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锡山：适中求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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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氏日记始于1931年2月，即“中原大战”兵败之后第二年，此时在大连，正处于军政生涯中的最低谷。此役对他而言，无论如何，是一次惨痛的教训。在当时的中国，此役不仅为无数次内战中最伤元气的一次，也是导致未来国民党丢掉大陆的远因之一。范
泓《阎锡山日记》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7月第一版619页，59.00元《阎锡山日记：》九州出版社2011年7月第一版276页，34.00元早听说阎锡山（字伯川，号龙池）有部分日记留存大陆，这是他当年的侍从室秘书李蓼源在一篇文章中透露的。这部分日记，从日，至日止，据传是正本，初藏山西省公安厅，后存山西省档案馆，副本被带往台湾。对此，颇有点不解，为何带走的仅是副本，两者之间有什么区别吗？一般说来，若以阎氏当时的地位与能力，完全可以将所有重要文件转移并带走。赴台前，他是李代总统时期的行政院长兼国防部长；到台后，改任“总统府”资政。这一时期，他的日记，虽然断断续续，但也写到了日才中断。若说此间国共相争，天下板荡，无法顾及身边琐事，虽不失为一种解释，但与阎氏一以贯之的“慎行”风格有所不符。事实上，阎氏早有安排。台湾史学家吴相湘在一篇文章中披露，他的北大老学长、做过“立法委员”的乔鹏书，在1949年太原撤守前，就是负责押运阎锡山所有重要档案文件到台湾的那个人，“这些文件都是他经手编整过的，他记得其中有关西安事变的重要机密电报计有七十二件之多……”（吴相湘：《孟禄博士与阎锡山的谈话》，1979年《传记文学》第34卷第2期，页51），此部分日记正本之未被带走，或有其他原因。阎锡山赴台后，似不再写日记。从最近出版的《阎锡山日记：》（九州出版社）基本上可认定这一点。九州社这个版本是以1997年台湾阎伯川先生纪念会编印的《阎伯川先生感想录》为底稿辑录而成，来源还是可靠的。尽管九州版对此有所辑录，但也只是对“公文、书信、谈话稿、电报等作了取舍”，在年代上并未拦断或截取，惟日之后的数月日记未收在内。不过，来自台湾的这个版本不知为什么没有收录阎氏1942年至1944年的日记，而留存在大陆的“正本”则是有的（此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尽管这三年日记计三十九则，但作为文献史料出版时，付之阙如，在台湾方面，肯定有其原因。有一种不确定的说法：阎氏病故后所有文件被某机构取去，之后，又移送“国史馆”，其中有很多地方已被剪去数行或半页（同上），是否包括阎氏日记，不得而知。阎锡山作为民国时期一位重要的军政人物，当权在职最久，执掌山西将近四十年，或为民国以来督军第一位。他虽武官出身（东京振武学校及东京士官学校），却又是清末朝考的举人。据阎氏本人言：“当时武官的出身，举人以上，再没有了。”若以历史上对他的评价，就国民党方面来讲，称其“一生文治武功”，甚至“勋业彪炳”，自是一种党派意识，可不必多说；但从阎锡山日记来看，此人在立言、立德方面，确有不少可圈可点之处，并非人们一般认知上的“军阀”，抑或“草泽英雄”。在其部下亲信眼中，他就是一位儒雅之将，“阎先生绝不会有狂笑的时候，他直像一位道学老夫子，炉火纯青，无一丝一毫暴急浮躁的火气……”（刘健群：《忆念阎百川先生》，1967年《传记文学》第10卷第4期，页36）有人记述当年太原阎氏公馆，进大门，就可看到走廊上挂有一匾，上书“适中求对”四个大字。这是阎氏大半生治事待物的一个原则，即所谓“中的哲学”。在他看来，“中是治事之极则，得中乃存，失中即毁”，人类社会之安和，“适中”才能“求对”，情理兼顾，既是“中”，也是“对”，大凡与人性相悖的任何主义，“都是没有得‘中’”，“中”是天道，亦是“人道”。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发生不久，“阎先生听取了被俄国驱逐回到山西的商人的报告，于民国九年（1920年）开了个进山会议，集山西各界的硕彦，研讨‘人群社会组织怎样对’的问题，认定共产主义是错误的……民生主义的经济是合乎中道的”（刘杰：《阎百川先生的素养、待人、理事与思想》，1977年《传记文学》第31卷第5期，页12）。研讨会每星期两次，每次两小时，从最初的二十四人增至百余人，持续两年又四个月。