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人，那事：回忆中学时期两位右派老师--毛先生的博客--凤凰网博客
垂垂一老者，网络一学生
你确定要删除此博文及其所有评论吗？
那人，那事：回忆中学时期两位右派老师
1959……1960&
有不一样的发现
<div class="num1_b" id="commend_num_
上一篇&&&&
下一篇&&&&
忘记不了的昨天，享受不尽的今天，捉摸不透的明天。用记忆储存昨天，用文字记述今天，用思想猜测明天，让短暂的一生横贯昨天、今天和明天，尽可能地拉长。
博主最近发表的 10 篇博文
凤凰博报微信教师排行_百度文库
两大类热门资源免费畅读
续费一年阅读会员，立省24元！
上传于|0|0|暂无简介
阅读已结束，如果下载本文需要使用0下载券
想免费下载更多文档？
定制HR最喜欢的简历
你可能喜欢您现在的位置：
一个普通的女教师
发布时间：
1946年，有一个16岁的女孩，早已失去了父亲，母亲不让她再读书，想把她留在身边作伴，并言明若去读书，家里不供给费用。可她求学心切，一个读书的良机也悄悄来了。1945年10月，太仓师范贴出招生广告，要招1946年度春季班学生。她瞒着母亲，私自去太仓参加招生考试，结果考取了。她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母亲，并说明读师范，吃饭不要钱，全是政府供给的，学费也不收，只要一些书费和零用钱。可是母亲还是不答应，她只好写信给在美国关岛工作的二哥。二哥写了回信，积极支持她读书，读书的一切支出，由他负责。她把二哥给她的信给母亲看后，母亲也就同意了。她在1946年2月按时去太仓师范就读，到1948年年底毕业，于1949年2月去外冈中心校任教，担任低年级语文、算术兼任音乐教师。当时学校里有12个班级，只有一架风琴不够用，因此她在1949年底用自己的薪水买了一架风琴放在教室里，在上音乐课时就用自己的风琴上课。她视性命一样的爱护这架风琴。1949年5月嘉定解放，她和很多青年教师参加了教师暑期学习班，并参加了修筑海塘。她在修筑海塘中表现积极，参加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回学校后，积极带领学生宣传人民政府的各项政策、法令，并下乡积极动员贫下中农出身的子女入学。1950年2月，县教育局派来了三位中师毕业生，都是青年团员，因此学校里就有了四位青年团员，先组织建立了团小组。在学校的维持改造中，因她是解放时“留用”教师，对解放前学校里的教师情况比较了解。她在团小组的组织生活上提供了许多解放前的学校中的各种信息，对加速改造学校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成了学校中的骨干教师。她肯挑重担，她教的班级不是差班，就是乱班，但经她的艰苦教育，都能得到好转，多数进入到了全校好班的行列。她在1953年3月结婚，1954年3月生了一对双胞胎，一个自己喂奶，一个寄在外冈乡下。她虽然是两个孩子的妈妈，而且家离学校只有100米，但她工作时间从来不回家为孩子喂过奶。每天晚上，在房间备课批卷，夜晚还为孩子喂一次奶，一般都晚上十点才睡觉。每天早晨5：30起身，去学校参加教师早操、学习，从不缺席迟到。1956年，全县评选优秀教师时，她被评为县优秀教师，还被评为优秀少先队大队辅导员。此后，她写了入党报告，还被提升为教导主任。1957年整风后，她的丈夫在1958年3月被错划为“右派”、“敌性内处”，从轻发落，从领导岗位上撤下来去当普通教师。她从与丈夫多年的接触中深感丈夫不会反党的，这是一件冤案。她鼓励丈夫，要一心如初好好工作，争取早日摘帽。1960年，丈夫摘去“右派”帽子。但她受到株连，一直控制使用，也不能提拔，成了一个“老教导”（有的教师就是这样称呼她的）。1962年困难时期，当时她的家里有5个男孩，小的只有6岁，最大的一个也只有11岁（其中2个孩子是她的大哥因在东北工作，把儿子寄在老家），还有一个60多岁的母亲。她每月口粮31斤，虽然家中口粮不够吃，但她每月还支援体育教师3斤口粮。因此她每月口粮只有28斤，老母亲每月口粮25斤，5个小孩每月口粮加起来还不到100斤。全家计划用粮，每天吃三顿粥，还要多放一些水，使粥稀一点，每顿总有孩子不肯把空碗放下，有的流着眼泪，有的望着大人表示还要吃。她吃得很少，开始生浮肿病了。