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高考作文素材（时评类12）：“光明观察”2015年12月号第1辑
2016高考作文素材（时评类12）：“光明观察”2015年12月号第1辑
1.附着在“拖后腿”说上的隐秘心态
2. 46万人弃考
请慎言“国考回归理性”
“考公务员生二胎”隐藏的舆情表达
以“平常心”看待农民工“有座不坐”
治蚊蝇腐败须打通权力监督“最后一公里”
财商，只是穿上潮服的“财富观”（暂无）
7. 免费受教育是残疾人天然的权利
8. “扣帽子”式回应没有赢家
权力场“非正常死亡”莫成烂尾新闻
状告“哺乳被拍”是用法律捍卫权利
回购高速路，是城市未来投资的一部分
治理“马路丐帮”：动嘴不如动法（暂无）
13. 世界美好，“路怒”太糟
延迟退休原来又是80后“先享”？
15治理老赖，需要执行联动更需司法自强
1.附着在“拖后腿”说上的隐秘心态
11月27日举行的2015韩国—四川省西部论坛上，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的最新调研成果显示，2015年中国家庭平均资产比2013年增长两成。（中国经济网
11月29日）
与“中国家庭平均资产92万
房产占比近7成”相关的信息是“平均财富较2013年增加两成”，按理说，这是一个好消息，但在网络舆论场中，诟病连连，引发了“你拖后腿了吗”的讨论。这似乎背离了调查的本意，但正如此前所经历的平均工资调查、幸福指数调查等等一样，遇到了“拖后腿”的质疑，原因何在？是调查的问题还是民众心态的问题？对社会来说，是直面和反思之？还是任这种“说”轮番上演？
立足社会心态，进行观察，不失为一种选择。社会心态是社会的晴雨表和风向标。良好的心态是社会文明进步的指示器，是社会发展的催化剂，但不良的心态，对社会和公众来说也是一种梦魇般的存在。
其一，“拖后腿说”体现了民众的恐慌心态。社会心态反映个体的心理情绪和价值取向。众所周知，在社会转型期社会结构、社会秩序以及社会环境的急剧变化必然会导致公众社会心理失衡和心理震荡，引发社会心态的嬗变。经济学家刘易斯指出，“置身于市场经济中的民众无人能预测社会制度中的各种动力，以及伴随的经济危机、通货膨胀等，总是惶惶不可终日”。也就是说，恐慌之下，“拖后腿说”能不出现吗？
其二，“拖后腿说”表达了民众的焦虑心态。一个社会背景是，焦虑不再单一地属于某个群体、某个个体，而是呈现出普遍性和累积性的状态。可以说，无论是强势群体还是弱势群体都面临着压力和紧张情绪，最终在个体焦虑的推动下产生整个社会的公共焦虑。白领无力消费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出现的。可以说，普遍的焦虑感，已成为一种社会心态，在日常生活中表现得淋漓尽致。不过，应明确，社会焦虑的根源在于人们对社会身份、社会环境、社会预期缺乏一种安全感和预期感。因此，“拖后腿说”屡屡出现也就可以想象了。
其三，“拖后腿说”折射着民众低信任度心态。我们知道，信任是社会秩序的基础，没有信任，社会自身的正常运转将会出现危机。关于信任，学者卢曼把信任理解为“对产生风险的外部条件的一种纯粹的内心估价”，他认为信任是一种简化机制，是一个对未来的期望，
通过信任机制能降低特定情况下的复杂性。在良好的信任关系，将会节省利益相关主体的时间和交易成本、降低心理风险，进而增加双方的合作意愿，获取更大的利益价值。而中国社会科学院2011年发布的社会心态蓝皮书显示，社会信任度正处于低值状态，对北京、上海、广州三市市民的调查结果表明，三市市民总体社会信任属低度信任水平。可以说，整个社会都陷入了信任危机的摇摆之中，这也促使“拖后腿说”的上演。
其四，“拖后腿说”与民众的相对剥夺感有关。相对剥夺感是一种现实与期待的负面差距，是一种典型的社会心态。当人们发现自己不如参照群体，现实生活远不如原来预想的那么好，就会觉得被剥夺了。而且，与参照群体差距越大，就会觉得被剥夺得更多，不满就越多。相对被剥夺感同收入密切相关，收入越低，相对被剥夺感越强烈，这也是产生“拖后腿说”的重要诱因。
如果社会心态表现为一种理性、健康、平和的心理状态，那么对于社会机制的顺畅运行和社会肌理的平稳构造将产生正向的影响力，相反，反之，失衡、失控的社会心态，就可能成为社会风险隐患的导火索。面对“拖后腿说”，应倡导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这与提高调查的科学性一样重要。（朱四倍）
2. 46万人弃考 请慎言“国考回归理性”
11月29日下午17时，2016年国考公共科目笔试正式落幕。据统计，本次考试共有139.5万人通过招录机关资格审查，近93万人实际参加考试，超46万人“弃考”。考试当天，全国有近10万名监考、巡考和考务工作人员为考生提供考试服务。（11月30日中新社）
