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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一到周日 8:30-20:30 (全年无休)震撼心灵；海外追梦女人：张丽玲1
1、感天动地北京泪
1999年，初冬的夜晚，数以百万计的北京人守在电视机旁边，锁定北京电视台第27频道，随着画面的切换，一个纤细而又文弱的声音送进观众的耳朵，渗进观众的心里：
　　日本，史称东瀛，唐代盛期曾有大批的东瀛使者赴长安求学。1896年，清朝政府派十三名留学生赴日本，从此揭开了中国人赴日本留学的历史。一百年后的今天，我们踏着先人的足迹来到这块陌生的土地。这是一部由在日留学生亲手制作的纪录片，是我们在日本生活的纪录。
　　这是纪录片《我们的留学生活一一在日本的日子》在播放。
　　初来乍到的故事、小留学生的故事、“老博士”的故事、“黑人”的故事……一个接着一个，一个比一个催人泪下，一个比一个叫人感到辛酸而又振奋。
　　北京人沉浸在一种久违的感动里，中国人在经受一场恨和爱、痛苦和欢乐、绝望与新生的洗礼。
　　当灼热的泪滴从面颊上滚落的时候，每个人都感到爱的暖流，奋发向上的精神，一股激昂澎湃的意志。
　　这是在日本的四百多名中国留学生同心协力用生命和心灵创作的大型纪录片。他们自己策划、集资、拍摄、制作，历时4年，跟踪拍摄66人，采访数百人，拍摄一千多盘磁带。六千四百多万日元的拍摄资金除了个人的积蓄外，几乎全是东拼西凑地借来的。
　　这在许多专业电视人员看来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这在人类的电视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奇迹，可是中国留学生做到了，而且做得那样完美。
　　这群中国留学生用赴汤蹈火的精神创造了自己的历史，又以淡泊名利的心态记录了自己的历史，国内的亲人终于在泪雨中阅读了他们真实的人生轨迹，电视专家目睹了一个不可多得的纪录片精品。
　　北京电视台首播后接到无数的观众电话，要求与主创人员见面，要求重播，并质问电视台在播出前为什么不做宣传和预告，还要求广播电视总局给主创人员颁发特别奖。北京电视台马上马上安排重播。
　　与此同时，其他各省市电视台也纷纷播映，一时间，全国上下数十家电视台几乎同时在黄金强档播放该片。这在纪录片市场上也是从未有过的现象，让国内许多自称为纪录片“大腕”的电视制片人目瞪口呆。
　　日，被热情鼓涌而来的北京观众早早地聚集在京广中心合议室。他们要来见一个神秘而又传奇的中国女孩和一个12次获得日本纪录片最高奖的日本电视制片人，前者就皇该片的总策划、制片、导演和解说张丽玲，后者则是该片的鼎力支持者和总制片人横山隆晴。”
　　时间到了，会议室的门被推开，一个纤痕文静的中国女孩和一个文质彬彬的日本男人走进来，观众呼啦啦站起来，把他们围成—团，纷纷握住他们的手：“张丽玲，我们感谢你！”“横山隆晴，我们感谢你！”
　　面对热情的观众，听不懂中国话的横山隆晴只知道点头和鞠躬，不知道该说什么；一向快人快语的张丽玲此刻秀丽的眼眶中饱含着热泪，沉默良久，终于说出一句话：“四年辛苦，值得……”
2、“面试”大仓专务
1995年3月，正是樱花烂漫的季节，日本的首都东京沉醉在春风里，沉醉在樱花的海洋里。张丽玲数年苦读，拿到了日本国立学艺大学的硕士文凭，她终于可以走出学校，到日本社会上去试试身手了。
　　这是张丽玲来日本的第六个年头。
　　六载光阴，异国他乡的日日夜夜，一秒一秒地走过来，说起来很短，过起来很长。
