欢迎光临内蒙古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您所在的位置是：
著名文学评论家朱向前先生为我院师生作报告
著名文学评论家朱向前先生为我院师生作报告
3月3日下午，我院邀请著名文学评论家朱向前先生作了题为《从“诺奖”看莫言》的讲座。讲座在主楼西附楼0201进行，副院长（主持工作）魏永贵教授主持了讲座，第七期文研班暨文艺评论高级研修班学员和我院师生聆听了讲座。
讲座中，朱向前先生指出，作家个性反应作品风格，文艺评论要结合作家自身经历。随后，朱向前教授就莫言的创作进行了阶段性划分，深入分析了各个阶段的阶段性的特征，并且对莫言的作品给予了莫大的肯定。他认为，在中国文学史中莫言的地位是不可动摇的。接着，就莫言获“诺奖”的原因进行了深入剖析。
朱先生认为作家的经历就是创作的土壤，灵感的源泉。莫言的作品立足于社会现实，又融于生活，采用中西结合的手法，传递着民族的、本土的气息。其次，他讲到，作家拥有超长的人生记忆力，即对人物、场景、温度、味道敏锐的感觉，一旦创作需要“记忆”便纷至沓来。随后，他指出，莫言的作品塑造了大量独特的人物形象，写出了中国民间的特点，以及对人性的拷问。并且其语言风格独特、意象丰富且具有原创性和不可复制性。最后，莫言的作品善于融合中西创作手法，并超越了传统作家以及西方作家，所以莫言获“诺奖”是必然的。
讲座最后朱向前先生发表了自己对于莫言获“诺奖”的看法，分享了自己进行文学评论时的经验，并且对同学们提出的问题作出了详细的解答。
朱向前系中国毛泽东诗词研究会副会长，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军事文学委员会副主任，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发表理论评论近200万字，已出版《中国军旅文学50年》、《军旅文学史论》、《沉入生命》、《寻找合点》、《朱向前文学理论批评选》、《毛泽东诗词的另一种解读》等专著、文论集16种近500万字。主编《新&中国军事文艺大系》中篇小说部分，长篇军旅小说《金戈丛书》等约1500万字。并获得鲁迅文学奖、&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奖、国家社科基金优秀成果奖等十余种奖项。
文学大讲堂是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长期以来坚持的一项重要的学术文化活动。这项活动以办好文研班为基础，广泛延请区内外著名艺术家，包括作家、评论家、戏剧家、导演等进校园做讲座，不断提升我院师生的专业素养和审美水平，对于弘扬和传播民族文化，提振当代文艺创作的底气，增强文化自信有着重要意义。
副院长（主持工作）魏永贵教授主持讲座
朱向前教授为文研班做讲座
版权所有：内蒙古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学校地址：呼和浩特市玉泉区昭君路24号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Copyright @
文新学院.ALL Rights Reserved.&&文学评论-论文联盟
您好，游客
日期：04月26日 22:29
作者：孙燕宁
日期：04月26日 22:28
作者：邹春霞
日期：04月26日 22:28
作者：邓彦东
日期：04月26日 22:26
作者：蔡晓惠
日期：04月26日 22:26
作者：要满星
日期：04月26日 22:25
作者：毛艳青
日期：04月26日 22:24
作者：林作鹏
日期：04月26日 22:24
作者：秦兆基
日期：04月26日 22:23
作者：沈思燕
日期：04月26日 22:18
作者：杨宜霖
浅析未来文学的发展方向
一、前言　　互联网文学形式的兴起对中国文学的冲击无疑是最大的，中国文学作为国人的精神支柱，承载了想到那个一部分群体的梦想，同时也烙上深深的时代印记。众所周...
陕北说书：民间叙事文学的活化石
关于陕北说书，不准确的说法很多。有人说陕北说书是流行于陕北地区的一种鼓书。可陕北说书的伴奏并不用鼓，用的是三弦或琵琶。没有鼓，怎么能叫&鼓书&r...
作者：狄马
文学的无力与救赎
文学的位置　　历史是昨天的现实，现实是明天的历史。　　当我们以考据者的姿态，在蒙尘泛黄的故纸堆里掏挖的时候，总有一天，我们也会成为后人掏挖的对象。鲜活的终会风干，清晰的终会模糊，近在咫尺的终会远在天涯。我们，连同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终会化为枯枝败叶，被岁月那只蛮横之手，无情地扫进历史的填埋场。
作者：安黎
文学的块茎
六十岁以后重新做文青的感觉是突然多愁善感了。突然翻检自己的旧文字，突然翻检读过的旧小说，甚至开始看《收获》。
作者：胡展奋
破解中国文学中的植物密码
或许因为老家屋前屋后长满柳树的缘故，从小便对春风吹拂枝条飘荡的柳树有一种特别的情感。随着年龄的增长逐渐发现，原来柳树比童年的想象要诗意得多，如贺知章有&ldquo...
