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知道吗#“南有南京大屠杀，北有承德千里无人区！”_承德新鲜事儿-爱微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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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8月17日，承德晚报记者在丰宁文物工作部门了解到，丰宁四岔口乡李起龙村瓦房组发现一处日本侵略者在侵华期间修建的“集团部落”遗址，这是日伪军在长城沿线制造“千里无人区”的罪证。该“集团部落”遗址目前保存良好，剩余城墙长420米，宽1.2米，占地面积约10亩，边角修建有炮楼、垛口。由此，一段尘封已久的往事被提起……那就是几十年前，侵华日军在承德制造的惨绝人寰的“千里无人区”。今天，我们将这段尘封往事提起，只为勿忘历史。什么是“千里无人区”？据史料记载，1941年到1944年间，为把人民群众与抗日武装隔离，日伪军在长城沿线地区实施“集家并村”政策，修建“集团部落”，强迫农民离开世代居住的家园，迁往指定的“集团部落”，而且要求必须把原来的村庄、房屋一律拆毁，制造“千里无人区”。在大面积的“无人区”里，一律不准住人、种地、放牧和通行，并划界立标，如有违者或误入者，“格杀勿论”。为了统治承德，惨无人道的在承德地区制造了千里“无人区”，对中国人的残害程度，不亚于南京大屠杀。史学家曾说，南有“南京大屠杀，北有千里无人区”。日本侵略军制造的千里“无人区”，让承德地区17万平方公里的土地灭绝人烟。承德的千里“无人区”，总面积约17万平方公里，人口140余万。这主要包括三个层次：一是“无住禁作”地带，即不准住人、不准耕作，实行彻底杀光、烧光、抢光的区域，主要是长城沿线的冀热察三省边界及热中一带日军无力控制的深山区，总面积约8500平方公里。这是狭义的“无人区”。二是“集团部落”，即在平地大川地域修建有围墙，有武装看守的“人圈”，把居民驱入“人圈”，没有行动自由。被集家的自然村1.7万多个，共造“人圈”2506座。三是“无住禁作”地带和“集团部落”之间的“禁住不禁作”地带，一般在“人圈”的3～5里之内。日本侵略军在冀热察边界长城沿线制造“无人区”的行动，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39年秋到1940年秋为局部小集家阶段。当时，日伪为扑灭刚刚燃起的抗日火焰，在五指山游击区的腹地实行了小集家，将黑河上游，兰旗营北山和横河北山20多个村落的居民，集中到孟大地、杨树台、鞍子岭等“部落”。同时，日伪军四五百人到横河北山的14条山沟“扫荡”，把这一带的1500多间房全部烧毁，大部粮食烧光，有500多名群众被赶入集家村。第二阶段，从1940年伙到1941年10月为制订计划和试行阶段。日伪即在兴隆县的冷咀头、大小黄崖、横河上游等八路军经常活动的深山腹地推行大范围的小集家，并在“部落”里设警察分驻所，由1名日本人带领20多名警察长期驻守。1941年春，“人圈”里闹瘟疫，光兴隆县羊羔峪“人圈”就死了400多人，占人口总数的30％。驻守的日本人松山也患了病，只好撤走。这样，群众又推倒了围墙，搬回了深山区。