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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6日发生的熊本7.3级强震，造成当地众多建筑物倒塌，但其中有一栋却格外引人关注，这就是熊本县宇土市政府大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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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山星云】可以慢，但不能停
失去时莫道遗憾。中国扶贫决战的两大制胜抓手：精准扶贫和整村推进 > >中国扶贫决战的两大制胜抓手：精准扶贫和整村推进　　校准扶贫大方向按照中央新的2300元扶贫标准，全国贫困人口数量增加到1亿人左右，这些贫困人口，大都分布在深山区、石山区、高寒山区和少数民族聚居区，自然条件恶劣，扶贫开发成本很高。这一扶贫攻坚最难啃的“硬骨头”，已被划分为14个连片特困地区：六盘山区、秦巴山区、武陵山区、乌蒙山区、滇桂黔石漠化区、滇西边境山区、大兴安岭南麓山区、燕山—太行山区、吕梁山区、大别山区、罗霄山区和西藏、四省（青海、四川、云南、甘肃）藏族聚居区、新疆南疆三地州。自2011年11月《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年）》确定这一策略以来，已近两年；距离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还有7年。时间紧迫，14个连片特困地区能否整体脱贫，并和其他地区同步进入小康社会？两年来，国家着力在连片特困地区加大在教育、卫生、文化、就业、社会保障等民生方面的支持力度，培育壮大特色优势产业，加快区域性重要基础设施建设步伐，加强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着力解决制约发展的瓶颈问题，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从根本上改变这些地区的落后面貌。但问题也在逐渐显现。“输血”式扶贫仍需加快向“造血”式扶贫转变；专业扶贫资金少、行业扶贫资金散、社会扶贫资金弱的问题现实存在；省际交界欠发达地区之间的协调机制仍相对滞后……行百里者半九十。到2020年，能不能啃下连片特困地区这块硬骨头，“稳定实现扶贫对象不愁吃、不愁穿，保障其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住房”的美好图景能否展现在国人面前，不仅考验着各地的执行能力、协调能力，也考验着各地能否在新纲要的落实过程中，既坚持贯彻，又能够及时有效地解决出现的问题，调整偏离的方向。新一轮扶贫开发三大变化连片特困地区作为经济发展“短板中的短板”，受到中央的政策支持力度空前增强，基本实现了从单打独斗到兵团作战、从救济式扶贫到产业化扶贫的转变“尽管我国扶贫工作取得了显著成就，但制约贫困地区发展的深层次矛盾依然存在，我国扶贫开发仍面临返贫压力大、收入差距扩大和自然灾害严重等挑战。”这是国务院扶贫办政策法规司司长苏国霞的判断。2011年底发布的《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年）》已实施近两年，成效怎样？是否有一些积极的变化？是否还面临有待破解的问题？记者走访多个连片特困地区，听到干部群众普遍反映，连片特困地区作为经济发展“短板中的短板”，受到中央的政策支持力度空前增强，基本实现了从单打独斗到兵团作战、从救济式扶贫到产业化扶贫的转变。政策支持力度空前增强据苏国霞介绍，连片特困地区生态环境脆弱、生存条件恶劣、自然灾害频繁、基础设施薄弱、社会事业滞后、社会形态特殊，是扶贫工作难点中的难点。如何补齐这一“短板中的短板”，从中央到省到市到县，都给予了强力的政策支持。一组组数字能够清晰地显现变化：按照新纲要，中央财政扶贫资金的新增部分主要用于连片特困地区，目前是新增资金的80%都用于片区。陕西省进一步完善扶贫投入增长机制，提出省级财政扶贫资金投入按每年不低于中央财政扶贫资金投入的30%，并确保每年增长不低于20%，允许片区县对性质相同、用途相近的资金进行整合。青海省2012年向六盘山片区投入各类资金141.8亿元，较上年增长44.6%，重点实施了一批水电路基础设施和教育卫生事业、扶贫开发及社会保障等民生工程。山西省忻州市扶贫办主任梁晓东说，对于自然条件恶劣的偏远山区村庄，实施易地扶贫搬迁是一项行之有效的措施。去年市政府用于全市移民扶贫的配套补助资金达1.3亿元，这是自有扶贫开发工作以来投入最大的一年。今年将在去年基础上再增加2000万元。河北省涞水县扶贫办主任丁树才说，2012年全县投入各类扶贫资金3.1亿元，是此前8年的总和，包括扶贫专项资金、行业部门基础设施建设资金以及银行贷款，这是过去想都不敢想的数字。从单打独斗到兵团作战苏国霞说，本轮扶贫攻坚改变过去“撒胡椒面”的办法，不再各唱各的调，各吹各的号，追求一种聚合效应。据介绍，除了国务院扶贫办、国家发改委等牵头部门，各部委作为扶贫联系单位，扶贫资源在片区实现了整合利用。教育部出台了针对片区的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和每年1万名贫困生定向招生计划，对片区中等职业学校学生实行免费教育并给予生活补助；交通运输部与19个省区市签署了共建协议，并大幅提高片区交通建设补助标准；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将2012年农村危房改造资金增加到446亿元，全年完成了560万户农村危房改造任务……各地也在积极努力之中。为构建大扶贫格局，河北省创新“集团化”扶贫模式。除要求各级地方政府、扶贫办制定扶贫方案，还为每个扶贫重点县协调引进或确定一个省直综合厅局、一家中央企业、一家省属企业、一家省属大学、一家省级及以上科研院所、一家金融机构，进行点对点帮扶和支持。各帮扶单位充分发挥行业优势和自身特点，不仅积极捐款捐物，更注重帮思路、建项目，破解贫困村发展难题。记者在涞水县了解到，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河北省港口集团、河北省外贸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河北农业大学、河北省农林科学院、河北省农业银行、河北省财政厅已组成“扶贫集团”，它们正在谋划危房改造、道路维修、贫困户子女技能培训、绿色蔬菜、林果改良、扩大小额贷款等一大批扶贫项目。丁树才说，穷在深山有远亲，这些扶贫单位个个都是“实力派”，每个项目都是实打实，有了这种社会组合式帮扶，让他们对扶贫增强了信心。甘肃省扶贫办主任周兴福说，甘肃省在构建大扶贫格局中，注重创新政策激励机制，完善顶层设计。省委、省政府明确提出，探索扶贫退出机制和鼓励“摘帽”机制。对提前脱贫“摘帽”的片区县、贫困乡，原有扶持政策不变，投入力度不减，并给予奖励。鼓励散在各部门的各类扶贫资金统筹使用，各记其功。把扶贫资金的安排与贫困人口的脱贫、增收挂钩，与各级政府推进扶贫开发的绩效挂钩，建档立卡，跟踪考核。同时，建立干部逢提必下等机制，推动人才向贫困地区集聚。甘肃省委、省政府2012年创新扶贫方式，开展“联村联户，为民富民”行动，以全省58个贫困县、1.5万余个贫困村为重点，由40万名干部联系60多万特困户，群众不脱贫，干部不脱钩。从此，上至省委书记、省长，下到机关普通干部，全省广大干部在穷乡僻壤都有了“穷亲戚”，特困户都有了来自机关单位的“贴心人”，从而实现了全省贫困户和干部的双向“全覆盖”。种地连年旱，养羊贷款难，打工路难行，山里没有水，运水贵如油……甘肃省会宁县钟家岔村村民张亚甲的致富路，曾经处处是坎。而在甘肃“联村联户，为民富民”行动和大扶贫政策的集聚效应下，全村系统破解了出行、吃水、贷款难和缺乏富民产业等诸多难题。如今张亚甲一家，学会了舍饲养羊，贷来款买了20多只羊。据统计，钟家岔村农民人均纯收入从2011年的2280元增到2012年的4560元，一年间竟翻了一番。从救济式扶贫到产业化扶贫“十几年前是救济式扶贫，当时扶贫是给农户发羊、发猪，扶贫款直接发放给农户，结果一些农民拿到钱立马就花了，不用来发展，牛羊过年杀了吃肉，结果扶贫过后农民还是老样子。从2004年开始实行开发式扶贫，实施整村推进，大力建设水利、道路等基础设施，大部分农村的农田变成了水浇地。从2011年开始转向产业扶贫，实行一村一品，真正使农民参与到扶贫开发中来，变化比较明显。'十二五’期间，全县64个扶贫重点村每个村项目费用为50万元，70%用于发展产业，30%搞基础设施建设。”山西省阳高县古城镇党委书记王德军说。新一轮扶贫的目标发生了变化，从此前的稳定解决温饱问题，转向实现两个目标：一是扶贫对象“两不愁、三保障”（即不愁吃、不愁穿，保障其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住房）；二是缩小贫困地区与全国其他地区的发展差距。这就要求在扶贫工作中更好地统筹解决贫困农民增收与生活质量提高、贫困农户脱贫致富与贫困区域加速发展的关系。河北省扶贫办主任扈双龙说，一直以来，大量的财政扶贫资金以救济的方式发放给贫困户，没有解决脱贫问题。扶贫开发不是一时的救济，最终要立足实际培育产业，带动农民持续增收，让群众的票子多起来、腰包鼓起来。他们选择10个县为试点，由河北省财政出资分别给予5000万元，各县成立贷款担保公司，与农信社达成战略合作，总共5亿元的扶贫担保基金，按照放大5倍数投放贷款，可引导投放扶贫贷款25亿元。记者在河北省赤城县农村采访时看到，农民手里都有一张全省统一的产业发展扶持政策清单：每新建一个标准蔬菜大棚补贴5000元，提供1.5万元物资和5万元小额贷款，并贴息1年；新栽植薄皮核桃在50亩以上，每亩补贴500元；在山区新发展“张杂谷”（张家口市农科院选育的谷子良种）30亩以上，丘陵平原地区新发展50亩以上，给予每市斤40元谷种补贴；新发展肉牛（生猪）达到10户以上贫困户联建小区，小区规模200头以上，提供每户5万元小额贷款，并贴息1年……赤城县扶贫办主任王树立说，有了扶贫资金做保障，他们对于扶持农民发展扶贫产业的要求，做到从不说一个“不”字，但一定要按照规定走评估、验收程序。警惕规划与实际脱节记者采访中还发现，一些地方扶贫规划和实际工作脱节，存在很大隐忧。甘肃省东乡县扶贫办副主任马孝武说，从中央到地方对扶贫工作有了前所未有的重视，机遇难得，但到了基层难题仍然不少。贫困地区自然环境严酷，发展基础脆弱，有的村人均收入1600多元，其中1200元是靠惠农补贴，用7年时间脱贫奔小康非常困难，亟待在常规扶持之外，采取特殊手段，加大扶贫力度。六盘山片区的甘肃省环县扶贫办主任朱兴权说，他们的扶贫规划估算总投资有1034亿元，其中中央资金215亿元，省级资金9.9亿元，市县资金17.9亿元，农户自筹27亿元，市场融资764亿元。规划能否按期实施，这个现在真不好说。在丁树才看来，中央和河北省确定的目标进度不一致，让他们感到为难。他告诉记者，按照逐批帮扶的原则，全县145个贫困村中有46个村进入“十二五”国家重点扶贫村，上级根据入列名单数量拨钱。但涞水县作为环首都扶贫示范区，河北省要求其确定的目标是2015年全面脱贫，2017年全面建成小康，比中央要求的提前了。对于涞水这样一个年财政收入3亿元的贫困县来说有一定难度。苏国霞认为，应进一步研究贫困地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指标体系，要按照底线思维的方式，明确到2020年贫困地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最低标准，科学测算所必需的资金和政策投入力度。（徐旭忠、张涛、赵春晖、石志勇、王飞航、张钦、宿传义/《瞭望》）精准扶贫再放权扶贫的效果，不仅在于投入的资金数量，也要看资金的使用效率。