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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则务行始则务终_谏太宗十思疏_与_十渐不克终疏_比较杂谈_丁海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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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代帝王，无不思位传万代；无不思国家长治久
―――《谏太宗十思疏》与《十渐不克终疏》比较杂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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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无不知民犹水也，水可载舟，亦可覆舟之理。但是历史上何以治世少，乱世多&君主帝王像走马灯般换来换去。万世之思，久安之想，不过是帝王头脑中的梦幻泡影。然而魏征却要通过自己的奏疏，把历史上这个老生常谈的老大难话题，在唐太宗这位明君身上有所突破，希求，谈何容易’
一、非思之难，行之实难
魏征在《谏太宗十思疏》一文中，通篇突出一个“思”字。而这里思字的含义，并非只劝唐太宗学会动脑筋，会思考问题，能从上理论上分辨是非。魏征在文中是把思想与行动紧密结合起来论述的，因此思字的含义是很深刻、很广泛的，同时又有极强的针对性与极高的检验标准。文章开宗明义，在第一段第一句即提出：“思国之安者，必积其德义。”作为明君，怎样才算是善思&那就是把国家的安危放在思虑的首位，而且还要落实到行动上，那就是“必积其德义”。坚持推行“德义”的治国之道，即坚持实施仁政，坚持“民本”思想，思之务行，才是《十思疏》中思的核心。“积”字，即强调行动，要求长久积累“德义”，而不是只在口头上喊仁义道德。第二句又从反面强调思与行的关系，“德不厚而思国之安，臣虽下愚，知其不可”，德义的厚与薄，也是检验国君是否真正善思的标准与尺度，“德不厚”，就说明国君未能在行动上坚持“积其德义”，因此“思国之安”也是空想空思。这句已经隐示唐太宗缺德寡义，言行不一了。第三句则直言“不念居安思危，戒奢以俭”，“不念”的主语是前边的“人君”，实即指唐太宗，批评他不善思，更谈不到善行。“不念”二字，用得肯定，对于“居安思危”这一治国的大道理都不去想，势必导致行为上迷失正确方向，不可能“戒奢以俭”。“戒”字、“以”字都是动词，表示行为。当上帝王，“既得志”便猖狂，于是便“纵情傲物”，对待私欲不思戒备、断绝淫奢实行节俭，对待臣民不思“竭诚以待下”，只知靠“严刑”“威怒”去镇压，久而久之，人们便“貌恭而心不服”，这是最危险的，民怨积久，就会爆发，导致“覆舟”
的命运。因此提出“十思”的奏疏，规劝唐太宗既要善思，更要善行。思与行的善与不善，便是从“德义”二字上去看。本文是经过选家删节的。原文在“戒奢以俭”之后有“德不处其后，情不胜其欲”两句；在“承天景命”之后有“莫不殷忧而道著”“功成而德衰”两句。联系开头提出的“必积其德义”，文尾点出“宏兹九德”，可见魏征始终强调“积德”，“德厚”才是善思善行的最高境界，才能达到“垂拱而治”，令国家长治久安，国君也不必再“劳神苦思”了。善于用思，然后可以无思，而无思的境界，是国君积极实行德治的结果，不是消极的“无为
魏征在《十思疏》中提到的理论，其实古已有之，历代帝王在口头上无不大讲仁义道德，但真正思与行的则是另外一套。昏君隋炀帝便是一典型之例。唐太宗曾对侍臣问道：“朕观《隋炀帝集》，文辞奥博，亦知是尧舜而非桀纣，然行事何其反也’”魏征对曰：“人君虽圣哲，犹当虚己以受人，故智者献其谋，勇者竭其力。炀帝恃其俊才，骄矜自用，故口诵尧舜之言而身为桀纣之行，曾不自知，以至覆亡也。”唐太宗感叹说：“前事不远，吾属之师也。”(见《资治通鉴?唐纪》)看来唐太宗这位历史上的明君与昏君不可相提并论，但是他也仍旧不能摆脱“既得志，则纵情以傲物”这一规律，因此思与行不能一致。如《贞观政要》卷五载：“贞观元年，太宗曰：朕观古来帝王以仁义为治者，国祚延长。