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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5亿学生的选择
根据中文写出英文
这是一个电脑室。他在三楼。This.
菲菲老师（交1-5年级）
This is computer room
in the second flo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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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帮我一下
有30台电脑在电脑室里。有一些桌子在电脑室几。有一个黑板在电脑前面
第一句把second改为third
写完采纳你
There are thirty computers in the classroom.There are some desks in the classroom.There is blackboard
补一下in front of the computer
把there. is换成This.
他在三楼的他在怎么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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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st sunday, Mr.Lee got up very early to go fishing. He spent the whole day sitting beside the river but got nothing at the end of the 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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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is a computer room
He is on the third floor
Please rate
ia/are写写里面东西
comeputer rou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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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is a computer room.It on the third fooI.亲，对我的回答满意的话，就给个好评吧。如果还有不清楚的地方，可以跟我继续交流哦。然后在帮我写下写什么有30台电脑在电脑室里。有一些桌子在电脑室几。有一个黑板在电脑前面快写写完采纳你have
thirty computers in computer room.感谢你的细致回答，我的问题已经解决了，多谢大家的帮...
然后在帮我写下
有30台电脑在电脑室里。有一些桌子在电脑室几。有一个黑板在电脑前面
thirty computers in computer room.
感谢你的细致回答，我的问题已经解决了，多谢大家的帮助哦！
this is computer room he is the third
third floor
third floor
扫描下载二维码[转载]中国未来拿什么同美国抗衡？（上）
（博主申明：本文观点不代博主观点，未经核实，可能是毒草。因此，本文仅供批判之用，千万别信！）
作者：陈平
来源：共识网
（本文分上中下三部分，此为上部，关注本微信公众号后，输入“中国与美国”，获取其它部分）。
中国经济的表现在世界上是最好的了，但却没有国际话语权，因为中国改革的过程是摸石头过河，摸完石头过了河也不下功夫总结出经验道理，只带个帽子叫“中国特色”，让赞扬和批评中国特色的人都可以大做文章。
编按：本文系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研究员陈平在中信大讲堂中国道路系列讲座第13期的演讲。中信大讲堂中国道路系列讲座是由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中信出版社、经济导刊联合举办，并与各高校合作开展面向高校师生公益性巡回讲座。系列讲座充分利用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的专家的资源，邀请国内外知名的学者，就国内外的重大问题进行研讨、演讲。本期讲座由人大经济学院同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合作举办。
主题：重新反思中国和西方的历史定位：兼论中国未来的发展战略
地点：人民大学明德楼728室
今天的主题是两个问题：中国和西方的历史定位，和中国未来的发展战略。前者是历史的反思，后者是未来的展望。没有前者，就没有后者。两个问题是密切相关的。
两个问题都很大，涉及的范围很广。为了帮助大家理清思路，我们分为四个部分来讨论。
第一，先讨论经济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给大家介绍我们正在探索的“代谢经济学”和“史观经济学”的主要框架。我们的起点是斯密《国富论》的内在矛盾和空想资本主义的理论基础。
第二，我们来破解西方中心论的神话，还原世界史上三大文明竞争演化的图景，重新理解中国的历史地位。
第三，我们要破析世界银行制造的“中等收入国家陷阱论”的政治意图，看清中国当前的历史定位和发展战略。
最后，我们结合当前形势，来探讨中国建设全面小康，占领科技、产业、军事、金融制高点的可能途径。
【自白】铁路工人的经验启发经济学的新思维
我先解释一下为什么自号“眉山剑客”，别号“寂寞求错”。首先因为名字叫陈平的实在太多了，不得不取个号区别一下。
我的经济学不是科班出身，我文革时是中国科大物理系四年级的学生，1968年分配到成昆铁路局眉山电务站当了五年铁路工人。我观察经济学的起点实际上是我在铁路上的经历。我发现现代的工业经济和亚当斯密理论以及新古典经济完全是两码事。亚当斯密讲的分工可以由市场协调，讲的是手工作坊和小农经济，个体和个体之间可以直接交易，但是铁路上你怎么分段交易，这根本不可能。所以分工加市场不等于协作，这个经验是在当铁路工人的时候悟出来的。我后来学了西方经济学，发现现代大工业的产业链和网络经济，基本经验和现在经济教条完全矛盾。我为什么叫“剑客”呢?因为我的经济学研究课题不是来自教科书，而是来自经济学大家之间的辩论和交锋，大家提出没有解决的问题，很受启发，自己也就上去参与对话。我们后面会看到，当代很多基本问题都是经济学大家们的交锋提出来的。