1941年9月,热河日本宪兵本部对冀热察边区活跃的抗日游击战争再次告急,并提出了《灭共对策资料——国境地带无人区化》的文件；10月，在关东军西南防卫司令官大村的主持下，制定了《西南地区肃正工作实施纲要》，要求从山海关到古北口的长城线900公里范围内，将从长城一线起32公里地区定为无住禁耕地区，拆毁和烧毁民房，将村民迁走。为容纳上述地区居民，在安全地区建设“部落”，从而，使在热河制造“无人区”的计划全面形成。第三阶段，从1941年11月到1944年春，是大规模集家并村阶段。这次大集家，实质上是日伪军对冀热察边界地区数百万人民发动的特殊战争，虽然日伪军兵力增加到10余万，但仍无力大长1000多公里的长城沿线同时动作，只能采取伪满、华北和伪蒙疆三方协同行动的办法，长城内外并进，以滦平、兴隆、青龙为重点，由西向东逐次推进。就这样，还是经过两年多的大屠杀，才基本建成。1943年3月——6月，日伪军集中人力，统一行动，在兴隆全县疯狂大集家，那真是“山火连四月，天地昏百里，千村一片黑，万户闻鬼泣”，将11万多人（占全县总人口的81%）赶进199个“人圈”。制造“无住禁作”地带1195平方公里（占全县总面积的72%）。秋天时，又调集锦州、唐山、承德、秦皇岛的万余日伪军，对凌（源）青（龙）绥（中）、承（德）平（泉）宁（城）抗日根据地进行大围剿，普遍推行集家并村，以上两个抗日联合县有4527个村庄被摧毁，42万多人被赶入831个“人圈”，把西起清河沿，东到义院口的120公里的长城沿线地域划为“无人区”。在宽城则把西起燕子峪、东到华尖长达50多公里的深山区划为“无人区”，这期间，日伪军在热河内地的隆化、围场、凌源、建昌、喀左等地也划了多块小块“无人区”。日伪军当局在“无人区”中的屠杀有两种，一种是对“无住禁作”地带的“大扫荡”；一种是对“集团部落”中的“大检举”。日本关东军曾给所有的军事武装下过严格命令，凡在“无住禁作”地带发现任何有生命的东西，都可以“格杀勿论”，甚至连一只狗、一只鸡也不放过。1941年10月，伪满和华北日伪当局出动万余兵力对丰滦密地区进行毁灭性“扫荡”，前后60天时间，杀害好群众和抗日武装430余人，抓捕1100余人，滦平县快活峪村被划作“无住禁作”地带后，初次扫荡达50多天，32位不愿离村的群众被杀死。从这以后，快活峪一带再不准中国百姓进入，农民孙怀清回自己的地里掰了几穗玉米，被日伪军发现后枪杀。农民张家书的女儿张小冬在山上拾柴，亦被打死。象这样被除数零星杀死在自己世代耕种的土地上农民，仅这一个自然村就有14人。更残酷的是，这年10月，这个村的卢文清、卢文光、尚文德等18名村民回村收割庄稼，被关东军和讨伐队得知全部逮捕，经严刑拷打后一个个推入土坑开枪射杀，再往人堆里投掷手榴弹，最后，日伪军还跳入大坑中用刺刀过“筛子”。18人中，仅有5人幸免一死，其余13人当场死亡。宽城县王厂沟、转水汀、石子沟、美界村、瀑河口等9个自然村被划作“无住禁作”地带后，在1943年4月至11月的8个月中，遭到日伪军7次大屠杀，被杀害男女老少71口。农民刘殿甲一家七口，被抓住的6口全遭杀害，其中5口被枪杀，一个17岁的孩子被头朝下夹在树上夹死。农民关贞瑞一家老少三辈6口祖父被挖出双眼后砍死，父亲被枪杀，11岁的哥哥被劈成两半，4岁的弟弟被摔死，母亲被轮奸后豁开胸膛，唯有她被日伪军捅了3刀后倒在死人堆的血泊里幸免一死。烧光，为最快、最有效地摧毁“无住禁作”地带居民的生存条件，日本关东军和讨伐队将一切建筑物、庄稼、生活用具等资料，凡抢不走的均予以烧光毁净。兴隆县驴儿叫村，地处雾灵山腹地，山大沟深，也是建党最早的地区之一，群众一直坚持山地抗战，日伪军对此恨之入骨，每次围剿都要放火烧山。