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
中共中央党校党建部博士研究生&&吴桂韩
日11:14&&&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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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要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这是每一个要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人，都会去思考和应该思考的问题。在思考这个问题之前，必然会遇到“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什么”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在什么地方”这么两个问题。当然，这两个问题的解决，也使得“为什么要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这个问题的回答自然变得水到渠成。　　“人是需要点精神的”。人作为万物的精灵，区别于动物和其他生物的一个重要标志在于人是有思想的，是会思考的。与此同时，人的思维能力与人的生存、发展密切相关。每个人都有追求更好生活的愿望，每天都在努力处理与周围的各种事物的关系。那么，究竟应当如何处理这些关系呢？究竟应当如何使这些关系的处理更好地满足人们追求美好生活的需要呢？这样，每个人都在努力寻找一套指导自身进行变革现实实践的科学理论，以更好地服务于提升自身改造世界的成效。因此，任何时期的人们都需要有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来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　　当然，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不是从来就有的。人类发展史表明，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历史的产物，实践的产物。人类认识世界是一个逐步深化发展的过程，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不是来自于神的旨意，也不是蕴藏于自然界的冥冥之中，而是人类在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过程中获得的。从人类历史来看，只有到马克思主义诞生之后，人类认识世界的能力才得到了革命性的飞跃。在此之前，人类对于周围世界的认识虽然有了许多重大的进步和发展，但是由于受到客观的生产力水平、科学技术、阶级地位等历史条件的制约，人类认识周围世界的能力都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因此，也始终无法有效地解决人与自然界、人与社会以及人类思维内在的各种矛盾。　　那么，什么样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才是科学的呢？为什么说马克思主义理论就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呢？首先，我们知道，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对于周围世界必然性的准确把握，是对于客观事物的普遍规律的深刻认识。人们只有在把握事物客观规律的基础上，才能使人的认识从必然王国进入到自由王国。与此同时，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能够有效地指导人类对周围世界的认识和改造，使人类在改造世界的过程中更好地实现自己的需要。我们说马克思主义理论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就是因为其科学地揭示了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类思维的普遍规律，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主要内容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克服了以往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局限性，解决了长期纠缠人类的唯心主义历史观的困扰，而且还为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提供了认识论的工具，因此，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不仅奠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性基础，而且也奠定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基础。　　从马克思主义理论产生的时代背景和理论旨归来看，马克思主义是产生于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并为无产阶级的自由和解放服务的。在十九世纪中叶，人类社会开始进入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矛盾冲突激化加剧的年代。当时的生产力、阶级斗争和科学技术都达到了过去历史未曾有过的水平。欧洲一些国家的无产阶级已经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在历史上发挥着创造历史的巨大作用。作为无产阶级领袖的马克思、恩格斯在总结人类文明成果和工人运动斗争经验的基础上，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将人类思想发展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这个新的理论的诞生，不仅由于其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使人类哲学史发生了革命的变革，而且由于其是为人类的解放和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服务的，也为人类的实践和发展提供了科学的认识论工具。　　正是由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和理论旨归都具有无可比拟的和科学性，因此，在其诞生之后就受到了无产阶级的敬仰和欢迎，并成为了无产阶级进行革命和建设的指导思想。从马克思主义诞生160年多来的世界历史来看，特别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来看，马克思主义理论始终是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马克思主义不仅无产阶级政党和国家政权建设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指导，而且也为每个人进行科学实践、最大限度地实现自身价值和满足自身需要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指导。