　　演员出身的张丽玲虽然如愿以偿地拿到了舞台导演专业的硕士学位，可此时的她不想再回到演艺圈。日本战后经济的高速发展对张丽珍来说像一个谜，有一种无形的吸引力。但要重新上一所大学去学经济，张丽玲又觉得不太现实，最好是边学边实践，进日本历史最长的公司就职是一个好方法。于是朋友给她推荐了大仓商事株式会社。
　　大仓商事是一家拥有一百二十三年历史的老牌公司，下辖宇宙部、航空部、钢铁部层粮部、通讯情报部等66个部门，经营范围十分广泛。它是19世纪60年代时由大仓喜太郎创建的，是日本第一家把市场打到外国去的公司。近—百三十年的辉煌让该公司成为日本最有影响的名门公司之—。i995年的日本经济开始下滑，就业形势也开始恶化，曰本人要想成为老牌公司的正式员工已经很难，一个外国人在这里打工可以，但要想成为其正式社员，则难上加难。可是张丽玲却看准了大仓商事，义无反顾地来到东京寸土寸金的银座，参于大仓面试。
　　在日本，女人找工作时往往很难拥有与男人同样的机会。当张丽玲走进大仓公司人事部的办公室时，一心想的是，女人与男人一样都是上帝的子民应该享有同等的权利。见她的先是课长和部长，两个男人。例行公事的提问，后来又见到一个常务，最后又进来一个专务，很慈祥的面容。话不多，耐心地听张丽玲讲。张丽玲以为既然是面试，社长怎么也得出来，所以她把这几个人的出现只当前序，一个人高谈阔论。
　　“……你们日本男人对女人的歧视太过分了，女人的能力不比男人低，可是女人的机会却比男人少得多，这样不公平的待遇我是不能接受的，我觉得去公司就职是为了工作，男的也是一样，而不是希望做个给另dk＠茶水的。女职员也没必要做给人倒茶水的杂活，至少我不希望也不可能做这些”
　　专务是个极有修养的人，六十来岁，宽宽的前额，敦厚的面庞，两只善良的眼睛闪耀着艺术家的智慧之光，专注地听着张丽玲的愤怒之词。
　　后夹张丽玲知道，这位专务叫山内道雄，是大仓公司德高望重的第二把手，他父亲是法国文学研究专家，家学渊源，难怪他身上透出那以一股浓重的艺术气质。
　　在张丽玲后来的人生历程中，山内道雄的影响非小。
　　张丽玲讲完了，山内专务带她去看工作现场，在工作间里，有人向山内打招呼：“山内专务，今天面试新员工呀？”
　　山内小声回答说：“不是我面试新人，是我被面试了。”
　　张丽玲听到山内的话，觉得这个人还挺幽默，才开始仔细揸量他。她心想日本人也不是像别人说的那么呆板呀，似乎突然间有了信心。
　　面试完毕，大仓让张丽玲回去等消息，张丽玲心里还在琢磨，怎么不让见社长就让走了呢，大仓未免有点失礼吧？带着这种情绪下了楼，张丽玲立即给同学打电话，说了说面试的情况。
　　对方惊叫起来：“啊哟，你来日本多久了？连专务都见你了，不得了呀！你也太狂了，还想见社长，你知道给别人面试的都是什么人吗？一般是课长，部长级别的就不错了，看来人家很重视师，肯定会耍了。”
　　“不会，怎么会呢，我把人家老头给教训了！”
　　尽管这样说，张丽玲并没有再去尝试其他公司的面试，而是在家静静地等待大仓的通知。
&3、大仓磨难记
过了一个星期，张丽玲接到了大仓人事部的通知，让她4月1日上班。张丽玲成了大仓商事的正式社员。
　　带着履历表、通知单，张丽玲再次来到大仓商事，9点钟准时走进坐落在银座2叮目的大仓别馆3楼讲堂，开始接受大仓商事对新社员的培训。为期一个月的培训结束，马上开始工作，张丽玲却傻了眼。
