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媒介的发展看受者和传播者的传播关系几字型的变化
摘要：本文主要是从媒介发展的角度来看传播者和受众之间的传播关系的变化。在本文中，笔者提出这种关系的变化呈现“几”字型，主要是看到了媒介在发展过程中被赋予了社会变革和发展的烙印，从而很大程度上影响传播者和受众之间的关系，这种变化说明了媒介的发展和社会发展是同步的，本文主要是说受众相对于传播者来说地位的变化。受众在社会的变革和发展的同时也在做着不同的反应，他们的地位的变化受他们自身的条件和社会给予他们的社会地位、环境还有就是民主意识影响的。社会的各行业在发展，尤其是经济科技的发展更是带动了媒介多样化的变革，为了维护社会同化和持续性的发展，加大对主流媒介的使用就成为了必然之举，总的来说，社会对受众的影响是由传播媒介以各种形式的引导和干涉表现的，社会的发展给予了媒介以各种性质，这表现在传受双方的关系上就是一种本文所说的“几”字型的变化趋势。
关键词：媒介 平视阶段 仰视阶段 俯视阶段 受众
麦克卢汉在《理解传媒》一书种提出了这样一个观点：媒介是人体的延伸。例如，报刊的出现延展了人眼的功能，广播的出现延伸了人耳的作用，电视的出现让眼和耳的功能同时舒展，实现了受众与媒体由线到面的接触跃升，电视媒体的主导地位油然而生。当他提出这个观点时，社会为之震惊，这主要是因为社会科学家们长期以来忽略了对媒介本身的观察和研究。笔者也是非常敬佩他的这种出发点的新颖及创新性，不过在这里我只愿取其字面的意思，并且也不完全赞同他对媒介的理解，因为他并没有指出媒介所应在的位置。我们在这里把这个观点看为“媒介即人的延伸”，并且认为这里的“人”不是指得个人，而是社会，说到传播领域就代表了传播关系。从历史的发展我们也可以看出媒介的发展代表了一种社会趋势，它对它所在的时代有一种折射的作用。从拉斯韦尔的5W传播模式——谁(Who)→说什么(Says
What)→通过什么渠道(In Which Channel)→对谁(To whom)→取得什么效果(With what
effects)中我们可以看出，作为渠道的传播媒介处于传播者和受众之间，起着传递信息的作用。这种蕴含了社会意义的媒介在这样的桥梁作用中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传受双方的关系。人类社会在从远古的部落时代发展到现代“地球村”的时代的过程中，传播媒介也是随之进行了各种革命性质的变化，时代的变迁给予了它社会发展的烙印。作为时代的产物，传播媒介见证和影响了传播者和受众的关系，使这种关系不断变化。这种关系的变化是值得我们去认真思考的。
本文所要讨论的传受双方的关系主要是指相对于传播者来说，受者的地位在这种传播关系中的变化。笔者大胆提出这种关系的变化呈现出“几”字型，主要是从媒介的发展角度来看，此图重新定义不同媒介时代的划分，主要是以受众的地位变化为各个阶段。此图既形象地说明了受众相对于传播者来说由“平视”到“仰视”又到“平视”，之后又是“俯视”再到“平视”的过程，在时间轴上也说明了一种变化的趋势。
（图——媒介的发展中的受者和传播者的 “几”字型传播关系）
传受双方之间的关系之所以有变化主要是因为在各个不同的主流媒介时代的传播中，受众在社会地位、社会意识、知识装备，以及知识获取等方面是在不断变化的。这种变化由所在的社会大背景引起的，不过在表现形式上，是以主流传播媒介的影响为主。受众地位的这种变化说到底是一种精神体验和内心表达的开放程度的变化，虽然在大部分时间，受众是不会感觉到的。比如在文革时期，对于那时的报纸的统一格调如果大众说出一点带有批评味道的话言，就会遭到政治迫害，或者想找出个表达的途径也是没有的；而在当今社会，社会逐渐开放，加之互联网的出现，这就给了人们表达的环境和空间。下面我们就此图展开受众地位变化的阐述。