正是由于马克思主义的魅力，不仅能够为人类社会前进提供正确的向导，而且能够为个人的全面发展指引科学的航向。在马克思主义诞生之后，甚至连资本主义世界的一些思想家也对其投去了期许的目光，认真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真理性价值，努力吸收马克思主义的一些观点和方法来回答和解决资本主义世界人们的认识问题和实践问题。因此，意识形态不会终结，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生命力不会终结。马克思主义所具有的独特的思想魅力，不仅在过去彰显出了强大的时代影响力，而且也将随着时代的发展继续绽放出更加娇艳的时代蓓蕾。　　对于每个人来说，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不仅有助于掌握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来观察世界、认识世界，而且还能够为改造世界、创造世界提供正确的思维方法；不仅可以更好地实现自身价值、满足自身需要，而且还能够提高人的精神境界，激发人们不断前进、创造幸福生活的动力。这是因为认真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就可以在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中所蕴含的科学立场、观点和方法的基础上，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和个人全面发展规律有更为正确而深刻的认识；就会培养和提高人们辩证思维、创新思维和战略思维的能力，以更加科学的眼光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就会更加自觉地将自身的理想将与人类和民族的命运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创造人类美好的生活中实现自身的幸福，在实现社会价值的过程中体现自身的价值。　　毛泽东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你要知道梨子的味道，就要亲口尝一尝。”同样，我们要想有“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的理性认识，也应该沉下心来，认真地拜读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相关着作。因为唯有如此，才会在“蓦然回首”间真正发现自身所要寻觅的科学思想旗帜。
（责任编辑：秦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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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原载《哲学研究》1984年第2期
在实践中发展毛泽东哲学思想
&&& “在实践中发展毛泽东哲学思想”这个题目很大。这里我并不企图把这个题目下的所有意思都讲到，只讲三方面的问题。
&&& 一、关于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基本精神
&&& 毛泽东哲学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组成部分，并贯穿于毛泽东思想的其他组成部分中，也可以说，毛泽东哲学思想是整个毛泽东思想的灵魂。当然，毛泽东思想是不能脱离马克思主义的。毛泽东同志说过这样意思的话：马克思主义好比一棵大树的主干，我们是它的一个支干。毛泽东哲学思想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又确实在许多方面对马克思主义有所发展，有所丰富。它有自己的特点，这是同把马列主义中国化分不开的。因为这种丰富和发展正是在把马列主义运用到中国，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实现的。
&&& 毛泽东同志在1938年就说过：“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
&&& 哲学中的抽象概念，是不能脱离具体事物而独立存在的。哲学界曾经有一个学派，认为抽象的东西是能够独立存在的。比如说“圆”吧，客观世界上实际存在的是各种各样的圆的东西，是具体的圆。他们认为既然有圆的概念，就一定有一个离开各种具体物体的抽象的“圆”的客观存在。这种说法是假装的唯物论，实际上是唯心主义。我们是怎么得到圆的概念呢？是概括了客观事物中各种各样具体的圆的东西而得到的。我们所看见的，只能是各种各样具体的圆的东西。这就是毛泽东同志所说的共性存在于个性之中，普遍性存在于特殊性之中。共性、普遍性、一般性不能孤立地存在。
&&&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所讲的一般的抽象的原理，都表现在具体的事物中间。我们在中国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就必须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般原理运用到中国的实践中。有人轻视运用，认为这不过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运用了一下，算不上是理论的发展。但是，要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就必须把它运用于具体问题。如果只是从概念到概念，是不能解决什么问题的。毛泽东同志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来解决中国革命的具体问题，例如中国的革命战争，中国的统一战线问题，中国革命过程中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分裂、斗争、联合的问题，中国革命斗争中的战略和策略问题，等等。在这些问题上，他具体地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正是通过这种具体运用，才使得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般原理得到更充实、更丰富的说明，赋予了更丰富的内容。
&&& 毛泽东哲学思想的这一特点，我们要特别予以注意。只有学会具体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般规律，才能使马克思主义得到发展。有人好象认为，既然是一般的概念，只要在一般的概念和规律上面作文章，就能够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这显然是不对的。