作者：禾刀
欢迎浏览更多 →
本栏目内容分类
本栏目Digg排行
本栏目热门文章
本栏目最新文章当前位置：
《财政文学》第二期（文学评论）
文学作品中财政人形象何以缺失
蔡劲松，湖湘子弟，年届不惑；20世纪80年代中期就读中国戏曲学院文学系，毕业后在中国铁路文工团从事专业创作工作；1992年从事新闻工作，现供职中国财经报社。先后在《清明》、《北方文学》等刊物发表中短篇小说、散文、剧本、文学评论等数十篇。从事新闻工作以来，曾获“第三届澳门新闻奖”和世界自然基金会、美国能源基金会等颁发的“能源记者之星三等奖”、首届中国金融与财经媒体论坛“学院奖、优秀财经新闻作品奖”。
为什么文学作品中的财政人形象缺失？这应该是一个复杂而敏感的话题。套用曾经的一句流行语，可谓“不好说”，也“说不好”，或许最终还是“不说好”。
然而，办事极为执著的《财政文学》主编新路兄一再让我“操刀”，犹豫再三，踌躇多日，终究拗不过他，便“斗胆”当一回“出头鸟”。
回答文学作品中财政人形象是否缺失，很简单，缺失是毫无疑问的。不管处于怎样的心态或曰“脸面”如何挂不住，客观存在就是如此，无谓的辩驳只能说明“底气”的不足，以至招徕方家的不屑和嘲笑。这点，相信文学“圈内人”和财政“圈内人”均无异议。
如若不信，可以在互联网上去查询。文学作品中几乎找不到能让人产生印象的财政人形象，更遑论耳熟能详了。即便在国内各种文学书籍和期刊上费尽心力查阅，财政人在作品中不但充当小“配角”，甚至是小“龙套”，而且还要加一个定义词：反面小配角。
到目前为止，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形象画卷上，财政人的形象只能充当一个符号，而且是个让读者感觉到厌倦、反感，甚至切齿痛恨的“贪”、“腐”符号。
这种符号，是对现实的一种背离和扭曲。
这种符号，也是说明文学“圈内人”对财政了解的苍白。
这种符号，同时又是财政“圈内人”的无奈。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让人难堪的符号？
解答这个问题，首先要从“财经小说”谈起。
作为最具有广泛传播效果的文学品种，小说是人物形象创造最主要的方式和手段。文学界往往以“农村题材”、“城市题材”、“工业题材”、“青年题材”、“爱情题材”等等来表达叙述的内容，并以此来区分小说涉及的范围。然而在这些诸多的题材中，独独鲜见“财经题材”，更寡见以财政为主要内容的“财经小说”。
读者中对“财经小说”的了解，仍旧是多年前香港的梁凤仪所写的一些小说。
若问当代国内哪位小说家是“财经小说”作家？恐怕让人难以回答。这种“财经小说”作家的缺失，自然是财政人形象缺失的主因。因为当财政人形象创造的主体产生缺失的情形下，“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财政人形象在文学作品中能不缺失吗？
“财经小说”在国内文学界的缺失，与当前的文学创作现状相关。当文学在新时期以来走下“神坛”之后，20世纪80年代左右文学作品洛阳纸贵的胜景难再，而小说家也从当初“明星”级的公众瞩目人物开始褪出光耀和鲜亮的颜色，继而恢复常态，其边缘化的趋势愈发加快，不但文学创作队伍分化，创作的心态、动机，以及作品反映的现实生活等，都在快速产生分野。回避现实的抒发自我式写作渐渐成为风气，耐不住寂寞的浮躁文风也日渐大行其道。君不见，曾经在文坛挥洒自如的作家，改行写影视剧、下海经商等，鱼贯而出，大师级的作家以及能够在社会产生深远影响，并拿出振聋发聩优秀作品的作家，已经如古老的化石，离当代生活久远，甚至需要搜寻记忆才能让人有些许的闪回怀旧了。
与此同时，国家的财经形势突飞猛进，中国社会中对经济和财经的追索、求变、关注、认同、崇尚等日渐成为人们的主流和行为方式。经济型社会的转型像一架巨大的离心机，将文学人远远抛到了社会生活的边缘。
而在转型期的社会巨变中，各种新的与经济和财经相关的信息，以及所带来的价值观念和知识体系的嬗变，越来越使财经知识和信息贫瘠的文学创作人员感到无所适从，他们似乎已经听不懂当下社会的经济话语，也就更不可能去创作“财经小说”了。
于是，“财经小说”在国内的文学界成为空白。
转型期社会的迅捷变化除了给文学界带来不适应之外，文学创作的观念滞后也是造成包括财政人在内的人物形象缺失的重要原因。
对于市场经济生活中各种社会人物的群像创造，是文学存在和引以为责的事业操守。但是，深受长期批判现实主义理念熏陶的文学界，似乎总是带着对于市场经济以及财富追求的有色眼镜，这种对于财富的天然拒绝情结，延续了一种认为创造财富以及理财总是“肮脏”和“不择手段”的陈旧理念，想当然地将对资本和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移植到了当代中国的社会中，以至于在即便很少的当代文学作品中，对于从事理财人的文学形象创造，仍旧“脸谱化”地将“贪婪”和“腐败”对应到理财者的身上。
