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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抚顺旧事-抚顺铝厂&&&&&&也许这些事情过些年就会被人忘掉了。没人会记得抚顺这个老工业城市为国家建设流了多少血多少汗。正好手头有一些资料，把部分资料敲到电脑里，也算是个数字化的保存手段。今天说说抚顺铝厂曾经的辉煌。&&&&抚顺铝厂，是我国第一个轻、稀金属综合骨干冶炼企业，曾经是我国规模较大、技术较先进的有色金属工业基地和科研基地。捐1985年统计，抚顺铝厂铝产量占全国的36％，占全省的100％，镁锭产看占全国的95％，工业硅产量占全国的70％。从1954年至1983年，抚顺铝厂累计产值达61．5亿元，向国家累计上缴利税15．5亿元，为固定资产原值的5.3倍。&&&&抚顺铝厂已有半个多世纪的历史。&&&&1906年日本“南满铁道株式会社”垄断了长春至大连的铁路沿线的矿产资源。1915年5月，袁世凯接受了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1925年日本侵略者在烟台地区发现了含氧化铝较多的矾土矿。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人建立炼铝场。从l 936年到1943年，日本政府和伪满洲国政府，对“满轻”抚顺工场，共投资2亿元伪满洲国币，拆合纯白银7680万两。当时工场占地45万平方米，人员最多时达8632人。工场从1938年8月正式投入生产到45年8月，共产铝45，905吨，1943年是抚顺工场在解放前铝产最高的一年，除产铝外，还生产铝的棒材、线材、板材、无水氧化铝、氟化盐、电极湖、硅铁、电石、苛性钠、氯、盐酸、漂白粉等产品。&&1945年5月，工场淮备逐年大500吨的创镁试验场，由于困难重重，很快停建了。&&&&1945年东北光复，苏军进占工场，并把主要设备运往苏联，使企业无法进行生产。1946年国民党接收工场，将企业更名为“电气化学厂”，后来又更名为“抚顾矿务局第三化学分厂”。&&&&新中国成立后，企业定名为抚顺制铝厂。国家从全国各地抽调干部进行支援，开始进行局部投资，招收新工人。工厂在恢复时期生产电石、人造石墨电极、电刷。51年1月工厂改、扩建项目的一期和二期铝电解、镁电解工程，并列入国家第一、第二两个五年计划申的重点项目，并列为苏联援建的156项重点工程项目中的两项。在抚顾铝厂改、扩建时期，苏联共派出103名专家来厂帮助建设。1952年3月企业更名为抚顾三O一厂，72年11日更名为抚顺铝厂。&&&&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是抚顺铝广大规模建设的鼎盛时期。54年国家计委决定在抚顺铝厂建镁车间，并列入重点工程项目，设计能力为年产3000吨，基建投资1954．4万元。同时选派人员去苏联镁工厂实习。1956年四月镁车间工程开工，1957年11月镁电解通电投产。从此新中国有了自己的炼镁工业，抚顺成为我国唉一的镁生产基地，它为我国国防工业，提供了战略原科物资。在本世纪七十年代中期，镁的年产星扩大到3500吨。抚顾铝厂的工业硅车间，是我国第一个纯硅生产车间。1956年3月，第一台电弧炉开始施工建设，1957年8月正式投入生产。1965年又扩建一台由我国工程技术人员自己设计的电弧炉，并于1966年7月，正式投入生产，使工业硅年产能力提高到4000吨。&&&& 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进行三期工程和四期工程。经过四次基建工程，抚顺铝厂巳成为以熔盐电解法生产铝、镁，电解法牛产硅、镁，还原法生产海绵钛为主的大型企业。铝、镁、钛产量都是我国的第一生产厂家。======================&& 这个资料转自《抚顺文史资料》八五年版。一转眼已经是二十一年后的2006年，物是人非。如今的抚顺铝厂已经风光不再，它举步维艰、风雨飘摇、工人下岗、资难抵债。我曾试图找出这里面的原因，也接触了一些铝厂的职工。我想除了国企腐败、守旧因素之外，更多是企业的原气在最近三十年被被榨光了。几十年来工厂没有技术投入、企业没有设备更新、工人没有收入增长，只让牛儿产奶不让牛儿吃草，职工中技术好的远奔南方，技术不好的走上街头。最后终于把一个烂滩子扔给了这个倒闭企业多多下岗工人无数的老工业城市。&&&&想起九三年时，抚顺矿山已经日薄西山，肉食者去找某国家领导人，这个混蛋说了句浑话：自己梦自己圆。面临这样一种情势，几十万矿工无业可就，圆个狗JB梦？十年前抚顺就流行这样一个顺口溜：抚顺小姐一排排，脖子区黑脸刷白，一问全是***。这个***就是抚顺的三个矿区，那些小姐们晚上陪完客人，家人骑着自行车在娱乐场所门口接站，现在那批小姐已经人老珠黄了，娱乐场所也再不见自行车。抚顺铝厂也在步矿山的后尘，虽说政府出面进行了一些改革，据说部分并入了中铝集团，靠一点原材料优势苟延残喘。当初万人大企业，现在只有几百人在上班，那另一些人哪里去了呢？有一部分象长沙刁民陈洪一样做摩的司机了，另一部分不清楚，或许也有一些人的家属做小姐了?只不过现在小姐竞争也激烈了，都说咱们工人有力量，咱们工人的力量在哪里？
老抚顺人，无人不知大跃进时的红旗庙会，说起这个红旗庙会，有来历，抚顺是全国有名的重工业基地，也是当年高举“三面红旗”的重点城市，什么是三面红旗呢？现在很少有人提及了，就是“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所谓总路线，就是“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的建设社会主义”，这类冠冕堂皇的历史，上网一搜就能见到，但是你查找“红旗庙会”这个名词，就没有了，因为这与大炼钢铁放卫星等闹剧一样，都属于党史上的丑闻，不会有记载的。这个红旗庙会，是在1958年夏天大跃进高潮时举办的，据说是为了迎接中央重要首长前来抚顺视察。因为在这之前的二月份，毛主席已经来了一次，而且是在绝密的条件下。后来有一幅画《毛主席视察煤都》，画了一群矿工喜笑颜开的簇拥着毛主席，到处是欢呼的人群，其实完全不是那么回事，毛主席来抚顺主要是视察铝厂（也叫301厂），因为他老人家心里正在下一盘很大很大的棋，这就是打第三次世界大战，他对赫鲁晓夫夸口说，中国准备牺牲三亿人口打世界战争。打仗就要有飞机，造飞机必须要有铝，毛主席先是视察了沈阳飞机制造厂（黎明机械厂）和抚顺铝厂，这才顺便看了露天矿一眼，根本连个矿工的影子他都没见，铝厂整流车间的工人也都是干部化装的，幸亏毛主席不是专家，也没问“工人”什么生产技术上的事，不然非穿帮不可。
这次又听说有重要首长前来视察，抚顺市委上上下下忙个不可开交，为什么呢？因为毛主席上次来时撂下了一句话：“大肚佛，大肚佛，光吃饭，不干活”。这个典故也一直是抚顺人的骄傲，西露天矿为了便于首长和国际友人视察，专门修建了一座观景台和贵宾室，在贵宾室摆满了煤精雕刻的工艺品，其中有尊弥勒佛造型的烟灰缸，毛主席在贵宾室短憩时往弥勒佛的大嘴里嗑烟灰，就笑着说了这句顺口溜。毛主席当时可能是说了句玩笑话，但说者无意，听者有心。省市的领导们哪个肚子不大？毛主席为啥这样讲呢？是不是他老人家觉得咱们这疙瘩冷冷清清？是不是在嗔怪我们不干活？大跃进嘛不热火朝天怎么行？他老人家金口玉牙的能随便说话吗？可他老人家是大清早来的，工人都才上班呀，再说也不事先打个招呼，瞅不冷子，就来了！这回，没准儿不是毛主席也是刘少奇，大家可要做出点样子了是不是？当即，就召集了市委班子紧急会议，商讨如何欢迎中央首长视察事宜，因为时间不多，上头也没说什么时候到，只是说最近，这个最近，也许就是明天后天，也许就是这个星期，也许就是这个月，议了半天，拿出了若干方案，其中一个方案最叫绝，叫做“红旗庙会”，但它需要一点时间，明天后天肯定不行。但现在不是大跃进吗？一个星期内落实还是没问题的。
