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在二战中和二战后，“中国东北”都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战略点。它是日本侵略中国之痛点，抗日战争胜利后，东北战局更是大国博弈的支点，国共双方争夺的焦点。围困“长春”，抢占东北，是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对二战后国内内战危机解决的首要大战，关键决战。它深刻揭露了国民党为了独裁统治蓄意发动内战，共产党为了人民利益而战的历史本质。李发锁的《围困长春》一书，就是在这样大历史观的视野下力争叙述战争背后国共双方在不同领域的斗争以及探究国民党迅速垮台、共产党最终取得解放战争胜利的历史必然的一部优秀的报告文学作品。今节选《围困长春》部分章节，以飨读者。
1945年8月8日下午4时50分，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紧急召见日本驻苏大使佐藤尚武。一见面，看到佐藤尚武想说打趣的话，便挥手打断了，冷冷地说，他只是代表苏联政府递交日本政府一份照会，从8月9日起，苏联对日本已进入战争状态。
满脸晦气的佐藤尚武询问是否可以将消息告诉日本政府，莫洛托夫立即表示同意。待佐藤尚武回到大使馆，发现电话和无线设备均被切断了，只好起草明码电报到莫斯科公共电报局办手续，消息发到日本，已经是东京8月9日凌晨了。[1]
在莫洛托夫召见佐藤尚武70分钟后，莫斯科时间8日18时，苏军华西列夫斯基元帅下达了向中国东北日军进攻的命令。攻击进行4小时后，当日22时，塔斯社奉命向世界发布消息。莫斯科与中国及日本时差均为6小时，苏联8月8日，也就是中国及日本8月9日。这一震惊世界的军事行动，各国领袖反应各不相同：
进军命令下达时不巧赶上了暴风雨，斯大林笑着说了一句：“暴风雨是给日本武士下的。”便叼着烟斗看电影去了。
上午便得到苏联通知出兵消息的杜鲁门总统，忍不住内心高兴，午后就此举行了记者招待会。
东京皇宫内的裕仁天皇正在幻想着一向中立的苏联尽快答应出面向同盟国调停讲和，以延缓或中止美军的凌厉攻势。
蒋介石则在绞尽脑汁思虑如何让斯大林降低出兵条件，尽快赶在苏联出兵东北前把条约签下来。
毛泽东对苏联即将参战一无所知，常驻延安的苏军情报组对苏联与国民政府的谈判未漏半丝口风。[2]
三天前的8月6日，名为“小男孩”的原子弹投在了日本陆军总部所在城市广岛，帝国大本营的反应仅仅是，“派了以物理学家吉尾西岛博士为首的专门委员会去广岛研究原子弹爆炸的后果”。显然，原子弹并未撼动日本战争机器的核心部件，却促使了苏联加速进军中国东北的进程。
根据原先的预令，苏军确定于8月11日发起攻击。8月7日斯大林向华西列夫斯基发出训令：外贝加尔方面军和远东第一方面军务必于8月9日展开行动，因为杜鲁门那句“我们在日本投掷原子弹，迫使俄国重新考虑它在远东地位”的话早已传入斯大林耳中。
战争的残酷法则是，停战前士兵的战靴踏在哪里，哪里便是双方势力范围的分界线。苏军要赶在日本宣布投降前占领东北。
尽管当时美国一些人对投掷原子弹提出异议，但陆军部长亨利·史汀生证实：“总统一刻也不想拖延第二颗原子弹投掷。”在苏军踏进东北的同时，8月9日，名为“胖子”的原子弹投向了日本。
为彰显丘吉尔对核试验贡献而命名的“胖子”最初投掷目标首选小仓，其次才是长崎，第三是新泻。由于天气与油料不够两个原因，最终的霉运落到了长崎头上。[3]当然，真正让长崎倒霉的原因是日军两个重要兵工厂配置于市中心。
8月10日凌晨，日本裕仁天皇终于发出了乞降照会，照会电文是通过中立国瑞典政府转送美、英、中、苏四国的，并未向日本国内公布，日军仍在抵抗。[4]苏军的凌厉攻势仍在继续。即使日军放弃抵抗，苏军也要占领整个东北，亲手实现对日军的缴械。
8月10日，对中国人来说是个沸腾的日子。
重庆《大公报》以“大时代展开了”为题发出社论，慷慨激昂的社论说：“宇宙伟大，人类不灭，而正义是必胜的！”中央社则发出了“日本投降了”大字号外，记者驾驶着三轮摩托绕城一周，一路狂发。锣鼓声、喇叭声、鞭炮声与人们的狂呼声、喊叫声灌满了横街竖道，连电影院里的人们也跑到街上来。
延安的军民连夜举行了盛大游行。山坡上、山沟里、大街小巷到处都是灯笼火把，人们把脸盆、饭罐什么的都拿出来敲打着，把帽子、汗衫使劲抛向空中。那可真是一个狂欢之夜。路边的瓜果也有随便吃的。延安一个卖桃的小贩把桃一个个塞进狂欢的人们手里：不要钱的胜利果，大家自由吃呀！
鞭炮迅速告罄，店家大吉关門。茶馆有免费茶，酒馆有免费酒，重庆一些店铺被挤破门板，打碎玻璃，老板说是喜气盈门，警察在一边鼓掌大笑。喜极而泣的人们周身每个细胞都被兴奋灌满了，撑胀了。不仅仅是重庆与延安，中国还有若干城市，昆明、贵阳、西安等，一齐儿沸腾了！[5]
胜利来得突然、意外，让人猝不及防。狂欢的声浪中有两个人却与众不同，一个是蒋介石，一个是毛泽东。
重庆的酷暑加上狂欢的热浪使得蒋介石越发焦躁难耐。这一年的6月，美国政府告知他《雅尔塔协定》的内容，并要求他抓紧与苏联就出兵问题展开谈判。苏联出兵是早晚的事，时间表攥在斯大林的手中。
此时，国民党的精锐部队都集中在中国的西南和西北地区，运送这些部队进入华南、华东、华北乃至东北需要时间。对此种态势，杜鲁门有着透彻的分析：“蒋介石的权力只及于西南一隅，华南和华东仍被日本占领着，长江以北则连任何一种中央政府的影子也没有……事实上，蒋介石甚至连占领华南都有极大的困难。”[6]
日本投降后，东北统治权力出现真空，能与自己争夺的力量唯有共产党。华北的大部由共产党控制着，而且八路军就在长城附近和离东北咫尺之邻的山东、河北。他要抢在苏军进入东北前，同苏联谈妥一个协议，让斯大林把东北交到自己而不是共产党的手里。