从1941年至日军投降，驴儿叫村被焚毁过22次，到最后，驴儿叫村的房屋全部是石头垒的“马架子”，有柱子没墙，顶上盖茅草，连坑都是青石板上铺桦树皮。日军为使“无住禁作”地带更加便于控制，在烧毁一切建筑的同时，还大面积纵火焚烧复杂地区的森林。1943年3月至6月，关东军和伪满讨伐队在兴隆县出动2万余人，再次驱赶百姓离开“无住禁作”地带，在五指山区、大小黄崖、狗背岭3块抗日游击根据地放火烧山，致使山火连绵4个月不息，数百里天昏地暗，参天的森林化为焦木，满山的灌木化为灰烬。特别在冬末春初，山区气候干燥，季风正起，日本关东军则乘机放火烧山，从开始实行“无人区”化到日本无条件投降，热河全省每逢此季，长城沿线即山火连天。抗日战争胜利后，长城两侧一片焦土，唯有长城屹立在光秃秃的山背上。据中国解放区临时救济委员会晋察冀边区分会公布的《日本法西斯8年来在边区的暴行》统计，冀热边区在抗日战争期间被烧毁333.5万多间房屋,其中热南山区的“无住禁作”地带占205.6万间。至于被焚毁的森林、农作物，则因面积大，数量多而无人考证。粮食、牲畜、农具、衣被等生产、生活必须品是第一个抢劫对象。据冀东党组织的资料统计，抗战期间，冀热边区被抢走的粮食超过103亿斤，马、牛、驴、骡6万头，猪、羊200万只，农具18万件，被服320万件。对此，承（德）平（泉）宁（城）联合县政权有过一个较具体的统计，该地区实行“无住禁作”地带期间，就有1.2万头大牲畜、18万只羊、22万头猪被日军抢去,有4.5亿斤粮食被抢去或烧掉,有1.6万余农具被抢走或烧毁。而承平宁地区的“无人区”化无论从面积和程度上来讲，远不如兴隆、青龙、滦平等县。据此推算，整个热河“无人区”中被抢掠的财产就可想而知了。除去以上物资外，“无住禁作”地带中的任何物件都是被销毁的对象，石碾、石磨、水井、辘轳、水缸直至锅碗瓢勺等，全部被日伪军炸烂捣毁，凡划在“无住禁作”地带中的村庄，满目废墟，遍地残骸，连断壁残墙都被全部推倒捣毁。1943年以后，兴隆县坚持山地斗争的群众，每户仅剩有一口铁锅，做完饭以后立即埋起来，以防被日伪军清剿抢掠。不少人家连饭碗、饭盆都没有，只好用桦树皮代替。冬季没有棉衣，更谈不上被褥，人们就穿单衣盖黄白草取暖。有个民兵于连海，是光着脚进雾灵山的，直到抗战胜利后他才穿上了鞋。日本侵略者推行“无人区”化这种特殊的战争，不是以杀光人民为目的，而是为了奴役人民。故此，推行“无住禁作”地带，实行集团部落，最终目的是达到“匪民分离”。日本关东军和华北方面军协同动作，将绥中、凌源、建昌、宁城、平泉、青龙、宽城、兴隆、承德、滦平、隆化、丰宁、赤城１３个县的１８万多个村庄，武装合并为２５００多个“集团部落”，强迫１４０多万人口聚居在不到过去五分之一的土地上。热河即现在的承德实行“集团部落”所限的时间，多则１０天半月，少的不准超过３天，被强迁的居民根本来不及拆走原来的住房，更无力运输建筑“部落”里新房的建材。“集团部落”除去四周的围墙和日伪军的住所是经过精心修建的外，老百姓的房屋几乎全是仅能避风雨的马架窝棚甚至很多家人就是在地上挖个坑盖上点茅草。塞外的冬季，长达５个月之久，一遇寒流，飞雪漫漫，寒风呼啸，气温常降至零下二三十度，冻死人事屡见不鲜。夏季，由于人的吃喝拉撒都被限制在很小的范围内，加之所有的牲畜、家禽均混杂其间，“部落”里到处都是粪便、污水、泥泞，苍蝇、蚊子、臭虫、虱子、蟑螂、老鼠恣意肆虐，伤寒、痢疾、虐疾等疾病无不泛滥。