这红旗庙会，据说是从上海学来的经验，就是将各厂矿各企事业单位大跃进“放卫星”成果来个形象展览，如同庙会的小贩摊子一样沿街布置，按单位大小分派摊位。就这样，从市委一直到繁华商业区，全搭上了席棚子，有的还连展带销。这下子可忙坏了各单位那些能写会画的人才，没有人才的就到处请，把会写字的算命先生，会画画的小学生都请来，八仙过海的鼓捣了一阵子，三天便初见规模了。这就是极权专制社会计划经济下生产力的特点，能通过行政指令，在极短时间内不按科学规律的办成大事，没有星星从天上摘，没有月亮下河里捞。大家都看过电影《2012》吧？联合国为啥要委托中国造方舟呢？因为时间紧任务急，要短时间内调集国力人力，那非得有秦始皇的能耐不可。但是，有一利必有一弊，这种体制也最适于造声势走过场，弄虚作假张冠李戴，粮食都能亩产万斤了，还有什么人间奇迹不能创造出来？再说中央首长也是一走一过，看看而已，他们还能较真吗？搞形式主义就是要造成一种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热烈气氛，讨个龙颜大悦，首长一高兴，大家都有好处，是不是？比如毛主席他老人家夸上宋任穷几句，没准儿他就是副主席的人选了，后来的王洪文不就是这么夸上来的嘛，宋升了官，能不提携手下的喽罗吗？是谁讨他老人家喜欢的？噢，是抚顺的沈越王海之搞了红旗庙会，OK！立马就晋升省长了。我不上去，你们能上来吗？
因为毛主席上次来视察了露天矿，所以这次矿务局的庙会格外投入，四大煤矿全做成了巨大模型和沙盘，灯光和机车电镐都是自动的。每个单位都派了能工巧匠，维护这些模型运转，灯火通明夜如白昼。其实中国人在玩乐上也是很下功夫的，比如火药的发明就是为了玩乐。还有，公安局庙会，展示的是抓反革命抓特务战果，抓人也要放卫星，自然是少不了冤假错案。人民防空委员会庙会展出的是原子弹“男孩”“胖子”模型，和被炸得一塌糊涂，得了放射病，浑身皮肤象水彩画似的日本人图片。矿务局医院的庙会，把猪肉瓣子似的孕妇解剖模型和吓人的怪胎标本都摆出来。戏团和电影院的庙会，则是在晚上搭野台子演戏放电影，演木偶戏的，耍驴皮影的，说相声的，唱大鼓书的全来表演，一律免费观看。各家的庙会，都花样翻新的展示大跃进成果，值班的人三班倒连轴转，时值学生放暑假，人山人海好不热闹，甚至抽签算卦的，耍猴变戏法的，卖假药大力丸的都来凑趣儿了。生于前清的老太太们都说：啧啧！当年西太后做寿也没这么热闹哇，这可要花多少钱哪？有位逛庙会的老客，在一个汽枪打靶的摊子上连赢了两条香烟，还要打下去，摊主拦着他连连说，别！别！大哥你行行好，别打了，您这神枪手再打下去，非把我这摊子打黄了不可。
庙会上还展出了很多最新科技成果，都是放卫星放出来的。有一种“强化器”，看上去是半尺来长八分粗细的铁管，一头被敲扁，据说是超声波磁共振什么的，能产生很大能量，提高温度加快反应，把这只扁嘴铁管插到饭锅里，另一头通了电，只消用平时的一半时间饭就会煮熟了，如果煮高梁米饭或苞米碴子饭，就会节省很多煤气。买“强化器”的人还真不少，于是就有街道小厂试着造假了，好端端的一大堆无缝钢管全都锯成了“强化器”。那时不叫造假，也不叫山寨，叫学习先进经验。试验的结果是可想而知的，除了煮成一大锅夹生饭，什么“强化”作用也不会产生，取经取来的“强化器”全变成了废铁。其实他们搞错了，把食堂做大锅饭用的蒸汽管子“汽化器”当成了“强化器”，比如食堂毗邻锅炉房，就可以利用锅炉的蒸汽热力蒸饭，蒸汽管子端头敲扁，是为了集中汽压，通的是蒸汽，不是电，不过没人电死，没短路造成火灾算是侥幸。真正的“强化器”，那管子里还应该有线圈什么的，不然通电干什么？再说高梁米和苞米碴子是那么容易就鼓捣熟的吗？&
还有一种先进技术叫玻璃丝布，用玻璃丝棉纺成的大花被面，大牡丹大荷花的色彩绚烂，价钱还特别便宜，就象侯宝林相声里说的：经铺又经盖，经洗又经晒，经扯又经拽。最难得的是不怕火，据说是脏了不用水洗，扔到火里烧一烧就洁净如新了。去逛庙会的家庭主妇们，都挤着排队买了这种大花被面，买回家后有做成大花被的，有当床单铺的，还有当窗帘的，但是没过上几天，全家就得上了急性皮肤病和肺病，奇痒难忍，穿上衣服就痒，可谁能整天光着身子？咳嗽不止，嘿喽气喘的，象三期肺结核。女人甚至得上了最新型号的妇女病，怎么洗也是痒，大厅广众的痒起来，怎么好意思抓那个地方？于是晚上两口子就在被窝里打起来了，老娘们儿嗔怒老爷们儿：不正经在外边沾花惹草，招上脏病了！老爷们儿报怨老娘们儿：我这毛病是你传染的！正打个不可开交，来劝架的工程师说话了：那都是玻璃丝布大花被面害的，快溜的别用那玩意儿啦！这是顾客们消费成品玻璃丝布的后果，那些生产玻璃丝布的纺织工人呢？&
就这样，象古人闹元宵似的折腾了半个多月，中央首长终于来了，谁呢？邓小平同志。这次是邓小平和杨尚昆、刘澜涛一行来了抚顺，他们根本就没看什么红旗庙会，也和毛主席一样，都是偷偷摸摸的来，主要是视察铝厂，稍带着看了一眼末代皇帝，送给溥仪一条“大中华”，溥仪感激涕零，也积极配合，还当场背诵了一段列宁的《帝国主义论》，瞧瞧，连皇帝都被思想改造的能熟读马列了。邓小平走了，红旗庙会就收摊了，工人们也长舒了一口气，唯一感到遗憾的是恨不得天天过年的小朋友。邓小平似乎对抚顺的重工业污染没怎么在意，可能他也没什么好办法。因为抚顺不象沈阳那么好解决问题，沈阳一向是中央首长们视察辽宁的下榻之处，所以卫生很重要，邓小平这次来辽宁的最大感受是：“沈阳是世界上最脏的城市”！当即就拨给沈阳市环保局十五台英国进口的翻斗大卡车“考木尔”，专门运输垃圾。而抚顺呢，垃圾已经不是大问题，空气污染才是大问题，抚顺人的鼻孔，包括美女在内，哪个不是黑黑的，一抠就是大鼻涕嘎巴？董文华袁丽欧桃她们的漏斗朝天鼻，来抚顺不戴口罩肯定不好使。据统计，抚顺每天上空落下的粉尘数以吨计，在抚顺是不适宜穿白衣服的，所以抚顺人流行一种能拆下换洗的针织套领，因为新衣服只消在室外穿上一天，领口就脏了，另外抚顺人的肺癌和矽肺发病率也是全国首屈一指的。难怪中央首长们都不愿在此地久留，从来都是匆匆忙忙的离开，毕竟，空气搞特供的难度太大
抚顺红工联与武振良郭大可&&&抚顺的文革，和全国各地一样，都是在运动初期就形成了两大“群众组织”，互相批判对方是保皇小丑，而且都坚定的认为自己才是响当当的造反派。其实，识别保守派和造反派是很容易的，这就是看它的骨干成员是些什么人？如果他们大部分都是文革前“党的基本群众”，即党团组织的干部和积极分子，那它就是保守派，比如“辽革站”（辽宁无产阶级革命派联络站）的骨干尉凤英（女），中共党员，文革前就是省级学毛著标兵劳动模范。保守组织还有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拥军派”，因为就当时全国的形势来看，军队支左基本上是支持保守组织，中国的军队不是国家的，是党的，所以军队与保守派的政治立场都是一致的，他们都认为运动初期的造反派冲击党和政府机关是反革命行为。与之相反，如果一个群众组织的领袖和骨干都是普通群众或普通党团员，而且他们在文革前都是与“党内当权派”有对立情绪的“剌头刁民”，后来又“反军”的，那就是名符其实的“造反派”。但是显然，军队支持了哪一方，哪一方就是强势的，它可以摇身一变而成为左派，因为两派都在打倒对方的“走资派”，结果运动中一向以左的面目紧跟中央文革的造反派，随着自己拥护的“革命好干部”被打倒，最后反而成了“国民党残渣余孽”。&&文革，虽然是个很大很复杂的话题，但也可以从人情常理上来简单认识它，不谈中央高层的党内争权夺势所谓“路线斗争”，只从民众的角度看文革，用鲁迅先生的三句话就概括了：曾经阔气的想复古；正在阔气的想维持现状；未曾阔气的想革新。所谓两条路线斗争，在中央叫左派与右派，在地方叫造反派与保守派，都不过是政治措辞，一切都是按谁的嘴大而说了算，昨天的右派，今天就可能是左派，今天的造反派，明天就可能是保守派。但是万变不离其衷，就是强势的一方最终要掌握权力。比如有个“走资派”被“炮轰”“油炸”“砸烂狗头”之后就这样讲：运动一结束，原来坐轿子的还是要坐轿子，原来抬轿子的还是要抬轿子。这个判断，基本上道出了所谓的“造反派”，不过是老佛爷利用的义和团民而已，如果“革命群众”是义和团，那他们的领袖无疑就是大师兄了，在老佛爷眼中，大师兄之类的一介草民，就是拉磨的驴子，怎么能与驴子的主人，忠于大清的朝廷命官相提并论呢？