无奈的是从6月末开始，至今谈了两个多月，斯大林价码始终居高不下，尤其即将签订那个条约中赤裸裸的出卖领土条款，使其握笔的手颤抖不已。如今，斯大林竟然在条款未签订的情况下，单方面突然出兵。蒋介石感到斯大林最后通牒的强硬与霸道，后脊梁一阵阵发凉。
延安窑洞中的毛泽东彻夜无眠。苏联对日本宣战，毛泽东一时感到意外。此前，斯大林对美、对蒋的所有交易都对同信马列的盟友中共保密，有时甚至是刻意掩盖。陕北山沟里的毛泽东靠着听广播、看报纸预测到苏联战胜德国后一定会打击日本，但未曾料到如此之快。
此前5天的8月4日，毛泽东起草给中原地区负责人李先念的电报对形势的估计是：“日寇明冬可能失败，还有一年时间供你们做准备工作。你们必须在这时间内准备一切对付必然要到来的内战局面。”[7]
毛泽东的忧虑正如他后来于1947年12月28日在中央十二月会议上讲的那样：日本投降对我们是个喜事，也是个负担，因为来了蒋介石。从中国革命的宏观角度看，仅仅打败了日本，美国帝国主义支持的国民党反动派仍极庞大，也是“革命尚未成功”。而且日本一倒，内战危机空前严重，严峻的形势已经摆在面前。
[1]徐焰：《苏联出兵东北》，解放军出版社，2015年版，第151-152页。
[2]同上书，第150页；丁晓平《1945·大国博弈》，华文出版社，2015年版，第251页。
[4]同上书，第260页。
[5]张正隆：《中国1946》，2014年版，第4页。
[6]王树增：《解放战争》（上），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8月北京第1版，第17页。
[7]《苏联出兵东北》，第178页。
20世纪上半叶，日本军阀一直惯用不宣而战，突然袭击，并屡屡得手。世人记忆犹新的除了偷袭珍珠港、夜袭沈阳北大营，最让俄国人切齿于心的是1904年2月8日的夜袭俄驻中国旅顺舰队，致使俄军遭受重创而失去制海权。接下来的3月间，沙皇32万大军被日军毙伤6万，生俘2万；在5月的交战中，日军又击沉俄战舰19艘，俘虏5艘，沙皇被迫讲和。1905年，俄日在美国朴茨茅斯达成协议。
那时，正是光绪皇帝当政的25个年头，王朝已是风雨飘摇，只能底气不足地宣称“中立”。战争是在中国领土上实施的，自然拿中国的土地做交易，战胜了的日本人从俄国人手中接过了旅顺、大连的“租借权”，以及长春至旅顺铁路——南满铁路及其支线和附属煤矿。同时，俄国在割让库贝页岛的前提下，勉强保住了在北满的利益。
此前，最扎中国人眼的是“中东铁路附属地”，那是俄国人在长春二道沟（市内河流之二）的国中之“国”。此时，打胜了的日本人似乎凡事要强俄一头，又在头道沟上建了“南满铁路附属地”。两家占地面积均为5平方公里左右。两块附属地似中国东北姑娘头上的两块疤癞。贪得无厌的日本人巧妙利用了条款上每公里可留15名“护路兵”的名义，在长春至大连铁路线上安排若干士兵长期驻留，以后又将其命名为“关东军”，并凭借强大起来的关东军，最终将俄国人挤出整个东北。[1]
现在轮到俄国人复仇了。
宿仇越深，报复越狠；击敌越重，出手越稳。为给日军突然的致命一击，俄军于10个月前秘密实施了万里大调兵，调兵均以“演习”为名向边境开进。边防人员照常休假，高级军官视察边境都换上士兵服装。
在主攻东北的方向上，苏军统帅部煞费苦心，将远东唯一的一个坦克集团军放在东北西部。这一部署果然厉害，日军做梦也未想到，开战仅几天，东北西部没有防御工事的荒凉山岭与草原上，突然涌出了上千辆坦克、装甲车、自动火炮和数十万苏军在向“首都”长春突袭。加之牡丹江、延边方向的辅助突击，两把铁钳将东北从中间割裂。最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日本关东军司令官山田乙三大将在苏军攻击前一日突然离开长春，赴大连观看歌舞伎表演去了。
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发布投降诏书；17日，山田乙三下令放弃抵抗；18日，伪满洲国皇帝溥仪在通化大栗沟宣布“退位”；19日，苏军受降使团的飞机与500多名空降兵降落长春；21日，苏军坦克开进长春街头。缴械后的日军自山田乙三大将以下共52万关东军，在苏军撤离东北后被押往苏联西伯利亚。[2]
日军刺刀下的满洲国随着日军的缴械瞬间便轰然坍塌了，从城市到乡村，东北的政治权力立马出现了若干空洞与间隙，这层层叠叠的权力真空由谁来填补与占领？谁会捷足先登呢？
在苏军进攻队伍中，有两个人值得历史予以特殊记载，一是周保中，二是金日成。
周保中，云南大理人，1902年出生。本是天花弃婴复拾的幸存儿，一个意志坚定的生命强者。参加过北伐战争并担任过团长、副师长，是1927年加入中共的老党员。九一八事变后，先后担任中共满洲省委军委书记、东北抗联第五军军长、抗联第二路军总指挥。1942年被迫率抗联余部1000多人退往苏联，任抗联教导旅即苏联远东方面军步兵第88旅旅长。
苏联出兵前的7月，教导旅抽调280人组成“伞降先遣部队”和先导队，分派到苏军各方面军担任侦察、向导、袭敌后方等特殊使命。这应当是最艰险的任务。苏軍发起攻击前，前线连以上军官都得到了抗联教导旅提供的日军防御工事大致标图。
战斗展开仅仅十几天，令人惋惜的是，这部分抗联老战士大多牺牲。
9月8日15时，周保中率领100余名抗联战士乘坐苏军4架运输机降落长春。走下飞机双脚踏在地上的时候，这个一米八三的汉子，突然跪在地上，把头贴向地面，泪流满面，带着哭腔喊道：“祖国啊！你的游子回来了！”这一年，周保中43岁。
卡宾枪口下的军事管制，苏军需要自己信任的人帮助维持秩序。周保中就成为苏军第一任长春卫戍司令部的副司令，化名为黄绍元中校。自8月29日至9月3日，周保中领导的抗联300多人分别乘坐苏联运输机和汽车抵达57个大中城市，协助苏军实行军事管制。57个大中城市的卫戍副司令全是抗联的人在担任。