　　她被分配在大仓食粮部第一酿造原料课，任务是给朝日、札幌、三得利、冲绳等几家主要的日本啤酒公司提供原料。张丽玲的工作内容是调配集装箱。处理发票、做签约书、发请求书、外汇汇率、传账等等，工作还不算太复杂。可往来的信息使用的都是英语，张丽玲并未学过英语，她对公司的同事和指导员说她不懂英语时，没有一个人相信。还有一点让她感到为难的是，年龄上的优越感消失了。过去，不管上学还是工作，她都是年龄最小的，可是在这里，不但与她同期进公司的几十个人个个年龄都比她小，连指导她的业务指导员都比她小两岁，她感到落后的难堪，甚至认为自己无法从事这项工作，每天早上起来都有放弃再去公司的念头。
　　此时的张丽玲的妹妹张丽烨也在东京。张丽烨比她晚二年来到东京，也是自费留学，学的是平面设计，也是一边打工一边上学。张丽烨安静、内向、务实的性格与张丽玲形成鲜明的对照。
　　一连几天，张丽玲一回家就对张丽烨抱怨说：“不行，我不想干了，实在是太累，我要辞职。”
　　张丽烨劝道：“再忍几天吧。这么老资格的公司不是谁想进就能进去的，说不定再干几天你就会适应了，你这个人适应力强。”
　　就这样，第二天，张丽玲就又出现在大仓商事的啤酒酿造原料课里。她在努力地学习业务，还暗自开始补习英语，报了一个英语补习班，几个月下来，传真文件上的英文缩写单词巳经难不住张丽玲了。可是由于着急上火，她的脸上却长起了许多疙瘩，大大小小的一片，这对天生丽质的她来说是从未有过的。
　　在大仓的这段日子里，她发现了日本女人和男人的另一面，她的狂妄在一点点地被事实打磨掉。
　　培训张丽玲的指导员是一个名叫吉田朋子的日本姑娘，只有二十五岁，人很和善，业务能力也强，她不拒绝给任何人服务，包括给男同事倒茶，也包括给张丽玲提供各种各样的指导和服务。
　　另有一次张丽玲从工作间经过，与一个日本女孩走了个对面，那个女孩却站到边上，让张丽玲先过去。张丽玲觉得这个女孩人长得也挺好看，如此多礼，肯定是因为业务能力差，但很快听说就是这个女孩刚刚获得NHK俄语演讲比赛第一名。
　　这要是在中国，一个女孩得到这样的荣誉，至少公司上下会无人不晓，怎么还对后辈那么彬彬有礼、谦让为先呢？如此看来，日本人对中国人的排斥并不是绝对的，也不是发生在每—个日本人身上，大多数的日本人对中国人是友好的。
　　山内道雄也经常对张丽玲表现出一个长者对晚辈的关怀，不断让秘书送有关酒税务方面的书给张丽玲看，可张丽玲却接过来就放到一边，直到有一天山内道雄问她看了没有，她才说“没看”。山内道雄并不生气，口气平和说道：“酒税、占一个国家税收的很大比例，是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大仓是最早把啤酒卖到民间的公司……你是一个中国人，你以为我把你录取到大仓来是让你为大仓做贡献的吗？不是，是为了让你今后给你的国家做贡献的！”
　　张丽玲慢慢发现了她对日本人理解的偏颇，开始了解日本人，开始走进日本人的内心世界。
　　让张丽玲自己感到欣慰的是，她的业务能力真的慢慢提高了，对原料差价的计算从来没有失误过，英语大有提高，脸上的包也不见了，以至于有一天吉田朋子看着她说：“你脸上也有不长包的时侯嘛！”这话让张丽玲心里多少有点不是滋味，但这也证明了她的努力被接受了
4、难忘黑夜里的那张脸
1995年的一个秋夜，张丽玲在结束了繁忙的一天后，已经睡下了。电话响了，张丽玲拿起电话，话筒里传来w的声音，沙哑、疲惫，吱吱唔唔说了半天，才说明白：
　　“张丽玲，我想问你借钱……”
　　敏感的张丽玲从W的声音中听出了问题，就在电话里对W说：“你现在在哪儿？……就在我家附近？好吧，我马上出来，你等着我，我想知道你为什么要借钱。”“对不起，张丽玲，这么晚了把你叫起来，而且又是这种让人难以启齿的事情，可我实在是别无他法……我妻子跳楼了。