在文革中，虽然造反派得到了中央支持，但那是暂时的，是当时党内斗争的政治需要，就象西太后利用义和团打击革新党和洋人一样，即使大师兄们被招了安，当上了弼马温，也还是阶级异己，早晚也要被清理出阶级队伍。&&&抚顺的造反派领袖武振良和郭大可，就是义和团大师兄式的悲剧人物。随着文革一代人的消失，这两个在文革中叱咤风云的人物也将从抚顺人的记忆中消失。武振良是谁呢？他就是抚顺文革时大名鼎鼎的《红工联》头头，抚顺西露天矿的一名普通矿工，而郭大可，则是抚顺第四中学的红卫兵头头，一个初中学生。这两个头头，领导抚顺红工联加入了辽宁三大造反派中的“八三一”派。沈阳的文革有点特殊，别的地区“群众组织”都是两派，沈阳却是三派：辽联派、辽革站派、八三一派。“八三一”派，以辽大八三一红卫兵为主力，它的根脉是北京红卫兵三司，也就是蒯大富聂元梓那一派，北京红卫兵三司，在整个文革中都是口传圣旨，怀揣上方宝剑的钦差大臣，后台是谁不言而喻。可以说，蒯大富聂元梓后来是什么下场，那八三一派也就是什么下场，只不过辽宁八三一这头驴子的下场，比蒯大富聂元梓来们的更早。可悲的是，蒯大富等驴子们，为了现实利益，大牙掉了呑进肚，他们只能将文革的真实感受带到坟墓里。&&&今天的“毛左派”“唱红打黑”能得到下层社会中文革一代人的支持拥护，其实也和文革时遗留的派性有一定关系，文革是一种官民矛盾的爆发和释放，但也结下了一代人的群体性仇恨，这一点，毛泽东可能并不在意，他在意的是如何利用“民意”搬倒政敌，肃清他搞极权的障碍，他的一生都在“与人奋斗其乐无穷”，反而乐于见到“群众斗群众”，至于人民之间互相残杀能产生什么样的历史后果并不重要。但是正如他自己所预见的一样：我死以后，右派会翻天！今天在文革一代的广大工人群众看来，正是这种结局。这代人，因为所受教育有限，对历史的认识也有很大局限性，始终认为毛泽东是维护劳动人民利益的，认为毛发动文革是正确的。甚至很多老知识分子也糊涂的认为毛是个坚定的共产主义者，是好人办了错事，都没有认识到老佛爷的本来面目。其实，即便是真的太阳，它发光发热，主观上也是为自己，客观才是为地球人，认为太阳是为了人类才存在的，那不是笑话吗？&&如果说武振良是实实在在的维护自己本阶级的利益，那么郭大可则是个共产主义理想家，用老百姓的话讲就是“装逼”。在文革中，他们都太拿自己不当外人了，不知天高地厚，烧错了香，拜错了佛。他们真的认为这是一埸打倒官僚资产阶级的革命，自己从此可以当家作主人了，哪里料到最后还是没能扭转乾坤，“无产阶级印把子”没夺来，反而被卸磨杀驴了，到头来人家仍然还是要坐轿子的。他们可能至死也没明白，在古今中外政治野心家们的信念中，根本就没有理想二字，而且他们虽然高唱某个主义，但并非都是某个主义的忠实信徒，从来都是借用某种信仰，利用那些忠诚的理想主义者来实现自己的“理想”。再说，共产党的天下是用“三千万人头换来的”，这样一个利益集团，能轻意让你个臭工人书呆子坐享其成夺权掌权吗？五七年反右运动反的是什么呢？就是反这个。&&&抚顺的文革，与郭大可武振良是分不开的，因为最早“砸开抚顺市委阶级斗争盖子”的就是这个郭大可，他率领四中红卫兵到市委静坐，得到北京和沈阳前来煽风点火的八三一红卫兵的支持声援，而抚顺市委则利用专政机器镇压，同时发动了产业工人围攻红卫兵，即“九一”事件，这一事件导致了两位市委副书记下台，由副省长苏羽接任，抚顺的保守势力这才脑筋急转弯，也成立了“战斗队”，开始把矛头指向“党内走资派”。毕竟是有官方背景，了解党内派系斗争的底细，谁不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一打准倒。所以他们的矛头就指向了有“西北帮”背景的露天矿矿长黄静波，这个黄静波，其实是被反右倾“拔白旗”，从中央贬下来的省级干部，一个矿长能有多大权力？抚顺的保守派将斗争矛头指向他，肯定有更深层的原因，无非是党内派系斗争的需要，这个黄静波，按他的革命历史经历看，明显是习仲勋的人。因为文革，也是继高饶事件以来，毛对“西北帮”和刘少奇麾下“白区派”的大清洗。&&&但是黄静波这个六级高干，在露天矿却很有人气，生活俭朴平易近人，不贪污不腐化，深得矿工爱戴，矿工们就组织了“红工联”来保他这个“好革命干部”，红工联的头头就是武振良。红工联一开始也是“炮轰”黄的，因为黄虽然权力不大，但级别在抚顺最高，但是红工联批斗黄的结果反而被他的诚恳谦卑感动了，黄静波说：大家不是保卫毛主席吗？我黄静波是最早保卫毛主席的，早在延安那会儿就陪同毛主席检阅，我有照片和他老人家的亲笔提词为证。于是红工联就由批黄变成了保黄。不过，最早保黄静波的，本来是个无组织无派别的《反到底兵团》，其实哪里是什么兵团，只是一个纯朴倔强山东藉老工人，名叫王满仓，单枪匹马的光杆司令而已，因为感念黄矿长的恩德，一夜之间，抚顺市中西部的显眼地方全是他贴的大标语：“黄静波是毛主席的好干部”，落款是《反到底兵团》，后来被抚联嘲讽为“反掉底兵团”。&&&适逢沈阳成立了“辽宁造反派大联合”（简称辽联），得到沈阳军区，东北局省市委等“五大官团”集体亮相支持，抚顺保守派的背后是抚顺市委市政府，与五大官团都是一个山头的，顺理成章的也就加入了辽联，成立了“抚顺造反派大联合”简称抚联，这时全国的形势大有文革结束的味道。但文革仅仅就这样收场，毛肯定是不满意的，因为地方上的大清洗并没有完成，他必须将刘少奇的羽翼彻底铲除，不然就会“右派复辟”。如果按前面的简单定义识别群众组织的性质，这时的辽联，应该说是个包括抚联在内的保守派大联合，显然，这样的大联合中央文革是不支持的，因为“五大官团”的干部们并非都是毛司令部的人，包括宋任穷，很多人都参加过批毛的“七千人大会”，是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在东北地区的“代理人”，那么中央文革就撺掇蒯大富这些红卫兵来反对这样的大联合，辽大八三一显然是首当其冲，成为辽联的对立面。接下来，就是“反二月逆流”，各地的造反派开始受中央文革之命“抓军内一小撮”。&&&而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是个最能看风使舵的人，这之中当然还有毛远新起的作用，当他发现上头对一些地区的军队支左问题不满后，就来了个急流勇退，宣布沈阳军区不再支持辽联。于是辽联就分裂了，产生了拥军打宋派和反军保宋派，实质上也是五大官团与沈阳军区的分裂，拥军派是打倒“宋马顾喻徐”，耐人寻味的是，这五个走资派有四个是“西北帮”和刘少奇培养的“白区派”。反军派是“打倒陈锡联”，但是显然，这时陈锡联已经抱上了毛远新的粗腿，没可能被打倒。八三一则是不问青红皂白全打倒，这也是有来头的，根子在蒯大富那里。这些都可以说是中央内部斗争在地方上的反应，也是地方政权党内斗争在社会上的表现。以“工人阶级”为主的拥军反宋派退出辽联后，成立了“无联站”，后因被嘲讽为“无赖站”而改称辽革站，辽宁各地的保守派也自然而然的汇集在辽革站旗下，造反派则汇集在八三一旗下，唯独沈阳分化成三派，但从“反军”这个一致性上看，辽联与八三一实则是一派，特别是“思想兵”（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沈阳总部），和八三一红卫兵一样，都是反“红后代”（沈阳红卫兵保守组织）起家的。&&&另外，抚顺的文革从学校和企事业单位走向社会化，与抚顺市委和抚顺矿务局不无关系，众所周知，抚顺矿务局直属国务院部委，在行政权力方面与抚顺市委几乎是平起平坐的，那么在长期合作中必然积累了矛盾，这也是全民所有制计划经济这种体制造成的，这个矛盾终于在文革伊始暴露了。以抚顺市委为后台的抚联以打倒黄静波为口号炮轰矿务局，以矿务局为背景的红工联则打倒沈越为口号炮轰抚顺市委，因为矿务局地处市中心，所以被抚联的“小八”（革军革干子弟为主的八一红卫兵）攻克，打跑了红工联，之后武振良又联合郭大可，纠集西部的八三一红卫兵“自卫反击”，造成抚顺市第一埸大规模武斗，抚联死伤了十数人，这笔血债最后当然是算在了武振良郭大可头上，不然运动后期以什么理由专政他们呢？而著名的抚联“老葛”、“大黑娘们”等武斗干将（处决了很多红工联俘虏）也是血债累累，当时却没有一个被专政。