研讨会中，有人认为阎氏对“俄式革命”过于敏感，“中国不可能遭遇共产的祸害”，阎锡山提醒说：你们今天不注意研究这个问题，将来必有严重后果（参见《阎锡山先生百年诞辰口述史座谈会纪实》，1982年12月《近代中国》第32期，页110）。从阎氏日记及早期的一些史料看，此人好学深思，不少见解深入独到，且不流于空泛，“对儒佛之学，虽然未至一旦豁然贯通的境域，但有若干尽情合理的名言，确超过一般平凡的思虑”（刘健群：《忆念阎百川先生》，1967年《传记文学》第10卷第4期，页32）。阎氏主政山西，制订过《山西督军兼省长阎立身要言六则》，第一条即是：公道为社会精神，国家元气。故主张公道，为国民之天职；第五条：欲自由，先从不碍人自由起。而《手谕人民十四条中》，每一条皆具针对性，语言朴实无华，易记易懂，毫无“军阀”的暴戾之气，如第四条：最可恨的二件事，男子吃鸦片，女子缠足……均应快快地改了；第八条：……不入教的人，不可仇视入教的人；入教的人，不可借教无理横行。如要犯了法，不问在教不在教，一样的问罪；第十四条：君主是皇上作主，皇上不好，人民就苦了。共和是人民举的议员作主，议员不好，人民也就苦了。举的时候，不可卖票子，谁好举谁……要常打听他的主张行为，如有不好处，就要干涉他，质问他，万不可举下以后，再不管了（《有关阎锡山先生早期史料选辑》，1977年《传记文学》第31卷第5期，页35）。阎氏晚年在台湾给一位来访友人（蔡孟坚）写过一条幅，“天理与人欲相合为一，始可作无过之人；事实与理论相合为一，始可作成功的事”。阎氏一生既信奉孙文的三民主义，亦推崇儒教，从政后，以求内圣外王，曾说过“圣不在儒书中，圣在汝行中；从儒书中求圣，只能得些圣形，在汝行中求圣，始能得到圣行”这样的话，足见作为一个“中本位的理性实践主义者”（台湾学者对阎氏的总结和评语，作者注），治晋数十年，在政治、经济上提出的各种主张，皆恪守“中”的人道观，即如日记中所说，“绝不以政罔民”，实为民心既附的一个重要原因。山西省政府的楼上有过这样一条标语“民主政治的公务员，做甚不务甚，人民应起来制裁他”，阎氏对此的解释是：当一个公务员，受国家的优遇，岂可不专心职务？阎锡山少年时代，并不爱读书，而喜做经营之事。十六岁那年，即弃学进入父亲自营的商号学徒，十九岁考入太原国立武备学堂；三十年（1904年）被清政府选送日本学习陆军。同盟会在东京成立后，率先秘密加入。其间，奉孙文指示，为布置华北革命，拟在五台山建立根据地，曾与盟友赵戴文由东京携带炸弹潜回山西。阎锡山在当时即知此为犯上谋反，但在孙文的影响下，仍信奉武力为推翻满清的惟一之道，而在所不辞。他后来这样回忆：“清政府派我们出国时，各官员皆苦口的吩咐我们说：‘国家派你们出去，培植你们，为的是挽救国家的危亡，你们千万不可加入革命党，辜负政府的好意。’”（蒋君章：《阎锡山先生答客问的自述》，1977年《传记文学》第31卷第5期，页38）1911年，武昌首义爆发，此时已回国两年的阎锡山，任山西新军第二标标统（相当于一个混成团的团长）。山西巡抚陆钟琦以防内乱，拟调开新军而以巡防营接守太原，阎氏闻风率部起义，当日即占领太原。山西巡抚陆钟琦宁死不屈，“君等必欲起事，可先照我打”，与其子即死于乱枪中，而力谋阻止起事的协统领官谭振德也被杀。阎锡山慨然：“清政府虽失领导，而封疆大臣，仍多能保持节义，如陆氏父死其君，子死其父，以其职位言，可谓效忠，立场虽不同，人格无二致”（参见《阎锡山早年回忆录》，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日初版，页72），遂下令厚葬陆、谭等人。铁血之下，可见其精明狡黠、老成谋事的一面。晋省宣布光复独立，阎氏在省咨议局被军民公推为山西督都（后改督军，再兼任山西省长），时二十九岁。其后十三年间，山西处于北洋军阀势力的觊觎之中，阎氏使出浑身解数，周旋于袁世凯、黎元洪、曹锟、吴佩孚、段祺瑞、张作霖等人之间，尽管“备受风云险恶之苦”，皆能因势得保，不断扩张实力，一度统治晋、察、绥及平津地区多年，以一青年而终为中国地方实力派之强人，实属不易。阎氏自入同盟会，与孙文一直过从甚密。1912年9月，孙文辞去临时大总统数月后，“曾以促进国家建设，亲赴山西督勉”（蔡孟坚语），在太原先后三次演讲，对年轻的阎氏评价极高，“不惟山西人当感戴阎君，即十八行省亦当致谢”。孙文临行前，嘱咐其要尽力保存山西这一革命基地，阎氏心领神会，即以“民德民智民财”为施政大纲，编著《人民须知》广布全省，家喻户晓，首创“村本政治”，山西政治由此而肇其基；推行六政（水利、蚕桑、种树、禁烟、天足、剪发）三事（种棉、造林、畜牧），各村设经济建设委员会、监政会、息讼会、戒烟会、保卫团，尤其注重教育，在当时的条件下，提出“苦学救国”、“做好人、有饭吃”等目标。