2016年国考落下帷幕，46万人弃考的数字触目惊心，这意味着，三个考生里面就有一个是弃考者。对于这样的热门角度，网络上的各路网民也注意到了。于是乎，有人称，这是“国考降温”“国考回归理性”的写照，还有人更进一步表示，“国考降温是社会进步的体现，这意味着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将成为历史”??国考回归理性的确是公众期待的事情，但通过“46万人弃考”是否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呢？这仍然是存疑的。
今年弃考人数达到46万人，那么往年呢？数据显示，这并非国考第一次大规模“弃考”，2012年国考，133万人报名，最终37万人“弃考”；2013年
“弃考”人数逾38万人；2014年度“弃考”人数逾40万人；而去年国考“弃考”人数高达50余万人。数据虽无声，但却极具说服力。从弃考比例来看，并没有呈现“逐年增加”的趋势。以今年46万人弃考便得出“国考回归理性”的结论，无疑是不谨慎的。
虽然今年弃考人数不少，但也有其他的客观条件。比如，今年是“最严国考年”，《刑法修正案(九)》实施后，出现作弊行为将最高获刑7年，这能在一定程度上震慑一些意图不轨的考生，同时会增加弃考人数，但与理性无关；再比如，国考落幕后，网络上便有不少人吐槽称考点设置不合理，很多在城边边上，不少大城市都是“堵城”，自己稍微睡过头就无法赶上考试了，只好选择“弃考”，这同样与理性无关。
46万人弃考，对“国考回归理性”而言，并非由此及彼的逻辑命题。若以此断定“国考回归理性”，必然会带来误解与误读。当然，推进与促使国考回归理性，似乎又是亘古不变的主题。200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埃德蒙?菲尔普斯曾经表示，“很多受教育程度良好的年轻人，都挤着想去做公务员，这是一种严重的浪费。”诚如斯言！那不断地减少公职队伍的“灰色收入”，确保充分的财政透明，则是应有之义。
46万人弃考，请慎言“国考回归理性”。毕竟在这背后，还有许多不得不考虑的外部因素。而事实上，当46万人弃考本身依然引发关注，依然成为新闻便足以说明：国考降温，或许才刚刚起步，任务仍然任重而道远。若“国考回归理性”，最起码关注应该回归理性。社会的关注，也是民意的一种写照，当社会仍然不把公务员当一个普通职业，国考降温其实无从谈起。（龙敏飞）
3. “考公务员生二胎”隐藏的舆情表达
“我是今年5月份辞职的。一来，当时和上司处得不愉快，想换个环境。更重要的是，想考公务员，为生二胎做准备。”国考一族中，出现了裸辞工作，为生二胎考公务员的85后。这位裸辞的85后是这样想的：公务员稳定，上下班时间固定，加班、出差也少。这样，下班和周末能有更多时间带孩子。而且养老金各方面福利也不错。（11月30日现代金报）
在全面放开二胎生育之后，考公务员的理由竟然也随之多了一个。其中的逻辑很容易理解：公务员职位稳定、轻松、保障好，如果夫妻二人都是公务员，在生育二胎问题上显然会有更多的主动权和更稳定的未来预期。所以，为了生育二胎，正值生育年龄的85后宁愿裸辞工作也要考上公务员。这是个体理性的表现，也是个体随着现实政策调整自己生活和工作的表现。
而在公众的一般解读中，这种决绝的态度，可以看成是公务员岗位魅力的又一个证明。人们会因此而感叹道：公务员职位就是好！以前还有个生育限制问题，现在彻底放开生育二胎了，公务员职位简直零瑕疵。这样的感叹有夸张的地方，但也基本立得住脚。与普通职位相比，公务员职位显然是抢手的“香饽饽”，即便今年国考有46万考生弃考，数量巨大的弃考除了说明报考的人多，报考不理性之外，似乎难以得出公务员热降温的结论。对于想生二胎的普通人来说，公务员职位值得裸辞，值得全力以赴地一考。
作为一种个体选择，为生二胎考公务员无可厚非。即便，他们考公务员的动机与公众的期待有些远，他们考上公务员只是为了实现自己的二胎梦。而公务员工作本来就较为轻松，这也没有什么好回避的，即便公务员系统在改革，相对来说，其压力还是会小一点，而且保障也确实好。所以，以“为生二胎”报考反证公务员职业的好，也没有多少新鲜感。新闻真正的看点是，为生二胎者大动干戈背后的舆情表达：生二胎是需要条件的，比如权利的保障和未来的预期。只有个体觉得权利可以得到有效保障，并且对未来产生稳定的预期，他们才会觉得生二胎的选择可以付之行动。
所以，他们选择了报考公务员。这是因为，他们觉得公务员群体是保障最完善，最好的群体，他们觉得公务员职位能够给自己充分的信心，从而对未来的生活充满预期。与公务员群体相比，因为保障的多轨制，以及资源分配的不均衡，其他群体的权利保障自然存在差距，对未来的预期也没有那么稳定。
