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中国经济图谱解读：从反危机到新常态_新浪财经_新浪网
　　综述|2017中国经济图谱解读：从反危机到新常态
　　来源： 长平经济论坛
　　2017年中国经济能否“触底”？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点何在？金融风险和资产泡沫能否有效防控？房地产走弱对经济有何影响？人民币汇率走势如何？中美经贸关系会否恶化？2月25日，长平经济论坛、上海高级金融学院、《比较》编辑室在北京联合举办“2017中国经济图谱解读：从反危机到新常态”专题研讨会。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党组成员兼办公厅主任余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副部长陈昌盛、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副局长王宇、中国改革研究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德意志银行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张智威、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研究部副部长刘培林、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宏观经济室主任牛犁、清华大学IGI副院长朱恒源、中投公司资产配置与战略研究部总监范华、腾讯研究院社会研究中心总监王晓冰、长平经济研究所执行所长王长勇以及来自社科院、财政部、证监会、银监会、金融机构等100多位嘉宾和媒体记者参加了研讨会。
　　国家信息中心预测部宏观室主任牛犁主持研讨会。会上还研讨了国研中心宏观经济研究和中长期发展研究团队2008年-2015年研究报告汇编而成的新书《从反危机到新常态》。
　　刘世锦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
　　在主题发言阶段，刘世锦表示，2008年-2015年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特殊时期，期间有两件大事：一是国际金融危机，二是中国经济开始进入新常态。在这样的转折过程中，经济发生变化，对经济的理解也在发生变化。《从反危机到新常态》一书收录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研究团队的季度和年度经济形势分析报告和中长期发展研究团队关于经济增长阶段转换的研究成果，全文照搬、原汁原味、只字不改。
　　刘世锦认为，从2008年到2015年，从反危机到新常态，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团队最重要的分析框架是经济增长阶段的转换。中国经济出现增长速度回落以后，首先面对的还是理论上的挑战。现有的发展经济学、经济增长理论等比较多地关注落后国家经济起飞问题，但对起飞以后可持续性、何时开始降落关注不够，也没有一个具有广泛解释力的分析框架。
　　对过去七年的中国经济减速，国内外大致以下分析思路：
　　第一种将这一变化放在凯恩斯的短期宏观经济分析框架中来看，认为这是周期性波动。但是这种观点很难解释长达七年、增长速度10%以上落到7%以下，如此长时间、深幅度的回落。
　　第二种将增长速度下滑归结为外部冲击。国际金融危机是发生在2007年、2008年，2008年中国实施了4万亿的刺激计划后，中国经济大幅回升，2009年、2010年增速又回到了10%左右，当时是危机冲击最严重的时候，其他国家一片箫条，仅仅从外部冲击的角度来讲，也解释不了中国经济的快速回升。
　　第三种是国内外学术界用比较多的趋同法。中国现在人均收入水平相当于美国的20%，而日本人均收入水平达到美国20%后，又经历了20多年的高速增长，有人由此认为中国也还能保持十年、二十年甚至更长一段时间7%-8%的高速增长。然而，这种观点混淆不同国家、不同增长阶段的增长潜力问题。
　　国研中心的分析框架是经济增长阶段转换，最初始于2009年关于中等收入陷阱问题的研究。战后几十个国家先后进入了工业化进程，但多数不大成功，只有13个经济体跨入中等收入阶段，进入高收入社会，典型的例子是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和香港、新加坡等。这些成功追赶型经济体的共同特点是，当其人均GDP达到11000国际元（购买力评价指标）时，无一例外地出现了增长速度的回落，回落幅度在50%左右。