第一个“平视阶段”是在远古时代。由于生产力低下，这时没有正统的适合广泛传播的媒介，能够利用的只有由动物进化完成后的一些较为低级的媒介，如各种声音，和各种身体语言等，甚至可以说是非语言媒介。但那是一个没有私有制的时代，每一个人对周边环境的了解也只有自己亲身经历后才具有经验积累。每一个人都可以去经历后获知，由于这时的传播媒介不能够形成长久的知识积累，这样就传播者来说，基本上就不存在什么知识优势和地位优势。受众完全可以用一种“平视”心态去接收和处理信息。不过，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私有制确立，社会等级制度也是建立，语言媒介也是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并且变为统治阶级的工具，这样的地位状态慢慢消失了，受者逐渐变为社会高层的奴隶。统治者作为传播者充分利用此时的媒介工具把他的奴隶变为忠实的仰视者。第一个阶段是非常短暂的。
第二个阶段的仰视阶段。这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基本上是从封建等级制度确立后一直延续到今天。但是在这个阶段，随着生产力发展迅速和生产关系的各种变革，开创了一系列的媒介新纪元，也是为今天的基本媒介格局奠定了基础。同时生产力的发展也是带动了社会的整体的质的前进和发展，不论在物质方面还是在精神方面，人类社会都在开创新纪元。这样的发展态势对于各种媒介的出现和发展来说就是被赋予了时代的痕迹。为了维持社会的统一和稳定，统治者们就加大对这些媒介的利用来宣传统一的社会理念和行为标准，来框括不同人的生活和思想。不过这个阶段也是分为两个时期的。这个区分点就是大众传播的诞生。传播史学界现在公认的大众传播的诞生标志是1833年由本杰明&戴创办于纽约的《太阳报》，也称为《便士报》，我也比较认同这一点。大众传媒的诞生对于社会同化来说是非常有利的，
“社会需要先知者，智者，这种先知者和智者是闪耀于社会同化之上的灵光。”
①在这一阶段，虽然说在这两个阶段受众都是以仰视的样子接收传者的信息，但是这两种仰视带来的压迫是不同的：前者更是一种等级压迫，而后者却是一种信息拟态压迫。
在封建社会，统治阶级非常强势，他们完善等级制度，强调臣民对上层建筑的绝对服从。此时口语和文字媒介，以及后来逐渐正统印刷媒介成为皇家贵族及高官隶史的统治工具。比如从宋朝开始真正成形的官报其实就是一种拟人化了的监督者；有什么重要的事情，也是可以传达皇上口御，或者是用有更有说服力的圣旨；抑或是在人流多的大城俯张贴各种告示。这些媒介越来越成为统治阶段控制社会稳定和持续发展的一种工具。在西方由教会控制的国家更是用法律规定媒体不得有批评指责统治阶段的权利，当然更是不会允许刊登任何反统治的言论。此时，作为受传者的臣民不得不唯统治阶级是瞻了，这种仰视更是一种人身全面的压迫。
在大众传播媒介出现以后，这种情况出现了变化。由于社会经济和政治民主的发展，同时带动了科学技术的发展，资产阶级革命也是不断爆发，统治阶级为了适应社会的改革需求，就改变了对民众的绝对统治。大众传播出现后，这种以大众为传播对象传播行为受到了人们的欢迎，因为这让人们感觉到了言论自由的珍贵和来之不易。但是此时人们却被欺骗了，他们又进入了统治阶级设下的另一个圈套。美国著名新闻评论家和作家李普曼很早就注意到了大众传播对社会的巨大影响，因此，在《公众舆论》和《自由与新闻》等著作中，它不仅对新闻的性质及其选择过程进行了深刻的分析，而且提出了两个重要的概念，一个是“拟态环境”(pseudoenvironment)；另一个就是“刻板成见”(stereotype)。李普曼认为，现代社会越来越巨大化和复杂化，人们由于实际活动的范围、精力和注意力有限，不可能对与他们有关的整个外部环境和众多的事情都保持经验性接触，对超出自己亲身感知以外的事物，人们只能通过各种“新闻供给机构”去了解认知。这样，人的行为已经不再是对客观环境及其变化的反应，而成了对新闻机构提示的某种“拟态环境”的反应。报纸，电视，广播已经成为统治阶级手里的一把利器，把握住了这一点，对人们进行软控制。其实我们还是生活在维护权力的人利用媒介设置的“拟态环境”里仰望着自己认为平等的传播者。从近几年的宏观传播效果的理论研究我们也可以看出这一点，如著名的议程设置理论，就是说得传播者通过对新闻顺序的摆放可以极大可能影响受众的所要关注和讨论的话题。所以说此时的仰视变得更为高级，是统治者一种变相的控制，我们在仰望着。
