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作文1000字_作文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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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作文1000字/a/71898.html比起当今的车水龙，&怀才不遇&这个词，貌似已经没了踪迹。打开报纸，总是令人一个不小心，便发现了有关大学生失业问题的文章。这些被扣上&高分低能&的时代骄子们，熬得十年寒窗苦，却为何，像外星生物一般，无法适应这个？不想把他们当做酒足饭饱后闲暇时光的交际手段，不想看到未来的自己，也会像他们那样，在茫茫人海之中，彻底沉沦。我不懂，但不可否认，十年苦读，只是在寒窗下的。窗外的春意早已暖开了花，而窗内的人们，却依然感受着寒风的萧瑟。我真的不懂。
记得有一次在回老家的路上，正和我聊着他儿时的往事。割麦子，收玉米，忙不尽的农活，数不清的艰辛，好像是我们这一辈人无法触摸到的已灭绝了的东西。他告诉我那才是真实，他那个年龄所得到的，要比我们现在得到的东西有用的多。我一向是鄙夷这种说法的，我相信知识，这是一种时代的信仰吧。没有了知识，如何在社会上立足？没有知识我相信是可悲的。务农与义务教育，我本能的会选择后者。到了老家，父亲便把我拉进田地，扔给我一把镰刀，让我割麦子。这份看似简单的工作，却让我如临大敌。我的手确实太嫩了点，很快，麦子没割掉几棵，手却被麦子杆拉烂了。也许是吧，只有自己动手去做了，才发现凡事本不容易做成。我顶着知识分子作文网/的帽子下了地，却被劳动人民沸腾的血液浇了个透心凉。事后很严肃的对我说，学习理论知识很重要，但是，能够亲手做成一件事，也很重要。哦，连割麦子都不会的我，怎么能够在社会上干好自己的事情呢？
我们的任务好像就是看。连我们崇尚的知识，也要被父辈们加上一个修饰，&书本上的&。我们懂得很多理论，明白许多道理。可我们就是做不好。我们只是看。没有自己亲身去实践，没有自己脚踏实地的动手，看到的，和摸到的，那是迥然不同的。可以肯定，没有了实践，我们的理论知识，就是空谈。其实这已经在古代，便被古人验证过了。
战国中期，秦国名将白起，率领秦军六十万征赵。赵国赵括，带兵与其相对。可是赵括虽有名将风范，饱读兵法，其父赵奢也是能征善战之辈，但他实在是无真才实学，只有纸上谈兵之能，最终落得千古骂名，却也成就了历史上有名的长平之战。这绝对是一个天大的讽刺。研究兵法无过，可是&不到长城非好汉&，不在战场上驰骋过，如何明白金戈铁马的肃杀之气？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看来，只有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遇见事情要多动手，勇于实践，才能再一次又一次的历练中取得进步，丰富自己，提高自己。那些怨天尤人的大学生哥哥姐姐们啊，你们，实践了么？本文地址：/a/7189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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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地理解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摘要】：正 二十年前进行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通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和“两个凡是”的争论,已经比较明确地解决了我们的思想路线问题,重新恢复和发展了毛泽东同志倡导的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在此基础上,实现了
【关键词】：
【分类号】：D61【正文快照】：
二十年前进行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通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和“两个凡是”的争论,已经比较明确地解决了我们的思想路线问题,重新恢复和发展了毛泽东同志倡导的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一切从卖际出发的思想路线。在此基础上,实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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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公网安备75号为什么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为什么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09-03-19 &
