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欧洲人过去是怎么绘制中国地图的
欧洲人过去是怎么绘制中国地图的？&&&&吴鹏飞&&&& 14:32 来自 私家历史&&&&中国和欧洲分别处于欧亚大陆的东西两端，横亘其间的是绵延的沙漠和起伏的崇山峻岭。起初，二者并不知道对方的存在，后来，通过居住在欧亚大陆腹地的游牧民族的口耳相传和间接贸易中的商品交流，欧洲才得以获得关于中国最初的认识，其中掺杂着很多神话与传说。到15、16世纪，随着大航海时代的到来和传教士来华，欧洲对中国的认识逐渐清晰和深入。表现在地图上，就是西方绘制的中国地图越来越准确。&&&&学者们一致认为，近代早期欧洲的中国地图绘制史上有3个里程碑：一为乔治·德·巴尔布达（Luis Jorge de Barbuda）绘制的《中国新图》（Chinea olim Sinarum Regionis,Noua Descriptio）；一为卫匡国（Martino Martini）绘制的《中国新图志》（Novus Atlas Sinensis）；一为唐维尔（Jean-Baptiste Bourguignon D"""" Anville）根据清代康熙朝测量成果绘制的中国地图。&&&&巴尔布达的《中国新图》&&&&巴尔布达绘制的《中国新图》，是西方历史上绘制的第一幅单幅中国地图。在西方以往绘制的地图上，中国常被画在亚洲或东亚地图上，不被当作一个独立地理单元来绘制。该图于1584年问世，最早收录在奥特柳斯（Abraham Ortelius）的《寰宇大观》地图集中，在西方造成巨大影响，并成为接下来近70多年中西方人绘制中国地图的标杆。巴尔布达地图在西方地图绘制史上无疑是有重大意义的，因而，复旦大学周振鹤教授说，“这是欧洲人绘制中国地图的奠基之作。”=600 || (this.width>=100 && this.height>=100)){this.style.cursor='pointer';}if(this.width>=600){this.height=parseInt(this.height*600/this.width);this.width=600;}" class="img-src" onclick="javascript:if((!(this.width<600))||(!(this.width<100)&&!(this.height&&&&巴尔布达的1584年版《中国新图》及图上信息。&&&&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一幅横着的中国地图，它的方位呈上西下东和左南右北的态势。中国的北部是绵延的山脉和长城，西部也是山脉横亘，中国就处在这样一个半封闭的环境里。巴尔布达在图上标出了明朝的两京十三省和一些府州县，地名分两级，两京十三省与府县地名分别用大小两种罗马字体表示。图上还画出了复杂的水系与鄱阳湖、洞庭湖及星宿海等湖泊。在这幅图上的中国西部画着一个名为“Lacus”的湖泊，它实际就是明代一些地图上的黄河源——“星宿海”，显然巴尔布达参考了当时明代的资料。不过，巴尔布达的图上还有一些想象的内容，如风力四轮车。=600 || (this.width>=100 && this.height>=100)){this.style.cursor='pointer';}if(this.width>=600){this.height=parseInt(this.height*600/this.width);this.width=600;}" class="img-src" onclick="javascript:if((!(this.width<600))||(!(this.width<100)&&!(this.height&&&&约多库斯·洪迪厄斯（Jodocus Hondius）1606年版《中国地图》，该图只是调整了方 向，但大部分内容承袭了巴尔布达的地图。&&&&巴尔布达没来过中国，但他通过大航海时代以来在中西交流中获取的直接资料绘制了中国地图，向西方人提供了既确切又有想象成分的中国地理知识。这幅新旧知识混杂的地图反映了西方人对中国的认识从想象到真实的过渡，因而它是西方绘制中国地图历史上的里程碑作品之一，直到70多年后卫匡国的《中国新图志》出版，它在欧洲的影响才趋于式微。=600 || (this.width>=100 && this.height>=100)){this.style.cursor='pointer';}if(this.width>=600){this.height=parseInt(this.height*600/this.width);this.width=600;}" class="img-src" onclick="javascript:if((!(this.width<600))||(!(this.width<100)&&!(this.height&&&&约翰·斯皮德（John Speed）1626年版《中华王国地图》，斯皮德不仅承袭了巴尔布达地图，而且丰富了图上内容，图上有了更多关于中国或东亚地区一些风俗习惯的介绍。