求一种非常和谐的状态，心灵的淡定、安定、安宁。那么，我们每个人的感觉如何？前几天我看到《新京报》刊载了《民间儒师与世界儒学大家的对话》一文，杜维明先生和曲阜的宋立林进行学术对话，其中一个问题就问他们，如果幸福指数是从1-10，由低到高，你给现在的自己打几分？现在，我们将这个问题抛给大家，让各位给自己打分，为什么打这几分。也就是我们今天对话的第三个议题，您认为当下儒学处于什么样的状态，如果孔子的理想实现了，肯定是讲信修睦，肯定达到了孔子和他的弟子们言志的时颜回所向往的那种美好状态，我们每个人都很幸福。那么，你现在幸福吗？你给自己打多少？
&&& 邵龙宝：我给自己打7分。
&&& 主持人：为什么？
&&& 邵龙宝：我是比较满意的，比较幸福，不能说非常幸福，但是是比较幸福的。因为家庭很美满，自己的事业也算是正常的在发展，孩子也是比较有出息。
主持人：好，这是从当下状态的角度，他给自己打7分。徐教授，您给自己打多少分？
&&& 徐洪兴：我大概打5分吧。就物质条件、生活条件来说已经不是考虑的问题了。但是经常有时候会比较痛苦，因为读圣贤书、读古人书的时候也许会享受，但是一看到现实生活很多问题却是相反的，会非常痛苦、也想不通，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困惑。当然还有更糟糕的问题，雾霾，交通拥堵啊，尤其是上海生活节奏这么快，出去经常堵车等等。为什么会这样呢？我也找不到答案，唯一在精神上面比较愉快的，我找到一个比较好的专业，可以和古人对话，所以我打5分，否则会打更低。
&&& 主持人：舒老师，您给自己打分吧。
&&& 舒大刚：我给自己打10分，给社会打7分，给自然打5分。 我认为是由内到外推的，应该是推己及人。我个人打10分，因为我们读书的时候想读书却没有书读，后来终于赶上读书了，全国统考，第一届考上了，所以这二三十年来，可以安安心心的读书了，读自己想读的书，做自己想做的学问。虽然现在待遇不算很高，也没有得什么学者、教授的称号，但整体来说，满足了读书的心愿。古人说：&值太平世，生湖山郡，聚齐而贤，生子而才，人生得此，夫复何求。&我们现在是太平世，家里面大家也经常照顾我，女儿也有工作了，甚至我还当爷爷了，所以对于个人的生活还是很满意的。
&&& 主持人：吴老师，您人生阅历比较丰富，肯定比我们思考深刻，你打几分？
&&& 吴光：虚长了几岁，综合性的打分，我打七分半。四分之三是感到幸福的，四分之一是感到不幸福的。问题在哪里呢？就像孔子讲的，&君子忧道不忧贫&，现在儒家之道尽管开始走向复兴，但是儒家之道还没有大行其道，所以还是忧道，有所忧虑。再一个，从个人来讲，为什么打7.5分，自己的一些价值，自己的学识得到一些体现，得到社会的承认，个人来讲还是感到幸福的。还有一个问题，比如说家庭的问题，我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我女儿在澳大利亚，但是现在30多岁还没有结婚，还没有孩子，&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也是一种忧愁。所以我的打分是七分半，要说打10分的话，可能有一点太满了。
&&& 主持人：作为儒学研究者，作为一个处在儒学复兴的这么一个特定的时代，我们思考儒学与现实的关系，给自己打分的确是综合得出来的分值。李教授，您请。
&&& 李翔海：如果综合打分的话给自己打6.1分。为什么这样呢？一超过6分，用儒家的标准来说，无论是做人的品行还是个人的能力发展，还是注重家庭、人际、社会关系方面，我觉得自己是勉强及格的。剩下的3分多，确实有很多地方不满意。比如对儒学未来的发展，像吴老师讲的，还有很多预期。还有一个原因，是我还有3.9分的进步空间，我刚刚过50岁，所以希望自己有更大的进步。
&&& 肖群忠：我接着说，我给自己打9分。从儒学体验的角度说，修身、齐家都是儒家的价值，家庭和睦是幸福感的来源。我就简单说，因为一个教授是中产阶级，经济上比较宽裕，就觉得很满意了。从儒学的体验来说，如果给年轻的同志分享的话，我真是修儒的人，不信佛、不信道，我家的书房都是从咱们这儿请回去的孔子像，在现世修儒家就能达到自己幸福的体验。仁者寿、和者福，我是绝对坚信这一点。我的幸福感给大家分享一下，我作息绝对是符合中医天道的，九点多睡觉，早上五点起床，最快20分钟入睡，深睡眠时间也比较长。你们觉得我幸福吗？