1943年夏，兴隆县各“部落”开始大规模流行瘟疫，一次死亡6000多人，靳杖子“部落”一天就死亡40多人。青龙县老李洞“部落”，共计千余口人，一年病饿死200多口。该县宫厂“部落”2400口人，两年病死530多人，接近其总人数的22%。为了达到奴役中国人民的目的，日伪当局对“集团部落”完全实行的是集中营式的管理方法。在全热河境内，除各“部落”中大部分驻有日伪武装力量外，凡划“部落”的区域均派驻了大批警察、宪兵和讨伐队。对“部落”内的居民，则普遍实行联防组织（“村落总动员警备”）和联保组织（“保甲精神之普及”）。所谓联防组织，即是把“部落”内18～50岁的男性青壮年编成“自卫团”，轮流站岗、送情报，规定每个“部落”每天必须向伪警察分驻所送一次情报。所谓联保组织，实际上就是“保甲联座制”，30户左右为一牌，一家出事，全牌牵连。几牌为一个“部落”，几个“部落”为一甲。牌长、部落长、甲长均由日伪当局指定，“集团部落”中还普遍设有村协和分会，是由日本特务机关操纵的基层组织，除公开活动外，还秘密发展人员，暗中打探抗日武装的活动以及“部落”中居民的思想等情况。有了这一整套的组织机构，日伪当局就将“集团部落”完全置于其军事、政治的控制之下，对“部落”居民实行统治。当时的各种罪名多不胜数，“国事犯”、“思想犯”、“经济犯”、“密输犯”、“通匪、济匪、资匪犯”等无所不有。例如：家里有茶缸、灰布、草绿色衣服，上衣有5个扣子，布鞋超过两双，就是通“八路”；谁有中华民国出版的书籍、信封、信纸、甚至不慎说一句“我是中国人”，就是“思想犯”、“政治犯”；家中有大米、白面、布匹、纸烟等物品就是“经济犯”。对以上“罪犯”，轻的施以夏天晒太阳，冬天扒光衣服冻、跪石渣子、互打嘴巴等刑罚，重的则如：“倒栽莲花”，即人头朝下下活埋，行刑者眼着受刑人双腿在外挣扎断气。“军犬舞蹈”，令军犬将人活活咬死。“滚绣球”，将受刑者扒光，塞进一只钉满钉子的木笼里来回滚动，直至死亡。“电磨粉身”，用特制的电磨把活人磨成肉酱。“枪戳沙袋”，将受刑者装入口袋里命新兵用刺刀劈刺。“虾公见龙王”，将受刑者头脚绑在一起投入水中淹死。“开膛取心”，即活剖人心，然后食用。据《兴隆县志》记载，双庙据点的日军中川曾吃过50多颗人心。“钢针透骨”，用大铁钉往手指或头顶上扎进5寸至1尺。此外，还有“烙铁烙”、“背火炉”、“打油锤”、“站木笼”、“皮鞭沾凉水”、“辣水涨肚”、“熏烧活人”等等。“集团部落”内对人民还实行最残酷的超经济剥削。“满洲国”的“组合制度”规定，“部落”居民所生产的农副产品除大部交给“组合”外，其它的实物税、捐款和日伪军敲诈达26项之多。再次是伪军警的敲诈，因为实在墙角以为名，则称以“杂项税”：“送草”，每甲3天1次，每次50至100斤，“送柴”每甲3天1次，每次500斤，“关猪”，每甲每月3至10口，每口猪至少出净肉80斤，“送鸡”，每甲每月5至12只，“送礼”，宪兵队长结婚、寿辰，每甲70元，警察中队长以上官员，每甲30元，“团员费”，每甲经常派两名“自卫团”到村公所听差，月需150元至200元，“棍团费”，每甲抽10人受训，月需100元。“劳工费”，每甲每月抽10人次到300人次不等，月需200元。“村甲职员费”，每人月需100至150元。除此以外，钢铁、皮张、蛋、蔬菜、杏仁、核桃等所有物品，都包括在支持“圣战”的“纳献”之列。出于战术要求，“部落”全部修建在平缓地带，相隔最远不超过2小时路程，“部落”外方圆5里为“无住准耕”地带，5里外一律为“无住禁作”地带。这样，每个“部落”聚居的几百口人根本摊不上多少耕地。