第三个阶段回归到了一个平视的状态。不过在笔者看来，这只是一个过渡过程。随着人们对这种拟态现象的不断了解，也是使得受传者在不断地考虑每件新闻的真实性以及与自己的相关性，这就使得人们的知识里开始有了对统治阶层的质疑成分。传播工具随着科技的发展开始向人性化发展，而且现在传播信息的制度也是随着变化而变化，这些都是有利于受众地位改变的。如你可以利用手中的手机询问有关某件新闻的事情，不必等电视或广播的新闻。还比如一些新闻利用现代媒介的高科技性能对某件事情现场直播，同时也时对一些普通的老百姓进行采访，这些都是媒体为了拉近与受众的距离而做出的调整。这是一种趋势，在以后的社会发展中，媒体对受众的抢夺势必会让受众的地位有所上升，还有就是随着受众整体素质的不断提高，就可以与媒体进行平等对话。
第四个阶段是最为让人关注的阶段。在此时已是人类高度发展的阶段，受众此时的地位明显上升。就我国来说，近年来，中国新闻媒介日益“回归新报本位”，重视受众需求；中国“市场化”的渗透、加入WTO导致的中国与“全球化”关系的深化，使中国受众的信息需求变得更加广泛、多样。②所以在这一区域，受众直接是可以俯视传播者的。在这个阶段最为让人兴奋的是新媒体的诞生。以互联网和手机电视等为主新媒体代表了个性化，互动性，去中心化等。里面的每一个接收信息者都可以成为另一个传播者，传播的传统模式被打乱。传统的一些理论也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变了样子，比如原本是媒体议程设置在网络中就变为了公众设置媒体的议程，新媒体的这个亚文化群变为一种势力，让传统的媒体不得不去给予重视；在当今的信息技术行业中，有一个著名的定律叫作“梅特卡夫定律”，它的主要内容是：网络价值等于网络节点数的平方。它的意思是说，在网络中，用户越多，网络的价值就越大。由此看出，新媒介的传播效果，不是来自信息，也不是来自技术，而是来自携带信息、知识、技术的关系网络③；而这个网络是由我们这些网民组成的，这是一种受众的力量。
新媒体的诞生给予人们的更是一种多样关系的体验感受。对于每一件事情的看法由于信息渠道的多样性而变得多样，这就让人们不至于太迷茫抑或是盲从，一个比较好的例子就是“华南虎事件”。原本是一件可以认为是真事的事情，被网民以各种形式的声讨变回了原型，网民充分发挥网络所具有的自由，匿名，互动性强的特点，让很多可以用传统媒体正统化的事件经历着各种考验。网络等新媒体把人们带进了一种全新的赛伯空间，在这种空间里，时间和空间都可以得到改变。就拿QQ聊天来说吧，传受双方是以一种无视的状态进行对话的。每个人都守着自己的电脑，彼此是空虚的。这样就大大改变了以往的对话模式，这也就避免了面对面对话时周边环境的影响。这样就可以提高传受双方自我和自我观点的暴露程度，我可以不去在乎你的论点，也不会为你的非理之词用删除等方式解决。这种张力让人们不再是以前的那样惟命是从了。这是一种心理优势的体现和表达，新媒体的交流给予了双方以精神碰撞和缓冲的时间和空间，即使有什么知识上的差别，这也会被网络的虚拟性所抹杀，受众也不必去承担什么心理压力。新媒体使人们的结构多样化，原来的拟态环境也是被扭曲得不成样子了。人们现在的这种心理优势我们就可以称为对传播者的俯视了。
第五阶段是一个笔者自己认为在将来会出现的结果，这是一种自然的回归。随着新媒体的发展，传统的各种媒介也不是就这样变的不被人们接受了。它们趋于融合，而且也会更加的人性化，使传受双方面对面的进行更为平等的交流，这样的交流是人性化的，此时人们拥有先进的技术还有共同的话题，最主要的是大家是平等的。