&&& 林存光：我拒绝给自己打分，为什么呢？有一句话大家听说过吗，叫三十不立，四十而惑，五十而不知天命何在。我现在正处于四十而惑和五十不知天命之间。我参加了这次征文比赛，写了&与命与仁&，为什么要写这个题目？就是因为有很多事情你是无法把握的，天命也好，个人的遭遇和命运也好，其实所谓的人不是有所为而为，而是无所为而为，尽自己最大的努力，至于做到什么样的结果，不是个人把控得了的。按照儒家的理论，无论做事、做人，不一定获得多大的成就，不一定做多大的事情，心安就可以了。最近，我读王夫之的书，像孔子讲的&老者安之、少者怀之、朋友信之&，它不说圣人就要让天下所有的老者、少者怎么样，而是按照我的本性做了，让一个老子安之，一个朋友信之，一个少者怀之，就可以了。我尽力而为、尽自己所为，功有大小，而其无大小。本性是不可以分大小的，但是功效可能有大有小，功效的大小跟个人所处的位置相关，我们每个人的遭遇，所处的时遇，所处的位置不一样。这是我的理解。
儒学还是儒教，怎样理解儒家复兴的未来之路？
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了几位教授按照不同的标准，似乎有不同的答法。我觉得每个人给自己打分都有自己对于人生，对于社会深层的一种理解，如果这样的话我都不知道给自己打多少分。杜维明先生给自己打了5分，他说现在儒学研究的机遇很多，也很混乱，前面的路还很长，这是他给自己打5分的原因。宋立林给自己打了9分，他说，研究儒学并践行儒学对我来说是一件很享受的事情，唯一遗憾的是时间、精力不够，不能为儒学传播发挥更大的作用。由此就想到，我们今天如何弘扬儒学。在弘扬儒学的过程当中，有人说我们可以像宗教一样信仰它；也有人说儒学就是儒学，而不是宗教；还有人认为，儒学和道教、佛教并称为三教，教不是宗教之教，而是教化之教。种种问题，在座的各位以及很多学者都进行了深层次的思考，各位老师肯定也有很多的思考。下面的问题是，我们如何理解或者怎样看待儒学的复兴问题，我们如何做，对儒学在宗教性这个问题上如何看？各位在讨论过程当中，教授之间可以发问，各位听众也可随时提问。
&&& 林存光：儒学热一定要正确地理解。现在讲儒学复兴的时候一定要加一个限定词，一定要正确的理解复兴，不是乱复兴。就像孔圣人讲的，要区分君子儒和小人儒，儒学也要区分&好儒学&和&坏儒学&。什么是&好儒学&，什么是&坏儒学&？如果我们讲儒学的时候让一个人头脑发昏，提出不可思议的主张和观念，变的非常狭隘、非常自负，这一定是&坏儒学&。学了儒学，可以让我们心胸宽大的儒学，那一定是&好儒学&。像黄宗羲讲的，为什么儒家讲饱读诗书，就是要养成一种宽大之气，这是我们需要思考、认真对待的，要讲清楚什么样的儒学有好坏。像杜维明讲的，在历史上儒学有很多的阴暗面，不能遮起眼睛不看那个阴暗面，只讲好的。当下有很多打着儒家和儒学的旗号讲复兴的，我特别反对有人自称我占据了道。我非常反对道统的说法，道何在，一定要讲清楚。今天儒学里面有很多有价值的东西不讲，为什么非要讲&三纲&呢？
&&& 主持人：我觉得这里面有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就是有&好儒学&与&坏儒学&划分，那么我带头提个问题，&坏儒学&还是不是儒学？
林存光：&坏儒学&是打着儒学的旗号，自认为是代表儒家的，但这不是真的。这其实是很难说，他也有根据，也讲中国式的法律政治制度等等，并不是说完全望风捕影，凭空造，但是有很多造出来的东西，像杜维明讲的，在自家书斋里空想出来的一种政治儒学大行其道。我觉得有这种现象。
主持人：好，现在进入听众提问环节，在座各位有问题，可以提问。
听众提问：我是济宁学院中文系主任王钦鸿。听了几位先生的观点非常受启发，我想问李翔海教授，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我们社会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但是也带来很多的问题，在某种程度上说礼崩乐坏也不过分。目前新的文化、新的行为方式，我认为是正在重建过程当中。我想问的问题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孔子儒学和马克思主义是一种什么的关系，它们怎样实现贯通？