&&& 还有一个民族形式问题。毛泽东同志曾经说过：“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把国际主义的内容和民族形式分离起来，是一点也不懂国际主义的人们的做法，我们则要把二者紧密地结合起来”。这里所说的民族形式，包括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具体运用于中国实践，也包括概念的表达方法。邓小平同志说：“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毛泽东同志用中国语言概括为‘实事求是’四个大字。”毛泽东同志强调，要用马克思主义对我们的历史遗产给以科学的总结、批判的总结。大家都熟悉毛泽东同志的这句话：“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些思想遗产，都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中国社会和中国历史的特点。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继续。我们要研究今天中国的特点，就不能不联系到历史上中国的特点。这些历史遗产所提供的带有中国色彩的思想材料，对我们的哲学研究工作也有很重要的意义。我们对世界上别的国家的思想遗产也要研究，特别是那些已经成为全人类共同的思想财富的遗产；当然我们尤其要重视和研究中国的历史遗产。
&&& 我们中国哲学界现在还存在着研究现实不够的问题。研究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及其特点，研究其规律性，是我们的理论工作者，包括哲学研究工作者当前的任务。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同志和党中央其他领导同志正是这样做的，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根本原则，运用于指导当前的运动，研究运动的特点，研究它的规律性。但是，我们的哲学研究工作者，在某种程度上，还存在着从概念到概念，不注意普遍原理如何具体运用的倾向，还存在着把理论的运用看成好象是与理论的发展不相干的另一回事的倾向。此外，我们的中国哲学史的研究，还没有与辩证唯物主义的研究密切结合起来，可能也是个值得注意的问题。应该说，中国哲学史的研究是很有成绩的，但好象哲学史的研究是哲学史的研究，辩证唯物主义的研究是辩证唯物主义的研究，二者没有结合起来。我们没有象毛泽东同志那样善于总结中国哲学史、思想史上的丰富的遗产，经过批判地继承，用以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发展。
&&& 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毛泽东同志的哲学着作和其他许多包含着丰富哲学思想的着作，从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中，深刻地论述和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辩证法。以下就这方面说一点意见。
&&& 在认识论方面，毛泽东同志提出实践出真知。认识的源泉是社会实践，实践贯穿于整个认识过程，正确认识的取得一刻也不能脱离实践活动。人们从改造客观世界的实践中取得某种认识，再用以改造客观世界，达到了预期的目的和效果，这种认识的正确性就得到了完全的证实。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要取得正确的认识，做到主观和客观完全符合是很不容易的事情，常常要经过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反复过程。认识的对象越是复杂，就越是要更多地经过这种反复的过程才能达到完全正确的认识。从实践中得到的认识，还必须通过实践，加以充实、发展，并且纠正其中不符合或不完全符合实际的部分。这就是说，正确的认识是来源于实践，又经受实践的检验，而最终为实践所证实。所以毛泽东同志说：“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把实践提到第一的地位，认为人的认识一点也不能离开实践，排斥一切否认实践重要性、使认识离开实践的错误理论。”
&&& 当然不能说，凡是来源于实践的认识就一定是完全正确的，因为正确的认识往往不是一次形成的。但是可以说，脱离了实践的认识就一定是错误的。如果根据这种认识去改造世界，那就只能碰壁，只能失败，只能得到和预期目的相反的结果，因而也就充分暴露了它的错误。是否只有看到碰壁和失败的结果时，才能判定这种认识是错误的呢？不是的。如果认为任何认识在实践未检验其是否达到预期的效果和目的时，我们就不能对是非作任何判断，仿佛一切是非在这时都是不可知的，这种想法是不对的。我们坚持认识一点也不能离开实践的观点，一方面要谨慎地从改造世界的实践中认识世界，并且通过实践检验已有的认识，同时要排斥脱离实践、背离实践的认识，因为这种认识是不可能在实践中得到证实的。例如有人提出社会主义异化论，并且把人性、人道主义和异化论结合起来，宣称社会主义社会中的改革要以所谓异化和人道主义理论为基础。是不是要等到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证明其不能达到预期的结果，方可以判定其错误呢？不是的。我们现在就可以判断，这些论点是站不住的，它不能成为改革的理论根据，不可能解决社会主义社会发展中的种种问题，因为这些论点从根本上是脱离实践的，其出发点就是背离社会主义实践的。
&&& 不妨在这里说一下这种异化论和人道主义理论的来源。从本世纪三十年代开始，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五十年代，西方资产阶级哲学、社会学的有些流派利用马克思逝世后五十年被刊行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大讲异化、人道主义的问题。马克思写这些手稿时才二十六岁，那时他还没有形成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还没有创立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和剩余价值学说。在这些手稿中，马克思用黑格尔、费尔巴哈用过的“异化”概念来说明资本主义社会，把共产主义解释为克服人的异化，实现人道主义，这是他的思想还未成熟的表现。西方资产阶级某些学派据而大做文章，说什么“青年的马克思”是“异化论的马克思”、“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他比革命理论家的马克思——他们称之为“传统的马克思”——思想更成熟、更高，说什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就是异化，要用异化理论作为基本线索来了解马克思的全部着作。所以说这些说法是从西方资产阶级学术界那里搬来的。当然，我们应该分析为什么这些说法会在今天的中国出现，与社会主义实践有什么关系。下面我还要讲到这些问题。
&&& 用唯心论和形而上学的观点来考察问题，所得出的结论往往也好象有一点事实的根据，但那只是对事物的表面的肤浅的反映，不能正确反映事物的内在联系和事物的本质。这种结论是经不起实践考验的。毛泽东同志指出：“唯心论和机械唯物论，机会主义和冒险主义，都是以主观和客观相分裂，以认识和实践相脱离为特征的。”毛泽东同志关于认识与实践的辩证关系的完整的科学论述，通过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不断开拓认识的前进道路的论断，是对认识论的重要贡献。