为什么别号“寂寞求错”呢，有一次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辩论科斯问题，辩完了，研究生给我起个外号叫“独孤求败”。我觉得不好，因为科学讨论不求胜败，科学过程就是试错，所以我改成“寂寞求错”，以错会友。今天在座的无论年纪大小，只要给我指出错误，我一定闻过则喜，向你学习，再交个朋友。
(一)经济学的两种思维范式：均衡和非均衡经济学
先给大家介绍一下，经济学主要的范式之争。目前经济学的教育有一个非常大的误导，即所谓西方“主流经济学”，实际上指“新古典经济学”的一家之言。数学上好像看起来比较漂亮，但实际上经济思想是倒退的，更确切的说法应当叫“均衡经济学”，包括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他们的基本思想就是一切经济变化必将趋于均衡。均衡之意就是差别消失。物理学熟知的例子是温度差，一杯热水放时间长了就趋于室温，差别消失了，差别消失是好事还是坏事?对物理学家来说宇宙温床消失叫“热寂”，生命都热死了。对经济学家来说，这叫“看不见的手”，自动稳定的市场只剩下白噪声，没有任何周期波动。可见均衡经济学的秩序概念和生物学、物理学，和人类社会的发展经验是完全矛盾的。为什么要这样讲呢?因为他们想用经济学的语言来讨论世界演化的方向问题，就是我今天讨论的主题。他们如果相信均衡论，就意味着世界各国的发展方向趋同。，往哪儿趋同?说白了就是趋同到“英美模式”的资本主义，也就是西方宣传的“普世价值”。世界的现实是多种文明，英美模式只是多种市场经济模式的一种，而且这一种模式未必能够持续。
我今天重点要讲的是代表我们另一派的思路，也是一种思维范式，叫“非均衡经济学”，里面有很多流派，包括熊彼特经济学，哈耶克的奥地利学派，新兴的“演化经济学”，“创新经济学”，和我们参与创立的“复杂经济学”。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特点，虽然政策上有很多分歧，但方法论有共同点，就是“非均衡”的含义是演化是多样的。注意生物演化也是多样的。中国把达尔文的物种“演化论”误译为“进化论”，实际上生物演化是多样和复杂的。大部分演化是退化，少量才可能进化。如果生物都是进化，现在只剩下人类一个物种，这个地球有戏吗?就没戏了。经济学流行的“现代化”理论非常误导的概念就是启蒙运动的理性主义，似乎科学进步一定是进化，直线的或台阶式的发展，没有倒退和曲折的可能。这是不符合实际的。非均衡经济学的发展观念，强调的是多种模式和多元文明。
这里我稍稍批评一下马克思经济学。我觉得毛泽东发展了马克思，表现在什么地方呢?就是马克思自己的历史观有矛盾。他受黑格尔辩证法“否定之否定”的影响，提出历史发展的阶段论。他观察欧洲的经验，就是后来斯大林概括出来的五阶段论(原始公社、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主义)，预测世界未来的发展应该是趋同，趋同到理想社会。对于马克思来说，理想社会不是新古典经济学的资本主义，而是共产主义。但马克思很客观，他是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不像我们很多人，不知道的事情他自以为他知道。你发现马克思理解的印度中国和欧洲不一样，他也不知道为什么不一样，但是他看到了地理气候的因素使中国和印度停滞了，取了个名字叫“亚细亚生产方式”。但是这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地位不高，实际上马克思认为亚细亚生产方式比欧洲的中世纪还要落后。但是他留下一个发展余地给了列宁和毛泽东，就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历史发展是非均衡的。就是毛泽东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我们未来的发展模式也可能是多线的。起码马克思看到了两条线。
我个人做学问的经验是“翻万卷书，游千里路，会百家才”。因为我大学、研究院都是学物理出身，到现在还在用物理方法研究社会经济问题。经济研究的问题、观察、猜测，都不是从科班书本上来的，前辈科学家的对话中学的。我的这种研究方法是我们中国科技大学开创“两弹一星”的科学家前辈言传身教的。今天听众里有个科大老校友在这，可以证明我们共同的经历。我是1962年进北京中国科大的，中国科技大学是为了建两弹一星建立起来的教学与科研紧密结合的新型学校，全科学院各学科的首席科学家来亲自教学，我们是非常幸运的，严济慈、华罗庚、钱学森等等亲自教一年级新生。科学家教学和教书匠不同，不是韩愈的“传道授业解惑”，似乎知识是封闭体系。科学家不会教书，但是上来就挑战学生。现在前沿在哪儿?就是没解决的问题，你有本事就将他一军，看看自己有没有本事能攻下前人没有解决的问题。我也用这个办法教我的北大学生。所以我研究的方法就是从我们老师那儿学会的，从两弹一星的元老那儿学来的，什么方法呢?就是“问题、观察、猜测、检验”。上来就先提当代面临的重大问题。从问题出发，不是从本本出发，提出一个好的问题，就解决了问题的一半。然后观察。观察什么?不是观察全是跟理论一致的东西，而是要观察“反常”现象，也就是现有理论不能解释之谜。然后就猜测，有没有其它的可能性?不要随大流，一条道走到黑。猜测是否对，要接受实验检验，要和其他学派的学者对话交锋。最后才能发展新思维、思考新问题。
(1.1)警惕经济学的统计误差误导经济决策
我今天对历史定位的观察，始于我怀疑世界银行对各国收入水平的排序。
我要警告的是，经济学的数据分析和科学观察非常不同。科学观察得到的数据，是科学家自己设计的实验，实验室里的实验是可以控制的，所以知道我们在测量什么。但是经济学不是，经济学大量给你的数据是政府或企业给的，怎么定义和测量经济学家也不清楚，误差多少也不知道。所以我警告大家，我的经验，经济学数据不能全信，也不能不信，你得亲自去观察比较，才能估计误差的量级。我后面会说我个人观察的结果，现在误导中央决策的经济数据，尤其是GDP数据，我认为误差极大，可能会高达50%。这样粗糙的测量，表明经济学离经验科学还差很远。
(1.2)东欧和中东的实地观察挑战西方中心论
我自己的经验观察，花了十来年的时间，做了两次系统性的比较观察：
第一次是研究东欧苏联中国转型经济的结果。我去俄国两次，东欧去了匈牙利、波兰、东德。其中统一前后的东德我去了三次。观察的结果我发现，新古典经济学鼓吹的一般均衡理论导致的休克疗法是完全失败的，中国摸石头过河的价格双轨制，使中国的发展远远超越东欧全盘自由化和私有化的转型模式。但是我们国内现在还有一批人在继续模仿鼓吹“华盛顿共识”以及“普适价值”，实际上就是要中国模仿东欧的全盘西化模式。我研究东欧转型的结果是否定的。历史实践可以检验微观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就是我们现在大学教科书教的，微观经济学的一般均衡理论，价格放开会保证有唯一稳定的均衡解，实践上不可能，因为不同产业有不同的生命周期，价格收敛的速度大不相同。农民养鸡几个月就可以卖，建工厂电网要几年到十几年。各产业之间的协调，包括国际贸易逆差，英国美国持续了几十年到上百年。
第二次观察是从希腊到中东，否定了西方中心论的迷信：所谓西方科学民主，东方专制愚昧。世界文明的历史就是西方文明的传播史。