李翔海：谢谢王老师。在座年长一些的老师都知道，我是做中国哲学研究的，然后做中国现代哲学研究、做现代新儒家的研究。后来也写了一些关于孔子的文章。我发现，在现代的中国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马克思主义跟儒学的关系。我们经常会碰到一些人，他自己说，我是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的，但是坚决反对儒家；还有一些人说，我是站在儒学的立场的，坚决反对马克思主义。后来，我主持了一个国家重大社科基金项目，叫《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研究》，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发现现在面临一个基本的问题是什么呢？一个民族国家的认同本来应该是政治认同和文化认同互相加强、互相支援的。但是，中国的现状恰恰是相反的，政治认同一定涉及到马克思主义，你一说马克思主义肯定有人说这是外来的，是夷敌，我们不要它。一涉及到文化认同，有的人就说应该是中国文化，但一涉及到中国文化，马上有人就会说中国文化是封建的问题，我们不能要，站在政治意识形态的角度排斥中国文化。如此，政治认同和文化认同相互排斥，总体上不利于我们当代国家的民主认同。所有的理论都有道理，每个人站在不同的立场都有各自的理由。但是，我想所有的理论一定要最终服务于、付诸于实践。刚才王老师的问题，我不敢说我能探讨出什么结论，但是非常期望进一步进行探讨。而且我认为两者完全能够像习近平同志讲的那样，它不是一个相互对立的关系，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是以中华文化为基础，在顺从了中华文化的基础上推进和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谢谢！
主持人：好，谢谢，继续提问。
&&& 听众提问：我是孔子研究院的助理研究员崔海鹰，想向林存光老师请教一个问题。您刚才谈到好的儒学和坏的儒学，我不是很理解。曾有人在我面前说曲阜的某些人很虚伪就是受儒家的影响，我就很反感，然后他就跟我解释这个儒学不是我研究的儒学，是那种虚伪的儒学，坏的儒学。我想请问一下，有人说二十四孝皆愚孝也，是不是古代的孝全是愚孝？儒学分好儒学和坏儒学，坏的儒学是儒学吗？
&&& 林存光：这涉及到一个价值评判的问题，还有一个就是事实的问题。价值评判，我们每个人都有一种好坏的标准去评价，都有辨别能力可以去区分。是非和好坏，同样的一个东西可以有不同的评价。在历史上，儒家的发展是一种多元、复杂的状态。汉代儒学跟先秦儒学有很多不同，宋明理学跟汉代儒学也有很多的差异。不同时期的儒学，如果按价值评判的标准，说这个是坏儒学，它是儒学吗，当然是，是历史上客观存在的一种现象。现在很多人讲儒学和儒家，他就自称：我就是儒家，我讲的就是儒学，这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现象。我觉得也可以说它是，但是我们可以对它做一价值评判，怎么来处理，这的确是一个问题。比如说，真孔子和假孔子，假孔子的观念就不是关于孔子的观念吗？其实这是历史上流变延伸产生出来的各种各样的复杂现象。我们不能笼统的讲要复兴儒学就要怎么样。反过来问一下，凡是儒学的就是好的吗？它还有历史不同形态的体现。
&&& 主持人：我觉得林教授和李教授谈的这些问题都是同样的问题。我们探讨儒学和马克思主义的关系，首先要弄明白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儒学。就像我参加许嘉璐先生主持的&马克思主义与儒学&课题的时候，专门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教授说，现在很多人谈到马克思主义，到底是不是马克思主义呢？可以问问那些自称马克思主义的人，你看他懂不懂马克思主义。我们也可以这样问问自称儒家的人。对于儒学真精神的继承，对于马克思主义本质的理解，我觉得这是理解这个问题的关键所在。各位，还有什么不同的意见。
&&& 吴光：我想发表一点意见。所谓好儒学和坏儒学的问题，作为儒学的整体来讲，没有什么好坏，都是儒学。如果信仰儒学的，那儒学都是好的，但是具体分析儒学的内部，各家各派之间有一些主张或者是正确，或者是有错误，这是它局部的问题。儒学里面还有一些比较不符合时代要求的东西，比如说讲&三纲五常&的&三纲&，现在基本上被淘汰了。这些不等于说儒学作为一个整体，是一个坏儒学，就像一个人的身体里边总是有一部分可能是病灶，把病灶清除了，儒学就会更加健康。用好儒学和坏儒学来评判，这种看法我不太能苟同。