而文学创作人员虽然在转型期的社会变革中，已然失去了过去“明星”般的社会身份，但是，其“清高”的心理依旧在作祟，从而使其不会也不愿与理财者或财政人交朋友，也即失去了对于这个职业的生活体验。
没有生活就没有创作的源泉。不懂得今天的财富生活以及财富人生，当然就不会了解现实中的人生百态。而退缩到书斋里写作的文学人，自然也只有靠“移植”过去批判现实主义的老旧理念来创造“脸谱化”的财政人了。
或许，这就是文学作品中财政人形象“贪”、“腐”符号产生的缘由。
当经济成为社会的主流，并蔚然成大潮之时，反映经济的主流文学作品却鲜见，而财政在当前的社会中已经与各行各业产生联系，文学界却出现了反映财经与财政的作品少人问津的局面，这显然是很不正常的现象。
风云激荡的当代中国经济已经在全球化经济大潮中成为弄潮儿，高速成长的中国经济举世瞩目，但是，与此极不相称的是，当代中国却没有优秀的财经和财政作家。这种文学的空白不能不说是个遗憾，也是悲哀。
至于如何填补这个空白，自然首先需要文学创作的主体来补课。而需要给文学“圈内人”敲响警钟，就是要改变陈旧的创作观念，确立与时俱进的市场经济社会的创作观：即不懂经济就不懂当前的中国社会，不了解中国社会就绝不可能成为一个成功的文学创作者，更不可能成为人类灵魂工程师。
诚然，把文学作品中财政人形象缺失的“板子”全部打在文学“圈内人”身上，实在是有失公允。
如果从财政人自身找原因，则一个敏感而又绕不开的话题不得不谈：财政人在文学作品中形象的缺失要不要从财政人自己给社会留下了怎样的形象找原因？或者，可以提出这样的反问：财政人给社会留下的“贪”、“腐”符号到底怪谁呢？
当财政人总是期望社会，包括文学界理解和急于产生所谓的正面形象时，这种急切，是不是也是一种浮躁呢？
众所周知，在当今的社会中，财政人在很多地方被称为“财神爷”，许多熟悉财政人职能和职责的人更是有一种通俗的说法：“牛得很”。
能够被称为“神”和“爷”，古往以来，总不是一般的人物，不是被请进神龛受无数的香火供奉，就是被小辈大众所尊崇和敬畏的对象。在中国文化中，“神”的地位总是高过俗众，“爷”的分量自然也重过别人。
虽然以民主政府的职能区分，财政人是为民众理财，为公众服务，当然不能也不可能成为旧时代的“财神爷”，但是大家之所以这么称呼，总是有其可琢磨和咀嚼之处。
为什么大众对财政人称神道爷呢？一言以蔽之，财政是管“钱”的部门，职能特殊，大众所求，在外人眼中，确实是有无事不能办，也无事办不了的好本事，更是不能够“得罪”也“得罪”不起的部门。
且不说这种形象自然有现实的根源，单说这种形象产生的效果就是财政人与普通人有一些“隔离”，使财政人有种“高高在上”的“端着架子”的不可亲近感。
而在转型期社会中迅速发展的阶段，社会变革快捷却又是在逐步完善的阶段，各种体制和机制性的构建过程，同时也是各种思潮、多元价值观念相互冲突和博弈的过程，人们在困惑中寻找生活的价值坐标，也同时带有社会各种矛盾冲突后的抱怨、不解、困惑、无奈等等，这种在时代发展过程中难以避免所暴露出来的复杂社会心态，往往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寻找一个发泄的渠道，从这个层面看，被叫做“财神”的，其实没人从心里亲近他们，只不过畏惧其手中的权力，才虚与委蛇，当面敬畏恭敬，背后可能是骂声不断。因此，从事财经工作的人，包括财政人，则因为这种特殊的职能不幸成为了社会中“贪”、“腐”的符号和指责的对象。
观察现实中的财政人，也确实出现了一些“常在河边走，哪能不湿鞋”的人，俗话说，一粒老鼠屎，弄坏一锅汤。现实的案例又为这种符号的流行推波助澜，以至于财政人在社会中的形象一再受损，便很容易被敏感的文学创作者“对号入座”，顺手将笔下的“反面配角”安排给了财政人。
财政“圈内人”有没有自我封闭的倾向？
不客气地说，当然有。
财政“圈内人”对文学作品中财政人形象的缺失感到无奈，是实情，却也是“自找”。
社会中从来没有哪个群体能够通过抱怨就能改善他们在社会中的形象，只有通过反思自己的行为才能得到人们的认可。
诚然，如果从理性上观察，财政人的自我封闭有其缘由。
我们常常可以发现这么一个有趣的现象，一个家庭中往往是最操心的人、做事最多的人有最多的抱怨和最大的脾气。其实，当家理财如此，为公众理财的财政人何尝不如此呢？
转型期社会中，各种改革接踵而至，每项事情都需要钱，财政的收支矛盾异常激烈和复杂，都需要理财者来承受、来化解。财政部门是政府的重要职能部门，财政干部作为政府管理者，其特殊性就在于熟悉社会，了解各行各业的矛盾和需求，深知当家理财的难处和苦衷。从这个层面看，财政人最了解中国当代社会的国情，也最熟知解决现实矛盾的办法。