接着，周保中又找到华西列夫斯基元帅，不待元帅把感谢抗联的话讲完，便急着说：“我要扩军，你得给我武器。”华西列夫斯基倒也痛快：“战利品算我们共同的，你们需要什么就可以拿。”
周保中捷足先登了。而熊式辉、蒋经国等国民党接收大员直到一个多月后的10月12日，才姗姗到达长春。9月下旬，周保中同中共地下党员傅根深、赵东黎接上了头，并主持成立了中共长春市委，接管了长春市警察局，迅速展开武装队伍的组建。抗联各城市的负责人一齐行动，短时间内便发展队伍4万余人。
后来，被毛泽东称赞为“我们的民族英雄”的周保中在东北解放战争中担任东北民主联军副司令、吉林省人民政府主席，1955年授予中将军衔。长期的战争岁月，尤其十几年艰苦的抗战生涯损坏了他的身体，于1964年不幸病逝，享年仅62岁。
在历史前进的坎坷旅途上，总会有人身先士卒，抢先为队伍奋起探险，不管他们最终起的作用大小，先行者的足迹将会永远载入史册。[3]
在苏军第25集团军进攻队伍里，有一个高大英武的年轻人，名字叫金日成。他是周保中抗联教导旅第一营的营长，他的部队有400余名朝鲜抗联战士，进攻方向不是东北而是朝鲜，进攻对象是拥有4个师团的日军第17方面军。进攻势如破竹，8月19日，苏军便占领了平壤。23日，苏军先头部队进到了北纬38度线便止步不前了。美苏两国双方有约在先。这是在苏联出兵那一天的临时约定。
8月9日，苏军几个师从中国东北边境转道向朝鲜急速推进，美国人立即出现了担忧。当初，波茨坦会议并没明确美苏两军在占领朝鲜时的分界线，那么苏联红军战士的战靴就可以踏在任意的地方，而距离朝鲜最近的美军还远在几百公里以外的冲绳，无论如何也抢不过苏军。
当晚，五角大楼紧急召开会议。总统杜鲁门要求，应当在朝鲜整个地区的作战范围“画一条线”。陆军参谋长马歇尔要求随行参谋叫迪安·腊斯克的年轻上校：“要在30分钟之内搞出来”一个双方可以接受的占领界线。
30分钟是有限的，沉思片刻，迪安拿起一支红色的铅笔干脆利索地在朝鲜地图上画出了一条直线。这条线和49年前日俄分割这个国家的那条线完全一致：北纬38度线。
让美国人意外的是，斯大林痛快答应了这条界线。事后美国人后悔了：要知道斯大林这么痛快，不如把线往北移动一下，划在39度线上，那样中国的军港旅顺就在美国的势力范围里了。
9月9日，美军从仁川港登陆，撤往南朝鲜的日军第十七方面军立即向美军缴械。停在三八线上的苏军等来了最高司令官名叫麦克阿瑟的美国军队。美苏两国士兵在三八线上举行了一个联欢会。美军跳的是踢踏舞，苏军跳的是马刀舞。美国士兵对粗壮的哥萨克人能用脚疯狂旋转身体惊讶不已。从此，朝鲜分裂为南北两部分。[4]
有志于民族的朝鲜青年军官金日成，内心极愿意随苏軍进军汉城及其以南区域，使南北朝鲜统一为一个整体。但作为仅有400余人队伍的司令官，他的发言权轻于鸿毛。于是，他在北方建立了自己的政权。这一年他33岁。
白山黑水之间辽阔的中国东北大地，百年来一直处于多事之端。这块土地原本是中国一个重要的少数民族女真及其后人满洲即满族的发源地，骁勇的努尔哈赤和皇太极率领彪悍的八旗子弟兵，就以满洲为基地进军中原，于17世纪统一了中国。为此，东北地区近代亦通称为满洲。[5]
满洲按方位习惯分为四满，即东满、南满、北满、西满。[6]
这块土地太过丰饶了。人类居住的这个星球上，有三块著名的黑土地：一块位于北美洲的密西西比河流域，一块位于欧洲的第聂伯河流域，另一块就是位于亚洲东北部中国东北地区的黑龙江、松花江和乌苏里江流域。这块黑土地以土壤肥沃资源丰富而名传天下，曾令无数中国人抛家舍子、满怀憧憬去“闯关东”。
从一定意义上说，战争打的是经济实力。
日伪1944年调查统计表明：东北铁矿蕴藏量38亿吨，煤的蕴藏量228亿吨，有色金属铜的蕴藏量为132万吨，铅与锌113万吨，铝354万吨。东北钢铁工业所需的大量炼焦用煤、矿石均可就近取材。鞍山、抚顺、小丰满依次被称为中国的钢都、煤都、电都。绵延不绝的长白山和大小兴安岭，森林总面积261万公顷，木材储量达30亿立方米，占全国1/3。
战争胜利是以人的生命为代价的。东北（含内蒙古东部地区）人口达3800万，有取之不尽的兵源。当然士兵是要吃粮，军马是要喂草的，而东北这块黑土地可耕面积3273万公顷，出产农作物50种以上，年产粮食2000万吨。尤其是大豆产量，为当时世界大豆产量的60%以上。
交通是社会运转的血脉。遍布东北的铁路大小50余条，总长1.4万公里，公路10.8万公里，几乎占全中国铁路、公路总长的1/2。水路交通则面临黄海与渤海，大连、营口、丹东、葫芦岛均为优良港口。
这块丰饶至极的土地，战略位置又太过重要了。它位居东亚之中心，东邻朝鲜半岛，西连蒙古草原，北视西伯利亚，南通冀鲁大地，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
什么东西太过优美便会遭人羡妒与垂涎，甚至必欲夺为己有而后快。于是，“红颜”薄命的悲剧便多次在东北重复上演。
1927年7月，日本那个疯狂奋发的田中义一首相专门针对东北炮制了臭名昭著的《田中奏折》，明确提出了“惟欲征服支那，必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的侵略国策。[7]
果然，四年后燃起了“九一八”战火。日本人正是以东北为基地支撑，突进华北、华中，一路将战火烧向华南及黔桂大地，重演了皇太极问鼎中原的版本。
百多年来的东北屈辱发展史在验证“红颜”薄命道理的同时，也确凿无疑地印证了一个说法：“得东北者得天下”，或者说“欲得天下者，必先得东北”。
人们常说，英雄所见略同。在东北的问题上，毛泽东与蒋介石不仅见识相同，连说法也惊人地一致。