因为人类探索真理的目的是为了实践。而所谓的真理就是客观对象的各种规律。要知道人类的认识是否符合客观规律，只有把这种认识放在对客观对象的改造实践中去应用才能知道这种认识是否符合客观规律。所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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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45年联合国成立以来，世界上有许多国家的元首先后去世，联合国还没有为谁下过半旗。一些国家感到不平了，他们的外交官聚集在联合国大门前的广场上，言辞激愤地向联合国总部发出质问：我们的国家元首去世，联合国的大旗升得那么高，中国的总理去世，为什么要为他下半旗呢？当时的联合国秘书长瓦尔德海姆站出来，在联合国大厦门前的台阶上发表了一次极短的演讲，总共不过一分钟。 他说：“为了悼念周恩来，联合国下半旗，这是我决定的，原因有二：一是，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她的金银财宝多得不计其数，她使用的人民币多得我们数不过来。可是她的周总理没有一分钱存款！二是，中国有10亿人口占世界人口的1/4，可是她的周总理没有一个孩子。你们任何国家的元首，如果能做到其中一条，在他逝世之日，总部将照样为他降半旗。”说完，他转身就走，广场上外交官各个哑口无言，随后响起雷鸣般的掌声。” 这故事首先告诉读者，联合国为悼念周恩来总理而下半旗是没有先例的。有一个“破例下半旗”的前提，才可能有后面那精彩的演讲。说故事的人大概想以此证明周恩来享有很高的国际的荣誉，破格悼念显得人格非凡。 可惜这是不真实的。联合国为悼念周恩来下半旗并不是破例之举。联合国于1947年制定了一部旗典（Flag Code）。其中有关致哀的规定是：凡成员国的国家元首或者政府首脑去世，必须在纽约总部和日内瓦的办事处降半旗致哀一天。因此1976年1月为周恩来降半旗只是例行公事。 没有破例这个前提，后面的故事就显得荒谬了。没有听说有哪个国家驻联合国的使节会为了例行公事而“言辞激愤”。真有这样的不懂联合国的基本规章的外交官的话，他们应当感到“羞愧”而不是“激愤”。当然，秘书长也就不需要做特别的说明了。 杜撰出来的那段秘书长的“极短的演讲”以及它产生的戏剧般效果，本身很有问题。硬要把中国特色的感情推销给洋人，杜撰一个“老支书”式的联合国秘书长。 周恩来生活俭朴，这已经有很多人证明。但并没有哪一份文件告诉我们说周恩来逝世时的银行存款余额具体是多少。中国没有公布国家领导人个人财产的制度。联合国也从不要求成员国报告其国家领导人的收入情况。秘书长无从知道周恩来个人的财务状况，怎能信口说他存款是多少？ “没有存款没有子女”的确是那时中国人民爱戴、悼念自己的总理的一个理由。它符合当时中国的国情。当时中国处在热烈的革命状态。革命革到一贫如洗、革到家庭遭受损失的人被认为是坚定的。这是没有疑问的。但是它在中国以外的、人性不曾灭绝的地方，就未必同样令人赞赏。特别是没有子女，更多地被认为是一种人生的缺憾，绝没有任何“革命美德”的含义。真正尊敬爱护周恩来的外国友人是不愿意去议论这一点的。特别是在悼念的场合下更不应该提起。而该故事却让秘书长瓦尔德海姆大张旗鼓地推崇这种状况，似乎还鼓励别的国家领导学习：“你们任何国家的元首，如果能做到其中一条，...”云云。试问这个“秘书长”：做到“身后无子女”这一条是什么好事吗？你打算让那些已经有了子女的各国领导人怎样去“做到”这一条以便赢得尊敬？讲出这种话，哪里是什么“秘书长”，分明是个中国民间老冒。 这种故事如果在“广大工农兵群众”里流传，倒不奇怪。对国外的情况不了解，难免把自己的思维习惯套在外国人头上。奇怪是一位名叫吴妙发前驻联合国的官员也这样讲。而他“回忆”起这故事的过程也很奇特。他在90年代曾单独或者与人合作出过多部关于乔冠华和联合国的书。在至少两本书中他记载了在联合国悼念周恩来的情况。均无一字提到上述故事。只提到了“中国代表团驻地”降半旗、布置灵堂、以及各国外交官的前来悼念等事情。没有一丝联合国总部降旗以及广场上响起“雷鸣般掌声”这些情节。 而到2002年1月，他却突然杜撰出了这个故事。文章登在1月8日的人民网上。他声称“这是联合国建立50多年以来罕见的事情”。还有鼻子有眼地说：“当年我站在联合国广场聆听了秘书长瓦尔德海姆对此作出的既感人又意味深长的讲话。”这实在是令人称奇。在联合国工作多年的吴先生怎么会不晓得“联合国旗典与规则”？1976年时中国所有报刊，包括毛主席他老人家，都讲中国有八亿人口。吴先生怎么会“聆听”到秘书长讲出“中国有10亿人口”这样超前的统计数字？中国出使联合国的人很多，何以别人没有见到，独吴先生见到了如此“罕见的事情”？又何以他要把这“罕见的事情”压了那么多年才肯说出来？ 看了同为驻联合国的中国外交官宗道一批评吴妙发的一篇文章后，才对这位吴外交官的轻率妄言习惯有所认识。宗道一指出吴妙发所著的三部关于乔冠华与联合国的书里存在着多处错误、抄袭、和编造现象。例如把周恩来会见瓦尔德海姆的照片说成“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的历史一刻”，他大段抄袭熊向晖等人的书作，添油加醋地编造领袖言论，竟还能把林彪宣读520声明的情形描写成“毛主席那洪亮的声音，坚定的语调感染了在场的每一个人。”等等。宗道一不得不规劝吴妙发：“须知创作不应抄袭，史作不该杜撰。这是常规，并非苛求。” 原来是这样一个不负责任的作者。其故事的可信度可想而知了。杜撰情节，用假故事去“缅怀伟人”。这样的做法不能为周恩来增光，反给周添尴尬。顺便说，为了证明谁谁伟大，就编造洋人怎样敬仰他的故事。这种事在中国并不少见。在一个声称很讨厌“挟洋自重”的国度里，这做法多少有点讽刺的意味。 　　　附：联合国旗典与规则中有关的致哀部分。 　　　　　　　　　The United Nations Flag Code and Regulations 　　　　　　　　　V. MOURNING a. Upon the death of a Head of State or Head of 　　　　　　　　　Government of a Member State, the United Nations Flag will be 　　　　　　　　　flown at half-mast at United Nations headquarters, at the 　　　　　　　　　United Nations Office at Geneva and at United Nations offices 　　　　　　　　　located in that Member S b. On such occasions, at 　　　　　　　　　Headquarters and at Geneva, the United Nations Flag will be 　　　　　　　　　flown at half-mast for one day immediately upon learning of 　　　　　　　　　the death. If, however, Flags, have already been flying on 　　　　　　　　　that day they will not normally be lowered, but will instead 　　　　　　　　　be flown at half-mast on the day c. 　　　　　　　　　