据平泉县统计，“部落”的荒地在30%左右，最多的达50%。1943年，该县124个“部落”有耕地34万多亩，荒废8.8万亩,占26%，加之“部落”要日上三竿才开门，太阳落山就关门，遇有“敌情”还几天不准出入，那一点可怜的耕地更打不出多少粮食。据统计，当时热河省平均亩产不到80市斤，“部落”的生产水平就更低下了。“部落“的百姓要活命，只有靠当局的“配给”。当时“配给”的主国粮食叫“共和面”，是用橡子、高粱帽、豆饼、霉烂的粮谷等混合粉碎而成的，做饭时粘不到一块，吃到肚子里又排泄不出来，有人就是吃“共和面”后撑死的。“配给”的布是质量极差的人造纤维，一沾水就提不起来，人们称为“唾沫缎”。按规定，每户每年“配给”这种布7.5尺，白面1.8斤,其余每人每天半斤的口粮均为“共和面”；每人每月盐7.5两；每户每月火柴一盒；每人每年豆油4两。这些物资本来就很难维持正常的生活，但不光伪满当局明里一减再减，而且县、村、甲、牌更是层层克扣，发到“部落”居民手中，已经所剩无几了。有的“部落”，从建立到拆毁，根本就没见到过“配给”的布，就是较好的“部落”，每年每户也分不到三四尺。很多“部落”的居民已经几口人才有一件能穿在身上的衣服，妇女多的人家只好挖“遮羞坑”，大姑娘、小媳妇遇有人来，立即躲到土坑里去。龙赤联合县黑达营“部落”季连明一家八口，夫妻只有一条破裤子，谁出门谁穿，来人没裤子的就用扫帚遮羞。孩子只有穿树皮、破纸，睡觉盖锅盖、箩筐，在锅灶的灰堆旁取暖。点火用火绒，照明用松柴，吃盐用舌尖舔，这都是“部落”中维持活命的基本方法。日伪当局还严令“部落”里的居民一律“夜不闭户”，驻军、警察、汉奸愿意干什么就干什么，愿什么时候行动就什么时候行动。龙赤联合县千松台李姓一家7口人，进入“部落”后挤在一条坑上，特务每天夜晚当着全家人的面强奸他的新婚妻子，结果把一个女人活活折磨死了。张家营“部落”苏生一家5口人，儿媳被汉奸霸占死去，儿子被协和会打死，最后老两口和闺女也死去，一家人全部死绝。不仅如此，日伪当局还在“集团部落”中实行频繁的大检举。开始还给被检举的人加上一些莫须有的罪名，后来干脆是突然出动军、警、宪、特包围“部落”，凡是青年全部逮捕，男性或就地屠杀，或送东北做劳工，女性则任意凌辱。实际上，后来的“大检举”就是大屠杀。伪热河省协和会特别室特务郝席庵在供词中提供，兴隆县日伪当局曾在该县进行4次大规模的检举：第一次是1942年旧历腊月20日至正月，全县逮捕2000多人，就地屠杀400多人，刑讯后判死刑200人，其余送东北做劳工。第二次是1943年旧历腊月28日至正月初，全县被“检举”5000多人，也是除屠杀者外，全部送往东北做劳工，其中大帽峪“部落”仅42户人家，就被屠杀男青年72人，有13户人家没了男人，8户被杀绝，成了热南山区有名的“寡妇村”。第三次是1944年旧历腊月28至正月初，全县被检举2000多人。第四次是1944年6月间，主要“检举”对象为军属、干属，全县约逮捕500人，在兴隆刑讯后，全部送往东北做劳工。下面这个视频，就描述了抗日战争时期，在承德这片土地上发生的人和事，欢迎收看。70年前，中国人民经过艰苦卓绝的浴血奋战，打败了穷凶极恶的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赢得了近代以来中国反抗外敌入侵的第一次完全胜利，这是文明对野蛮的胜利，是正义对邪恶的胜利，是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对日本军国主义的胜利。