当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报考公务员，不是所有想生二胎者都可以报考公务员。这是一个必须面对的现实。与此同时，人们对公务员待遇的期盼却又是共同的，对于权利保障和未来预期的需求也是共同的，这些内在的需求在选择是否生育二胎时，突出地表现了出来。换句话说，人们期待的二胎生育是伴随着保障完善的，而不仅仅是放开生育那么简单。
因此，解决问题之道在于推进权利的公平和资源的均等。只有如此，人们才能获得普遍的信心，才能对未来产生稳定的预期。这是裸辞工作，报考公务员生二胎背后的舆情表达。对于公共政策的决定者来说，既要看到个案的特殊性——不是所有人都有勇气辞职考公务员，以获得期待的福利和保障，也要看到个案背后的普遍诉求——通过政策的制定和制度的完善，最大程度地满足人们的诉求，推进权利的平等和资源的均等。这才是“考公务员生二胎”背后的舆情表达。（李劭强）
4. 以“平常心”看待农民工“有座不坐”
上周，有乘客拍下一张照片：一名农民工缩在车厢角落里，坐在自己的胶桶上，而他眼前就有空位。这一幕，令人心酸。许多人以为起因在于农民工的自卑心理，但其实他们只是心存一种很朴素的思想：没办法穿干净衣服时宁可不坐，以免给他人造成困扰。（11月30日华龙网）
这张农民工缩在车厢角落的照片，一时引来网络舆论热议，也引来了诸多角度不同的解读。多数人持有对农民工“有座不坐”的同情心，甚至像拍摄照片的网友那样抱以“心酸”，更有专家学者就此解读为农民工群体的自卑心理等等，不一而足。然而，在笔者看来，诸多的解读更多的带有主观猜测的性质，未必像一些人想象的那样。一者，这位农民工或他能够代表的农民工群体，在地铁有“有座不坐”，真实心理是什么，也只有当事人知道。俗话说“子非鱼安知鱼之乐”？不是本人，想象他们是什么心理，终归难以让人信服。
这位农民工在接受采访时称，“我们靠自己力气挣钱，有啥子不好意思（自卑）的。只是不想弄脏别人衣服，害他（她）麻烦。”这样的回应才更接近真实。其实，农民工群体未必像一些城市人想象的那样“自卑”。他们有自己的生活，也有自己的生活习惯和方式，人家“蹲”在车厢、不坐座位，难道就是“自卑”？一些农村出门的人群，总会习惯性的流露出在农村生活习惯，如“仡僦”着“吃饭”，穿衣打扮上更随性、更质朴，而不像城市人那样“讲究”等等，这是农村和城市习惯和原因，而不是所谓的“谁高谁低”、谁谁自卑的问题。如果说，一张农民工缩在车厢角落的照片，就证明他们这个群体“自卑”，实在太过主观。
农民工群体是一种较特殊的职业群体，他们中的多数人并不会在城市落地生根，他们中的多数人在城市打工挣钱后还要回到家乡过自己的小日子，他们的追求和向往与城里人是有区别的，也不存在哪个“高低”、哪个“贵贱”的问题。农村人的生活，有着城市人无法比拟的优势，生活节奏慢、竞争压力小，自然环境相对好，自然风光相对更美，也因此造就了独特的中国乡村文化和乡村群体。那么，农村人的追求和城里人的追求存在巨大差别的情况下，以城里人的“角度”和“目光”评价人家带“土味”的农民工群体，这本身就是拿错了“标尺”，也得不到准确的答案。
农民工是新时代的职业，是城镇化的产物，也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缩影”。随着时代的进步、城市的发展，“朴实”的农民工群体会越来越少。一方面科技发展和机械工业的进步，“用人”的地方会越来越少，农民工群体整体减少是必然趋势；另一方面，建筑工业的进步、技术化水准的提升，“蓝领”数量在减少，而“白领”数量在相对增加。“文质彬彬”的农民工、高学历的农民工会越来越多，未来的农民工群体不用再天天“泥浆搅拌”、不用天天“雨里来风里去”的风尘仆仆，他们必将融入城市成为“新市民”的一部分。他们的“存在”与“消失”，终归要服从历史发展的规律，我们也不必过度“担忧”或“过度关注”。当代农民工们，有他们的快乐，有他们的生活方式，以城里人的“标准”苛以他们是不妥的，也不必要因此触景生情“掬出一把同情泪”。他们的生活方式和生活习惯，有着时代的烙印，并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变化。（毕晓哲）
治蚊蝇腐败须打通权力监督“最后一公里”
节日期间，河南省平顶山一村会计代表村两委慰问一户贫困群众，趁人不注意将200元慰问金中的100元据为己有。从“养命钱”“救灾钱”“土地钱”到“孩子钱”“死人钱”“扶贫款”，今年各地通报多种发生在群众身边的“蚊蝇腐败”案例，虽然涉事人员职务小、金额不多，但点多面广如蚊蝇扑面，具有鲜明的基层腐败特点。（11月30日新华社）