Should the procedure in paragraph (b) above not be practicable 　　　　　　　　　due to weather conditions or other reasons, the United Nations 　　　　　　　　　Flag may be flown at half-mast on the day of the funeral. 　　　　　　　　　Under exceptional circumstances it may be flown at half-mast 　　　　　　　　　on both the day of the death and th d. 　　　　　　　　　United Nations offices other than those covered by paragraph 　　　　　　　　　(a) a! bove in the case of the death of a national figure or a 　　　　　　　　　Head of State or Head of Government of a Member State, will 　　　　　　　　　use their discretion, taking into account the local practice, 　　　　　　　　　in consultation with the Protocol Office of th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and/or the Dean of the locally accredited 　　　　　　　　　Diplomatic C e. The head of a specialized agency is 　　　　　　　　　authorized by the Secretary-General to lower the United 　　　　　　　　　Nations Flag flown by the agency to half-mast in cases where 　　　　　　　　　he wishes to follow the official mourning of the country in 　　　　　　　　　which the office of the agency is located. He may also lower 　　　　　　　　　the United Nations Flag to half-mast on any occasion when the 　　　　　　　　　specialized agency is
f. The United 　　　　　　　　　Nations Flag may also be flown at half-mast on special 　　　　　　　　　instructions of the Secretary-General on the death of a world 　　　　　　　　　leader who has had a significant connection with the United 　　　　　　　　　N g. The Secretary-General may in special circumstances 　　　　　　　　　decide that the United Nations Flag, w! herever displayed, 　　　　　　　　　shall be flown at half-mast during a period of official United 　　　　　　　　　N h. The United Nations Flag when displayed at 　　　　　　　　　half-mast should first be hoisted to the peak for an instant 　　　　　　　　　and then lowered to the half-mast position. The Flag should 　　　　　　　　　again be raised to the peak before it is 　　　　　　　　　i. When the United Nations Flag is flown at half-mast no other 　　　　　　　　　fl j. Crepe streamers may be affixed to 　　　　　　　　　flagstaffs flying the United Nations Flag in a funeral 　　　　　　　　　procession only by order of the Secretary-General of the 　　　　　　　　　United N k. When the United Nations Flag is used to 　　　　　　　　　cover a casket, it should not be lowered into the grave or 　　　　　　　　　allowed to touch the ground.