2015年，将通过下放审批权限、调整考核指标来进一步推动精准扶贫。2014年，中央财政安排专项扶贫资金433亿元，比上年增长10%。而相关部门围绕着扶贫开发十大重点工作的投入，粗略估算则接近3000亿元。随着扶贫攻坚工作被置于越加突出的位置，近年来中央对扶贫开发的投入逐年递增。“但从各方面反映的情况看，群众没有完全从中受益，仍存在中途截留、'跑冒滴漏’等问题，腐败案件多发。”日前，权威人士在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个别省份2013年10月就拿到中央提前下达的2014年专项扶贫资金，但到2014年9月，资金仍趴在省财政上，导致县里的扶贫工作因为缺乏资金无法推进。本刊记者从权威部门了解到，围绕着提高扶贫资金的使用效率，深入推进精准扶贫，从2015年起，除个别不适合下放审批权限的外，绝大部分项目审批权限都要下放到县，由县级政府依据中央和省级资金管理办法规定的用途，自主确定扶持项目。“对项目审批权限下放到县的资金，中央、省、市相关部门要及时清理有关规定，不得以任何名义限制县级政府自主确定资金扶持项目。”权威人士说。与此同时，扶贫资金的使用也将不再是低效高效一个样，而是要加强对扶贫成效的考核。本刊获悉的权威信息是，扶贫工作考核指标将大幅调整，正式考核也将于2015年起实行。审批权限下放到县在此前召开的全国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上，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副组长、办公室主任刘永富透露，2014年，各级财政继续加大扶贫投入力度，中央财政安排专项扶贫资金433亿元，比上年增长10%。28个省份省级财政预算安排扶贫资金265亿元，比上年增长27.3%。扶贫专项资金之外，自2013年中央确定十大扶贫重点工作后，相关的投入更是巨大。从2014年的情况来看，不完全统计，村级道路畅通、饮水安全、电力保障、危房改造、特色产业增收、乡村旅游扶贫、教育扶贫、卫生和计划生育、文化建设、贫困村信息化等十大重点工作投入资金就接近3000亿元。随着扶贫资金投入的不断增加，扶贫资金的使用效率却未必尽如人意。比如偏离基层实际，由上往下批项目拨资金，给基层造成了“口渴吃肉”的烦恼。或是盲目分派一些工程项目，建成后就闲置浪费。“过去资金的用途、标准等都规定好了，但地方差异太大，很难落实。”中国人民大学反贫困问题研究中心主任汪三贵在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时说。扶贫资金“撒胡椒面”的情形也不少见。一位曾多次参与扶贫资金审计的干部告诉本刊记者，在一些贫困面大、贫困程度深的地区，扶贫资金散发到贫困村后，什么事情也干不成。为了集中资金干成一些项目，一些乡镇就把资金集中使用，并在不同村之间轮换扶持。“严格按规定去审计，这实际上也有违规之嫌，但不这么干资金根本无法发挥效益。所以，只要是资金确确实实用在了老百姓身上，资金打包使用没有超出同一大类的范畴，也没有被挪作行政开支等，我们也将其视为合规。”该干部说。扶贫资金的截留和“跑冒滴漏”同样不容忽视。根据2013年审计署公布的对6省19县2010年至2012年财政扶贫资金分配管理和使用情况的审计结果，违法违规问题金额达2.34亿元，占抽查资金额的18.4%。这些扶贫资金有的被个人侵占，有的被虚报冒领或挤占挪用，有的被用于修建形象工程。此外，还有2.27亿元扶贫资金闲置1年以上。143名相关责任人因此受到处理。针对这些问题，为增强扶贫资金使用的针对性，自2015年起，扶贫项目审批权限原则上下放到县，省市两级将主要精力放在资金和项目监管上。不适合下放到县级政府审批的项目，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于2015年6月底前报国务院备案。对项目审批权限下放到县的资金，中央、省、市相关部门要及时清理有关规定，不得以任何名义限制县级政府自主确定资金扶持项目。放开项目审批的同时，将进一步提高资金使用精准度，加强扶贫资金的监管。目前，精准扶贫机制已初步建立。全国已完成贫困识别、信息录入等工作。未来将把资金使用和建档立卡结果相衔接，切实使资金直接惠及扶贫对象。“要将项目细化到建档立卡贫困村贫困户。每个县都要建立扶贫项目库，加强项目实施情况和效益监测。审批权限下放到县后，必须加强监管，管好项目，用好资金，让资金项目更好发挥效益。”刘永富说。四方面调整考核指标提升扶贫资金使用效率的另一重要抓手则是考核“指挥棒”的指引。“如果扶贫工作干好干坏一个样，没有一个判断的标准，那就难以提高扶贫资金的使用效率，也难以落实中央提出的精准扶贫要求。”汪三贵说。根据扶贫开发新十年纲要要求，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于2012年1月印发了《扶贫开发工作考核办法(试行)》(以下简称《办法》)，对各地各部门落实纲要确定的目标任务进行考核，同时指导各省对市县开展考核。这一举措在推动地方落实扶贫开发责任，加大投入力度，改善贫困地区基本生产生活和基本公共服务条件，增加贫困户收入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权威人士表示，按照精准扶贫的要求，考核存在重点不突出、导向不明、指标偏多等问题，同时由于条件不具备，中央和国家机关未进行考核。本刊记者从有关人士处了解到，在《关于创新机制扎实推进农村扶贫开发工作的意见》制定的过程中，国务院多个部门就启动了《办法》修订工作。目前《办法》修订稿已基本达成一致意见，有望于近期印发，并自2015年起正式实行。权威人士介绍，考核办法主要从四个方面进行了修改：一是调整考核对象。新《办法》只对28个有扶贫工作任务的省份进行考核。市县两级考核由各省份参照办法研究制定。对中央国家机关相关部门的考核另行研究。二是建立以结果为导向的考核机制。主要考核减贫目标的实现程度和扶贫成效，强化考核结果运用，奖励先进，引导各地做好扶贫工作。三是精简考核内容和指标。将原《办法》的组织领导、经济社会发展、扶贫工作实施和扶贫工作管理四大类，调整聚焦为减贫成效、基本生产生活和公共服务条件改善、投入和管理三大类。考核指标由原来的44个减少到24个，减少20个。四是提高考核时效性。原《办法》要求每年8月31日前完成考核工作。考虑到考核结果的使用都在第二年年初，新《办法》明确在每年1月31日前完成对上年的考核工作。“在修订的过程中，有一些部门认为1月底就完成考核，数据可能出不来，希望将考核时间延迟到3月底。但为了有效使用考核结果，目前还是倾向于在1月底完成。”权威人士说。对于此举的意义，汪三贵表示，过去地方政府都把重心放在经济发展上，而这样的考核就把重点放在了贫困人口的受益状况上。这有助于推动地方政府调整工作的重心和精力，增强地方政府扶贫开发工作的责任感和紧迫感，调动其参与扶贫开发工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巩固和发展大扶贫格局。仍需深化三大举措目前，新的大扶贫格局开始形成，但要进一步落实中央提出的精准扶贫战略，研究人士认为，需要深化业已推行的三大扶贫举措。一是要打好精准扶贫基础。建档立卡和驻村工作队是实施精准扶贫战略的两项基础性工作。但从目前的情况看，有些省建档立卡基础不牢，出现农民人均纯收入低于1000元甚至几百元的户不少，没有劳动能力的“单身户”占比很大。数据失真，将给精准帮扶带来偏差。在汪三贵看来，这是下一步推进扶贫工作面临的难点。除了水分的因素外，他认为技术难题也是数据失真的原因之一。在建档立卡时，主要是中央部门设定一个收入标准，然后地方去摸底，但是地方上缺乏数据基础，各家各户的情况都不一样。国家统计局在统计收入时，抽样调查也只有6万多户。所以建档立卡工作更多是通过民主评议等，从多个维度来判断贫困程度。针对这方面数据不够准确的情况，刘永富也表示，2015年，重点要对建档立卡数据进行倒查、抽查，挤出水分，夯实基础。此外，要研究制定健全干部驻贫困村帮扶机制的指导意见，明确职责任务，实现制度化和规范化管理。不仅要做到每个贫困村都有工作队、每个贫困户都有帮扶责任人，而且要建好用好服务好，切实发挥精准扶贫生力军、催化剂作用。二是片区县和重点县政策协调需深入研究。2011年，国家划定连片特困地区作为扶贫攻坚主战场，行业部门陆续出台了面向片区的扶持政策，引起了重点县的攀比，纷纷要求划入片区。从实际看，没有进入片区的152个重点县中，革命老区县占了50%以上，而在片区县中只占35%。有的部门在出台片区县政策时，有些政策适用范围涵盖重点县，效果很好。未来片区县和重点县政策如何统筹，需有关部门予以明确。三是行业政策需进一步瞄准扶贫对象。研究人士表示，行业政策是支持扶贫的重要政策，发挥着重要作用，但也存在指向不够准确的问题，特别是在涉及到民生项目时，有些只能指向贫困地区，很难到贫困村贫困户。这主要是因为以前没有进行贫困识别，难以做到精准化，现在已经识别了贫困村和贫困人口，行业部门在新制定针对贫困地区特别是到村到人政策的过程中，宜明确向贫困村、贫困户倾斜。对以前已出台的相关政策，也要逐步调整瞄准扶贫对象。（王仁贵/《瞭望新闻周刊》）扶贫决战两大制胜“抓手”精准扶贫之“精准”乃是要实现资源扶持到户到人，整村推进则为了让资金更好发挥集聚效应。这两大举措是确保到2020年全国同步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抓手。“要更多面向特定人口、具体人口，实现精准扶贫，防止平均数掩盖大多数。”自去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出扶贫攻坚新要求后，精准扶贫已经成为今年扶贫工作的首要任务，成为扶贫开发的重要方向。近日，从《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实地调研的情况看，地方各级干部对此都形成了高度共识。通过2014年一年的全力推进，在精准识别和建档立卡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全国扶贫信息网络系统基本完成，为各项政策和资金的精准对接，开始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除了精准扶贫外，为地方干部尤为看重的另一抓手则是整村推进。要让分散于不同部门的资金切实见到扶贫成效，则有赖于集中“力量”办大事。用地方干部的话说，就是集中“火力”攻下一个个贫困堡垒。在一些地区，地方政府甚至进行了“整乡推进”的探索，变“点状开发、点状发展”为“连片开发、连片发展”。在受访人士看来，精准扶贫和整村推进都是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抓手，既要有到户到人的扶持，又要有一域一地发展的带动，如此才能提升贫困地区的造血功能，增强贫困地区的发展后劲，实现持续发展。精准扶贫：让资源投放有的放矢在广西崇左市天等县驮堪乡南岭村，驻村干部告诉《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贫困户的确立经历了一整套严格程序。村里组织工作队走家串户进行摸底，然后召开群众大会评定，拟定名单在屯和村公示5天以上。没有异议后再填表格报乡政府审批，审批后再公示。上报县扶贫办后再公示一次。三次都没有异议后才最终确定下来。在天等县扶贫开发建档立卡信息采集系统里，全区各市县下属乡镇、村的贫困户情况都能一目了然。在这一系统里，贫困按属性划分为一般贫困户、低保户、五保户、低保贫困户四类，识别标准涵盖国家标准、省定标准和市定标准，脱贫标识具体又细分为未脱贫、脱贫和预脱贫。不仅如此，这一系统还能呈现各贫困村人口的年龄结构。在系统里就能查询村里有多少老人，有多少留守儿童。这些建档立卡后确立的贫困户的年人均收入、主要致贫原因等都有详细记录。通过对这一系统的运用，扶贫资金的投向就可以做到有的放矢，并根据不同的贫困成因采取针对性的帮扶举措。