总得来说，媒介是在社会的背景下实现了各种长足的发展，在这个过程中，媒介的形形色色的出现了各种对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性质的形式。而传受双方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他们的地位也是出现了高低起伏的变化，本文把这种关系用一图来表示，体现了媒介在被赋予时代意义时对这种关系的影响。说到底，这种关系变化是一种社会的真实反应，媒介作为一种工具在已经很好地完成了其本身所具有的特点所要求的任务外，还有就是社会所赋予的任务，传播媒介现在的发展是与社会的发展是一致的，传受双方以此为桥梁必会为社会及媒介的发展呈现出精彩缤纷的画面！
①&廖梦君 《现代传媒的价值取向》 湖南人民出版社
2005年6月第一版第131-132页
②&张国良 《社会转型与媒介生态实证研究》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07年5月第一版第173页
③&尹韵公 明安香 主编 《传播学研究：和谐与发展》 新华出版社 第286-287页
参考文献：
廖梦君 《现代传媒的价值取向》 湖南人民出版社 2005年6月第一版
张国良 《社会转型与媒介生态实证研究》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07年5月第一版
尹韵公 明安香 主编 《传播学研究：和谐与发展》 新华出版社
郭庆光 《传播学教程》人民大学出版社 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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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网友发言只代表其个人观点，不代表新浪网的观点或立场。媒介发展与社会变革媒介的发展与社会的变革之间有什么关系?
旧时光8Rv78
在一个信息社会中,获取信息是人们行动的基础,作为信息主要来源的媒介也因此体现出其重要性.在一个现代社会中,几乎没有人在生活中不依赖于媒介所提供的信息.举些简单的例子,媒介所发布的天气预报是我们每天必须关注的内容之一；当人们想要休闲娱乐时,会留意报纸上电视和电影的预告；当人们要寻找就业机会时,同样也会求助于媒介上的招聘广告.媒介乎可以说是人们社会生活中的第一信息来源.然而,我们每一个人并不是天生就具备这种从媒介获取信息的能力,它依然是一个后天习得的结果.为了更好地获取信息,你必须对媒介有所了解,知道在特定的媒介上获取相关的信息.比如政治经济类媒介与文化娱乐类媒介所提供的信息就迥然不同.尤其是对于较为复杂和较为专业化的信息的获取更是需要专门的知识.因此,媒介教育首先要培养的就是人们对信息的获取能力,这一能力从基本方面说当然包括能够看书识字从而了解信息内容,但它更多的是指人们发现信息、组织信息与保存信息的种种技能,比如,如何利用图书馆的图书检索系统以及网上的种种搜索软件来发现自己需要的信息,如何使用音像及电脑等设备来组织对自己有用的信息,以及如何利用相关设施来保存信息.不过,在今天这样一个信息大爆炸的时代,人们大多数时候所面临的问题还不是如何获取信息,而是有了信息后,如何正确地理解信息以指导自己的行动,这就需要人们具备分析和评价信息的能力.媒介上的信息五花八门,如果没有一个正确的方式去消化这些信息,那么这些信息对人们并无帮助,有时甚至会有害,因而对信息进行分析和评价事实上构成了媒介认知能力的核心.分析能力主要与一些解释性的理解技巧相关,它要对媒介上所提供的信息进行基本判断,看看它们符不符合事实；它还要对信息中的原因与结果进行推论,看看其逻辑是否成立；它还要辨别作者的意图和观点,以及作品所属的类型（genre）.在更宏观的层次,它还包括对信息产生的政治、经济和历史语境的认识.它偏重的是一种客观的认定,其核心可以说是想判定真与假.