钱不多，但每一分都事关弱势群体的切身利益。无论什么时代，贪污百姓“救命钱”都是不折不扣的犯罪行为。令人触目惊心的是，这样的犯罪行为在基层并非个案，各项惠农政策几乎无一幸免。面对无孔不入的蚊蝇腐败，既要下大力气清除存量、遏制增量，更要打通基层权力监督的最后一公里。
蚊蝇腐败泛滥并不奇怪。一方面，国家扶贫惠农的力度不断加大，投入民生领域的资金越来越多；另一方面，监督机制缺位，“管得着的看不见”，“看得见的管不着”。在基层干部的权力长期缺乏监督的情况下，蚊蝇腐败几乎是必然的。
而拮据度日的“变态官员”，谁说不正是财商无底线的表现呢？
懂股票也懂买房，会投资也会消费，能信贷也能放债??孩子们的财商，出人意表，又在情理之中。当然，粗放的财商水平，与专业的财商教育与养成，也不是一个概念，纵使孩子表现上佳，达到了社会的财商水准，也并非可以高枕无忧。测试仅仅是个开始，游戏也只是个游戏，如何让每个人在财富的洪流中激荡才智、勇猛获利，同时又能在物欲蛊惑下“万花丛中过、片叶不沾身”，这还真是一个十分严肃的社会课题，亟待制度设计积极回应。（邓海建）
7. 免费受教育是残疾人天然的权利
教育部日前公布《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实施五周年特殊教育发展情况。教育部基础教育二司负责人表示，“十三五”期间，我国将实现残疾学生高中阶段免费，使残疾学生的免费教育达到12年；同时，对学前教育阶段、高等教育阶段的残疾学生优先进行资助。（《京华时报》12月1日）
这些年来，尽管残疾人教育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不仅相关经费大幅增长，未入学残疾人儿童也从2010年的14.5万人减少至2013年的8.3万人，但是，残疾人受教育权仍有待进一步保障。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很多惠及残疾人教育的举措，仍停留在随机性的救助和献爱心上，未能制度化、体系化，当然也很难真正成为覆盖全体残疾人群体的政策网络。
此番教育部表态，要将残疾学生的免费教育延伸到高中阶段，既体现了政府和社会的善意，也使得残疾人这一群体或有更多的机会和能力在社会上立足。
一般而言，残疾人多为能力欠缺或者失能人士，其在社会上先天地处于不利、不对等的竞争地位。也因此，很多残疾人事业发达国家往往更侧重于从制度层面帮助残疾人，以使其有能力自立自强。这其中，保障残疾人受教育权是一项很重要的举措，这也是残疾人天然的权利。惟有插上教育的翅膀，那些先天失能的残疾人才有可能跟得上大多数人的节奏，而不至于被远远甩在队尾，甚至沦落为掉队者。
现实也表明，那些通过教育拥有了一技之长的残疾人，完全可以凭借自己的能力，接续上自己被折断的翅膀，在社会上找到自己的位置，获得相对更美好的生活。至少，可以与正常人一样，出没在公共场所，且不要人照顾，独立行动。这不仅关乎残疾人自身的尊严，也是一个社会正常运行的基础。
其实，将残疾学生纳入免费教育，并不会给地方财政带来更大的压力。这一方面是因为与总的学龄阶段学生相比，残疾学生的人数并不特别大。据中国残联负责人披露，2014年我国接受特殊教育在校学生为39.49万人，即便考虑到未入学的8.3万残疾儿童，分布到全国范围，实在是微不足道。何况，这些残疾学生很多人已经受到了各种项目主体的资助。另外，一些财政情况较好、教育理念较新的地方，此前已陆续施行了12年免费教育，且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残疾人的存在是社会的创口，一个良性的社会，政府有责任以最大的努力切实帮助这一群体，使其能够跟得上正常人的步伐。我国宪法明确规定，“国家和社会帮助安排盲、聋、哑和其他有残疾的公民的劳动、生活和教育。”
而《教育法》亦规定，“国家、社会对符合入学条件、家庭经济困难的儿童、少年、青年，提供各种形式的资助。”
公开数据显示，截至2011年，中国残疾人数量已高达8296万人，堪比一个中等规模国家的人口总量。其中，有1230万农村残疾人尚未脱贫；260多万城镇残疾人生活十分困难；近300万农村残疾人家庭无房或住危房；残疾人家庭恩格尔系数比全国居民家庭高出10.8个百分点。
可见，我国残疾人目前的生存状况仍十分艰难。若想改变这种现状，除了发动全社会献爱心之外，关键同样在于从娃娃抓起，减少存量，提高素质，经由个人的充分发展进而获得
个人财务独立，并最终实现体面的生活。（胡印斌）
8. “扣帽子”式回应没有赢家
11月30日晚，999急救中心首次就南航急症乘客事件做出正式回应。999首度详述抢救过程，称急诊抢救中心对患者的检查恰当，并符合诊疗规范。同时强调“如果患者张洋对999的处置过程有异议，存在医患矛盾，应当通过法律途径依法解决，不应该误导社会舆论，加剧医患矛盾，影响社会稳定。”（12月1日《京华时报》）