&&& 在辩证法方面，十一届六中全会的历史决议中指出：“毛泽东同志阐述和发挥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核心——对立统一规律。他指出不仅要研究客观事物的矛盾的普遍性，尤其重要的是研究它的特殊性。”具体地分析具体的矛盾，具体事物要具体分析，这是十分宝贵的辩证法思想。三中全会以来，党在各项工作中都强调了这一点。具体条件，具体环境，事物的发展处在什么阶段，什么历史条件，什么特点，都要进行具体的分析，这样才能正确地确定工作方针，指导我们的工作。毛泽东同志在讲矛盾的特殊性和普遍性的同时，又讲了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的问题。他指出，矛盾的同一性是在于对立的双方相互依存，又能够互相转化，并指出同一性是暂时的、相对的、有条件的，而对立的互相排斥和斗争是绝对的。毛泽东同志在《矛盾论》中对于同一性和斗争性的关系作了详尽的深刻的论述。否认矛盾诸方面的同一性，看不见互相矛盾、对立的诸方面在一定条件下互相渗透和依存，并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那是错误的。而否认矛盾诸方面的斗争性是绝对的、无条件的，也是错误的。
&&& 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不但把辩证法歪曲为“斗争哲学”，而且把哲学中的斗争性概念庸俗化。破口大骂，拳打脚踢，打倒在地，再踏上一只脚，你死我活，就是他们所说的斗争。这样解释斗争性，只是糟蹋了辩证法思想，使人无法承认斗争性的普遍存在。哲学概念是高度的概括，它不同于日常生活用语，但因为很难用适当语言来表达，就往往不得不借用日常生活中的语言。所谓“同一性”、“斗争性”都可说是借用了日常生活的用语。但它们作为哲学概念，具有远比日常生活用语丰富的含义。既然斗争性是普遍存在的，是绝对的、无条件的，当然它在各种不同的具体事物中表现为各种不同的形式。哲学上的斗争概念包括互相排斥、互相抵触、互相摩擦、互不相容、互不协调等等。在人与人的关系中，斗争固然可以表现为破口大骂，拳打脚踢，也可以表现为批评、教育、劝告、请求，等等。请求怎么也是斗争呢？比如蒋介石国民党不抗日，学生请愿，这不是一种斗争形式么？在同志间，你请求我做或不做某种事，这也可以是一种斗争形式。一般性存在于个别性之中。我们不能只承认矛盾诸方面的同一性而否认斗争性。重要的是要具体分析各种斗争的形式。《矛盾论》中指出了对抗和非对抗这两种矛盾斗争的形式。这还是最概括的分析，在实际生活中，矛盾的斗争表现为极其多样的形式。
&&& 毛泽东同志阐明了有条件的相对的同一性和无条件的绝对的斗争性相结合，构成了一切事物的矛盾运动，并且把列宁所说的“在相对的东西里有着绝对的东西”发挥为“在同一性中存在着斗争性；在特殊性中存在着普遍性；在个性中存在着共性”。这些是唯物主义的辩证法的精髓。
在社会发展中，即使到了将来大同世界的共产主义社会，也还会有社会矛盾要解决，否则社会就不能前进。那时人们中间也还会有先进思想和落后思想的矛盾，还要用先进思想克服落后思想。现在我国虽然已经进入消灭了剥削阶级的社会主义社会，但是我们在坚持对外开放政策时还会遇到资本主义思想的侵蚀，国内在一定范围内还存在着阶级斗争，还存在着反社会主义势力，这就要求我们善于按照辩证法办事，也就是说，要善于正确区别和处理虽然少量、但不可忽视的敌我矛盾和大量存在的人民内部矛盾。在人民内部要用正确方法以无产阶级思想克服非无产阶级思想，以新的社会主义精神风格克服旧社会的种种残余，以先进克服落后，使落后转变为先进，达到更好地团结全国人民共同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目的。
二、关于对马克思主义失去信心的问题
马克思主义是在斗争中向前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历史中，曾经同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斗争，曾经同把马克思主义说成不合乎中国国情的倾向斗争，也曾经同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倾向斗争。马克思主义以其真理性而愈来愈多地吸引了诚心探索中国出路的人们，但是每当中国革命遇到严重挫折的时候，也会有些本来相信马克思主义的人发生动摇，他们或者公然倒向反马克思主义方面去，或者以为马克思主义必须用某些非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补充”和“充实”。马克思主义坚决有力地驳倒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想和各种形式的动摇。毛泽东同志提出百家争鸣的方针，其主要根据之一就是：“马克思主义必须在斗争中才能发展，不但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将来也必然还是这样。正确的东西总是在同错误的东西作斗争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真的、善的、美的东西总是在同假的、恶的、丑的东西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
&&& 前面已经说过，从本世纪三十年代开始，西方资产阶级某些学派热衷于议论所谓“青年的马克思”，他们企图把所谓异化理论和抽象的人道主义当作马克思全部学说的基本内容。这种议论的实质是要从马克思主义中抽掉它的科学的革命的内容，包括阶级斗争理论，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科学分析，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等等，使马克思主义学说成为一种对资产阶级无害的东西，并用以攻击所谓“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所以西方资产阶级学术界有人说，他们已使得马克思“第二次降世”，而“第二次降世的马克思”已不是作为《资本论》的作者、《共产党宣言》的作者，以革命家的姿态出现，而是“穿着哲学家和道德家的外衣走出来，宣告关于超越阶级、政党或派别的狭隘界限的人类的自由的消息”。如果马克思主义不过是空谈所谓全人类的“异化”和将来要克服“异化”，恢复“人的本性”；达到全人类的自由，那么它就和一切对资产阶级无害（或者还有利）的道德家、宗教，家的说教没有多大差别了。
&&& 还值得注意的是，近几十年来西方资产阶级哲学、社会学的某些学派非常广泛地使用“异化”概念，以为这可以说明“当代人的遭遇”，说明资本主义世界中的种种社会现象，例如为什么会产生法西斯主义，为什么名义上有民主选举权，而政治舞台上只是一些政客在变戏法等。《英国大百科全书》(1973—1974年第十五版)在“异化”一条中说：“异化的概念尽管在对当代生活的分析中用得很普遍，仍然是一个很含糊的概念，它的含义难以捉摸”。被列举出来的含义有“无能为力，感到自己的命运不是由自己掌握”，“没有意义，任何行动领域中缺乏易于理解或前后一贯的意义，或生活没有目的”，“没有准则，不相信行为有共同的社会规范”等等。异化概念之所以这样广泛地使用，当然不是偶然的。这里反映了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人们的遭遇和许多难以解决的麻烦，人们在精神生活上的烦恼、空虚和找不到出路。上引百科全书中说：“引人注目的是，关于这个问题（异化问题）的书刊很少有关于未被异化的人们的详细描写；看来描述当代的麻烦要比描写某些健康的状况或者为清除异化开处方更容易些。”异化概念至多只是资本主义制度下某些现象的描述，而无助于科学地分析这些现象，当然也就不可能开出有效的“处方”。