请登录后再发表评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作者：当时已准备坐牢
南方都市报
&&&&作者：
记者 韩福东 实习生 张颖 陈刚 等
　　30年前，胡福明43岁。头发花白的他与孙长江等人合作，写下了名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为第一次思想解放的先声。该文掀起了全国范围内的真理标准大讨论，为否定“两个凡是”、进一步反思“文革”和推进改革开放奠定了扎实的理论和舆论基础。
　　这篇文章改变了胡福明的命运，使他由学界转入政坛；
　　它也在很大程度上引导了处于十字路口的中国的走向。彼时，“文革”的创伤尚未痊愈，旧有的思维模式仍强悍地霸占着主流意识形态广场。这是一个需要回归常识的年代，胡福明内心激荡的想法与中央高层的革新力量不谋而合，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正是国内有识之士在新时期将来未来之际谋划的意识形态“兵变”。“说到底，这篇文章也只不过反映了全党全国人民共同的心声，讲了大家想讲的话。早晚有人要出来讲话，要出来写文章，要来批判”两个凡是“，你相信不相信？这是历史的规律。时势决定了需要这个文章，而我恰好是写了这个题目，恰好比人家早讲了几天，就起这么个作用。”胡福明对南方都市报记者说。
　　30年后的今天，胡福明的头发全白了。早上，他仍要踱步到江苏省政协自己的办公室内读书。案上放着出版社刚刚邮寄来的全本《赫鲁晓夫回忆录》。“我原来读过，但是被删了很多，所以这次买了全本。”社会主义国家的兴衰成败仍是他迄今最关注的时代话题之一。
　　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从“文革”的废墟上启程的。粉碎“四人帮”后，南京大学的讨论气氛非常热烈。身为哲学系副主任的胡福明，觉得作为一个理论工作者，应该出来说话了。在南京大学召开第一次揭批“四人帮”的大会上，他第一个发言；在江苏省委第一次揭批“四人帮”的万人大会上，他也是第一个发言。
　　他还不断在发表文章。1976年，南京大学第四期学报发表了他的《评张春桥的〈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从1977年开始，胡福明在南大学报上基本上每期发表一篇文章。因为存在争论，他的《谁批判唯生产力论就是反对历史唯物论》这篇文章一年之后才敢发。这时，两报一刊提出了“两个凡事”的论断，胡福明决定向“两个凡是”开火。
　　当时凡是穿牛仔裤，跳迪斯科，留长发，唱邓丽君歌曲等都叫“精神污染”。我觉得很可笑，我主张不要扩大化，人家穿什么衣服，穿什么花色，那是人家的兴趣爱好，你别问，只要不把裤衩套在头上就行，这是我在省宣传工作会议上说的。
　　政协在参政议政上是比较活跃的。但是总的说来，民主监督很难，这个牵扯到政治制度设计，很多情况下人民没有知情权，监督也缺少制度保障。我觉得没有权力的人监督有权力的人，这个本身就不好办。
　　我始终认为，一个国家要建设民主政治，要民主监督，要依法治国。
　　批“两个凡是”，心里有点虚
　　日，两报一刊(《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发表了“二七社论”，提出了“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样的说法仔细研究我就觉得不好，这“两个凡是”就是说“文化大革命”的理论路线政策都要维护，都要贯彻，那么人民群众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要求邓小平同志重新出来工作，这就不可能了啊，那么许多冤假错案都不能平反了。毛主席的决策都要维护，都要执行，毛主席讲过的都是真理，都要坚持。“文化大革命”还要七八年再来一次，中国人受得了吗？
　　有一次省里召开座谈会，讲教育战线的，我发表意见说，教育质量是下降的，教育领域也很乱，科研也没法搞。当时有些老同志怕我闯祸让我千万别说，我说我讲的是事实嘛，我从这些现象中觉得拨乱反正降温了。“两个凡是”出来以后，批判“四人帮”更难了。
　　粉碎“四人帮”之后，我从来不说毛主席关于“文化大革命”的理论路线是对的，我不敢公开说是错了，但我心里认为是错了。我感觉到中国已经到了一个关键时期，中国正处于十字路口，中国向何处去？大概到1977年三四月份，我开始酝酿写文章了，观点已经明确了，就是要批判“两个凡是”，但是呢，心里有点虚啊。