“南航急救门”发展到今天，到底真相如何，围观者其实都在等待一个答案。在此背景下，作为当事方之一的999急救中心详述抢救过程，乃至认定自己对患者的检查恰当，符合医疗规范，这些其实都算正常，毕竟这也代表当事方的一个态度。但回应除了向公众讲述事发经过，却还不忘指责对方“不应该误导社会舆论，加剧医患矛盾，影响社会稳定”，则已然有过界之嫌。
必须承认，无论999急救中心在事件中的责任最终将被主管部门如何定性，其受到的舆论关注，并且由之承受一定的负面影响，应是客观存在的。又或许，在患者不诉诸舆论的背景下，该事件也能够得到一个公正的解决。然而，只要无恶意扭曲事实，向舆论如何公布自己的遭遇，并表达维权的诉求，这不过是任何公民权利伸张的题中之义，实在不应该受到无端的指责。更何况，作为当事方之一，这样指责另一方，实在难称得体，也与双方在权利意义上的对等关系相悖。
再来看，到底是否存在“误导社会舆论”之实。从999详述的事件过程来看，其与张先生此前公布的经历应该说基本一致，几无事实层面的出入。双方主要的争议，不过是在对事实的“看法”上产生了分歧。那么，既然张先生向舆论公布的确系事实，又何来“误导”之嫌？至于“应当通过法律途径依法解决”，其实张先生首先就已经向北京市卫计委进行了投诉。而在这种情况下，选择诉诸舆论还是求助于法律或者说“双管齐下”，其实并无不当。
事件的最终真相，还有待999上级机构北京红十字会以及相关主管部门的调查。换言之，999所称的“整个检查恰当，符合医疗程序规范”，仍只是其一面之词。在权威结论未明的情况下，就“先下一城”给对方扣上“误导舆论，加剧医患矛盾甚至影响社会稳定”这样的大帽，明摆着有着“动机审判”的意味，也在实际上令自己陷入更加不堪的道德境地。相较于南航方面虽然声明“南航机组人员在本事件中的应对方式整体上并未违反相关航空业务的操作规范与要求”，但“为何引起了乘客和社会各界的强烈不满？反思原因，仅仅按照规范办事是远远不够的，工作人员少了人道关怀，少了勇气担当”的道歉，高下立判。
跳出这起个案来看，类似的争议性事件中，一方指责另一方误导舆论，放佛就抢到了道德的制高点，甚至不惜给对方扣上种种大帽的做法，其实并不鲜见。这在实际上仍是一种暴力式的公共说理，也是学者徐贲所称的“攥紧拳头”的说理，而非“摊开手掌”。这种方式忽视了事实的重要性和舆论理性的力量，也回避了在说理中所应该秉持的宽容原则和反求诸己的精神，试图将对方逼入死胡同，最终不仅无益于“事实愈辩愈明”，而反倒形成真正的“舆论误导”。
作为一起引发关注的公共事件中的一方，给对方“扣帽子”式的回应注定没有赢家。在很多时候，一方明明拿到了一手不算太差的牌，却很可能因不恰当的公共回应，而将牌打坏，或莫不过如此。而这起事件所折射出的社会对于舆论维权的偏见、公共说理的粗暴，也值得正视。（朱昌俊）
9. 权力场“非正常死亡”莫成烂尾新闻
11月22日14时30分许，广西桂林市秀峰区委书记赵生从11楼家里连廊坠下，当场死亡。据公开报道可以发现，这是今年以来广西发生的第3起官员“非正常”死亡事件，是
一个月内国内发生的第7起官员“非正常”死亡事件，是今年以来国内发生的第25起官员“非正常”死亡事件。此外，国企领导“非正常”死亡也屡屡见诸报端。不过，大多死因成谜。（12月1日《中国经济周刊》）
官员“非正常死亡”，似乎越来越司空见惯。从常理常情来说，人去楼空，原因不明，第一时间定义为“非正常”，符合新闻传播规律，也不至于误导舆论——既是为后续调查留下空间，也是尊重事实及当事人的体现。不过，位居高位的官员忽然“香消玉损”，来无踪，去无痕，地方部门欲说还羞的种种姿态，反倒为街知巷闻的小道流言，提供了四处奔走的空间。
媒体分析了这25人的情况：其中，有2名女性，50岁-59岁人数占60%，其中1人和过度劳累有关，2人为“不慎坠楼”，5人和抑郁症相关，另有1人为杀人后自杀。其余死亡官员，均未得到官方给出的直接或具体死因。所谓“非正常死亡”，大意是说不是身体原因，而出人意表地离世而去。官员非群众，知识水平不低，生命意识不差，悄无声息说走就走，难免令人讶异。当然，地方部门出于各种考量，审慎发言，也是可以理解的。不过，以为拖着拖着就远离了舆论风暴点，然后就可以装作此事从无发生，甚至堂而皇之信奉某种禁忌规则，借以敷衍民意、应对舆情——这种鸵鸟心理，既有悖信息公开之本，也难以还离世官员以清白之誉。
逝者已矣。公众盯着官员的“非正常死亡”不放，所寻所追的，不是花边小道，而是正义与真相。
一则，官员“非正常死亡”，恐怕不能归于个人私隐范畴，尤其是在反腐高压之下，必须要在权力程序上，得以清晰表达。因为公众所担心的，是少数官员会否以“弃车保卒”的策略，将诸多诡异暧昧的线索，终结在生命的句号之间。二者，从公共治理层面来说，一个通识越发清晰——越是不成熟的官场，越是通行着神秘逻辑。而法治的要义，就是要将一切鬼魅魍魉，统统晾晒在阳光之下。“非正常”背后有着怎样的“正常规则”，死亡事件究竟钩沉起了多少敏感话题，还有哪些“不可说”、“不能说”的细节？这些疑问，关乎社会大义，关切规则秩序，不能人为地“点到为止”。更重要的是，没有下文的“非正常死亡”，公众很容易将之视为地方部门“有意为之”，权力公信也好，官场生态也罢，都可能随着不言不语的烂尾新闻而妖异起来。
