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断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理论--人民网
加强理想信念教育
不断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
--“学习党章、遵守党章、贯彻党章、维护党章”理论研讨会发言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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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广大党员干部中，进一步加强理想信念教育，不断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是当前深入学习、遵守、贯彻和维护党章，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的一条重要途径。能否把这项工作抓好，直接关系到党风廉政建设的总体成效。我们必须采取切实有效措施，进一步加大理想信念教育的力度。　　一、加强理想信念教育，是新时期学习贯彻党章和不断提高党员干部素质的现实需要　　党章明确要求，党员必须是有共产主义觉悟的先锋战士，必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实现共产主义奋斗终身；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必须具有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定信念。一个共产党员只有牢固树立了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才能真正解决思想上入党的问题。　　（一）崇高的理想信念，始终是共产党人保持先进性的精神动力　　毛泽东同志曾指出：人总是要有一点精神的。理想信念是最重要的精神支柱。马克思、恩格斯在分析资本主义社会两大对立阶级斗争和基本矛盾的基础上，庄严宣告，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同时提出，共产主义革命必须对传统所有制和传统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两个必然”和“两个决裂”武装了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和革命者，他们就是凭着解放全人类这个大目标，打败一个又一个敌人，夺取了革命的胜利。小平同志指出：“过去我们党无论怎样弱小，无论遇到什么困难，一直有强大的战斗力，就是因为我们有理想，有马克思主义信念，有共产主义信念。”也正是凭着这种信念，才使我们不仅从战争年代闯过来了，从三年困难时期闯过来了，而且经受住了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际国内风云变幻的政治考验。　　（二）加强理想信念教育，有利于提高我们抵御风险的能力　　当前，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和差异性明显增强。西方敌对势力也千方百计用他们的意识形态和生活方式来腐蚀我们的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中青年干部。他们通过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种途径和手段，时刻对我施加影响；经常在台湾、人权等问题上制造事端，从不放弃任何机会攻击我国的社会制度。在这种没有硝烟的战争面前，如果不坚定共产党员的理想信念，就难免会有一些人自觉不自觉地接受西方那一套，成为西方“和平演变”的工具。另外，由于经济成分和利益主体等日益多样化，也给思想政治工作带来大量新情况、新问题。特别是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必然会使一些人产生种种困惑和迷茫，成为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等错误思潮的俘虏。因此，“越是深化改革、扩大开放，越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越是要加强对广大党员干部的理想信念教育。”　　（三）加强理想信念教育，有助于增强党员干部拒腐防变的本领　　在理想信念问题上，我们的总体状况是好的。广大党员干部对党的领导十分信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充满必胜的信心。但也确有值得注意的问题和错误倾向。有的人认为共产主义是没有经过实践检验的空洞说教；有的人甚至说，现在社会是多主体的，不能再搞指导思想一元化那种“左”的东西了。理想信念是思想和行动的“总开关”、“总闸门”，理想的滑坡是最致命的滑坡，信念的动摇是最危险的动摇。前些年少数党员干部卷入、甚至痴迷“法轮功”，就是典型一例。从近年来查处的违纪违法案件来看，放松世界观的改造，背弃理想信念，也是一些人堕落为腐败分子的根本原因。譬如胡长清、成克杰等，他们由党和国家的高级干部蜕化为人民的罪人，有严重的经济问题，但追根溯源，还是在于理想信念的动摇。种种情况说明，理想信念问题已经突出地摆在我们面前，解决党内存在的各种问题，特别是消极腐败现象的滋生和蔓延，必须从理想信念问题入手。　　二、紧密结合市场经济条件下党员干部的思想和工作实际，不断增强理想信念教育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理想信念教育是解疑释惑，凝聚人心的工作，必须结合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要求，紧密联系广大党员干部的新实际，坚持把先进性要求与广泛性要求有机地结合起来，不断增强理想信念教育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一要注重继承与创新的统一。加强理想信念教育，既要发扬优良传统，坚持党在长期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形成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领导体制和工作格局；又要贯彻“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的要求，针对腐败现象产生的时代背景和社会根源，针对新时期广大党员干部的思想新动向和工作新特点，积极转变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旧观念和传统思维方式，充分运用信息网络技术和典型经验示范，努力推进各项工作制度和管理制度的改革创新，不断提高理想信念教育的感召力和渗透力。&
（责任编辑：字秀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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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cn. all rights reserved导读：浅议如何增强领导干部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领导干部是腐败的高危人群，《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将领导干部列为党内监督的重点对象，如何加强对领导干部的监督管理，提高其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也许就不会害了我们那么多干部，对我们的干部警钟长鸣，从而增强领导干部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一）干部理想信念淡薄，某些领导干部存在着“一手硬、一手软”的思想，特别是领导干部处理问题缺乏监督之 参与论文
浅议如何增强领导干部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
领导干部是腐败的高危人群，《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将领导干部列为党内监督的重点对象。如何加强对领导干部的监督管理，提高其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冷静地思考我们的廉政制度，却发现若我们的预防机制、监督机制、责任追究机制健全，也许就不会害了我们那么多干部。坚决反对和防止腐败，是全党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党的十六大特别强调要深化改革，创新体制，从源头上预防和解决腐败问题，提出了在构筑思想道德和党纪国法防线的基础上，建立体制、机制、制度防线，使权力运行得到有效制约和防范，努力解决“不想腐败，不敢腐败，不能腐败”的问题，对我们的干部警钟长鸣，从而使其“谈腐色变”，悬崖勒马，从而增强领导干部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就此，浅谈几点个人的见解和建议： 一、 腐败现象产生的原因 （一）干部理想信念淡薄，权利观扭曲。某些领导干部存在着“一手硬、一手软”的思想，抓经济工作一手硬，抓思想工作一手软，缺乏学习理论的兴趣和热情，满足于一知
半解，对理论学习采取实用主义态度，装门面，“想起来抓一下，忙起来就放下”。热衷于和“大款”交友，追求声色犬马，讲排场，滋长奢侈享乐之风。特别是领导干部处理问题缺乏监督之后，就放松了对自己的要求，就不检点自己的行为，忘记了一个共产党员和领导干部应有的品质，成为八小时以内与八小时以外不一样的人。忘记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不是执政为民，而是执政为己，掌权为私，把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变成谋取私利的工具。在人、财、物、管理方面权力过分集中，一个人说了算。谁官大，谁定音，谁权大，谁说了算。讨论问题时定调子，把自己在班子成员中的“一票权”当决策权，而有的班子成员原则性不强，盲目迎合和顺从，另外，追求个人享受和贪得无厌的思想，腐败的产生便是必然的。 （二）徇私舞弊，操作程序不规范。