与之不同,评价则主要是对媒介上的信息进行一种价值观上的分析与判断,看看所提供的信息是站在何种立场,代表了哪一种导向,维护了哪个阶层的利益,体现了一种什么样的价值标准,它更多是一种主观的评判,其核心是对于对与错的认定及对信息的公正性及客观性的判断,并可以进一步上升为对信息所隐含的世界观的透视.因而,即使对于同样的媒介事实,人们完全可能得出相反的结论.对于分析和评价的区别,我们可以简单地通过一个案例来揭示其不同之处.比如,前些时候当美国军用侦察机在中国领空撞毁了中国飞机并导致中国飞行员失踪的事件发生后,美国电视媒体大量播放停留在中国的美国机上人员的家属担心、哭泣的场面,如果从分析的角度来看,这些拍摄的场面都是真实的；但如果从评价的角度来看,我们就可以质问,为什么这些媒体不来报道中国失踪飞行员家属的悲伤,为什么不来报道中国人民对美国飞机侵犯中国领空的愤怒,因而其报道立场与导向的偏面性已昭然若揭,美国新闻媒介所一贯标榜的客观性在此已荡然无存.在现代社会中,学以致用,那么对信息的传播能力显然构成了媒介认知能力不可或缺的一个方面.传播能力有多种多样的表现形式,在一定程度上是依媒介而定的.通常我们所说的传播能力除了传统教育最为重视的写和说的能力外,还包括了解自己所要沟通的受众,能够抓住受众的注意力与兴趣,能有效地利用符号来传导意义,能对众多的观点加以组织.当然,具体到特定的媒介,如报纸和电视等,它们都还有自身特定的传播技能,其操作性的技巧都需要专门学习.此外,传播能力还包括根据反馈来调整传播活动,从而使传播由一种单向的信息传递发展成为一种双向的互动过程. 如果说对培养学生媒介认知能力的必要性学者们已经达成了共识,那么在具体的主张和做法上则不尽相同,而且在某些问题上甚至存在着不少相互矛盾与对立的观点.与培养媒介认知能力相关的争论首先就表现在对媒介教育与传统教育之间关系的讨论上.如何安排与培养媒介认知能力有关的媒介教育课程,人们进行了多种尝试.根据著名学者马斯特曼(Len Masterman)的说法,在欧洲主要有四种模式：1、媒介研究作为一门独立的科目；2、媒介研究作为某一科目中的一种组成部分；3、把媒介教育融于所有的科目中；4、媒介研究作为一门整合的、跨学科的课题.[12]在美国的教育实践中,这四种形式教育都有所表现,其中最为流行的是第一种.然而,就算是把媒介研究作为一门单立的科目来培养学生的媒介认知能力,里面又涉及到这样一个问题,即如何处理媒介教育中的技术教育.我们知道,传统媒介教育主要教授的是学生进行文本读解与分析的技巧,但另外一些教育人士认为,媒介教育应该着重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只有当学生们能够自己拍照、自己摄像、自己制作网页、自己报道新闻时,他们才有可能成为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具有批判能力的消费者,而仅仅教授读解文本却不教授制作文本的媒介教育是不完善的.不过,要想教授学生制作媒介文本,那么就需要一定的器材与设备,虽然有不少媒介机构表示愿意赞助这项教育活动,但又有学者担心这种赞助最终会影响到媒介教育的独立性.还有一些学者提出,媒介教育的目的应该是使学生成为一个成熟的公民而不是一个成熟的消费者,因此应该把媒介认知能力上升到一种社会文化的层面来认识,他们反对“文本中心”的媒介教育,而主张应该把文本分析与对生产和接受问题的探讨整合到一起,并且认为尤其在象美国这样高度商业化的国家,对于机构的分析尤为重要,他们把这种方法称之为“语境方法”来对照于传统的“文本方法”.[13]应该说上述主张都有理由,而最终的做法往往是一种折衷与妥协.媒介教育与传统教育还有一个巨大的不同之处在于,由于接受媒介教育的学生对媒介并不是一无所知,在某些方面他们的了解甚至超过自己的老师,因而在这种教学活动中,最强调的是一种互动式教学,这也是对传统教育中教师负责教授,而学生则专注于接受的教学法的一种革新. 与媒介认知能力相关的另一项争论主要集中在媒介认知是否应该主要关注于通俗文化文本.