&&& 近几年来，我国有些理论工作者对西方已经热闹过几十年的这种思潮发生了兴趣。他们提出了“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这样的命题；说马克思有个“异化理论”，其基本思想就是“从全人类的异化到全人类的解放”，而异化理论是“全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础和线索”；说异化概念能帮助我们有效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要用它来说明现实的历史社会问题。他们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一样存在着劳动异化和其他各种异化现象，有人甚至说：“解决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异化问题成为当代马克思主义者不可回避的历史使命”，如此等等。他们在这个问题上的论述，实际上许多不过是搬运了西方资产阶级学术界的上述思潮中的货色。他们似乎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已经不够用了，或者已经不灵了，因而必须用一些时髦的东西来加以“补充”、“充实”，甚至代替。当这种议论开始出现以后，我国理论界中许多人是不同意的，因而引起了一场围绕异化和人道主义的争论。这种议论的确不可能不遭到反对，它是对马克思主义失去信心的一种思想表现。
&&&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使我国社会主义事业遭到了一次严重的挫折。林彪、江青这两个反革命集团利用毛泽东同志和我们党的失误所进行的凶恶破坏，严重地败坏了马克思主义的信誉，败坏了社会主义的信誉。经过这场灾难，在一部分青年、一部分群众中，难免发生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丧失信心的迷惘情绪。在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社会主义实践逐步地走上正确轨道，这种信心重新逐步地恢复起来。把异化论、人性论、人道主义当作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的这种思潮在中国近几年的出现，不仅是向西方学时髦的问题，而正是对马克思主义失去信心的最集中的理论表现。
&&& 一般说来，发表了对马克思主义丧失信心的观点的同志，都是属于思想认识问题。因此，在这里不妨考察一下使得一些同志在理论上失足的认识上的原因。可以提出如下几个问题。
&&& 第一个问题是关于基本规律和具体现象。
&&& 科学的规律是反映了事物的本质，是概括了许多具体的事物而得出来的。具体事物的复杂的多样性，不可能都反映在一般规律中。不把复杂的多样性排除掉，就不可能得出规律性的认识。一般规律是把次要的现象排除在外而只概括最本质的东西。但到了实际考虑问题时，我们又必须考虑到具体的现象。例如我这次从长沙到福州，总的来说是从西向东偏南走，经过江西，到达福建。这个说法大家都会同意。但具体地考察起来，我走的路是很复杂的，有时往南、有时往北，甚至有时候还要往西走一点。不这样走，就不可能走完这段路程。当然不会有人只看我走过的某一段路，而否认我对这段路程总的概括说法。我们说大江东去也是一样，江水也是曲曲折折流入大海的，总的方向是向东。如果我们不看具体情况，认为向东走，就是一条直线地往东，那就是教条主义。我们反对教条主义，我们不能只看到基本规律，而不对具体事物作具体分析。规律是存在于具体事物的发展过程中。不去认真考察具体事物，只凭一般的规律是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的。这就好比说，只知道由西往东走，而不知道按照情况必须经过曲折的路程，那就永远走不到目的地。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又要注意，不能因为看到这样那样似乎和一般规律不一致的现象，就怀疑和否认一般规律。如果一般规律是从大量事实中科学地概括出来的，是客观事物的本质的反映，那当然不能轻率地加以否定。我们越是充分看到和这规律有关的多样的复杂的现象，对规律的认识也就越是丰富和充实。
&&& 我们说，社会主义制度比资本主义制度优越，这是一个规律性的认识。作出这个判断是以历史发展的实践为依据的，是正确的。虽然有这样一个总的概括，还是要作具体考察，具体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即使在社会主义制度初步建立起来的时候，已经在许多方面表现出比资本主义制度优越，但又并不是在任何事情上都已经比资本主义优越。过去有人简单地理解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以为我们一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就什么都胜过资本主义。后来当一作具体考察时，说不行呀，在技术上、工厂管理上、做生意的方法上都还不如资本主义。但是，能不能凭着这些个别的现象去否定总的概念，认为社会主义制度比资本主义制度优越的判断是错的呢？当然不能。对这些具体的现象是可以作出科学解释的。资本主义社会已有几百年的经验，而我们的社会主义刚刚建立起来，何况我们又是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走过来的，这一方面、那一方面有不如资本主义的情况是并不奇怪的。我们还要向资本主义国家学习对我们有用的东西。我们终究能够依靠社会主义制度而在一切方面迅速地前进。应该善于透过现象，认识本质，才能不为复杂多样的现象所迷惑。
&&& 现在我们有些同志，为了反对教条主义而去注意观察具体事物，这是好事情。但是他们却用局部的事实材料来否认总的概念、基本的规律，而这些基本规律本来是科学的总结和概括，是不应也不能否认的。我们本应该摆脱教条主义的束缚，不要把一个简单的公式套用到一切具体事情上去。要认真研究具体现实、具体问题，从而使我们能更好地掌握一般的规律。如果相反地采取另外一种方法，用某些局部的具体的现象，来否认总的科学规律，那我们必然会陷入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怀疑和动摇。有些同志对马克思主义失去信心，看来是和这种认识方法有关的。
&&& 第二个问题是总结经验。
&&& 总结经验是很重要的。正确的、错误的经验都需要总结。实践出真知，就包括了对过去的经验加以总结，从中得出正确思想的意思。总结经验不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同样的经验，从不同的立场、观点去加以总结，可以得出不同的结论。例如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中曾经遭受两次大的挫折。1927年大革命失败，1934年南方的革命根据地丧失。从这些挫折中，我们的党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正确地总结了经验，得出了有益于开展新的实践的结论。但也有错误地加以总结的。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陈独秀取消派、托派总结经验得出的结论是中国革命没有前途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只能让资产阶级取得胜利，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是无能为力的。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全面地总结了第一次大革命的成功和失败，得出结论说，大革命失败是由于我们党在统一战线中犯了右的错误，由于我们没有掌握军队，忽略了军队，革命也没有能充分地发动农民，因此必须将革命由城市转到农村。这个结论正确地指导了中国革命的发展。当南方根据地丧失而转入长征的时候，托派自以为更加振振有词了，他们说，经验证明农民战争是不行的，那是“流寇战争”，本来就注定要失败。我们则认为不是农民战争不行，经验恰好证明，无产阶级必须广泛发动农民，进行革命战争，革命才能发展；暂时的失败是因为没有正确地贯彻执行各种正确的政策，犯了“左”倾错误。可见，同样的经验，有一个总结得正确与否的问题。