由此就可以改变以往“撒胡椒面”或是平均使力的情况。“建档立卡后，项目、资金就都集中到贫困村和贫困户上了。”天等县世行办副主任农振雄向本刊记者介绍说。在国家层面，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甚至将建档立卡作为2014年的一号工程，要求首战必胜。在地方扶贫干部看来，扶持对象自此清晰明了。由于扶贫措施要与贫困识别结果相衔接，因此就需要深入分析致贫原因，逐村逐户制定帮扶措施，集中力量予以扶持，确保在规定时间内达到稳定脱贫目标。由此，既实现了扶持对象查询追踪的“可视化”、具体化，又实现了帮扶措施和帮扶效果检查考评的明确化、具体化，真正实现了工作对象的“真扶贫”。从广西全区看，自治区9627个村、105个县的数据已全部录入国家网络版扶贫开发建档立卡信息管理平台，实现与全国联网运行。依托于扶贫开发的这一“基础设施”，广西制定了对贫困人口进行动态管理的办法，每年对贫困村、贫困户的帮扶情况等信息进行更新。对新出现的贫困人口及时纳入扶贫对象给予帮扶，对已脱贫的对象及时退出。基于建档立卡的基础，广西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干部驻村帮扶工作，将新农村建设指导员、贫困村党组织“第一书记”、“美丽广西·清洁乡村”活动工作队员、定点扶贫工作队员等4支力量，整合为“美丽广西”乡村建设（扶贫）工作队，选派了33777人组建111个工作队、1127个工作分队，进驻全区14353个行政村，实现驻村工作队对贫困村、贫困人口的全覆盖。对于当前的精准扶贫指向，广西壮族自治区扶贫办副主任莫雁诗在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中央提出了这样的政策方向非常必要，全国几千万贫困人口，如果不够精准，资金撒到别的地方去，首先从部门设置的初衷上就说不过去。扶贫系统的干部，就是要为那群人工作。”整村推进：让资金发挥集聚效应在推进扶贫开发的过程中，多位地方干部都谈到了“打酱油的钱不能买醋”的问题。由于扶贫资金分散于不同的部门，而各部门的资金又都有明确的用途，所以扶贫资金难以发挥规模效益。整合资源成为地方一致的选择。广西河池市按照“渠道不乱，用途不变，各负其责，各记其功”的原则，将各级部门的扶贫项目和资金向贫困村倾斜，重点解决贫困地区行路难、饮水难、就医难、上学难的“四难”问题，实施农村改房、改厨、改厕、改圈、改池的“五改”工程，实现农村通水、通电、通路、通电话、通广播电视等目标，着力改善农民的生产生活条件，突破制约农民增收致富的瓶颈。2014年，河池市在全市11个县（市、区）各选取1个乡镇作为“整乡推进”示范点进行建设，共实施962个子项目，计划总投资13.72亿元，年度完成投资9.34亿元。涉及103个村1949个屯，受益25万人，其中贫困人口10.3万。全市共整合资金2.8亿元，投入11个“整乡推进”试点乡镇村屯道路、集中供水设施、电网改造、土地整治、水利工程等项目，试点乡镇水、电、路等基础设施得到较大改善。在河池市有关负责人看来，只有更大程度整合资源，在更广区域内更高规格整体推进开发扶贫，才能切实改变贫困地区的生产发展条件。以乡为单元统一规划，将产业开发、基础设施建设、易地安置等统筹整体推进，才能一举解决全乡贫困人口的脱贫问题。在全国其他地区，整村推进也为地方政府负责人所重视。比如四川以彝家新寨、藏区新区、巴山新居建设为主，结合发展乡村旅游，建设幸福美丽新村。海南省委省政府把实施贫困村整村推进扶贫开发列为十大为民办实事之首。在2015年扶贫工作部署中，整村推进工程也是实施片区扶贫攻坚的重要举措。“扶贫不能这里一个点，那里一个点，扶贫要解决系统性、整体性、长效性问题。”河池市委书记黄世勇在接受《瞭望》新闻周刊记者采访时表示，涉农资金较多，农业、交通、扶贫、林业等系统都有。这就需要建立一个平台，把涉农资金全部集中到一面旗帜下来推动工作。“之前有人讲，你搞整乡推进，是不是把扶贫的资金用到非贫困户上？事实并非如此。实际上，我们是把非扶贫资金整合用到了贫困户上。”黄世勇说。扶贫被动局面有待改观在《瞭望》新闻周刊对广西区、市、县、乡（镇）不同层级扶贫部门的调研中，各级扶贫干部对中央在新时期确立的扶贫战略都高度认同。对于未来的扶贫工作，大家也从自身实际出发，提出了一些期望。其一，走产业带动的路子。采访中，无论是河池市的有关干部，还是天等县的基层人员，都向本刊记者表达了产业带动的重要性。一位基层扶贫干部甚至直言，“一户一户去扶，规模小起不了作用。种一亩朝天椒，或是给两头猪苗，农民很难就因此而致富。”该干部表示，在个别地方，给了猪苗以后，拿去做烧猪吃的都有。还有的地方一开始养着，过三个月后看不到了。问及原因，农民回答，“我都没有粮食吃，还喂猪？”该干部认为，精准扶贫，还是要让资金跟着贫困户走，贫困户跟着致富能人走，得走项目带动的路子。其二，地方的配套面临巨大压力。有地方干部介绍，当地2013年和2014年人均公用经费2300块钱，但道路建设、危房改造等都需要资金。有时扶贫专项资金趴在账上也是迫于无奈。“问题在于不申请项目拿不到钱，而申请项目又要配套。比如前几年要搞农村厕所改造，后来我们就不搞了。为什么呢？你要来指标后，要地方配套，配套不能完成就要扣分，那干脆大家都不要了。一年到头360天，觉都睡不着，到头了还扣分。”一位干部说。其三，财税改革需要跟进。天等县财政局副局长黄浩林告诉本刊记者，从政府收支分类科目“扶贫”款支出看，天等县年“扶贫”款支出分别为3461万元、3921万元和4289万元，呈逐年加大投入趋势。而“扶贫”款上级专项补助年分别为3371万元、3045万元、2145万元，呈逐年下降趋势。问及原因，黄浩林表示，“可能与减少专项补助，增加一般性转移支付有关。”进一步完善一般性财政转移支付增长机制，确保对连片特困地区转移支付在总盘子中的比重继续增加应有相关政策设计。其四，“天窗县”发展有待纳入相关规划整体布局。从广西实际观察，2012年6月，国务院批复了《滇桂黔石漠化片区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规划（年）》，广西的右江、金城江、田东、平果、南丹、天峨6县（区）作为“天窗县”或“深度嵌入县”纳入了规划，但无法享受滇桂黔石漠化片区县同等政策待遇。由于当前中央很多扶贫政策与片区县直接挂钩，导致全区获得的扶贫支持明显减少。国家各部委出台的许多支持片区的扶持政策，也都只针对片区县，“天窗县”均无法享受，这对片区的整体发展带来较大影响。（王仁贵、吴小康/《瞭望》）发力“十二五”——共同富裕路面对民生历史欠账大、诉求增长快、利益博弈多的改革背景，中国将如何在民生优先的发展战略下，展开一幅就业路更顺、钱袋子更鼓、保障网更牢的民生画卷?如果说“五年规划”是一个记录中国梦想的标识，那么“十二五”规划就记载了中国改善民生的诚意和努力。在这样一份经济社会事业发展的纲领性文件中，人们既看到“坚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道路，使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的宏观论述，又能捕捉到“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把促进就业放在经济社会发展优先位置”、“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微观目标。就是在这个既宏远又具体的“十二五”规划部署下，越来越多的普通人得以从经济发展中受益，进而追求人生出彩的机会。站在“十二五”收官之年遥望“十三五”，面对民生历史欠账巨大、民生诉求增长迅速、利益博弈复杂多艰的改革背景，中国政府将如何在民生优先的发展战略下，展开一幅就业路更顺、“钱袋子”更鼓、保障网更牢的民生画卷?民生改善加速度“十二五”以来，民生改善的提速，成为一大亮点。物价基本稳定。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4年全年居民消费价格比上年上涨2%;而在“十一五”末的2010年，全年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3.3%。在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看来，2%的“物价涨幅比较低，老百姓得到了低物价上涨的实惠”。就业更为充分。2014年年末，全国就业人员77253万人，比上年末增加276万人，其中城镇就业人员39310万人，比上年末增加1070万人。另按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下称人社部)统计口径，2014年城镇新增就业1322万人，超额完成1000万人的任务，并创出新世纪以来的最高值。此外，人们更感受到，在多项释放市场活力的改革举措问世后，神州大地正涌动着一股当“小老板”、端“新饭碗”的创业热潮。收入更为均衡。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4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20167元，实际增长8%，其中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9.2%，不仅大大跑赢CPI，更跑赢了GDP。尤为可贵的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进一步缩小，居民收入占国民经济初次分配的比重进一步提高。社保更为健全。养老、医疗的保障网覆盖全民、保障房建设全面推开、棚户区改造投入持续……多项民生改革措施的落地，不仅让更多人得以分享改革发展的成果，也为居民消费解除了后顾之忧。国家行政学院社会治理研究中心主任龚维斌告诉《瞭望》新闻周刊，“十二五”期间，国家在保障和改善民生方面呈现4个特点：一是坚守“底线思维”。所谓“底线思维”，就是保基本、补短板，给予兜底性福利。龚维斌说，中国是一个大国，发展不平衡，多做雪中送炭的事情，少做锦上添花的事情，是新一届政府上台后的主要思路，近几年政府相继出台的低保、大病救助、保障房、扶贫开发等措施无不体现这一特点，其用意就是力争“不让一个人掉队”，尽量让更多人从改革发展中获益。二是政策着眼公平。2014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17570元，比上年名义增长12.4%，快于居民收入的平均增速，这意味着收入差距有所缩小。同时，农村居民收入增幅已连续5年超过城市居民，城乡收入差距继续缩小。此外，国家在社会保障制度的城乡统筹方面迈出很大步伐。2014年，根据整合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要求，国务院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建立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一些地方的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也在“并轨”之中。曾经“寒门难出贵子”，近年，国家下力气解决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在公办学校平等接受义务教育的问题，并启动实施农村学生单独招生、地方重点高校招收学生专项计划，拓宽农村学生就读重点高校的升学渠道，又扩大实施农村贫困地区定向招生专项计划，进一步提高重点高校招收农村学生比例。三是保障水平不断提高。自日开始，农村基础养老金最低标准提高至每人每月70元，在原来55元的基础上提高了15元。政府对城乡居民基本医保的补助标准从2008年的人均80元，提高到2014年的320元，2015年政府工作报告承诺再次提高到380元。