&&&&&&&&卫匡国的《中国新图志》&&&&卫匡国是意大利耶稣会传教士，受罗马教廷的派遣来到东亚传教，于1642年抵达澳门。在中国期间，他广泛游历，经历了明清鼎革。后来，他参考罗洪先的《广舆图》等资料，又结合亲身游历，出版了《中国新图志》。1655年在荷兰阿姆斯特丹首版的《中国新图志》是欧洲第一部中国分省地图集。这部地图集包括15幅中国分省图、1幅中国总图和1幅日本地图，同时提供了关于中国城市、人口、风俗等诸多方面的资料，堪称一部综合性的中国地理著述。在中国总图上，东南沿海的轮廓十分精准，黄河的几字形状已呈现出来，中国西北边界的外部边缘是一片带状的沙漠，长城被看做是北部的边界。虽然明清鼎革，但这幅图反映的却是明朝的疆域轮廓。各幅分省图的轮廓与现在已较为接近，它们标题框的装饰画也都体现了所在省份的特征，如北直隶画的是皇帝、湖广行省画的则是在田间劳作的农夫，且每幅分省地图均附有内容广泛的说明，涉及中国各地的沿革建制、风土人情、气候条件、物产人口等等，向欧洲系统全面地展示了中国。=600 || (this.width>=100 && this.height>=100)){this.style.cursor='pointer';}if(this.width>=600){this.height=parseInt(this.height*600/this.width);this.width=600;}" class="img-src" onclick="javascript:if((!(this.width<600))||(!(this.width<100)&&!(this.height&&&&卫匡国像，他手上是一份中国地图草图。&&&&=600 || (this.width>=100 && this.height>=100)){this.style.cursor='pointer';}if(this.width>=600){this.height=parseInt(this.height*600/this.width);this.width=600;}" class="img-src" onclick="javascript:if((!(this.width<600))||(!(this.width<100)&&!(this.height&&&&卫匡国1655年拉丁文版《中国新图志》中《中华帝国新图》。&&&&=600 || (this.width>=100 && this.height>=100)){this.style.cursor='pointer';}if(this.width>=600){this.height=parseInt(this.height*600/this.width);this.width=600;}" class="img-src" onclick="javascript:if((!(this.width<600))||(!(this.width<100)&&!(this.height&&&&明代罗洪先的《广舆图·舆地总图》，初刻本。&&&&=600 || (this.width>=100 && this.height>=100)){this.style.cursor='pointer';}if(this.width>=600){this.height=parseInt(this.height*600/this.width);this.width=600;}" class="img-src" onclick="javascript:if((!(this.width<600))||(!(this.width<100)&&!(this.height&&&&=600 || (this.width>=100 && this.height>=100)){this.style.cursor='pointer';}if(this.width>=600){this.height=parseInt(this.height*600/this.width);this.width=600;}" class="img-src" onclick="javascript:if((!(this.width<600))||(!(this.width<100)&&!(this.height&&&&卫匡国的《中国新图志》中“北直隶”与“湖广”地图标题框处分别绘制着皇帝、皇后与田间劳作的农夫形象，反映了两地的特点，说明了制图者是比较了解大当时中国各省情况的。&&&&至此，中国的神秘面纱终于被揭开，欧洲人这才发现中国并非是马可·波罗描述的遍地黄金的天堂，而是与欧洲迥然相异的另一种文化世界。《中国新图志》反映的是西方深入观察中国的认识，一经发行，便造成极大的反响，被翻译成多个语种的版本，因此卫匡国也被西方誉为西方的“中国地理学之父”。事实上，在法国人唐维尔出版他的中国地图之前，卫匡国的这部图集一直是欧洲地理学界关于中国舆地的权威参考书。=600 || (this.width>=100 && this.height>=100)){this.style.cursor='pointer';}if(this.width>=600){this.height=parseInt(this.height*600/this.width);this.width=600;}" class="img-src" onclick="javascript:if((!