任法御人者，虽救弊于一时，败亡亦促。……今欲专以仁义诚信为治，望革近代之浇薄也。”《贞观政要》卷六载：“贞观四年，太宗谓侍臣曰：崇饰宫宇，游赏池台，帝王之所欲，百姓之所不欲。帝王所欲者放逸，百姓所不欲者劳弊。孔子云：有一言可以终身行之者，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劳弊之事诚不可施于百姓。朕尊为帝王，富有四海，每事由己，诚能自节，若百姓不欲，必能顺其情也。”上述言论，可谓善思矣’但就在这位明君高谈阔论仁义道德之时，他却又大兴土木，建造宫殿，不断地到外地巡游狩猎，劳民伤财，百姓怨声载道。乃至贞观四年给事中张玄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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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书谏曰：“臣闻阿房成，秦人散；章华就，楚众离；乾元毕工，隋人解体。且以陛下今时功力，何如隋日&承凋残之后，役疮痍之人，费亿万之功，袭百王之弊。以此言之，恐慎于炀帝远矣。深愿陛下思之’”(见《贞观政要》卷二)贞观八年中牟丞皇甫德参又上言云“修洛阳宫劳人，收地租厚敛，俗好高髻，盖宫中所化”。(见《通鉴》卷#*+)唐太宗听后大怒，欲治德参“谤讪之罪”。唐太宗对待百姓徭役之苦还有一个谬论：“百姓无事则易骄，劳役则易使。”(见《新唐书?魏征传》)看来历代帝王何尝不劳神苦思，但所思不在德义，而是想方设法奴役百姓。魏征十思之论，核心是在劝谏太宗欲思国之长治久安就要“积德”，居安思危，要落实到“戒奢以俭”的行动中，千万不要倚仗帝王权势“纵情以傲物”，千万别激怒人民，“载舟覆舟，所宜深慎。”不过对唐太宗一类帝王说来，非思之难，行之实难也’
二、非行之难，终之实难
魏征的《十思疏》，唐太宗看后思想震动很大，忠言虽然逆耳，但魏征早就对他提醒过：“自古上书不激切不能动人主之心。”(《资治通鉴》卷#*+)为了国家的长治久安，太宗采取了积极纳谏的姿态，并写了《答魏征手诏》，称赞魏征“诚极忠款，言穷切至”，并谦虚地说：“公之所谏，朕闻过矣。当置之几案，事等弦韦。”可谓善思善行。但事隔二年“贞观十三年，魏征恐太宗不能克终俭约，近岁颇好奢纵，上疏谏。”这就是魏征另一篇颇为著名的奏疏《十渐不克终疏》(见附文)。它可以说是《十思疏》的姊妹篇。两篇文章的主旨是相同的，都是为了国家的长治久安。但角度颇有区别。《十思疏》强调善思善行，从十个方面积其德义。《十渐疏》则强调善始善终，从十个方面批评唐太宗有始无终。这个观点在《十思疏》中已提到了，如“凡百元首，承天景命，善始者实繁，克终者盖寡。岂取之易守之难乎&盖在殷忧，必竭诚以待下，既得志，则纵情以傲物”。“忧懈怠，则思慎始而敬终”。历代帝王在开始时大多有较深的忧患意识，能竭诚待人；坐稳天下之后便纵情傲物，因此大多不能善始善终。《十思疏》点出这一历史规律，未具体展开论述，《十渐疏》则针对太宗的具体表现，进行较详细的分析，在态度和言辞上也更刚直和激切。
《十渐疏》在结构上与《十思疏》基本相同。第一部分泛论历代帝王在治国之道上不能慎终如始。文章从“语道”“论人”“言制度”“谈物产”四个方面概括古代帝王“受命之初，皆尊之以成治，稍安之后，多反之而败俗”，即说帝王在掌权之初，尚能遵守正确的治国之道，地位稍安稳，便“忘本(忘“民为邦本”)、“忘危”。为什么都如此呢&原因很简单，那就是因为他们“居万乘之尊，有四海之
富”，于是便有恃无恐，肆无忌惮。一言一行，都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公道”被“私情”淹没了，“嗜欲”损毁了礼义，如不及时醒悟改正，国家怎能不中途“覆舟”&古语说得好，“非知之难，行之惟难；非行之难，终之斯难。”魏征开头虽以“臣观”(与《十思疏》开头用“臣闻”一样)这种较为平和的态度，泛论古代帝王的教训，但实质也在劝谏唐太宗明白帝王之道当善始善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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尧、舜未为远。臣自擢居左右，十有余年，每侍帷幄，屡奉明旨。常许仁义之道守之而不失，俭约之志终始而不渝。一言兴邦，斯之谓也。德音在耳，敢忘之乎&而顷年已来，稍乖曩志。敦朴之理，渐不克终。谨以所闻列之如左：