抚顺的武斗升级，和北京来的清华井冈山红卫兵（北京红卫兵三司）煽风点火也有关系，甚至亲自参与制订作战计划。第二埸大规模武斗是两派上缴武器时发生的，这时抚顺军分区已经明显站在抚联一边，和抚联一道，全副武装的埋伏在市立医院大楼里，一旦红工联缴枪就大开杀戒，但红工联也早有准备，出动了坦克轰击抚联盘踞的大楼，不过军队发出了警告：红工联再不撤退就开打，并露出了反坦克火箭筒，红工联被吓退了。第三埸大型武斗是抚联大反攻“进攻西部”，因为军队支援了抚联大量武器弹药，红工联在胜利矿和千台山的据点被攻占了，死伤惨重，大约有三十多人，都埋葬在雷锋墓。第四埸大型武斗是红工联抢“325”军火库，但守库军队没出面，打退红工联的，是由复员兵组成的抚联《八一兵团》，还有从市内赶来在和平桥截击的抚联，这次红工联也是死伤惨重，估计至少也有几十人，但这埸武斗的伤亡数字，一直被隐瞒到今天也无人披露。最后一场大型武斗，是抚联进攻301厂（抚顺铝厂），这才惊动了中央，周恩来派柴成文率领军队到现场制止武斗，铝厂才没被战火破坏。总的来看，在武斗后期，抚联是强势，军队从中拉偏架。持续一年之久的抚顺武斗，动用了重武器，双方共死亡1000多人（包括自伤，抚联处决的红工联俘虏和流弹击中的平民），红工联在后期处于劣势，中央介入后，在抚联的强势围攻下，红工联从此一蹶不振红，“文攻武卫”人员也一哄而散。这时，毛却发出了“最高指示”：“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厉害冲突”！他早干什么啦？于是，辽宁的三派被中央宣布为“都是革命群众组织”。毛远新则召开了“沈阳红卫兵代表大会”，代表中央拆散三大派红卫兵，实行“革命大联合”。&&&毫无疑义，武振良郭大可被抚顺革委会“专政”了，扭送到公安关进监狱，这是他们没想到，也逃不过的结局。因为即使在文革前，专制政权镇压群众领袖也一贯是手狠心黑的，为防止社会产生反抗力量，一直都在严厉禁止人民结社自由，一切民间自发的群团组织都是非法的。特别是那些领袖人物，大部分都要被重判枪毙。宗教团体中的牧师，神父等都被打成外国间谍特务，很多民间宗教也被打成反动会道门加以取缔。文革时，则有《公安六条》和《军委八条》，严厉禁止“跨行业跨地区”的群众组织。很多群众组织被定性为“反革命集团”，而且镇压了一大批“反革命坏头头”，这是有罪名的镇压，但是没有罪名的怎么处理呢？在文革后期“清理阶级队伍”时，大部分没有罪名的，曾忠心耿耿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平民出身的造反派领袖们也大多被整死了，因为他们是“反军派”，各地革委会谁是一把手？军代表。文革后各地谁操生杀大权？军管会。那么“反军”会是什么下场？了解文革全过程的人都知道，“反二月逆流”和“抓军内走资派”，当初本来是毛的“最高指示”，但毛利用群众武斗把军内政敌肃清后，立即就抛弃了“反军”的“造反派”，让“拥军”的“保皇派”掌握了权力，因为“保皇派”始终都是“党的基本群众”。&&&关于武振良郭大可的最后结局，今天已经很少有人问津了，不过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他们早就死了。但人是怎么死的？却鲜为人知。在专制者看来，文革中那些批斗走资派最坚决的群众组织领袖，都是脑后有反骨的“刁民”，是对政权最大的危胁，必须除之而后快。据关注武振良郭大可的人们判断，他们都是前后相隔时间不长的死于莫名其妙的中毒，武振良是患了“急性菌痢”，死在有军队严密看守的矿务局医院里，不准家属探望，火化后才允许家属取骨灰。郭大可则在中央宽恕“犯错误的革命小将” 政策之下，从监狱释放的第二天与朋友聚会后就上吐下泻，不到三个小时就一命鸣呼了。很显然，这是监狱依照军管会秘令下的毒手，因为群众领袖被释放后，会给社会造成不稳定，必须秘密处死以绝后患。当局对那些需要灭口斩草除根的，通常是在监狱中借刀杀人，唆使犯人将其欧打至死，然后说成是自杀或者其它种种理由。但对于武振良郭大可这些社会影响大的人物，杀人就不留痕迹了，要将知情者压缩到最小范围，通常的手段是以打防疫针为名，给被指定处死的人注射病毒或细菌，造成疾病死亡的假象，而且不是死在监狱里，这招有多阴狠？有人会问：那些具体杀人的刽子手为什么没人揭露呢？这当然也是一种制度下的规则，试问，给张志新实施割喉的法医，有人揭露过吗？没有！而且，据说这种人还参加了监狱举办的张志新追悼会。&
（五）天桥事件和百货大楼事件庆九大是文革后期中国最热烈最大规模的庆祝活动，凤凰卫视曾经有评论说九大是秘密召开的，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说法呢？这是因为一：它开幕时没有向国际社会通报（只通知了阿尔巴尼亚等兄弟党）；二：代表是秘密进入会场的；三，秘密召开了预备会议。这三点就决定了它的秘密性质。3月9日秘密召开的九大预备会议，中心内容是“准备打仗”，和谁打？苏修，既然是涉及战争的会议，保密无可厚非。所以说九大的意义只有两个，一个是毛泽东换了接班人，一个是战争动员。九大的召开，即不正规也很仓促，因为当时各地的原党组织基本都瘫痪了，由“造反派老中青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取而代之，全国还处于军事管制下，上一届党代会的中央委员还都在被监禁和审查中，根本就没可能正常选举，哪里来的代表呢？甚至很多代表本来就不是中共党员，只好在进京的火车上突击入党，这种非驴非马的党代会，不半掩门的召开就会出国际笑话：党代会的代表居然不是党员？新党员的党龄才几个小时居然就当上了党代表？前面的文章里已经提到，辽宁和上海“辽海两地一线穿”，是“最最”忠于毛主席，“最最”紧跟党中央的，所以全国的庆九大活动，也属这两个地方规模最大，“最最”轰轰烈烈。别的地方就不说了，这里单说抚顺，抚顺人民庆九大庆到什么程度呢？庆到了死人的程度，有人笑了：胡扯吧？难道是乐极生悲？不是，老百姓能知道什么？任何朝代都不过是随波逐流而已，不是发自内心的欢乐，有什么可乐极生悲的？所谓庆祝，无非是开大会，游行，载歌载舞的狂欢，因为人多拥挤踩死了几个人，别说是在中国，就是在外国的隆重庆典中也是司空见惯。但是抚顺人民庆九大不是这样死的人，是在向庆典会场行进的途中摔死了人，而且不是几个，是几十个，全是女孩子。不是挤死或踩死，是摔死，没死的也都摔残废了，中学生，花季少女啊。死伤的女孩子是抚顺十八中的初三学生，她们都是让一个愚昧无知的军代表给害的。众所周知，文革时军队的“三支两军”，就是“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其中的军训，主要是针对工厂学校的民兵和学生，因为打仗需要年轻人。毛在文革中一度支持造反派武斗，也是从准备打仗方面的战略考虑，有意让民众在战火中锻炼一下，说是“乱了敌人，锻炼了自己”。另外，五十年代时鼓励生育也是为了准备打仗，早在文革前，学校中就开始军训了，初中三年级以上的学生都按基干民兵编制，每所中学都是一个民兵营，经常组织野营训练。毛是一直准备打一场世界大战的，中苏没交恶之前是准备和美国打，对苏联老大哥夸口说：可以将美国佬引进中国来“关门打狗”，可以牺牲三亿人口大打一场“人民战争”，结果被赫鲁晓夫兜头浇了一瓢凉水，说“你的百万民兵师就是一堆肉！”现在呢，和老大哥闹翻了，准备和苏联打了。因为毛在打内战和朝鲜战场上尝到了人海战术的甜头，他老人家始终认为“决定战争胜负的不是武器而是人”。但是也知道光靠人肉是不能打仗的，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是不是？人肉，必须经过简单的军事训练才能上战场，这就是军训。军训是要有军人教官的，所以当时的大中学校都派驻了军宣队和军代表，不光是工厂学校，农村的“人民公社”也都进驻了军代表，对农民也实行军训，每个生产队都按军队编制。农民下地干活和收工，都要排成整齐的队伍打着红旗，迈着整齐步伐唱着《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所以在九大之前，全国就已经变成了一座大军营。