我们知道,媒介认知能力教育主要教授的是学生读解媒介信息的能力,而众所周知,媒介信息其内容大多属于通俗文化范畴,一些学者担心这会影响学生对传统经典文化的学习,而更多的人则指出,由于媒介内容中经常出现暴力与色情方面的内容,会对学生造成不良影响,因而早期媒介教育的主要目的就是站在这种保护主义的立场上,让学生自觉抵制这些不良影响,甚至有些学者建议让学生拒绝电视.然而,也有不少学者持不同看法,他们认为首先在今天这样一个信息社会中,想让学生与大众媒介隔绝是不可能的,大众媒介几乎构成了人们生存的第二环境；其次,大众媒介也并非一无是处,学生们完全可以从中获得许多有益的知识,关键在于要具备一种批评与分辨的能力,而正是我们进行媒介教育的目的.此外,大众媒介所提供的通俗文化知识也是社会知识一部分,没有理由去歧视它们,并且事实上它们构成了对传统教育只涉及到精英文化的一种有效补充,是对传统教育的精英主义取向的一种反拨.由于媒介内容往往更贴近日常生活,因而能更有效地激发学生的参与兴趣.媒介学者邓肯(Barry Duncan)就指出：“我深信把广泛的通俗文化现象包括到媒介研究中,正在成为一种日显重要的视野,尤其是对那些与年轻人一起工作的人.”[14]而白金汉则从接受心理学的角度入手,认为如果我们简单地强调大众媒介有问题的一面,就会忽视年轻人对媒介的情感投入,我们可能会忽视他们在这一过程中所得到的快乐,从而用一种愤世嫉俗及高高在上代替了真正的问题与分析 最后,与媒介认知能力相关的一个争论就是如何使媒介教育适合具体的历史社会语境,或者说适合所在国的国情.正如我们前文所提及,各国的媒介认知能力教育开展的程度及所采用的方法都不尽相同,因而形成了多元并存的格局,这正如马斯特曼所指出：“在每一次媒介教师的国际集会上,每一个人重新学习的第一课就是,必须树立观念,不是单数的媒介教育,而是复数形式的、多种多样的媒介教育.”[16]西方各国早我们一步认识到培养学生媒介认知能力的必要性,并且在该领域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这一点肯定值得我们重视与借鉴,但在如何搞好中国的媒介教育上,我们同样应该注意媒介教育的本土化这一问题,绝不能生搬硬套.哈洛伦(James D. Halloran)在他的一篇谈媒介教育的文章中明确指出：“象任何其他种类的教育一样,或者象任何社会建制一样,媒介教育无法在孤立的情况下得到充分的研究,比如离开了更宽广的历史、文化、经济、法律、民族、政治及社会背景,它正是在这些背景中发展起来的并且还在起着作用.”[17]诚然如是,每一个国家的媒介教育都应该结合自身的文化传统与具体国情探寻一条本土化发展之路.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有着五千年悠久文化传统的国家,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媒介教育更是我们的必经之途.尤其是在全球化浪潮的大背景下,我们更应警惕一些西方国家通过媒介来建立一种媒介帝国主义或者说文化帝国主义,因而我国的媒介教育除了要教授学生在信息时代获取、分析与传播信息的能力,更应强化学生对媒介霸权的警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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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技术变革与社会发展的关系收藏