当爱人在星期六回家，看到她躺在床上一副惨状，问清原因后，含着泪到饭店用粮票买了三两菜饭喂她吃。她对丈夫说，少吃饭多吃开水总不是办法，我们屋后有半亩多宅基地还荒着，是否开垦一下，种上蔬菜，可以弥补一下口粮的不足。丈夫听了以后，觉得这个办法可行。因此，买了农具，在星期天夫妇俩人开荒。为了防止鸡吃蔬菜，就用铅丝结网，把菜园地围起来，种上各种蔬菜。由于施上了鸡鸭粪等有机肥料，还加上科学种植，各种蔬菜果类年年丰收，最大的大头菜要有五六斤重，最大的一只山芋有7斤多。夫妇两人同时在小屋内养了十多只兔子和七八只鸡鸭，每天总有四五个鸡鸭蛋。她的老母亲每天忙着把大头菜切成细粒与大米和在一起烧成饭，上面还放几块山芋，菜也丰富了，有晕有素。当每个小孩生日时，生日的小孩可吃两只鸡蛋，其他小孩每人吃一只鸡蛋。每到国庆和春节，杀鸡杀兔，加上国家分配的物资，可有七八只晕素菜，不但基本上解决了温饱问题，还改善了生活。同时，孩子放学以后，主动去割草，在养兔子、养家禽方面学到了不少知识，也得到了锻炼。她除了工作外，还有繁重的家务，因此要求爱人调回外冈。她的丈夫在1964年调回外冈中心校，从此他俩又在一个学校工作，朝夕相处。爱人分担了她的大部分家务劳动，并担起了辅导孩子学习的责任。他们在工作上互相支持，生活上互相关心，过着和睦愉快的生活。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后两个月，她的丈夫因为“右派”的老问题，又去靠边劳动了，晚上不能回家。她除了工作和参加运动外，又担负起全部家务和教育孩子的责任。她不但在内心受到创伤，而且在校工作和家务劳动都是超负荷的。她有病也不去看病，坚持挺过去，最终留下了残疾。春节期间爱人进了学习班，她每天送饭，无怨无悔，真是夫妻情谊比海深。爱人从学习班出来后，就留在大队小学里教书，每天晚上回家，一起改卷备课，辅导孩子。她的爱人每天早晨买好菜才上班，帮助做一些家务，他俩又重新感到家庭的温暖。1969年，她的双胞胎孩子初中毕业，响应“上山下乡”的伟大号召，都到云南景洪水利兵团插队落户。她送两个孩子上火车后，回到学校里对教师说：“许多家长都哭了。”时隔一个月，到1970年初，“一打三反”运动开始了，一夜之间贴出了数十张大字报，说她是现行反革命、破坏“上山下乡”运动，她感到这是天大笑话。根据当时政策，一个孩子可以留在身边当地插队，但她与爱人把两个年仅16虚岁的小孩都送了边疆去，怎么是破坏“上山下乡”呢？她决定和爱人去看大字报，在大字报上都写着她回校说：“很多家长都哭了，是反革命言论，破坏‘上山下乡’……”她看了大字报后，感到都是不实之词，更觉得不能坐以待毙。当时小学是大队管的，她就去找大队支部书记和公社领导，得到了他们的支持。她以大无畏的精神，向造反派头头贴出了反击的大字报。当时在教师中像发生了大地震，同事都在窃窃私语，讲她引火烧身，这次一定要被狠狠地批斗。可是一直不见动静，一场不该发生的现行反革命的风波就此平静下来了。许多教师暗暗地佩服她的勇敢精神——敢把“皇帝”拉下马。可是在她的心灵上受到的打击是很大的。那时没有人权，没有法制可言，可以随便整人，最后，她不愿还在中心校里教书，最后调到外冈中学。在这段时间里，她和爱人相互支持、鼓励，面对一切困难，克服一切困难，求得立身之地。他们是一对共患难的夫妻。1978年暑假，她的爱人被公社教革组评为“公社先进教师”，还颁发了奖状和奖品，并调到外冈中心校工作，又担任公社小学教育工会副主席，并参加党课学习小组学习，这是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爱人回家后把这个情况告诉了她，她开始不信自己的耳朵，要爱人再说一遍，她听后，脸上露出了笑容，觉得这是一个好兆头，拉着爱人的手说：“你要彻底翻身了。”日，爱人被错划为“右派”的问题得到了平反改正，调到嘉定城里工作。她也在1979年暑假调入嘉定工农兵小学（后为普遍小学）任教导主任。她到工农兵小学后，很多城里的教师看不起她，认为她是“乡巴佬”，怎么能到城里来当教导主任呢？工农兵小学当时缺一个四年级数学教师，她就自己“顶”着上一个班级的数学课。当她上了一个月后，该班学生的学习能力大大提高，成绩也直线上升。真巧，说她闲话最多的那个女教师的孩子正在她教的班级，原来一直要母亲辅导数学，现在不要辅导了。这个当母亲的女教师问孩子为什么不要辅导数学了？孩子说，新来的老师教得好，我们都懂，大家都喜欢学数学，并且这位老师动员我们对不懂的地方在课堂上发问，大家来讨论解决。