陛下贞观之初，无为无欲。清静之化，远被遐荒。考之于今，其风渐坠。听言则远超于上圣，论事则未逾于中主。何以言之&汉文晋武俱非上哲，汉文辞千里之马，晋武焚雉头之裘。今则求骏马于万里，市珍奇于域外，取怪于道路，见轻于戎狄。此其渐不克终一也。
“昔子贡问理人于孔子，孔子曰：懔乎若朽索之驭六““马。”子贡曰：何其畏哉&”子曰：不以道导之，则吾仇“也。若何其无畏&”故《书》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为陛下贞观之始，视人如伤。恤其勤人上者，奈何不敬&”劳，爱民犹子。每存简约，无所营为。顷年已来，意在奢纵，忽忘卑俭，轻用人力。乃云百姓无事则骄逸，劳役则易使。自古已来，未有由百姓逸乐而致倾败者也。何有逆畏其骄逸而故欲劳役者哉)恐非兴邦之至言，岂安人之长算&此其渐不克终二也。
陛下贞观之初，损己以利物。至于今日，纵欲以劳人。卑俭之迹岁改，骄侈之情日异。虽忧人之言不绝于口，而乐身之事实切于心。或时欲有所营，虑人致谏，乃云若不为此不便我身。人臣之情，何可复争&此直意在杜谏者之口，岂曰择善而行者乎&此其渐不克终三也。
立身成败，在于所染。兰芷鲍鱼，与之俱化。慎乎所习，不可不思。陛下贞观之初，砥砺名节，不私于物，惟善是与。亲爱君子，疏斥小人。今则不然，轻亵小人，礼重君子。重君子也，敬而远之；轻小人也，狎而近之。近之则不见其非，远之则莫知其是。莫知其是，则不间而自疏；不见其非，则有时而自昵。昵近小人，非致理之道；疏远君子，岂兴邦之义&此其渐不克终四也。
《“书》曰：不作无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贵异物贱用物，人乃足。犬马非其土性不畜，珍禽奇兽弗育于国。”陛下贞观之初，动遵尧、舜，捐金抵璧，反朴还淳。顷年
已来，好尚奇异。难得之货无远不臻，珍玩之作无时能止。上好奢靡而望下敦朴，未之有也。末作滋兴而求丰实，其不可得亦已明矣。此其渐不克终五也。
贞观之初，求贤如渴。善人所举，信而任之。取其所长，恒恐不及。近岁已来，由心好恶。或众善举而用之，或一人毁而弃之；或积年任而用之，或一朝疑而远之。夫行有素履，事有成迹。所毁之人，未必可信于所举；积年之行，不应顿失于一朝。君子之怀，蹈仁义而弘大德；小人之性，好谗佞以为身谋。陛下不审察其根源，而轻为之臧否，是使守道者日疏，干求者日进。所以人思苟免，莫能尽力。此其渐不克终六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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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然，……昵近小人，非致理之道；疏远君子，岂兴邦之义&”第六条又说：“贞观之初，求贤苦渴……近岁已来，由心好恶。”导致朝廷“守道者日疏，干求者日进。”第八条进一步指出：“陛下初践大位，敬以接下。……顷年已来，多所忽略。”长此以往，“而望上下同心，君臣交泰，不亦难乎&”以上批评太宗远君子，近小人，惟善是与之心以及任贤不二、敬以接下之心渐不克终。
四是对待自身道德修养的态度。以上三方面不能善始善终，归根结底还是皇帝自身道德修养不能坚持始终。魏征在第九条指出：“傲不可长，欲不可纵，乐不可极，志不可满。……陛下贞观之初，孜孜不怠。屈己从人，恒若不足。顷年已来，微有矜放”，致使“亲狎者阿旨而不肯言，疏远者畏威而莫敢谏，积而不已，将亏圣德”。即傲长欲纵，乐极志满，谦冲自牧之心渐不可终。
文章最后部分，希望太宗纳其谏言，改正上述败德之举，才能确保江山万寿无疆。否则，不管国家根基有
“多深，既崇极天之峻，九仞之积，犹亏一篑之功。”
唐太宗看罢奏疏，对魏征说：“人臣事主，顺旨甚易，忤情尤难，公作朕耳目股肱，常论思献纳。朕今闻过能改，庶几克终善事。若违此言，更何颜与公相见，复欲何方以理天下&自得公疏，反复研寻，深觉词强理直，遂列为屏障，朝夕瞻仰，又录付史司，冀千载之下，识君臣之义。”封建社会，有此明君与贤臣，实为难能可贵。“贞观之治”的后期，社会相对安定，与唐太宗听取了魏征的谏疏是分不开的。当然魏征的奏疏，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封建帝王的本性。