毛对人民实行军训搞军事化全民皆兵，准备打仗是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是为了愚民，把平民百姓也训练成只知道服从命令的军人。文革不是讲“斗批改”吗？这个“改”，在学校就是教育改革，将文化课改成了政治课，一篇课文里大半都是毛语录，只学习与生产有直接关系的知识和军事知识，叫“学工、学农、学军”，上午学“社会主义文化课”，下午就是军训。除了军宣队进校，还有工宣队，因为老教师都成了“资产阶级学术权威”靠边站了，只好由工人师傅来补充师源，老工人懂数理化吗？懂中外历史唐诗宋词吗？所以课程也多是毛语录和政治口号，这样的教育怎么能培养人才呢？只能培养头脑简单的蠢才，所以文革后恢复高考时出了“白卷先生”一点也不奇怪。问题就出在“共振”上，在文革前，共振应该是中学物理知识，但是因为教育改革，很多与生产无直接关系的知识就从课本中删除了。共振，在物理学中是个运用频率非常高的术语，力学，声学，光学，电学中都离不开它，人类说话唱歌，动物昆虫的鸣叫，甚至宇宙大爆炸，都是共振的结果。可以说它在人们日常生活中是无处不在的，本文就不再赘述，这里只讲与造成学生伤亡事故有关的科学。在物理力学中，共振的定义是两个振动频率相同的物体，当其中一个发生振动时，引起另一个物体振动的现象。我们可爱的军宣队军代表脑子里装的全是阶级斗争，恰恰就缺少这种与阶级斗争毫不相关的科学知识。老抚顺人都记得，抚矿电铁客车线上有一个东岗站，这个车站有个天桥，高十多米，它不止是连接两个方向的站台，也是连接天桥下边公路的，从西部乘电铁车来这里到市革委会（市委），必须通过天桥，按常规，东部或西部的人到市委，要在南台下车才对，为什么要在东边的东岗下车呢，这就是军人当政的结果，把大型集会按一场战斗来部署了，为了在尽短时间内集中兵力，必须用分散流动的方式，电铁列车大约是二十多分钟一班车，所以大量人员汇集在南台车站不利于有序的调度分流。悲剧就发生在这座天桥上。通过这种高架天桥，一是禁忌人多，二是禁忌脚步一致，这两大禁忌让军代表给占全了，当他领队登上天桥时，来了个军事化：跑步――走！一二，一二，一二！紧接着就是轰隆一声，天桥被“忽悠”倒了。跑步通过的是整整一大队女生，全都摔落桥下，有当场砸死摔死的，也有重伤抢救无效而死的。天桥为什么会在瞬间倒塌？因为，天桥虽然是个钢架子，但它还不是一个刚性结构体，同时也没有四个方向的牵拉固定，它的节点和支点就象人的关节一样，在外力作用下是活动的，建筑力学上叫“绞支”。另外，它不是建筑物，也没有足够深的基础，那么就是个孤立在地面上的门框，越高，稳定性也就越差，但在平常时通过行人没问题。显然，毛病就出在这个共振上，女学生们有节奏跑步所产生的振动频率，与天桥的振动频率一致了，或者说是引发它的频率与人跑步的振动频率达成了一致，那么天桥就在瞬间失掉了平衡，重力荷载变成了侧向推力，就象人骑自行车失衡一样，不是倒向这边就是倒向那边。当然，出了多大事情也不能影响全市人民欢庆九大，这事当天和事后都被隐瞒掩盖得纹丝不露，除了死伤学生的家属，谁也不知道那天出了这么大的事故。重伤而没死掉的，基本都是终生残疾，比如摔断了脊梁，只能是高位截瘫，骨盆都摔裂了，还能生育吗？她们今天还都活着，也都是老太太了，会见证这一事件的。顺带说说九大之后的百货大楼爆炸事件，九大正式宣布了刘是“叛徒、内奸、工贼”，开除他党内外一切职务，确立了林是毛的接班人，并写进了党章。林的政治报告中，引用了毛的最新指示：“文革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继续”。既然是这样，那么文革之初的红色恐怖“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和九大之前的“清理阶级队伍”，就是与“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了。在实际中，军宣队也的确是这样搞的，他们逼迫“站错了队”的群众组织大小头目，在“检查”中承认自己是“反动组织”，是“国民党残渣余孽”，当了“国民党兵”，甚至有的军代表公然这样讲：黑五类被消灭了，他们的子女就是新的阶级敌人了，包括“反动组织”的成员，都是新形势下的专政对象。所以，在抚顺这类地区，“清队”实际上就是保守派对造反派的清算，凡是造反派的领袖，都被打成“坏头头”实行了“群众专政”。而对那些敢于反抗暴政的“阶级敌人”则一律枪毙。可以说，文革后期“清理阶级队伍”，军队“三支两军”和九大战争动员，实际上是毛为了结束文革乱局，而使用了解放初期巩固政权的高压手段，将国家置于准战争状态下的非常时期，在人民中制造了一个族群专政另一个族群的恐怖局面，那么各地的军管会就难免要草菅人命，杀了一大批被打成“现行反革命”的无辜群众。在这种肃杀气氛下，被专政的族群必然产生各种形式的对抗甚至铤而走险。九大之后，抚顺百货大楼爆炸事件就是一例。抚顺百货大楼的楼板，是钢筋混凝土浇涛的，厚200毫米，但是在这次爆炸中，却被炸开一个直径300毫米的大洞，因为是百货大楼，事情是瞒不过的，革委会对外公布的消息是“纸炮爆炸”，为了不造成恐慌，立即就恢复了营业，结果人们都看到了这个大洞。“纸炮”是运动场上“发令枪”使用的，就是一张纸上，分布着豆粒大的红磷氯酸钾混合物，使用时撕下其中一个装在发令枪上，一经撞击就炸响，但是这玩意，当时还不是在体育运动上使用，而是各企事业单位的业余样板戏团要大量用它，比如杨子荣射灯和枪毙小炉匠，都要在后台砸“纸炮”制造音响。这玩意虽然属于雷管性质，但是要有多少才能将钢筋混凝土炸成一个大洞呢？恐怕一颗手榴弹也没有这么大的威力，另外，为了安全防止摩擦，“纸炮”都是双层纸粘贴，不加撞击力是没可能爆炸的。所以懂点科学知识的人都会对这种结论哑然失笑：唬小孩子哪？更主要的是，位置也不对，纸炮爆炸应该是在柜台里，而不是在柜台外，而且必须是在出售体育用品的地方。还有就是伤亡，这么大的爆炸力，不死伤几个人是没可能的，起码爆炸者本人要粉身碎骨。但是伤亡数字却被很有效的隐瞒了，而且这场爆炸事件也被永远的掩盖了，所以今天抚顺人极少有知道这一事件者。
（三）小努克来访七十年代时，流亡在中国的西哈努克曾经访问过抚顺，据当时新华社报导：“新华社抚顺一九七二年五月十日电　柬埔寨国家元首、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主席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英·萨利特使等柬埔寨贵宾，由辽宁省革命委员会主任、沈阳部队司令员陈锡联，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徐向前陪同，今天到抚顺参观访问，受到十万工人和群众的热烈夹道欢迎。今天，抚顺市和整个矿区红旗招展，全市人民沉浸在中柬两国人民友谊的欢乐气氛中。当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以及其他柬埔寨贵宾乘车来到西露天煤矿时，抚顺市革命委员会主任武峰光在这里热烈欢迎，并向贵宾们介绍了抚顺煤矿发展的情况。随后，西哈努克亲王等柬埔寨贵宾观看了露天采煤的生产情况。在同西露天煤矿工人告别后，贵宾们驱车来到市区接受群众的夹道欢迎。市区主要街道两旁的高大建筑物上悬挂着巨幅标语。欢迎群众举着红旗，手持花束和彩带，排列在街道两旁。当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乘敞篷汽车通过欢迎群众队伍时，人群一片欢腾，西哈努克亲王万岁！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此起彼伏”。西哈努克亲王，老抚顺人都戏谑他为“小努克”。按说，平时来抚顺的亚非拉外宾也不少，还没有一个国家的元首被抚顺人这样关注过，因为平时大家根本就不知道有外宾来访，只是从车队上判断：哇！这又是哪个非洲国家的“黑驴鸡巴总统”来访问了。抚顺人之所以对西哈努克有格外印象，是因为他整整折腾了抚顺人两个多月，要不新华社怎么会报导说“十万工人和群众热烈夹道欢迎”呢？