&&& 舒大刚：我非常赞同吴光先生的意见。首先我们要知道什么是儒学，班固有一个非常好的定义，就是&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最为高。&这几句话说的非常精辟。第一它的功能是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的，有当代的关怀；第二有经典，研究六经；再一个就是有理论，要以仁义为核心，继承中华的正统文化，就是尧舜禹、汤文武。这样才是正宗的儒学。其次儒学的好与坏，这个价值判断是很难的。一个人写再多的书，个人在这里评判是不行的，要用历史检验，历史上很多新的儒学派别在当时产生的时候也会被认为是伪儒、伪学，甚至是假的，或是受政治迫害。像朱熹的理学就是这样，但是后来证明它影响中国几百年，而且是正面的。目前儒学已经经过一百年的糟蹋、矮化、妖魔化，现在我们不要再提&好&与&坏&的标签，现在是心平气和的研究、弘扬、发展。我反对提坏儒学这种说法。谢谢！
& &&主持人：我觉得这个彼此之间并没有什么矛盾。对于儒学的发展，我们必须看清它的流变。研究儒学的历史发展，大家都看清楚了在秦汉之际儒学确实有变化。先秦时期的儒学具有很明显的德性色彩，到了秦汉以后，进入帝制时代，儒学发生了变化。比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孔子说得很清楚，&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但是，后来到了帝制时代就变成了&君让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让子亡，子不得不亡&。前一段时间我在华东师大参加了一个论坛，也涉及到&三纲五常&这个问题，其中一个教授提到&三纲五常&的&夫为妻纲&，认为男女应该是平等的，夫为妻纲应该改成夫妻互纲。这个怎么改法？夫妻互纲就有可能打起来。其实，包括三纲五常在内的这些思想，我们不能简单的理解。我们必须历史的看待儒学的发展。就像五四时期的李大钊，他说的很清楚，我们抨击孔子不是抨击孔子本人，而是抨击后世利用孔子为专制政治所塑造的灵魂。也就是张申府所说的&打倒孔家店，救出孔夫子&。其实，大家说的都是同一个问题。谁还有问题要问？
&&& 听众提问：我是孔子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翠，刚才林老师提到了好儒学和坏儒学，让我想到余英时先生的一个说法。他曾经说，有两种儒学，一种是具有高度批判精神的儒学，是真正的儒学，也许就是您所说的好儒学；还有一种是维护皇权的制度性儒学。就当今社会的普通民众来说，后一种说法的信众更多，甚至有一些学者像华中科技大学的邓晓芒教授曾说，儒家和官场的腐败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还提出儒家应该为腐败负责任。我想问一下，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儒家是不是应该为如今的官场腐败负责任？
林存光：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我从来没有说过整体的儒学是好还是坏。很多学者都在划分儒学的层次，有帝制儒学、批判性的儒学，还有民间儒学。我们为什么要研究它，作为学者、研究者，要研究它，就是要分辨。除非你没有是非好坏的观念，但这是不可能的。我们人就是一种价值，什么叫价值观，提倡价值观干什么，价值观当然有好坏，我们要提倡好的。不加分辨的说它好或者坏，你说你的，我说我的，那还有什么价值呢？无所谓好坏。你会发现，我讲的也是儒学，我也代表儒家，他讲的也是儒学、儒家，不加以分辨谁对谁错，无所谓对错。文化无所谓优劣，这种观念当然有一定的道理，但是也不是绝对真理。文化光有民族性，没有时代性吗？我是主张完整、均衡的去理解和探讨问题。
邵龙宝：我想回答刚才你提出的这个问题，腐败不能完全归咎于儒家，也不能完全归咎于法家，但是我们可以归咎于宗法专制主义的遗存。不管怎么说，儒家作为中国传统文化应该还有它的历史局限性，这一点我们是要肯定的。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华文化在概念上应该是不一样的，所谓中华文化包含了儒释道的传统文化、近代的新民主主义文化，还有中西马对话交融以后的社会主义文化。这个问题是不是应该这样来理解？完全归咎于儒家是不对的。
主持人：好，下面请肖教授。