造成腐败的另一大原因是徇私舞弊， 操作程序不规范，把本该在阳光下进行的办事程序放在“暗室”内进行。有的干部利用自己是政策的执行人，熟悉政策内容与执行程序的便利条件，规避政策大打“擦边球”，用虚假的“合法”的程序掩盖违法行为，在利益驱动下，意志薄弱者就会不断滥用人民赋予的权力谋取私利。由于改革过程中一些管理机制尚未健全和完善，制度不严，管理松驰。审批权运作程序不公开，批与不批，批多批少，往往由领导干部个人或几个
人说了算，群众根本不知晓，致使少数腐败分子以权谋私，大搞权钱交易，更有甚者干脆跳出程序之外，由领导出面打招呼，定项目。李嘉廷一案就暴露出这一方面的问题，他说的是一套做的是另一套，胆大包天，肆无忌惮地侵吞国家财富，做人不讲人格，做官不讲官德，最终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很多腐败行为的发生，与权力约束机制软弱，执纪执法不严有关，权力的运行过程缺乏有效程序制约和保障，以致形成恶性循环，最后导致有的领导干部走向犯罪道路。 （三）上级组织对“一把手”重选用轻管理，疏于教育和监督，导致腐败。
在我国现行的干部管理体制下，来自上级组织的监督对“一把手”来说是最为有效的监督。但是，长期以来，在干部管理中普遍存在的重选拔、轻管理、弱监督的现象，致使这一重要的监督渠道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一是重选拔轻管理。在选拔党政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问题上，各级组织是比较慎重的，较好地坚持了群众路线和干部选拔的原则及程序，把住了干部选拔的关口。但在干部任职后的管理上，很多工作上级组织只管布Z不管检查，对下级的各项指标完成情况只听或看汇报材料，而不去做认真的核实；参加双重民主生活会也往往流于形式。二是重使用轻监督。干部使用后，上级组织只注重“一把手”的工作任务完成情况，而忽视对其思想动态、廉政勤政、工作作风等情况的监督，
不能对其进行全面的动态的掌握。有的上级组织甚至片面强调“能人效应”，发现“一把”手存在问题也不能及时进行认真的批评帮助，果断地采取必要的组织措施，即使处理起来也往往是大事化小、避重就轻，客观上起了姑息纵容的作用。三是重“人治’’轻“法制”。在干部管理上，上级组织特别是“一把手”往往凭个人的印象和好恶用人管人，一些行之有效的制度，如岗位轮换、干部交流与回避等制度还没有真正实行。从目前的情况看，多数单位领导班子成员的廉政问题，一般是依靠自律的方法，缺少他律的手段。强化监督是防止权力腐败的重要保证，如果没有监督，权力就会绝对化，而绝对化的权力必然走向腐败。 二、进行反腐倡廉教育，增强领导干部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 反腐倡廉是一项系统工程，必须从源头上预防和解决腐败问题。行为上的腐败，首先源于思想上的腐败。所以说，反腐措施千万条，只有把领导干部推向党风廉政教育的第一线，给其思想涂上一层“防腐剂”，才是最根本的治本之策。
（一）根据反腐败斗争形势的不断变化，抓住不同时期党风廉政建设的重点内容，并结合领导干部在工作、生活中出现的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开展党风廉政教育。 （二）运用典型教育手段进行反腐倡廉教育。典型有正反之分，正面典型是一面鲜活的旗[，是时代的象征。典型
树得准，树得好，就能产生强烈的感染力、吸引力，起到拨亮一盏灯，照亮一大片的效果。运用反面典型案例搞反腐倡廉教育，有着其它教育形式不可替代的特殊作用。较之正面典型教育，其更具有说服力、震憾力和警示性。实际工作中，要把典型教育真正抓出成效，让党员干部易于接受、乐于接受。 （三）运用法纪教育手段对党员干部进行学法守纪教育。法纪好比船上的水位警戒线，超载了，则有船毁人亡的危险。有些案例表明，一些领导干部虽然身居要位，对法纪知识却知之甚少，从而走上违法违纪的道路。所以，在开展各种教育活动的同时，更要突出法纪教育，经常性在党员干部，特别是在领导干部中开展形式多样的党纪党规教育，帮助他们学法守纪，让他们知道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在思想上把好关，确保行为上不犯错误，少犯错误。汇编党纪党规选编、党风廉政知识测试、法制讲座等都是较好的法纪教育载体。 （四）运用德治和法治手段清除腐败的思想根源，构筑牢固的思想道德防线。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德治与法治并重，需要构筑牢固的党纪国法防线。不断地健全和严格实施规范权力行为的法规制度，使法规制度变为广大党员干部的自觉行动，并用法规制度对权力行为实施刚性制约，真正做到运用法制来依法治理，依法制权，依法治官，依法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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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
作者：李玉成
& &毛泽东同志在《纪念白求恩》一文中，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共产党人的做人主张，那就是要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高尚的人”，就是有崇高的理想、坚定的信念和高尚的情操的人； “纯粹的人”，就是彻底地摆脱了动物本性，能够把自己的欲望限制在合理的范围内的人； “有道德的人”，就是注重道德修养，自觉地遵守社会公德、家庭美德和职业道德的人；“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就是光明磊落、公道正派、襟怀坦荡，“不饮盗泉之水，不食嗟来之食”的人；“有益于人民的人”，就是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取，为人民的利益坚持好的，为人民的利益改正错的，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的人。每一名党员，都要努力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不断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真正从思想上筑起拒腐防变的钢铁长城。& & 一、解决好世界观问题用科学理论武装自己的头脑。要认真学习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努力践行科学发展观，切实把先进的思想、科学的理论转化为强大的精神力量和锐利的思想武器，树立坚定的信念，保持清醒的头脑，把握正确的方向，认真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切实做到立场坚定，方向明确，观点鲜明，纪律严格，坚定不移地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 & 用严明纪律约束自己的言行。党的纪律是全体共产党员必须遵守的行为准则。作为一个党员，应该模范遵守党的组织纪律，以身作则，严于律己，自觉接受党组织和群众监督。 &
&用高尚品质塑造自己的形象。作为一名党员，就要带头向先进人物学习，不断陶冶情操，加强修养，增强党性，在思想上领先一步，行动上奋勇争先，作风上率先垂范，在日常的工作中体现党员的先进性。二、脚踏实地地做好本职工作 & &强化责任意识，模范的履行好自己的职责，树立高度的责任感和敬业精神，尽心尽力把工作做好。一切以人民利益为出发点，不能急功近利，更不能计较个人得失；要克服华而不实，漂浮虚荣的工作作风，做老实人，办老实事，对工作勤勤恳恳，求真务实；顾全大局，涵养融合群体的豁达胸怀，多学他人长处，择善而从；树立服务意识，管理是服务，在平时的工作中要切实履行全心全意为教学、教职工服务的宗旨。三、永葆与时俱进的党员本色 & &
勤奋学习，做提高能力的模范。要在加强理论学习提高政治素质的同时，认真学习专业知识，不断充实自己、丰富自己、改善自己，提高业务能力，增强工作本领。 &
&爱岗敬业，做无私奉献的模范。要进一步增强职业荣誉感，把自己的工作岗位作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阵地，作为为党和人民多做工作的舞台，胸怀远大理想，脚踏实地工作，立足本职岗位，努力实践“三个代表”的伟大思想。& & & &&艰苦奋斗，做勤政廉政的模范。要保持和发扬谦虚谨慎、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严格遵守党风廉政建设的有关规定，牢固树立宗旨观念，诚心诚意办实事，尽心竭力解难事，坚持不懈做好事，不断增强工作亲和力，树立党员良好形象。& & 通过廉政教育活动，我清醒地看到，我们党员要真正保持正常心态，保持人生清廉，只有勤奋学习，加强党性修养。要自觉实践“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用科学的理论武装头脑，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把树立远大目标与立足当今现实结合起来，脚踏实地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要坚持立身原则，做到言必信，行必果。处处严于自察，时时自觉追求，事事严于律己，始终保持思想道德的纯洁性。 九十一团国土分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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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鉴史优秀廉政文化
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
来源：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 发布时间： 16:11
　　编者按：廉，是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重要内容。古人很早就有“廉”的观念，《周礼·小宰职》说：“以官之六计，弊群吏之治，一曰廉善，二曰廉能，三曰廉敬，四曰廉正，五曰廉法，六曰廉辨。”习近平同志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五次集体学习时强调，积极借鉴我国历史上优秀廉政文化，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本网集中展示中国传统廉政文化、廉政思想与廉政制度有关内容，供大家学习借鉴。