人总有一死，从概率上说，“非正常”的小概率也属于正常。只是，在行政深改的背景下，一个官员的命运，尤其是一个离奇死亡官员的命运，往往被公众视为隐喻着诸多权力生态的标本。让“非正常死亡”有个正常的解释、有个经得起时间追问的定论，不仅利于止歇谣言，防止民众将非正常死亡与见不得人的勾当直接等同起来，也是敬畏生命、严肃行政作为之需。（邓海建）
10. 状告“哺乳被拍”是用法律捍卫权利
近期，一位母亲在北京地铁上哺乳被拍照并传上微博，被“北京往事网站”官微批为“裸露性器官”。随后，拍照博主和“北京往事网站”纷纷发文致歉。11月30日，当事母亲称此事对其生活已造成困扰，其丈夫准备打官司维权。（12月1日《华商报》）
奶妈喂养乳儿，本是人之天伦，每人都有类似经历，也有相同的遭遇。露乳哺育的场景，即便按照现代文明的规范，只要当事人没有不适感，其他人也应给予理解与宽容。毕竟，所谓的场面尴尬与令人羞涩，那不过是一种道德式的矫情。然作为公益组织，拍人哺乳照片本就属于不道德的行径，然后将其放置于网上并批其为“裸露性器官”，既是对其隐私的泄露，更是对其人格的污辱，此举已超越道德边界而成为违法行为，理应为此承担相应的责任。
道歉表明对过错已有所认识，但更多的是形式大于内容。毕竟道歉并不具有惩戒性，其依然属于道德自律的范畴。相比较公开哺乳照片对当事人造成的伤害，仅有道歉显然远远不
够。更为关键的是，若是当后果风险与行为不能成为正比，那么就不足以起到教育当示人，警示其他们的作用，更无以彰显权利不可侵犯的法治精神。基于此，拿起法律的武器，勇敢为自己维权，既是权利者自我捍卫的宣告，也是维护权利最有力的手段。一旦其诉求获得了法院的支持，侵权行为被最终定性，那么被告一方不但会声名受损，也会为此付出经济上的代价。
时下，网络侵权行为相当普遍，隐私被暴露的案例不时出现，很多人的行为表现缺乏权利尊重和法律敬畏，除了跟网络本身的开放度有关，根子还在受到伤害的一方，多选择了默默承受或者过度宽容，侵权的风险太小，使得侵权者不会顾忌行为后果，自然就有恃无恐，明知自己的行为具有违法性，然而依然毫不在乎。基于此，就需要维权者变得更加强大，要勇于和善于同侵权行为作斗争，用最有效的手段来保护自身的权利。唯有如此，侵权者才会有所收敛和顾忌，也不会把自己的快乐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
在法治社会里，不应存在法外之地，网络行为也不例外。相比于国外诸多法治成熟的国家，公众的法治意识普遍不强，维权能力偏弱，是法治建设的最大短板。其间原因在于，很多对司法缺乏信任，对获得良好结果缺乏信心，从而不愿为，不敢为和不能为，在权利受到侵害之后，往往选择隐忍的态度，无形中助长了侵权行为的泛滥，也造成法汉基础的薄弱，法律工具的虚置。假若每个人能把法律手段作为优先选项，为了维权而不惜代价，通过这样的实践，不但可以提高自身的法律能力，也能以此促进整个社会法治的进步。国外的经验证明，国家法治水平的整体提升，跟公众的法律意识和用法能力密不可分，彼此之间是一种相互促进的关系。
状告“哺乳被拍”是用法律捍卫权利，也是个体法律意识增强的体现，并给其他人带来了积极的启发意义。在大力建设法治社会的当下，离不开个体对法律手段的运用，对司法途径的使用。当每个人都敢于、善于并能够用好用活法律的武器，个体权利的神圣性才会获得保障，并由此推动法治建设的质的提升。（堂吉伟德）
11. 回购高速路，是城市未来投资的一部分
继去年以回购方式取消梅观高速收费之后，深圳再次回购龙大(深圳段)、南光、盐排、盐坝四条高速路，日(农历除夕)0时起免费通行。四条高速首期回购款9
.13亿元，后续将根据税费变化等据实结算。深圳市交委主任熊国伟在签约仪式上说，四条高速免费通行后，将降低市民出行成本和企业运输及物流成本，从而促进沿线土地集约化利用和产业转型。（12月1日《南方都市报》）
高速公路收费之争由来已久，相关利益主体素来各执一词、争论不休，让人丝毫看不到解决问题的出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深圳所开启的“回购模式”，无疑提供了不一样的思路。此举最直观的影响，就是免去了公众缴纳过路费的负担，大大降低了运输物流成本。按照预想，“免费通行”之后，势必会带来一连串的撬动效应。比如说，推动土地连片开发，实现城市一体化发展等等??在此事上，“深圳试验”、“深圳经验”又一次被众人寄予了厚望。