2010年我第一次到希腊，感到非常兴奋。因为我业余非常喜欢研究历史。初中时学过素描，从希腊的雕塑的人体美开始，到希腊建筑的美非常崇拜，中国人大会堂的柱廊，显然受希腊建筑影响。西方的哲学社会科学也用希腊的雅典来代表西方民主、科学的最高成就。让启蒙运动一批判，中国就代表了东方的专制愚昧。
我对经济问题的兴趣，始于最早研究李约瑟问题，为什么科学发展起源在欧洲，而不是中国?想当然，大伙儿就认为中国专制、封闭、保守。韦伯讲资本主义兴起和新教伦理有关，作为对比的就是儒家阻碍科学进步。
但是我亲自到雅典一看，答案完全出乎我的意料。雅典娜神庙我向往几十年了，亲眼看的时候却发现一件西方文献不提的怪事，今天来跟大家分享我的观察，为什么看雅典神庙就知道西方文化是从近东学来的，为什么西方模式的政治经济不可持续。也证明启蒙运动的理性主义是不可持续的。
我先看了希腊，我就猜测希腊神庙是从埃及学来的。2013年我在埃及革命和反革命两次动乱之间去了埃及，把我的亲友吓坏了。我觉得我必须亲自去次中东，才能明白为什么英美不断发动中东战争，才能明白中东和中国有何关系。我2013年先到了埃及，看了金字塔和埃及神庙，立即明白了东西方文化差距到底在什么地方。看完埃及我觉得我必须要去伊朗，2015年去了伊朗，上个月去了土耳其。两次恐怖分子在伊斯坦布尔发动爆炸袭击之间去了土耳其。因为我觉得时间紧迫，再不去可能就和伊拉克、叙利亚一样去不成了。看来我的命还挺大，两次爆炸我都没碰上。但是我观察到的东西非常重要，跟大家分享。
我从雅典到中东的观察得到什么结论呢?就是质疑西方中心论，进一步比较马克思和毛泽东观察到的两种不同的社会发展模式。我们现在都以为马列毛是一致的，其实不完全一致，我认为中国的革命经验超过了马克思和列宁当年的预想。
(1.3)重新理解斯密国富论和空想资本主义的由来
作为经济学家，我要回到现代经济学的鼻祖亚当斯密的内在矛盾去，才能理解当代的经济学问题。
我们在座的都读过斯密的《国富论》。斯密把大家都忽悠了。为什么忽悠?斯密书的标题是“国富”(wealth
nations)，各国以前只追求国安，为什么要追求国富?尤其鸦片战争之后，中国人天天梦想国家富强。改革开放以来的宣传，中国现在一天到晚都想着我们如何致富。斯密有没有告诉你，whatis
wealth?什么是财富?我告诉你，斯密不知道，他没有给出答案!他竟敢把没有答案的东西放在标题里面，怎么不是忽悠?当然他是有贡献的，把问题提出来就是一半的贡献。有两个经济学家是以提问题而不是给答案做出贡献的，一个是斯密，提出什么是国富(wealthof
nations)，还有一个是马尔萨斯，质疑人口和资源的关系能否匹配。虽然马尔萨斯的预言不见得正确，但是他启发了达尔文，达尔文启发了马克思。所以我们做科学的人提出问题可能比回答问题更重要。我们先要尽可能提出好的问题，然后解决问题。
斯密问了什么是wealth，他没有答案，但是他不甘心，所以羞羞答答地引用了一个政治学家，霍布斯的答案。大家读过霍布斯的《利维坦》，讲大政府的起源。利维坦说什么呢?“Wealth
is power”。中国翻译”power”这个词会分别使用带贬义或褒义的翻译，爱憎分明。培根讲，“Knowledge is
power”，翻译为“知识就是力量”，这“力量”当然好东西。今天我的翻译”Whealth is power”，“财富是权势”。
你会想，权势是好东西还是坏东西?可以是好东西也可以是坏东西。你马上就想起列强侵入靠什么?就是靠战争和资本的权势。我们追求GDP，里面有相当一部分的东西是有真货的，是实际的物质生产，还有相当一部分是虚拟的，是寡头操纵市场价格构造的虚拟经济，忽悠剥削大众的。然后你才知道，西方经济学老讲优化资源分配，怎么优化法?部分靠科技，部分靠权势。为什么美国全世界要建700多个军事基地?为什么要打金融战争和货币战争?因为要控制国际资本的流向，控制国际分工的制高点。讨论权势，经济学和政治学就分不开，西方经济学非常大的一个误导，就是把古典的政治经济学改名为新古典经济学，好像经济学是一个客观中性的纯粹的经济学，其实和政治和经济分不开，而且经济和战争分不开。我后面会讲，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主要动力是战争，不是生产，也不是需求，也不是金融。
那么资本主义扩张，究竟追求的是财富?包括自然资源和货币财富，还是权势?权势究竟是什么?新制度经济学不是强调产权吗?什么叫产权，产权不仅是什么剩余索取权，而是控制权，也包括定价权，还要包括游戏规则的制定权。奥巴马为什么要搞什么TPP，他公开说不能让中国掌握国际市场的游戏规则，他美国要掌握游戏规则。你们才会明白，你做得辛辛苦苦，他们改变游戏规则就让你市场上竞争成功的企业不战而败地出局了，这不是什么公平竞争。我们大家都在讲法制、宪政，资本主义的法制谁制定的?不是民众投票决定的，也不全是利益集团决定的，是打胜仗的赢家，拿武力，拿大炮、导弹、航空母舰制定的。建立资本主义法典的拿破仑是用大炮打垮贵族的骑兵，然后在被征服的欧洲国家推行拿破仑法典。
斯密是空想资本主义的鼻祖，一方面，他承认“分工受市场规模限制”，接近市场规模就会产生垄断，争夺市场规模不但可以用价格策略，也可以动用资本和军事的力量，必然产生争夺市场规模的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另一方面，他又幻想国际贸易会由“看不见的手”自动实现贸易平衡，无需政府干预，幻想“道德情操”可以弥补市场竞争产生的社会问题。这都说明斯密对政治的了解，远不如他对经济的了解。幻想经济可以和政治、生态约束分开，是空想资本主义者共同的弱点。哈耶克和科斯强化而非削弱了斯密空想资本主义的倾向。我们后面再谈。
(1.4)霍布斯鲍姆谈“英国病”和金融自由化的后果
今天我要给大家分享一个当代最伟大的历史学家的对话。我比较有幸见过几个很重要的历史学家，有两个已经不在了，就是李约瑟和费正清。有一个做世界体系的沃勒斯坦还在，他是社会学家。再一个就是不久前去世的霍布斯鲍姆。我原来不知道他，2012年我到英国讲演，结识了一个英国马克思主义的学者亚丁-马克，他写了一本畅销书《当中国统治世界》。他对我说，你一定要见霍布斯鲍姆，他说是当代最伟大的英国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写了四个时代成名，包括《革命时代》、《资本时代》、《极端时代》等。他当时已经95岁了，脑子还很好，但时间不多了，你一定得见他。我们在他的家里见他，几个月后他就去世了。我觉得真是幸运。因为伟大的历史学家比经济学家的视野还要广阔和深刻。所有的经济学流派，辩论到最后的裁判，归根到底都是历史检验理论。
今天我给大家分享他跟我谈话的最重要的成果，也只有他敢说。我要知道，大英帝国兴起的秘密是什么?经济增长的动力究竟是什么?霍布斯鲍姆告诉我一件令人震惊的事实，如果你想通了，你也就搞清楚了今天中国的地位。他说英国的高峰在1850年，英国工业生产占世界一半，但是不赚钱。我们今天的中国也一样，我们工业生产世界第一了，但是利润很薄。国内主流经济学说我们是什么“粗放增长”，应该输出低端制造业、搞高端服务业、搞金融等等，即使美国出了2008年的金融危机，国内照样有一大批经济学家崇拜美国模式，要搞金融自由化，开什么玩笑?