&&& 错误地总结经验，好象也是从实际出发，但它只是肤浅地表面地看到一些现象，不是正确地从社会实践的全貌作出科学的总结。我们党在“文化大革命”以后，通过十一届六中全会，对建国三十年来，特别是对“文化大革命”进行了全面认真的总结。这种总结是科学的总结。这一总结不是使我们丧失信心。而是使我们知道如何从挫折和失败中接受教训，使我们对社会主义、对马克思主义更加充满信心。在社会主义事业发展中所犯的错误，所遭受的挫折，不是证明马克思主义不灵了，恰恰相反，只有用马克思主义才能对之作出科学的解释。但如果是错误地总结经验，那就会得出丧失信心的结论。我们现在有些同志讲社会主义异化，也许自以为不是脱离实际的，也是从实际出发的，也是在总结经验，但是其实这是一种脱离实际，从想象出发，错误地总结经验。
&&& 热心于所谓异化理论的有些同志，把“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归结为“个人迷信”，并且把它同费尔巴哈批评的“宗教异化”等同起来。费尔巴哈批评宗教，说上帝、神是没有的，人把自己所能设想的各种美好的品质赋予神，造出了神，反过来却以为自己的命运受神的支配。所以他说，神是人的异化，是人造出来的。费尔巴哈的这种说法是有道理的。不过人不是忽发奇想地造出神来，这是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产生的现象。费尔巴哈不能说出这种社会条件，因此他也不可能说明人们怎样才能摆脱他所说的宗教异化。用费尔巴哈所说的“宗教异化”能说明共产主义运动中发生的个人崇拜、个人迷信现象吗？毛泽东同志确实是在中国革命中作出极其伟大贡献的领袖，人们信任他，尊重他的领导，不是没有根据的。他有失误，在晚年有严重的失误。人们曾因为信任他、尊重他而看不到或看不清楚他的失误。固然我们可以得出教训说，不能把任何人，包括最杰出的领袖人物看成是“神”，以为他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永远不会犯错误的；但是，伟大的领袖人物毕竟不是虚无缥缈的、由人造出来的神。我们要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正确理解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作用，领袖、党和人民的关系，健全党和国家生活中的民主集中制，这样才能克服和共产主义不相容的个人崇拜、个人迷信现象。用所谓异化理论来说明这些现象，完全不能解释清楚问题的本质，而只会制造思想混乱。
&&& 所谓人道主义理论能不能解释清楚“文化大革命”呢？发生“文化大革命”的原因就是因为不讲人道主义吗？固然我们可以说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连起码的人道主义也没有，但是我们绝不能因此说他们的问题就是人道主义的问题。他们是进行反革命活动，他们的一切行为是由此出发的。讲人道主义的同志们说，“文化大革命”产生就是因为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少讲了人道主义，没有注意人的价值；说为了避免再发生“文化大革命”，就要讲人道主义。照此说来，似乎应该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说：“你们太不讲人道主义了，你们讲点人道主义吧！”这样说是荒谬的。难道能要求他们对他们所说的“走资派”采取人道主义的态度，好象我们在革命战争中对待俘虏一样么？把毛泽东同志晚年的失误归结到人道主义问题上去，也可以说是牛头不对马嘴。这不是科学地总结历史经验的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和态度。
&&&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六中全会树立了科学地总结经验的最好榜样。用所谓异化理论、人道主义理论来总结经验，是不科学的。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虽然说，资本主义社会有劳动异化，但马克思不是用异化来说明这种现象，他只是说有这样一种异化的现象，而这种现象还要用科学的理论来加以解释。如果任意滥用异化的概念，以为可以用异化来解释一切现象，那就使异化成为一个非科学的概念，不但不能揭示事物的本质，反而模糊了对事物本质的认识。例如有人说母亲辛辛苦苦养了个儿子，儿子不孝顺母亲，成了家庭里的“异己分子”，“这个过程用哲学的语言来讲，就是异化”。试问，用这个哲学的语言能说明什么问题呢？在旧社会，有许多从地主富农、资产阶级家庭出身的青年背叛了家庭走向革命。在现在的社会中，固然有子女不能如父母愿望走上正路的现象，也有父母包办子女的婚姻，而子女坚决不依从的现象。“哲学家”出来说，这一切都叫作异化，都应该克服。人们只能认为，这样的哲学家大概连自己要说什么都没有弄清楚。
&&& 如果说，人们在活动中创造出来某种东西，这种东西转过来成为支配人的力量，就叫作异化（许多热衷于讲异化的同志，大致上就是这样说明异化概念的），那么是不是可以说，交通规则也是一种异化现象呢？因为人们制定了交通规则，而走上大街就得遵守这个规则，违反就要受罚。同样的，劳动纪律，社会道德规范，法制等等都可以装进异化这个袋子里去。
&&& 这样地使用异化概念不能使我们对事物的认识前进一步。交通规则当然是必要的。纪律、道德、法制等等是束缚了人，还是有利于人们的社会共同生活，要答复这个问题就必须跳出异化这个袋子，具体考察它们的产生是在什么社会中，具有什么社会内容。社会主义社会中的纪律、道德、法制固然有健全与否、完善与否的问题，但社会主义社会不能没有自己的纪律、自己的道德、自己的法制，人们遵守这些，并不妨碍个人的自由发展，而正是自由发展的前提。把异化概念变成一个失去社会内容的空袋子，而宣称社会主义社会要“克服”一切能塞进这个袋子里去的东西，那就难免达到极为荒谬的结论。所以，我们不能接受这种异化概念，这个概念只能妨害我们科学地总结社会主义实践的经验。
&&& 我们讲革命人道主义、社会主义人道主义。但这决不是说人道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不是说我们的一切理论是从人道主义出发。宣传“异化理论”的同志提出“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这样的命题，把异化和人道主义联系起来，说“消除全人类的异化”，“人性复归”，实现“全人类的解放”，就是人道主义，并且认为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精义。马克思主义也讲全人类的解放，但是绝不是抽象地讲全人类的解放，而是讲无产阶级起来革命，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一步步地进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建设，消灭阶级，最后达到全人类的解放，这才是完整的科学的人类解放学说。宣扬异化理论和抽象的人道主义的同志，也许并不否认马克思主义的这些内容，但是应该指出，坚持异化理论并视之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内容，是不能不和马克思主义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所阐明的社会发展规律相冲突的。