其实，应该看到的是，深圳此次大手笔回购，还是有其自身的特殊性。一方面，深圳拥有着极为可观的财政积累，具备操作巨额回购的现实条件；另一方面，上述几条收费公路横亘在新老地块之间，客观上造成了用地分割、加剧了城市区隔！所以，对深圳而言，有针对性地回购收费公路，既有必要性有又物质基础，一切可谓水到渠成。在这一过程中，天价的回购款，绝对不应简单被视作是“让利于民”，而应该被看成是这座城市未来投资的一部分！
即便很多人不愿承认，但事实上在“回购收费公路”的决策中，“迎合民意诉求、降低民众负担”的考量，只占据了很小的部分。官方的主要考虑，还是在于拓展城市发展纵深、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而这套逻辑，也巧妙地避开了“回购”可能引发的利益再分配争议，共同努力，“马路丐帮”才能得到更好地整治，也才会“慢慢变少”。（龙敏飞）
13. 世界美好，“路怒”太糟
“路怒”是心疾，既不利于驾驶人的身心健康，又危害他人与自身的人身安全，由此引起的攻击性驾驶行为是严重交通违法行为。今年以来，全国共查获上述违法行为1733万起，同比上升2．8％。从性别看，“路怒”症中涉及的男司机占97％、女司机3％。（12月2日新华网）
手握方向盘，立刻化身“愤怒的小鸟”。这是很多司机经常“变身”的常态。根据互联网网站的调查显示：93%的车主开车时会有过激的情绪或驾驶行为，只有不到7%的车主表示“我开车从不发怒。”那么，为什么没开车之前是文艺青年，一到了驾驶室，就变成了摇滚青年？这个问题确实很微妙。
电视剧台词里劝慰我们：世界如此美妙，我却如此暴躁，这样不好。可问题是，一旦上路，觉得“看不惯”或“被欺负”，马上睚眦必报，怒形于色。最典型的，当数不久前在哈尔滨，越野车“路怒”挡道，竟然硬生生别停了救护车。最后，当事司机迫于舆论压力，通过媒体向救护车驾驶人、救护车上的病患及家属道歉，希望能得到他们的谅解。这还算轻量级的，至于因怒撞车、因怒捅人的极端案例，隔三差五也不算鲜见。
“路怒”症中男司机占97％，这当然不是说男司机更容易暴脾气，因为女司机数量本来相对就少，“路怒”的概率自然就小了许多。细分起来，“路怒”无非三种：一是本来就是急性子，赶上红灯一个接一个，又要守规矩、又要赶场子，难免愤怒的情绪指数就高涨起来，于是踩油门有怒气，压刹车还是有怒气。二是轻微交通违法在马路上司空见惯，但凡有点秩序正义感，就会看不惯，再加上因为“被加塞”等耽搁的时间和带来的风险，愤怒就成了不得已的事情。三是社会戾气在道路交通中的“迁怒效应”。这就像心理专家说的，很多驾车人处于身心亚健康状态，易疲劳、易焦虑，缺乏耐心和容忍力，很可能刚刚遭遇职场或家庭的矛盾，一旦遭遇拥堵、磕碰等，情绪自然一点即着。
当然，在这些原因中，“他人违法驾驶”是主要导火索。不久前，公安部邀请了七家网络平台，针对路怒问题进行了问卷调查，调查显示，有84.6％因他人违法驾驶而“路怒”。数据也能证明这个逻辑：综合近五年的查处数据来看，强行变更车道、强行超车、违法抢行、强行违法占道行驶和不按规定让行等交通违法行为每年7月、8月、10月份查处较多，比如，2015年7月查获195万起、8月查获184万起、10月查获191万起。路见不平一声吼，手握方向盘的，自然也不愿闲着。
不管怎么说，“路怒”总是高悬在道路交通安全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指望一碗心灵鸡汤来化解这类风险，效果未必可期。真要解决“路怒”的问题，治本之计，在于化解社会戾气，将利益对垒与阶层矛盾消化在深改的大局里；而治标之策，在于道路交通安全整治，起码可以借助APP等信息化手段，“随手拍”各种轻微道路违法行为，发挥“朝阳群众”式的魔力，遏止各种交通违法，从而消除“路怒”的导火索。（邓海建）
14. 延迟退休原来又是80后“先享”？
延迟退休该如何推行？12月2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共同发布的《人口与劳动绿皮书：中国人口与劳动问题报告No.16》建议，延迟退休可分“两步走”：2017年完成养老金制度并轨，从2018年开始，女性退休年龄每3年延迟1岁，男性退休年龄每6年延迟1岁，至2045年男性、女性退休年龄同步达到65岁。（12月2日新华网）
虽然备受社会争议，但是延迟退休俨然已成“必然趋势”，剩下的似乎只有操作层面的细节探究。一方面，养老金去年收不抵支的的省份多达22个，照此计算十几年后就有可能
用光结余，延迟退休最主要的用意就是要弥补养老金缺口；另一方面，人口老龄化已成看得见的现实问题，无论是全面二孩还是延迟退休，或许都是应对的一步棋。正因为如此，无论民意反馈如何，延迟退休的推出都是大概率事件。