我问霍布斯鲍姆，那英国靠什么赚钱?他说靠两样：第一个是控制海运，这海运是垄断贸易通道，没有强大海军不行，就跟美国今天要控制国际航道是一样的。第二就是金融。
英国1850年明白了这两条盈利的捷径，就开始强化这两条捷径，结果从那以后英国开始走下坡路。为什么?重复以前历代的金融帝国的老路，就是发展过度金融，输出制造业，然后国力衰落，输掉战争，当然也就输掉海运和金融的霸权。当然英国的衰落时间较长，从1850一直到一次大战后大英帝国才不行了，顶峰到衰落接近70年。原来我在2009年澳大利亚的国际会议上分析金融危机的根源是“美国病”，类似经济学熟知的“荷兰病”，即利润高的某个产业挤出利润低的其他产业。霍布斯鲍姆的故事让我明白，金融危机的根源是“英美病”，因为美国只是重复了英国金融霸权由盛而衰的老路。
(1.5)中国的历史定位和发展战略：追求高收入，还是占领制高点?
我讲霍布斯鲍姆的故事，就是因为今天中国有人想走以前英国同样的老路。接下来我要提一个问题，中国的历史定位和发展战略是什么?今天讲的问题好像很大，主题讲历史定位，实际目的是要讨论中国今天的发展战略。为什么?讲历史不是为了显示自己的博学，而是为了解决今天的问题，而历史给我们的教训远远超过教科书里的模型。
今天我们面临的问题是，目前中国经济已经强大了，世界上很多国家欢迎我们去，我们下一步要干什么?追求高收入?还是要占领制高点?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愿意和大家分享我自己探索李约瑟问题的历程。文化革命的时候，我是中科大物理系四年级的学生。为什么学物理的要研究经济学，就是因为文革中一直思考李约瑟问题，中国科学为什么落后，中国发展道路和西方有何不同?我1962年上大学，当时正是三年困难时期，中国几代人的艰苦奋斗，那个时候即使吃不饱还要造原子弹。为什么?陈毅当时给我们学生讲话，他当外交部长，希望一个口袋里面要有原子弹，另一个口袋里面要有钱，否则外交部长不好当。我的班主任是志愿军司令部彭德怀的支部书记，下乡劳动就给我们讲抗美援朝的战争故事。当时中国多难啊?可是照样打败了美帝。现在中国我们现在都有了，又有原子弹又有钱。还想干什么?有些人反而想不明白要干什么，反而崇拜美国已经走向衰落的老路。所以我们要学马克思、毛泽东，重新反思历史、展望未来，才能拿准中国的历史定位。
(1.6)近代科学发展的动力是什么?
我要回答一个问题，科学怎么发展?很多人以为科学就是民主，雅典有民主，希腊到文艺复兴就是科学发展的主线。这个回答对吗?对不起，不对。因为没有科学史的依据。
我在当铁路工人的时候，业余系统研究过科学史、技术史、和科技政策史，发现近代科学发展的动力不是生产实践，而是从争夺海路的控制权扩展到科技成为大国崛起的国策。
科学的物理学从什么时候开始?从天文学开始。你们有没有想过，天文学发展的非常早，但是不同文明对天文的关注点完全不同。埃及人建金字塔，用于建塔的天文学定位的精确度让现在的人都惊讶。古埃及人天文学的发展比中国商代还早2000年。中国系统观察天文的历史也比西方早，但是观察的目的完全不同。
埃及的天文学，尼罗河泛滥是定期的，所以不需要航海，它的天文学首先是为金字塔定方向，其次才是研究历法和气候、季节的关系。造神庙为的是显示王权和国威，吓唬民众和入侵者，所以天文学主要是为造神服务的，神就可以强化法老的永恒的统治地位，不来挑战他的产权。新制度经济学不是强调保护产权吗?埃及法老保护产权是最严格的，王族内部通婚，肥水不流外人田。历史也最久，没有一个帝国比古埃及帝国还长，最后整个民族和文化都完了。现在的埃及人和古埃及没有关系。
中国的天文学也目的简单，就是为农业服务的。24节气，每年农业经营的预报都是根据天象来的。
(1.7)为什么哥白尼、开普勒、牛顿出在西方而非中国?
有一个问题天文史家没注意，是我发现的，大家可以挑战我的观察是否有道理。我在文革中研究李约瑟问题，想想天文观察，中国那么早，为什么不出哥白尼，不出牛顿?理论天文学家为什么都出在西方而非中国?