人均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补助标准从2009年的人均15元，提高到2014年的35元，2015年政府工作报告计划再次提高到40元。四是公共服务的可及性、便捷性在提升。龚维斌说，近几年，不仅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取得显著进展，而且在资源配置方面也更加科学，不少地方尝试打造15分钟便民生活服务圈，通过建设政务服务大厅，把劳动、民政、医保、综治、房管、计生等各项民生事务的窗口集中在一个大平台，让市民进一扇门就可办全部事。五大差距亟待拉平尽管取得一些成就，但在公众对福利的增长需求近乎“刚性”的背景下，民生的改善距离公众的愿望仍有落差。一是居民收入尤其是劳动者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例仍然不高。我国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中政府、企业得到的收入部分明显偏高，居民所得份额偏低。特别是近年来，劳动报酬占GDP的比值呈下降趋势，说明劳动力在收入分配中的重要性在降低，而这个比重越高，则表明劳动者的工资性收入在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所占份额越大，社会分配越公平。对此，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社会保障学会会长郑功成说，从世界工业化进程看，我国劳动者报酬的成本偏低，如果不扭转这种格局，民生就得不到保障和改善，消费也就不可能稳步提升，最终反过来一定会损害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二是收入差距仍然偏大。基尼系数是衡量居民收入差距的一个重要指标，按照国际通行标准，基尼系数在0.3-0.4属于相对合理区间，大于0.4则表明收入差距较大。统计数据显示，近年，我国基尼系数有所下降，2014年，全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为0.469，是2003年以来的最低值，但仍属明显偏高状态。三是与民争利的问题仍然存在，藏富于民进展有限。中央党校科社教研部副主任吴忠民向《瞭望》新闻周刊分析说，藏富于民的要旨在于消除或缓解过大的贫富差距现象，鼓励民众积累财富，让财富向民众倾斜。但在目前，由于存在二次分配调整力度不足，收费项目名目繁多等情况，阻碍了民生改善。四是公共投资青睐“高大上”项目还没得到根本解决。吴忠民认为，有的地方政府在“民生”支出的名目下，把城市豪华广场、城市地铁、大剧院等方面的支出，一股脑全都算作民生投入。而投资一些所谓的高档次、大项目，不但会挤占大量公共资金，减少真正的民生支出，妨碍现有民生状况的改善，而且还会由于大量举债，透支大量未来的公共资金，造成政府的巨额负债，延误未来民生的改善。因此，特别需要防范将民生内容无止境扩大，尔后借民生之名大搞政绩工程、形象工程、面子工程的情况。五是与国际水平比较，民生支出虽然大幅增长但仍存在较大差距。目前，我国用于教育、医疗、社保和就业等方面的民生支出占全国财政支出的三成多，而发达国家一般在50%-70%之间。国家行政学院教授、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汪玉凯告诉《瞭望》新闻周刊，如果社会对民生诉求的增长速度超过了公共服务提供能力的增长速度，就会产生矛盾。“在财政能力尚不雄厚的情况下，至少可以先把历史欠账补上，同时逐步改善公共服务的质量，动态把握'能力’与'诉求’之间的平衡。”破除制约关键仍在政府受访专家指出，中国现阶段的民生之所以仍存在一定差距，是由政府职能定位、公共投入取向等多种因素综合造成的。政府职能定位要调整。吴忠民说，政府最重要的职能之一是改善民生。为了做到这一点，政府定位必须是公共服务型政府。而在一定时期内，不少地方政府扮演的是一个“经济型政府”的角色，这就必然会轻视、延误民生的改善。在一些地方领导的心目中，GDP是唯一的，那么他自然就会漠视民生。公共投入取向待平衡。龚维斌说，政府的主要财力应当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保障基本公共服务，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建设服务型、民生型政府，这也意味着，公共财政的支出结构需要进行必要调整，把公共财政的支出更多投向医疗、教育、养老等公共服务领域。吴忠民特别强调，民生投入需要遵循三个优先原则。一是就公共投入总的顺序结构而言，应当以民生问题为优先。二是就民生本身的公共投入顺序结构而言，应当以基础民生问题为优先。三是就基础民生的公共投入顺序结构而言，应当以底线民生问题为优先。在吴忠民看来，“在改善民生的过程中，只要遵循了这样三个优先原则，就不仅能够获得必需的、同经济发展水准以及财政收入水准相适应的改善民生的公共资金，而且能够让用于改善民生的公共投入产生边际递增的、最大化的积极效应。”央地财权、事权需理顺。龚维斌说，我国政府分为中央、省、市、县、乡镇五级政府，依照当前的税收制度，中央税收收入在全国税收收入中的比重越来越大，地方税收收入的比重越来越小。而从财力分配结构看，中央财政好于省级财政，省级财政又好于市、县级财政，中央与地方之间财力分配出现纵向不平衡。地区之间财力分配则出现横向不平衡，许多经济不发达地区财政捉襟见肘。由于长期以来，在保障民生方面，采取的是“谁家孩子谁抱去养”的方式，结果越是基层的政府，其财力越缺乏，越难满足公共服务的要求。因而，现在的共识是，越是最基本的公共服务，越应该由最高层的中央政府来兜底。在汪玉凯看来，目前央地之间财权、事权划分不尽合理。在一些欠发达地区，地方政府用四成的财力承担着六成的事务，加之不少地方土地财政依赖严重，无力向民生领域倾斜。汪玉凯表示，需要通过增加常规性转移支付，减少专项转移支付等措施，以遏制“跑部钱进”等畸形现象，缓解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困难。简政放权存不足。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说，简政放权是本届政府的最大亮点，在理顺政府与市场关系、激发市场活力上取得显著成效，并成为近两年稳增长的重要因素。当前，在增长、转型、改革高度融合的背景下，深化以简政放权为重点的政府改革，有利于激发经济活力，有利于促进经济转型升级，有利于带动其他各项改革。下一步，如何在大幅减少行政审批事项的基础上，推进行政权力结构改革，就成为政府改革向纵深推进的重点。他表示，2014年第四季度GDP同比增速放缓至7.3%，创2009年一季度以来新低。另一方面，经济结构升级的态势初步形成。2014年全年GDP增长7.4%，而工业增长7.3%，服务业增长8.1%。2014年，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达到48.2%，创历史新高。他说：“这'一高一低’表明，我国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正在发生历史性变化，服务业开始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因此，在迟福林看来，顺应我国迈向服务业大国的历史节点，把握增长、转型与改革的主动权，就需要在中央和省级政府层面全面推行负面清单管理，并将负面清单管理作为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重要目标，以负面清单管理倒逼转方式、调结构，倒逼服务业市场开放。此外，一些地方政府受利益驱动，难以强力落实民生政策。龚维斌说，即便是现在，一些地方政府仍然怀有强烈的GDP冲动，没有真正理解“做大蛋糕”的目的和“分好蛋糕”的重要性，在一些地方政府绩效考核指标中，民生保障和改善类的指标比例甚小，并且有限的民生指标还存在重保障数量、轻保障质量，重人均水平、轻社会公平等问题。做大“蛋糕”，分好“蛋糕”捋清这些制约因素，“十三五”民生改善的方向已然清晰可见。比如，尽快缩小收入差距，形成中等收入占70%-80%的橄榄形分配格局。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有利于社会稳定。因此，继续以“保底提低、调控过高、逐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为主线，兼顾效率与公平，综合运用财政、税收、工资、社保等政策，用“组合拳”缩小收入差距就显得尤为重要。再如，统筹完善社保体系，解决百姓后顾之忧，确保收入倍增的效果。通常而言，提高居民收入水平，一方面要千方百计得让老百姓的“钱袋子”鼓起来，另一方面，也要力争减少其刚性支出，使其生活得到保障，进而敢于消费。当前，在养老保障、医疗保障已经全民覆盖的基础上，未来的重点势必落在提高保障水平，解除城乡居民后顾之忧，让老百姓收入提高的效果切实体现。千头万绪，重要的是做大“蛋糕”、分好“蛋糕”双管齐下。在做大“蛋糕”方面，龚维斌建议仍然坚定不移发展经济，同时鼓励社会创业，努力为社会创业、就业提供更好的环境，以创业带动就业。通过产业结构调整，支持发展对劳动力吸纳比较强的生产性服务业、文化创意产业等。因此，这就需要大力提高劳动者素质和技能，对现有教育体制进行改革，发展素质教育和职业教育，让人口资源转成人力资源优势，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不竭动力。龚维斌说，分好“蛋糕”的要义是进一步提高公平性，使改革发展的成果为更多人分享。当前，要加大对困难人群的保护力度，搞好集中连片扶贫开发，筑牢防范社会风险的护栏。另外，还要建立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动态调整的民生服务标准机制，让广大人民群众都能享受改革发展的成果。“如果不解决好这些少部分人群的社会保障问题，就可能激化社会矛盾。”龚维斌说。（张冉燃、刘苗苗/《瞭望》）“十三五”剑指“全面小康”“'十三五’规划如果做得好，如果我们的发展比较顺利，我们就有可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进入高收入国家的行列。”国家发改委主任徐绍史日前在两会记者会上表示，“十三五”规划基本思路已经初步形成，今年发改委要加强一系列重大问题的研究，要在基本思路的基础上形成“十三五”规划纲要框架，还将根据中央部署，研究形成纲要草案，明年准备提交大会审议。2015年，“十二五”规划收官之年，亦是“十三五”规划编制之年。由于“十三五”规划时间横跨2016年至2020年，规划的内容将直接决定之前制定的2020年发展目标能否如期实现。因此，“十三五”规划的编制进展如何，一直备受外界关注。据徐绍史介绍，“十二五”规划有24个主要指标，绝大多数达到了预期进度的要求。“比如经济增长速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增速，都完成得较好。还有一些指标已经提前完成了规划的目标，比如城镇新增就业已经提前完成，城镇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人数也已经提前完成规划目标。”尽管如此，谈及“十三五”规划的编制工作，国家发改委发展规划司司长徐林坦言，“作为一个编制规划的工作人员，感觉到压力非常大。”在外界看来，这背后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十三五”规划所承担的使命非比寻常。作为新一届领导集体上任后编制的第一个五年规划，而且正处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时期，“十三五”规划极有可能成为承上启下一个十分重要而关键的规划。