毛泽东说：“东北是很重要的，从我们党、从中国革命最近和将来的前途看，东北是特别重要的。如果我们把现有的一切根据地都丢了，只要我们有了东北，那么中国革命就有了巩固的基础。”[8]
蒋介石说：“国民党命运在东北。盖东北之矿产、铁路、物产均甲冠全国，如东北为共产党所有，则华北亦不保。”[9]
毛泽东对他的同事解释说，“我们这样一点根据地被敌人分割的相当分散，各个山头、各个根据地都是不巩固的，没有工业，有灭亡的危险”。只要取了东北，根据地便与苏联、蒙古、朝鲜相接，出现一个“背靠沙发”的局面，从而脱离被国民党四面包围的险境。为此，毛泽东强调，“要准备20到30个旅，15万到20万人，脱离军区，将来开到东北去”。[10]
蒋介石则以“生命线”回应毛泽东的“存亡”之说：“东北是一个比西欧大国还要大的地方，那里重工业占全中国一半以上，是我们民族复兴的生命线，得失影响国际视听和全国的人心。”[11]讲究颜面与国际视听，特别是美国人的看法是蒋介石的一个突出特征。
毛泽东与蒋介石在讲这些话的时候，是否想起了皇太极与日本关东军从东北挺进中原的历史，是否回忆起金兀术从黄龙府出发，越过长城掳回了大宋王朝徽、钦二宗的悠悠往事，至今我们并不得知。他们都看到和计划着以东北强大的物资基础为支撑，最终战胜对手的意愿却是确凿无疑的。他们共同始料不及的是，东北一旦为一方占有，便会迅速发生多米诺骨牌的效应，夺得东北的一方挥师入关，仅仅一年就将失去东北的一方彻底打倒了。
毛泽东说要往东北派兵的话是在1945年的5月，并不知道苏联即将对日开战。那时强大的关东军仍然盘踞在整个东北。毛泽东估计日本失败将在1946年冬，即给李先念电报所说的“明冬”，为此讲话带了“将来”两个字，实际上是在计划进军东北。
蒋介石在这一年的6月就从《雅尔塔协定》上得知苏联出兵、日本战败在即的消息，便着手了军事调动。无奈400万国军大部集中在并无日军的大西南，离东北最近北战场的抗战部队只有傅作义与马占山的7万杂牌军，也只好急事现烧香，将几万人编成的集团军立马升格为第十二战区。
同时，按着美军顾问团的建议，于7月间自包头东进，以便在苏联出兵后，迅速切断东北与华北的联系，使中共与苏军不能接触，从而建立“防共隔绝走廊”。[12]
在傅作义向中共晋绥解放区进攻的同时，或许为转移并牵制延安共产党首脑机关的视线。7月21日，胡宗南部在美制火箭炮掩护下，向陕甘宁边区最前端的爷台山发起进攻，并占据了这一制高点。8月8日，八路军组织队伍向爷台山反击。双方剧烈厮杀后，八路军夺回了该地。后来史书有载，正是在爷台山隆隆炮声中，国共双方迎来了苏联对日开战，出兵东北。[13]
1945年6月10日，中国共产党召开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进入选举阶段，毛泽东出面亲自为东北籍代表拉选票，实际上是在为“将来”进军东北做干部准备。用他一年前在中共中央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上的话说：“中国的国土蒋介石丢到哪里，我们就到哪里。还要准备几千干部到满洲去！”[14]
苏联出兵东北的消息8月9日上午传到了延安，毛泽东立即通知在延安的中央委员和相关负责人到杨家岭来，召开七届一中全会第二次会议。会议定的基调是配合苏军作战，“具体如何配合，还要等战争的展开”。[15]
历史的进程往往比人们预料的更为迅速。“一年等于二十年”的情景在重大转折关头会不以人们的意志而猛然出现，伟人也不例外。就在苏联出兵的第二天傍晚，日本投降的惊雷消息又通过广播传到了延安。战争就要结束了，原先准备“将来”的计划打算，都要立即于眼下实施。在万众军民狂欢的声浪中，毛泽东一下子便将自己扔进了空前繁忙的旋涡之中。
毛泽东把办公地点索性转移到枣园里的乒乓球桌前。一边处理文件和书写命令、文告，一边接见即将派赴各地的领导干部与将领们，忙碌得无暇吃饭喝水，饥渴时抓起乒乓球桌上的馅饼和刚成熟的瓜果，风卷残云般塞进嘴里。从8月10日24时至11日18时，未合一下眼，伏案奋笔疾书，连续以延安总部总司令朱德名义起草了七道命令。
其中第二、第三、第六道命令明确规定了与苏军的配合协同事宜，第二道命令直接下达进军东北：
为了配合苏联红军进入中国境内作战，并准备接受日满伪军投降，我命令：
一、原东北军吕正操所部由山西、绥远现地，向察哈尔、热河进发。
二、原東北军张学诗所部由河北、察哈尔现地，向热河、辽宁进发。
三、原东北军万毅所部由山东、河北现地，向辽宁进发。
四、现驻河北、热河、辽宁边境之李运昌所部，即日向辽宁、吉林进发。
或许是多年争斗对对手的深刻了解，蒋介石也是锋芒相对，早有准备，同一天，连发三道命令：
一、命令国民党军前线各部队“对敌放弃要点，应即派部队进驻”，“距离较远之部队，应察状况可能向前推进”，“对于敌人遗留之武器弹药材料财物，必须派兵严为看管”，而共产党武装“如有争夺城镇，妨害我之行动，应断然剿办为要”。
二、命令各沦陷区伪军“应就现地点负责维持地方治安，保护人民。各伪军尤应乘机赎罪，努力自新，非本蒋委员长命令，不得擅自移动驻地，并不得受未经本委员长许可之收编”。
三、命令第十八集团军（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应就原驻地驻防待命。其在各地区作战地境内之部队，并应按受各该战区司令长官之管辖”，“为维护国家命令之尊严，恪守盟邦协议之规定，各部勿再擅自行动为要”。[17]
8月13日，朱德、彭德怀回电蒋介石，电文充满了毛泽东的文风：
在你给我们的命令上说：“所有该集团军所属部队，应就原地驻防待命。”此外，还有不许向敌人收缴枪械一类的话。……“驻防待命”，不进攻了，不打仗了。现在日本侵略者尚未实行投降，而且每时每刻都在杀中国人，都在同中国军队作战……为什么你叫我们不要打了呢？我们认为这个命令你是下错了，而且错得很厉害，使我们不得不向你表示：坚决地拒绝这个命令。因为你给我们的这个命令，不但不公道，而且违背中华民族的民族利益，仅仅有利于日本侵略者及背叛祖国的汉奸们。