传统廉政文化
　　中国悠久的传统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廉政思想内容。积极借鉴历史上优秀的廉政文化，对于今天进行廉政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当然，今天的社会与古代社会有很大差别。因此，借鉴历史上优秀的廉政文化，应充分挖掘其本质内涵及一般规律。
　　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特别强调为官之德，官德思想和传统的德治文化深刻影响着官员的选任。治国、平天下的最重要前提是修身、齐家。只有个人道德品质达到了为官的要求，才能被纳入国家择官范围。有的时候，对德的要求甚至被提到才的前面。《贞观政要》确立“以公平为规矩，以仁义为准绳”的择官准则，强调仁义道德在选贤任能中的重要作用，在提拔、任用官员时往往比较注重对官员的官德考察。此外，历代官员留下了大量的“官箴书”，其中主要是为政指南等内容，但也蕴含着丰富的忠义、孝友、俭约、谦让等伦理道德内容，对其他官员起到道德劝诫作用。吸收借鉴传统伦理道德教育的智慧，有助于从道德上预防各种腐败风险，使为政者从内心深处廉洁自律、奉公守法。
　权力监督不完善，必然会造成权力运行失控、官员道德沦丧以致政风不正。虽然中国古代大致沿袭了大一统的皇权体制，但在皇权之下，官僚机构还是有明确分工的，形成了一定的权力制约机制。比如，历代监察机构及监察官员的设置，对行政权力形成了有效的制约。自秦汉以来，历代监察机构都自成体系，享有相对独立的监察权。魏晋以后，中央监察机构与各级行政机构逐渐分离，成为相对独立的权能部门，专门纠弹官员不法行为。各级监察机构在财政和人事等方面不受其他部门的制约，也不受本级行政长官的约束和限制，直接对皇帝负责。这种监察权力的纵向负责制，一方面可以制约监察者，促使其依法监察、秉公执法；另一方面可以使监察者尽量避免陷入人情纠缠，能够相对公正地依律进行监察，从而加强了监察效能。
　　重视依法治吏是古代中国廉政建设的基本经验。手中拥有权力的官吏有机会进行钱权交易、以权谋私，一旦整个官僚阶层贪贿成风，就会影响统治的稳定。所以，历代有为的统治者都非常注重惩贪饬吏、整顿朝纲。如汉律就曾规定官吏在行使权力的范围内，如果接受了其他官吏或百姓的饮食，就要被免职。唐代的廉政法制可以说是中国传统惩贪制度的代表，唐律中惩贪肃贿的法律规范非常细密，而且操作性强。唐律规定了“六赃”之罪，总共规定了50多项贪贿罪名。在赃罪的主体上，不只涵盖了各级各类官员，还将官员亲属、部曲、奴婢等同财共居的关系人一并纳入，只要这些特殊主体触犯赃罪，都要一体处罚。古代中国的治官之法体现了古代中国人的政治智慧，是我们今天进行廉政建设的宝贵历史资源。（韩伟）
　在中华传统文明的历史长河中，中国的传统廉政文化具备一种开明与包容的基本品格。同时，在中国各个历史时期，总有一批在政治上具有卓远见地，在实践上清廉勤勉的政治家与思想家，他们用自身的行动践行着传统廉政文化的指引和方向。纵观中国古代的廉政文化，它对历代执政者的操守要求与为政规则一般不外乎五个方面：即重民生而知根本、畏法度而能自律、明廉耻而守气节、崇节俭而重情操，知恩惠而思报国。在独特而系统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滋润下，中国古代的廉政文化显得厚重和务实，除却其愚忠、功用的色彩外，放之当代仍有引人深省之处，值得广大党员领导干部在为官做人、干事创业中予以借鉴。
借鉴之一：应倡导谦谦君子之清风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君子一词最早在《易经》中出现。后又被儒家学派不断演绎和完善，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人们追求为人、从政之道的核心境界。作为最高统治者，应当“慎之于选任之日，奖之以君子之道”；作为各级官吏，应当“谦谦君子，卑以自牧也”。古人推崇君子之风，道德精神的完善、自我修养的臻美总是放在首位。这种对君子之风的刻意追寻，上不同于君王，下不同于百姓，外不同于清流，内不同于庸贪，为古代官僚阶层制造了独特的集体共识和文化内存。首先，君子之风在于义。如，《论语》所讲，“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墨子》所倡：“贫则见廉，富则见义”，
将义与利的取舍上升到人格的终极高度，注重“名节重泰山，利欲轻鸿毛”，从而使好官、清官的出现具备了共同的道德规范与价值方向。三国的关羽被后人尊称为“义帝”，实际上是人们将为臣之忠义，为官之公义，为友之道义，为人之大义集于关羽一身，完成了古代“义德”的完美塑造。其次，君子之风在于诚。对外，所谓“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
宣扬以“大德灭小怨，道也”的坦荡磊落。而在自我修养上，要“修辞立诚”，告诫人们要以诚实为立身之本。如，孔子所言：“信则人任焉”，孟子所言“思诚者，人之道也”，墨子所言“言不信者行不果”，老子所言“轻诺必寡信，多易必多难”。再次，君子之风在于善。所谓“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官吏应当讲求培养善心善意，善义善德。如，南宋赵鼎所言：“吏不善，政虽善不行”；南宋胡宏所言“君子之游世也以德，故不患乎无位”。最后，君子之风在于洁。所谓“其行水也。美哉水乎清清，其浊无雩途，其清无不洒除，是以长久也”，讲求仁者无敌，自生廉洁，涵养清廉。
　　借鉴之二：应倡导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
　　“穷”这个字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一方面说的是物质的匮乏，另一方面说的是地位的低微。而作为从政者，应当始终经受住这两方面的考验，保持志趣的高远、志向的远大，而不至于坠入追求财富、攀附权势的深渊，所谓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首要的是“耐得住”。为官者要能耐得住家徒四壁、人微言卑，做到“凡事一俭，则谋生易足”。要有“任他水尽山穷处，牢抱冰心耐风寒”的气节。如，明代有个“菜知县”胡寿安，种蔬菜以供日用，睡的是纸帐子，有《题纸帐》一诗激励自己：“紫丝步障最奢华，卧雪眠云自一家。雪又不寒云又暖，扶持清梦到梅花。”亦正如王尔烈回答嘉庆皇帝的：“几亩薄田，一望春风一望雨；数间草房，半仓农器半仓书”。其次是“守得住”。为官要能“发愤忘食，乐以忘忧”，要能“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做到宁静自持，善始善终，如明代刘应麒告老返乡时所表白的：“来时行李去时装，午夜青天一炷香。描得海图留幕府，不将山水带还乡。”最后还要“顶得住”。即要顶得住地位、待遇的变化。“见富贵而生谄容者，最可耻；遇贫穷而作骄态者，贱莫甚”，正如管仲所说：“道德当身，故不以物惑”，要在“欲炽则身亡”、“多藏必厚亡”中惊醒。任何时候都应“安贫乐道”，“任凭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饮”，宁可清贫，不愿浊富，所谓不为身所累，且从心所安。
　　借鉴之三：应倡导知耻责己之清白
　　“清心为治本，直道是身谋。秀干终成栋，精钢不作钩。仓充鼠雀喜，草尽兔狐愁。史册有遗训，毋贻来者羞”。这是包拯以廉政明志的一首诗。包拯是中国古代清官的典型代表，此诗表达了他对清白做官的执著追求，首要的就是要知耻，即以不廉为耻；要责己，即对自己在为政廉洁上要达到近乎苛刻的地步。知耻责己，为的无非是清白二字，为的是做官的底线和起点。正如宋代蔡志学所表达的：“平生事可对人说，囊无一分关节钱。寄语江神明著眼，好分风力送归船。”因为他们知道，一旦失去了清白，就很难挽回自己的名节。清代的朱经在《责己》诗中写道：“勿谓一丝微,既缁难再白”,指出的就是这个道理。而顾炎武更是在《日知录·廉耻》中讲过：“盖不廉则无所不取，不耻则无所不为。人而如此，则祸败乱亡，亦无所不至”。因此，知耻，还是安身立命的保证。白居易在任杭州刺史时，曾于天竺山取得两块山石赏玩，为此，诗人也这样自责：“三年为刺史，饮冰复食蘖。唯向天竺山，取得两片石。此抵有千金，无乃伤清白。”在古代信奉廉耻观的官吏看来，清白二字的确价值非凡，是必须念兹在兹的操守和觉悟，应当知耻改过、自尊自新。他们总能守身如玉地砥砺品行，换得一身坦然，也赢得时时超然，从而登及“磊磊落落，如日月皎然”的人格高地。
　　借鉴之四：应倡导忠诚爱民之清正
　　从道德领域而言，忠，实际上是一种责任意识，包括家庭责任、社会责任、政治责任等。忠诚是古代官吏必须奉行的最高政治标准。他们在恪守对一姓之天下忠诚的同时，也将忠诚的品质泛化到对民族、对事业甚至对家庭的忠诚上来。这种忠诚在“食君禄”的阶级社会里是一种难能可贵的“吏德”。所谓“大忠无言，可以充盈天地；大德无形，可以侵润万物”，“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这种忠诚的后面包含着正气与大气，有一种心忧天下的深厚情感与公道气派。尤其是这种对国家、对民族、对事业的忠诚要求，还必须通过“爱民”的举措，内化在“重民生”的途径上，从而实现了他们“忠诚爱民”的统一。即所谓立君为民、政在养民、以政裕民。也即，“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历代贤良耿忠的官吏总致力于在厚生利民、宽政惠民、济世为民上有所功绩，以实现忠诚爱民的清正追求。他们还能认识到“一钱也是里民脂”、“取则伤廉”的朴素道理。很多清官一方面能努力为民办实事，一方面还能在份内减轻对百姓的压榨和取用，呼吁最高统治者体察民众疾苦。这在一定程度上也缓和了社会的矛盾与对立，间接促进了社会生产的向前发展。
　　借鉴之五：应倡导人际交往之清雅
　　中国历来有重礼义，讲情义的传统。但在“吏德”的视野内，赋予政治操守的礼与义更多的应该是知是非、明善恶的外在表现与行为规范。所谓“义以与交，廉以与处”，
因此，君子之交淡如水，官吏之间人际交往应看重的是志同道合、心气相通，而并非来往之勤密，礼数之浓腻。所谓人际交往的清雅，清即指清白，不欺暗室，不结私党；雅即指淡雅，礼奢宁俭，文质彬彬。如，西汉扬雄在《法言·修身》所云，“上交不谄，下交不骄，则可以有为矣”。北宋林逋《省心录》所云，“处内以睦，处外以义，检身以正，交际以诚”。《史记》所记载的申屠嘉，“为人廉直，门不受私谒”。《宋史》说到的杜范：“同心为国，岂容以私而害公”，
堪为这方面要求的典范。
　　借鉴之六：应倡导勤政廉政之清苦