然而现实中的操作往往有其特殊的复杂性，当下中国的国情特点是循序渐进式的改革，这种变革是解决当前社会和经济中最激化的矛盾为急所，从而对次要的矛盾暂且“冻结”的方式。深谙内情和操作之道的财政人在这种社会急变中，其实是处在急流旋涡的中心，各种矛盾的交汇点，这种特殊性从客观上使财政人不得不选择被动性的“自我封闭”。
另外，即便是身处矛盾的焦点和社会漩涡当中，由于财政人的调控能力和手段的日趋完善，再加上国家整体经济综合实力的提升，财政收入盘子在理财者的经营中越做越大，“家底子”也在理财者安排下愈益殷实，过去想要办却办不了的事情现在也能够办到。财政人自然有种成就感和优越感，也就是社会中所说的“牛气”。同时，在财政体制和机制尚在公共财政条件下的日趋完善还有一个过程，包括预算全部向社会公开等公共财政的操作方式也仍旧在完善之中。这种同样属于转型期范畴之内的机制特点以及财政人历来的谨慎特点等多重因素作用下，财政人不自觉的有种“自我封闭”的与社会其余群体的“隔离”感。这种“隔离感”尤其让文学“圈内人”对财政“圈内人”产生距离，使相互之间失之交臂。
文学作品中财政人形象的缺失已经太久，是到了改善这种背离状况的时候了。
这种改善需要文学“圈内人”和财政“圈内人”共同虚心向善，这种改善需要相互检讨各自的“顽疾”，这种改善要以一种坦诚的心态和觉悟作为起点。
对于文学“圈内人”来说，主动接触经济和财政实际上不但有助于积累生活素材，而且是种“补课”式的知识补充。欲成为“人类灵魂工程师”首先要做社会的小学生。
而对财政“圈内人”来说，不但要对文学圈“开放”，同时也要对全社会“开放”。在公共财政条件下的财政，将越来越无“神秘”可言，即便是从财政的核心工作预算与预算执行来看，透明化和公开化将是大势所趋。而“开放”首先要从“修身”开始做起。不“修身”不足以“治国理财”。财政服务社会经济的公共性和服务对象的广博性，决定了财政人的行动只有以百姓为出发点，以更崇高的价值体系引导自己。简而言之就是“为公理财，为民服务”八个字。这同时也是财政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财政文化的蔚然形成蕴涵开放的理财观念、价值取向、精神内涵、行为规范和管理模式，同时也应该是公共财政科学体系的一个部分。这种财政文化的形成，不但需要事业上体现为民理财、理财为民和公正、公开、科学、效益、奉献的事业特征，也需要人文关怀，需要包括文学界在内的社会各行各业的了解和理解，这应该是目前财政人需要重视的重要课题。
让文学和财政联起手来，共同填补“财政人形象在文学作品中的缺失”。实际上，这也是改善财政人形象在社会中的紊乱，从而还原财政人形象的本来面目。
仰望星光――文学的坚守
――《财政文学》创刊号读后感
田珍颖，评论家，编辑家，作家。祖籍陕西西安，在北京读书、工作至今。《十月》杂志原副主编。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副秘书长。长期从事编辑工作，并笔耕不辍，创作发表百万字作品。
早春天气，《财政文学》创刊号，像一个浑身生气勃勃的年轻人，大踏步地向我们走来。那逼人的英气，逼出文学人一阵的惊喜。
这惊喜来之不易呀！
之前，我们听到太多的关于文学景况黯然的消息：西方的“文学终结”论；东方的“小说死了”等等。我们也眼看着读图时代的到来，影视的无处不在，网络兴盛中冲向文学的涌浪……总之，电子媒介时代，一切借助高科技手段的文化形式，均可联手，形成强势，冲击并动摇了传统文学的中心地位，将其边缘化。这一切，谁能说它不正常呢？于是，文化焦躁及文化忧患充斥了我们的心灵，文学的坚守变得迷茫、艰难，并永无穷期。
《财政文学》就是在这种景况下，隆重出场。它的鲜明的旗帜，让文学人由衷地喜在心头。
一页一页地阅读这本创刊号的文章，惊喜之余，又多了一份振奋。
振奋于这本杂志的气势：它不拘一格，不拘形式，甚至不照文学杂志的常规出牌，只着眼于队伍的聚集，将一个力量强大、步履整齐的文学军团，展现给读者。
这个文学军团，潜力非常。它的方阵中，上至庙堂的高官，下至基层的员工；广到财政的许多部门，宽到财政涉及的各个地域。纵横之力的合成，便显出了气势不凡。
振奋的焦点，还在于这个杂志的作品。
它有颇具规模的扛鼎之作。这样的作品，或成梁，或成栋，支撑起一方天空，使这本杂志具备了相当的分量。
比如：《树与草》。
它选择了一个颇具高度的观察点――人与自然。从人类生存的基本出发，衍写出潜于生存的哲学思考。不必担心自然与生存这些课题的物化倾向，形而上的人生价值的追索，尽在“生存”的铺叙中，设置了做人立世的途径。
正是这个能提升文章的观察点，使这篇作品具有了厚实的质感。材料与思想，叙述与议论，这些在构思行文中最易出现的间隙，在《树与草》中处理得无间无隙――易成矛盾的二者，互不淹没。我们读到的，是材料的叙述，借助语言，自在地行走；而思想则行走在叙述语言之上。物化和精神化，使我们读得实虚相融，各得其所。