&&& 肖群忠：现在又回到第四个问题，儒学还是儒教。这两个问题连到一块设计还是很好的。我简单的说一下，儒学还是儒教，这里还应该再引出一个概念就是儒道。在唐宋以前是周孔之教，后来是孔孟之道。这个问题其实在学术上是清楚的。按照西方严格的宗教定义，它肯定不是宗教，但是确实在中国的生活当中是一个准宗教。过去我们各县都有文庙、祠堂，但确实没有教堂，信众也不登记，也没有宗教的仪规、仪式。我的看法是，在学术上，这个问题意义不大，但是后面的问题意义很大。儒学未来怎么发展，我倒觉得儒教可能是一条道路，当然这条道路不是我们学者自己说了算的。现在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发展儒学没有抓手，过去的&文教&在学校里的课程体系中已经没有了。大众的成年人的儒学教育和道德教育，宗教起了一个非常制度化的作用。所以，我认为儒学宗教化恰恰是儒学未来发展的一个制度化的措施。当然，这个措施不是你想搞就搞的，第一，国家要不要搞，这是很敏感的；第二，要建设钱从哪里来；第三老百姓信不信，既然是宗教就要有信仰。我差不多把儒学当作我的宗教，是我内心的信仰，不管你信不信，我心里信就完了。
&&& 邵龙宝：儒学不是儒教，不是宗教胜似宗教，这是毫无疑问的。儒学是不是要变成一种宗教，马来西亚人他们正在实施，但这在中华大地恐怕是不现实的。但和儒释道相关的民间信仰源远流长，就像老百姓当中所讲的&积善余庆、积恶余殃&，&头上三尺有神灵&， &做坏事遭天打五雷轰&。这些东西看起来好像带有封建的迷信，但是我觉得中国共产党、中央政府要对这样的民间信仰给予认可、肯定。它类似于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有两个天，一个是今世，一个是来世，它有所敬畏。敬畏天，这与儒家是密切相关的，民间信仰还是以儒家为主。所以，如果连这样的民间信仰都完全失落的话，可能什么东西都不敬畏，什么坏事都敢干，这可能是导致目前物质主义、拜金主义泛滥的一个重要原因。
舒大刚：我完全赞成。儒学本身就有二重性，如果光从学术研究来说，它确实是一种学术。如果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来说，它又有宗教性。我们讲儒学，应该讲全面一点，不能只讲一个方面。我想分三个层面来讲，首先它有自己的信仰层面、价值体系，有自己的道德体系、行为准则，有自己的知识体系、基本技能。从信仰体系来看，它确实带有很强的宗教作用，比如像孔子所总结的&三统&，这&三统&从夏商周总结出来，夏代的统是天命、殷代的统是鬼神，周人的统继承了前面的统而合成一个统叫礼乐，就是崇尚人文。这&三统&实际上就是古人的一种信仰，天命就是重视天道，重视自然，重视规律性。殷代的那些祭祀、占卜就是为祖先，鬼神就是对祖先的崇拜，就是一种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礼乐就是人文精神。这三者在荀子那里就是天地君亲师，后来被中国人神台上所供奉。所以，天命观就是中国的一种宗教。&&&
李翔海：我们从近代以来的学术上看，儒学到底是什么，可以这么说，儒学既不是一种宗教，也不是一种哲学；同时儒学既是一种宗教也是一种哲学。这里有一种区分，就是我们所谓的哲学和宗教是以希望为标准的，但是无论如何，儒学在传统的中国人那里的确发挥了安身立命的作用。儒学作为一种文化，它起到了宗教性的功能，这是没问题的。儒家的宗教功能或者说安身立命到底是如何实现的，最后通过孝来论证。比如，基督教为什么走到上帝那里去了，因为生命的根本就在上帝那里。中国的先明实际上也在探讨这个问题，讲了三个生命的根本，一个是个体生命之本，也就是祖先，一个是文化生命之本，那就是圣贤或者社会，一个是类性生命之本，也就是我们人类整个是从哪里来的。这三个生命根本跟进，最后就变成了为天地尽孝、为圣贤尽孝、为祖先尽孝这三个层面的尽孝。第一个层面就是我们讲的天人合一、天人合德，第二个就是我们讲的三不朽，第三个层面为祖先尽孝，就是最后的祖先崇拜。对普通的中国人而言，就是靠对祖先尽孝做到的。往前看，我的生命、精神是我的祖先一步一步传下来的；往后看，我的生命、精神又传递给我的子孙。这样，我的有限生命就变成了无限生命链条中的一个特定环节，只要我完成这个任务就可以安然的离开这个世界。但是当代的中国，信仰的空缺是非常大的问题。如果问我什么是当务之急，我认为这个问题就是当务之急。
吴光：对，所以一定要把中国人做人的信仰提起来。