一方面，它距离十八大提出的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只有短短几年时间，如何满足“眼前”之需、满足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需要，需要精心筹谋。另一方面，新一届领导集体上任以来，已经提出了许多新的思想、新的思路、新的目标、新的要求，如何在“十三五”规划中充分体现，并成为今后相当一段时间遵循的目标和原则，亦即满足“长远”之需、满足2049年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需要，是必须充分考虑和兼顾的问题。对此，国家发改委秘书长李朴民曾用三个“确保”来加以形容：要确保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胜利实现，确保全面深化改革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决定性成果，确保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取得实质性进展。全面建成小康倒计时此刻，距离2020年只有不到6年，兑现全面小康承诺的时间渐渐逼近。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1年全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监测报告的数据显示，2010年，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实现程度达到80.1%，其中东部、中部、西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实现程度分别为88.0%、77.7%、71.4%。在此基础上，2012年，党的十八大提出了确保到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此后两年多的时间里，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面对发展进入新阶段、经济进入新常态之大变局，紧握历史的接力棒，以全面深化改革破解深层次问题，以全面依法治国确保现代化建设有序进行，以全面从严治党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和群众基础，朝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迈出了坚实步伐，跃上了新的台阶。然而，对照全面建成小康，差距依然明显。例如，对于东部地区来说，如期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难度不大;而对于中西部地区来说，如期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任务很艰巨，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依然突出，经济总量仍然比较小，居民收入水平较低，农村小康比较落后，科技创新能力不强，生态环境治理欠账比较多，扶贫攻坚任务仍很艰巨。“2020年，对于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来说是一个刚性的绝对命令，我们必须对好表。”在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时，中央党校教授辛鸣表示。不久前，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杨伟民曾在公开场合列举了“十三五”规划编制过程中需要回答的十个问题，其中，如何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如实现两个翻番，基本实现工业化)居于首位。采访中，有专家建议，虽然十八大报告已经提出了部分量化指标，但相对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五大方面的丰富内涵，目前的指标体系还不完整。因此，“十三五”期间首先是要完善全面建成小康的评价标准。“'十三五’规划是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最后的一个五年规划，这个五年规划编得好不好，对是不是能够顺利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谈及“十三五”规划的“特别之处”，徐林曾给出了这样的评价。去年4月，国家发改委召开了全国“十三五”规划编制工作电视电话会议，标志着“十三五”规划编制工作全面启动。与此同时，国家发改委还列出了“十三五”规划前期研究25个重大课题目录，包括粮食安全、区域协调发展、人口战略政策、国企改革、金融市场体系、住房保障和房地产、扩大消费需求长效机制、环境治理、信息经济、战略性新兴产业，以及国际环境变化对我国发展的影响等诸多课题。可以说，每一个课题都事关中国某个领域或整体经济的命运。专家们认为，随着对相关问题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战时刻即将到来。补好最大短板“要把扶贫攻坚抓紧抓准抓到位，坚持精准扶贫，倒排工期，算好明细账，决不让一个少数民族、一个地区掉队。要帮助贫困地区群众提高身体素质、文化素质、就业能力，努力阻止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打开孩子们通过学习成长、青壮年通过多渠道就业改变命运的扎实通道，坚决阻止贫困现象代际传递。”日，习近平总书记到广西代表团参加审议时如此强调。在外界看来，总书记语重心长的一席话，再次道出了“十三五”期间的一大任务——7000多万人口的脱贫问题。自邓小平最早提出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至今，已经过去了30多年的时间，中国的经济社会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部分百姓、一些地方、一些领域已经提前实现了小康，并开始向富裕阶段迈进。但对照全面小康的目标，当前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各个领域，都仍存在着不少“短板”。“非常突出的一点，就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的现象依然突出，同城镇相比，中国农村总体发展滞后的局面依然没有得到根本改变，贫困人口仍超过7000万，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依然任重而道远”。采访中，全国政协委员、甘肃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郝树声谈到。“2014年是历史上著名的'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实施20周年。'八七计划’的基本内容，同样是用7年时间解决8000万人口的贫困问题。把两个不同历史时期的客观情况相比较，可以看到有利与不利两方面情况。”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扶贫办原主任范小建告诉记者，有利条件是，起步时减贫的速度快。2014年减少贫困人口1000万以上，“八七计划”起步时年减贫仅500万;国家对农村的支持力度不断加大;国家在农村全面建立了低保制度;“片区扶贫攻坚规划”、“十二五整村推进规划”以及相关行业扶贫规划已经国务院批准并开始实施，贫困识别、建档立卡的工作为精准扶贫、帮扶到户奠定了重要基础。而不利条件在于，GDP增速减缓;收入差距加大;投入增长放慢;农村“老龄化”、“空心化”日益严重，缺乏发展活力。此外，目前农产品价格遭遇“天花板”和“地板”的双向挤压，利润空间狭小，农民增收面临更多困难。他建议，把缩小发展差距、降低基尼系数作为重要目标，同时将扶贫开发纳入“十三五”规划，各部门的“十三五”规划要与国务院批准的连片特困地区扶贫攻坚规划相衔接，加大支持力度。“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核心在'全面’。”辛鸣认为，这既体现在“一个都不能少”，即覆盖的人群是全面的;也体现在“一项都不能少”，即涉及的领域是全面的;同时还体现在“一步都不能迟”，即实现的时间是有期限的。“落后地区如何与发达地区基本同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十三五’时期我国区域发展面临的最大挑战。”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胡鞍钢认为，“十三五”期间要真正建成“全面小康”，必须补足这一短板。加快发展方式转变步伐预计增速7%左右——日前公布的政府工作报告，证实了此前外界关于2015年中国经济增速下调的猜测。实际上，不仅仅是2015年，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陈东琪此前在接受本刊采访时就预计，整个“十三五”年均GDP增速可能在6.5%左右。在他看来，原因有二。从国内看，根据经济发展的自身规律，在经过30多年的超常规高速增长之后，资源发展条件已接近临界水平，中国经济必然需要一个时期来进行调整;从国外看，世界经济存在的结构性矛盾在危机之后没有得到明显改善，强刺激下的“复苏”动力不足，经济形势也难言乐观。不过，对于增速放缓，陈东琪认为并非完全是个“坏现象”。按照他的理解，当增速下降到一个合适的位置，调整充分以后，中国经济将会真正迈入质量效益型的“新常态”。因此，问题的关键在于能否“调整充分”。2014年，中国人均GDP达到7000美元，已经是典型中等收入经济体，正处于发展阶段的“分水岭”。从一些国家的经验教训来看，在此发展阶段所面临的一大风险便是如何迈过中等收入陷阱。中等收入陷阱出自世界银行《东亚经济发展报告(2006)》，意为进入中等收入的经济体，往往因既无法在工资成本方面与低收入国家竞争，又无法在尖端技术研制方面与高收入国家竞争，而容易陷入增长停滞期。虽然导致这一现象发生的原因很多，但至关重要的一条就是经济转型失败。如今，中国经济增速的持续放缓，引起了一些人关于中国会否跌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担忧。“'十三五’规划如果做得好，如果我们的发展比较顺利，我们就有可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进入高收入国家的行列。”在“十三五”规划编制新闻发布会上，徐林如此表示。而现实却是，随着人口红利转型、生产要素成本上升、资源配置效率下降和生态环境约束加强，中国经济“高增长、高投入、高消耗、低效益”的发展模式已经难以为继。因此，必须转变发展方式，重塑经济发展动力。“转型已经说了多年，这一次内外原因的结合，可能是必须要转了。”采访中，陈东琪感慨道。而“十三五”时期作为中国经济步入“新常态”的初始阶段，恰恰处于这样一个调整转折期。“'十三五’期间，一个最重大的任务就是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一个最主要的转变，就是中国经济发展要实现由量主导到由质主导。”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立群向记者谈到，新常态蕴含着大量的新机遇和新动力，在“十三五”期间，必须将这些新动力真正释放出来。