　　中国经历了30多年的高速增长后，增长前景如何，是一个战略性的重大议题。国研中心研究团队做了三组测算：将中国作为一个整体来分析，将中国31个省市自治区按发展差异分成六组分别测算，对人均汽车、钢铁、发电量等重要人均实物拥有量测算，最终的结果都指向2012年以后中国经济增速会下一个大的台阶，由10%左右的高速增长转入中速增长。这一结论当时认同者并不多，引发很大争论。
　　在过去几年间，随着经济增速下台阶成为现实，认识也在逐步转变。中央提出新常态，首先就是增长速度的变化，背后则是经济结构、增长动力、体制机制的变化。国内对这种变化理论上的解释更多从供给角度出发，比如劳动人口的变化，刘易斯拐点的出现等。国研中心的研究中特别强调历史需求峰值，它实质上是由技术决定，同时与人的需求偏好相关。
　　在此基础上，研究团队较早提出了中国经济增长新常态的概念和论述，并且描述了新常态的特征，提出新常态下应该争取实现“六可”的目标，即企业可盈利、财政可增收、就业可充分、风险可控制、民生可改善和资源环境可持续。相应的政策建议特别强调宏观调控目标的设定应该顺势而为，不可强制性的试图继续保持高速增长期的增长目标，否则，增长目标超出潜力，将产生投资过度、产能过剩、资产泡沫、通货膨胀等问题。提出改革导向的供给政策，包括以价格、投资双放开为突破口，推动基础产业改革；强化竞争、提高效率、降低成本；更多依靠市场经济办法调整过剩产能等。
　　刘世锦认为，过去七年间，中国经济下行压力一直很大，原因就是中速增长的均衡点还没有找到，或者说还没有触底。经过近七年的回调，目前中国经济已经非常接近底部，或者已经开始触底，2017年将是中国经济转型触底并进入中速平稳增长的验证期。
　　触底有两个底部，主要看三个指标。从需求侧来讲，过去很多年的高增长是高投资带动的，高投资主要由三部分组成：基础设施占20%到25%，房地产投资占25%到30%，制造业投资占30%，而制造业投资又直接依赖于出口、基础设施和房地产投资。所以，高投资要触底，条件是上述三只“靴子”落地。目前来看出口已经落地，基础设施占比最高的时候是2000年左右，最近几年一直在回落，从长期来看，已经触底了。房地产经过多年高速增长以后，2014年已经触及历史需求峰值，出现了回落。去年一线城市房价大幅上涨带动了房地产投资回升，这是由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分化所带动的，房地产投资逐步回落的总体态势并未改变。今后一段时间将会逐步回落，进入低速增长甚至负增长的常态。
　　从供给侧来看，重化工业在调整，但是调整速度相对较慢，以致出现了严重的产能过剩。过去一两年，去产能取得了相当大的进展。PPI经过54个月的负增长在去年9月开始转正，今年上升幅度相当大；大多数行业企业利润也从去年从下半年后出现好转。
　　从当前增长态势看，房地产投资可能还有回落，估计在今年年中对投资需求会有冲击，但如果基础设施投资、出口能形成一个对冲，下行压力估计不会很大。补库存的力度尚有不确定性，与预期关系密切，对增长也会有一定影响。
　　刘世锦强调，触底是一个复杂过程，需要多次验证，2017年将是一个触底验证期。触底可能是大L型加若干小W型，不会出现大的V型或U型反转，是增长阶段转换而非短周期波动，含义是不再斜坡式持续下降，而是稳定在新的中速增长平台上。从日本的经验来看，其中速增长期持续了20年。中国过去的高增长把部分增长潜力透支了，但中速增长期维持十年以上还是有很大可能性的。
　　今后一两年是触底的关键期、验证期，不确定、不稳定的因素仍然很多。一是房地产泡沫或高位扭曲，对创新、实体经济的负面影响很大；二是金融风险不容忽视，去产能、去库存取得了不同程度的进展，但全社会杠杆率还在上升；三是国际形势中的一些基本面因素出现变化，全球化可能进入一个困难和调整期，将给中国经济增长带来更多的不确定性；四是政策导向。在触底期不排除由于某种冲击，短期内增速可能有一定幅度下滑，甚至出现超调，能否在宏观政策上拿捏得当，坚持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转型发展提供动力，也是一个挑战。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党组成员兼任办公厅主任
　　余斌表示，新常态是增长阶段的转换，即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高速增长阶段的本质特征是数量扩张为主，中高速增长阶段的本质特征则是质量提升为主。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入中高速增长阶段，实际上是以数量扩张为主，向质量提升为主的转变。新常态实际上是一个追赶接力，过去中国以10%的速度在追赶发达国家，接下来将以中高速来继续追赶进程。