　　“勤者，政之所要；廉者，政之本也”，廉与勤，是历朝历代的为官之本，莅官之要。“不勤无以成事，不廉无以立身”，首先，廉政与勤政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廉政可以立身，勤政可以安民；不廉政容易坏事，不勤政则无以成事。勤政是实现廉政的最可靠基础，廉政又是通向勤政最重要的保证。“功在勤政，威在律己”。其次，廉政突出的是操守，勤政突出的是担当。勤廉双为，才能很好地实现政绩和自身价值的统一。更重要的是，勤政廉政与坚守清苦又是紧密相连的。犹如清代唐甄说的：“有为吏而廉者，出无舆，食无肉，衣无裘”。
这种清苦还来自于对物力的珍惜，“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这种清苦亦来自于对节俭的推崇，如司马光所言：“人之常情，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唯有守住这份清苦，勤政廉政才有了最基本的道德操守。
　　我国几千年来传统廉政文化内涵十分丰富,浸淫着历代有识之士的对廉政的追求与智慧，更宝贵的在于反映了中国人民对廉洁社会、廉洁政治的殷切盼望，在今天看来仍闪耀着劝善励后的思想光芒。因此，批判和摒弃其糟粕，珍视和借鉴其精华，并且结合当代的实际予以挖掘和利用，是我们推进廉政文化建设所应有的科学态度与有效方法。（王庭坚）
　　县衙中的廉文化
　　参观过河南省内乡县衙的人，都对县衙三省堂门前的楹联记忆犹新，感慨颇深。上联为：吃百姓之饭，穿百姓之衣，莫道百姓可欺，自己也是百姓；下联为：得一官不荣，失一官不辱，勿说一官无用，地方全靠一官。楹联深刻揭示了“官”与“民”的辩证关系，读后发人深省，耐人寻味。上联是说既然老百姓是自己的衣食父母，就不能忘本，自己也是一介平民，决不能高高在上，欺压百姓；下联是说要不计荣辱得失，而要奋发图强，锐意进取，勤政为民，造福一方。上下联两层意思各有侧重，而实质就是告诫官员要善待百姓、为民造福，其中蕴含的哲理值得细细品味。
　　在历史悠久文化灿烂的中原腹地，保存着一座历史长达一千四百年的古代县衙。它建于隋朝，历经六个朝代，至民国末年，共有二百多名县官在此任职。这就是位于河南省新密市的新密县衙。县衙坐北朝南，占地四万余平方米，规模庞大、保存完整。在大门正前方的屏风墙上，饰有状如麒麟的怪兽图案，大门两侧楹联上书“从来清白无遗漏，自古贪争有后殃”。警示官员从政首要之道是戒贪，唯此才能平安吉祥。在封建社会，县衙的建筑必须遵循以下规制：居城正穴、坐北朝南、左文右武、前堂后宅。新密县衙也如此制，沿中轴线自南而北，依次为大门、莲池、八班房、仪门、戒石坊、六曹房、大堂、宅门、二堂、三堂、大仙楼等建筑。
　　进入大门，甬道两侧各有一个硕大的莲池，甬道下有三孔券洞，两池之水可以互通。古代对士大夫的要求是“孝”、“悌”、“忠”、“信”、“礼”、“义”、“廉”、“耻”，最后二字“廉”、“耻”正与“莲池”二字谐音。莲池点缀官邸，荷叶田田，鱼戏莲叶，花红水清，自成一景，令人赏心悦目，又时刻提醒为官者不忘修身修德，常怀“廉耻之心”。
　　第二道门，即“仪门”———“礼仪”之门。新官到任、迎接上司或审理重大案件时，仪门大开。大堂甬道中央有一块著名的“戒石坊”，其南面书写“公生明”，北面是宋太宗钦定、由当时著名书法家黄庭坚书写的戒石铭，“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提醒执政者常怀敬畏之心、感恩之心，常思民间冷暖，戒懒戒庸，勤政为民。
　　密县县衙的另一大特色是大堂前的“舆图”。民国十八年，受到百姓拥戴的密县县长谷振翔在院内用砖瓦砌东西两半球，“陆以黄土，水以碧草，山以石缀，模型粗具”，把密县旧时的地理风貌以沙盘的形式呈现出来，有诗曰：“游遍陕甘到豫州，时艰无补何须愁。阶前营得舆图在，大地烟云一望收。”这个舆图时刻提醒当政者戒官本位、戒短视，要胸怀全局，心忧天下，做一名恪尽职守、积极进取的好官。
　　县衙大堂高耸威严，是知县发布政令、举行重大庆典、公开审理大案之处。堂前建有卷棚，这是高级别衙署在建筑形式上的反映。一般的县级衙署为七品，而密县县衙为五品，这是因为清乾隆十五年十月，乾隆与皇太后巡幸游嵩、洛，途经密县县城，观密县处要地，物阜民朴，特诏密县县衙为五品，高出一般县衙两级。大堂堂号“牧爱堂”，即官亲民、官爱民的意思，此堂号为清康熙年间知县衷鲲化定名。堂上悬有众所周知的“明镜高悬”匾额，正面屏风彩绘“海水朝日”图，象征清如海水、明似日月。
　　大堂之后是二堂，建筑结构与大堂基本相同，主要审理不便公开的重大案件和民事案件。门旁一副楹联，上联“法行无亲，令行无故”，下联“赏疑为重，罚疑为轻”。知县坐在堂上，抬头可见对面屏门上所悬“天理、国法、人情”六个大字，提醒知县断案时要权衡三者，做到合法、合理又合情。
　　三堂是县令学习和会客的地方。楹联上联是“情系溱洧四面云山归眼底”，指出了密县的两条历史名河，要为政者钟情这里的山水和每一寸土地；下联“循政卓君万民忧乐在心头”，意思是以名官卓茂为榜样，爱护百姓，增强忧患意识。
　　值得一提的是，在县衙的西南角还有与之同步建成、使用千年、号称中国历史上使用时间最长的监狱，挂有监狱创始者皋陶画像，里面展示有多种刑具。监狱与县衙仅一墙之隔，既为执法方便，同时也警示当政者严守为官之道，执法守法，洁身自好，进一步可做清官能臣名垂青史，退一步可成贪官恶吏锒铛入狱身败名裂。（王镜宾
　　官箴文化
　　“箴”是一种文体，文章学家来裕恂在其《汉文典》中说：“惟箴之本义，引申古今治乱兴衰之迹，反复警戒，使读者惕然于心，默知自鉴，斯乃正体。”箴体有二：官箴与私箴。私箴是用以警戒个人言行的，如唐韩愈的《五箴》，宋程颐的《四箴》，类似座右铭；官箴是对为政者的一种警戒，示以为官为人之道，往往用讽刺的手法以预防和挽救过失。早在秦汉之际就有官箴问世，其大量产生则始于宋元时期。与前代相比，宋元官箴讲究德才并述，内容以弘扬儒学经典为主，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和实用性，集中体现了宋儒理学价值观，其中围绕礼义廉耻而展开的部分内容触及了廉政问题，是古代廉政文化的重要遗产。
主张内修官德
　　宋陈襄《州县提纲》指出：“居官不言廉，廉盖居官者分内事。”宋代以降，受理学强调内在道德修养的影响，统治者在吏治整顿中，开始注重通过宣传教化以戒除贪污腐败，官箴以经世致用为要义，旨在教导官吏遵循儒家文化价值观而行事，故而备受当权者推崇。于是，官箴文化大行其道，得以风行和发展。宋吕本中在《官箴》中提到“当官之法唯有三事，曰清、曰慎、曰勤，知此三者可以保禄位，可以远耻辱。”并认为：“此天下之要言，当官处事之大法，用力简而见功多。”吕本中把为政三德作为处事大法，可见其重要性。其实，几乎所有的官箴都会谈及官员的个人道德修养，认为廉洁与否关系官员人格高下。宋罗大经在《鹤林玉露》中直陈“士大夫若爱一文，不值一文”、“士大夫若清廉，便是七分人”，将个人名节与清廉合在了一起。真德秀在《西山政训》中勉谕僚属四事，即廉、仁、公、勤，诸事之中将廉摆在第一位。此文被后世文人列在《名公书判清明集》的文首，当做官吏如何“清明为官”的纲领。
　　要求以廉行仁
　　仁政的思想是封建时代官员必须接受的价值理念之一，理学大师张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名言，集中体现了宋代理学家们的政治理想。他们认为，清廉是德政的基础，所谓“公、忠、仁、明”，皆自清廉而生。因此，宋元官箴对仁政的发论总是不惜笔墨。元揭傒斯指出：“廉非为政之极，而为政必自廉始。惟廉则欲必寡，欲寡必公。”清廉虽然不是为政之最，但却是从政之始，如果连起码的清廉都做不到，也就罔谈实施德政了。至于实施德政的常用措施，不外乎兴立义仓、勿滥用酷刑、体恤孤寡贫苦等，官箴也屡屡提及，如元张养浩《三事忠告》云：“鳏寡孤独，王政所先，圣人所深悯。其聚居之所，暇则亲莅之，或遣人省视，若衣粮，若药饵，吏不时给者，纠治之。”
　　力诫贪腐之害
　　宋以忠厚立国，凡罪罚悉从轻减，独于治赃吏最严。宋太祖开国后，多次申明：官吏贪赃同十恶、杀人罪一样，“遇赦不原”，也就是遇到大赦也不予赦免！陈襄在《州县提纲》中说，“明有三尺，一陷贪墨，终身不可洗濯。故可饥、可寒、可杀、可戮，独不可一毫妄取。”士大夫的名节一旦受到贪墨的玷污，就一辈子也洗不干净。官箴总是竭力告诫官员不要贪污，指出贪污的一大危害是败坏品行，如真德秀说，“人只一念贪私，便销刚为柔、塞智为昏、变恩为惨、染洁为污，坏了一生人品，故古人以不贪为宝，所以度越一世。”真德秀指出，贪污对于官员的正面形象具有毁灭性，他警告说：“凡名士大夫者，万分清廉，止是小善，一点贪污便是大恶不廉之吏。如蒙不洁，虽有他美，莫能自赎。”可见，士大夫一陷于贪污，其曾经所做的一切德政美行都不能赎清它所造成的恶劣影响。
　　严明律令约束
　　张养浩在《三事忠告》中特别强调“吏人盖以法律为师也，魏相所以望隆当世者，汉家典故无所不悉也。凡学仕者，经史之余，若国朝以来典章文物亦须备考详观，一旦入官，庶不为俗吏所迂也。”可见，熟悉律令是官员的必修科目，只有熟悉国家律令才能处理好日常事务，不为俗吏所害。此外，官箴还告诫关于不要接触“异色人”。吕本中《官箴》云：“当官者，凡异色人皆不宜与之相接，巫祝尼媪之类,尤宜疏绝，要以清心省事为本。”他所说的“异色人”指的是“巫祝尼媪”一类的迷信职业者。他认为那些相信巫术迷信的当官者从政，必然会败坏政事，贬损官德，误国害己，后患无穷。此后历代官箴多有此方面叙述，如元赵素《为政九要》云：“当官戒巫，风华自兴。”（张晓彬）
　　谚云，不知为吏，视已成事。纵览古籍，从历史这面大镜子里，不仅可以照见历代王朝“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发展轨迹；同时亦可以看到几千年来，官对政治社会所发挥的建设性与破坏力、正能量与副作用之经验教训。《晏子春秋·内篇问上》云：“国有具官，然后其政可善。”谨从古籍中撷取十个句子，试述善政需具什么官。
一、欲影正者端其表
　　时至今日，许多基层单位的各类选举，仍习惯于用粉笔在黑板上画“正”字来计票。这是因为政治的核心价值，就在于一个“正”字。俗话说，正人先正己。孔子屡屡强调，从政者首先要“以身为本”，率先垂范。《论语·颜渊》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子路》亦云：“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作为政治的实践者与实行者，官一旦失“正”，便丧失了影响力与合法性。故《盐铁论·疾贪》云：“欲影正者端其表，欲下廉者先之身。”好官必然是贤良方正之表率，好官是看得见的哲学。
　　二、嗜欲深者天机浅
　　俗话说，官迷心窍能作恶。恶有多端，要者两点：官无大小，一沾财色，其余便不足观。《说苑·谈丛》有言：“毒智者莫甚于酒，毁廉者莫甚于色。”《庄子·大宗师》亦云：“其耆欲深者，其天机浅。”《左传·桓公二年》概括得更到位：“官之失德，宠赂章也。”“宠”者恩色也，“赂”者财贿也，“章”者彰扬也；卖官渔色，蕴利生孽，贪人败类，公然交接！吏治腐败乃最大腐败，它直接败坏官纪世风。俗话说，法正天心顺，官清民自安。