推动全面改革迈向纵深去年9月，李克强总理在主持会议部署“十三五”规划编制时强调，“十三五”规划要突出改革创新。在外界看来，之所以将改革创新放到如此显要的位置，原因在于“十三五”末期，也是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取得决定性成果”的重要节点。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深改”一直是中国政治经济生活中的主题词。过去一年，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确定的80个重点改革任务基本完成，此外，中央有关部门还完成了108个改革任务，共出台370条改革举措。改革部署数量之多、频率之高、力度之大，均前所未有。在专家们看来，此次李克强总理提出明确要求，意味着推动改革迈向纵深将成为贯穿整个“十三五”规划的主线，是衡量“十三五”规划质量高低、效率高低、成效如何最主要、最关键的标准之一。“全面小康所需求实现的目标丰富多样，涉及许多方面，有些属于发展的问题，而更多的则是关于改革的问题。”张立群说，比如在扶贫问题上，不仅仅要把蛋糕做大，更重要的是要把蛋糕分好，而这就需要在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方面有实质性突破。值得注意的是，徐林在上述会议上曾强调，在“十三五”规划的编制过程中，确实应该由政府发挥作用的领域，要强化其约束性。可以由市场发挥作用的领域，要体现出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十三五’规划作为一个大的规划体系，在那些竞争性领域可能就要少编规划甚至不编规划。因为那些领域主要是市场主体通过市场竞争发挥作用，规划编了也不一定起作用，要是干预过头，规划就越位了。”徐林表示。有分析人士认为，此举充分体现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核心要义——让政府和市场各归其位，也为在“十三五”期间进一步推动改革定下了基调。采访中，专家们强调，坚持推动全面改革，首先是为了发展，即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激发经济内生动力创造空间和环境。而更重要的，是要打破现有的利益格局，破解深层次的矛盾。“改革，在一定意义上就是要打破不公平正义的利益格局。”辛鸣表示，“我们不得不承认这些年来在中国社会整体获得改善和进步的同时，一部分群体所获得的利益要远远高于社会绝大多数的群体，而且这些利益很有可能不是通过公平正义的手段所获得的。”他强调，当一小部分人占据社会大部分财富和利益时，在现在这种发展阶段很难实现全面建成小康。因此以改革来打破不公平正义的利益格局，将是“十三五”需要下大力气去做的一件事情。（尚前名、王仁贵/《瞭望》）胡锦涛时代观的五大主张深刻认识世界、准确把握时代，由此提出符合人类文明发展大势、反映时代进步要求、实现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根本利益的内外政策，是中国共产党六十年治国理政的重要经验。新世纪新阶段，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新一届党中央，继承发展我们党关于时代问题的基本战略思想，科学判断时代条件的发展变化，创造性地提出了顺应历史潮流、应对时代问题、引领时代前进的关于时代问题的基本观点。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历史进程中，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一届党中央继承发展中国共产党人关于时代问题的基本战略思想，科学判断时代条件的发展变化，创造性地提出了一整套体现时代潮流、推动时代发展、引领时代前进的关于时代问题的基本看法。胡锦涛的时代观集中体现了新世纪新阶段中国共产党在时代问题上的重大理论创新，主要包括深刻变革论、和谐世界论、共同发展论、共担责任论和积极参与论五个方面内容。深刻变革论“当今世界正在发生前所未有的历史性变革”，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一个充满机遇和挑战的时代”深刻认识时代条件，正确把握时代发展，对时代特征作出总体判断和科学概括，是胡锦涛的时代观回答的首要问题。胡锦涛认为:“当今世界正在发生前所未有的历史性变革”，“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一个充满机遇和挑战的时代”。“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当今国际关系、国际格局、国际秩序正处在新一轮调整变化之中。国际形势继续发生复杂深刻变化，一系列重大事件“带来的国际经济政治格局演变十分深刻复杂”，“世界多极化前景更加明朗”。一方面，中印等发展中大国兴起，发展中大国的群体性兴起正在成为当今世界发展的重要趋势；另一方面，发达国家综合国力和核心竞争力领先的格局没有改变，发达国家不仅竭力维护和扩大于他们有利的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还千方百计图谋取得更大的政治经济利益，在国际事务中仍处于重要地位。科技成为推动时代进步的决定性因素。以信息科学、生命科学为标志的现代科学技术突飞猛进，不仅给世界生产力的发展带来了巨大推动，而且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社会等各领域产生广泛影响，引起了人类社会生产和生活方式的重大变化。未来科学技术引发的重大创新将会推动世界范围内生产力、生产方式以及人们生活方式进一步发生深刻变革，必然对世界经济、科技发展和国际综合国力竞争带来重大影响。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战略高技术正日益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力量，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焦点。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一个充满机遇和挑战的时代”。政治上，一方面世界多极化不可逆转，国际关系民主化不断推进；另一方面，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有新发展新表现，国际力量对比呈现北强南弱、西强东弱的基本态势。经济上，一方面，科技进步日新月异，新兴产业、知识经济方兴未艾，世界生产力显著提高；另一方面，全球化在当今的发展使全球性经济发展失衡更加严重，发展中国家在激烈的国际经济科技竞争中总体上处于不利地位，面临着发达国家经济科技占优势的巨大压力。文化上，一方面，不同文明互相认同感得到增强，国际文化合作日益拓展；另一方面，世界范围内思想文化交锋深刻复杂，西方国家加紧向全世界推销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发展模式，策动形形色色的“颜色革命”。安全上，一方面，和平与发展大局总体稳定，国际安全合作日趋加强；另一方面，局部冲突和战争不断，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一些热点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胡锦涛强调:新挑战新威胁在增加，我们应该严肃地思考如何更好地解决人类社会面临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严肃地思考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深刻变革论全面把握当今世界历史性变革的脉动，科学判断时代发展特征和趋势，提出在充满机遇和挑战的时代要正确把握人类发展方向这个现实大课题。和谐世界论求和平、促发展、谋合作，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国际社会要“努力建设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求和平、促发展、谋合作，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在当今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大背景下，各国积极谋求快速发展。和平、合作、发展汇成时代洪流，推动人类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进步。胡锦涛洞察这一历史潮流，指出:“尽管地区动荡不断、局部冲突时有发展，但各国更加重视对话合作，更加重视谈判解决争端”；“尽管强权政治依然存在、国际关系民主化尚未实现，但对话交流、和睦相处已成为国际关系的主流，各国互相尊重、平等相待日益成为国际社会的重要共识”；“尽管世界发展还很不平衡、贫穷和饥饿仍在不少国家肆虐，但国际社会已经制定了减少贫困、促进发展的目标，加强合作、共同发展日益成为各国的普遍选择”。他的论断是:“尽管当今世界还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矛盾和冲突，不确定不稳定因素有所增加，但和平与发展仍是当今时代的主题，世界要和平、国家要发展、人民要合作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面对纷繁复杂的世界，应更加重视和谐，强调和谐，促进和谐。”胡锦涛认为，和平、发展、合作的历史潮流为实现各国人民和平共处、和谐共存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契机，建设和谐世界具备了客观现实可能性；在机遇和挑战并存的条件下，“努力建设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符合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福祉”，是实现世界安全稳定繁荣的必由之路，“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日，胡锦涛访问俄罗斯期间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发表演讲，指出:为着“实现持久和平和共同繁荣”，国际社会要通力合作，不懈努力，建设和谐世界。这是胡锦涛第一次提出建设和谐世界的战略主张。此后，胡锦涛在时代的理论和实践中逐渐完善了这一重大战略思想。建设和谐世界体现在政治经济文化安全环保等各个方面。政治上，要相互尊重、平等协商，共同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经济上，要相互合作、优势互补，共同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均衡、普惠、共赢方向发展；文化上，要相互借鉴、求同存异，尊重世界多样性，共同促进人类文明繁荣进步；安全上，要相互信任、加强合作，坚持用和平方式而不是战争手段解决国际争端，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环保上，要相互帮助、协力推进，共同呵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家园。