　　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不是追赶进程的终结，只是以另外一种方式、一种增长速度来继续追赶。中高速增长阶段结束后，中国的经济增速还会进一步下降，进入中低速增长阶段，当中国进入成熟经济体国家行列，经济增速也会回归到跟发达国家大体持平的水平。追赶接力隐含的另一含义是，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阶段，要防止掉棒风险，从高速增长阶段进入中高速增长阶段，也是一个风险高发的时期，要防止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对今年的中国经济走势，余斌认为，判断L型的底究竟到了没有，需要关注两个问题。一是中国基础设施投资高增长是不可持续的，从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到现在，制造业投资和房地产投资增长大幅下降，采取的对策是大幅度增加基础设施投资，来弥补制造业、房地产投资下降所形成的缺口，从而稳投资、稳增长。但目前基础设施项目内部结构发生改变，经过30多年的投资高速增长，具有良好投资回报的基础设施项目基本结束，现在基础设施项目主要是以社会效益为主，比如城市地下管网改造、农村道路、垃圾处理、农村水利设施的改造等，这些项目是以社会效益为主，不能够提供投资回报，不能够提供现金流，主要依靠中央和地方政府财政支持。而中央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增长大幅度下降，不可能再继续支撑基础设施投资20%左右的高增长。基础设施投资增长从20%左右逐步回落至与财政收入增长大体持平的水平，在这个过程中，会持续构成投资下行的压力
　　二是经济增长下降后，城乡居民收入增长大幅下降，去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只有6.3%，略低于经济增长。当收入增长明显下降后， 10%以上的消费增长也不可持续。尽管在汽车、房地产高速增长的阶段，买房按揭贷款、买车消费信贷，可以通过透支未来的收入，从而导致在短期内出现消费与收入的不匹配，但是长期的消费与收入不匹配是不可能的。
　　余斌称，如果基础设施投资增长逐步下降到与财政收入增长相匹配、消费的增长逐步下降到与收入的增长相匹配的水平，那么本轮经济调整将会结束，就有可能在中高速这一新的增长平台上保持稳定。
　　陈昌盛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副部长、研究员
　　陈昌盛表示，2016年中国经济出现一些积极变化，价格回升、效益回正、就业稳定，但对2017年经济形势怎么走，存在很大分歧，原因是对2016年的回升存在不同解释。一种观点认为，2016年去产能改善了供求关系，2017年去产能还要持续，经济还会继续回升；第二种观点认为，2016年经济企稳，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房地产的带动，今年房地产投资会回调，经济也会受到影响；第三种观点认为是因为PPI转正，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也在回升，今年经济甚至会比去年好。在三个不同的逻辑下，得出两种预测，但偏离6.5%的空间都不大。
　　陈昌盛认为，过去几年中国经济转型，比较成功地避免了“失速”，L型增长的实质是经济增长阶段转换，是由高速增长向中高速增长转换的过程。如果排除房地产对整个增长的扰动，2017年与2016年总需求保持稳定。本轮经济持续下行调整六年后，2016年出现价格反弹、企业盈利水平回升和就业总体稳定的积极局面，结合国际经济周期变化和国内中长期趋势，预示着中国经济转型可能已进入下半程，经济增速短期大幅下滑的风险降低，“稳”的力量正在逐步增强，L型增长有望从“一竖”过渡到“一横”，经济转型从“止跌”阶段转向“提质”阶段。
　　其判断依据是，和过去几年相比，一是持续多年的通货紧缩警报消除；二是危机以来各国实行低利率、高债务组合调整，利率进入回升期，美元升值势头和全球影响有望趋弱；三是市场风险偏好提高，资金开始回流新兴市场；四是中国经济趋势性回调压力减小；五是市场内生性的投资出现一定企稳迹象。