我们有不懂的地方都敢提问，能当堂解决问题。她在学生中很有威信。那时，各小学都在抓升学率（即考取嘉定一中的学生比例），校长把学校里的运动队、文艺小分队都砍掉，号召有关教师对学生多辅导语、数、英。她觉得这样做不符教育方针的精神，不能促使学生全面发展，因此她在副校长的暗中支持下，不顾校长的反对，坚决把学校的运动队、文艺小分队重新恢复活动，每逢星期一三五下午放学后加强训练，并在县小学运动会上打破了零的记录，得了多次奖励，同时“升学率”也在年年提高，校长也不那么干涉教导工作了。她在教师中的威信提高了，教导工作开展顺利，虽然她早出晚归，工作一人担当，十分辛苦，但是她的心里总是乐滋滋的。她五十多岁时，还担任还有20多个班级学校的教导工作已经力不从心了，起早摸黑地工作，人逐渐消瘦。由于教育局领导的关心，调入教研室工作后，任思想品德课教研员，她感到轻松多了。但她工作勤奋，碰到市里开会，总是一早离家。她总是按计划去各学校听课，组织教师上公开课，交流上思想品德课的教学经验。她在多份教育杂志和报纸上发表文章。在教研室工作期间，她评为小学高级教师，后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82年，她参加了中国民主促进会。1984年县政协换届时当上了政协委员，退休后又任了两届政协之友理事。十多年里，除了教育工作外，她还积极参政议政，建言献策，提了数十条的意见和建议，包括提案，为嘉定县（区）的各项建设作出了贡献。近四十年的教育生活中，她直接教育培养了上万名中小学生，真是桃李满天下。工作后，前后有上千名学生来看望过她，有的打电话来向她问好，有的在春节寄上贺卡，可见她热爱学生，在师生之间有着深厚的感情。她退休后，生活比较充实，每天除烧三顿饭菜外，就是看书看报，听电视新闻，听音乐节目。有时还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买的那架成“古董”的风琴上弹上一曲。她的儿子要为她买一架钢琴，她坚决不要，她说这架风琴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初一直陪她到现在，对它有着深厚的感情。每当她一人在家时，有时就在风琴上弹上一曲以调节心情。她每天弹好琴后，总是把琴擦干净，并遮盖上一块大毛巾，这架风琴已是她的心爱之物。她的爱人在2002年初对她说：“我俩都是七十古稀的人了，是否把遗体捐献了，作人生最后一次贡献？”她即同意。2002年5月，她和爱人向上海复旦医学院办妥捐献遗体手续。日，是她“金婚”的日子，她和爱人一起去拍了照，还请了一些亲朋好友一起来庆贺“金婚”。这天晚上，爱人对她说：“过去我俩间互相叫姓名，现在都70多岁了，是否相互间改叫‘老伴’？”她笑着说：“好啊！人生难得老来伴啊！”她的老伴就解释了相互称“老伴”的理由，他说：“先看‘老’，两个人从新婚开始，恩恩爱爱，然后生男育女，持家立业。风风雨雨几十年，就像一只小船，其间驶过平坦河面，也越过惊涛骇浪，冲过急流险滩，所有历程，一切波折都已过去，因此说老意味着人生的丰富和分量。再说‘伴’，两个白发苍苍的人，扔掉了对生活的梦想带着岁月留下的创伤，相依为命地生活在一起。”无疑，老伴是夫妻称谓中最温馨、最富有感情含义的，有一首歌写得好：“风风雨雨在一起。走遍天涯你惦念。春夏秋冬，嘘寒问暖。同甘共苦，承受磨难。给我呵护，给我理解，风雨兼程到明天。”她说：“少年夫妻老来伴，是人生的一件幸事。”从此他们相互间就呼叫“老伴”了。日，她第三次住医院。在她住院期间，老伴每天在上午下午两次去看望她，还带一些她爱吃的东西，还带了高真保立体声去一起轻轻地听着音乐，她感到最亲的就是“老伴”相伴。她还轻轻地对“老伴”说：“我俩情深如海，义重如山……”“老伴”听了流下了眼泪。不幸的是，她在日离开了人间，享年83岁。根据她的生前嘱咐，她的遗体在日上午11时由上海复旦医学院运走。在运走时，由她的儿子代表全家向她献了鲜花，全家人向她致礼告别。同时根据她的生前嘱咐，没有开追悼会，没有烧一件衣服，没有烧一张锡箔，也没有“七七”“六十日”“百日”等忌日纪念活动。只挂了她的一张照片，设了一个简单的灵堂，让单位领导、亲朋好友、同事们来与她告别。其中区政协领导、教育局领导、党派领导、进修学院领导、红十字会领导都来向她告别。特别是区政协专委办主任水洁、政协之友联谊会总干事胡婷专程前来看望过她。她逝世后，区政协章宇慧副主席与胡婷同志来向她告别，并看望了家属。