最后，则应关注这篇作品的“统领”。一部作品的“统领”是作品的魂，它往往不外露，却强有力地执著于字里行间。这篇作品的“统领”显然是知识，而不是技巧。作者广博的阅历，是长期走出来的、读出来的，在此之上，深邃的思考，是知性思维的进程。以物为寄托，展现浓烈的社会学的思考，这是学者型散文的路数。在笔下画出这条路，作者以他的知识为统领，做得游刃有余。
再说《耀州的故事》。
这篇报告文学，并非重大题材。但它的笔触所及，却在改革年代的深处。
报告文学的光彩，常绽放在国家大事之时，作家的使命感，会激扬出许多铿锵文字。但题材的扩大，是目前报告文学创作中，亟须探讨的问题。因为，报告文学不是新闻的重复，它必须向深处掘进，才能保持并发扬这个文学形式的持久生命力。
作者笔下的杨磊们，没有叱咤风云的行为，但他们在改革的今天，却做着踏踏实实的事情。他们是一群顺应改革的人们。顺时者昌，因此他们平凡的事业，前途无量。
在看似风平浪静的生活中，其实激流之下，涌浪不止。作者要以特别的耐力，寻找涌浪中人物。这样的人物，要具有稳定的价值，这价值才具有长久的生命力。将这样的人物，树立于纸面，是可以站得住的。《耀州故事》中的杨磊们就是这样的人物――他们身居偏远，却不失事业之志；位在基层，却理想依然燃烧。这样的题材，具有洗涤人心的普遍的教育价值。作者在深悟人物的境界后，选择平和清雅的叙述风格，将深情隐于娓娓道来之中，不刻意做作，却像春雨一样地将深入肺腑的人生思考，留在阅读之后。
以上例证中的作品，已具扛重之力，是一本杂志的分量所在。
但杂志的功夫，在一个“杂”字上。杂，就是多姿多彩，就是赤橙黄绿青蓝紫，就是五彩缤纷、万紫千红。这本创刊号，在“杂”字上下了工夫，它的多篇文章，构成多方位多视角的阅读阵势，让我们看到了财政人的精神世界、情感、理想和襟怀。
先是一批散文，显示了多彩的风姿，让我们读得不忍释卷。我们从《喜欢这份随意》中，读到人文化、人本化的情怀，读出那种对天人合一、心手交映的景仰和神驰。《盐粒上的大千世界》，则从最小处打开了最大的境界，其历史沿革之长和现实覆盖之广的笔触所及，令我们目不暇接。《财神的见闻与遐想》，将见闻与民俗，纳入大文化的轨道，提升了阅读的空间。《长沟流日去无声》从对年少时真切的回忆中，用看似琐碎的片断，堆砌成一座感悟人生的围墙，尽写尽画于墙上。《金樱桃》在一片美丽的樱桃林中，演绎着财政人的良苦用心：女人们的坚持，另成一道风景，色彩艳丽地点缀着樱桃树独有的异彩。一个本是“政绩”的材料，让作者点染得如诗如画。《远航青春的乐趣》用最短的篇幅，从最大的视野（激情、智慧、理想）探索人生的辉煌。《中年人的境界》则以富有哲理的文字，抒写中年人的襟怀，人生视野的开阔高远，构成这篇短散文的深刻内涵。《王者之风》从莲说起，自古至今的纵向沿革，王莲之舞带给人在愉悦中的思索，写作思路颇得传统散文的真传。《幸福桥》以立论之势，层层说开，在“幸福”中纵论财政经济，扩展于文学之质，于挥洒中，其神不散。而《没乱的办公桌》，从小处立意，也往大处开掘，是传统语文教学留下的典型思路……
综观以上，洋洋数篇，在本文篇幅有限的前提下，难以述尽。但每篇的不同角度，不同立意，不同思路，却让我们从诸多不同中，领略了多彩的文字，获得了阅读的丰收。
说到多彩，特别不可忽视的，是诗歌这个栏目。文学期刊中，诗歌的点染常会是整本杂志的神来之笔。创刊号遵循了这一常规，让诗作在整本期刊中，大放异彩。
在《异地抒怀》中，我们看到汉字在依归激情中的魅力，诵吟着“万载奔入壮怀，空旷，寂寥，躁动”等诗句，感受开阔和激越，凝炼如铸的每个字，都经得起敲击和锤打。《朋友》的风格，则质朴而真诚，句句倾诉，都是人生的宝贵体验。《财政放歌》以宏大的气魄，作历史之抒怀，诗句穿越时空，架构着伟业的记录。当我们难以对每首诗都做点评时，我们却不能忽视在《从来仁者贵无私》和《问道山水间》里，那种从踏遍青山、追古抚今的博大胸怀里，奔涌出的潇洒诗句，人与古迹与山水的交融，在思绪中游走飘动，这是一种情怀和境界的书写。在诗栏目最末排列的诗作《涌动在心中的情愫》里，跳荡的文字，勾勒出“灿若桃花”和“与众不同”的“你”，清新而富有生气。
总之，在创刊号中，最激情的栏目，当属诗歌。真乃壮怀激越，化作好诗万千。
不能不提的，还有色彩不减的短篇小说和评论栏目。《财政所长》以精短的篇幅，见情节之跌宕，可谓得短篇写作之要旨。而三篇评论中，除照应具体文章外，又探讨了财政文学发展的大义，与卷首部委领导的讲话，相呼相应，显示了创刊号编辑思想的完整与缜密。正是这种编辑思路，构成了这本刊物的缤纷色彩。
在我罗列了以上篇目时，我留下了一批文章，作为下面的评述依据。那就是非虚构文学的篇章。
在阅读中，纪实类文学总是杂志的亮点，因为，在当今阅读趋势中，那种未读之前的期望，读者只给了纪实文学。尤其当“娱乐至死”、“消费时代”在我们与文学之间拉起一张迷茫的纱幕时，人们对纪实文学的选择，愈加明朗而坚决。