　　“……不过我妻子没有死，只是断了脊椎骨，现在正躺在医院，我没存下多少钱，像我们这些黑人在东京没有钱是治不了病的，我周围中国同乡的钱我已经借了不少，可是还不够，我的朋友让我来找你……我妻子是一个好妻子。她住在东京，我去名古屋打工，隔一段时间回来一趟，可是前几天我妻子突然给我打了一个电话，说让我一定要保重，我感觉不对，就跑回来，回家一看，妻子不在，家是空的。我四处寻找她，可是哪里都找不到。问熟悉的同乡，都说不知道，好几天没看见她了，到她打过工的地方去找，也没有。我急了，在东京的马路上跑来跑去，只要有一线希望的地方，我都去找了，可是没有……一连找了三天，我连眼睛都没合一下，后来终于在一个公共场所找到了她，她以乎没有什么特别的不对劲，只是人比原来瘦了，气色也不好。我找到她时就放心了许多，拉着她回家。我本想问她给我打那个电话是什么意思，也想问她家里怎么会那么乱，还想问她那几天她都在哪里，可是我实在是太困了，把她拉上地铁就睁不开眼了，我想睡一会儿，等睡醒了在再问她。我的手紧紧地拉着她，可是她几次挣脱开我的手，凑到地铁门边，似乎想逃走，我迷迷糊糊地又把她拉回来。我在半睡半醒中意识到我不能带她回家，一回家我就会马上睡个不醒，她就会有机会再跑掉，我就把她带到一个朋友家里，让她在里屋休息，我为了防止她逃跑，就靠在门上睡，可是一靠就睡着了……
　　我真后悔，如果能再挺一挺，少睡一会儿，也许她就不会做那种傻事了，可我实在困得要死，靠在门上就睡得昏天黑地……突然听到“扑’的一声，我的朋友大叫：你妻子跑了！我还以为我妻子是经过门口跑掉的，我本能的反应就是出门去追，连鞋子都没顾得穿，光着脚跑到路上，可是没有我妻子的影子，我纳闷她怎么会跑得这么快，我只好回到朋友家里，想穿上鞋子再去追她，可是等我回到朋友楼前的时候，一辆救护车已经停在楼下，我妻子躺在地上，正在痛苦地挣扎……原来我妻子是跳楼跑的，我挡着门，她出不去，就从楼上跳了下去，她也真命大，竟然没有摔死。朋友替我叫了救护车，把我妻子送到医院，她的脊椎断了，需要动手术……我想不明白她怎么会变成这样，我们原来计划好的，等我再挣—点钱就回国了，可是她却不愿意走，她说当初从国内出来就没想到再回去。其实我们在国内什么都不缺，钱有，房子也有，开着两个铺子，她什么都可以不干，过老板娘的日子，可是我们还是出来了，没想到出来后变成“黑人”了，我是想回去，可是她反对，不回去就不回去嘛，我也没有逼她，她怎么能这样？生活又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呢？”
　　张丽玲不忍心再让W讲下去，回家把她身上所有的钱和妹妹张丽烨的钱全都拿给W，让他快去医院。W手中拿着钱，脸上依然没有—丝笑容，行色匆匆地走了。看着W的背影消失在东京的黑夜里，张丽玲也转身回家，可是她的脚步非常沉重。
　　这件事让张丽玲感到震惊。她越发想做一部反映中国留学生的纪录片，让国内的同胞们知道他们在国外的生活和苦乐悲欢。这件事让她下定了决心，不再犹豫，不管困难多大，一定要把纪录片做成。
5、突袭横山
心灵的磨难是无尽的，一天不把片子做起来，张丽玲的灵魂就一天不得安宁。
　　张丽玲想到电视台借一台摄像机自己抽，可是由于她在日本远离了电视界，她只知道日本有一家叫NHK的电视台，她以为日本所有的电视台播放的都是NHK的节目，真要拍电视片了，她还不知道电视台在哪里，更不知道日本的电视台是不做节目的，日本的电视台只管企划、播放，节目的制作是由公司突完成的，许多电视台除了新闻部以外，其他部门甚至没有摄像机。