(this.width<600))||(!(this.width<100)&&!(this.height&&&&Johannes van Loon的《中华帝国新图》（Imperii Sinarum Nova Descriptio），1660年版。&&&&唐维尔的中国地图&&&&唐维尔是18世纪法国著名的地图学家和地理学家，曾被任命为法国皇家首席地理学家。因为这种较为特殊的身份，唐维尔接触到了法国传教士或商人从世界各地传回法国的各种资料，他便利用这些资料绘制了世界各地的地图。其中，他利用了清朝康熙年间法国耶稣会士在中国的实测资料，绘制出了精确度相当高的中国地图。这些中国地图最先发表在杜赫德于1735年出版的《中华帝国全志》上，作为书中的插图，后来以地图集的形式单独出版，名为《中国新图集》（Nouvel Atlas de la Chine）。&&&&=600 || (this.width>=100 && this.height>=100)){this.style.cursor='pointer';}if(this.width>=600){this.height=parseInt(this.height*600/this.width);this.width=600;}" class="img-src" onclick="javascript:if((!(this.width<600))||(!(this.width<100)&&!(this.height&&&&唐维尔1737年版《中国新图集》中的《中国总图》。&&&&相较于此前的中国地图，唐维尔的中国地图对中国内陆的了解要详细得多。自问世以来，一直被西方作为有关中国及其邻近地区地理的标准资料来源，直至19 世纪，它才被其他更为精确的地图所取代。因为有实测的资料作为基础，唐维尔中国地图的精确度已非常接近现代地图，它是当时最先进的天文观测和三角测量技术的产物，是西方测绘制图走向近代科学的代表性成果。至此，中国以最精确的形态展示在了欧洲人面前。=600 || (this.width>=100 && this.height>=100)){this.style.cursor='pointer';}if(this.width>=600){this.height=parseInt(this.height*600/this.width);this.width=600;}" class="img-src" onclick="javascript:if((!(this.width<600))||(!(this.width<100)&&!(this.height&&&&16世纪欧洲人观察天象图，通过天文测量，可以测得大地经纬度。&&&&=600 || (this.width>=100 && this.height>=100)){this.style.cursor='pointer';}if(this.width>=600){this.height=parseInt(this.height*600/this.width);this.width=600;}" class="img-src" onclick="javascript:if((!(this.width<600))||(!(this.width<100)&&!(this.height&&&&17世纪欧洲的地图作坊。&&&&纵观欧洲近代以来被描绘在西方地图里的中国，我们就会发现中西交流越深入，中国在西方绘制的地图上就越清晰和翔实。西方对中国的认知从想象向科学理性转变，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巴尔布达、卫匡国和唐维尔的地图便构成了这个过程中的三个重要环节。&&&&延伸阅读：&&&&历史地图是怎么制作的澎湃新闻记者 于淑娟&&&& 22:31 来自 私家历史&&&&7月26日至27日，由中国江南水乡文化博物馆、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清史地图集》课题组联合举办的“历史地图专题研讨会”在杭州市余杭区临平召开，来自德国海德堡大学、台北故宫、台湾中研院、中国科学院、中国社科院、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暨南大学、上海大学、中国地图出版社、山东省地方史志办公室等学术单位三十多位学者济济一堂，围绕历史地图编绘、古地图研究及其他相关历史地理问题展开研讨。&&&&会议共提交近三十篇论文，就年代而言，以清代为主，从魏晋直到民国年间均有涉及；从国别而言，以探讨中国古地图及历史地图编绘为主，也涉及到卜弥格（Michel Boym， ）等传教士绘制的中国地图；既有对单幅地图的考证，也有对GIS技术应用理论的探索。澎湃新闻（）记者聆听整场会议，并在会后与几位老师交流、讨论，将部分会议内容以问答形式，整理成文，以飨读者。