凡是捐献遗体者，都在青浦墓园内的石碑上刻上名字，永留社会。同时她与老伴在生前商量好，自己不买墓地，还准备把少量的骨灰撒在离家较近的河边公园内的一个棵百年老松树的根部，掩上泥土，实行“树葬”，让她“入土为安，与树常青”。也方便亲人小辈每年清明扫墓，以表对亲人的怀念。她的丧事从简，完全符合2013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发出的关于“殡葬”通知精神。人既死了，该一切从简。移风易俗是利国、利民、利己、也有利于子孙后代的大事。她和“老伴”相伴了60年。在这60年里，因他俩都是教育工作者，在工作上有共同语言，所以经常切磋教学；他俩又是中国民主促进会会员，县（区）政协委员，一起积极参政议政，真是志同道合。在这60年里，他俩经历了风风雨雨，不管世事如何变幻，他俩总是互相关心、互相尊重、互相支持、互相帮助。虽然有时他俩间也会发生一些矛盾，但总是相互抱着宽容的态度，进行冷处理，从来没有争吵过一次，真是“相伴六十载，恩爱一生情”。她和“老伴”之间的爱情，是一种纯粹的爱。虽然她离开了“老伴”，但在她的“老伴”看来，他们之间的爱是永恒的。爱会永远留在“老伴”的心中，永远思念她。这位普通的女教师，就是我的“老伴”——桑恬。&作者：朱鹏程“右派”老师；――1960年后；读中学时，我们学校七八十名教职员中有七八个右派分；教初中英语的陈老师，原是新华社的高级英文记者，是；我认识陈老师，还打过一点交道；陈老师见了什么不合理的事照样公开提意见，对学生要；是厕所、马路之类，而是在响应伟大领袖“深挖洞，广；20世纪80年代后，我才知道了陈老师显赫的家世；陈老师的祖父是清代著名诗人陈三立，陈老师的父亲是；
“右派”老师
――1960年后
读中学时，我们学校七八十名教职员中有七八个右派分子，恰好符合“十个指头中有一个指头”的比例。其中有两个是从北京下放来的。那时候，我们这座太行山里的偏僻小城的外地人极少，一般人好象并不歧视他们，对他们反而有一种对大城市人普遍有的那种神秘感和敬畏感。
教初中英语的陈老师，原是新华社的高级英文记者，是解放前的燕京大学毕业生。他总是将身躯挺得直板板的，走路昂首挺胸象个标准的军人。他的衣着也总是干干净净笔挺挺的，说起话来高声大气，丝毫没有一般犯了错误的人容易有的那种谦卑萎琐神态。他的妻子原是北京协和医院的护士长，丈夫下放后，带着他们唯一的女儿来陪伴他。平日，他们一家三口其乐融融，好象比一般老师家庭还过得好些。
我认识陈老师，还打过一点交道。记得是1963年秋天考上高中后，因为我们经常去看望教我们初三俄语的刘老师，才认识他的。刘老师20岁大学毕业分配到我们学校，一进校就教我们俄语。他虽然是全校最年轻的老师，但书却教的非常好。他不论对学习成绩好的学生还是对学习成绩差对学生都极为热诚，教得又非常有趣，效果也奇好；我们学校初中三年级四个班的俄语都是他代的，成绩都特别好。因而我们考上高中的同学对他都有一种感恩心情。其中，我对他更是感恩戴德，因为我在初中一二年级学了两年俄语连33个俄语字母也认不全，正是在他的热情鼓励下，我才信心大增；又经他认真讲解、精心批改作业，仅用了一年时间就完全补上了前两年的亏空，考高中时我的俄语竟得了98分！没有这个唯一的90分以上的考分，我是根本不可能考上高中的。要知道那年高中的录取率只有7%，我们班作为当时颇有名声的省重点中学的班级，40个同学才有8个考上高中！加之这位刘老师的古典文学功底深厚，精通古典格律诗，我们上高中后经常去向他请教古典格律诗方面的知识。当时老师们的住宿条件很简陋，刘老师和这位陈老师合住一间宿舍，我们去看刘老师的次数多了，也就认识这位陈老师了。有一次陈老师兴致好，拿出一册已经十分破旧的硬皮笔记本来，告我们说：1945年重庆谈判时，他正在重庆《新民晚报》当记者。当时国统区的知识分子大多十分敬仰经常呼吁建设民主自由新中国的毛主席，他也怀着十分敬仰的心情在采访间隙请毛主席给他签个名，毛主席很痛快地在他的笔记本上用铅笔写下了“毛泽东”三个字。我们象顶礼膜拜如来佛一样，怀着无比敬仰的心情战战兢兢地看了看这三个字。真的，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毛主席的笔迹！啊！想不到一个右派分子还会这么幸福，他竟见过伟大领袖毛主席，毛主席还给他签过名!我们不由对他也敬仰起来，好长时间都忘记他是个右派分子了。