《财政文学》创刊号，洞明这种社会阅读的倾向，以篇目不少的纪实类作品，支撑起一座阅读广厦。
除《耀州故事》外，我们还读到《六任财政部长的聚会》，这篇记录了高层政要人物活动的文字，可为历史的事实留给后人；《几位令人难忘的同事》中，无职位的老杨的干练和大度，组长王新德做人的智慧，财务处长王蕾的坚持原则和另类个性，都在记录真实的财政人的笔触中，给读者留下了深情的感动；在《这个春节是白色的》一文中，父亲的才情和襟怀，《文人秉性平民心》中，李延龄“热爱生活，善待他人”的博大情怀；《故乡中秋月儿圆》中的建民、永亮；《重返童年》中的姥姥；《阳光照进千万家》中的表哥；《美丽的草原我的家》中的大姨；《远去的村庄》中的众多乡人，以及《沈浩，我心中永远的感动》、《静中落花》、《认识王蒙》、《北大的先生》等篇对名人的勾勒中，人物的形象，呼之欲出，人由事出，事中见人的笔墨，表现着现实生活的方方面面。这些纪实文章的篇幅都不长，但笔墨点染间，颇见功力。这个“功力”，不是炫技之形式，而来自于作者们从生活的深切感受中撷取的最真实的材料，这才是文学创作的精华所在。阅读检验了纪实文学的魅力――这是创刊号告诉我们的结论。
写到这里，仍有不尽之语。但篇幅太长了，笔触也繁冗拖沓。实感在驻笔之时，要请读者原谅。一本于浮躁中出现的清新脱俗的杂志，是怎样地令文学人激情难抑，这就是我在呈现此冗文时的心情。
北京紫芳园
2011年早春
中国文学的一支新军
――财政文学会及《财政文学》印象
王宗仁，陕西扶风人，著名作家。数十年以写青藏高原题材著称。出版作品集四十余部。历任解放军总后勤部宣传干事、创作室主任，中国散文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常务理事。多次获得全军全国文学奖，其中《藏地兵书》获第五届鲁迅文学奖。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财政文学，中国文学之林的一支新军。唯其新，给文学的时代列车铆进了海浪翻滚的活力。我们相识于那本《财政文学》创刊号的诞生，2010年岁末。再早一点，财政文学成立大会，日。也就100多天的时光，我就觉得自己在浓郁的文学氛围里吮吸了不少营养，是财政文学给予的，也是营造财政文学大厦的辛勤工作者给予的。我从财政文学这个角度看到感受到中国文化以及文学潜在的深邃和广大的前景。真的，财政文学是一条新腾起的飞龙，她越过滩，越过山，从地平线上给我们推来了一片遥遥在望的潮头，我们有理由期待，期待喷雪的壮观。
我听到了财政部副部长廖晓军的演讲和财政部两位处长朗诵廖晓军所作的《做一个遥望星空的财政人》的卷首语。那是在《财政文学》首发式上。那演讲和朗诵中的两段话，让我感动不已。财政人的视角是什么？“是仰望星空的思想视角，是脚踏实地的奉献精神，是追求社会公平正义的良知，是关注人民幸福安康的爱心。”“财政人的心，既有数字的交响，也有情感的潮汐。敢向潮头立，高唱大风歌，是当代财政人激情澎湃、自强不息的剪影。而仰望星空、探寻人生真理、探究人性真谛，更彰显了财政人摒弃浮躁、高洁向善、厚重纯净的诗性思想魅力。” 这些对财政文化、财政文学的深厚认识，着实让文学界的人备感亲切和十分钦佩。
廖晓军副部长的这番话，又让我想起了财政文学会名誉会长、财政部副部长王军在财政文学会成立大会上讲话的嗓音，至今令我钦佩，他说：“我当这个名誉会长，主要是大家的后勤服务员。我给自己的定位是，一方面要学‘道家’，努力无为而治，当好欣赏者，不干扰大家的创作和正常工作；另一方面要学‘儒家’，尽我所能为大家的创作和工作做好服务。不管是学‘道’还是学‘儒’，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希望尽自己的绵薄之力，推动财政系统出现更多的‘家’！”王军副部长讲的这番话，首先把自己转换成了大家的朋友，他尊重文学，尊重文学人。这种在文学面前的坦诚，低调，不仅成就了一个财政官员的胸怀，也养护着他对普通民众的热心。我想，一个领导一旦把良心和热心坦露给群众，他的行为就有了动人的魅力。我坚信，他的愿望会成为阳光下的笑声，他会和大家一起走上新的文学征程！
我听了贾康、王彦欣、岳学鲲、张国才朗诵他们创作的诗作，那也是在《财政文学》首发式上。当他们挥起指向远方的手臂时，财政人的形象就随着诗句出现了。《异地抒情》、《朋友》、《从来仁者贵无私》，还有厚重豪迈的长篇诗作《财政放歌》。他们的诗句，除了重量还是重量，四两拨千斤的重量。只有财政人自己去抒写去朗诵才有力量。它从生活和哲学的两端把财政人定格在共和国的大棋盘上。他们的目光里聚集着历史的光点，肩上挑着现实的众望。我看到他们豪壮的朗读时，坐在听众席上的财政部党组副书记、副部长廖晓军和部长助理胡静林，也在随着配乐的节奏一起激动和享受。他们用自己的诗句共同建筑着更高层更美好的财政人的思想境界！