　　陈昌盛表示，经济增长的本质是提高效率，在转型新阶段，过去提高效率的途径不太管用了，生产率增长出现了明显下滑，需要重建新的生产率增长机制。转型下半程的重点正在于此，需要关注PPI能否企稳，目前库存回升能持续多久，新一轮政治周期将演化为投资竞争还是改革竞争。他说，对新进程不要过于乐观，要把下一个阶梯由虚线变成实线，踏踏实实踩上中高速增长。
　　王小鲁
　　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
　　在会议评议阶段，王小鲁表示，2008年后中国出口从此前增长20%以上转为负增长，说明中国的比较优势发生变化，已从低收入变为中等收入国家，劳动力成本上升了，出口对经济的拉动作用明显减弱，这是经济增长减速的必然原因。
　　现在经济面临的结构失衡，也是导致过去几年来经济增长持续减速的重要原因。结构失衡集中表现在过度投资上。按照国家统计局的计算，支出法GDP中，资本形成占GDP的比重，从70年代末改革开放到90年代末，都是30%多，有轻微上升，但幅度不大。2000年到2010年，这一比重急剧上升到近50%，此后有所回落， 2015年是45%左右，高出80年代、90年代10个百分点。
　　长期以来，积极财政政策主要表现在扩大政府投资上。过度投资导致资源错配、产能过剩和房地产过剩，也导致杠杆率越来越高。一系列结构失衡造成经济持续减速压力，现在这个压力还没有完全消除。如果政策不做调整，继续搞大规模政府投资，会进一步加剧结构失衡，很可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王小鲁称，中国供给侧的问题是资源配置不合理。过去几年，全要素生产率一直在下降，已由正转负。除了政府大幅度干预投资，需求侧也存在结构问题，突出表现在过度投资和消费不足，结果就是不断形成的新产能，不能被消费吸收，就变成了过剩产能。需求结构的调整，要靠减少过度投资、改善民生、改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让政府把更多有效资源用于民生，鼓励民间消费回升，使结构恢复再平衡，这样经济增长才会更有力。
　　张智威
　　德意志银行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并负责中国股票市场策略
　　张智威认为，对GDP增长目标过于看重、且目标定得太明确，是现在宏观风险上升主因。由于潜在增长率很难计算，而且不确定性会影响经济实际运行，用政策来保证此前的判断，成本很高。张智威建议，未来五年可模糊增长目标，或采取包括失业率的多目标。海外投资者很少关心中国GDP增长目标是多少，如果中国GDP增长5%，但杠杆率不上升，他们对中国的看法会变得非常乐观。目前，投资者普遍低配中国资产。
　　也就是说，大家希望看到可持续的政策框架，不仅是货币政策，杠杆率上升与财政政策也有关系。中国中长期潜力还是有的，规模和高投入、高储蓄、高劳动投入都没发生太大变化。全球投资者主要担心金融风险，许多外国投资者认为，中国经济短期不会出现调整，因为投资一直在增长，但总有一天会出现下行调整。如果L型的底部是未来五年或者十年的平均增长，而不是每一个时点都不能低于此，短期可以出现小的调整，投资者会更乐观一些。
　　清华大学IGI副院长副院长朱恒源表示，从主要经济体经验看，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到科技起飞，科技研发强度占GDP比重都会在1%到2%之间，达到2%时就是所谓企稳了。中国研发强度从1%到2%用了十年时间，比其他国家同等发达水平时要快。在对标日韩甚至德国时，中国的创新和发展转型有两个非常重要的差别，导致中国可能要走不同的道路。一是经济体量的差异和经济体内部的复杂性，使得中国的生产函数有更多的变量；二是中国进入新常态，与全球的信息革命、技术革命联系在一起，日韩没有面临全球技术范式的改变。
　　中投公司资产配置与战略研究部总监范华表示，现在很多事处在拐点上，比如再通胀、去全球化、中国因素以及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的转变等。海外投资者对中国的担心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一是债市，现在债务杠杆率很高，如何处理、能否朝一个有序化、市场化的方向发展是很多投资者关注的。很多投资者愿意投资中国债券市场，但是担心两个问题：规则是不是很确定？资金进来后能不能很容易出去。如果中国资本市场的规则制定得比较完善，很多投资者非常看好中国市场。二是货币。全球海外并购的需求很大，但是钱不容易出去，对货币的压力比较大。