&&& 第三个问题是关于创新和继承的关系。
&&& 人类社会是一个不断创新的过程，但每一时代的人又都是在以前时代积累下来的许多财富，包括社会生产力、文化的基础上前进的。这就是又要继承，又要创新。马克思主义是批判地继承以往人类全部思想财富，摆脱一切旧的束缚，而产生的无产阶级的革命的理论。社会主义文化也应是如此。列宁就曾批评那种否定人类以往社会的一切文化传统，以为可以不继承过去文化的积极成果，凭空创立社会主义文化的观点。现在我们思想界在这个问题上也表现出某些混乱的现象。文艺界中就有个别人，全面否定古典诗歌、民歌，也全盘否定“五四”以来的文化、文艺传统，包括左翼文艺传统，以为可以在一片空无所有的平地上创造出新的文艺、新的诗。这是一种很幼稚的想法。
&&&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已经有六十年的历史。随着当前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发展，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也应该能够向前发展，但这绝不是说，我们不重视继承。我们既要更好地总结从孔夫子到孙中山的全部文化传统，也要善于继承和发挥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已经取得的成就。马克思主义运用到中国有一个从幼稚到成熟的过程，走过曲折的路，出现过错误，如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错误。但总的来说，六十年来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发展有着伟大的成就，积极的成果。建国以后三十多年间，“文化大革命”是一次大的曲折，在此以前马克思主义在实践中的发展成就是明显的；1978年以后拨乱反正，马克思主义有了新的发展。拨乱反正是纠正“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左”的错误，但不是用一个“左”字否定过去的一切。例如说，五十年代党领导开展的文化思想批判，包括对《武训传》的批判，对胡适的批判，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等等，其中是有缺点，但不应全部抹煞。应该对此作具体分析，既肯定其中的积极成果，也注意其中的缺点和错误。六中全会决议和《邓小平文选》中有关文章给我们作出了榜样。对待过去的工作，正确的要予以肯定，错误的要引为教训。
死抱住已有的成就，全盘肯定过去的一切，而且认为到此为止了，不能通过新的实践进行新的探讨，那就是我们要反对的保守主义。但如果我们不是充分地继承已有的积极成果，放弃已经取得的阵地，我们也不可能有新的发展。对所谓新的东西也要分析，并不是牌号新就是真正新的东西。那种否定一切文艺传统的所谓完全创新，实际上是主张文艺要成为“自我表现”的工具，这是再陈腐不过的老口号。所谓“克服一切异化”，认为“异化是产生于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人性复归”，似乎是很新颖的说法，实质上只能导致怀疑和否定社会主义，那不过是资产阶级反对和破坏马克思主义的老调子。我们是把创新和继承结合起来，继承一切过去的应该继承的东西，肯定我们过去的历史经验中一切正确的积极的成果，抛弃那些错误的东西，并在新的实践中提出新的观点、新的思想。没有继承，也不可能创新。对待这个问题上的混乱，也可以导致对马克思主义失去信心。
三、关于怎样才能发展毛泽东哲学思想
&&& 如何发展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哲学思想这上问题，在哲学界有过讨论。有的同志认为，要发展哲学第一要重视当代自然科学的新发展，第二要重视和研究人的问题。对于这样的提法，我觉得还有值得讨论的地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的确要同自然科学的发展相联系，要概括和总结自然科学发展的新成果。但这只是一个方面。与此同时，还必须与社会政治实践、与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联系起来。这后一方面是不可忽略的。至于人的问题，当然可以而且需要进行研究。西方哲学界提出了许多关于人的根本观点，我们要弄清他们到底说的是什么。研究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问题必然要涉及社会主义的伦理道德观念，而社会主义人道主义是我们的伦理道德观念的一个重要内容，当然也要研究。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什么关系，它与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有什么本质区别，这样的研究也是必要的。但如果把这样的研究看成是发展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一个根本方面，我看是不恰当的。因为这并不能构成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重大的根本问题。
&&& 关于如何发展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哲学思想这一问题，我想有以下几点是值得提出来的。
&&& 首先，要研究社会主义新的实践。
&&& 我们主要是研究、总结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的经验，研究我国社会主义正在发展中的新的实践。当然也要研究各国社会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的实践。尽管我们在社会主义建没中还有许多困难要克服，也出现过错误，但毕竟是取得了伟大的成就的。我们不要小看了自己。世界上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关心人类进步的人们，对我们是抱着殷切的期望，很关心我们的国家的发展的。我们的党和国家能够从十年“文化大革命”的灾难中迅速地恢复过来，走上正确轨道，开创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局面，最终将会证明，在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国家中，按照自己的特点，完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是人类历史上的重大事件。