魏征这两篇奏疏，在写作方法上采用骈散相间，虽用偶句，但词旨剀切，与六朝骈文俪黄妃白的艳丽浮华文风迥然不同。对后世散文革新有一定影响，后来的欧、苏奏议皆用其体。今天阅读魏征的这两篇文章，无论其内容与形式对我们都有一些借鉴意义。附文：
十渐不克终疏
臣观自古帝王受图定鼎，皆欲传之万代，贻厥孙谋。故其垂拱岩廊，布政天下，其语道也，必先淳朴而抑浮华；其论人也，必贵忠良而鄙邪佞。言制度也，则绝奢靡而崇俭约；谈物产也，则重谷帛而贱珍奇。然受命之初，皆遵之以成治；稍安之后，多反之而败俗。其故何哉!岂不以居万乘之尊，有四海之富，出言而莫己逆，所为而人必从，公道溺于私情，礼节亏于嗜欲故也&语曰：“非知之难，行之惟难；非行之难，终之斯难。”所言信矣。
伏惟陛下年甫弱冠，大拯横流，削平区宇，肇开帝业。贞观之初，时方克壮，抑损嗜欲，躬行节俭，内外康宁，遂臻至治。论功则汤、武不足方，语德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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陛下初登大位，高居深视，事惟清静，心无嗜欲。内除毕弋之物，外绝畋猎之源。数载之后，不能固志。虽无十旬之逸，或过三驱之礼。遂使盘游之娱见讥于百姓，鹰犬之贡远及于四夷。或时教习之处，道路遥远，侵晨而出，入夜方还。以驰骋为欢，莫虑不虞之变。事之不测，其可救乎&此其渐不克终七也。
“孔子曰：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然则君之待臣，义不可薄。陛下初践大位，敬以接下。君恩下流，臣情上达，咸思竭力，心无所隐。顷年已来，多所忽略。或外官充使，奏事入朝，思睹阙庭，将陈所见，欲言则颜色不接，欲请又恩礼不加。间因所短，诘其细过，虽有聪辩之略，莫能申其忠款。而望上下同心，君臣交泰，不亦难乎&此其渐不克终八也。
傲不可长，欲不可纵，乐不可极，志不可满。四者前王所以致福，通贤以为深诫。陛下贞观之初，孜孜不怠，屈己从人，恒若不足。顷年已来，微有矜放。恃功业之大，意蔑前王；负圣智之明，心轻当代。此傲之长也。欲有所为，皆取遂意。纵或抑情从谏，终是不能忘怀。此欲之纵也。志在嬉游，情无厌倦。虽未全妨政事，不复专心治道。此乐将极也。率土义安，四夷款服，仍远劳士马，问罪遐裔。此志将满也。亲狎者阿旨而不肯言，疏远者畏威而莫敢谏，积而不已，将亏圣德。此其渐不克终九也。
昔陶唐、成汤之时，非无灾患，而称其圣德者，以其有始有终，无为无欲，遇灾则极其忧勤，时安则不骄不逸故也。贞观之初，频年霜旱。畿内户口，并就关外。携负老幼，来往数千，曾无一户逃亡，一人怨苦。此诚由识陛下矜育之怀，所以至死无携贰。顷年已来，疲于徭役。关中之人，劳弊尤甚。杂匠之徒，下日悉留和雇。正兵之辈，上番多别驱使。和市之物，不绝于乡闾；递送之夫，相继于道路。既有所弊，易为惊扰。脱因水旱，谷麦不收，恐百姓之心，不能如前日之宁帖。此其渐不克终十也。
臣闻祸福无门，惟人所召。人无衅焉，妖不妄作。伏惟陛下统天御寓，十有三年。道洽寰中，威加海外。年谷丰稔，礼教聿兴，比屋逾于可封，菽粟同于水火。暨乎今岁，天灾流行。炎气致旱，乃远被于郡国；凶丑作孽，忽近起于毂下。夫天何言哉&垂象示诫。斯诚陛下惊惧之辰，忧勤之日也。若见诫而惧，择善而从，同周文之小心，追殷汤之罪己，前王所以致理者勤而行之，今时所以败德者思而改之，与物，易人视听，则宝祚无疆，普天幸甚。何祸败之有乎&然则社稷安危，国家理乱，在于一人而已。当今太平之基，既崇极天之峻；九仞之积，犹亏一篑之功。千载休期，时难再得。明主可为而不为，微臣所以郁结而长叹者也。臣诚愚鄙，不达事机，略举所见十条，辄以上闻圣听。伏愿陛下采臣狂瞽之言，参以c荛之议，冀千虑一得，衮职有补，则死日生年，甘从斧钺。
载《全唐文》
’作者单位：湖南长沙航空技术学院
谓的“师道尊严”而拒学生于千里之外。老师与学生和谐相处，没有“代沟”，写出了老师“阿荣”的人情味，应该说这是本文最成功之处。
可是仔细读下来，这篇文章还是有些小小的遗憾。请同学们为作者指点一二。