&&&&&&&&=600 || (this.width>=100 && this.height>=100)){this.style.cursor='pointer';}if(this.width>=600){this.height=parseInt(this.height*600/this.width);this.width=600;}" class="img-src" onclick="javascript:if((!(this.width<600))||(!(this.width<100)&&!(this.height&&&&会议开幕邹逸麟先生讲话。&&&&本次研讨会的协办方是《清史地图集》项目组，参与研讨的一些老师也是这项工程的参与者。所以，历史地理的绘制问题成为研讨会讨论的一个主要内容。&&&&开幕式上，曾参与谭其骧主编八卷本《中国历史地图集》编撰工作的邹逸麟先生做主题发言，对历史地图的绘制，特别是图注的工作，对参与《清史地图集》的老师提出了建议和要求。会后，澎湃记者结合会议中其他老师的发言，就历史地图编纂、绘制的相关问题与邹逸麟先生进行了简短的交流。&&&&“历史地图”、“古地图”、“舆图”，概念怎么分？&&&&《清史地图集》项目负责人华林甫教授在会议发言中，对“历史地图”、“古地图”做了概念区分，认为凡是今人所绘历史时期的地图即为“历史地图”。“古地图”则是古代人所绘的地图。对此，台北故宫博物馆的林天人老师采用的是另一套话语“舆图”。会场上引起一阵讨论。&&&&邹逸麟先生说，这只是表达的上的区别，本质上，并不冲突。“历史地图”就是今天的人画历史时期的地图，比如行政区划的地图，人口分布的地图。“古地图”就是古人绘制的地图。那么，我们把这个“古代”的时间点定在辛亥革命。在大陆来说，辛亥革命以前所绘的地图，就是“古地图”。辛亥革命以后，1949年以前，这期间绘制的地图，我们叫“旧地图”。因为台湾没有“1949年”这个时间点，所以他们就把历史上的地图称为“舆图”或者“历史地图”。实质上分歧并不大。&&&&&&&&&&&&中国历史疆域如何计算？&&&&暨南大学郭声波教授的发言中提到，历史地图有两种绘法：一是柱状画法，就是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的做法，选定嘉庆25年为标准年代，即鸦片战争以前中国的疆域为历史上中国的疆域范围。在此地域范围内，往上回溯，绘制中国历代的疆域地图。所以，汉代西域、唐代吐蕃等都在中国历史疆域范围内。一是锥状画法，即没有固定的中国疆域的范围，以不同历史时期中国的疆域为历史疆域，由此一来，中国疆域的伸缩范围则变化很大。比如，元朝的疆域范围则超过谭图所绘地域范围。&&&&其实，早在谭其骧先生主持绘制《中国历史地图集》时，就已经有类似的说法。据邹逸麟先生讲，要绘制历史地图，第一个要搞明白的就是我们要在什么范围内绘制地图。当时有人认为历代王朝疆域为历史疆域，有人提议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疆域为范围，但最终都被否决了：以历代王朝疆域为历史疆域，那么吐蕃，辽，契丹这样的王朝疆域算中国的历史疆域么？以共和国的疆域为范围，那么清末割让的领土就不算中国历史上的疆域了？于是，谭其骧先生提出一个观点，以鸦片战争以前清代中叶中国的疆域为历史上的中国疆域。=600 || (this.width>=100 && this.height>=100)){this.style.cursor='pointer';}if(this.width>=600){this.height=parseInt(this.height*600/this.width);this.width=600;}" class="img-src" onclick="javascript:if((!(this.width<600))||(!(this.width<100)&&!(this.height&&&&谭其骧主编八卷本《中国历史地图集》。&&&&清代是中国封建王朝的总结，这个时期的疆域也是经历了各民族的斗争、融合之后，中国疆域的一个总结时期。以这个时期中国的疆域为历史上中国疆域，既是符合学理的，也是具有可操作性的。这个方案应用在《清史地图集》，也应用在台湾学者所绘历史地图的工作中，是获得了普遍认可的。&&&&另据华林甫教授介绍，《清史地图集》选取了清代六个标准年代，分别是康熙五十八年，乾隆二十五年，嘉庆二十五年，道光二十年，光绪二十年，宣统三年，这一项目完成后，读者即能清晰地看到整个清代中国疆域的伸缩变化。&&&&&&&&&&&&新发现古地图要怎么用、怎么看？&&&&地图背后，表达了很强的政治意义。会议中，不少参与边疆部分地图绘制的老师，也就其工作中遇到的问题与与会老师进行探讨。另外，也有老师介绍了一批海内外新发现古地图。&&&&中国人民大学宝音朝克图《清代乌珠穆沁左翼扎萨克旗扎萨克边界考》利用德国收藏清代乌珠穆沁左翼旗王府光绪二十七年绘制的蒙文地图《乌珠穆沁左翼旗游牧图》、美国国会图书馆地图部所藏康熙朝《内蒙古地图》及其他相关文献，考证了难度甚大的蒙古旗界问题。