这“热烈夹道欢迎”其实是指西露天矿和铝厂而言，因为外宾来抚顺访问，主要就是参观这两个地方，西露天矿世界有名，场面壮观，铝厂则是现代化生产程度高，可以代表中国的工业水平。还有个重要因素就是，由于中央首长经常到这两个企业视察，工人已经被训练有素“见过世面”，政治觉悟高，能保证外宾安全，不会出外交礼仪方面的麻烦。但是除了这两个企业之外的“十万工人和群众”，当局就没有把握了，这可是关乎国家形象的大事，周总理不是经常说“外交无小事”吗？所以说，当年抚顺人“热烈夹道欢迎”西哈努克，完全是个巨大的面子工程。这个面子工程，首先是在水库的一处临水山崖上修建了一座大型别墅，不分昼夜的抢工了两个月，这座小楼最后成了一笔三角债，当年受市革委会之命承建这座别墅的建筑公司,可能直到破产那天也没收到这笔工程款。其次，是那些在街上走动的情侣，领着小孩子的工人夫妇，路边打球游戏的中学生，本来都是便衣警察和学生干部们假扮的，甚至手上拎着的水果啦缶头啦点心啦，也都是从商店借用的样品，那些准备接受外宾访问的“家庭”，也是由政治上可靠的劳动模范，党团员和幼儿园中挑选的乖孩子拼凑起来的。为了防止万一，他们的胸前还都挂着“工作人员”的小标签。至于一旦“小努克”来了兴趣，真的想访问一个工人家庭，那也是有充分准备的，和排戏排电影一样，这样的“家庭”早就进入角色建立了“亲情”，借来的小孩子，一定会亲切的称呼借来的叔叔阿姨为爸爸妈妈。而且，观光线沿途，凡有碍观瞻的，丢面子的建筑物包括平房民居，都用蓆子围起来，写上“施工重地”。总之，一切都是假的，全是演戏。特别是在“小努克”来到那天，上级要求学校不放学，工厂不收工，交通停顿，商店关门，要保持一种静止的稳定。观光沿线的中小学校，欺骗学生说是组织欢迎不得缺席，却把学生们囚禁在教室里整整一天，午饭由政府提供一个面包几片香肠，那时还没有瓶装矿泉水，凉水还是随便喝的。而观光沿线的居民则被要求不得出门，自己囚禁自己整整一天。一个国家，能把人民的自由限制到这种境地，能在极短时间内调集人力物力，全仗它有个专制制度。在这种社会制度下，每个社会成员已经不是公民了，更不是所谓的国家主人，他们都是实际上的奴隶。而奴隶之间也有等级压迫，就象监狱里的犯人一样，也要有“大角”（音甲，牢头）。什么是“大角”？盖房子砌砖，墙的四角要由技术高超的瓦匠来完成，这个“把大角”的通常是领班。在监狱牢记里，能睡在墙角的，也基本是犯人头头或老犯。那么在城市居民中，这个“大角”，就是街道居委会的小脚侦缉队。中国的历次政治运动，都离不开“群众专政”，三五反镇反，反右，文革，严打，清理精神污染，反邪教，什么综合治理啦，向阳院啦等等，街道居委会都是首当其冲功莫大焉。今天，小脚侦缉队们虽然大多已经做古了，但仍然后继有人，现在叫社区干部了，充当的还是小脚侦缉队这个角色，小脚侦缉队充当了专制社会践踏人权的打手，她们有对居民进行监视和报告公安的权力，当公安非法闯入私宅，侵犯公民隐私时，都是由她们带路和叫门的。她们觉得是党和政府在重用自己，积极卖力的在专制下充当着极不光彩的角色，就象她们当了多大官似的。遍布于城镇人口中的小脚侦缉队，在首长或外宾来访时，都要接受这样的政治任务，即负责监视那些有“阶级敌人”（特务嫌疑）的邻居，比如“地富反坏右分子”家庭，国民党军人的遗孀按例都是“反属”，甚至有海外亲属的家庭，都是专政对象，每当政治运动或非常时期，都要严密监视。不过，尽管经过多次下放清洗，这样的“阶级敌人”在大城市中可能还会有千千万万，总不能全关起来吧？但是“群众专政就是好”，一旦有什么风吹草动，她们都要向居委会报道，街道干部们会表情严肃地向她们交待一番党的政策，同时警告：只准老老实实不准乱说乱动！所以每逢欢迎贵宾来访演习时，“阶级敌人”都要把自己反锁在家里作若干小时的囚犯。而这次“小努克”来访，不是反锁了，是正锁，由小脚侦缉队负责把“阶级敌人”的房门外都上了锁。尽管这么控制人民，还是不放心，在外宾来访前，照例是安全大检查，特别是铁路，要分段扫雷，甚至欢迎人群手里气球充的都是惰性气体。在那些日子里，每个有“无产阶级觉悟”的“革命群众”都把“阶级斗争的弦”崩得紧紧的，那时还不叫爱国呢，说爱国就显得阶级觉悟低了，应该是热爱党和毛主席，热爱社会主义。反正在安全上是滴水不漏，绝对没可能出现刺客，更不可能出现有辱党的形象和国家面子的事情。为什么抚顺对“小努克”来访这样下大成本呢？因为在此之前出了这么个大事：以往外宾来辽宁，按例要走三个城市：大连，沈阳，抚顺，这三个城市分别代表辽宁的文化，政治，经济三个面貌。当时大连够星级的下榻之处是东方红饭店，事情就出在这个东方红饭店上。东方红饭店楼下有个车库，停放着专门为西哈努克来访配备的红旗轿车。这天，可能是“小努克”出行用车，红旗轿子刚刚开出库门，就从上空落下一物，叭喳一声，前风档玻璃立时就被砸个稀碎，幸亏车内只有个司机没有外宾，不然就是一埸震惊中外的国际事件了。这个飞来之物是什么呢？是一只直径十寸的大菜盘子，从东方红饭店四十多米的高空落下，自由落体重力加速度，其冲击力会有多大可想而知。这还了得？立即，大连公安局，军分区全都倾巢出动了，把东方红饭店围个水泄不通，戒严，大搜捕。搜捕的结果出来了，原来是住在这饭店顶层的房客顺手扔下来的！其实这只大菜盘子，本来不是在房间里，也不知是哪个房客吃过了丢弃在楼梯拐弯处窗台上的，还不是一只，是一叠，服务员也没收拾。这位老哥和同事出外学习归来，大概是爬楼梯爬的不耐烦（电梯不对普通客人开放），爬到这层时，看到了这叠菜盘子，就顺手扔出窗外一只，高空飞物，虽然在中国可能也不是什么怪事。不过这次他可是闯了大祸，砸什么也不能砸到红旗轿子吧？红旗轿子是啥人坐的？这位老哥是何方神圣呢？是奉抚顺市革委会之命，来学习大连“革命大批判”先进经验的抚顺各界代表之一，一行十几个人。啥叫“革命大批判”？说起来这也是文革的新生事物，就是各企事业单位里为斗批改而设立的机构，叫革命大批判组，相当于一个部门科室，是专门搞“大批判专栏”的一些人，其中有编写文章的，有写字画画的，配合形势需要及时宣传，著名的“梁效”、“罗思鼎”、“石一歌”等等，都属于这类喉舌班子，按现在流行的说法就是“五毛”。这十几个人立即全被抓起来隔离审查，惹事的几个，被一面测谎，一面反复表演扔菜盘子的动作，排成了电影（当时还没有录像设备）回放，由中央派来的刑侦专家分析他们供词的真实性，一面组织人员外调这几位大仙祖宗三代的家庭出身和历史，折腾了半个多月，经过仪器测谎，电影回放和内查外调，刑侦专家们最后肯定了他们的供词是真实的，扔菜盘子不是蓄意破坏，结论是不属于反革命事件，也不属于反革命集团。这事儿，他们算是“捡着了”，一是没赶上点儿，没发生在文革后的清队时期；二是这几位的祖宗三代都是苦大仇深贫下中农；三是惊动了上锋，搞了科学侦讯，谁也不敢胡乱判案。不然在“无产阶级专政铁拳”之下，要他们承认什么，那就是什么，狗熊也要招供自己是兔子，打成反革命集团枪毙几个是很容易的事情。正是因为这次事件，而且和抚顺人有关，所以抚顺对迎接“小努克”的筹备，格外的不敢掉以轻心。“小努克”终于来了，他路过时，并没有象新闻电影里那样的可爱亲切，似乎很疲倦，与他的莫尼克夫人偎依在车中，半睡的样子，而且车队是飞快地驶过的。亲王连看都没看一眼那些假装笑逐颜开的，向他频频招手欢迎的人，他也不可能知道那些欢迎者们其实都是假扮的。那些居住在观光线上，外窗沿街的居民因为被严厉禁止出门，只好都象笼子里的猴子一样向外张望，他们最感兴趣的除了“小努克”和他的法国太太，还有那个害了帕金森病，整天摇头不止的宾努亲王，因为他们天天上电视报纸，大家都熟悉，这次能亲眼目睹也是人生幸事。至于徐向前是哪位大仙，天高皇帝远倒没人关心，人们关注的还有陪同访问的陈锡联，不是喜欢他而是恨他，全国的城镇市民都是每月只供应半斤食油，这个陈锡联因为夸下海口“辽宁粮食不过关我死不瞑目”，他不是从发展生产上下功夫，而是让辽宁人民勒脖子扎裤腰带，硬是把辽宁人的配给份额尅扣了二两，所以落下个“陈三两”的绰号，谁都巴不得唾他一口。再说，本来市民们也不知道是谁陪同，即使看到了也不认识。遗憾的是，人们只看到了车窗的窗帘。为了迎接努克亲王的到来，为了看一眼飞驰而过的汽车窗帘，抚顺人劳民伤财的整整折腾了两个多月！每次都是“努克来了！”结果是没来，演习。“十万工人群众”不知误了多少工，停了多少课，手里拎的从商店借用的新鲜大鲤鱼不知烂了多少条，鲜肉臭了不知多少斤。两个多月里，这个城市的上空，每天都回荡着那首亲王谱写的歌曲：啊！亲爱地，中国呀。