　　为了纪录片之梦，张丽玲决定自己去找日本的电视台和摄像机。通过一个日本朋友的介绍，张丽玲与一家电视制作公司取得了联系，该家公司听了张丽玲的想法，觉得有点意思，可以一做，但是人家说必须电视台给公司这样的任务他们才去制作，可是像这样20集的纪录片，日本的任何一家电视台都不可能立项，在NHK，做13集这样的节目就要6亿日元的经费预算，而且民营电视台谁都不会把一个纪录片拍到十几集、二十几集。但是这个公司还是觉得张丽玲这个人挺有意思，一个弱女子竟然有这样的鸿鹄之志，他们可以帮助她联系电视台。后来张丽玲才明白，这家公司是想让电视台做一个拍她的节目的决定，这样电视台可以出经费，他们的公司就可以接过来，有活干了，可以拿到钱了。
　　经过一番联系之后，有一个制作公司的人对张丽玲说：‘我们给你引荐了富士电视台，我们已经把这件事向富士电视台制作部的部长进行了汇报，部长把这件事交给副部长与你接洽。这个副部长是日本纪录片方面的大腕，每天都很忙，选一个合适的时间，我带你去见他。”
　　这位副部长就是后来对张丽玲和她的《我们的留学生活》起至了决定性作用的横山隆晴。横山隆晴出生于1953年，毕业于日本著名的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学系，进过著名的日立公司，做过银行职员，进入富士电视台后先在报道部做新闻记者，后来成了日本纪录片界最有影响的几个导演和制片人之一，把日本纪录片的所有最高奖项都得遍了，其中GAlGXY奖得了12次。带张丽玲去的人告诉张丽玲，横山个性突出，不太好接近，只认片子不认人，可是如果片子能够打动他，他也会不遗余力地去做。
　　张丽玲在国内接触过许多电视界的大腕，一个比一个牛，叫人不敢接近，想必横山隆晴也可能是这种人，鼻子一哼就能把人吹走。可是那也得见，见，可能会多一次机会，不见，却只能空等。
　　为了能打动横山隆晴，张丽玲做了充分的准备，把写好的企划书译成日文，把二十集的纪录片方案浓缩到一面，免得人家看不了两眼就烦了；而且选了一个星期五来见他，怕他在别的时间来不及听完就被别的事情拖走，周末的时间可以从容一点，谈到多晚都没关系。
　　日，一个普通的星期五，这本是一个平常的日子，当时的张丽玲也没有意识到这一天有多么伟大，可是这一天对《我们的留学生活》来说，却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在这一天，张丽玲见到了横山隆晴，而且让这位个性鲜明的日本纪录片大腕的眼睛对中国人亮了起夹，对张丽玲亮了起来，对《我们的留学生活》亮了起来。
　　张玉玲来到富士电视台，走进制作部办公室。一个戴眼镜的中年男子正在打电话，皮肤黑黑的，长长的头发，很瘦，正在对着电话发号施令，周围像垃圾堆一样堆着许多磁带、书、各种夫子等等，乱得不可开交。
　　这个人就是大名鼎鼎的横山隆晴，从表面看来没有任何超乎常人的地方。
　　电话打完了，横山隆晴抬起头看了张丽玲他们一眼，并没主动打招呼，介绍的人对他说了几句，他就对张丽玲招着手说：
　　“来，坐下坐下。”
　　可是电话铃又响了，他接着打，打完一个，回过头来对张丽玲说道：“我是很忙的，有什么事快说，尽量简练，最多不能超过半个小时
6、你这个人挺有意思的
张丽玲看着横山隆晴一个电话接一个电话地打，心想，这人可真是个大忙人呀。
　　好不容易等到横山隆晴电话打完了，张丽玲把纪录片的企划书递过去。
　　横山隆晴看了几眼企划书，拾头问：
　　“想听真话还是假话？”
　　“当然是真话啦。”
　　“绝对不可能。”
　　这样的回答张丽玲是早有思想准备的，可是她不能就这么被打发了，她要用她的智慧和诚恳打动他。人非草木。张丽玲不相信横上会无动无衷。
　　张丽玲说：“我觉得也是不可能，不可能我才来找你，可能我就不来找你了。”