生一：阿荣应该是怎样一幅模样&我想像不出，只知道，他大概是个“聪明绝顶”的人，文中第四段提到过一次，他的头发很少，除此以外，什么都没有。我想如果能像老师说的那样，做到形神并举，阿荣的形象会更生动。我建议，作者可以在开头加上几笔人物肖像，不要全，只要写出他的特点就行了，最好是能和同学们的“骂”相呼应。
生二：应该说在现实生活中，阿荣这样的老师肯定会引起争议。班主任会对阿荣上的课“颇有微词”，这是很容易理解的。因为仔细想想，阿荣除了会“侃”，还教给了学生什么呢&虽然文章最后提到，阿荣是一位“能令我们学会做人的老师”，可这一句话显得太单薄，也显得很突然。我想毛病可能就出在没有具体的事例来证明。所以我建议，作者可以增加一个事例来反映阿荣在这一方面对学生的影响。
生三：在文中，阿荣一直没有开口说过话，是不是也可以让他说上几句，从语言上表现出他的个性特征来呢&当然，不管如何改，希望不要丧失平实的语言风格。
根据同学意见和建议，作者对《阿荣》一文作了修改，主要是增补，修改稿见前页。括号里的内容为修改部分。
《《《让学生从《西游记》水浒传》三国演义》红楼梦》
《《《《《《《骆驼祥子》呐喊》子夜》家》雷雨》围城》鲁滨逊漂《《《《流记》格列佛游记》童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哈姆雷特》《唐?吉诃德》《巴黎圣母院》《欧也妮?葛朗台》《复活》等中外名著中找出一两段写出了人物个性的文字来介绍给同学，让他们猜猜他’她(是谁，加以表演，用综艺游戏的形式在第二课堂开展。’略(
鲁迅先生说，他’创造典型(“没有专用过一个人，往往嘴在浙江，脸在北京，衣在山西，是一个拼凑起来的角色”。让学生在课外从下列中任选一个来试一试：
#*杂取中外名著中几个人物的种种，合成一个“新人”；
典!*杂取生活中所见人物的种种，合成一个“型”。
篇幅不限，主题自定，运用小说笔法。
’作者单位：江苏梁丰高级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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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所以危则安，思所以亡则存”什么意思？
09-08-22 &
古人云：“思所以危则安矣，思所以乱则治矣，思所以亡则存矣。”意思是告诫人们要增强忧患意识，居安思危 ”；“思所以危则安矣，思所以乱则治矣，思所以亡则存矣”。但历史上的统治集团在进入盛世后，大多趋向“持盈保泰”、“护守成宪”，满足于维持现状，对眼前的问题小修小补，乃至自高自大，掩盖矛盾，粉饰繁华，纵情于声色犬马，陶醉于歌舞升平，根本看不到所存在的问题及其严重性。潜在的社会矛盾和问题就在这种状态下不断滋长，日积月累，变小患为大患，一朝爆发，遂致不可收拾。创造贞观之治的唐太宗，晚年也因滋生自满之心，无法真正做到善始善终，幸有良臣辅佐，及时提醒。贞观十三年，魏徵针对唐太宗渐好奢纵的倾向，呈上直言进谏的名篇《不克终十渐疏》，指出唐太宗的志业与贞观初年相比，在十个方面都出现了今不如昔的变化，求治之心锐减而骄逸之心渐萌。唐玄宗的悲剧，则直白地印证了骄纵误国、懈怠败事的道理。玄宗英武有才略，曾将武后末年濒于内乱的唐朝导向“开元盛世”，但在晚年耽于享乐，无心理政，把朝廷政事交付给外戚杨国忠之流，全然不顾政治的不断败坏和社会矛盾的日益尖锐，对关乎国家大计的均田之法和府兵之制日趋瓦解不事补救，坐视藩镇权势积重和中央武备的不断削弱，以至造成“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的悲惨结局，百年基业与一世英名毁于一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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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句出自《新唐书?魏徵传》的警句，告诫人们不管是治国，还是治家，都要保持清醒的头脑。“思所以危则安、思所以乱则治、思所以亡则存”对我们每个人都是警句，我们要学会思，思国家的命运与百姓的利益；思企业的发展与职工的利益。