　　三、水失鱼犹为水也
　　民是衣食父母，官是管家公仆。据《尸子》记载，孔子问其高足子夏，什么是为君之道？子夏对曰：“鱼失水则死，水失鱼犹为水也。”这句话后来演变成一句十分流行的谚语——水无鱼依然是水，鱼无水一日难活。它精当而深刻地道破了官民之关系，不管多大的官，都不能脱离群众，不敢偏离群众路线。治道有常，利民为本；平易近民，民必近之。《韩诗外传》云：“善为上者不忘其下。诚爱而利之，四海之内，阖然一家；不爱而利之，子或杀父，而况天下乎？”
　　四、堂上远于百里
　　官越大，越容易受蒙蔽。所谓身边人，不乏“鹰眼鹿耳八哥嘴，狐狸脑袋兔子腿”。《管子·法法》有言：“堂上远于百里，堂下远于千里，门庭远于万里。”也许身边人咬耳朵所说的话，完全是十万八千里外没影儿的事！此谓之“灯下黑”。故选好身边人，既关乎事业成败，亦涉乎心身劳逸。有道是，劳于取人，逸于治事；逸于取人，劳于治事。古者舜帝左禹右皋陶，不下席而天下治。故《大戴礼记·子张问入官》曰：“贤君良上，必自择左右始。”俗谚亦云，不认得字是假瞎子，不认得人是真瞎子。
　　五、用贤无敌是长城
　　人与人不同，花有百样红。要承认人与人之间具有差异性，智愚贤不肖是一种客观存在。俗话说，满地都是树，做梁的做不了柱。还说，只有不会打仗的将，没有不会打仗的兵。故《尚书·武成》主张：“建官惟贤，位事惟能。”《韩非子·显学》则强调官要由最基层发掘、从实践中选拔：“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墨子·尚贤上》更提议官要能上能下：“官无常贵,民无终贱。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历史上讲到治世典范，言必称汉唐。何哉？《贞观政要·崇儒学》载唐太宗语：“为政之要，惟在得人。用非其才，必难致治。”《汉书·武帝纪》载汉武帝颁诏曰：“进贤受上赏，蔽贤蒙显戮，古之道也。”向来得人者兴，失人者崩；黄金累千，不如一贤。俗话说，有了千里马，何愁千里路？故杜牧诗云：“用贤无敌是长城。”
　　六、不以私事害公义
　　建大事者，不忌小怨。史籍中关于祁奚推举解狐、赵武力荐邢伯子、咎犯保举虞子羔之类的故事，书之不绝如缕。解狐之于祁奚，伯子之于赵武，子羔之于咎犯，皆仇家也；然而祁奚等人却能因公举仇，为国输才。故《韩非子·外储说左下》特载赵武之言：“私仇不入公门。”《说苑·至公》亦录咎犯之语：“不以私事害公义。”大道容众，大德容仇，公门之内无私怨。俗话说，将军额头能跑马，宰相肚里能撑船。其此之谓乎？
　　七、务学不如务求师
　　《论语·子张》载子夏语：“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仕与学相辅相成，互为促进。问题是，向谁学？如何学？最普遍的办法：一向书本学。但要克服本本主义，尽习常规，囿于成法，何来创新？故尽信书则不如无书。二向实践学。现实是杰出的老师，社会是广阔的大学。俗话说，熟读王叔和，不如临症多。三向大众学。《诗》曰：“先民有言，询于刍荛。”谚云，圣人学众人，众人学圣人。然而，经师易求，人师难得；最经济、最实用、最有效的方法是，把师傅请到身边来，人伴贤良智转高。《韩诗外传》云：“上主以师为佐，中主以友为佐，下主以吏为佐，危亡之主以隶为佐。”故《法言·学行》强调：“务学不如务求师。”
　　八、分熟不如分腥
　　善于调动积极性，尽可能地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是为官的必备素质。《墨子·尚贤上》云：“上之所以使下者，一物也；下之所以事上者，一术也。”“物”是奖赏，是动力；“术”是技艺，是能力。“物”对“术”之积极性调动，就在于赏罚；赏罚之本，在于劝善惩恶。因此，赏疑惟重，罚疑惟轻；赏之愈亟，功效愈速；罚之愈公，惩效愈明；赏罚不明，则万事不成。故《说苑·政理》云：“分熟不如分腥，分腥不如分地。”《战国策·秦策一》亦云：“罚不讳强大，赏不私亲近。”尽管世人皆知，赏罚者利器也，小功不赏则大功不立；然而历朝历代之主官大员中，从来不乏《墨子·尚贤中》所言“贪于政者，不能分人以事；厚于货者，不能分人以禄”。吝官们大玩“吊肉跌死猫”把戏，结果是鱼也吊臭了，猫也叫瘦了！
　　九、治大国若烹小鲜
　　《老子》六十章：“治大国若烹小鲜。”这并非说治大国就像炒小菜那么轻松自如。此语关键词在“小鲜”。河上公注《老子》曰：“鲜，鱼也。”《说文解字》亦曰：“鲜，鱼名，出貉国。”《韩非子·解老》讲得很透彻：“烹小鲜而数挠之，则贼其泽；治大国而数变法，则民苦之。”政令不能擅出多变，就像煎鱼不可来回翻动，以免搅得色恶肉烂。故《尚书·毕命》云：“政贵有恒。”倘政策没有连续性，就不可能持续发展；若主官没有稳定性，亦不可能负起责任。俗话说，常调之官好做，家常便饭好吃。
　　十、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
　　担职为官，当有所作为，既要有现实责任感，更要有历史使命感。起点决定终点，视角决定视野。《左传·襄公二十四年》有“立德、立功、立言”之人生三不朽说，而官是最有机会和条件去实现的。《论语·泰伯》录曾子语：“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官也是有责任和义务必须担当的。自古做官就是一项充满挑战的艰难事业。《论语·子路》云：“人之言曰：为君难，为臣不易。”史籍中记述“难”与“不易”诸事件，最深切著名者莫过于《春秋》，既有治世典型，更多反面教训。故《史记·太史公自序》云：“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故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说苑·建本》亦云：“有国者不可以不学《春秋》……《春秋》，国之鉴也。”莫要轻看历史的价值和意义，数千年政治经济社会军事文化的深层积淀与文献珍存，乃先民以生命抒写并赐予后人的无价瑰宝！从来历史虚无主义者，也往往是现实鬼混主义者。有道是，行之无愧天地，褒贬自有“春秋”。读一读《春秋》，不仅可以知兴替、明治道，亦可以照镜子、鸣警钟。为官一任，守土有责。谚云，政声人去后，民意闲谈时。
　　文化巨人苏轼勤政为民，清正廉洁，政绩卓著，堪称千古贤良，《宋史》评价他：器识闳伟，议论卓荦，文章雄隽，政事精明。当时的四任皇帝高度赞誉苏轼的治国理政的才能，说他是：宰相之才，天下奇才。苏轼为官言论，实践智慧结晶，适合官德教育，今撷取一小部分，供欣赏借鉴。以民为本。人主之恃者，人心而已，人主失人心则亡；天下归往谓之王，人各有心谓之独夫；民者，天下之本，而财者，民之所以生也；众而不可欺者，民也。
　　官德修养。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韧不拔之志；未有不能正身，而能正人者；胜固欣然，败亦可喜；浩然天地间，唯我独也正；无事以当贵，早寝以当富，安步以当车，晚食以当肉；安则物之感我者轻，和则我之应物者顺；不羡千金买歌笑，一篇珠玉是生涯；名声实无穷，富贵亦暂热；人欲无穷，物足有尽，超然物外，无往不乐；处贫贱易，处富贵难，安劳苦易，安闲散难，忍痛易，忍痒难，人能安闲散、耐富贵、忍痒，真有道之士也；崇德而定势，行又而忘利，修修而忘名；寻万物之理，无往而不自得；千夫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
　　法治社会。威与信并行，德与法相济；历法禁自大臣始；用法始于贵戚大臣而后及于疏贱；自上而下，公卿大臣有毫发之罪，不终朝而罚随之，自下而上，民有一介之善，不终朝而赏随之；法相因则事易成，事有渐则民不惊；击天下之大族，以服小民之心。
　　终身学习。旧书不厌百回读，熟读深思子自知；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今之学者，有书不读，为可惜也；腹有诗书气自华；功名如幻何足计，学到无涯真可喜；贫不忘道，老不忘学；退避成山未足珍，读书万卷始通神。
　　清正廉洁。且夫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至今不贪宝，凛然照尘寰；浮名浮利，虚苦劳神，叹隙中驹，石中火，梦中身；生不挈棺，死不扶柩，此亦东坡之家风也；君子可以寓意于物，而不可以留意于物；以廉而为首，举其要也，廉一贯之；公废於贪，行成於廉；节用以廉取；财能使人贪，色能使人嗜，名能使人矜，势能使人倚；物必自腐，而后虫生；治国莫先于公；人间有味是清欢；出舆入辇，命曰“蹶痿之机”；洞房清宫，命曰“寒热之媒”；皓齿蛾眉，命曰“伐性之斧”；甘脆肥浓，命曰“腐肠之药”。
　　苏轼为官箴言，穿越千年时空，烛照古今中外，洞察官员心态，实为金玉良言，也验证了“苏轼是具有现代精神的古人”的至理名言。（杨明）
传统廉政思想　
　　中国古代思想文化资源博大精深，“百川异源，而皆归于海；百家殊业，而皆务于治”。其中廉政思想是一个重要的论题。
　　廉政，在国家层面，是一种政治文明形态；对官员个人则是一种从政品质和风范。廉政的思想观念，伴随公权的产生而产生；其相对固定和系统化，是在王朝建立之后。在五千年的中国政治思想史上，廉政思想集中表现为八个理念：民本、德治、任贤、治吏、明法、勤政、节用、教化。
一、古代的民本思想
　　民本观念是中国古代倡导的从政价值理念。价值观是思想的灵魂，民本观念是中国廉政思想的基石。
　　夏启废禅让建立家天下，宣扬“有夏服天命”的天命观。但是，夏启的儿子太康即位后就沉迷游乐，不理朝政，结果被放逐。是时，《五子之歌》讽之曰：“皇祖有训，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这是关于民本思想的第一次呐喊。夏商继亡，西周汲取前两朝政治教训，提出“敬德保民”、“以德配天”，所谓“聿修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其中“德”包括敬天、敬宗、保民三方面，尤其要“怀保小民”，舍此难保天祚。
　　春秋战国的动荡，彰显了民心向背的力量。“贵以贱为本，高以下为基”，“唯人是保，而利于主，国之宝也”。于是，孔子提出了庶民富民教民的仁政思想　。孟子继而提出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的政治秩序理论，要求统治者要有“忧民之忧”及“与民同乐”的思想境界，要有解民于“倒悬”的政治作为，要建立“恒产”的产权制度保障民生。荀子则更进一步提出“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　的立君为民权力观，先秦民本思想基本形成。