　　横山隆晴对这种心理小技巧却不屑一顾，他坦率地对张丽玲表达他的想法：“我不是吓唬你。为什么不可能呢？第一你不是专业人员，第二你没有钱，第三你没有设备，没有制作人员，第四，即使以上三点都具备，还有一条就会把你限制住，你现在是大仓商事的职员，大仓商事是一个非常传统、保守的公司，不会允许你来做这样的事情。”
　　张丽玲马上说：“我现在至少可以告诉你，这四点可以变成三点，最后一条不成问题，如果大仓反对我做这件事，把我开了，我绝对有这个思想准备，而且我绝对能够不要这份工作。想做一件事情，如果连这样的思想准备和觉悟都没有，我是不会来跟你谈的。”
　　横山隆晴惊讶地停顿了一会儿，下意识地看了张丽玲一眼，颇感惊讶地说。“你这个人挺有意思的。”
　　横山隆晴接着又看张丽玲的拍摄方案。
　　敏感的张丽玲马上发现了横山隆晴心有所动，准备采取新的攻势，可是没想到横山隆晴从拍摄方案上抬起头来，提出了更为强硬的拒绝理由：“我坦率地告诉你，我对你要拍的中国留学生不感兴趣，你是我见到的第二个中国人。第一个中国人是我在早稻田大学时见到的，他经常出现在我身边，自我感觉良好，好像比谁都优越，我烦他，没跟他说过多少话。”
　　面对这样的问题，张丽玲似乎一时找不到用什么话来应对横山隆晴，只好沉默着听他讲。可是横山隆晴并没有接着说下去，而让旁边的一个摄像师架起一台摄像机对着张丽玲，然后对张丽玲说：“我对你这样一个在公司就职还想要做这么一件完全不可能的事的人有些兴趣，要是你不在意的话，我先让摄影师把我们现在的场面摄下来，可以吗？”张丽玲对横山隆晴的行为感到不理解，可是知道不该提出反对意见。其实这对横山隆晴来说很正常，凭他作为一个富有经验的纪录片导演，也许他觉得这样场面会有—些特殊的意义，如果不拍下来，会损失什么，所以他凭着本能这么干了。他又对张丽玲说：“不过我觉得你这个人很有意思，真的很有意思，超出我经验范围。我现在还不能说我会不会支持你。”
　　横山隆晴接着对张丽玲说：“我想听听你对你的纪录片的设想，尽可能说得简单一点。”
　　张丽玲没有委屈求全，更没有可怜巴巴地求人，而是“欲擒故纵”地说：“有一点我要事先说明，你一定要让我的话说完，等你听完我的话，如果你还不打算做，我一点遗憾都没有，而且还依然会为见到你感到荣幸，前提是你一定要把我的话听完，，如果你不打算听完我的话，我宁可不说。”
　　“不就是要拍这么一个纪录片吗？”
　　‘不这么简单。这不单是一个纪录片的事，而是一段历史，是中国人近二十年走出国门的历史，也是中国人近百年来向日本学习的历史。中国人最早来日本留学是在清末，中国人是抱着向你们学习的目标来的，到现在已经将近一个世纪了，等我们的片子做完播出时正好是一百年，这一百年有许多事情值得总结，这是我们做这个片子的初衷之一。”
7、第一次你请我吃饭就让我吃那个！
“我们这一批留学生是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出来的，为了自我人生价值的改变，为了实现自己的一个愿望，一个梦，也许我们的志向比不上先贤们那么远大，但是我们在中国与世界的沟通以及中国向世界渗透方面所起的作用，绝不亚于一个世纪前的先人们……对中国而言，我们是冲在时代前面的，我们充当了这个时代的先驱者。