陈老师见了什么不合理的事照样公开提意见，对学生要求比其它老师还严格些，好象不知道自己是右派分子似的。文革初起时，我们从大字报上得知，这与当时学校的党委书记有关。这位书记家庭出身好，从小就参加了革命，历史上也没有任何“污点”，唯一的罪状是“网罗牛鬼蛇神，重用右派分子”，文革刚开始就被划为“第四类当权派”打倒了（第一类是革命领导干部，可以站出来参加三结合领导班子；第二类是一般当权派，可以继续做一般工作；第三类是犯了严重错误的当权派，可以在批斗中改造，以观后效；第四类是“死不改悔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要坚决打倒）。陈老师与其它“牛鬼蛇神”一起被编入“黑帮队”劳改。也不知是哪位“天才”出的点子，罚这些牛鬼蛇神挖防空洞――我们学校的“牛棚”不
是厕所、马路之类，而是在响应伟大领袖“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号召中挖的“防空洞”――事实上不过是个仅能爬过一个人的狭长的土洞子而已。一位从北京分配来的女教师也被赶进“牛棚”，她为虔诚地改造自己，积极地挖“防空洞”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得了几乎使她瘫痪的风湿性关节炎，至今四十年过去也未能治愈。但陈老师身体结实，很能干活，腰板依然笔直，面部也丝毫看不到什么倒霉的神态。作为一个从北京下放下来的大右派，他居然完好无损地度过了文革浩劫。改正后，他又回到的新华社，同时还带了几个研究生。我后来经常在国内、香港的报刊上看到他发表的文章，有几篇发表于在中国知识分子圈内很有影响的《读书》杂志。
20世纪80年代后，我才知道了陈老师显赫的家世。
陈老师的祖父是清代著名诗人陈三立，陈老师的父亲是著名画家陈衡恪。陈衡恪曾是齐白石的老师，齐白石也十分敬重他这位老师：陈衡恪去世后，向来视钱如命的齐白石从不收师娘陈衡恪夫人也就是陈老师母亲的求画之酬。陈老师家族中最为著名的是他的叔叔――陈寅恪。20世纪初，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国学四大导师”梁启超、陈寅恪、王国维、赵元任是我国近代最杰出的学者。清华大学老校长梅贻琦曾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这四位学者就是梅贻琦所说的“大师”中的主要人物。事实上，当年的清华国学研究院也正是因为拥有了这四位大师，它的声望才很快超过早它创立的同类大学；清华国学院也正是由此开始才建立了可贵的中国学术独立的现代传统。在这四位大师中，陈寅恪号称“教授中的教授”。陈寅恪在欧美诸国断断续续留学二十多年，潜心读书研究，仅通晓的各国文字就有二十多种，但他对“博士”、“硕士”之类虚名却视若无物。当在哈佛大学任教授的赵元任被聘为清华导师时，哈佛大学点名要没有任何学位的陈寅恪继任。在清华国学院成立之初，我国近现代大名士梁启超向校长推荐当时尚留居国外、没什么名声的陈寅恪来清华国学研究院任导师，校长因陈寅恪一无学位、二无论著、三无名气而一口拒绝。梁启超说：“我梁某也算著作等身了，但总共还不如陈先生寥寥数百字有价值。”校长才接受了陈寅恪。一进清华园，陈寅恪果然不同凡响，他的学问令清华大学如云学者所折服，只要一迄陈寅恪讲课，许多教授就会赶去听讲。后来陈寅恪先后在清华大学、西南联大、中山大学任教，还曾兼任牛津大学等世界级名校的教授。他的所有作品都用文言文写成，文字古奥，探索幽深，一般教授级的学者都难以读下来。特别是近十几年来，陈寅恪的名声格外响亮起来。我从报刊上知道，陈寅恪不仅是一位学问高深的学者，还是一位坚持中国知识分子十分缺乏的“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的知识分子。国民党败退时，蒋介石、胡适再三派飞机邀他去台湾，但他拒绝了，中途下飞机留在中山大学任教。20世纪50年代初，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致函陈寅恪，邀他去北京任中国科学院中古史研究所所长，陈寅恪提出北上进京三条件：一、不信仰马克思主义；二、不开会参加政治学习；三、助手由自己挑选。这样“反动而狂妄”的“条件”别的知识分子是连梦也不敢做的，陈寅恪居然直陈当时威望极高的“郭老”，自然就去不成中国科学院了。20世纪60年代初，国家领导人陶铸、胡乔木、周扬等曾多次去中山大学看望他。文艺“总管”周扬拜望他时，陈寅恪当面责问周扬：“新华社或而说大学生教学比老师还好，或而又说学生要向老师学习，前后矛盾如此是怎么回事？”周扬以“试验”作答，陈寅恪愤愤责道：“试验也不能差得太远！”我读此文时，联想到陈老师在我们学校的作为，觉得他们叔侄真符合当时盛行的阶级理论――“血统论”。