　　先秦民本思想具有通过制民巩固君权的政治立场。孔子讲仁政，要富民教民，归根到底是为了“使民”。孔子说：“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　民众是国家的经济基础。孔子又说：“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把民众看做是国家的军事基础。孔子还说：“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认为民众是国家的政治基础。儒家讲教化，但是它极其明确的立场却在于，“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君者，舟也，庶人，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故君人者，欲安，则莫若平政爱民矣”，这都是讲君主是为治主体，民众是治理客体，客体是基础，搞得不好客体就要颠覆主体。从秦始皇到汉武帝，封建专制制度在全国最终确立起来。应该说，封建君主政治正是植根于民本思想上述政治立场，才把它作为治国策略思想。董仲舒发现了这一奥妙所在，指出“惟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一国受命于君”，“君者，民之心也；民者，君之体也”。汉武帝欣赏君权天授原则基础上的民本思想，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民本思想进入主流意识形态，奠定了君主集权制民的基石，也派生出天子与官僚都要“爱民如子”的廉政蕴含。
　　民本思想也适应了春秋战国时期政治治理的转型，它的产生恰好伴随着世卿世禄制度到封建官僚制度的转变。世卿世禄制度的终结，统治主体代之以官僚集团。关于官僚政治，“从理论上讲，往往是如此：（一）所尽的责任，减至最小限度。（二）所得的利益，扩充至最大限度。……所以怠惰和贪污，乃是官僚阶级的本性”。官僚和民众的利益，是处于相反的地位的，君主所处的地位，一方面固然代表一人一家之私，又一方面，则亦代表人民的公益，而代他们监督治者阶级。君主与民众处在利益的两极，民本思想针对的是防止中饱阶层的形成。反对中饱官僚集团欺上压下，是专制体制反腐败的重要任务。中国古代民本思想的廉政意义及其局限性都在于此。
　　恰如此，民本思想成为约束官僚集团政治行为的一个准绳。西汉思想家贾谊将以民为本视为国家政治生活的基本准则：“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本也。国以为本，君以为本，吏以为本。故国以民为安危，君以民为威侮，吏以民为贵贱。此之谓民无不为本也。”
　　在政治实践中，民本思想首先要求官吏关注民生。《三国志》言：“民者，国之根也，诚宜重其食，爱其命。”凡属把发展民生作为要务的官吏都受民拥戴，也为朝廷赞赏。例如，西汉宣帝时，渤海太守龚遂赈灾民、选良吏、施教化、劝农桑，治理升平，后被《汉书》列为第一循吏。
　　民本思想要求官僚顺应民心、惩恶扬善。“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　，民众的意志彰显社会的善恶，是行政的主要依据。唐朝宰相狄仁杰为官，不媚上、不阿贵，始终保持体恤百姓的本色，做大理丞到任一年，便处理了前任遗留下来的诸多案子，没有一人上诉伸冤，后被称之为“唐室砥柱”。
　　民本思想还体现于官员执政价值追求方面。北宋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南宋陆游“位卑未敢忘忧国”，清代黄宗羲“我之出而仕也，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晚清龚自珍“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　，无不彰显了民本思想。
　　隋唐以后，民本思想通过科举制度注入政治体制之中，造就了中国古代政治特有的文化气质，形成了一股廉洁政治清流，源远流长数千年，在一定程度上对封建政治腐败现象起了抑制和延缓作用。
　　二、古代的德治思想
　　中国古代的德治渊源可以追溯到上古。尧舜禹是部落首领，更是道德楷模，他们和睦群体，禅让而治。家天下开始后，夏商周三代统治集团很快认识到要“敬德、保民、配天”。
　　在春秋争霸的战火中，思想家疾呼德治。一方面是道家消极的德治，一方面是儒家积极的德治。老子提倡统治者“见素抱朴，少私而寡欲”，施行无为而治，薄税敛、轻刑罚、慎用兵、尚节俭，“遵道而行”。孔子反对暴虐政治和不义之战，明确提出了“为政以德”的主张。他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　如何为政以德？孔子认为包括仁政与礼治两个方面，其中前者为本，后者为辅。仁是出发点，即律己宽人的“忠恕”之道，“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治是归宿，就是要“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博施于民而能济众”。
　　孟子把伦理和政治紧密结合起来，强调道德修养是搞好政治的根本，“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因此，要顺民意、体民情、殖民产。荀子要求以政惠民、以德导民、以礼齐民，尤其要讲究礼乐法度，“人君者隆礼尊贤而王，重法爱民而霸，好利多诈而危，权谋倾覆幽险而亡”。
　　秦统一了中国，但是迅速灭亡了。许多政治家、思想家认为秦朝灭亡的原因之一在于它违背了德政，“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到汉初大兴德政，倡导黄老无为之治，令民休养生息。汉武帝开始崇尚积极进取的儒学，德治进一步转型。董仲舒博士意识到君主统治集团权力日益强大，难免造成政治混乱与倾覆，于是在理论上提出一定要加强道德修养，依靠德治管理国家。董仲舒提出了天人合一学说，为德治提供理论依据。“天之任阳不任阴，好德不好刑”，“天之生民，非为王也，而天立王以为民也。故其德足以安乐民者，天予之；其恶足以贼害民者，天夺之”，“国之所以为国者，德也”，“是故为人君者，固守其德以附其民”，“君民者，贵孝弟而好仁义，重仁廉而轻财利，躬亲职此于上，而万民听生善于下矣”。而一旦君主滥用权力，有背天道，就会遭到“天谴”。从此之后，历代统治者大都重视道德教化对于管理国家“如鸟有翼，如鱼依水，失之必死，不可暂无耳”的作用。
　　宋朝重文治，“理学”应运而生，德治从理论到实践上升为治国轨度。理学认为，君主的个人品行是治乱兴衰的根本原因，君主要“正心诚意”，通过修德以正心去实施仁政，恤民养民，尽量避免耗用民力，使民安于生产，满足人民的衣食之需，进而达到修礼义、尊君亲。官吏要爱民，民为邦本，爱民就是爱君。在形式上要以礼治国，德是礼的根本，礼是德的制度表现，要通过礼治协调社会关系，完善社会等级秩序。
　　明末清初，黄宗羲、王夫之、顾炎武等进步思想家，批判“存天理、灭人欲”的宋明理学，提出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德治思想，主张劝学和奖廉，通过正人心、厚风俗、行孝悌、倡廉耻，促进克己奉公，实现合天下之私以成天下之公的德治理想。
　　中国几千年历史，德治是基本一贯的政治主张，因此在为政道德建设方面积累了丰富的资源。例如，孔子提出“尊五美，屏四恶，斯可以从政矣”，“五美”即“君子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四恶”即“不教而杀谓之虐；不戒视成谓之暴；慢令致期谓之贼；犹之与人也，出纳之吝谓之有司”。汉代扬雄提出：“君子为国，张其纲纪，谨其教化。导之以仁，则下不相贼；莅之以廉，则下不相盗；临之以正，则下不相诈；修之以礼义，则下多德让。”根据唐太宗李世民统治经验编写成的《贞观政要》和《帝范》，其中不少涉及帝王修养问题。武则天编《臣轨》专辟“廉洁”一章，论及廉洁的重要性：“君子虽富贵，不以养伤身；虽贫贱，不以利毁廉。……廉平之德，吏之宝也。”　欧阳修则提出：“廉耻，士君子之大节，罕能自守者，利欲胜之耳。”　五代十国时期苏绰提出君主必须具备八种品德：“必心如清水，形如白玉，躬行仁义、躬行孝悌、躬行忠信，躬行礼让，躬行廉平，躬行节俭，然后继之以无倦，而加以明察。”北宋司马光则提出：“人君之大德有三，曰仁、曰明、曰武。”　南宋朱熹提出治理天下的根本在于君主“正心诚意”　。康熙撰《廉静论》，论述“吏尤以廉为贵也。”
　　为政道德思想，一方面针对君主，一方面针对官僚。君主道德修养由“天”管辖，官僚的道德修养则付诸考课制度。比如，唐代文官考课制度的标准是“四善二十七最”。其中，二十七最强调官吏的为政才能，四善则突出官吏的道德修养。“凡考课之法有四善：一曰德义有闻，二曰清慎明著，三曰公平可称，四曰恪勤匪懈”。明清文官考核制度规定有“四格”“八法”内容，四格“才、守、政、年”之中的操守就是对道德方面的要求，八法“贪、酷、罢软无为、不谨、年老、有疾、浮躁、才力不及”之中的不谨、浮躁、贪、酷四项也主要是指官员道德方面的缺陷和错误。
　　中国古代思想家、政治家还提出一些方法，用来修养德性，直至仕进。如儒家经典《大学》讲三纲八目，阐述不断加强个人修养，强调通过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完善内在的德智修养，严格约束自己的行为举止，实现外发事业的完成。
　　三、古代的任贤思想
　　任贤使能，或者说“尚贤”、“任贤”，是古代廉政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贤”，本义指“多才”，但依中国古代政治传统论，“贤”等同于“善”。《吕氏春秋》中讲：“以和氏之璧与百金以示鄙人，鄙人必取百金矣；以和氏之璧、道德之至言以示贤者，贤者必取至言矣。可以看出，贤人是首先有德行的人。它的反义词是”不肖“，如果是自谦，就是”不才“的意思；如果他指，就是“品行不端”。正是“贤”的双重含义，任贤总的是要求重用优异之人。
　　周文王和姜太公讨论圣贤之君的治道，姜尚列出的第一条就是“上贤，下不肖”，后来周公旦摄政，思贤若渴，礼贤下士，“一沐三握发，一饭三吐哺，犹恐失天下之士”，传为历史美谈。
　　春秋列国争霸，贤人政治倍受推崇。打破贵贱出身的社会偏见，不拘一格选用，成为一条重要的治国经验。齐桓公曾问郭国父老亡国之因，父老回答说：“国君爱贤人而不任用；恨坏人而不翦除，所以导致了亡国。”齐桓公深受启发，重用鲍叔牙荐举的管仲为相，“九合诸候，一匡天下”，遂成霸业。而晚年任用了易牙、开方、竖刁之类的奸佞，结果导致身死国衰。管仲树立贤人伟业，孔子评价道：“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於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於沟渎，而莫之知也！”鉴于此，孔子力主“举贤”。在回答鲁哀公治乱问策时，他说“政在选贤”；在回答仲弓关于为政之要时，他说“先有司，赦小过，举贤才”；在谈大同理想时，他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孟子主张“贤者在位、能者在职”，他所提出的可致“无敌于天下”的五项国策中，第一项即为“尊贤使能，俊杰在位”。荀子也高度推崇“尚贤使能”，将“贤能不待次而举，罢不能不待须而废”列为“王者之政”。荀子还讲：“君人者欲安则莫若平政爱民矣，欲荣则莫若隆礼敬士矣，欲立功名则莫若尚贤使能矣，是人君之大节也。三节者当，则其余莫不当矣；三节者不当，则其余虽曲当，犹将无益也。”