　　我不晓得“两个凡是”是华国锋提的，我知道是两报一刊发表的社论。“文化大革命”以来，两报一刊的社论从来都是代表党中央发言，而且中央最高领导人的意见一直都是通过两报一刊社论来传达。所以批判两报一刊的社论不就是等于反党反中央嘛，这个罪名可大了。而且“两个凡是”打着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子出现的，那我批判“两个凡是”等于否定毛主席，否定毛泽东思想，这个罪名更大了。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反毛主席，在中国没有比这个罪名更大了。弥天大罪，历史上的汉奸还赦免了，反毛主席不能赦免。“文革”期间，由于喊错了口号、批评毛主席的错误的，被枪毙的每个地方都有啊。
　　说领袖也犯错，对凡是派打击最痛
　　我不能和家人同事商量。越是这个题目，越是不能商量，一人做事一人当，千万不能跟他们商量。一旦事发，肯定牵连。当时还是下决心要干，第一，我是理论工作者；第二，我是共产党员；第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南大校园里私下里都批“文革”，几乎是公开议论，但是没有批“两个凡是”，因为大家没有发现“两个凡是”问题。我发现了“两个凡是”，我只能一个人去搞。
　　犹豫很久，个把月吧。我是吃过“文化大革命”的苦的，也担心再被整。最后还是战胜了自己，但是怎么搞呢，当然不能说“两个凡是”是错的，写在标题上，公开向“两个凡是”宣战，那是不行的。一个老同志曾根据我的一贯表现警告我说，不要学《三国演义》里面的许褚，赤膊上阵，要能够保护自己，自己要站住了，才能够打仗。我懂了，因此我千方百计回避“两个凡是”，我给“两个凡是”另外找了个靶子，叫“句句是真理”，所谓“天才论”、“顶峰论”，它们与“两个凡是”本来就是一个东西嘛。读者一看就能够明白，这就行了，我就达到目的了。
　　同时我也考虑了，要拿一个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叫什么呢？当时我也想写一篇关于实事求是的文章，但是实事求是的文章写得很多了，不引人注意，要比较新的，而且得是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因此我写了“只有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个论断，作为我的基本主题，也作为我文章的标题。
　　我要说明几个观点，一个观点是：所有的理论、路线、政策，包括共产党的理论路线，包括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包括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是不是正确的，都要经过实践检验，没有例外。
　　另外一个书上并没有说，是我从读书中观察出来的一个新观点，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他们，这些马克思主义的导师、权威，他们自己也是自觉地运用实践的标准来检验自己的理论，正确的，要坚持；错误的，要抛弃；不完全的，要修正。他们自己这样做了，他们从来没有认为自己句句是真理，他们从来没有说过对他们的理论路线政策要搞“两个凡是”，他们承认自己跟普通人一样，并不是不犯错的。这一点对那些凡是派来说是打击最痛的。我的文章必须写到这一点，再否定“两个凡是”。你们说毛主席句句是真理，要对他“两个凡是”，我就说毛主席并不认为自己句句真理，毛主席偶尔也犯错误。你的“两个凡是”不适用于毛主席，你们错了。文章的关键问题在这个地方。
　　很多人参与修改，胡耀邦审定
　　到6月下旬，正要动手写文章了，我妻子生病了，开刀住院。我在病房外的走廊里陪护，整个晚上也睡不了觉，就拿个凳子放在走廊里，找资料，写提纲，准备文章。花了好几个晚上。到后来出院了，回家，到7月份了，放暑假了，我把文章写出来了。自己写，自己改，改得密密麻麻的再重新抄，改了好几遍。到了9月初开学了，我就把文章寄到北京去了，给了《光明日报》哲学组组长王强华。
　　此前，大概是5月份，王强华来南京参加江苏省委党校的一次理论讨论会，会议休息期间，王强华通过别人跟我认识，他说北京也有些同事跟你的观点是相同的，你给我们写文章吧，我说好。