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18]
延安言之有理，蒋介石推辞说，是远东盟军总司令部规定的，与己无关。12日，麦克阿瑟以远东盟军总司令的名义，命令日本政府和中国战区的日军只能向国民政府及其军队投降，不得向中国其他武装力量缴械。至于什么原因，并未公开说明，谜底只由美国政府与蒋介石掌握。15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在任命麦克阿瑟为驻日占领军司令官的第一号通令中说：
蒋介石唯一享有在中国受降的权力。“假如我们让日本人立即放下他们的武器，并且向海边开去，那么整个中国就会被共产党人拿过去。”[19]
对延安总部朱、彭两位司令怒气冲冲的回电，蒋介石反倒谦恭起来，第二天，竟然发出了出乎毛泽东预料的电报：
倭寇投降，世界永久和平局面，可期实现，举凡国际国内各种重要问题，亟待解决，特请先生克日惠临陪都，共同商讨，事关国家大计，幸勿吝驾，临电不胜迫切悬盼之至。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20]
接下来，8月20日、8月23日，又接连第二封、第三封电报邀请，言语一次比一次恳切热烈，绵里藏针：“深望足下体念国家之艰危，悯怀人民之疾苦”，“惠然一行，共定大计，则受益拜惠，岂仅个人而已哉”，“兹已准备飞机迎迓，特再驰电速驾”！
重庆《大公报》社评称赞蒋介石此举为“蔼然诚坦，溢于言表”。
有史料记载，邀请毛泽东赴重庆谈判这一计策，是由蒋介石国民政府文官长吴鼎昌所出。当初计策的标底是认定毛泽东不会有胆量来重庆。应当说，这一招的确高明，既把蒋介石打扮成一心谋求和平的领袖，又将不肯和平的内战责任推到共产党头上，战端未开，政治上先胜一局。[21]
日本投降，美与蒋站在了一块儿，这对中国共产党绝对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同宗同脉的苏联共产党的立场就显得尤为重要。
日本宣布投降后，中共中央派遣中社部李士英带着电台去绥蒙边境，与苏联秘密联络，期望取得苏方支持，抢先接管东北。苏方冷淡，没有态度。毛泽东听了李士英汇报后感叹：“他们不相信我们中国共产党会取得胜利，最后解放全中国，这是不相信中国革命的力量啊！”[22]
就在蒋介石对毛泽东发出第二封邀请电的同一天，苏共中央8月20日致电中共中央，要求毛泽东去重庆同国民党谈判，并说中共不能打内战，否则民族会遭到灾难，国家有毁灭的危险。[23]正逢一年中最热的时候，毛泽东感到了一丝冷意。
8月26日，国民政府与苏联政府于14日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内容公布，规定苏军从日本人手里解放的东三省只能交给国民政府，并且苏联政府给予中国道义上与军需品及其他物资之援助，“完全供给中央政府即国民政府”。
消息传来，毛泽东及他的战友们，尤其是在風风火火闯关东的干部战士们陷入了深深的失望，如同被兜头泼了一盆凉水。
著名的英国历史学家和传记作家菲力普·肖特后来在他的《毛泽东传》中对这一情形进行了透彻、生动地描述：杜鲁门支持蒋介石武断地决定，“日本将领只能向国民党军队投降。毛又陷入了泥潭之中，连忙打电报向斯大林求助。其后，在当月15日，这位苏联领导人投过来一颗炸弹”。就在日本投降的前一天，《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订了。“这位领导人再一次为了苏联的民族利益而出卖了中共。”“在毛毫不知晓的情况下，允诺不再支持中共反对国民党政府。”“一切都已昭然若揭：如果内战爆发，中共将独立作战。”[24]
日本投降后，中国大地上政治实力为“三国四方”。
显然，强大的美国、苏联与比较强大的蒋介石国民政府坐在了一起，共同面对比较弱小的中国共产党。尽管蒋介石用人格担保毛泽东的安全，毛泽东会去重庆吗？斯大林已经用法律约定东三省由国民政府接管，朱德总司令第二道命令中那四支队伍是否继续向东北进发？苏军会让他们踏过山海关吗？
[1]顾万春、李荣先：《长春城市变迁》，长春出版社，1998年版，第101页；于泾：《长春史话》第一集，长春出版社，2001年版，第193-195页。
[2]徐焰：《苏联出兵东北》，解放军出版社，2015年版，第222页、第273页。
[3]《5年万里追随，一生铭记将军》，《往事》，2014年，第4期，第4页，政协长春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
[4]王树增：《朝鲜战争》，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4月北京第1版，第7-8页。
[5]《苏联出兵东北》，第18页。
[6]东满：指中长路沈阳至长春段以东的吉林、辽原、安图、延吉、敦化等地区；南满：指中长路沈阳至大连以东的丹东、庄河、通化、清源和沈阳西南的辽中地区；北满：指哈尔滨、牡丹江、北安、佳木斯等地区；西满：指中长路沈阳至哈尔滨以西的齐齐哈尔、洮南、开鲁、阜新、双辽、扶余等地区。
[7]王树增：《抗日战争》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6月北京第1版，第18页。
[8]张正隆：《中国1946》，白山出版社，2014年版，第72页。
[9]同上书，第81页。