　　范华对中国经济中长期增长比较乐观。她认为，中国GDP即使是中高速增长，在全球也数一数二。其他国家很少会把经济增长作为其目标，央行多以通胀或者失业率为目标。中国是对经济增长关注最强烈的国家，从全球的角度来讲，中国应更接受一个更低速、但更高质量的增长。
　　文章仅代表作者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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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世锦：反转再反转，中国经济如何实现转型再平衡
原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关键字: 中国经济经济触底经济反转转型再平衡高投资房地产基础设施建设过剩产能创业
【近日，国家统计局公布最新经济数据，2015年二季度GDP增长7%，与一季度持平。很快就有西方媒体对此表示怀疑：中国二季度和一季度的增长率完全一样，“这太巧了”，他们甚至质疑中国经济数据造假。
外媒的这种指责与他们长期以来对中国经济的唱衰密不可分。近年来，中国GDP增长速度有所放缓，但并不代表中国经济形势到了最困难的时候。在中央宏观调控政策之下，中国的经济结构开始调整，也在改变以往高投资的发展模式，开始朝着稳中有好的方向发展，进入经济新常态。
7月5日，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论坛举办《经济开始反转？》论坛，刚刚离任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刘世锦也在受邀之列。会上，他对中国经济形势做了回顾，认为中国经济目前并没有触底，7%的增长速度在可接受范围内，而且中国经济已经进入了增长阶段的转换期。在谈到中国经济的经济的“底”到底在什么地方时，刘世锦给出了三个条件：第一，高投资要触底；第二，严重过剩的产能要调整到位；第三，新的增长动力要逐步起来。这也是中国经济实现“转型再平衡”的三条道路。
本文根据刘世锦在论坛上的发言整理而成，由主办方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论坛授权观察者网发布，以飨读者。】
原国务院研究中心副主任刘世锦认为，目前中国经济的“底”还没有触到（资料图）
刘世锦：大家下午好！
首先我纠正一下，我是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工作，但几天前我已经听党的话离任了，所以这个副主任已经是过去时了。
今天我们讨论的题目是“经济开始反转了吗”？其实我也希望如此。但我个人感觉，好像经济反转不是现在时，还是将来时。
中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那么，到底应该怎么来看目前的经济形势？首先，我稍微对中国经济做一点回顾。
过去五年，我们的经济是在下滑，而且目前看来这个下行的压力还是比较大，当然关于这一点还有不同的看法，这只是我个人观点。2010年，我所在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做了一项研究，我们观察了二战以后几十个国家工业化的历史经验，大部分国家应该说都不是很成功，落入了中等收入陷井，只有13个经济体成功转型，进入高收入社会行列，这其中包括日本、韩国、台湾、香港、新加坡。但是我们也注意到了其中的另一个规律：这些经济体在经历了二三十年的高速增长之后，当人均收入平均达到1.1万国际元时，几乎无一例外出现了增长速度回落一半的情况。这里我说的国际元不是指现价美元而是购买力指标，我们用的是英国一位著名经济史学家麦迪森的统计方法。用这个国际美元指标来计算，各个国家在达到11000国际元这个点时，几乎无一例外都出现了增长速度的回落。
当时我们注意到这个现象以后就观察中国发展，因为中国和这些经济体的增长轨迹还是蛮相似的。当时我们从几个方面来做了一个核算，把中国作为一个整体，31个省市自治区发展的差距还是比较大，我们把这些省市自治区分成六组进行分析。另外我们还分析了一些重要的人均实物量，包括人均汽车、人均钢铁、人均发电量这些指标，最后得出的结论令我们很意外。
当时我们的研究认为，从2013年到2015年期间，中国也会进入经济转换期，由高速增长转入低速增长，这是我们五年前提出的判断，我本人也曾经在不同场合讲过这个观点。但当时大多数人是不同意的，特别是一些同志讲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时，我们中国是一枝独秀风景这边独好，我们发展很快，怎么会降速呢？但在过去五年，特别是最近两三年，大家的共识是在增加的，不是因为我们辩论或者讨论赢了，而是因为事实如此，中国经济实际上已经进入这样一个增长阶段的转换期。