在本届所领导班子的领导下，使所的经济规模、经济效益在发生质的变化，职工的精神面貌在发生飞跃的变化，职工的生活福利有很大的提高。作为五十所的老职工，昨天，我们曾经困惑重重，人心不安；今天，随着改革深入、所的发展，我们逐步走出了困惑。一个单位的发展，目标方向定位正确、领导班子的坚强有力、队伍的团结和谐至关重要。 　　所的管理理念是注重人文管理、人心所向。管理的目标是注重科技创新、与时俱进。管理的成就是注重综合实力、和谐发展。所领导一步一个脚印地带领全所职工为发展我国的军事通信事业，为提高全所的综合实力，为改善职工的工资福利不懈努力。他们思的就是企业的发展与国家的发展，他们思的就是职工的利益。努力营造一个和谐发展的人文环境，抓好党建工作，夯实基础管理，抓紧队伍建设，让经济规模和效益上一个新台阶，让企业的凝聚力、战斗力更强，使所走向更加灿烂美好的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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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势之象是什么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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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篇文章可以供你参考：中国历史上三大盛世的理性审视& & “盛世”是近年来使用频率颇高的一个词。所谓“盛世”，在历史上是指中国社会发展中一些特定的阶段，是国家从大乱走向大治，在较长时间内保持繁荣昌盛的时期。在中国历史上，比较公认的盛世只有三次，即从“文景之治”到“武帝极盛”再到“昭宣中兴”的西汉盛世、从“贞观之治”到“开元全盛”的大唐盛世和清代的“ 康雍乾盛世”。这三大盛世，一方面确立了中国传统“盛世”概念的基本内涵，另一方面也都没能避免“盛极而衰”的结局，因而给人留下了无尽的话题与思索。 & 三大盛世的共同特征 & 中国历史上三次盛世的具体情况有很大差异，但总体上看，在以下几个方面有其共同特征。 & 一是消除了内忧外患，军力国势强盛，国家统一，疆域辽阔，周边没有相抗衡的力量。汉朝开国之初，异姓诸侯王心怀叵测，匈奴部族频频攻逼；唐朝建基之始，中原群雄割据，边塞突厥犯境；清朝入关定鼎后，内有三藩、台湾、准部之忧，外有俄罗斯之患。但经过数代人的不懈努力，都分别平定了内乱，击溃或逼退了外敌，实现了国家的统一，并在此过程中，开疆拓土，军力国势日益强盛。疆域之辽阔，为中国历史上除元朝外所仅见，也为世界历史上所罕见。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不仅在亚洲，甚至世界范围内都没有对手能够对其构成真正的威胁和挑战，从而为社会的发展和经济、文化的繁荣提供了保障。 & 二是社会总体上比较安定，经济发展，国家富足，国力领先于世界。这三个朝代建立之初，都承大乱之后，人口丧亡，经济凋敝。统治者能够汲取前车之鉴，励精图治，兴利除弊，注意与民休养生息，使社会总体上保持了较长久的稳定，经济逐步有了恢复和发展，国力蒸蒸日上，百姓越来越殷实富足。西汉文景之际，据载“京师之钱累百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武帝时，大兴水利，农业更趋发展；盐铁官营，财政愈益加强。唐代贞观年间，经济由恢复而发展，到玄宗开元全盛之时，诗称“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历史上汉、唐并举，无疑都证明汉、唐是当时亚洲乃至世界上最富强的国家。清代乾隆时，农业、手工业和商品经济均兴旺发达，财政收入之丰，达到了我国古代社会的最高水平，经济规模和总量居当时世界之最。直至1800年（清嘉庆五年，乾隆于此前一年去世），中国仍然是世界经济的中心，生产能力和出口能力，为世界其他地区望尘莫及。国家的安定富足，又为军力国势的强盛提供了基础。由此出现了文治武功、相得益彰的局面。 & 三是文化繁荣，对周边地区有巨大的影响力。在国势强盛、国家富足的基础之上，三个朝代的文化俱臻繁荣。汉初以来朝廷大力倡导搜集和整理图籍文献，使先秦百家之学在秦代焚书浩劫之后又趋复兴。汉武帝时独尊儒术，奠定了两千年封建社会的思想基础；设太学，置乐府，诞生了大气磅礴、彪炳千古的《史记》。唐人吐纳百川，镕铸古今，在科学、文学、艺术上都有卓越的创造。贞观之时，都城长安成为世界文化的中心，四方来朝，“国学之盛，近古未有”。璀璨绚丽的唐诗，终在盛唐时臻于大成。“康、乾盛治，文教大昌”，《康熙字典》、《古今图书集成》、《四库全书》的编纂，经学、史学的兴盛，使清代学术取得了“超汉越宋”，集历代之大成的历史地位。一部《红楼梦》，堪称时代的史诗。这些文化成果，均对周边国家产生了巨大影响，往往被奉为样板，竞相学习仿效。 & 四是兴盛的局面持续时间较长。汉代的盛世从文帝继位（公元前179年）到宣帝去世（公元前49年），持续130年；唐代的盛世从太宗登基（公元627年）到安史之乱爆发（公元755年），持续128年；清代康、雍、乾盛世从1662年延续到1795年，长达133年。综上可知，中国历史上的三大盛世，都在一个世纪以上的时间里，保持了国家的全面发展和繁荣，文治武功、相得益彰，并形成无与伦比的盛大局面。在中国历史上，还有许多比较清明或繁荣的时期，特别在朝代更新之初，一般都呈现出上升、发达的气象，但都称不上“盛世”。究其原因，根本有二：一是持续的时间不长，不过数年、十数年或稍长而已；二是达不成全面繁荣昌盛的局面，仅只在某些方面有所成就，终没有三大盛世的恢宏气象。此外，在中国历史上还有一些自诩的“盛世”，但大多事与愿违，有如过眼烟云，空付笑谈中。由此可见，“盛世”是历史的评价，是大跨度的时间的结论。 & 盛世依仗强大的武备 & 自古以来，世人都期盼“太平盛世”。但绝对“太平”的“盛世”，从来只是人们的良好愿望和美好憧憬。所以先哲反复强调：“居安思危”，“安不忘战”，“有备无患”。没有强大国防的盛世，从来就不存在。 & 在一个幅员广大的多民族国家，欲缔造盛世，首先必须解决边疆与民族问题，消除内忧外患，实现和保持国家的统一与社会的稳定。这是一个复杂、曲折的历史过程。在汉、唐、清三朝，都与一系列的战争相伴随。如西汉景帝时平定吴楚七国之乱，武帝时远征匈奴；唐太宗征伐突厥、吐谷浑，武后讨灭徐敬业；清代康熙平定三藩之乱、统一台湾、抗击沙俄入侵，乾隆平定准噶尔、大小和卓、大小金川等。这些战争的胜利，无不有赖于武备的整饬，其结果则有效地维护了国家的统一、边疆的安全和社会的稳定，使兴盛局面的形成和保持成为可能。 & 反之，国防和武备上的举措失误，必然直接危及盛世的延续。以唐代为例，玄宗时均田制日益破坏，建立在均田制基础上的府兵制也呈瓦解之势，中央集权的军事体制逐渐遭到削弱。玄宗晚年，节度使权势越来越重，藩镇武装力量不断坐大，而与此同时，中央武备却日益空虚。天宝元年，边镇节度使增至10个，拥兵49万，仅安禄山掌握的兵力就达18万之多，而朝廷辖统的部队总共才有12万人，在兵力部署上出现了内轻外重的严重局面。另外，各道节度使都身兼数职，集军、政、财权于一身，久任一方，得以大力培植私党亲兵，不可避免地加剧了地方与中央的矛盾。藩镇拥兵自重，割据成势，进一步刺激了他们攫取更大更高权力的欲望和野心。以安禄山、史思明为首的武装叛乱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虽然这场叛乱最终得以平定，但唐王朝元气大伤，从此一蹶不振。 & 盛世“盛极而衰”的内在根源 & 中国历史上的三大盛世，都未能避免“盛极而衰”的结局。而且，盛世的倾颓，往往在极短时间内定局。唐玄宗开元、天宝之际，号称“全盛”，繁荣景象史所未见，但“安史之乱”的狂飙瞬间吹散了旷代繁华，唐朝无可挽回地走向了衰世。康乾盛世是何等辉煌，但乾隆刚退位就猛然爆发了白莲教大起义，四境骚乱，清朝自此陷入了风雨飘摇之中。研究“盛极而衰”这一反复出现的历史现象，至少可以发现以下几点重要原因。 & （一）国家的发展缺乏持久的动力和一贯的进取精神，社会意志消退和睿智的领袖后继乏人。国家的不断发展，繁荣的持久延续，需要不断地向社会注入新的动力，向社会成员提出理性而富有刺激性的新的奋斗目标，再辅以正确的政策指导，使整个社会始终保持昂扬向上的活力。安于现状、墨守成规是不可能长期维持繁荣的。