目前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当务之急是什么？
&&& 主持人：实际上，刚才话题已经进入到第五个了。从孔子以前文化的发展，可以看出，儒学作为一种人文的文化，显然是高于以前的文化。按照《礼记&表记》的记载，夏商周的文化可以分别成为尊命文化、尊神文化、尊礼文化。这是一种自然的发展，周代的礼乐文化作为人文文化显然是在以前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如果在这样的基础上理解儒学，对这些问题可能会看得更清楚。限于时间，最后这两个问题，咱们用简短的语言陈述，什么是目前弘扬传统文化的当务之急，越简短越精彩越好，下面先请吴老师。
&&& 吴光：我想两个问题一起来讲，第一个儒学是不是宗教，我始终认为儒学是一种学，是一种教，但不是宗教。因为宗教的定义是从西方来的，不能按照西方的标准来划分儒学是不是一种宗教。作为一种教，教化之教是具有信仰这一层面的，有它的信仰体系；作为一种学，它是知识的体系。所以，我认为儒学从根本上来说是一种学。对于儒学的未来发展问题，我想可以用习近平的两句话来表达。一个是历久弥新，就是刚才翔海说的，这确实是他的一贯思想。从儒学的角度讲，历久弥新之道，就是仁义礼智信的基本的核心价值，它是历久弥新的。每一个时代的儒学，有人说只有孔子、孟子和后来的谭嗣同是一种仁学，我觉得每一个时代的儒学都是仁学，历久弥新之道根本就是仁道，仁道的表现义理之新等等。第二个就是与时俱进，习近平在我们浙江主政的时候，强调与时俱进的浙江精神，在浙江精神原来的基础上作了一个修正，现在9&24讲话中又特别提到&与日俱新、与时俱进&，这也是他一贯的思想。我认为儒学的发展确实要吸收非儒学的思想资源，比如说自由民主、人权法治，这叫做与时俱进。所以当务之急我觉得可以分成几个不同的层次，官员的当务之急，要讲仁爱，要重民本，要尚廉政，要知行合一，崇践行。对民众来讲，要讲诚信，守道德，重廉耻。对于学生来讲，主要讲立志，要守礼义、重孝敬。不同层次的人有不同的当务之急。这是我的理解。
&&& 舒大刚：吴光先生说得非常对。从儒家特别是孔子的语录当中我们确实可以归纳出来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当的词组。国家这个层面完全可以大讲特讲仁义礼智信，每一个成员都应当贯彻这五个字。作为公民个人在处事当中，我们可以讲以温良恭俭让。从个人的修身成才来说，应该是孝悌诚廉耻，这是最基本的底线。如果把这些讲清楚，我们社会的无序状态，道德滑坡状态可以得到一些改善。
&&& 主持人：在弘扬传统文化的时候，如何能让大家入心入脑，如何才能内化于心，外化于行，这非常关键。刚才徐洪兴教授给自己打5分，我也想给自己打5分，如果让我先说的话，我们肯定能是一样的。现在，请徐教授来讲一下这个当务之急。
&&& 徐洪兴：刚才各位先生讲得很好，我来讲一下当务之急。但是这是个大工程。过去讲宗教，如果是宗教的话，儒家就叫伦理教。我觉得当务之急就是儒家的四书五经应该进中学、小学教材。这个是国民教育的最重要的，这才是立竿见影的。
& &&主持人：当务之急就是刻不容缓，请肖教授说一下自己的看法。
肖群忠：我说三个关键词，一个是制度，二是教化，三是实践。我觉得中国实践首先应该有制度，文化思想断裂已经有一百年了，没有制度保证的话实在是很难办，教育部的纲要只是一个冠冕堂皇的文件。就像刚刚说的，四书进了一些中学的课本，后来弄不下去了。这个制度不光是教育制度，还有官制，包括要不要把古文庙建起来等等。就是说一定要有一个抓手，没有抓手是不行的，光是学术圈自己说是没有用的。再一个就是教化，因为文化断裂，很多人包括许多专业工作者从小都没学过儒学，年龄稍微大一点的，也是学的批孔式的儒学。知行合一，你都不知道，那怎么去行呢？所以教化的问题就是坚持学。再一个就是行，说了不做等于没有，儒学是一个实践性的文化，要改变我们的生活秩序、心灵，改变我们的人格，然后提高国民的道德素质，塑造中华民族的文化之魂，这是最重要的。
主持人：下面有请四川大学博士后吴龙灿提问，他上午获得征文比赛一等奖，我们掌声祝贺。
听众提问：我先说一下当务之急，希望儒学赶紧回来，不然的话中国腐败越来越厉害，人活得越来越不幸福了。这也是回答刚才孔子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翠向林教授所提问的问题，儒家是不是应该为如今的官场腐败负责。这个问题恰恰是我的导师郭齐勇先生用十几年的时间在学术上澄清，在实践上来推行，一直在做的&亲亲互隐&的问题。儒家不但不应该为腐败负责，之所以腐败是因为我们中国没有继承儒学传统，没有让现代的人成为具有君子人格的人，所以会腐败。