对此，人社部的定调是“小步慢走，渐进到位”，社科院的绿皮书则给出了详细的“小步慢走”时间表。倘若真的按照这个时间表推行延迟退休，不难计算出一个有趣的数字：第一批真正“享受”延迟退休待遇的人，将生于1980年。众所周知，自诩“被坑一代”的80后，之前已经有了多个“第一批”历史：第一批成为独生子女、第一批开始大学收费、第一批取消毕业分配、第一批取消单位分房??只不过，这一次是第一批开始延迟退休。
全面二孩放开后，因为即将面对史上仅有的“上有4老、下有2孩”局面，80后在网上吐槽“我只想说，咱能不能换一代人坑”；为此，《人民日报》曾发表题为《80后真是“被坑的一代”吗》的文章指出，“那些抱怨与吐槽既不真实，也无碍于命运的展开，80后大可对此不屑一顾。”甭管这些吐槽是否足以概括80后的真实处境，但他们在改革进程中确实扮演过很多的“试验品”与“过渡品”角色，类似角色带给人的沉重感觉并不虚假。
当然，延迟退休如果真的又是80后“先享”，真正的问题倒不在于“专坑一代人”，而在于没有合适的道理。延迟退休就算需要过渡，真的需要过渡30年的时间吗？这既不符合弥补养老金缺口的急迫，也不符合缓解人口老龄化的用意。如果是要“温水煮青蛙”的话，那么，在如此漫长的时间里慢慢煮沸延迟退休的“温水”，也只会加剧“青蛙”的痛感而不会是越来越麻木。
无论如何，站在“青蛙”的视角，“温水煮青蛙”必然是一个贬义词。大家都是理性的公民，决策者没必要视之为糊涂的青蛙。所以，延迟退休首先需要通过人大来明确“到底要不要搞”的问题。如果这个问题的答案是肯定的，那就没必要花30年的漫长时间来“小步慢走”，相反“长痛不如短痛”，即便要过渡，也不应该超过十年。直面问题解决问题的改革，不能用钝刀子割肉，80后理当“没资格”第一批延迟退休。（舒圣祥）
15治理老赖，需要执行联动更需司法自强
欠钱不还的“老赖”们，今后将为自己的失信付出更多代价。近日，记者从国家工商总局获悉，全国工商失信被执行人信息共享交换应用系统本月全面运行，“老赖”今后将不得在全国范围内担任任何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工商总局和各地工商、市场监管部门的登记注册系统将对其登记申请进行自动拦截。（12月2日《京华时报》）
老赖将不得担任公司高管，这一新规无疑是加诸于“失信被执行人”的又一限制。其一方面说明，最高法所一贯力推的执行联动机制，又有了新的实现路径；另一方面则表明，工商系统继金融机构之后，也深入兑现了自身协助司法执行的义务??可以预见，禁止老赖当高管，“追债”效果也许不会立竿见影。但是，它至少代表了一种向好的努力。
禁止老赖担任企业高管，不仅是工商系统落实司法责任的体现，也完全符合其维护自己切身利益的考量。可以说，这是健全从业者资质筛选，以及控制市场风险的必要举措。一个显而易见的道理是，老赖或曰失信债务人，其个体道德品质被证明存在缺陷；再加之，在被列入“失信人黑名单”后，老赖日常消费、投资融等权利已被限制——这一切都决定了，他们没有资格也没有能力，出任公司法人或高管。
工商管理部门，负有市场监管职责，也掌握着行业准入的通道。阻止老赖当高管，乃是为了避免个体的道德缺陷，最终放大为企业的运营风险。当然了，很多人会说，“此举吓不到也治不了老赖”！可需要明确的是，这一新规既不是全部也不知终点，它只是构建“司法执行联动机制”的一环。顺着这一思路，今后势必会有更多类似的举措不断出台，这是一个动态的、累积的过程。
事实上，“老赖问题”只不过是法院“执行难”的一个典型例子。为了破解此类难题，
司法系统的思路，主要还是集中在不断强化“执行联动机制”建设，也即广泛联合出入境、金融、工商、社区等公共部门一同施压，从而倒逼被执行人履行判决。总体而言，这仍然是一种“向外寻求支持”的逻辑，虽然不无效果，却也体现出法院系统内部民事案件执行乏力的困境。
包括老赖现象在内，所有的“执行难”，其实都与司法系统的固有缺陷不无关系。首先，专门针对执行工作的法律少之又少，法院执行工作缺乏刚性支撑，这在客观上使得对“老赖”强制执行困难重重；除此以外，在日常的司法实践中，法院对“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的审理、认定，也显得极为保守和低效。凡此种种，其实都印证了法治建设的某些内在不足。
无论是是治理老赖，还是其它失信被执行人，都离不开两个层面的努力。继续完善执行联动机制，谋求更多的社会支持，固然至关重要。但是更为根本的，还是要从立法、审判等环节强化内在建设，确保对失信者的司法追责能够变得更为有力、更为高效。（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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