我还想说的是《财政文学》主编宁新路。他是一个创作才华较深却绝对不露锋芒的作家。我当然很看重他在写作上取得的可喜成果，他已经出版了三本作品集，尤其是散文创作，在走向成熟。这些不是我今天在这里要说的，我最想对宁新路表达敬意的是他对财政文学事业的那份可贵的热情和责任心。去年岁末我拿到《财政文学》时，我惊喜得简直不敢相信，真的会有这么一本装帧精美内容丰厚的刊物好像从天而降瞬间诞生。在我的印象里，从新路跟我谈起准备创办《财政文学》到孕育而成，也就三两个月的时间。办刊物的人都会深切体会当编辑的劳心和倾力。《财政文学》的几位编辑实在是用他们的智慧和热心，给我国的文学园地培育了一朵新花。后来我和新路有过几次接触，他总是热情横溢地谈着办好刊物的设想，谈着如何组织作者深入财政领域写出作品。他的快乐和享受都倾注于财政文学事业了。这使我想到了别人给我讲过的一句话：“痛苦大体类似，欢乐未必一样！”岳学鲲、宁新路、张国才和《财政文学》的编者们，他们的欢乐就是为繁荣财政文学，幸福地工作着！
在奥林匹克运动的发起地，古希腊山上的岩石刻着这样一句话：“你想变得健康吗？你就跑步吧!”我很喜欢“跑步”两字。因为“跑步”是一种人生境界。那天我看到了财政部科研所所长贾康，看到了河北省财政厅副厅长高志立，看到广州市财政局处长操驰，当然也看到岳学鲲、宁新路、张国才、苗福生。当晚我又和获得冰心散文奖的陕西省凤翔县财政局原局长王云奎通电话，说了创作上的一些事。他们给我一个十分突出的印象，就是他们都在快节奏的“跑步”，在幸福地享受这“跑步”带来的美好日子！
日凌晨于望柳庄
烂漫故乡情
――岳学鲲诗集《情维斯乡》序
热情洋溢，充满爱心――这是我读了《情维斯乡》书稿后的突出印象。
所有的篇章，都是满腔热情的，甚至可以说，是天真烂漫的，饱含着浓厚的亲情和乡情，抒发着对祖国和人民深切的爱。作者所歌之咏之的，是故乡优美的山川风物和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所眷念的人物，不仅有高寿的祖母、辛劳的双亲和相依的弟兄，而且有许多儿时的伙伴，家乡的长辈，从小学到大学的同学和老师，以及工作岗位上的同事和领导。作者从心底热爱着他们，呼唤着他们的名字，深情地回忆着同他们相处时的欢乐。感情是真挚而热烈的，是毫无矫饰造作和杂质的，不失儿童的天真而又富有成年人的社会责任和思考。孟子说：“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在当今社会转型时期，社会风气骤变，进步中不免泥沙俱下，优劣杂陈，冷漠的拜金主义颇有市场，作者能保有这样的赤子之心是很可贵的。作者已过不惑之年，有了相当的社会阅历，仍然保有这样的赤子情怀，更是可贵。
作者所受的正规教育是经济学专业，所从事的是国家财政经济管理工作，诗歌与文章写作是业余之事，并无意于成为诗人或者作家。作者所要表达的，是不能自已、非吐不快的深切感受，发乎情而形诸诗。因为感情真挚，即使写作技巧上难免有业余作者所带的稚嫩，但也能打动读者的心。像我这样和作者生长在不同年代，在苦难中度过童年的人，在阅读中也每每引起保留在心底的许多儿时的美好回忆。这就是文学的力量。
作者是和我的故乡温县毗邻的武陟县人，这一带古称覃怀，今属河南省焦作市管辖，有同乡之谊。他把生平第一部书稿拿给我看，嘱为之序，我感谢作者的信任。我不是诗评家，很难对诗作出中肯的评论，但读后深为作者热烈的亲情和乡情所感动，也期盼着作者在事业上和诗歌创作上有更大的成绩。
略书读后感想如上，就算是序言吧。
（作者：著名经济学家、诗人、教授、博士生导师、第十五届中央委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主任）
自卑的英雄
注目金庸小说世界中男性英雄，人们往往为英雄们勇毅不屈的性格、拯救众生的伟业、泰山崩于前而眼不瞬的定力以及夺目的人格光辉所吸引，而他们七情六欲的另一面却常被忽略。其实，英雄虽然具有常人不具备的天赋，但他们成长中承受的重压、经历的挣扎和持续的焦虑也数倍于人。只是他们把内心的痛苦、情感的脆弱、自身的恐惧用坚强无畏的外表掩盖。从这个角度说，探索英雄内心是一场艰难而富有激情的冒险。
金庸笔下英雄侠义自励，讲义气，重然诺，慷慨悲歌，不屈不挠，扶危济困、赴国救难不惜其躯。但如果细察其情感肌理，就会发现他们丰富的内心世界细腻而脆弱，在侠气干云、傲骨嶙峋的表面下，是强烈的自卑。