　　我最初给《光明日报》邮过去了两篇文章，一篇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还有一篇是《女人也是生产力么？》DDD这篇是原来手里就有的。文章寄过去后三四个月没有回信，1978年元月份报社寄来一份清样，说要我写得严谨一点，不要给人家抓住小辫子，修改一下，马上要用。
　　我改好了寄到北京，北京改了清样又寄回来，再修改再寄去，一直到1978年4月份，我到北京去参加全国哲学讨论会。一天晚上，王强华接我到光明日报社，这个时候杨西光、王强华、马沛文，还有孙长江也去了，在杨西光的办公室讨论怎么修改。他们的要求跟开始的要求不一样了，开始要求我收敛一点，后来要求现实针对性更强一些，加强战斗性，另外文章写得更准确点，不要给人家抓住小辫子。而且时任光明日报理论部主任的马沛文建议点名批判两个凡是。我当场就说恐怕不适合，我之所以批判天才论，批判句句是真理就是要避开“两个凡是”，不可能明着和两报一刊社论直接对抗，那样不可能发表。即便发表，人家也会抓住辫子，说你公开地反对中央。而批句句真理是批林彪，批天才论，你拿我怎么样？我没有接受他的观点，大家也不赞成。
　　在北京又改了几遍。晚上修改，第二天光明日报的通讯员开了车子把我的稿子拿走，再把新的清样送来，来来往往几天。会议结束了，把我接到《光明日报》招待所又住了几天，继续修改。前后我改了六七遍稿。整个过程里，杨西光跟我谈了几次话，我也跟孙长江见了面，最后确定，交中央党校《理论动态》的孙长江等同志再改一次。我离开北京的时候，杨西光告诉我，他已经定了，先由《理论动态》发表以后，《光明日报》第二天再公开发表全文，而且《光明日报》发表后，新华社、《人民日报》、《解放日报》立即转载，发通稿。实际上杨西光没有这个权力，最后文章是由胡耀邦审定的。开始投稿和发表的稿差不多长。修改了好多次，开始越修改越长。后来修改又变短，长长短短几遍。
　　这篇文章，孙长江同志做了很多修改，也提高了文章的质量。修改文章的人多了，杨西光当然也改过，马沛文也改过，王强华也改过。但从头到尾，基本观点一个也没有改。文章开始三个部分，后来我自己改成四个部分，也没有变。第一部分，只有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第二部分，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理论与实践的统一；第三，马克思主义的导师是自觉地用实践的标准检验自己理论的模范；第四，批判天才论，句句是真理。文章的结构没变，文章的基本观点没变，但是文章也补充了新材料，新内容，主要是加了毛主席修改自己文章的例子。文章是改得比较好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大家都出了力。
　　当时也没有想到什么著作权不著作权的，那是冒着风险写文章，准备坐牢写文章的，所以没有想到后来谁的著作权问题。老实说，当时也没有想稿费，那时的稿费也刚刚开始，一点点。当时纯粹是为了拨乱反正，是为了驳“两个凡是”，开辟一条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道路，没有什么别的意思。
　　当然也没有想到效果会那么大，哪想得到嘛！所以杨西光同志跟我商量，为了加强文章的效果，用《光明日报》本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发表，不以个人名义发表，你有什么意见？我说我一点意见都没有，只要文章能够起它应有的作用，我就很高兴了。你看《光明日报》所有留下的稿子，上面的署名都是胡福明，到了最后发表的时候是特约评论员。所以一定要告诉你，历史就是历史，而且我推动拨乱反正的目的已经达到了。文章是好多同志参与修改的，特别是胡耀邦同志审定发表的，功劳很大，说文章是集体创作，也有道理，人家都是动了笔给你改了的。
　　“你已经卷入中央高层政治斗争的漩涡里面去了”
　　我离开北京之前，看过我文章的华南师范学院教授黎克明(他是支持我的观点的)当时对我说，你已经卷入中央高层政治斗争的漩涡里面去了。我说我也知道，我老早就已经意识到了，知道要斗争，反正是豁出去了。黎克明说，那你有很大风险啊，我说我知道，我准备要坐牢，你要给我去送饭，因为你是支持我的嘛。他说我一定给你送饭。
　　文章发表后，家人和同事都支持，都很高兴。特别是南大的老师、同学，都是一个调子支持我。家人开始不知道我的文章是什么内容，也不知道这个风险，后来知道了已经时过境迁了。