另一位右派老师是图书管理员，姓刘，家庭出身是上海大资本家，他本人被打成右派分子前是当时我国最著名的画报――《人民画报》的主编。他的为人与陈老师恰成对比：个子
本来就矮，还总是弓着个腰，见到每个人都象太监见了皇帝似的又点头又哈腰，还满脸堆着笑直点头，整个身体都快弯成了个半圆形了。他被打成右派后，妻子领着他们唯一的女儿离他而去，他一个人来到我们学校，住在图书馆旁一间破旧的平房里。
他给我的第一印象是对工作极端负责任，很积极很能干。那时学校的图书馆设在一座破旧的大房子里，书柜都十分破旧，据说藏书十几万册――这在当时的我们这座城市就算是十分可观了。当时图书馆有两个管理员，一个是他，另一个是位四十多岁的女职员，学校传说她是国民党大官白崇禧的女儿。刘老师每天都钻在藏书库中，不是整理图书、杂志，就是写卡片。我觉得我后来读过书的几所大学的图书馆都没有他管理得那么好。他工作态度十分谦恭，借阅卡片上的字写得极其漂亮，我们一交给他卡片，不出一两分钟，他就会拿出书来。借阅率高的书，他都用牛皮纸包上书皮，重新写上书名，保护得很好。可以说，我后来从事文学教学工作和他管理得极好的这个图书馆有很大关系。
但刘老师最高兴做的事并不是管理图书，而是给人照相和给人看有他摄影作品的《人民画报》。一旦学校有什么照相的机会，他就会拿出自己的高级照相机义务服务。这时，他的腰就会直了起来，象个领导似的指点大家应摆什么姿势。大家这时也都会敬重起他来，都规规矩矩地听从他的摆布，要知道他曾是《人民画报》的主编，是给毛主席照过相的大摄影家啊！如果有学生到他屋里玩，他就会非常高兴地让学生坐下，然后从床底下搬出从创刊到1957年刊载有他的摄影作品的所有《人民画报》来，一页一页翻给学生看，指出哪张是他照的，照得好在哪里，得到过哪位名人的评价。如果哪个学生规规矩矩地听他讲，并不时赞叹几句，他还会请这个学生吃当时很少见到的果酱，喝见也没见过的咖啡。
刘老师的结局很惨。文革爆发一年多后，我们这座城市的武斗日益剧烈，学校大多数老师、学生都逃回家乡或逃到外地投亲靠友躲避“战火”去了，他无家可归，无亲友可靠，一直与我们这些“誓死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少数青年教师和学生一起留在炮火纷飞的学校。一天，与他同宿舍的一位老师来找当时学校造反派组织的头头，说刘老师得了肺气肿、胸膜炎，市里医院的医生护士都吓跑了，无人看病，他整天整夜坐在椅子上哼哼，不能吃饭，不能睡觉，看样子快不行了，问怎么办？我跟在几个头头后面去看了看。其时正是1967年冬天，天气和政治气候一样寒冷，他的小屋里虽生着个小火炉，也觉寒气逼人。刘老师裹着一件破棉大衣绻缩在一把破椅子上哼哼着，原来又瘦又小的脸肿得很大，眼睛都快睁不开了。几个头头商量了一番，考虑到他与已离婚的妻子有一个女儿在北京，这女儿无论如何说总是他的直系亲属，就派一个家也在北京的教师把他送到北京他女儿处，行前给他女儿拍了电报。大约仅仅过了五六天，那位送他的老师就回来了。他说，到北京站后，他女儿没来接站，是他把刘老师送到医院后才去找到她的女儿的。结果他女儿来后很冷淡，仅仅到病床前见了刘老师一面。刘老师还很高兴，颤危危从怀里掏出3根金条塞到女儿手里就咽气了。
教我们初中地理的老师也是右派分子，姓王；他的妻子姓白，就是前文提到的那位学校图书馆的女职员。学校传说她是白崇禧的女儿（后来才知道不是，仅仅是国民党方面的一个一般官员）。那么，王老师自然就是在国民党方面声势显赫、还带兵和我们解放军打过仗、号称“小诸葛”的国民党总参谋长白崇禧的“乘龙快婿”了。
王老师不是学地理的，他后来对我们说过，他是学经济的，因为他在解放前读的是外国教会办的大学，所以他精通英语。但他的地理课教得非常有趣，把意大利比作一只高筒皮靴，把中国比作一只大公鸡，把朝鲜朝鲜比作这只大公鸡的嘴巴。讲日蚀、月蚀时，他把我们领到院子里，让学生充当太阳、地球、月亮，走动着又是自转，又是公转，形象生动，有趣极了。当布置我们做课堂练习时，他就掏出一张英文报纸，坐在教室后面的空座位上低声叽哩
咕鲁读起来。我们当时都佩服极了。