　　墨子曾经系统论述“尚贤”的思想。墨子把使用人才上升为治乱兴衰的根本国策，“尚贤者，政之本也”。他强调“贤”是选官的唯一标准，其他如身份、地位、职业等等社会因素都不可影响人才的使用。“故古者圣王之为政，列德而尚贤，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高予之爵，重予之禄，任之以事，断予之令……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任贤的标准有三条，凡“厚乎德行，辩乎言谈，博乎道术者”，就要量才而任用，量功而分禄。
　　法家选官突出“能”而重“事功”。李悝提出“为国之道，食有劳而禄有功，使有能而赏必行、罚必当”，申不害提出“见功而与赏，因能而授官”，商鞅提出“国以功授官与爵”，韩非子提出“推功而爵禄，称能而官事”，这些思想都属于任贤范畴。
　　任贤思想，强烈地冲击腐败的世卿世禄制度，推出了一批批崛起自社会各阶层的士官将相，推动了由分裂走向一统的历史进程，并最终将任贤思想制度化。汉武帝建立察举征辟制度，就是选贤的一种制度化。董仲舒说：“使诸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择其吏民之贤者，岁贡各二人以给宿卫，且以观大臣之能；所贡贤者有赏，所贡不肖者有罚。……遍得天下之贤人，则三王之盛易为，而尧、舜之名可及也。毋以日月为功，实试贤能为上，量材而授官，录德而定位，则廉耻殊路，贤不肖异处矣。”
　　隋唐兴起科举制，进一步将选官制度与教育制度结合了起来，任贤使能成为国家意志。史载唐太宗为网尽天下贤人欣欣然，“尝私幸端门，见新进士缀行而出，喜曰：‘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
　　科举制度的廉政意义就在于把民间贤俊选拔到官僚集团内来，源源不断地补充新生力量，一定程度上抵制了腐败发生。唐宋以来，中国逐渐形成一个地道的“士人政府”，形成了“道统”对政统的完善与制衡。以范仲淹为例，朱熹曾高度评价其从政意义，他说：“且如一个范文正公，自做秀才时便以天下为己任，无一事不理会过。一旦仁宗大用之，便做出许多事业。”今人余英时也认为，范仲淹是宋代士大夫的典范，代表北宋以来士阶层的共识，这就是“先王建官，共理天下，必以贤俊授任，不以爵禄为恩，故百僚师师，各扬其职，上不轻授，下无冒进，此设官之大端也。”由此说明，宋代以降，“‘士’不但以文化主体自居，而且也发展了高度的政治主体的意识；‘以天下为己任’便是其最显著的标识”。
　　士人代表文化的力量，文化蕴含着道德和智识的力量。有宋开始，选贤任能更加强调德才兼备、以德为先。司马光进行了透辟的阐述。“夫才与德异，而世俗莫之能辨，通谓之贤，此其所以失人也。夫聪察强毅之谓才，正直中和之谓德。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凡取人之术，苟不得圣人、君子而与之，与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何则？君子挟才以为善，小人挟才以为恶。挟才以为善者，善无不至矣；挟才以为恶者，恶亦无不至矣。愚者虽欲为不善，智不能周，力不能胜，譬如乳狗搏人，人得而制之。小人智足以遂其奸，勇足以决其暴，是虎而翼者也，其为害岂不多哉！夫德者人之所严，而才者人之所爱；爱者易亲，严者易疏，是以察者多蔽于才而遗于德。自古昔以来，国之乱臣，家之败子，才有馀而德不足，以至于颠覆者多矣。”司马光的论述影响深远。
　　康熙曾经感言道：“国家用人，当以德器为本，才艺为末。凡才长者，虽能济世，亦能败俭。若德器醇朴，必不至于荡轶准绳之外。”道德是内心的法则、自律的防线，道德高尚，必至清廉。
　　四、古代的吏治思想
　　官吏是执掌权力的管理集团，是腐败易发常发之处，所以，治国必先治吏。
　　尧舜之时就注意对官吏严加考课，严明赏罚。“三载考绩，三考黜陟幽明，庶绩咸熙。”尧之“鞭作官刑”，舜之“流刑”，都是用来惩戒犯错误官吏的。商朝“制官刑，儆于有位”，惩治官吏“三风十愆”腐败行为。盘庚也曾告诫群臣，不要斤斤计较升官发财，而要专心关注民生和教化。西周“三岁则大计群吏之治，而诛赏之”，标准是“六廉”，奖惩的方式有爵、禄、予、置、生、夺、废、诛等。周朝制《吕刑》，判定罪与罚有“五刑”、“五罚”、“五过”、“五疵”的等级　。
　　春秋战国时期，世卿世禄制度逐步被官僚制所取代。君主通过庞大的官僚机器实施统治，首先是对官吏的治理，其次才是对民众的治理，因而“明主治吏不治民”。管仲相齐，提出“治官化民，其要在上”，主张“明主之治也，明分职而课功劳”、“案其功而行赏，案其罪而行罚”。为此。管仲提出“二察”（乡里察举、君主察问）、“三审”（德义未明于朝者，则不可加于尊位；功力未见于国者，则不可授以重禄；临事不信于民者，则不可使任大官）、“四慎”（大德不至仁，不可以授国柄；见贤不能让，不可与尊位；罚避亲贵，不可使主兵；不好本事、不务地利而轻赋敛，不可与都邑）的考察任用官吏的准则。魏国的李俚制定了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一部成文法典《法经》，其中《杂律》中有相当比重的关于吏治的条款：“博戏罚金三币，太子博戏则笞，不止则特笞，不止则更立，……丞相受金，左右伏诛。”秦国的商鞅重治吏，“守法守职之吏有不行王法者，罪死不赦，刑及三族。”韩非子将治理官吏的思想系统化：一是依法治吏，“循法而治”；二是不可使大臣权势太大，“渐更以离通比”；三是坚持以贤能为用人的标准，“所举者必有贤，所用者必有能”；四是进行经常的考核，“循名实而定是非，因参验而审言辞”；五是不可偏听偏信，要“决诚以参，听无门户”；六是提倡廉耻，“立廉耻，以厉下”，“以精洁固身”。
　　秦朝颁有《为吏之道》，涉及治国、理政、安民、趋利、远祸等方面。例如，为政品质要求有“必精絜（洁）正直，慎谨坚固，审悉毋（无）私，微密谶（纤）察，安静毋苛，审当赏罚”。官员行为有五善五失，“五善”指忠信敬上，清廉毋谤，举事审当，喜为善行，恭敬多让；“五失”指奢侈超过限度，妄自尊大，擅自决断，犯上弗知害，轻士人而重钱财；凡官吏能做到五善，则给予奖赏；反之，有五失者则受到处罚，直至“身及于死”。
　　汉朝治国重治吏，首先要求官员惜民力、勤治事、尚节俭。西汉文帝提出，“廉吏，民之表也”，官吏不得大吃大喝，否则“以饮食免”。汉景帝时，禁止官吏利用职权参与经济活动和受贿，“若买故贱，卖故贵，皆坐臧为盗，没入臧县官。吏迁徙免罢，受其故官属所将监治送财物，夺爵为士伍，免之。无爵，罚金二斤，令没入所受。有能捕告，畀其所受臧”。汉元帝时规定，坐赃者，皆禁锢不得为吏。到了东汉，赃官子孙三代不得为官。汉朝治吏，形成循吏传统，“政优则增秩赐金，绩负则论输左校。选任之道，皇汉其优”。特别是汉宣帝为政，尤其以治吏为根。“信赏必罚，综核名实，政事文学法理之士咸精其能”，地方官吏“所居民富，所去民思”　。
　　西汉察举制极有利于选拔民间孝廉为官，但到东汉末年滋生了私门请谒求荐现象。九品中正制实行后，谒送之风更加严重，加速了官吏贪污贿赂。为了遏制此风，魏晋南北朝法典增设《请赇》篇，专司贪污与受贿的惩处。但是，这样的法律制度基本上没有执行下去。
　　积习难返，延至隋朝。“隋政不纲，彝伦斯紊。天子事巡游而务征伐，具僚逞侧媚而窃恩权。是时朝廷无正人，方岳无廉吏。跨州连郡，莫非豺虎之流；佩紫怀黄，悉奋爪牙之毒。以至土崩不救，旋踵而亡。”因之，唐朝重典治吏。官吏分等次考课，凡属“居官饰诈”、“贪浊有状”者必得罢官惩处。《唐六典》规范了政务活动。《唐律疏议》以严刑峻法惩治官吏贪赃枉法。受赃枉法、受赃不枉法、受所监临财物、强盗、窃盗、坐赃，“六赃”必办。
　　宋代文官治国，考课官员定有“四善三最”标准，依次奖罚。“宋以忠厚开国，凡罪罚悉从轻减，独于赃吏最严。”王安石也说：“今朝廷之法所尤重者，独贪吏耳。”宋设武德司（皇城司），专司官僚贪腐罪罚。宋朝还推行高俸禄以养廉的方法，“使其足以养廉耻而离于贪鄙之行”。其消极的结果是文官厚禄、冗官泛滥、武备不足，最终成为亡国的一个重要原因。
　　元朝擢拔“吏员”，“首论行止，次取吏能，又次计月日多者为优”，兼以“五事”考绩。然而，重吏员轻儒生，“由进士入官者仅百之一，由吏致位显要者常十之九”，学而优则仕的途径不能畅通，官僚整体素质走低，腐败衰亡在所难免。
　　明代官僚管理素称严酷，先评定“三等”（称职、平常、不称职），再稽查“八法”（贪、酷、浮躁、不及、老、病、罢、不谨）。凡被列入八法之中的，就要降级或罢免，有的终身不再被录用。朱元璋明刑弼教，律己示范，尤其是酷刑惩腐，“凡三《诰》所列凌迟、枭示、种诛者，无虑千百，弃市以下万数”，于是，“洪武以来，吏治澄清者百余年”。
　　清代学者王夫之曾说：“严者，治吏之经也；宽者，养民之纬也；并行不悖，而非以时为进退者也。……严以治吏，宽以养民，无择于时而并行焉，庶得之矣。”清初考课官僚实行“四格”（才、守、政、年）和“八法”制，嘉庆以后课以“四格”、“六法”（不谨、罢软、浮躁、才力不及、年老、有疾）。如果官员贪、酷，将革职拿问，永不叙用。清朝初期几个皇帝励精图治，宽以养民，严以治吏，渐进盛世。乾隆中期以后，官员自律日益松弛，清官不称于世，墨吏不乏其人，贪墨日甚，终成积重，下启19世纪的鸦片战争败局。曾国藩、左宗棠、张之洞等中兴之臣奋起救赎，释放了传统文化的教化之功。然无力回天，终是专制腐败的恶果。
　　五、古代的法治思想
　　在传统文化意义上，中国古代治理方法分德治、礼治和法治。但它们都属于人治，即强调官员特别是最高统治者依规则（包括基本道德规范、礼、法）而治。这些规则就是治理民众的法。所以，明法之治是中国古代政治准则之一。“明于五刑，以弼五教，期于予治。”
　　儒家治国出发点是“道之以德齐之以礼”，但是德与礼往往通过法律制度来落实，所谓“经有正义，律有明刑”，“故治国无法则乱，守法而弗度则悖”。因此，儒家讲德治礼治，但不反对法（刑）治。管仲相齐，提出治国“三本、四固、五经”，既重视道德教化，又重视法制建设。“法律政令者，吏民规距绳墨也。”“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此谓大治。”管子还提出执法要公平的“一刑”主张：“一刑者，刑无等级；自卿相将军以至大夫庶人，有不从王令、犯国禁、乱上制者，罪死不赦。”孟子认为，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呼吁弘扬“先王之法”。荀子推崇规范之治，主张隆礼重法，“隆礼至法则国有常，尚贤使能则民知方”。