　　在任何一个时代，先驱总会头破血流的，成功也好，失败也好，我们所历的一切将会伴随我们一生。我们在国外的生活是非常尴尬的，既不是中国人，又不是日本人，这中间有断层呀。我们这些留学生知道日本哪些地方不了解中国，也知道中国人哪些地方不了解日本，至少比在中国的中国人和在日本的日本人了解得多，所以我觉得这是一段历史，而且是一段不应该被忘记的历史。而你们日本人到我们中国留学时在唐朝，一千三百多年以前……当一个人走过去再来回顾这一段历史时，只能是回忆，如果有一批人意识到这个问题或者有能力把这一段历史记录下来，几十年之后就不至于只剩下回顾。虽然它只是一段短暂的历史，但它对中国的改革开放，对中国将来与世界接轨，都有不可磨灭的作用，是非常有意义的，如果你能协助我来做，你就成了跟我—同进入这段历史的人，虽然你与中国没有任何关系，至少我们这一批留学生会感谢你。但你说我是你见过的第二个中国人，那么你肯定不知道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更不知道中国有改革开放这回事
　　电话仍然一个一个地打来。横山隆睛只好不断地接电话，可是慢慢地他对张丽玲所讲述的内容产生了兴趣，对电话开始不耐烦了，不断地推掉一些事倩。张丽玲在旁边可以清楚地听见他拿起电话后听不上半分钟就说：“不行，我现在正有事，明天再说吧。”挂上电话马上就转过头来问张丽玲“文化大革命是怎么回事？”、“改革开放了你们为什么就要出来？”、“你们留学生在日本又怎么生活？”之类的问题。
　　就像横山隆晴对中国不了解—样，原来张丽玲对富士电视台也一无所知，直到她见到横山隆晴的时侯她还以为富士电视台肯定是富士胶卷公司下面的一个很小的电视台，否则世界一体化的进程发展到了如此之高的水平，横山隆晴怎么还会连中国的文化大革命都不知道？但事实上富士电视台是日本最大的一家民营电视台。
　　直觉和经验告诉张丽玲，从横山隆晴的眼睛里透露的信息说明，他开始想知道中国的事情，他的好奇心促使他急于想从张丽玲这里了解中国。聪明的张丽玲抓住了这一机会，不仅告诉他中国现在的变化，而且还对中日关系大胆地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中国和日本虽然是邻国．表面看起来它们的文化和现实生活都是很接近的，似乎没有什么差异，其实思维方式的差别是非常大的，这种差异，甚至比中国人与美国人之间的差异大得多，但问题是大家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谈话出人意外地一直进行了四个小时，远远超出了横山隆晴自己设定的半个小时的界限，可是他似乎还有许多问题要问，直到很晚了，富士电视台的人早都下班回家了，他们也感到肚子饿了，横山隆晴才恍然大悟似地想起来；“哎呀，光顾谈话了，饿了吧，咱们吃饭去。”
　　横山隆晴带张丽玲来吃一种日式自助饼，这是一种类似中国大排档的小吃，需要自己动手做，把准备好的青菜和鸡蛋放在一个摊开的面饼上，放在平底锅上去煎，吃得人满身都是烟。第一次见面请一个女孩子来吃这种低档的东西，这在日本不能算是太有礼貌的事情，而张丽玲还穿着上班时穿的衣服，这多少有一点让张丽玲感到不太合适，可是当时张丽玲是来求人的，人家请她吃饭已经不错了。
　　后来。这顿饭成了张丽玲“攻击”横山隆晴的话柄：“第一次你请我吃饭就让我吃那个！”
8、我认为这是一件有意义的事
　饭问，横山隆晴不断问张丽玲有关中国的事情，对电视片的事情反而不提了，张丽玲只能跟随着他的思路走，尽可能回答他的问题。吃过饭，横山隆晴对张丽玲说：“也许我会帮助你，你不要着急，我会给你打电话的。我要回摄影棚工作了。”
　　这就是张丽玲与横山隆晴的第一次会面，一次在无意之间创造了历史的会面，一次在中国和日本之间架起一道新的桥梁的会面，一次让中国人和日本人都会感动的会面，而且也是对张丽玲和横山隆晴的人生产生重大影响的会面。