（二）《艺浪》黑画事件七十年代时，抚顺出了这么一件事儿，抓了个“反革命黑画集团”，这件事在当时的轰动挺大，有兴趣的网友可以到图书馆查一查当时（1974？）的报刊，应该有报导的。特别是抚顺文化界的前辈人士，都知道这个“黑画事件”。但八十年代时不提倡“伤痕文学”，对评价文革主张“不争论”，所以这件事到今天已经很少有人知道了。但是这类事件如果再没人提及，就象文革武斗争中死了个人一样，成了无谓牺牲，永远的消声灭迹。有人会说，人家受害者都没作声，两旁世人不是多管闲事吗？我说不然，历史上发生的事件大部分都是社会问题，特别是政府行为，必须对历史有个交待，这个交待是对事不对人，是为了让后人接受历史教训，不再重蹈覆辙。所谓“不争论”就是不反思，但是不反思，坏人没受谴责，好人不能伸冤，就是对人类公义的践踏。作为文革一代人，有义务，有责任记载这些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为后人留下点更详实的历史资料，不然就是良知失衡。当然，我这里讲的也仅是个人之见，但可以一个客观角度供人们记忆参考。抚顺为什么会有这档子事儿呢？这要从文革说起，众所周知，这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概括而言，是毛泽东亲手发动的，自上而下的一场“反修防修”的意识形态斗争，革“封、资、修”文化的命，以这种形式搞党内外大清洗，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不仅是对人的大清洗，更主要是思想大清洗，是谓文化大革命。“走资派”是搬倒政敌的理由，那么封资修是什么呢？概括而言，就是一切“非无产阶级思想”。但到底什么是无产阶级思想呢？恐怕“四人帮”自己也说不清楚，因为他们禁止人民追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同时，自己也一直在追求，是一种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双重标准。为了说明什么是无产阶级思想，那时候戏剧界搞了八个样板戏，电影界有“三战”，文学界也有样板，比如《金光大道》等等，这些文艺作品中高、大、全正面人物的言行，大概就是无产阶级思想的表现了。它们都是“不破不立”，“大破大立”“先破后立”的结果。但是，美术绘画界一直没个象样的反面教材去破，因为那些“黑画黑书”，文革伊始就遭到了灭顶之灾，全都烧了。再说也实在是批不出什么名堂，齐白石的画你再批，也是花鸟草虫的小趣味，你非让他画伟大领袖，能行吗？他只能用借喻的手法，比如给毛主席祝寿，他就画了秃鹰苍松，象征英雄长寿。黄胄的画你再批，也不过是维族美女和几头驴子。张大千更不用说，跑到台湾去，已经是敌人了。有个石鲁，是最早画伟大领袖的（《转战陕北》）的画家，也被打成反革命判了死刑的，但不是因为画，是因为他创作了电影剧本《刘志丹》。至于更多的画家文革一开始就成了牛鬼蛇神，无一幸免，再批也是死老虎，没有批判靶子了。所以中国美术界的“斗批改”总是有点差强人意，那就要派个得力干将抓美术，这个干将，就是毛主席的侄女王曼恬。王曼恬新官上任三把火，第一把火是批了李苦禅，第二把火是树了美术界的革命样板户县农民画，第三把火就是在全国展开批黑画运动。王曼恬是懂绘画的，正象江青会唱戏一样，所以也不能说四人帮搞文革是外行领导内行，但他们要的是艺术来充当工具为政治服务。什么是鲜花？什么是毒草？谁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谁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简单的说，就是亲不亲线上分，如果不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不肯充当工具，那么你艺术上再有成就，再受人民喜爱，也要被打倒靠边站，这才是文革的真实意义。这个李苦禅，本来是文革一开始就被打倒，“踏上一万只脚”的牛鬼蛇神，文革结束后，周恩来却为了外交需要“解放”了他，让他继续为外事部门作画，而没有通过江青来解放，所以江青很生气也没客气，就借批李苦禅敲打周恩来，意思是说谁也别想否定文革。批李苦禅是黑画家，无非是他的画中没有毛泽东思想，没有工农兵形象，一片漆黑（国画以墨为主，“墨有六彩”能不黑吗？）国画这东西，从宋江至清，本来就是文人墨客士大夫阶层的闲情逸致，任伯年笔下的人物也没有几个工农兵。一直到了民国，经徐悲鸿的创新才算有了中西结合手法表现的工农兵形象。但人家老外欣赏的偏偏就是你中国画的“大写意”，就是喜欢你的大泼墨花鸟山水一团漆黑，这是没办法的事情。农民，除了春节写对联是不玩墨的，农民画大红大绿，格调低下，但它是大众化的民间艺术，但江青赞赏农民画的真实用心，并非在于农民画的雅俗，而是借下里巴人压制阳春白雪，用政治语言讲就是无产阶级专资产阶级的政。比如改造右派和反动学术权威，就是将他们全部“下放”到工厂农村，让工人农民专政他们。这时候他们还有闲情逸致讲民主谈艺术吗？不说是对牛弹琴，也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了。回到正题，抚顺这地方和全国一样，主抓意识形态的是市委宣传部，它的下设机构是文化局，除了主管报社电台电影公司剧团图书馆等宣传媒体，之下还有两个机构，一个是文联，主管正规的文化团体如各种协会，另一个是群众艺术馆，主管非正规团体之外的群众业余文化活动。再谈谈当时抚顺美术界的大体状况，抚顺是个国营大企业集中的城市，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每个大型国企实际上是个小社会，和部队一样，文化活动有它的独立性，各大企业都积极吸收社会上的文体人才并加以培养，成为企业的文化骨干，所以在抚顺，美术界的人才（包括艺术院校毕业生），也大多分散在各大企业里，成了“业余爱好者”。而文化机构中的专业人员，虽然未必都有真才实学，但都是政治上可靠的党政干部。邓小平曾有句名言说“大气候会影响小气候”，那么当时的社会大气候就是中央批黑画，各地也就有了批黑画的小气候。另外，还有一个重要因素是辽宁的特殊性，什么特殊性呢？即“辽（辽宁）海（上海）两地一线穿”，也就是辽宁和上海一样，都是文革在全国的样板，一直是紧跟“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的。上海就不用说了，辽宁的一把手当然是毛远新陈锡联，所以在文革中，辽宁的小气候从来就是跟随中央大气候的。比如江青树了个反潮流样板黄帅，辽宁就立即出了个“白卷先生”。再到下边的各市县区，也都纷纷以小气候跟随大气候，毛远新树了个柴春泽，抚顺也立即出了个吴某某。抚顺这个“反革命黑画集团”，其实也不是什么集团，就是三个业余画家自发的小沙龙，那时候除了《人民画报》《解放军画报》，普通老百姓已经看不到别的画册，更看不到“封资修”内容的绘画作品，这三位画家就把自己平时的习作整理了一下，剪贴装订成与《人民画报》同样规格大小的《艺浪》画报，也没有出版权利和印刷能力，都是手绘的，因为三人都是学工艺美术的，所以画册装订的很专业，很精美。就这样“出版”了十多期，每期只有一册，都是绝版。他们三人搞这个《艺浪》，就是给人看的，所以在美术界的圈子里传阅开了，类似于手抄本小说。人们已经看腻了“大寨铁姑娘”式的工农兵形象，文化生活也单调贫乏到了极点。饺子好吃，上顿吃下顿吃也不行，这时候窝窝头就是美食了，况且是让你天天吃窝头呢？所以《艺浪》无疑是令人耳目一新，让阅览过的人爱不释手，也就产生了影响，不啻于死水微澜。不排除画家们有表现自己“显大眼”的意图，再说人类艺术家们，本来也就是靠表现自我来传播文化的。但是俗话说言者无意听者有心，有些事情你可能不在意，但有人会在意。