建设和谐世界思想抓住和平、发展、合作时代这一历史契机，以“顺应时代潮流和人民愿望，妥善应对各种矛盾和挑战，为世界开太平，为各国创繁荣，推动人类社会更好地向前发展”为崇高使命，是对人类传统和谐思想的重大继承和弘扬，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国际战略理论的划时代发展。建设和谐世界思想是胡锦涛时代观的核心内涵。共同发展论国与国之间“利益交融、休戚与共”，必须树立促进各国共同发展的时代思维，“更加注重交流合作、相互借鉴，更加注重互利共赢、共同发展”战后以来，发展作为推动经济增长、解决社会矛盾和难题的有效途径和手段被摆在了各国政务国务的突出位置。然而，世界发展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世界发展之谜”亟待被揭开。胡锦涛从“促进各国共同发展繁荣”这个要害和根本出发，主张各国超越传统观念，树立与时代变革相适应的新的时代思维，其精义是“更加注重交流合作、相互借鉴，更加注重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国与国相互依存日益紧密，形成了“利益交融、休戚与共的局面”。当今时代，更加广泛的国际合作和更为激烈的国际竞争并存。各种形式的国际经济政策协调对话广泛展开，区域跨区域次区域的双边多边合作进一步深化，多边机制作用明显上升。国际产业转移继续加快，跨国投资并购活动更加活跃，以专业化分工为基础的全球生产体系不断发展。“全球经济已经成为一个有机互动的整体”。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发展应该通过互利合作来实现。”经济全球化飞速发展及其结果，使信息、观念、人、资源、资本和产品以史无前例的速度和容量在全球范围内流动起来；同时经济全球化也愈来愈深刻地影响着全球各个角落的人们和国家认识世界及其与世界相处的方式。着眼于经济全球化使世界各国发展越来越呈现出的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系统效应，胡锦涛指出“在人类漫长的发展史上，各国人民的命运从未像今天这样紧密相连、休戚与共”，“我们的正确选择只能是推进合作共赢”。合作共赢要坚持以下基本原则: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一律平等；要坚持把维护和发展共同利益作为合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充分发挥各国比较优势，努力拓展发展空间，促进共同发展；要互利互惠、取长补短，不断扩大各方共同利益汇合点，创新合作方式，拓宽合作领域，丰富合作内容；要在合作中照顾彼此正当关切，努力实现互利共赢。牢固树立促进各国共同发展的时代思维。胡锦涛主张“用更全面的观点看待发展，促进共同繁荣”；“以宽广深邃的战略眼光、以互利共赢的时代思维”审视和处理国家关系。国与国之间“应该客观认识和正确对待对方的发展，相互视为合作双赢的伙伴，而不是零和竞争的对手；相互支持对方和平发展”。要加强发展中国家同发达国家的对话，增加发展中国家在对话形式、议题设定、对话成果等方面的发言权，建立平等、互利、共赢的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发达国家要切实帮助和支持广大发展中国家加快发展，从体制机制等基础问题入手，改革和完善国际经济、贸易、金融体制，建设可持续发展的世界经济体系、建设包容有序的国际金融体系、建设公正合理的国际贸易体系、建设公平有效的全球发展体系；要在减免债务、开放市场、转让技术等方面兑现承诺、付诸行动。发展中国家间要促进合作，不断拓展经贸合作领域，促进合作方式多样化，实现优势互补、互利共赢、共同发展。提倡互尊互鉴，维护世界多样性和发展模式多样化。胡锦涛认为，“世界上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也没有一成不变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必须适应国内外形势的新变化、顺应人民过上更好生活的新期待，结合自身实际、结合时代条件变化不断探索和完善适合本国情况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特别是在经济全球化深化发展背景下，维护世界多样性和发展模式多样性对于促进各国共同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应当倡导开放和兼容并蓄的文明观，“尊重各自选择的发展道路，相互交流发展经验，彼此借鉴发展模式”。中国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强劲发展吸引了世界众多的目光。世界惊讶于这一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如此大规模人群在如此长的时期内保持如此高速、持续的增长”的中国经济奇迹。与之相伴，各种版本的“中国威胁论”也不时泛起。胡锦涛深入思考中国的发展与世界的关系问题。他说:在世界对中国发展越来越关注的同时，“中国也在思考一个重要问题，这就是:如何通过自身的发展，继续为促进地区和世界的共同繁荣作出贡献。”中国的发展战略选择是:中国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既充分利用世界和平发展带来的机遇发展自己，又以自身的发展更好地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胡锦涛指出:这个战略选择，立足中国国情，顺应时代潮流，“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中国坚定不移地奉行互利共赢战略:中国致力于推动世界经济持续稳定增长，以自己的发展促进地区和世界共同发展，扩大各方利益的汇合点，在实现本国发展的同时兼顾对方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正当关切；中国坚持按照通行的国际经贸规则，扩大市场准入，依法保护合作者权益；中国支持国际社会帮助发展中国家增强自主发展能力、改善民生，缩小南北差距；中国倡导和支持改革、完善国际贸易和金融体制、推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坚持通过磋商协作妥善处理经贸摩擦。共同发展论抓住促进各国共同发展繁荣这个关键问题，揭示了人类社会走向开放和整体发展的趋势，深刻阐明当今时代条件下各国实现发展繁荣的内在一致性。既维护国家利益至上原则，又大力提倡兼顾共同利益，为破解当今时代“发展之谜”指明了方向。共担责任论国际社会应树立共同责任意识，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高度多方入手，统筹兼顾，“携手应对”全球性重大挑战和威胁冷战结束后新一轮经济全球化浪潮汹涌澎湃，人类交往的时空约束被彻底打破，地球村意识广泛传播。与此同时，人类社会也愈加深重地承受着全球化异化带来的灾害性后果。进入新世纪以来，金融危机、能源资源问题、气候变化、粮食安全、公共卫生、重大自然灾害等各类全球性重大挑战和威胁凸显，严重影响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2008年4月美国次贷风波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因全球经济金融深度融合而迅速发展为自1929年以来全球经历的最严重最具破坏力和影响的金融危机。2009年春墨西哥和美国又发生甲型H1N1流感疫情，并迅速传播到世界各大洲200多个国家和地区，造成全球性“流感大流行”。世界银行发布报告预测，甲感疫情可能造成的全球GDP损失范围在0.7%～4.8%。正是鉴于种种风险莫测，经济全球化快速进程中的现代社会又被称为“全球风险社会”。应对全球性重大挑战和威胁，胡锦涛主张，各国应该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高度，用相互联系的眼光看待和应对全球性重大挑战和威胁，树立共同责任意识，多方入手，统筹兼顾，“携手应对”。解决全球性挑战和威胁的出路在于国际社会加强合作。应对全球性重大挑战和威胁，攸关各国国计民生，对维护世界和平稳定、促进各国共同发展“至关重要”，要努力维护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和威胁的良好政治环境。各国应该通过对话和协商解决分歧和矛盾；要互利合作，建立健全多边国际合作机制；合作要体现公正公平，统筹考虑各国发展阶段、国情、能力；应该发挥联合国及相关国际组织的作用。要重视发挥科学技术的作用，加强能力建设。要特别关注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贫困国家状况，真诚帮助他们解决困难。坚持“各方遵守责任共担原则”。胡锦涛认为，妥善应对全球性重大挑战和威胁，“是世界各国的共同责任”。应对气候变化，主张要坚持《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其《京都议定书》的主渠道地位，相关国际合作应该遵循“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发达国家应该正视自己的历史责任和当前人均排放高的现实，严格履行《京都议定书》确定的减排目标，继续承担中期大幅量化减排义务；未批准议定书的发达国家也要作出可比性贡献；发展中国家应该根据国情，在发达国家资金和转让技术的支持下，尽可能减缓温室气体排放，努力适应气候变化。建立有效的资金机制，发达国家应承担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支持的责任；通过有效机制安排，促进环境和气候友好型技术向发展中国家推广、普及、转让，提高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关于应对国际金融危机，胡锦涛提出，主要发达经济体应该承担应尽的责任和义务，实施有利于本国和世界经济金融稳定和发展的宏观经济政策，积极稳定自身和国际金融市场，维护投资者利益，反对各种形式的贸易投资保护主义。同时，各国应该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协调，落实国际金融体系改革，深化国际金融监管合作，共同推动世界经济复苏。要强化企业特别是跨国企业的全球责任。共同促进世界协调持续发展。胡锦涛认为，全球性挑战和威胁从根本上讲是发展问题，要兼顾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和需求，加强和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促进世界经济协调持续发展。倡导包容性增长，推动平衡增长。强调:没有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应对全球性挑战和威胁的努力“就是无本之木”。国际社会应该把推动发展中国家发展作为一项重要任务加以落实，使发展中国家形成自我发展、可持续发展和抗风险能力。要着眼长远、统筹兼顾，妥善处理影响发展的突出问题，特别是气候变化、粮食安全、能源资源安全、公共卫生安全这些关系世界各国人民的福祉和整体利益的全球性问题，不能顾此失彼。胡锦涛主张，应对全球性重大威胁和挑战，发展中国家要发挥与其地位相适应的作用，“共同努力，承担应尽责任”。胡锦涛强调，中国是国际社会负责任的成员，始终积极参与应对全球性挑战和威胁的国际合作。