文革初起时，本来右派分子这些”死老虎“并不是运动的重点，他们的问题都明摆着，挤不出什么油水，造反派一心盯的是那些握有实权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眼光都瞅着这个“书记”那个“长”，一级一级地把上揪，揪出的官越大，就越说明造反坚决而战果辉煌。所以，起码在我们那所中学里，造反派始终是牢牢地把握着运动的大方向的，始终是将运动的矛头对准学校和市里那些“党内老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右派们并没有受到什么大的冲击。可倒霉事偏偏就让这位王老师碰上了。大约是1966年8月的一天中午，不知是谁从北京还是太原带到我们学校一张传单，上面印着：
一、 中央决定从八月十八日起，将北京市改名为东方红市。
二、 人民公敌蒋介石死他娘的了。
这张传单不胫而走，很快就传遍了全校，全校师生顿时一片欢腾，有敲锣打鼓的，有高呼口号的，有赶印传单准备上街散发的。恰在这时，已被列入“黑帮队”劳改的王老师穿着一件雪白的衬衣从校外的家属院走进校门来准备去参加劳改。文革前，我们这座城市没人穿西装，一般人穿的衬衣也都是脏糊糊、灰蒙蒙的。在当时提倡“艰苦朴素生活作风”、“向贫农下中农学习”的大气候中，我们都认为只有那些电影里的美国鬼子、汉奸翻译、国民党、资本家、地主少爷才穿西装，哪有好人穿西装的？穿干净的、雪白的衬衣也是资产阶级作风，无产阶级是不会穿得那么干净的。全校好像只有王老师独一无二地穿过一两次西装，还是雪白的，怪扎眼。但大家觉得他是右派分子，本来就是个坏人，所以认为他穿西装也属正常。这天，他穿着一件雪白的衬衣，在一大片褪色蓝制服、褪色黄军装中，显得特别扎眼。不知是因为初中小同学阶级觉悟高，还是年龄小联想丰富，有几个初中一二年级的小同学冲王老师大喊了一声：“王××，你为什么给蒋介石穿孝？”王老师一怔，显然他不明白学生的呵斥是什么意思，看来他并没有看到那张“特大喜讯”。这时，又有几个初中学生高喊：“打这个老右派，竟敢给蒋介石穿孝！”刹那间，十来个初中一二年级，才十二三岁的男孩子蜂拥而上，把王老师拖翻在校门口的砖地上，这个一脚，那个一拳，有的还用砖头砸??这场飞来横祸有两个表层原因：一、全校几乎无人不知王老师是白崇禧的女婿；二、王老师平时也极少穿白西装或白衬衣，为什么偏偏在这天穿这么白的一件衬衣呢？幼稚而狂热的初中学生想，他这不是想给蒋介石穿孝是想干什么？在拳打脚踢、砖块如雨的打击下，王老师开始还抱着头喊几声，后来就一动不动了，能清楚地看见，他已被打出屎尿，下边都湿了。有几个初中学生还在打，这时有一个高中三年级姓王的学生大喊了一声：“别打了，再打就打死了！别灭了口！”这姓王的学生和清华大学的蒯大富一样，家庭出身贫农，又是第一个带头起来反对工作组的，当时在全校师生中有很高威信，他说不让打，这些初中小学生也就不再打了。姓王的学生随即命令几个“黑帮分子”老师把王老师抬回了家。其实，仅仅在殴打王老师之后两三天，大家就都知道了那张“特大喜讯”完全是谣言，北京并未改名，蒋介石也并未“死他娘的了”。公安局好象还组织人查过谣言来源，但也未查出个结果来，估计是一些无法无天的红卫兵的恶作剧而已。他们随意胡编，王老师却因此差点送了命。
一年半后，大型武斗爆发，我们每天钻在防空洞里躲炮弹。我闲得无聊曾跟王老师学过一个月英语。在学习期间，我曾问过他与白崇禧的关系和那天穿白衬衣的事。他告我，他的
岳父的确姓白，但并不是白崇禧，是一位大学教授，同时还兼任着国民党三青团一个地方委员会的领导职务，虽然也算是个国民党方面的小官，但远远达不到白崇禧那么高的地位。至于那天穿白衬衣，是因为那天做饭时，弄脏了衣服，才随便穿上的。
文革前两年的狂风暴雨过后，我发现了一个规律：从北京的“联动”直到一般县城的中学生，毒打“走资派”、“牛鬼蛇神”至伤至死的，大多是年仅十三四岁的初中一二年级学生。王老师算是万幸，被那位姓王的高中学生救了一命，其实当时象他这样莫名其妙被毒打的老师几乎每所中学都有几个。闻名全国的北京“联动”制造的“红色恐怖”自不必说，与我们相邻的另一所中学就发生过这样一件事：他们学校一位女教师，据传是大汉奸汪精卫的女儿（没考证过），一伙初一二学生冲进她家就把她活活打死了??这些少年有一点朦胧的革命热情，但对到底什么是“革命”实际上一点也不懂，许多人竟不知道“杀人偿命”这条铁律，有的以为愈无情、愈打人杀人多，愈革命。一般高二、高三的学生已二十岁左右，虽然他们的狂热劲头并不比初中学生差，但他们似乎大多数人还知道打死人是不行的，一般并不直接动手打人或杀人。鼓动、纵容这些懵懂无知的小孩起来打人杀人，真是罪过！