比如《水浒》中害宋江的那个黄通判，就是这种“有心人”。宋江与黄素不相识无冤无仇，黄为什么要害宋江呢？第一，黄虽然是个小官吏，但也是国家干部，他要忠于朝廷，这是统治者的阶级本性决定的；其二，揭发检举宋江这个现行反革命，是立大功，会升官发财，这是坏人的邪恶本性决定的。于是一些类似黄通判的有心人看到了这些画册，就打了小报告反映到上头去了。但问题恐怕还不止于是“有心人”的“阶级斗争弦繃得很紧”和他们升官发财的欲望，还有嫉贤妒能这个中国文化人的通病，文人相轻，自己技不如人时就得红眼病，特别是在名利攸关的事情上，表现的最为突出。批《艺浪》，既然受命于市委宣传部，也是有个班子的，但这个班子和历次政治运动中的工作组不同，不再是上级指派的，而是“群众大批判”，是从各企业借调来的美工组成。“群众专政”是文革的一大发明，由群众来专政群众。“专政”结束了，打手们也就呼啸而散，因为是群众专政，就可以任意践踏法律，不仅受害者无从伸冤，官方也一推六二五：那都是群众干的！因为社会上有批黑画这个大气候，报纸上电台上都在宣传，《艺浪》的画家们就嗅到了危险的气味，虽然《艺浪》上画的都是平常习作，无非是些静物啊风景啊人体什么的，但当时的宣传就是这些东西都属于“封资修”，觉得还是谨慎为好，就向圈内的朋友们回收这些手绘画册，在回收过程中却发现有几本被“传丢了”，找不到借阅者了，他们就感到事情不妙了，于是做出了一个愚蠢的决定，将回收来的画册统统付之一炬，这个举动无疑是给自己又加了个销毁罪证的罪名，再说这些作品都是多年积累的心血，“破四旧”时都没舍得烧，现在一把火烧了，岂不可惜？搞艺术的人都知道，艺术创作要有激情，灵感是偶然性的，是在特定的环境和心态下，或触景生情或有感而发，过了这个特定环境就不再有这种激情和心态，也就不会产生灵感，没有灵感的创作是没有意境，也没有生命力的。你让一个八十岁的老头子写爱情诗，肯定缺乏青春气息，词藻再华丽也不行。画画也是这样，特别是风景写生，时过境迁，同一个地方，再想画出它原来的意境就难了。所以说画家的每一件作品即使是习作，如果不是印刷品和复制品，都有它固定的思想，都是有灵性的，烧掉了，这些灵性也就一去不复返了，就象人不可能返老还童一样。他们的画，为什么会引起当局注意呢？其实，引起注意的并非是黑画，而是他们组成了一个小团体，没有经过官方许可，并且这个小团体有扩大的可能，人民自由结社了，就会产生匈牙利那样的“裴多菲俱乐部”和波兰那样的团结工会，这才是专制社会的大忌。至于说他们的作品是黑画，倒不是因为有没有毛泽东思想和工农兵形象，而是因为所有的作品，没有一幅是歌颂在党领导下的中国人民幸福生活，全是“不健康的小资产阶级情调”。比如一些人体习作，其中有一幅《她俩不一样》，据说就是一位画家以他的妻子和情妇为模特，这在当时就是明显的乱搞男女关系，是“流氓犯罪”。更“反动”的是，其中有一幅《我的午餐》，画了一根大葱，一只空碗一双筷子，还有半块臭豆腐，午餐居然这么寒酸？明显是“恶毒攻击社会主义制度”了，至于大量的印象派风景画临摹，则是追求西方资产阶级自由。反正是一无是处，每幅画都“滴淌着资产阶级的毒汁”，都“揭示了阶级斗争的新动向”（以上都是当时的批判用语）。在那个思想者人人自危的年代，这些罪名已经足以构成现行反革命罪了，所以这三位倒霉的画家很快就被公安抓起来“收容审查”。三人被收审后，在抚顺美术界圈子里也展开了追查，凡是传阅过“黑画”的人都被公安传讯，被威胁逼供，恫吓说如果不坦白交待黑画内容，即以“反革命集团成员”论处，搞个鸡飞狗跳。而三位画家也立即被分别押送到天津的三个地方隔离审查。为什么送天津去审查呢？前面不是提到了王曼恬吗？天津就是这个王曼恬的老巢，她就是在天津发迹的，因为天津的公安批黑画审查黑画家有成果有经验，也因为辽宁的四人帮追随者有意巴结王曼恬，而且她是主抓全国美术的，就拿抚顺这三个做了投名状送上门去表功了。这个王曼恬，说起来其实也是个悲剧人物，虽然是毛泽东的亲戚，但她的第一任丈夫居然被牵扯到胡风案里了，在极权社会，皇帝连谋逆的太子都要杀，何况只是个表亲？为此她想不通，还卧轨自杀过。但在文革时当上了天津革委会二把手（实际上的一把手），却迫害起别人来，给江青写了一封黑信，又制造了一起胡风案，株连了一大片无辜的人。随之，就被江青提拔到中央兼任国务院文化组党组成员，分管全国美术工作。四人帮垮台后她又想不通了，第二次自杀于狱中。接下来是抚顺各界批《艺浪》黑画，由抚顺市群众艺术馆出面组织，办了个展览会，展出了《艺浪》的全部“黑画”，有人奇怪了，刚才不是说画家们把大部分黑画都付之一炬了吗？怎么又展出了全部呢？这里有文章：黑画家们在被审查期间，还有个“立功赎罪”的机会，就是全部复制出那些被烧掉的“黑画”，而且要一模一样，不许篡改。公安搞这套是有手段的，比如拿出几张照片，威吓他们，十几本画册早已记录在案，现在要的是复制品，如果有哪一张作假，和记录在案的照片不一致，就是负隅顽抗罪加一等。画家们哪经过这阵仗？能不老老实实复制吗？不过这个展览反而让更多的人大开眼界，比如女人体，文革时的青少年是从来也没看过的，而且也让同行见识了三位的绘画水平，绝非农民画可比拟。其实从“中毒”效果来看，这个展览会比那十几本画册起到的作用更大，什么作用呢？是官方意想不到的负面作用，和公布《五七一工程纪要》所产生的效果一样，这些“黑画”也引起了更多美术工作者的共鸣和不满，因为大家从学画那天起，一直也都在画这些东西，如果这些画是反动的，那所有会画画的人不都是反革命了吗？黑画展览之后，就是批斗公审会，要求全市所有的美术工作者必须参加，怎么批斗呢？就是几个积极分子义愤填膺的发言，高呼口号，然后是宣布逮捕令，当场给三个“现行反革命分子”戴上手铐，押出会场，结束，散会！老实说，这三位画家，其实也不是什么名人黑帮级别的人物，都是社会底层为生存挣扎的草头百姓。其中只有一个是文化局系统的小职员R某，市图书馆的美工，其他两个都是“二轻局”属下单位的美工，一位是Z某，一位是W某。啥叫美工呢？就是各企事业单位中专职写写画画的工人，归属于工会，但还不算干部。二轻局，就是第二轻工业局，所属单位都是些五小企业街道小作坊，什么美术社钢锹厂酱油厂手推车社小印刷厂雕刻厂之类的，五花八门。可以说，他们和李苦禅的社会地位比起来，是砂子与石头的区别。李苦禅被批，他值，因为他荣耀过，显赫过，他被批或被抓，和胡风一样，不过是官僚被贬，荣辱参半，这是社会常态。而拿三个小百姓开涮，本来他们就处于社会最底层了，还要把他们贬到哪里去呢？所以说这个《艺浪》事件纯属扯淡，完全是个文字狱，是不正常社会的非常态。处理《艺浪》，也和镇压所有的“现行反革命集团”一样，目的都是杀一借儆百，禁止人民自由结社，特别是严厉禁止“地下刊物”。后来“打倒了四人帮”，抚顺文化界换了个新领导叫时锋，他上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为《艺浪》平反，这个平反会，也是在群众艺术馆召开的，召集了当年所有的参加批判会的美术界人士。会上有两种意见，一种是当年积极批判“黑画”的人士，坚持《艺浪》作者有“资产阶级思想”，只赞成摘掉“现行反革命”帽子，就是不彻底平反，留个尾巴，就象平反右派那样，是判重了不是判错了。另一种是当年对批判持消极态度的人士，赞成彻底平反，即全盘否定当年对《艺浪》的处理。这两种意见，当然有两种结果，前者是作者思想有问题，当局的处理是轻与重的区别，没有错误。后者是肯定作者的思想正确，行为清白，当局处理完全是错误的，这意味着对三人应该给予国赔，还有恢复公职，初发工资等等。毕竟好人是大多数，最后与会者的表决是彻底平反。应该说，主持会议的时锋讲话也起了主导作用，他是主张彻底平反的。这种事拿到今天，可能是好笑的，不过是画了几幅画而已，又没有什么政治内容，抓思想犯罪本来是典型的践踏人权，还扯什么平反不平反的？但是今天的人，之所以对荒唐年代的荒唐事件不理解不相信，根源也就在这里，现代人总是以现代思想去衡量历史，关公战秦琼，这种思维本身不也是很荒唐吗？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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