日，阎氏对来访的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孟禄博士说，“教育固宜养成人的高尚人格，若不注意实际生活问题，也是徒托空言，我们的目的在双方兼顾……”（吴相湘：《孟禄博士与张作霖阎锡山的谈话》，1979年台湾《传记文学》第34卷第2期，页55）1924年底孙文北上，召开“国民会议”主张受阻，派员赴太原，与阎氏商议在山西试行“建国大纲”，“伯川先生亦即派山西大学教授王宪赴津报命，并拟亲迎驾，且已草成‘山西实施三民主义五权政治大纲’，但筹备不久，国父不幸病逝北平，以致未得在晋正式试行‘建国大纲’”（郑彦棻：《我对阎伯川先生的认识》，1983年2月《近代中国》第33期，页123），但二十年来，阎氏与孙文在政治上始终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于此可见一斑。阎锡山与蒋介石的关系则错综复杂，北伐时两人结为盟兄弟，“遥为策应，信使往还”，武汉政府为拉拢阎氏，曾委任为北方军事统帅，遭到拒绝。民国十九年（1930年），北伐完成之后，蒋介石召开国军编遣会议，实行全国大裁兵，南京中央与地方实力派的矛盾开始激化。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等人联合国民党内部的改组派（汪精卫、陈公博等）、西山会议派（邹鲁、谢持等），形成反蒋大联盟，并在北京召开扩大会议，另立“国民政府”，阎氏出任主席，同为“海陆空军总司令”，从而引发历史上的“中原大战”。双方投入兵力一百四十万人，各自损失惨重，直至张学良发表和平通电，拥护南京中央，率大军入关，阎、冯联军败局既定，晋军才放弃冀、察两省，退回山西，阎氏本人宣布下野，从太原先往天津，再至大连暂避。此次武人和党人联合反蒋，固有争“党统”的政治因素在内，但武人“则出于军队、地盘和既得利益的保持，他们所揭举的旗帜，是指责军队编遣不公和三全大会不民主，矛头集矢于蒋介石”（王奇生著：《党员、党权与党争：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华文出版社，2010年11月第一版，页117）。是年4月，国民政府下令免去阎氏本兼各职，并予拿办。一年后，复以“国难当前”为由，免于通缉，国民党中央临时会议决议恢复阎锡山等人的党籍，不久即连任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在政治上起死回生，重掌山西军政实权。1934年11月，蒋介石抵晋视察，“并会晤阎氏商讨国是”，阎氏日记中对此则全无记录。实际上，这也是《阎锡山日记》“不重在记事而在记事之理”之最大特点，更多是“感以事物、发以情理”的格言，若究其心理，或为阎氏本人所言：我不愿为自己留痕迹。阎氏日记始于1931年2月，即“中原大战”兵败之后第二年，此时阎锡山在大连，正处于军政生涯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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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体现阎锡山“中的哲学”的具体事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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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浪博客,这一篇博文有解释阎锡山中的哲学!详述!.cn/s/blog_50de0d5c0100cl3n.html第一段：在近代中国封建军阀中,被称为山西“土皇帝”的阎锡山,他统治山西长达38年,真可谓名副其实的“不倒翁”.即使在阎日矛盾、阎共矛盾、阎蒋矛盾不断激化之时,仍圆通善变、老谋深算,运用“中的哲学”,像踩钢丝的演员一样“在三颗鸡蛋上跳舞”,周旋于蒋介石、共产党、日本人之间以图自保.从反共拥蒋到联共抗日再到联日反共,就是对这一思想的绝好运用.那么,“中的哲学”思想是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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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凰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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