传播技术变革与社会民主转型是如何相互发生影响的？从更宏观的角度来看，这涉及传播技术与社会发展的关系，对于这二者之间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在传播学界有颇多争论，其中有代表性的理论是媒介决定论和发展传播学。 媒介决定论以传播技术变革的历史作为人类文明的中心，以传播媒介作为人类文明划分的标志，认为“一种文明的占支配地位的传播技术是那个社会的文化和社会结构的中心”。 媒介决定论强调媒介技术在决定传播内容上的作用，其中最精辟的论断是麦克卢汉的“媒介即讯息”，他认为“任何媒介（即人的任何延伸）对个人和社会的任何影响，都是由新的尺度产生的；我们任何一种延伸（或曰任何一种新的技术），都要在我们的事物中引进一种新的尺度”。从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来看，传播工具和技术属于生产力的一部分，具有推动社会前进的巨大力量。如印刷术“导致了民族主义、工业主义、大众市场的产生，普遍的断文识字和教育的普及。由于印刷一再重复相同的语言鼓励人们开创延伸性社会能量的新形式”。但另一方面，由于媒介是人创造和使用的，人如何利用和控制媒介，媒介的社会占有结构、所有制关系如何，反过来也规定着媒介活动的特点和作用性质。“就媒介在几个世纪的发展过程中对整个社会和文化的影响而言，媒介内容（明确的信息）对传播本身的影响远不如媒介技术对传播的影响。”媒介决定论还认为媒介偏向决定社会偏向、媒介形态决定社会形态与社会心理。麦克卢汉将技术视为人的延伸，他关注技术对人类感知世界的方式的改变，强调媒介对人的心理的影响和对社会的后果。他把传播媒介看作社会变化的一个主要原因，尤其在个体层面上。媒介决定论肯定了传播技术的变革对于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从更长远的社会历史发展的角度来说其逻辑是成立的。但在不同阶段，传播技术的发展又反过来受到社会发展制约。在技术发展初级阶段，社会会根据其需要对技术的发展进行取舍，如我国的广播比电话的普及要早半个世纪，虽然这两项技术几乎同时诞生，其主要原因便是广播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具有电话所不具备的强大动员功能。在传播技术的使用过程中，社会又会对其功能进行有选择的使用，如在某些新权威主义国家，大众传播媒介只是意识形态的工具，而其他功能被部分或完全抑制。 发展传播学主要是研究传播与社会发展的关系，发展传播学认为传播手段能有效推进社会各方面的发展。发展中国家在信息传播方面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严重阻碍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政治、文化等社会各个方面的发展，消除这种信息不平衡的现象是发展中国家面临的一项艰巨任务。因此，发展传播学研究的主要目的在于探讨发展中国家如何利用传播手段有效地改变贫困落后的现状，从而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或许可以这么认识二者关系：传播技术变革与社会发展是双向互动的。 信息传播的载体是媒介，媒体是信息传递、交流的工具和手段，而信息源自社会中发生的客观事实，社会变革中不同的客观事实决定了不同信息的传播。媒介是在人类社会中产生的，媒介的发展是和社会变革同时进行的，二者密切结合在一起。一方面传播技术的变革会在政治、经济、文化、国际环境等诸多方面改变社会，从而推动社会发展，甚至决定社会的发展方向；另一方面，社会又会通过各种手段对传播技术进行制约与调控。概括而言，人们通过媒介来传递各种信息，这一行为必然推动社会的变革；而社会的变革又反过来促进了科技的进步，进而推动着媒介的进一步发展。在社会民主转型时期，二者之间呈现一种结构性的矛盾与张力。新传播技术对社会各方面潜移默化的改变，民主转型阻碍力量对新传播技术的控制，各种社会力量对于这种控制的反控制……这一切的交替角力将伴随着各种社会事件的发生与传播呈现出一幅五彩斑斓的图景，并最终推动社会实现民主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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