您有没有听说过“家里人的抗战故事？”评论区已经开放，欢迎您来和大家分享这些弥足珍贵的“口述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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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有张恨水北有刘云若
作者：侯福志&&
责任编辑：郑泽川
　　在谈论刘云若小说时，经常听到这样一种说法，即所谓“南有张恨水，北有刘云若”。张恨水是为普通读者喜爱的知名作家，但很多人却并不知道刘云若，把刘云若与张恨水对比，自然有利于人们对刘云若本人及作品的理解。
　　1943年出版的《海誓山盟（续集）》前言中有这样几句话：“华北小说名家，以刘君云若、李君寿民（还珠楼主）杰出，各有所长，未可妄加月旦。若同为社会言情小说，而为海内所共称道者，在北为刘君云若，在南为张君恨水。张自图南后，作品繁多，声名益盛。唯刘君能与颉顽，可称伯仲之间。以华北文丛，有‘水流云在’之语。且二君作品，皆由影坛采为剧本，尤证其无分轩轾。”这篇序言，由励力出版社编辑所写。在他眼里，刘云若与张恨水二人是不分伯仲的。
　　但当时有些人以为刘云若是高于张恨水的。徐铸成在其《报海旧闻》一书中这样评价二人的创作：“从20年代到30年代之际，在京津各报上写长篇章回小说的，有陈慎言、张恨水、刘云若、李薰风等。他们写的，当然谈不到有什么新内容，却也不同于上海洋场才子的专写‘鸳鸯蝴蝶’，而多少反映出一些社会问题。这些作者，以张恨水为最有名，他在《世界晚报》及以后的《世界晚报》上刊载《金粉世家》等长篇，风靡京津社会。1930年左右，《新闻报》的严独鹤第一次游华北，特约张写《啼笑因缘》，从此一鸣惊人，编话剧、拍电影、唱评弹，风行一时。我则更欣赏刘云若的小说。他专写天津的下层社会，描述人力车夫、乞丐、妓女乃至在‘三不管’唱大鼓卖艺的凄苦生活，入木三分。《红杏出墙记》是他的代表作。我以为不论人物刻画及景物描述，精雕细琢，比《啼笑因缘》《金粉世家》等，实有过之。有一次我和郑振铎先生谈及，他也有此同感。”徐铸成指出了刘云若小说的特点以及高出张恨水的地方，并指出郑振铎也与他持有同样的观点。由此可知，在一些文坛大家眼中，刘云若的作品在社会性方面的确是高于张恨水的。
　　正因为刘云若小说具有很高的社会价值，所以时人很在意刘云若小说在“正风移俗”方面的重要作用。署名“非非生”的作者在《〈冰弦弹月记〉序》中，有这样几句话：“北方的著名著作者刘云若先生，所著的《红杏出墙记》《燕子人家》《春风回梦》均出了剧影。近日又作了几部有趣味的《冰弦弹月记》《翠袖黄衫》《情海归帆》，各集均已发行单行本，其中各书的内容，均合乎现代青年的脑筋。所以，在工余之暇，茶余酒后，躺在沙发上，很可一观。能消遣时光，能清醒眉目，能唤醒迷梦的脑筋。”
　　在一些道学家的眼里，刘云若的小说内容低俗，甚至与“黄色小说”画等号。但非非生纠正了这一认识，他觉得读刘云若的小说“能清醒眉目，能唤醒迷梦的脑筋”，换句话说，刘云若的小说对青年具有正确的引导作用。非非生的评价是公允的，也是独具慧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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