&&& 我们还面临许多要解决的问题，许多要克服的困难，道路是不平坦的，但这里面也就有许多新的经验，这就要求我们去研究新的问题，总结新的经验。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和具体分析具体情况的方法，坚持用辩证法，而不是用形而上学来对待历史经验，并且按照客观事物中存在的矛盾运动的规律推动社会的发展，这些都使辩证法、唯物论的基本原则大大向前发展了。我们作为哲学工作者，应当认真地研究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新的实践。
&&& 第二，哲学工作者应当参与研究并答复经济学。历史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教育学、文艺学、军事学等领域中各方面的问题。
&&& 当然，上边说的这些学科领域中的问题，并不是哲学工作者都能解决的，还要由各具体学科的专家加以研究、答复。但是，哲学家要参与回答这些问题。这些学科都要研究我国社会主义实践中提出的新问题，这里边必然有许多方法论问题，认识论问题，也可以说，各个部门中都会提出哲学问题。哲学工作者应该参与研究并解答的主要就是这一类问题。在哲学史上，其实从来没有单纯的哲学家。哲学家总是具有广博的知识，或者对哲学以外的某种专门学科有一定的造诣。哲学家如果只是在哲学概念上转来转去，这既不能解决什么实际问题，也不能使哲学向前发展。要把哲学的基本理论运用到具体问题上去，就不能没有各种专门科学的帮助。在“文化大革命”以前，作为哲学普及工作，曾经提倡工人、农民“学哲学、用哲学”。对这也要具体分析。学了要用，这是好的。但当时的提倡带来一种错误的看法，似乎哲学的概念、原理可以简单地直接地运用到具体问题上去。其实凡是运用得比较好的，总是对所研究的对象有具体科学知识的人。没有任何具体科学知识的帮助，只是引用几个哲学的概念、原理，是不能真正解决什么问题的。所以有必要强调，把哲学和各门具体科学知识结合起来。现在，科学门类愈来愈多．哲学工作者不可能每门都懂，更做不到门门精通。但是，应该对某一门或某一方面的学科进行比较深入的研究。在这里也有哲学家和其他专门家合作的问题。
&&& 第三，要结合自然科学的新发展。
&&& 当代自然科学正在迅速地向前发展。哲学研究工作者要关心自然科学的新发展，并和它结合起来。近年来这一点已引起哲学界的重视，这里就不多说了。
&&& 第四，应该对资产阶级哲学、资产阶级社会学进行批判。
&&& 现在有一种看法，认为我国剥削阶级已经消灭，阶级斗争已不再是主要矛盾，所以批判资产阶级思想就没有必要了。这种看法是不对的。思想没有国界。就全世界范围来说，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思想上的斗争还尖锐地存在着。在我国，由于各种国内因素和国际因素，阶级斗争也还在一定范围内存在，而且在某种条件下还可能激化。因此，批判资产阶级思想以及其他非无产阶级思想，在我们这里仍然是一个重要任务。当然，我们在进行这种批判的时候，要从过去我们进行学术批判时发生过的错误中吸取教训。有的同志提出，要区别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这在一定范围内是可以区别的。但是，也不能不承认，二者并不是处处都能绝对划分开的。如果说我们回避政治问题，而躲到所谓纯学术问题上去，那并不是健康的现象。
&&& 例如，如何评价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是不是有个马克思主义的异化理论，异化是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概念，异化可以用来解释社会主义社会的各种现象吗？这些可以说是学术问题，但它们确实具有政治意义，因为这些问题是涉及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则、涉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问题。如果讨论某个确是具有政治意义的学术问题，不指出它的政治意义在哪里，只说是学术性问题，那是不行的。应该把从敌视社会主义立场出发散布某种错误观点的人，和受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的人区别开来。既然有政治意义，我们就不应该回避，而应明确地指出来，这并不等于是用政治帽子压人。我们过去进行的思想批评，如前所说是有积极成果的，不能完全否定，但确实有缺点，其中之一就是没有进行认真研究，有的很浅薄，有的未能恰到好处，没把问题说透，浅尝辄止，没有认真下功夫去研究。对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批评，是不能简单地戴几个政治帽子了事的。要批判资产阶级哲学思想，必须认真地研究，说出道理来，这样才对我们有用。我们批判胡适思想，不是为了打倒一个胡适，现在这个人虽然已经故世，但也还值得加以研究、批判，那是为了在许多重要问题上把马克思主义和实用主义的区别弄清楚，这样才有利于马克思主义向前发展。那么，马克思主义是不是可以从资产阶级哲学、社会学吸取对我们有用的东西呢？可以的。但首先必须在原则上划清界限，从根本上予以批判，然后才能够从中吸取某些思想资料以丰富马克思主义的内容。
&&& 我们的思想界，在今天这样的世界环境中间，在我们的社会主义正逐步向前发展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不断产生涉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涉及是不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问题。自觉或不自觉地动摇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背离四项基本原则的错误倾向，会以各种不同的形式出现。这并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作为马克思主义者，要能够在这种情形出现的时候，用正确的方法来进行批判。这个批判是讲道理的，不是以势压人。简单化的办法是不行的。要保证马克思主义思想在我国的主导地位，克服非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我们必须进行以认真的科学研究为基础的论争。这就是前面引用过的毛泽东同志的话，真理是在同谬误的斗争中发展的，这是一条规律。无产阶级思想总是在同资产阶级思想以及其他非无产阶级思想的斗争中向前发展的，这在世界上还存在阶级的时候，也是一条规律。这是思想战线上的一个长期任务。思想斗争包括批评、分析、研究。要解决思想领域的问题，解决带有学术性质的问题，绝不能靠简单地戴几顶政治帽子，也不能只靠援引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说过的话。要认真研究，讲清道理，要真正地联系新的实践，说出一些新的道理来，这样才能在斗争中发展真理，向前发展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哲学思想。
（本文是作者1983年12月9日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九十周年全国毛泽东哲学思想讨论会上的讲话，作者在讲话记录的基础上作了修改和补充。）
（原载《哲学研究》1984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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