我的回答很简单。中国人的海岸线是南北向，船走到哪儿，近海航行的话看海岸上的景物就知道到了哪里。远海航行就得测量纬度，你拿个三角板测星高就可以推算纬度。所以中国航海不需要定量的天文学理论模型。西方航海，地中海是东西向的，后来想要寻找东方通往印度中国的东方航路，最大的难度是定船所在的经度问题。光拿中国的指南针，知道北方在哪儿，却不能知道经度在哪儿，就不知道位置在哪儿。我们从科学史知道，科学发展的路径绝对不是西方经济学假设的随机游走、布朗运动。恰恰相反，科学问题的解决有非常清楚的思路。科学史上，只有就有两个办法可以解决定经度的问题：一个就是观察行星运动，根据行星所在的位置，如果能建立它的理论模型，就可以反推观察者(船)在什么位置。
还有一个解决办法就是测时差。比如从英国出发带两个钟，其中一个钟定好显示格林威治时间，另一个钟就对当地的时间。两者的时差可以定经度。
这两种定经度的方式诞生了科学文明和工业文明两条路子。
要解决行星运动的定量模型，就从托勒密的地星系，用一百十几个圆的叠加来描写行星运动的轨道。哥白尼改用日心系来简化行星轨道的描写，改变坐标系后，哥白尼只用了十几个圆的叠加来描写行星轨道。开普勒把圆改为一个选择的椭圆来描写行星轨道，大大简化理论模型，才有牛顿力学的建立，发现万有引力定律。整个物理学的开拓就是经度问题所带动的。
为什么解决经度问题?因为西方航海要寻找去东方的航路。为什么要东向或西向航海?因为要争夺新的市场和新的资源。西方的地理大发现，绝对不是亚当斯密讲的看不见的手，不是市场的盲目冲动，只能原地踏步;而是帝王，包括葡萄牙的王子，西班牙的国王，意大利的财阀支持的，包括英国海军悬重赏解决经度问题。
另外一条路，机械钟的发明和改进引发整个工业革命。如果你仔细读读西方哲学，西方的宇宙观实际就是机械钟模型。
相比之下，中国人的宇宙观是生物学模型。中国讲天人合一，易经讲星象和人体、季节的关系。气候变化引起生物行为的变化。如果讲西方航海贸易促进早期分析科学、机械论的发展，则中国早期的整体论难以发展分析科学的定量模型就可以理解。我讲中国现在时来运转，因为我们做非平衡态物理学，做复杂科学，动机就是要理解生命现象的科学机制。非均衡理论本质上是生物学模型，而非机械论模型。古代生物学已经非常复杂，讲讲辩证法可以，没法定量描写，所以西方人搞机械那套反而是先占了上风。回头来看，西方近代科学领先中国和其他文明，是一个非常偶然的经度问题促成的，把经度问题作为理论天文学以至现代物理学的出发点，是受地理环境决定的。不是什么民主、专制决定的。因为古埃及和古中国都不需要关心经度问题。
(1.8)近代科学发展的主要动力不是生产，而是大国的军备竞赛
我要强调一下，古代早期的技术发展，比如养牛、采集种子，那是偶然的发现，为了满足人类生存的需要。但是后来，从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到西方的中世纪，大国之间的战争加速了铁器和火药的运用。从拿破仑到两次大战，大国之间的军备竞赛，科技政策成为主要的国策，能否掌握科技制高点成为决定大国命运和地位的武器。很多民用技术的源头，都是军用技术向民用技术的转移。我讲几个最简单的故事。
西方资本主义的法典，谁建的?拿破仑。我跟索罗斯讲，西方大陆的法律体系是拿坡仑用炮队建的，不是议会建的。拿破仑发明大炮集中轰击的战略战术，打败西方传统的贵族军队--骑兵。平民出身的炮兵军官打跨整个欧洲的贵族，资本主义替代封建主义，不只是中国的改朝换代，道理很简单。拿坡仑是炮兵军官出身，要学弹道学，成为第一个受过严格数学和科技教育的君王。是拿破仑建立法国第一个多科理工学校。高等科技研发院校不是牛津、剑桥开始的，是法国拿坡仑建立的，埃及远征拿破仑还带着大批科学家去，中国古代军队远征，从来只带谋士，不带科学家。达尔文航海做的是英国海军的船，任务是调查各殖民地的动物物种，才会发现物种演化论。中国的本草重视的是农用植物，而非动物。德国被法国拿破仑打败，要重新恢复国运，普法战争打败法国，靠什么?靠科技。普鲁士最早普及教育，才能使有文化的军队掌握新式武器。英国最早修铁路电报，而普鲁士最先看到铁路和电报可以用来打仗，西门子公司的做大和普鲁士的崛起密不可分。法国首先宣战，但是法军还没出动，普鲁士军队已经坐火车开到城下把法军灭了。所以拿坡仑和普法战争以后，科学成了国策。一次大战前后，西方大国纷纷建立国家级的科研机构，都把发展科技变成国家的头号战略。美国为什么在全世界称霸，靠的不是人口多，靠的是科技强，才能军事技术厉害，想打哪儿就打哪儿。当然现在没有工业经济支撑的军事游戏后面玩不动了。
中国今天必须明白掌握科技制高点的重要，那不是花钱，搞市场交易能买到的。我们现在用的民用技术，包括核能，手机，GPS导航，互联网，都是冷战军事技术的产物。中国如果拿钱去玩金钱游戏，投机房地产等于自杀。拿钱投资教育、投资科技，占领科技、军事、工业的制高点，中国才有希望。失去制高点，就失去斯密承认的市场经济的权势，就没什么“国富”，只能给人家抬轿子。日本、韩国工业做的再好，也只是美国的依赖经济，什么“高收入国家”也是软骨头。哪里有中国或前苏联的能力，可以对抗美国的霸权?
(1.9)研究“史观经济学”要从认识斯密的“空想资本主义”开始
为了方便大家理解，我先把经济学研究的结论说在前面，再讲故事来理解经济学的变革。
我今天讲历史故事不是目的，是给我写《代谢经济学》的书做准备。我们几十年来的经济研究可以分为两条线。最早的第一条线，就是从铁路开始，重新研究分工、市场和协作的关系。我独立发现了斯密的问题：分工不可能完全由市场机制协调。
我认为亚当斯密真正的贡献是《国富论》的第一卷第三章。第一章他讲分工提高效率。第三章他讲分工受市场规模的限制，这是经济学非线性本质的最好解读。只要土地资源有限，再怎么扩展市场，你的发展空间也是有限的。
市场规模的限制有哪些因素?