然而中国历史上的盛世在出现后，都不可避免地趋向守成，社会的主导思想逐渐由开拓进取转为“持盈保泰”，社会风气也为之一变，由奋发有为而转向享受升平。国家的发展如同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社会一旦丧失了开拓的动力，迷失了努力的方向，陶醉于眼前的繁荣，沉湎于已有的辉煌，各种问题和矛盾就会逐渐滋生和酝酿。而睿智的领袖和领导集团后继乏人，又直接加剧了这种局面。中国历史上的三大盛世，都有明智的领袖和领导集团为之领航。汉有文帝、景帝、武帝，唐有太宗、武后、玄宗，清有康熙、雍正、乾隆，他们雄才大略，励精图治，知人善任，身旁都有一批志在高远、才具卓越的名臣襄助。这是促成盛世不可缺少的因素。但封建社会，归根到底属于人治，并没有可靠的制度保障。在实行家天下的专制王朝中，君主的素质总体上有一代不如一代的趋势。数世之后，继位者全都“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才略根本不能与其太祖太宗相比，朝中则老成凋零，往往裙带风行，宦官当道。守成已难，更何言开拓进取。汉朝在武帝后期，因征发过甚，社会扰动，国家已呈现虚耗之象。武帝之后，几位君主都不免孱弱，昭、宣两代，赖有老臣辅佐，国势尚有起色，再往下，外戚擅权，朝政日益混乱败坏，贵族官僚大量兼并土地，社会矛盾愈加激化。西汉王朝就这样一步一步走向下坡。 & （二）忧患意识丧失，歌舞升平，忽视潜在的社会矛盾和问题。中国先哲一再强调：“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思所以危则安矣，思所以乱则治矣，思所以亡则存矣”。但历史上的统治集团在进入盛世后，大多趋向“持盈保泰”、“护守成宪”，满足于维持现状，对眼前的问题小修小补，乃至自高自大，掩盖矛盾，粉饰繁华，纵情于声色犬马，陶醉于歌舞升平，根本看不到所存在的问题及其严重性。潜在的社会矛盾和问题就在这种状态下不断滋长，日积月累，变小患为大患，一朝爆发，遂致不可收拾。创造贞观之治的唐太宗，晚年也因滋生自满之心，无法真正做到善始善终，幸有良臣辅佐，及时提醒。贞观十三年，魏徵针对唐太宗渐好奢纵的倾向，呈上直言进谏的名篇《不克终十渐疏》，指出唐太宗的志业与贞观初年相比，在十个方面都出现了今不如昔的变化，求治之心锐减而骄逸之心渐萌。唐玄宗的悲剧，则直白地印证了骄纵误国、懈怠败事的道理。玄宗英武有才略，曾将武后末年濒于内乱的唐朝导向“开元盛世”，但在晚年耽于享乐，无心理政，把朝廷政事交付给外戚杨国忠之流，全然不顾政治的不断败坏和社会矛盾的日益尖锐，对关乎国家大计的均田之法和府兵之制日趋瓦解不事补救，坐视藩镇权势积重和中央武备的不断削弱，以至造成“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的悲惨结局，百年基业与一世英名毁于一旦。 & （三）妄自尊大，固步自封，看不到世界潮流的浩浩荡荡。大清盛世的缔造者，不仅忽视了国内社会的潜在矛盾和问题，而且完全看不到世界发展的大趋势，沉溺于“盛世”之中，最终使盛世成为近代中国落后于世界的肇端。德国哲学家赫尔德在1787年出版的《关于人类历史哲学的思想》中，对当时中国社会的状态表示了如下看法，大清帝国的“体内血液循环已经停止，犹如冬眠的动物一般”。发迹时间相当于乾隆后期的拿破仑，则把中国称为“东亚睡狮”。确实，从1662年到1796年这135年的时间里，西方国家经文艺复兴之后持续二三百年的思想解放运动，最终促成了如火如荼的资本主义革命和工业革命，经济、科技和军事踏上了不断加速发展的轨道。当此世界剧变的关键时期，康、雍、乾三朝却进一步强化了闭关锁国政策，使中国社会更加趋向于封闭愚昧、妄自尊大，深陷封建时代的隧道之中，固步自封，停滞不前，从而与西方的发展势差越拉越大。自视为“天朝上国”的大清朝，就在自我陶醉的“盛世”荣华之中，不知不觉地成了世界潮流的落伍者。落后就要挨打。乾隆退位仅仅不到半个世纪之后，清王朝就在鸦片战争的中西碰撞中不堪一击，成了不折不扣的挨打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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