&&&&台北故宫博物院的陈维新结合台北故宫博物馆所藏清代条约原文及舆图资料，探讨了同治年间中俄塔尔巴哈台界务交涉问题，较以往单纯利用文献资料讨论边界划分问题要深入、精确得多。&&&&内蒙古师范大学的那顺达来对于收藏于德国、蒙古国、日本等地的《蒙古游牧图》进行了系统的整理与解读。&&&&安徽大学的陆发春出于编绘《安徽省历史地图集》的需要，对安徽省图书馆所藏的近代安徽历史测绘地图依时间序列一一介绍，包含着丰富的地图信息。&&&&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林天人对英国大英图书馆所藏中文历史舆图的情况作了详细介绍。&&&&关于蒙古游牧图，澎湃记者与那顺达来老师交流得知，在清代，为防范各盟旗之间势力勾结，清朝对于蒙古盟旗的边界都有规定。即使对于游牧的蒙古人一年要走换四个草场，各盟旗之间的边界、地域概念还是很清楚的。不清楚的是国界。蒙古游牧图由盟旗中的知识分子所绘，但仍然并不精确，看起来更像中原的山水图。不过，其中涉及到地名，倒是能够为历史地图的定点、绘制提供参考。&&&&既然要定点，方向自然是很重要的问题，而蒙古游牧图在方向上与内陆中原地图的方向又有不同。那顺达来老师认为，蒙古人的方向感来自于对风向的感知。所以，在受西北风影响的蒙古高原人的感知中“日出东南”，而在新疆受西风影响生活的蒙古人的感知中则是“日出南方”，这与内陆中原人以太阳东升西落感知到的方向正好相差45度或90度。这也体现在蒙古人所绘的地图上。&&&&另外，本次会议还讨论了其他相关历史地理问题，如复旦史地所的傅林祥对清代“新疆”一词多重含义的概念史研究，中国社科院的苗鹏举依据《炉藏道里最新考》一书对入藏路线的考订等等，也颇具新意。
馆藏&44594
TA的推荐TA的最新馆藏消失的湖泊（一）&——&武汉&之&武昌
　　解放初期，武汉市城区湖泊有127个，一度被誉为“百湖之城”。半个多世纪来，有近90个湖泊因造田、建城而消失，如今仅存38个，昔日的“百湖之城”已经名不符实。即使是剩余的38个湖泊，面积也大大缩减。近日，翻阅书斋中所藏的部分老武汉地图，通过制图软件，将这些消失的湖泊，重现于新地图当中，对照来看很有意义。
1890年前后的武昌
　　将上图1890年左右的这张武昌地图中的湖泊（下图红色阴影部分），与现在武汉地图重合，可以清晰地看到到近一百二十余年来，今武昌三环之内湖泊的显著变化。
　　100多年前，东湖属沙湖水系。任桐在《沙湖志》中将沙湖与东湖并称为大小沙湖。东湖、沙湖原本相通，清末修筑武昌至青山的大堤以后，两者才分离。下图可见，今日沙湖不及百年前的三分之一。
　　东湖没有太大的改变，只是部分港汊、湖湾有所缩小。依照图来看今天东湖东部的水域比以前更为宽广，估计是百年前地图测绘的误差，而非水域面积真有扩大。
　　南湖近百年水域面积变化非常大。从晚清开始修建铁路、车站、兵营，就有少量填湖。1936年3月，在处于老南湖边缘的一片野阔、荒凉的芦苇滩上（今恒安路一带），建起军用机场，起名为南湖机场。解放后机场扩建、围湖造田，南湖进一步缩小。近二十年城市化的发展，今天的南湖仅存一小部分了。西面的黄家湖，更是早已退缩到今日三环武昌段之外。
　　百年的这张地图没有标注老武昌城内湖泊，借助另外一张1939年的武昌地图，再来看看老武昌城湖泊的变化。今天，除了紫阳湖（兹子湖、墩子湖）、都司湖外，其余的湖泊皆不见踪影。
　　再借助一张1912年前后的武昌地图，来看看晒湖的变化。
　　今天的晒湖，早已没有了曾经的气势。从位置来看，晒湖应该是百年前老南湖的一部分或者是其港汊、湖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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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清武昌地图来自《湖北全省分图》。《湖北全省分图》是继《湖北舆图》（光绪二十七年，即1901）出版后又一湖北舆图巨作。此图绘制者邹代钧1889年回国，任会典馆纂修，后于1891年调到湖北兼任湖北省全省地图测绘事宜，作《湖北测绘地图章程》。之后三年编绘出《湖北全省分图》(又称《湖北会典馆图》)，并提出武昌江汉并控，更重于荆襄的看法，深受张之洞赞赏。
　　《湖北全省分图》，光绪十八年（1891年）邹代钧开始编绘，于光绪二十年（1894年）编绘完成。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学部、农工部审批，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印行，宣统元年（1909年）舆地学会出版。地图册为8开版，石印，蝴蝶装。图册一共32张4开地图分府、分县地图。当时湖北全省分11府，1个直属厅。此图虽然发行时间为宣统元年，但实际成图于光绪二十年（1894年），因此图中信息也多为1894年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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