第一，是马尔萨斯看到的，市场规模受资源限制。中国传统的落后、停滞就是守着那一亩三分地，不去开发新的资源，当然落后了。后起的西方对外扩张，把全世界的资源都占了，才会有所谓的现代化和全球化。
第二，西方靠什么抢占资源，不是靠人多势众，是靠新技术，开发新的资源，比如电能、太阳能和核能。
第三，如果生产技术差不多，甚至市场竞争不过你，就用军事技术发动战争，或者金融力量兼并对手，最终达到控制市场份额的目的。两次大战，德国在科学技术领先，但是输掉战争和金融。英国和美国的霸权，靠的不只是科技实力，更是靠军事和金融的优势，先后控制全球化的制高点。
你如果读懂了斯密，理解了近代史，就可以知道，争夺市场规模是市场竞争的核心。全球化下的国际竞争绝对不是像新古典讲的什么价格均衡，什么优化资源分配，哪有这回事?互联网给大家免费使用，钓你上钩，干什么?为了先把市场份额给占了，一旦占据垄断地位，后面的竞争者进不来，再怎么提价是我的事。市场价格机制的核心，是策略定价，不是成本定价，更不是边际定价。把市场规模竞争忘掉的话，就会让新古典经济学误导中国的发展战略。因为国际市场根本不是完全竞争，根本不是完美市场，而是垄断竞争，美国寡头控制的国际市场，西方金融危机的解决之道不是西方改革濒临破产的福利体系和军备竞赛，而是向新兴国家转嫁危机。
我们早在1968年就观察到中国的重工业不能实现规模经济是因为西方经济封锁，1979年我们认识到改革开放的重大机遇是突破了西方强加给我们的市场限制，从而能开拓世界市场。我们用演化动力学做的产业竞争模型是1987年发表的，当年西方学者觉得产业竞争等价于军备竞赛模型，各国文化与学习战略的不同，可以研究美日竞争，美苏竞争的多种前景。2012年，国际熊彼特经济学协会的主题是中国为什么崛起，请做第一主讲人。我想经济学话语权的实质是经济学概念的创新。我把1987的论文改了标题，1987年的文章题目“分工起源”，经济学家看不懂。我改了标题他们就懂了，叫“代谢增长论”。代谢增长论目标就是用中国崛起的现象来挑战主流新古典的经济增长论。
我们首先挑战索罗的“外生增长论”，把人口和资本作为增长的主要动力，鼓吹经济趋同论。国内经济学界近来流行的全要素生产率，其实就是索罗模型的残差，拿来忽悠什么中国的“粗放增长”，否定中国工业质的飞跃。
其次，我们挑战罗默的“内生增长论”，讲知识资本是南北差距持续扩大的根源，因为经济学认为知识是积累的。西方工业革命和科学革命领先，知识积累自然领先，应该永葆富贵。对吗?不对，为什么?我们做科学的非常明白，知识不只是积累的，更是新陈代谢。要不是新陈代谢的话，怎么有后来居上的可能性呢?所以我们对中国崛起的理解，在经济学理论上叫“代谢增长”。
我们更大的目标，要把“代谢增长论”发展成“代谢经济学”。因为我想要实现当年凯恩斯没有实现的梦想，发展经济学一般的统一理论，而非局限于一家之言。
凯恩斯当年写通论的时候，中译本对书名的翻译是错的。
General Theory”
不应当译为“通论”，应该译为“一般理论”，为什么叫“一般理论”，因为凯恩斯要效法爱因斯坦，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中国也翻错了，应译为“一般”相对论，它作为“一般”理论，可以把“狭义”相对论(应当译为“特殊”相对论)作为“特殊”理论包容进去。狭义相对论又可以把牛顿力学作为特殊理论包容。我们现在发展代谢经济学，目的不是把前人的成果都推翻，而是要发展更一般的理论把前人的成果整合进去。
怎么整合呢?我们四十多年的研究，从1985年从货币指数中发现经济混沌开始，否定了一系列的得了诺贝尔奖的主流新古典理论，包括弗里德曼的货币理论，包括宏观经济学卢卡斯的微观基础理论，科斯的交易成本理论，和计量经济学弗里希的噪声驱动模型。
现在主流经济学思维最大的问题是叫“方法论的个人主义”，他们认为宏观就是简单的微观加总，“整体等于部分之和”。这是不对的，有机体的整体远大于部分之和。你观察生物的进化过程从生物结构的演变开始。林奈最早对生物物种的分类，是从宏观开始还是微观开始分类?当然从宏观的形态和肌体结构开始，从物种进化的历史顺序开始。我们重新构造经济学的体系，要学习马克思的大历史观。恩格斯认为马克思最大的贡献是历史唯物主义。大历史观把世界史分成不同的历史阶段。我们现在要发展新的经济学框架，我的出发点就是先做“史观经济学”，再顺序研究宏观，金融，微观，制度。这是我的计划。有没有新意?请大家检验。
(1.10)斯密国富论的内在矛盾
我们重构经济学框架的出发点就是斯密《国富论》没有解决的内在矛盾。《国富论》的内在矛盾可以引出经济学发展的不同方向。
《国富论》第一卷第一章讲分工，分工提高效率，大家都赞成。但是后来的新古典经济学不提了，因为新古典的均衡论和优化论无法解释分工的演化。
《国富论》第一篇第三章的标题是斯密最重要的贡献，但是现在的主流经济学不提了，领导人决策者也都忘了，就是“分工受市场规模限制”，其经济学的含义，就是市场竞争的核心是竞争市场份额，不是竞争价格或成本。这点，像马云、任正非那样的企业家都很明白，但是象牙塔里的经济学家不明白。
《国富论》第四篇第二章讨论“限制进口国内可生产的货物”时，仅有一次提到“看不见的手”，他认为国际贸易会自动平衡。斯密为了证明自己的猜想，给了一个例子。假设有个荷兰商人用船做国际贸易。荷兰当时是海上马车夫，从柯尼斯堡(当年属普鲁士，现在变成俄国的加里宁格勒)买了玉米运到葡萄牙的里斯本，船空着回去不合算，他们会装了葡萄牙产的水果和葡萄酒运回去。如此这般一个极为简单的外贸例子，斯密立即来了个逻辑跳跃，断言说国际贸易一定会自动平衡。新古典经济学则把“看不见的手”推广到所有政府干预都是扭曲市场、降低效率。我奇怪的是，这么多人读《国富论》，竟然没有发现斯密的逻辑错误。
大家想过吗?斯密说船往返不会是空的，但是来回船装的东西，重量不一样，体积不一样，总的价值会一样吗?一船粮食和一船水果或葡萄酒的总价值怎么会一样呢?