说到这儿，我们再来看看目前的情况。最近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应该说还是一个回升态势，但今年1到5月份的指标显示下行压力还是比较大的。这里我要使用一个经济学概念叫“转型再平衡”，过去我们保持10%左右的增长，这是一个平衡点，以后会慢慢回落，达到中高速或者中速的均衡点。过去是一个平衡，下一步会达到另外一个平衡，这就是所谓的“转型再平衡”。
那么，现在大家最关心的问题就是，中国经济的“底”到底在什么地方？我认为有三个条件：
第一，高投资要触底。
第二，严重过剩的产能要调整到位。
第三，新的增长动力要逐步起来。
高投资要触底
第一个条件，中国经济高增长这么多年，主要是靠高投资拉动。我们过去做过一些分析，高投资大体上由三部分组成，基础设施大概占整个投资20%-25%，房地产占25%左右，制造业投资大概占30%以上，这三项合起来大概占到了中国投资的80%-85%，而制造业投资又直接依赖于基础设施投资、房地产和出口增长。所以我本人有一个形象的说法，我说我们的高增长要触底，高投资要触底，高出口要触底，这三只靴子都要落地。现在出口已经触底，去年仅增长了2%多一点，今年上半年基本是零增长，原定目标在6%左右，现在看来比较难了。基础设施占整个投资比重最高的时候应该是在2000年左右，最近几年作为政府稳增长的工具，基础设施投资波动比较大，但现在基本也已经触底了。
之所以会发生这种现象，一个是能力的问题，再一个就是必要性的问题了。将来我们估计很可能会降到15%左右，制造业投资实际上已经降到10%左右。这样从需求角度来看，投资最后可能会降到10%及以下。
剩下就是房地产了。房地产从去年开始回调，应该说现在是有一定幅度回调，但还没有完全到位。我们最近做了一个预算，原来感觉如果高投资要能够触底，房地产投资的合理比重会是11%左右，去年房地产投资的占比是12%，我们原来估计今年会降到7%左右，但今年1到5月份实际上降到5%左右，5月份是零左右，我们认为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拐点而不是周期性的波动。为什么这么讲？因为城镇居民住宅历史需求峰值大概是万套住房，占到了房地产的70%左右，这个峰值去年达到了。这之后，整个房地产投资量应该说还是有的，但基本上是持平，甚至将来会逐步下降。所以从今年情况来看，房地产投资到底增长有多少呢？我觉得今年能保持一个正增长就相当不错，下一步很可能会出现负增长。这是第一点，从投资角度讲的。
严重过剩的产能要调整
第二个条件，从供给角度讲，我为什么要特别强调“转型再平衡”？实际上这是一个供求平衡的问题。刚才我讲高投资的回落，讲的是需求的逐步回落，实际上需求回落的同时供给也应该相应回落。那么供给是什么？供给就是满足刚才讲的基础设施、房地产这些供给方面的一些产业，主要是一些重化工业。但是需求降得相对比较快，供给降得比较慢，所以出现了严重的产能过剩。
另外一种表现也是我们最近讨论比较多的所谓通缩问题，就是PPI。工业品出厂价格已经连续39个月负增长，最近是负的4.6%，而煤炭、钢铁、铁矿石、石油、石化这五大行业的PPI大概是负的20%左右，这五大行业占到整个工业PPI回落的50%-80%。过去经济回调有一个不可持续性的现象，每当五大行业盈利水平下降时，整个工业盈利水平也会下降。所以我们现在要解决的问题是，怎么样大幅削减这些严重过剩的产能，同时又不会对整体工业盈利造成大的冲击？按照合理的标准，煤炭和钢铁减去20%-30%的产能，这之后才能达到盈利平衡，企业才能盈利，东北、河北、山西等地区的财政收入才能恢复增长。
不过现在这个也比较难，因为大家都知道去产能是这些行业恢复盈利的一个条件，但各个地方都不愿意自己减，都在等别人减，处在经济学所讲的囚徒困境里。前段时间我到内蒙古调研，当地有一个企业叫伊泰集团，是内蒙古煤炭行业最好的企业，它现在也处在亏损边缘，所以我们现在面临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就是怎么样有效去产能，让那些产能严重过剩的行业能够达到供求平衡，恢复盈利，价格实现正增长。
所以我觉得我们下一步要达到中高速均衡点，需要解决两个问题：第一，高投资实际上决定了未来中高速增长的水平，那么这个水平到底有多高呢？第二，如果达到这个中高速增长水平以后，如果供给减不下来，我们的效益状况可能会相当差。那么，该如何保持一个有效益、有质量、可持续的增长呢？