　　这篇文章出来后，有一段还是挺紧张的。后来是听了6月2号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就感觉很轻松了。我是早晨在广播里面听到播报讲话的，里面讲到了理论与实践统一，我只要听两三句就懂了，当时感觉就很轻松了。当时，我跟我爱人在一起。文章发表后她也一直为我担心。
　　文章发表是一回事，真理标准大讨论又是一回事。文章发表后，如果是给汪东兴、华国锋他们扼杀了，真理标准也讨论不起来。领导真理标准讨论的，应该说是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支持真理标准大讨论的是我们全党的同志，特别是理论工作者、新闻工作者。真理标准大讨论是花了大力气的，做了很多工作的，没有他们，形不成这么一个讨论的形势，也带动不了一个全国性的思想解放运动。
　　那篇文章发表过后，我到各地去宣讲了三十多场，是各省市的单位自己来请的。我继续写关于这方面的文章，在很多刊物上发表。有的文章也发不出来，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发表三个月后，我写了一篇《否定阶级斗争为纲》，寄给一个刊物，它就把我的文章压死了。编辑要用，主编不用，怕担风险。
　　改革开放刚刚迈步，解放思想远没到位
　　1979年的时候，有一次南大学校党委告诉我，省委组织部决定把我调到中央宣传部去，后来还说要调我到中央党校去。但是我没去，因为我觉得大学当教师挺好的，而且北京我一个人都不熟，中央的情况又十分复杂，一个书生没有能力应付那种复杂场合。
　　后来省委书记找我谈话，要我到省里去当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我当时没有表态，说让我考虑考虑吧。拖了大概一个月，学校党委书记再次来找我，因为我一直没有表态，他催我：应该有个态度。这种情况下，我就写了封信给省委，表示作为党员，我当然要服从组织的安排，但还是希望不要把我调到省委，让我留在学校工作，我还列了五六点理由。
　　报告送上去两天，我的调令就到了，是省委宣传部副部长，于是我就到省里去工作。进入省委，我想主要是因为这篇文章了，否则没有道理。
　　我是1982年11月调到省委宣传部，到1984年底开省党代会，被选为省委常委。宣传部副部长成为常委是很少见的。
　　省委宣传部管理媒体、高校还有文艺等，范围很大。我觉得我们那几年已经宽松了许多，因为解放思想的原因，大家开始全面地抓学习，彻底否定“文革”，学习《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我到省里工作的时候，应该说是新时期的起始阶段。应该说，改革开放的步子刚刚迈出，解放思想还远远没有到位。很多同志脑子里面所认识的社会主义，还都是“文革”前那个社会主义，很多人当时的观念远没有摆脱苏联模式的影响，没有摆脱“一大二公”。
　　比如人们对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议论纷纷，一些人就感叹，“辛辛苦苦三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不但是资本主义要复辟了，地主富农也要回来啦”。又比如当时发展很快的苏南乡镇企业，因为是以市场为取向，依靠市场发展起来的，完全在计划经济体制之外，所以当时对乡镇企业的批评也很多，说它挖社会主义墙角，是破坏国家计划经济，是不正之风的风源，请客送礼等都是从这里产生的，把它骂得一塌糊涂。
　　经常有争论发生，省委下面的争论很多，省里面不大容易听得见。具体怎么争论我们不很清楚。我们在省委里的争论比较少，讨论都是按照中央文件精神进行的。有时候中央文件有的地方也含糊不清的，譬如说，什么叫剥削，雇用几个工人叫剥削？有人说雇用八个工人叫剥削，因为这是马克思书本上说的，靠剩余价值生活，变成资本家了。那么容许不容许呢？
　　所以，在那个时候当宣传部副部长，还是很艰苦的，一方面必须坚决贯彻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精神，解放思想，同时还得逐步推进改革，就要对雇工这样的问题作出回答啊。我当时对于一些新的东西都采取支持态度，我以为苏联那个社会主义模式本来就是不成功的。
　　面对争论，宣传部是比较苦恼的
　　当宣传部副部长是比较苦恼的，在我看来，当时一个总的特征是，“左”的思想还在阻碍改革开放，传统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在许多人脑子里还根深蒂固，它被作为标准来衡量我们改革开放的新事物。当然了，我认为有的人关于解放思想的理解还是不够的，他们的讲话并不那么科学，那么确切，于是就容易被一些人抓住了辫子，作为资产阶级自由化来批判。还好，我没有被抓住什么辫子。