　　法家从根本上崇尚法治。商鞅认为，法度是维护公共利益的柱石，是治国的根本。“故明主慎法制，言不中法者不听也，行不中法者不高也，事不中法者不为也。”他也主张公平执法，“任法去私，而国无隙蠹矣。”韩非子认为，以法治国治吏是最有效、最周全的治国之策。“故舍己能而因法数，审赏罚。”“二柄而已矣。二柄者，刑、德也。何谓刑、德？曰：杀戮之谓刑，庆赏之谓德。”
　　墨子认为“天下从事者，不可无法仪，无法仪而其事能成者，无有也”。墨家的“义”就是大经大法。早期社会一人一义，因而相争。后来选君，君有一统天下之义的责任，此“一统天下之义”者，实为制定与遵守法律之谓也。
　　明法治国的思想，在春秋战国时期形成。但是，对法度成分理解的不同、实践程度的不同，形成明显派别之分。儒家更重视道德和礼治的内在规定作用，法家更重视刑罚的震慑制御作用。例如，孔子讲：“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以政令来规范，以刑罚来整治，以德来引导，这样的观点为后世儒家治国思想发展开辟了方向。至南宋朱熹将这种观点讲到透彻的程度：“政者，为治之具，刑者，辅治之法；德礼，则所以出治之本，而德又为礼之本也，此其相为始终，虽不可以偏废，然政刑能使民远罪而已，德礼之效，则有使民日迁善而自知，故治民不可徒持其末，又当深探其本也。”战国末期，秦国统一中国。“皇帝临位，作制明法，臣下修饬。……端平法度，万物之纪。以明人事，合同父子。圣智仁义，显白道理。”　秦朝灭亡后，汉初推崇黄老无为之治，实际上是遵守习惯法休养生息。汉武帝独尊儒术，确立了儒学的主流地位，德主刑辅成了主导的政治思想。魏晋南北朝，重视法制建设的思想一度上升。三国政论家桓范强调刑与德不能偏废，提出：“治国之本有二，刑也，德也。二者相须而行，相待而成矣，天以阴、阳成岁，人以刑、德成治，故虽圣人为政，不能偏用也。”西晋傅玄提出治国应当赏罚分明，威德相济，并强调了赏罚的公平公正性。东晋思想家葛洪提出：“仁者，为政之脂粉；刑者，御世之辔策；脂粉非体中之至急，而辔策须臾不可无也。”魏晋统治也注重修订法律，加强治理。《北齐律》就制定了“重罪十条”以维护国家根本利益。
　　隋朝重新建立统一政权，着手加强法制，修《开皇律》，在《北齐律》“重罪十条”的基础上，将谋反、谋大逆、谋叛、恶逆、不道、大不敬、不孝、不睦、不义、内乱改为“十恶之条”，大力加以贯彻，并为宋元明清历代所承袭。
　　唐朝统治者认为，“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犹昏晓阳秋相须而成者也”，主张礼法并用、德主刑辅。法律的制定“一准乎礼”，礼的基本原则直接入律，而且“尊卑贵贱，等数不同，刑名轻重，粲然有别”，礼法由互补发展为统一的体用关系。在制定法律方面，约法省刑，“务在宽简”。在执法方面，坚决严明，“一断以律”，“按举不法，震肃权豪”。
　　宋朝文治，虚外实内，增官加俸，造成冗官多、贪墨盛、国防弱的局面，结果被元朝取代。明代推行重典治世，尤其是对直接危害统治秩序的重罪加重处罚，而对违反礼教秩序的犯罪处罚较轻。清初统治者把法制建设作为“保邦致治”之本，“教导国人，牢记法令”，维护满清统治集团特权，严惩叛逆，大兴文字狱，加强皇权专制。
　　明法治国根本在于加强统治，它的廉政意义在于，通过比较公正地执法，能够维护大多数民众的利益，并对于统治集团的腐败进行制约和遏制。具体表现在：一是，限制皇权。为维护形式化法律权威，皇帝的特旨不得作法引用，这在一定程度上防止了帝王任意破坏常典法律。例如，《大清律例?刑律?断狱下》之“断罪引律令”条规定：“凡断罪，皆须具引律例，违者，笞三十……其特旨断罪，临时处治，不为定律者，不得引以为律。若辄引致罪有出入者，以故失论。”二是，制约官僚权力。作为稳定的规范，法度是历史的产物和文化的产物，具有延续性和独立性，需要援例执行，一断于法，所谓“法不阿贵，强不挠曲。法之所加智者弗能辞，勇者弗敢争，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这种公平正义尽管具有虚伪性，但无疑是制约统治集团、防治权力腐败的重要力量。三是，公正执法，既是示范，也是警示。例如，包拯毕生“以法律提衡天下”，“清廉严毅，不畏权贵”，其形象长期受到民众尊敬和称赞，而“贵戚宦官为之敛手，闻者皆惮之”。清代李鸿章在《重修包孝肃祠》一文中曾感慨道：“若公清风介节，并世已奉之如神明，其精神气象，至今尚彷绋于村氓野老妇人孺子之口，是固无往而不在。”包公形象和精神无疑蕴含反腐倡廉的重大力量。
　　六、古代的勤政思想
　　中国古代是一个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国家，勤于治业是最基本的品德要求，所谓“处其位而不履其事，则乱也”。官吏为民师表，应该是勤政的模范。
　　文献记载，舜曾教导禹要“克勤于邦，克俭于家”。伯益也告诫禹“儆戒无虞，罔失法度，罔游于逸，罔淫于乐”。周公旦也曾训诫成王“君子所其无逸”，执政不能贪图享乐，而要“徽柔懿恭，怀保小民，惠鲜鳏寡。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万民”。
　　“沉于乐者洽于忧，厚于味者薄于行，慢于朝者缓于政，害于国家者危于社稷。”春秋战国时期，一些思想家、政治家从社会主体论的层面深刻提出要勤政为民、忠于职守。勤政由此被赋予民本的终极关怀，也成为官员应该养成的道德操守。当时随国的季梁指出，“夫民，神之主也”，君主和官员不可以荒废民利而“逞欲”，要虔诚地履行“忠于民而信于神”的治道。孔子论治国，把敬业惠民列入首要。所谓“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为此应该“居之无倦，行之以忠”。
　　勤奋治业是秦国灭六国、一统天下的重要因素。秦穆公时期，招贤纳士、开疆拓土，发展农业，君臣上下励精图治，夙夜匪解，遂成为春秋五霸，打下秦崛起的根基。后来，秦孝公重用商鞅变法图强，奠定了统一中国的基础。《过秦论》：“自穆公以来，至于秦王，二十余君，常为诸侯雄。”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勤勉理政，“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于上，上至以衡石量书，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所谓“朝夕不懈”、“莫敢怠荒”。秦国官吏历来有勤政之风，荀子就曾称赞秦官吏的勤政传统，“及（秦）都邑官府，其百吏肃然，莫不恭俭敦敬，忠信而不梏，古之吏也”。
　　西汉休养生息，兴行黄老无为之学。淮南王刘安讽喻应顺自然之理而治，不可宽纵奢乐，恣意懈怠，“吾所谓乐者，人得其得者也。夫得其得者，不以奢为乐，不以廉为悲，与阴俱闭，与阳俱开”。汉朝中期以后，渐生怠惰政风，官僚“上不能匡主，下无以益民，皆尸位素餐”　，于是，朱云折槛庭谏，朱博提出加强职责考核，“分职授政，以考功效”。后来，东汉王符也提出，“群僚师尹，咸有典司，各居其职，以责其效”，以保证官吏“奉遵礼法，竭精思职，推诚辅君，效功百姓”。
　　“官怠于有成，病加于小愈，祸生于懈惰。”诸葛亮考课官吏，“五事五苦”，迁善黜恶，以资勤政。诸葛亮本身也是勤政的典型。“受命以来，夙夜忧叹”，“敢竭股肱之力，效忠贞之节，继之以死！”
　　唐之时，魏征与李世民有个对话。魏征说：“自古帝王初即位者，皆欲励精为政，比迹於尧、舜；后及追求安乐也，则骄奢放逸，莫能终其善。人臣初见任用者，皆欲匡主济时，追纵於稷、契；及其富贵也，则思苟全官爵，莫能尽其忠节。若使君臣常无懈怠，各保其终，则天下无忧不理，自可超越前古也。”太宗曰：“诚如卿言。”唐玄宗李隆基恰验证了魏征这番话深意。玄宗初登帝位时，励精求治，创造了“开元盛世”。但是，玄宗后来自以为天下太平，变得骄傲怠惰，沉溺享乐，结果酿成“安史之乱”，盛唐转入衰世。
　　宋代吕本中做过中书舍人兼权直学士院，主编《官箴》一部，首页言：“当官之法，唯有三事，日清、日慎、日勤。知此三者，可以保禄位，可以远耻辱，可以得上之知。可以得下之援。”康熙对此箴赞赏有加，从中录出“清、慎、勤”三字，欣然御书，然后下发各州县，刻于匾额，高悬大堂之上，诫勉官吏恪尽职守。
　　南宋理学家真德秀曾官至户部尚书，以四事自勉，律己以廉、抚民以仁、存心以公、莅事以勤。他尤以“莅事以勤”警戒自己。他在《渝州县官僚》中说：“业精于勤，荒于嬉。为士者不可以不勤，况为命吏，所受者朝廷爵位，所享者下民之脂膏。一或不勤，则职业隳弛，岂不上辜朝寄，而下负民望乎。”
　　元朝徐元瑞编著《吏学指南》，提出为官三尚“廉”、“勤”、“能”。所谓尚勤，“谓早入晏出，奉公忘私，虽休勿休，恪谨匪懈；呈押文字，发遣公事，务为敏速，耻犯稽迟；躬操笔砚，不仰小吏，手阅簿书，不辞劳役”。
　　明朝留有一部佚名编著的《初仕要览》，其中说：“初仕以勤政为首务，政不勤则百事殆。”何谓勤，清代刚毅解释说：“黾勉从公，夙夜匪懈，谓之勤。”清代名臣曾国藩说得更具体：“勤之道有五：一曰身勤。险远之境，屈身经验之；艰苦之境，身亲尝之。二曰眼勤。遇一人必详细察看，接一文必反复审阅。三曰手勤。易弃之物，随号收拾；易忘之事，随笔记载。四曰口勤。待同僚，则互相规劝；待下属，则再三训导。五曰心勤。精诚所至，金石亦开；苦累所积，鬼神亦通。五者皆到，无不尽之职。”
　　曾国藩是对勤政论述最多、践行最好的政治家，他把勤上升为历史政治经验加以论说，并以此告诫后代子孙。“开国之际，若汉唐之初，异才、畸士、丰功、伟烈，飙举云兴，盖全系夫天运，而人事不得与其间。至中叶以后，君子欲有所建树，以济世而康屯，则天事居其半，人事居其半。以人事与天争衡，莫大乎忠勤二字。乱世多尚巧伪，惟忠者可以革其习；末欲多趋偷惰，惟勤者可以遏其流。忠不必有过人之才智，尽吾心而已矣；勤不必有过人之精神，竭吾力而已矣。能剖心肝以奉至尊，忠至而智亦生焉；能苦筋骸以捍大患，勤至而勇亦出焉。余观近世贤哲，得力于此二字者，颇不乏人，余亦忝附诸贤之后，谬窃虚声，而于忠勤二字，自愧十不逮一。吾家子姓，倘将来有出任艰巨者，当励忠勤以补吾之阙憾。忠之积于平日者，则自不妄语始；勤之积于平日者，则自不晏起始。”
　　七、古代的节俭思想
　　“好廉自克曰节”，经济与消费上的节俭与人格修养方面的节制，是中国古代政治和社会生活的一条法则，古人多所论及。
　　相传虞舜曾告诫夏禹：“克勤于邦，克俭于家。”素有“中华第一相”之称的管仲崇尚简朴治国，他说：“明君制宗庙，足以设宾祀，不求其美；为宫室台榭，足以避燥湿寒暑，不求其大；为雕文刻镂，足以辨贵贱，不求其观。故农夫不失其时，百工不失其功，商无废利，民无游日，财无砥墆。故曰：俭其道乎！”
　　在思想界，道家、儒家都把节俭作为理想人格的要素。老子说：“圣人去甚，去奢，去泰。”他认为，节俭自持，是富裕安康的前提条件之一。“我有三宝。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孔子讲究礼仪，但是强调以节俭为本，“礼，与其奢也，宁俭”；“奢则不孙，俭则固。与其不孙，宁固。”荀子主张礼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