[10]《毛泽东年谱》，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603页；刘统：《东北解放战争纪实》，东方出版社，1997年版，第21页。
[11]王树增：《解放战争》（上），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10月北京第1版，第516页。
[12]《苏联出兵东北》，第283页。
[14]《东北解放战争纪实》，第21页。
[15]《毛泽东年谱》（中卷）。
[16]《解放战争》（上），第36页。
[17]同上书，第13页。
[20]同上书，第6页；《东北解放战争纪实》，第11页。
[21]尚传道：《四进长春》，《长春文史资料》第8辑，1985年版，第10页，政协长春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22]郝在今：《中国秘密战》，金城出版社，2015年1月第2版，第319页。
[23]《苏联出兵东北》，第286页。
[24]（英）菲力普·肖特：《毛泽东传》，中国青年出版社，2004年1月北京第1版，第322页。
世界是一盘棋。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几个大国在博弈，众多弱国小国不过是棋盘上的卒子。
鉴于1945年发生了诸多重大事件，包括4月12日美国总统罗斯福逝世、杜鲁门总统宣誓就职；包括5月1日希特勒的自杀身亡，及5月7日德国宣布投降；包括8月6日第一颗原子弹投向人类；包括8月10日日本天皇宣布投降等等，历史性地将这一年定义为20世纪的转折之年。荷兰著名作家伊恩·布鲁玛把1945年称为“零年”。
这一年，扭转历史乾坤并对其后继续产生重大影响的事件，对中国说来，莫过于《苏联参加对日作战的协定》。
在苏军节节胜利的情况下，美国对日本的战争却步履维艰，日本海军虽然严重失利，陆军主力仍比较完整，全部兵力仍有700余万人。其中日本本土有400万人，而且仍在顽强抵抗，名副其实要战至一兵一卒。在硫磺岛战役中，美军虽然歼灭了2万日军，自己也付出2.6万人死伤的代价。随后进攻冲绳时，美军付出了高达5万人的死伤。美军方据此估计，进攻并占领日本本土，至少要付出100万美军的伤亡。[1]
美国军政首脑分析认为，即使攻占了日本本土，战争还不一定结束，日本天皇与军部可能会迁都满洲或朝鲜继续作战。再从中国战场看，1945年春，国民党正面战场已处于强弩之末的日军横扫西南，攻下了豫湘桂广大地区，重庆为之震动。美国驻苏大使哈里曼在给美国政府的报告中特别提醒：美国面临的“巨大危险是苏联可能袖手旁观，等我们牺牲了大批美国人生命，打败日本之后，红军长驱直入东北和中国的北部大片地区”[2]。
罗斯福担心中国战场可能崩溃，粉碎大陆上的日军只能寄希望于苏联参战，而且不能拖得太久。让苏联出兵，美国则面临两个问题：一个是出兵后的苏联可能会支持中共建立红色政权，一个是苏联会开出相当高的价码。罗斯福决定首先解决出兵问题。
罗斯福的做法是，首先说服瞧不起蒋介石的丘吉尔，尔后拉上蒋介石，于1943年秋天在开罗召开中美英三国首脑会议，硬给中国扣上了“四强之一”的帽子。正如罗斯福所说，这样在对付苏联时，就会产生3∶1的优势。
会上，蒋介石要求收回香港，罗斯福同意，却遭到了丘吉尔的拒绝。本来开罗会议羅斯福是想要美英苏中四强一起参加的，斯大林表示不愿同蒋介石见面。因为在1941年4月13日，斯大林亲自主持与日本签订了《日苏中立条约》[3]，正在同德国艰苦作战的斯大林不想得罪日本，从而避免两线作战。
11月27日上午，《中美英三国开罗宣言》文稿由罗斯福带往德黑兰，以征求斯大林意见，斯大林阅后表示同意。
1943年12月1日，德黑兰会议结束当天，《中美英三国开罗宣言》公布。其中，重要条款为：“日本所窃取于中国之领土，例如满洲、台湾、澎湖列岛等，归还中国。”
这是“二战”后中国得到的最大收益。
罗斯福为什么如此支持中国？有评论认为，他的基点是英国已经走向衰落，中国虽然仍是18世纪，但在“二战”中举足轻重。他对儿子小罗斯福说：“假如没有中国，假如中国被打垮了，你想一想有多少师团的日本兵可以因此调到其他方面来作战！他们可以马上打下澳洲，打下印度，并且可以一直冲向中东。”
罗斯福的目的就是以中国牵制日本。罗斯福未说的话是，支持中国也是为了战后美国在远东的利益——中国可以作为美国在远东利益上与苏联抗衡的缓冲区，尤其是紧邻苏联的中国东北。这实际已经埋下了国共东北争夺战的导火索。
不管怎么说，以法律形式确定台湾、澎湖列岛属于中国，这应当是蒋介石的政治成功与对中华民族的一个贡献。[4]
让苏联出兵则必须开出足以使斯大林动心的价码，这一点罗斯福并不担心。再高的价码也要不到遥远的美国去，罗斯福可以拿中国利益与斯大林交换。开罗会议结束不久，美英苏三巨头又在德黑兰举行首脑会议。罗斯福率先向斯大林抛出诱饵：“俄国在远东没有一个港口是完全不冻的，因为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只是个部分不冻港，而且还被日本控制的海峡所包围。”
对此，斯大林很感兴趣，但毕竟想到了不冻港是中国的，于是表示中国人不会喜欢的。罗斯福立即以中国“保护人”的身份向斯大林保证说，自由港的主张适用于远东，“中国人会喜欢在国际保证下的一个自由港的主张。”斯大林立即高兴地说：“那将是不坏的。”[5]
罗斯福给予的礼物超出了斯大林的预期，剩下该解决政权的颜色问题了。
多年的国际历史表明，国与国订立的联盟纽带主要靠利益在维系，没有永远不变的朋友和敌人，只有永远不变的利益。