主持人：好，你的观点已经阐明了，有请华东师范大学付长珍教授。
&&& 听众提问：我是付长珍，老师们有请教，也有回应，关于如何理解儒家的复兴，什么事弘扬传统文化的当务之急，我想表达下自己的看法。习总书记讲话当中提出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怎样理解中国人独特的精神世界，我进一步加了一个词，就是我们不仅要怎样理解，我们还要怎样建构，怎么构建中国人独特的精神世界。如果说今天的当务之急，我认为是要守护民族文化之神，也就是要守护儒学之神，守护儒学的真精神。这句话我想进一步的凝炼，就是一个社会要确立起它的主流价值，也就是今天所讲的核心价值。其实核心价值还有更核心的价值，就是根源性、根本性的价值。我觉得用儒学的一个字就是&仁&。我联想到古希腊，整个西方哲学史可以凝炼成柏拉图的一个注脚，就是正义。西方把正义作为他们的德性之首、德性总和，其实我们中国人也有一个德性之首、德性总和，那就是&仁&。今天，我们需要进一步阐发仁学的价值。
山东在儒学面向未来发展中应当怎样发挥作用？
&&& 主持人：说到&仁&，大家都知道儒家的核心观念就是&仁&。我们社会要有秩序，可以制定法律，&国皆有法，而无使法必行之法 &。孔子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人如果没有仁爱之心，这个社会和谐肯定无从谈起。如何仁爱，&仁者，人也&，从这个意义上讲，儒学就是仁学。我们不必羡慕古希腊，这在中国传统里面有的是。实际上，每一个人如果做好了自己，就可以使社会安宁、社会和谐，不至于活得那么辛苦，不至于把自己当成一个动物，而是一个活生生的人，生活在世界上的自由人。
&&& 限于时间，现在进入最后一个问题，山东在儒学面对未来发展中应该发挥怎么样的作用？各位来自全国各地，都是对于孔子儒学、传统文化有较深造诣的先生，同时也是山东的朋友，最后请把你们的高见贡献给山东。
&&& 吴光：用一句话，我希望山东成为引领儒学复兴的带头羊。当务之急我要补充一句，就是&道德人文&四个字，进行道德教化，弘扬人文精神，这是我们现在最需要的。
&&& 舒大刚：我补充两句，我认为山东在经济建设上已经相当不错，保持稳定发展就够了。下一步应该是精神至上、文化至上、礼义至上。要做到这三点，我觉得要充分发挥曲阜特有的功能，要打造曲阜的精神殿堂、文化圣地、礼仪之邦的形象，不要用GDP来考察曲阜，甚至曲阜的商业也不要以赚钱为目的，应该树立它真正的文化。具体的措施，我认为有两个，一个是提升曲阜市的地位，它至少应该是个省辖市，第二个结束三孔卖门票的现象。
&&& 李翔海：当务之急我补充一点，就是我们每个人如何真正的践行儒家的核心价值，这一点很重要。还有一个就是未来山东如何建设成为一个儒家大学校，像梁漱溟先生当年所希望的那样。我期待做成全国的榜样。
&&& 邵龙宝：关于当务之急我说两句，怎么能梳理出儒学的真精神，儒学的真精神究竟是什么，&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从道不从君&，&尊其道而忘人之势&，我觉得这才是儒学的真精神。在发觉真精神之后，怎么配合从法律、政治的视角，苍蝇老虎一起打，在道德文化方面反思和批判权力腐败，这是全国弘扬核心价值要落细、落小、落实的最重要的一个普及。我觉得山东要在这方面拿出点东西。仁爱应该进入核心价值体系，没有这是一大遗憾。我们应该从实践层面做起来，山东应该做在前面。
&&& 肖群忠：我也说两点意思，就是知和行。知的方面，要充分发挥儒学文化之乡的地缘优势，立足本地，整合全国，面向世界，逐步推动儒学的研究、教化。行的方面，作为孔孟之乡的人应该胆子更大一点，实现两个创新，就是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应该具体地去做、大胆的去做，而不能只在书斋里研究。更重要的就是说希望通过具体的做，春风化雨、人文化城，使曲阜的乡风、民风带动山东省，把山东省首先建成一个文化特区、文明之乡。这是我的看法。