“无父”的生存状态是自卑感的重要根源。陈家洛、袁承志、郭靖、杨过、胡斐、张无忌、令狐冲等在幼年时，父亲便因疾病、因仇杀、因朝廷阴谋等原因过早辞世。童年是人格形成的关键时期，丧父给孩子心理投下巨大阴影，犹如“原罪”紧随一生。一方面，在母亲眼泪中，他们不自觉地把丧父同自己联系起来，在潜意识中认为自己要对“丧父”负责。像张无忌这种与父母死亡直接联系的尤甚。另一方面，“丧父”意味着心理上、生活上保护者的缺失。在他们悲伤、痛苦、恐惧时，父亲再也不会在身边温言解慰，物质来源也由此不稳定。没爹的孩子免不了受人欺负，《神雕侠侣》中小杨过卷起裤管，小腿上坑坑洼洼的尽是伤痕。这些遭人欺辱留下的抹不去的痕迹，郭靖见后不禁流下泪来。幼时被人欺负的无力感留在心中，成了自卑感最好的酵母。鲁迅笔下丧父的眉间尺在不知道父亲死因时，是一个连老鼠也不敢杀的卑怯少年，但当他知晓父亲死因并被赋予复仇使命后，被迫表现坚强和勇敢，将自卑感压抑到意识之下。但是，潜意识中的自卑驱之不去，无时不在探头探脑，影响他们的性格、价值与情感。除“丧父”外，金庸还用各种方法令他们深陷社会底层。郭靖出生在漠北，被蒙古人视为劣种而备受欺凌；杨过为黄蓉不喜，被郭芙、武氏兄弟欺辱，在全真教中又被老道肆意打骂；张无忌身中毒掌，奄奄一息，险些不治；乔峰则突然发现自己原来正是仇敌契丹人――金庸将他们一个个抛入自卑的谷底，然后让他们用全部的生命力向上攀登。
著名精神分析心理学家阿德勒认为，自卑感是柄双刃剑，它有时是导致沉沦丧志的毒剂，有时则是激励超越自我的巨大动力。那些以自我为中心的人，即阿德勒所说“宠坏的孩子”，一旦遭遇厄运，接触现实，往往认为社会恶待他，会怀着敌意和仇恨攻击社会。像林平之、游坦之们从小食肥卧软，备受宠爱，一旦灾难来临，无法承受，以致性格变态，与天下为敌，最终以自身毁灭告终。同样遭受命运的打击，郭靖、杨过、乔峰等人却超越了自卑，以各种奋斗来证明自我。
自卑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金庸的男主人公们的性格。他们虽然各具个性：陈家洛温润而心胸狭窄，郭靖宽厚而质朴若愚，杨过灵动佻达而略显轻薄，张无忌平和而微带软弱……但强烈的自卑使他们性格有同质的因子。他们都自尊、倔强，对轻视高度敏感，为关爱异常感激。表面上他们都有一股傲气，但傲气恰恰是自卑的硬币的背面，是他们内心脆弱的保护。郭靖与蒙古兵斗，杨过与全真道士斗……皆是如此。同时，他们又那么渴望温情，渴望抚慰，渴望尊重。点滴爱意就可以使他们激动异常。欧阳峰欣赏杨过，杨过大为感动，甚至不顾欧阳峰疯疯癫癫，拜为义父。令狐冲对任盈盈、乔峰对阿朱的关怀同样极为感动。他们可以为欣赏自己的人不断付出。在所谓“士为知己者死”中，隐藏着他们对被发现、被欣赏、被尊敬的渴求。
某种程度上，金庸的英雄们行侠仗义、护国救民便是受自卑情结的有力驱使。曾经的弱者处境，成为他们痛苦和恐惧的源泉，自卑越强，越是要向自己、向世人证明自己的强大，以获得内心安全。这是一群有着济世情怀的人，他们通过救国护民、除强扶弱，证明自己不再弱小。所以，他们大多渴望“扬名立万”，否则“远不如寻常农夫，种田过活了”。于是郭靖成为“侠之大者”，杨过成为“神雕大侠”……一旦他们武功大成，名满江湖，自卑心渐去，自信心建立，他们的抗争精神就会越来越弱，进取心就会越来越淡，心境就会越来越平和。这时，他们往往选择归隐山林。
自卑感使武林大侠们在爱情面前采取退缩、逃避的姿势。在金庸笔下，女性一般掌握爱情的主动权，她们勇敢追求、表白，相反男人们却显得羞怯被动。从起笔之作《书剑恩仇录》中的陈家洛与霍青侗、香香公主，到袁承志与夏青青梁祝式的告白，乃至郭靖和黄蓉、杨过和小龙女、令狐冲和任盈盈……无不如此。其实，羞怯的原因恰恰在于杨过那句无心之语：“不，不，你不能是我的妻子，我怎么配？”――光彩夺目的女人面前，是我们自惭形秽的英雄。与此同时，他们又时常自觉不自觉地以孔雀开屏的姿势证明自己拥有吸引女性的魅力，导致情债不断，美女环伺。男主角自幼丧父，其恋母情结往往难以消除，转移到成年恋爱中，他们的爱人于是比他们成熟，比他们坚定，似姐如母。小龙女干脆比杨过大上四岁，两人姑侄相称。可见，当他们放下英勇无畏的面具后，反而比常人更需要抚慰，情感上更依赖女性。只要看看郭靖与黄蓉、令狐冲与任盈盈、乔峰与阿朱等携手江湖的情侣，或许我们可以说：男人，你的名字叫脆弱。
总之，金庸为我们塑造了一系列自卑的英雄形象，提供了一个自卑与超越的辩证法。这是一些自卑的心灵，为了摆脱宿命，他们仗剑走过茫茫大地，用侠义的事业、喉头的鲜血、火热的友谊、忠贞的爱情证明自己，超越自己，直至最终战胜自卑。从这个意义上讲，他们是自卑的英雄，更是胜利的英雄。
（作者：财政部办公厅）
版权所有：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
地 址：北京市西城区三里河南三巷3号
网站管理：财政部办公厅
电子邮箱：webmaster@
技术支持：财政部信息网络中心
邮编：100820 电话：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