在应对气候变化上，中国政府始终坚持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坚持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制定和公布了《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把应对气候变化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强力推进绿色增长。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中，中国高度重视保增长与调结构的有机结合，坚定不移地推进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毫不松懈地开展节能减排，大力发展循环经济、新能源和节能环保等新兴产业，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促进发展方式转变。同时，中国政府坚持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积极主动加强与世界各国的经贸合作，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在已实施的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刺激经济计划中，中国遵守世界贸易组织相关规定，平等对待国内外产品，为外国企业提供大量商机；2009年以来，中国还先后组织多个投资贸易促进团赴欧美，扩大对相关国家的进口和投资贸易合作，以实际行动表明中国承担力所能及责任的鲜明立场，赢得广泛赞誉。共担责任论从人类整体利益和共同命运出发，积极探索促进世界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新途径新举措，提出了一系列有效应对和化解全球性重大挑战和威胁的正确原则和方法。特别是其中关于发展中国家要“承担应尽责任”的思想，是正确把握当今时代发展中国家整体实力增强、在国际政治经济领域影响和作用越来越大的趋势上提出的科学论断。这一思想的提出及其实践显示了发展中国家全球责任意识的觉醒，有利于推动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使国际格局和国际秩序朝着更加积极和合理的方向演进。积极参与论“当代中国的前途命运已日益紧密地同世界的前途命运联系在一起”，“必须把坚持独立自主同参与经济全球化结合起来，统筹好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为促进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作出贡献”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成功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伟大历史转折。2007年中国经济总量达到257306亿元，位居世界第三位。中国的兴起被称为“20世纪最重大的事件之一”。中国的发展与世界日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胡锦涛站在国际大局和国内大局相互联系的高度审视中国和世界的发展问题，思考和制定中国发展战略，指出:我们必须把坚持独立自主同参与经济全球化结合起来。既坚定不移坚持独立自主，又勇敢参与经济全球化。“当代中国同世界的关系发生了历史性变化”。一是中国经济已经成为世界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2007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占全球的比重上升到5%以上，进出口总额占全球的比重上升为8%，是世界第三大进口国。至2008年底，中国累计实际利用外资超过8500亿美元，是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商品期货市场。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10%，对国际贸易增长的贡献率超过12%。美国智库认为:中国经济的崛起为“全球经济创造了机遇”。美国总统奥巴马则强调，中国的繁荣是各国发展的源泉。二是中国已经成为国际体系的重要成员。中国加入了130多个政府间国际组织，签署了300多个国际公约，参加了20多项联合国维和行动，参与解决朝鲜半岛核问题、伊朗核问题、苏丹达尔富尔问题等重大热点问题，妥善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气候变化、环境保护、能源安全、公共卫生等全球性问题，加强反恐合作。世界舆论认为，中国“向世界传递和平信息”，“世界需要中国”。胡锦涛指出:我国发展对世界的作用和影响不断提高，国际环境发展变化对我国发展的作用和影响也不断增大。这是我们党治国理政必须牢牢把握的一个重要特点。中国面临的发展机遇前所未有，面对的挑战也前所未有。总的看，“机遇大于挑战”。以2003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000美元为标志，我国改革发展进入到关键阶段。这个阶段，简单地说是发展的关键期、改革的攻坚期、矛盾的凸显期。胡锦涛全面分析我国发展呈现的阶段性特征，深刻指出:在这个阶段，我们面临着全面参与经济全球化的新机遇新挑战，面临着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深入发展的新形势新任务，面临着发展的新课题新矛盾，面临着维护国内社会和谐稳定的新情况新问题，面临着一些西方国家从各个领域加大的对我国的防范和遏制、外部环境的考验更趋复杂和严峻，等等。同时我们也具有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有利因素，主要是: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不可逆转，和平、发展、合作成为历史潮流；我们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在国际事务中处于主动有利地位；特别是成功举办北京奥运会、残奥会等重大国际活动，积极参与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等，显示了我国的综合国力，显示了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显示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显示了中国人民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我国的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综合判断国内外形势，胡锦涛强调:机遇大于挑战。机遇需要紧紧抓住，挑战需要认真应对。“把坚持独立自主同参与经济全球化结合起来，统筹好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为促进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作出贡献。”胡锦涛认为，防范经济全球化带来的风险问题，既是关系到我国经济发展速度的快慢问题，更是决定我国前途命运的一个政治问题。他总结改革开放以来“十个结合”的宝贵经验，强调指出“必须把坚持独立自主同参与经济全球化结合起来”。首先，任何时候都必须把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作为自己发展的根本基点，任何时候都要坚持中国人民自己选择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始终把国家主权和安全放在第一位，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坚持中国的事情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依靠中国人民自己的力量来办，坚决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我国内部事务。同时，在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所有国家开展交流合作，积极促进世界多极化、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尊重世界多样性，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不断扩大对外开放，把“引进来”和“走出去”紧密结合起来，认真学习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坚持趋利避害，形成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均衡、普惠、共赢方向发展，共同呵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家园，促进人类文明繁荣进步。积极参与论正确把握改革发展关键阶段中国与世界的关系，科学回答了中国加快发展与应对经济全球化这一治国理政的重大现实实践和理论问题。它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不动摇，认真总结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和宝贵经验，强调既高度珍惜并坚定不移地维护中国人民经过长期奋斗得来的独立自主权利，又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不断提高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能力，不断提高把握发展机遇、应对风险挑战的能力，始终掌握发展的主动权。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方针政策和重要战略思想。胡锦涛的时代观站在历史和战略的高度，深刻认识时代特征，敏锐把握时代发展，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引领时代发展的强大思想武器。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正处于关键阶段，既面临着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趋势背景下日趋激烈的综合国力竞争，也面临着全方位对外开放条件下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严峻考验。我们必须深入学习领会胡锦涛的时代观，贯彻执行好党的方针政策，切实把握和用好重要战略机遇期，奋力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为广阔的发展道路，不断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推向前进。（张晓彤/《瞭望》）来源：中国农村综合改革研究中心收集整理（）藏家的其他藏品本周阅读榜最新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