历史上有许多著名的案例可以证明斯密“看不见的手”的理论即使在国际贸易问题是也是不成立的。美国贸易逆差，从1970年代开始持续到现在几十年了，打了各种各样的热战、贸易战和汇率战，压日元、人民币升值等等非经济手段，美国实现贸易平衡了吗?没有。19世纪英国进口中国茶叶造成的贸易逆差持续了170年。英国种植贩卖鸦片，打了鸦片战争还是解决不了贸易逆差问题;接着又在印度西北部种茶，英国政府补贴修铁路，这全都是“看得见的手”，直到1900年才扭转了逆差。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幻想靠市场交易就能协调国际分工，以为汇率调整就能解决国际贸易的供求平衡，这是一个经济学理论的乌托邦。我把斯密叫做“空想资本主义”的创始人，因为斯密本人清楚地看到分工受市场规模限制，也看到资本主义初期的殖民主义，看到财富和权势的联系，却幻想市场能自动均衡，道德可以约束贪婪带来的战争和动乱。后来的哈耶克、科斯在亲身经历两次大战之后，依然坚持空想资本主义的幻想，否认资本主义带来的市场内生的不稳定性，就不是简单的经济学问题，而是对人类发展方向的信仰问题了。
(1.11)中国道路的贡献在发现协调分工的新模式
我今天要讨论的基本的问题，是中国道路和西方道路的差别，突破了西方经济学的基本理论。斯密理论的局限只有一句话：“分工加市场不等于协作”。市场对分工的协作最多只有一半。协调分工的另一半、也可能是多一半，靠的不是市场、而是靠政府、靠社会，靠科学家，靠其他的非市场机制。中国搞社会主义大协作的市场经济，优势远远超过美国、欧洲和日本。因为中国人口是发达国家的两倍，发展速度超过历史上任何的大国，尤其是大帝国。如果看不到这一历史现实，就没有理论自信，也看不到中国巨大的发展机遇。
我给大家画一个图，稍微用点数学来解释我们的“代谢增长论”。
这个图描写的是理论生物学两个物种竞争模型，我们用来描写两种技术或产业的竞争。当开发出更多资源的新技术(绿线)出现后，竞争市场份额乏力的老技术(蓝线)产出就下降了。总产量是红色的包络线，是两种技术产出的加总。换言之，两种技术竞争，可能有两种结果：要么两者共存;要么一个灭了，一个兴起。任何一种技术、产业的生长都受资源限制。技术的发展路径，开始一定是S型曲线，如果没有挑战者也会饱和。这叫逻辑斯蒂增长，其过程中知识是积累的，内生增长理论只对这半个过程成立(如绿线)。但现有技术一旦面临新技术的挑战，新技术打开的资源空间比旧技术高。比如传统农业资源只有耕地，工业化开发新的资源，如煤、石油、核能，结果怎么样?老的技术就衰落，新的技术就上去，两者加起来的宏观产出，就又有增长又有波动，这就是我们宏观经济学天天看到增长和波动的叠加。
我们的理论创新在于，宏观经济波动的源头，不是计量经济学建模的噪声或周期波，而是一系列小波的叠加。小波英文是wavelet。小波的产生是非线性相互作用的结果。市场规模限制是市场竞争最基本的非线性特征，和市场经济非均衡的根源。小波的叠加绝对不是线性叠加，整体不等于部分之和。中国整体论的思想非常简单。就这么一句话，新古典经济学线性均衡论的数理模型就要加以改造。新古典经济学用布朗运动、随机游走来描写价格变动是“看不见的手”，他们认为市场参与者理性决策的结果，是市场价格像一个醉鬼，在均衡态附件随机游走。政府对一个醉鬼市场什么也干不了，不能把市场放在笼子里，只好听之任之，即使出了危机，也只能等市场自身复原，没药可医。但是如果宏观波动是小波叠加的结果，你会发现在小波的不同发展阶段，政府作用可以完全不一样。技术研发初期市场难以介入，政府和社会支持的研发对技术创新起决定性作用，技术起飞阶段规模递增，市场泡沫可能出现，技术饱和阶段必然出现垄断，技术衰落期消化过剩产能或落后产能更需政府和社会的帮助。你也可以用这个图形来解释大国的兴衰。显然，市场和政府在技术竞争的过程中是共生演化的。在现代化的过程中，没有纯粹的市场，也没有可以脱离市场的守夜人。政府、社会、企业、家庭都是相互影响的参与者。[page]
(二)历史发展的多种竞争模式
我现在开始我们今天的第二主题，发展的多线模式。前面的第一主题是给你们一个引论，讲非均衡的思维框架。有了发展的非均衡，才有发展的多样性。这是今天探讨史观经济学的目的。史观经济学要做什么呢?不是重新做一个编年史。做科学最重要的是先提出问题，再回答问题。
我的问题有两个。第一，世界发展的模式是什么?是单线的，台阶式的?还是像树一样分杈的，多线的?问题和答案应当很容易，很直观。第二，世界中心有不同的模式吗?历史到底像西方讲的是单中心，即西方中心论;还是双中心，所谓西方科学民主，东方专制愚昧;以前的启蒙阶段就这么宣传的。还是多中心?