　　《我们的留学生活》播出后，横山隆晴在日本接受中国新闻社记者的采访，又谈起张丽玲第一次去见他的情景，感慨不已，而且与张丽玲对记者的说法颇有一点不同：“1995年12月，张丽玲第一次来到富士电视台找我。那时富士电视台还在新宿区河田叮老地址（两年前迁移到东京湾，现在坐落于台场海滨——笔者注）。这是一次不速之访，来得非常突然。她问我你就是富士电视台的横山隆晴吗？
　　她说她想拍一部纪录片，她从朋友的朋友口中知道我在制作纪录片，我在日本电视纪录片界还有点名气，她请我借给摄像机，说是想为在中国的电视台播出而拍一部纪录片，朋友说向横山开口可以借到。我问她拍过纪录片没有，她说连一部片子都没有拍过。这就是我和张丽玲的初次见面，我想这个人是不是发疯了，那一口半生不熟的日语，还带着地地道道的留学生的稚气，对纪录片一无所知。当时，张丽玲才二十八岁。我仔细问了她的计划之后，告诉她，我对拍留学生，特别是中国的留学生的事，一点也不感兴趣，但我认为这是一件有意义的事，她想表现的东西，很有价值，所以，我向她许诺在可以做到的范围以内帮助她。”
　　张丽玲一边张罗着纪录片的事情，一边还要认真在大仓上班。她对业务越来越热爱了，对食粮部的感情也越来越深，石井部长和桥爪课长对张丽玲的工作能力大加赞赏。食粮部的同事都非常喜欢这个漂亮的中国女孩，一个演员出身的女孩子，竟然能把商务也做得这么好，实在难能可贵，甚至把张丽玲称作“食粮部的女儿”。张丽玲也觉得她必须把工作干好，多为大仓创造些效益，否则就对不起大仓，对不起同事们的理解和爱，对不起课长和部长，更对不起像人生导师一样关心她的山内专务。这有时也会给张丽玲的心理上造成矛盾，在大仓之外还要干那么一件事，是不是她对大仓不忠。
　　见过横山隆晴后的第一个星期一，张丽玲照例来到大仓上班。预感告诉张丽玲，今天横山隆晴肯定会来电话，她几乎整个上午都在心神不定地等电话。果然，下午两点的时候，有人叫张丽玲接电话，说是富士电视台打来的。电话里的横山隆晴仍然没有明确地答应下来，只是说他觉得张丽玲这个人很有意思，没准这个片子可以做，他想再听一听张丽玲的详细计划，可是他又没有时间，说不定晚上12点以后，他问张丽玲时间这么晚无所谓吗？张丽玲说无所谓，夜里2点、3点都无所谓。
　　第二天晚上10点半的时候，横山隆晴给张丽玲打电话说没准他今天晚上有时间，让张丽玲等着。一个多小时过去了，仍然没有消息，张丽玲就以为他又没有时间了，就先回家了，这时已经是12点了，可是刚回到家里，横山隆晴打来电话说他现在有时间，让张丽玲在12点半到一个24小时茶店里去等他。结果一谈谈到早晨6点，谈完之后，横山隆晴要回去睡觉，张丽玲直接去公司上班。
　　但是横山隆晴仍然没有明确表态。
　　这时已经进入1995年年末的最后几天，张丽玲觉得不能再等了，她要自己先干起来。12月31日，1995年的最后一天，张丽玲用从大仓领到的30多万日元的奖金买了一台小型数字摄像机，以她身边的朋友作为拍摄对象练开了手，当然只是练手，拍下的东西后来也基本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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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56)(转帖)文革激发的非理性认知模式，使中国老百姓在作为原始信仰的血液崇拜面前，产生认同感、亲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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