　　江苏省的媒体也有过一些重大争论，当时有个文化界的人撰文说，四项基本原则要突破了，在文化界内部引发争论，北京也有人在批判这篇文章。省委宣传部知道后，没有参与批判。后来胡耀邦同志很快讲话了，胡耀邦同志是把这个事情了啦，说不要再纠缠了。当时好多同志讲话还是心有余悸，因为有些人老在抓别人的辫子，自己也不懂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却想做一个裁判官。
　　对反对“精神污染”，我是弄不清楚的。记得我到北京去开宣传部长会议，当时邓力群主持的会议，他是宣传部部长。他点名让我和上海宣传部副部长龚心翰发言。我在讲话中专门问了个问题，就是清除“精神污染”在经济领域里面能不能搞，经济领域里面要不要清除“精神污染”？因为如果搞“精神污染”，到处搞下去的话，经济建设也要被搞烂，去反对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它们才刚刚起来呀，那样的话经济工作都得乱套了。请中央回答我们，否则我们不好掌握。讲了几分钟，邓力群马上回答了我们的问题，他说昨天请示了胡耀邦同志，耀邦同志说经济领域里面不搞清除“精神污染”，清除“精神污染”只在思想文化领域里面进行。
　　当时凡是穿牛仔裤，跳迪斯科，留长发，唱邓丽君歌曲等都叫“精神污染”。我觉得很可笑，我主张不要扩大化，人家穿什么衣服，穿什么花色，那是人家的兴趣爱好，你别问，只要不把裤衩套在头上就行，这是我在省宣传工作会议上说的，我开了句玩笑。我还批评了一些学校的干部，他们站在学校门口，把学生的裤管给剪烂了。他们认为那是资产阶级自由化。
　　我的这种观点在当时也是有争议的。不过我并不感觉到无奈，我们省里并不争论这些问题。当时省里常委干部主要关心的都是经济建设，特别把乡镇企业当作宝贝，“千万不要去碰它，让它们发展”。我们一心一意搞经济建设，对一些争论我们也采取应付的方法。而且老干部也很支持我们的工作，当时我们离退的老书记、老省长，他们的思想都很解放，都很开朗。
　　我跟上了时代，没有扯时代的后腿
　　1986年年初，我到省委党校去当校长去了。我到党校的第一件事情是，改变教育内容。原来的党校是教所谓“三门课”，哲学、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还读马克思的原著，如《共产党宣言》等。我过去后，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作为党校的主课，重新编写教材，把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作为党校学习的主要内容。就我所知，这个转变在全国党校还是较少的。
　　我做了两届江苏省省委，年。1995年我到省政协当副主席，感觉工作轻松了许多。最后三四年，我负责政协的常务工作。政协在参政议政上是比较活跃的。但是总的说来，民主监督很难，这个牵扯到政治制度设计，很多情况下人民没有知情权，监督也缺少制度保障。提的建议一般都有回复，提的批评？我就没有看到有谁提批评。而且，我觉得没有权力的人监督有权力的人，这个本身就不好办。
　　我始终认为，一个国家要建设民主政治，要民主监督，要依法治国。
　　从政以后，读书的时间少了，研究学问的时间少了。从政以后也变得身不由己，每天有大量的行政工作要做，大量的会议非去不可。同时呢，要传达中央文件，按照党的精神讲话。即使你个人有想法，也只能先放下来。从政不像教研那么自由，看出了什么问题，就可以讲我的观点，从政之后，不想讲的你也得讲，因为这是你的责任。如果让我重新选择的话，我还是会选择教书。教书很自由，可以独立思考。而且我认为我这个人的适应能力很差，从政到现在都没有完全适应。
　　改革走到今天非常艰苦，但比我预期的走得要好得多。关于真理标准问题进行讨论的时候，我只期盼，平反冤假错案、邓小平出来主持工作、否定“文革”，一心一意搞现代化建设就行了。我没有想那么远。我不是思想家，只是一个普通的书生，我只能说，我以为我跟上了时代，没有扯时代的后腿，我还是比较自觉地跟着这个时代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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