同盟国胜利在即，丘吉尔那个著名的“勋章可能也有反面”的论点也产生了：“构成三大盟国之间主要纽带的共同危险，已于一夜之间消失殆尽”，“新敌人就是昨天光荣的盟国”，“苏联的威胁已经取代了纳粹敌人”。这些观点后来成为他《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一书最后一个重要章节，题目是“深渊裂开了”。丘吉尔凭借这本书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6]
丘吉尔的观点完全代表了罗斯福及其美国政策的思想基点。尽管斯大林于1944年6月就对美国大使哈里曼表示同意罗斯福的意见，即“蒋介石是唯一能把中国合在一起的人”，并讥笑中国共产党是“麦琪淋”（人造奶油）式共产党人。[7]在雅尔塔会议上，罗斯福还是设法让斯大林表态支持蒋介石的国民政府。
1945年2月11日，苏美英三巨头正式签订的《苏美英三国关于日本的协定》内容如下：
苏、美、英三大国领袖同意，在德国投降及欧洲战争结束两个月后，苏联将参加盟国方面对日作战，其条件是：
1. 维持外蒙古（蒙古人民共和国）现状。
2. 恢复1904年日本背信弃义的进攻所破坏的原属俄国的各项权利，即
（甲）库页岛及临近一切岛屿须交还苏联；
（乙）大连商港须国际化，苏联在该港的优越权益须保证，苏联之租用旅顺港为海军基地须予恢复；
（丙）对担任通往大连之出路的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应设立一中苏合办的公司以共同经营之；经谅解，苏联的优越权益须予保证而中国须保持在满洲的全部主权。
3. 千岛群岛须交予苏联。
经谅解，有关蒙古及上述港口铁路的协定尚须征得蒋介石委员长的同意。根据斯大林的提议，美总统将采取步骤取得该项同意。
三国领袖同意，苏联之此项要求须在击败日本后毫无问题地予以实现。
苏联本身表示准备和中国国民政府签订一项中苏友好同盟协定，俾以其武力协助中国达成自日本枷锁下解放之目的。
温斯顿·S·丘吉尔[8]
由于这个协定是在雅尔塔——苏联人的克里米亚半岛签订的，历史上通称为《雅尔塔协定》。这是一个苏、美、英三国出卖四“强”国盟友之一中国利益的秘密协定。当时会场担任记录的美国职员外交家查尔斯·波伦后来评论说：“它是背着我们中国盟友订立的。”蒋介石被蒙在鼓里。
这份严重损害中国利益的协定，斯大林借口不想在突袭日军前公布，美英苏三国一直对中国保密了4个多月。6月14日，当国民政府外交部长宋子文从罗斯福手中接过《雅尔塔协定》时，不禁大吃一惊。这个条约的核心是苏联要全面恢复获得20世纪初日俄战前沙皇俄国在中国东北的全部权益。
其实，列宁领导的苏维埃于1919年、1920年已两次发布放弃在华所有利益的声明。斯大林的要求无疑是巨大的历史退步。不仅如此，斯大林还自食其言。1924年中苏（北洋政府与苏维埃）双方签订《中苏解决悬案大纲协定》时，斯大林正式承认外蒙为中国领土一部分，并达成中苏两国合营中东铁路的条约。荒唐的是，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斯大林见东北利益难保，宣布对中国东北采取“不干涉政策”，单方面于1935年将中东铁路以1.4亿加3000万日元苏联职工安置费的价格卖给了日本控制的满洲国。已经出卖过的权益要求再次无条件恢复，而且理直气壮。
宋子文对杜鲁门说：“这次会议没有中国代表参加，其协定自然对中国没有约束力。对这种密约，中国不能予以承认。”
得到宋子文报告的蒋介石大为光火，作为一个主权国家，他完全可以按着宋子文说的道理予以拒绝，虽然他在日记中写有“痛愤”二字，最终却委屈地遵从了美国的意旨，迎合了斯大林，派出以外交部长宋子文为团长的一干人去莫斯科談判。
6月30日，宋子文抵达莫斯科，代表团中一个引人眼热的成员是宋的非亲娘舅外甥蒋经国。蒋介石让亲儿子参加谈判，是想向斯大林表达私人友谊，为艰难的谈判尤其是外蒙古的归宿问题注入润滑剂。
蒋经国，蒋介石发妻毛福梅的独子。20年代“五卅”运动爆发，在上海浦东中学读书的蒋经国与同学一道参加反帝游行，被学校以“行为不轨”开除。接着转到北京一所国民党子弟校学俄语，又上街示威反对北洋军阀政府，受了两周监禁。是周恩来的老师鲍罗廷，推荐这个既热衷学运游行又狼狈万分的15岁青年，去了大名鼎鼎的莫斯科中山大学。他的同学中有大名鼎鼎的王明、王稼祥等人，还有年轻的邓小平，两人个子都不高，排队时常站在一起。
1927年，蒋介石发动反共“清党”大屠杀，已是共青团员的蒋经国跳上讲台咒骂父亲是“反革命刽子手”。4月24日，汉口《人民论坛报》转载道：“蒋介石曾经是我的父亲和革命的朋友。他已经走向反革命阵营，现在他是我的敌人。”蒋介石名声在莫斯科一落千丈，蒋经国的名声却与日俱增，第三国际将他转为共产党员。1935年改名为“尼古拉”的蒋经国在苏联发表了《致母亲的公开信》，其中最令人叫绝的一段是述说当年蒋介石终日在外吃喝嫖赌，不管家中妻儿饥寒。有一次母亲劝他不要出门，竟被他一脚从楼上踢下去，人事不省，足见蒋是一个毫无人性的流氓云云。蒋介石颇为难堪。[9]
由于斯大林阴晴忽变的性格，蒋经国在苏联的13年吃了许多苦。做苦工从粗工开始，当过翻砂工、矿工，耕过田，被派到农村时没有床睡，甚至讨过饭。有一日，他发现一家餐馆后面水沟里漂着一层油水，就把油水刮起来，吃煮热的“油水”填肚子。夜里冷得受不了曾委身过垃圾桶。1927年他申请加入苏联红军，被派到驻扎莫斯科的第一师当士兵。
苦难造就了蒋经国，后来他当过重机械制造厂技师、助理厂长，《重工业日报》主编。1935年3月与善良的俄罗斯孤女芬娜结婚。后来，蒋介石为其取了一个中国名字——蒋方良。回国后，他在母亲毛福梅被日军飞机炸死的地方，亲笔书写并立下“以血洗血”的墓碑。
1937年，苏联与国民政府恢复合作关系，将蒋经国及其妻儿送回中国。临行前，斯大林专门接见了共产党员蒋经国，并向他在苏联所生的孩子送了精致玩具，希望他回国后不要辜负苏联共产党的培养。