从这个角度讲，目前我们经济的那个“底”还是没有探着。我们做过测算，这个底大概在6%-7%之间，而且会在今明两年触到。今年定的增长目标是7%，我想经过努力以后，我们应该还是能够比较接近或者争取能够达到的。但我更关心的是，即使有了这样的增长速度，我们的效益状况怎么样？我们希望的是这个速度能让我们在将来找到一个新的均衡点，更重要的是，我们的效益和财政收入这些指标能够具有可持续性。
2015年二季度GDP同比增长7%，稳中有好
新的增长动力要培养
第三个条件，我刚才讲新的增长动力要逐步起来，我们需要培育新的增长点，鼓励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这方面中国还是有一定潜力的，包括刚才讲的投资，其实我们还是有空间的。但是不是一定要继续修公路、盖大楼才叫投资？有没有别的投资出路？对于中国来说，下一步增长点是要盯着新的创新、新的产业。
最近我到一个地方去考察，当地领导同志让我讲讲以后中国新的产业到底是什么？你给我说一两个，我好好发展，把我这个地方经济搞上去。最近我也反复思考这个问题，中国下一步所谓的新增长点，会不会出现像房地产、钢铁这种异军突起、能够带动整个行业高速增长的支柱产业？我不能说完全没有，但估计基本上没有。下一步新的增长点更多是集成效率，是新的技术、新的发展模式、新的机制，比如现在讲的互联网+，我个人感觉潜力还是很大。另外像绿色发展、机器替代人工，这些东西不是哪一个行业的，似乎所有行业都会覆盖到。那么现在最应该做的是什么呢？我们看看中国还有哪些产业的效率是走低的，在这些效率洼地发现新的产业，这里边就会有很大的增长潜力。
这里我想点两个领域，一个领域是电讯、IT行业。前段时间李克强总理很关心一件事情：我们电讯的资费能不能降下来？中央要求是要往下降，有关部门也承诺把资费往下降，但我也听到有人说，可能现在说降，也许会降，过一段时间可能又会有其它理由把资费涨回来。为什么？这里我们就要问，电讯行业有这个动力降费吗？如果通过垄断可以获得高收益，它一定会争取高收益的，也势必造成垄断。但如果说现在是一种竞争性的环境，把资费抬高就没有人买你的产品，这种情况下就会主动去降资费。所以我们更需要解决的是如何创造一个竞争环境，我们以前也讨论过，比如电信行业，我们现在一些民营企业实际在电讯、IT行业也相当有实力，能不能让他们组建基础电讯运营商进入这个领域去竞争？这就是所谓的鲶鱼效益。当然还是大的国有电讯运营商为主，只是进去一个民营企业让它竞争一下，从长期来讲，只有这样我们资费才有可能降下来。
第二个领域是房地产投资。房地产还有没有潜力呢？我个人感觉是还有潜力的，但是现在看看，北京能建房子的地方大部分都建了，但是往东西看看，北京到天津之间，北京到唐山之间还有很长的距离。可以设想下如果我们成为一个真正的网络型城市，形成一个城市带。在这个中间建设二三十个，甚至四五十个5万到10万人的小城镇，在那里可以买到面积大价格低的房子，还可以房前屋后养花种菜，空气也很好，开车到北京也不过一个小时，高铁只要20分钟。这样大家都不需要挤到北京去，城里很多制造业也可以搬到这些地方。实际上过去我们的城市化还是传统类型的，属于计划经济下的城市化，不是真正适应市场经济的一种网络型城市化，我们应该朝这个方向发展，让中小城市合理分担大城市的一些职能。
在这个过程中，大家就会看到，在这个区域范围之内，一些小城镇包括农村，实际上它是有发展潜力的。但我们现在农民进城的阻力还是比较大，当然也逐步在开口子。城里人也想下乡，把自己的人员、资金等工商资本带到想下去。这条路如果能打通，我想我们的基础设施建设和房地产的建设其实还是有相当大潜力的，当然目前在但认识上、法律上、制度上还很多的障碍，阻力比较大。这里我想说的是，下一步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后，我们实际上是要提升整个经济增长的效率，而在整体经济领域，那些效率低的地方往往是要素不流动的地方，这实际上就是我们下一步发展最容易、最方便的新增长点，但是这些地方也是需要我们通过改革打通路子的地方。
所以回到我们今天的题目，我想中国经济反转的前景是可以预期的。我刚才讲了三个方面的条件，我觉得最重要是最后一个，我们需要培养新的增长动力，但这个新的增长动力又和改革紧密联系在一起。所以我们只有进一步深化改革，进一步提升我们的效率，当老的增长动力逐步达到一个新的均衡点时，把这个过剩产能去掉，使我们恢复盈利能力，同时又逐步培育新的增长动力，我想中国经济下一步发展的时候已经到来了，经济也会很快反转。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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