中心变迁的规律也有两种：如果单中心的话，单中心是从里向外扩散，多中心是各有所长，互相竞争，此起彼伏。
不同的历史观导致不同的发展战略。现在一批崇拜西方中心论的经济学家认为，市场化改革就是“国际接轨”，拥抱西方全部的信息和规则，甭管是好的还是垃圾，统统开放接受，因为西方的发展经济学认为，技术进步就是西方技术、西方体制向发展中国家的扩散过程。主张改革就是市场化的经济学家认为，中国只要开放，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经济就进步了。是这样吗?现实告诉我们，拉美、东欧国家向西方开放的自由度比中国大得多，经济发展的挫折也大得多。开放既是机遇、也是风险，看你能否自主应对。向乌克兰那样开放垮了的惨痛教训不能掉以轻心。
和扩散过程不同的另外一种机制是化学反应。我的老师普里戈金是获得诺贝尔化学奖的物理学家，也是化学家。他认为世界历史演变模式像多中心的反应扩散模型，化学反应不是1
1=2，是A&B=C，C代表新的化学物质，化学合成A和B以后变成新的C。思维范式的改变可以引发数学模式的改变。现代世界是多中心相互作用的产物，现代社会绝对不是西方一家创造的，而是几个文明中心相互作用形成的。
还有一个问题，世界发展的动力是什么?是生态?包括地理、环境、气候、人口，还是科技?包括战争和金融。我告诉大家，没有一个统一的最终的答案，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是毛泽东的伟大之处，不是像黑格尔那样用一个固定模式历史上生搬硬套套，什么都是否定之否定，不一定如此。
前面介绍的小波图形描写了技术竞争，有三种可能的竞争模式，不只是一种。
第一种竞争模式我们大家都熟悉，就是启蒙运动宣传的，先进打败落后的模式。西方对先进落后的理解有对立，马克思讲生产力发展推动生产关系的变革，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意味着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先进。新制度经济学相反，他们主张看不见的手，说的是私有产权制度才能优化资源配置。两者方法论类似，虽然先进的定义不同，但都认为应当是先进的东西打败落后的东西。如果这是唯一普遍的规律，那么社会主义革命为什么不在德国发生在比德国落后的俄国发生?为什么中国现代化走得比前苏联还快?历史的路径并不符合马克思的设想。列宁只对一半，他起码发现发展是不平衡的。
真正看到发展不平衡的是毛泽东。第二种模式是落后打败先进。毛泽东的农民战争创造历史论，从西方理性来看是不可思议的，因为这是是落后打败先进，实际上是穷人打败富人。在历史上，红军打败白军，穷人打败富人的例子数不胜数，生产力落后的游牧民族多次打进先进富裕的中原和江南地区。我是浙江人。浙江人很会经商，但是不能打仗。蒋介石江浙帮的国民党军，打不过湖南的农民游击队。不是吗?你去看西方也是这样子。英国打仗冒险的是贫困的苏格兰人，发财掌权的是富裕的英格兰人。
要理解中国革命、中国改革，毛主席说的就不是什么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而是恰恰相反，路线和干部是决定性的因素。革命和发展时期，毛主席讲战略和人的因素第一，不是物质条件第一。讲精神对物质的反作用。所以毛泽东是伟大的战略家，不利的情况下靠战略可以以弱击强，以少胜多，以落后的农民军队，靠组织和战略打败先进的武装到牙齿的西方列强。西方领袖从来没有人设想过落后的中国小农会打败国企工人或者西方跨国公司的大资产阶级。只有毛泽东的中国革命和邓小平的中国改革，创造了中国道路的奇迹。毛泽东敢说超越马克思的话。拿了毛泽东思想到全世界看，中国的成功不是特殊情形，而是普遍规律。现在你才知道为什么西方衰落，为什么美国人竞争不过墨西哥的非法移民，欧洲人害怕北非难民了。因为先进会转化为骄奢淫逸，从而失去竞争力。这正是小波的特征，因为任何技术优势都和波浪一样有生有灭。新制度经济学保护私有产权的前提，是资产者的竞争优势可以永远保持。中国人的观察是富不过三代，有的二代就衰败了。穷人的努力才有希望。
第三种模式是农村包围城市，边缘区挑战核心区。我认为毛泽东提出的这一模式更有普遍意义，也启发了我观察科学范式的革命。中心的变迁不是马克思讲的生产力在核心区的发展引起生产关系在核心区的巨变，然后向边缘区扩散。新思想的突破往往在以往先进的核心区遇到既得利益集团的巨大阻力，不得不到边缘区寻求发展，力量做大以后再反过来挑战核心区的统治集团，用革命或其他手段突破现有体制的障碍，才能上一个经济台阶。毛泽东农村包围城市的发展战略，对我们做新科学的发展战略也是普遍规律。即使科学的主流学派都会保护既得利益。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波尔的量子力学，普里戈金的非平衡态物理学，都首先出现成长于三流大学，在科学界成功之后才能进一流大学。我们搞复杂科学、非均衡经济学，哈佛就不让你做。要研究中国道路，就要敢于在中国的边缘挑战西方的中心，这是普遍的发展过程。后面我要讲，西方文艺复兴时代的崛起，也是边缘挑战中心。
现在我们回顾历史，把这三种模式同历史比较，我们就可以更好地把握世界格局的变迁，来把握历史机遇。
当然，历史不是宿命，而是人民创造历史。我要引一句拿破仑的名言。毛泽东雄才大略，能看得起的军事家没几个，唯一看得起就是拿破仑。拿破仑有一句话对我做学问非常有帮助，叫做“机遇只对有准备的头脑存在”。换一句俗话说，“情人眼里出西施”。为什么这个女孩子，你认为她漂亮，别人看不见，因为漂亮的视角不同。为什么这些战场机遇拿破仑看得见，别人看不见呢?因为雄才大略的军事家和贪图小利的庸人有不同的目标和眼界。
这个观察可以上升到认识论的哲学高度。人对世界的认识不是像列宁讲的简单的唯物论的反映论，人脑不是像镜子一样反映现实，而是人脑有一个理论框架从许多神经元分散的信息中构造出来的外界图景。不同的人有没有战略眼光，看到的东西是不一样的。
我今天给大家强调的是中国人的大视野，这是杜甫最精彩的一句话，也是毛泽东思想的核心，叫“一览众山小”。你站在泰山顶上看脚下群峰，和新古典跪在巨人脚下仰望，得到的启示是完全不同的。当然历史的巨人都是伟大的。但是有些本本主义的中国人跪在巨人面前顶礼膜拜，你能超越巨人吗?我要学就学牛顿站在巨人肩膀之上。干吗?不但要看到巨人的长处，还要看到巨人的局限。所以我今天讲演的开头就跟大家讲，第一个经济学巨人亚当-斯密的贡献在哪儿，局限在哪儿，我们下面才有事可干。否则要学生们做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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