鲁迅在《野草•复仇》（其二）中有这样的描绘：耶稣被订上十字架：“兵士们给他穿上紫袍，戴上荆冠，庆贺他；又拿一根苇子打他的头，吐他，屈膝拜他，??路人都辱骂他，??四面都是敌意，可悲悯的，可诅咒的。”在这位中国20世纪目光最锐利、最敢讲真话的倔老头看来，愚民的专制比君主的专制更可怕。这些天真幼稚的小学生在文革狂热口号的鼓动下，像喝醉了酒似的，变成了乱打乱砸乱杀的穷凶极恶的打人凶手，可悲可悯！王老师当然不是耶稣，他万幸没有像其他学校的一些老师那样被活活打死，只养了几个月伤就痊愈了。他的结局也不错：三子一女最终靠自己的优秀学业都先后到美国留学，并成了专家教授。王老师和老伴在他的右派问题改正后已年逾七旬，无法照料自己，也移居大洋彼岸了。他的英语正好能派上用场。
第四位右派老师其实并不是我的老师，仅仅是见过一面而已，因为他的成为右派分子十分滑稽，所以我一直没有忘记。
20世纪80年代初的一天，我去看望我一位中学老师――张老师。我进门时，张老师家正坐着一位客人。这人四十多岁，黑黑的，瘦瘦的，一脸谦虚和蔼相。我进门不一会儿，他就告辞走了。张老师告我，他原来也是我们学校的一位老师，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被打成右派送到农村劳改，这才刚刚改正。因为他被打成右派的理由很荒诞，张老师给我详细讲了讲他被打成右派的过程。
这位老师是1956年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我们学校来的。因为他是地主家庭出身，所以他来校后做事小心谨慎，遇事三缄其口。按常理说，他本来是不可能被打成右派分子的。但谁也没料到，这位老师的一个很不好的习惯给他带来了灾难：他说话爱带“国骂”，一不小心就捎带出一个口头禅“他妈的”来。
平时，学校领导虽觉得他作为老师常带一句“国骂”不好，但因他只是平常不小心时才偶尔冒出一句，上课时并不说，所以也没当什么大缺点非要他改正。一天，他领学生去郊区帮助农民收秋。20世纪50年代初期，南郊一带两家“苏联老大哥”援建的中央国防企业建设速度很快，厂房建筑可以说是日新月异。他们那天劳动的田地就在这两家工厂旁边。劳动间歇休息时，这位老师看着这两家工厂拔地而起的栋栋楼房，十分兴奋，就指着楼群高兴地对学生说：“你们看，他妈的，一栋栋楼房这么快就盖起来了！”学生们也都高兴地赞叹了一
包含各类专业文献、生活休闲娱乐、应用写作文书、专业论文、幼儿教育、小学教育、高等教育、文学作品欣赏、中学教育、外语学习资料、97“右派”老师等内容。
说来也巧。开学典礼后,由于教我们班的语文老师需要离职进修,张同善老师便担起了 我班的语文课。张老师是一名老教师,文革中被错误地打成了右派,刚平反不久,是... 后来我才得知,那是马 老师文革被错划成右派下放农村劳动改造时落下的病根,腰也是那时驼背的。马老师的语文 课总是我们学生最爱上的课程,我们每天都盼着是他的... 老师八十寿辰祝寿词_经济学_高等教育_教育专区。老师八十寿辰祝寿词 ...回想当年峥嵘岁月,在父亲被沦为右派,在缺衣少食饱受政治和经济双重压迫的艰苦年... 为什么老歪着脖子, 当时有的同学对我说:黄老师是文化大革命时带牛鬼蛇神的牌子 带成那样的, 还有的同学说: 黄老师爱音乐, 是爱听西方的靡靡之音被打成右派的... 过了 好久我才得知, 陈老师为了我的入队问题, 多次找总辅导员谈, 那人却因我的父亲是 “右派” 而坚决反对。我误会了陈老师,却直到现在也没有机会向她道歉... (13)学者章乃器曾被错划为“右派分子” ,他写了两句话作为座右铭,贴于墙上: ...程朝凤老师 2004 年被评为校级小学英语骨干教师座右铭: time + efforts + ... 最牛逼老师,马站德 物理老师,清华大学毕业,这是一个有故事的人。 马老师是在清华上学时就被打成了右派,毕业后直接下放,来到 了练寺乡。因为是右派,带着政治... 这个学校的老师后来都是很有 名气的,那时是戴着“右派” “臭老九”等“头衔的”老师。十一届三中全会后 全部派到了重点中学。 现已退休的麻城一中的特级教师余... “ 老师:分数不是衡量学生的惟一 标准 ”、“家长:我的孩子将来是忘不了你的...因为说真话,北大“右派”女生林昭被秘密 杀害了。临刑前她的嘴里被塞进了棉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