&&& 林存光：我需要解释一下，我提出好儒学、坏儒学，好像我对儒学有什么偏见。其实没有，我是山东济宁人，在曲阜工作过好多年，我热爱儒学，希望儒学发展得更好，而不是泛滥成灾。关于当务之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我更希望避免急功近利。汉代董仲舒把儒学政治化和宗教化，我不希望当今走这样一条道路。政治和文化相关，但又有区别。什么叫人文化成，对人心、人的道德的教育，要养，要慢慢的养成，像孟子讲的，你不能一暴十寒，不能拔苗助长。我建议山东在儒学未来发展当中要起到一个引领风向的作用。引领什么风向，一种是正确的引领，一种是引领正确的方向。我觉得这个需要强调一下。当然，我主要从学术层面讲，要引领正确的儒学研究的学术方向，这个是非常有必要的。因为现在很混乱，思想价值的多元化，为什么讲清楚？为什么要探讨这个问题？这的确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 徐洪兴：最后一句话比较实在一点，我觉得山东就应该守护传统，引领社会，向中央提出曲阜和邹城成为中国的文化特区。
&&& 主持人：非常感谢各位先生给山东提出了一些建议。其实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都是关心传统文化的人。这些建议实际上也是对我们的鞭策和鼓励。我们当下要致力于弘扬传统文化，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我的理解是核心价值观的问题就是传统的&道&。我们可以简单的去想，孔夫子处的时代就是天下无道、礼崩乐坏的时代，因为天下无道、礼崩乐坏，所以才有了儒家的学说。儒家学说实际上是在道德层面、价值层面，所谓&道&简单的理解就是一个价值体系，天下无道就是价值体系混乱，就是是非观模糊、是非观错乱。我们当下存在的问题最根本的就是要弘扬传统文化、培育核心价值观。
毫无疑问，我们今天的价值观和传统价值观是一脉相承的。前一段时间王岐山书记在一次会议上说到，像孝悌忠信礼义廉耻这些概念是我们中华民族的DNA。在上午的座谈和下午的学术对话中，大家也不约而同的提到了四维、五常、八德这些概念，其实这些概念就是我们中华民族传统的信仰，就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一位干事说的一句话，他说，如果我们思考一下，从孔子到今天2000年过去了，我们人类社会的基本需要其变化之小是令人惊奇的；不管我们取得进步也好，或是缺少进步也好，当今一个昌盛、成功的社会，在很大程度上，仍立足于孔子所确立和阐述过的很多价值观念。很明显，他是要表达这些价值观念具有超越意义，这些价值观念是超越国界、超越时代的；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属于过去，也会鉴照今天和未来。由此，我就想到在《孔子家语》里，孔子和曾子聊天的时候说到一句话&非道无以明德，非德无以尊道&，价值观和人类的德性之间是什么关系，其实就是&道&和&德&的关系。价值观混乱了以后，我们每一个人做的好和坏似乎没有了标准，好心得不到好报，好人得不到好的评价。道以明德，德以尊道，如果天下无道，孔子说&虽有国之良马，不以其道服乘之，不可以道里。&意思是你有一匹千里马，如果不了解马性、不按照规律进行管理，它也不会发挥多大的作用。他接着说：&虽有博地众民，不以其道治之，不可以致霸王。&我们中国今天恰恰是博地众民，如果天下无道、价值观混乱的话，我们国家怎么可能强大起来。所以，我常常讲十年前看到的一个故事，首都师范大学一位教授提到了去日本以后有三次震撼，一个是日本人节约，第二是日本人的工作精神，第三就是日本人守秩序。特别是这个守秩序，他提到，有一次出去参观回来的时候遇到了一个空前的大塞车，70多公里的路程走了7个小时。但是，在这个塞车过程当中看到让他非常震撼的现象，大家都非常耐心的排队，按照自己的秩序，一步一步的挪动，他甚至没有看见一个维持秩序的警察，空空荡荡的下行线上没有一个人越界。他说：&这么一个万众一心的民族，这么一个守秩序的民族，是一个多么可敬的民族。&最后又说，&这么一个万众一心的民族，这么一个守秩序的民族又是多么可怕的民族。&有共同的价值信仰，有集体意识，有一种做社会人的自觉，这一点是多么重要。其实，儒学深层的东西，儒学的真精神不就是这些吗？
&&& 限于时间，每个问题都匆匆忙忙，最后请大家用掌声感谢几位教授的精彩发言。今天下午的学术对话到此结束，谢谢各位！
（根据录音整理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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