蒋经国挖空心思，给父亲送了一套乌拉尔黑色大理石小装饰品，给宋美龄选了一件波斯羊皮外套。蒋介石根本不在乎大理石装饰品和波斯羊皮外套，就像不在乎这个儿子把自己称为“笨蛋”“军阀”“仇敌”“罪犯”一样。他在杭州一座叫“澄庐”的湖滨别墅，透过落地玻璃窗，看见13年前走掉的儿子被带到门前。宋美龄满面微笑地迎上去的时候，他坐在客厅沙发上纹丝不动。这个杀人如麻的战争枭雄，此刻却用报纸挡住了湿润的双眼。[10]
看到蒋经国的出现，斯大林心中失望与愤懑之情油然而生，这个当年的“尼古拉同志”已经成为共产党内离经背道的“叛徒”，成为蒋介石的青年军政治部主任、中央干部学校教育长、陆军中将的外交委员——一个熟悉苏联内情的谈判对手。斯大林谈判的口吻便不自主地严厉起来。
宋子文表示最大的让步是允许苏联在外蒙驻兵，让外蒙保持最大限度的“自治”，但不得从中国独立出去。斯大林毫不容情地回答：“外蒙在地理上之地位，可使他人利用之，以推翻苏联在远东之地位……苏联在外蒙领土应有自己之法律权！”
从6月30日到7月12日，斯大林先后六次会见宋子文，要求兑现《雅尔塔协定》。但蒋介石并不愿意承认外蒙古从中国独立出去。
外蒙古不仅有156万平方公里广袤的土地，而且有丰富的煤、铜、石油等资源，图拉河流域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大的沙金产区之一。面对强硬的斯大林，蒋介石无奈之下打出感情牌，让蒋经国以个人身份单独会见斯大林，谈一下外蒙古的问题，结果反而弄巧成拙。
斯大林咄咄逼问道：“你们对外蒙古，为什么坚持不讓它独立？”
蒋经国耐心解释道：“您应当谅解，我们中国八年抗战就是为了把失土收回来。今天日本还没有赶走，东北、台湾还没有收回来，一切土地都在敌人手中，反而把这样的一块土地割让出去，岂不失却了抗战的本意？我们的国民一定会起来反对政府，那我们就无法支持抗战。所以我们不同意外蒙古归并给苏联。”
斯大林抬高声音：“倘使你们国家有力量，自己可以打倒日本，我自然不会提出要求。今天，你没有这个力量，还要讲这些话，就等于废话！”[11]
蒋经国犹如被狠狠扇了一个耳光，无言以对。
7月20日，蒋介石致电美国总统杜鲁门救助。三天后，杜鲁门却以主人对仆人的口气打官腔说：“你若同斯大林元帅在《雅尔塔协定》的正确解释上持有不同意见，希望派宋（宋子文）同莫斯科继续努力，以达成谅解。”
美、苏的态度是一致的，蒋介石打算屈服了，又实在想不出办法向国民交代。在苏联参战与日本投降后，“陪都”重庆的蒋介石于闷热如火炉般的高温中极度焦躁不安，肝火如气温一样居高不下。还是政学系的亲信熊式辉出了两个自欺欺人的主意：
一是关于承认“外蒙独立”一事，必须将外蒙地图列入附件，以免苏方尔后得寸进尺，对我国需索无已。二是在条约上另加一条“但书”，即在此项协定签订后，“无论在精神上，或物质上苏俄均须援助国民政府，而不得承认其他政权”——暗指中共。
第二条是蒋介石确定无疑的始终宗旨。正是这两条对蒋介石欲盖弥彰的“金点子”，熊式辉被蒋介石任命为首任东北行营主任。
对熊式辉的第一条，蒋经国做了完善：外蒙古独立，必须经过公民投票，如果投票结果倾向独立，国民政府才能承认。
当然，在这两条之外，蒋介石内心深处还设计了不便明言的第三条：出卖国土干系重大，背负子孙骂名，他要找一个替罪羊。
8月10日，即苏军出兵的第二天，斯大林坐到了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的位置上，亲自担任苏方谈判代表。他“好心”地提醒说，中共的军队马上就要进入东北了。
这一砝码立马触到了蒋介石的最痛处。8月13日，接到新任外交部长王世杰“倘再停止谈判，则形势必立变，前途隐患甚大”的电报，当晚即复电，允其“权宜处置”。[12]
8月14日，中国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王世杰与苏联政府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在莫斯科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两个换文和四个协定。上述文件主要内容概括如下：
（一）中苏两国协同其他联合国对日本作战，直至获得最终胜利为止。在战后彼此给予一切可能之援助。
（二）苏联根据友好同盟条约所给予中国的道义上和军需品及其他物资之援助，完全供给中国中央政府；中国中央政府同意外蒙古独立。
（三）中国长春铁路，为中苏两国共同合作，并共同经营。大连为自由港，港口主任由苏籍担任，中国应将所有港口工事及设备之一半，无偿租于苏方。苏联经该口之出入货物，均免除关税。
（四）中苏两国共同使用旅顺口为海军根据地。改海军根据地由苏联担任防护，苏联有权驻扎陆、海、空军。该区域内之民事行政属于中国，但旅顺市主要民政人员之任免，应征得苏联军事指挥当局之同意。[13]
斯大林得到了他在东北所要的绝大部分权益，但未能全面得到大连的控制权。《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订的第二天，日本宣布投降了。让人扼腕叹息的是，仅仅差了一天！假如再多坚持一天，外蒙的命运会如何？但历史不允许假设。
这个条约事后受到了广泛的诟病与批评。蒋介石便甩出了第三条计策，在败逃台湾后，以自己当时并未正式同意为名，把王世杰当作擅专签订这个卖国条约的替罪羊。深知蒋氏为人的大舅子宋子文，在8月7日赴苏进行第二轮谈判的临行前，辞去了外交部长职务，改由行政院长身份前往莫斯科。随员中有新任外交部长王世杰。[14]
1946年1月5日，国民政府宣布承认外蒙古独立，又于败走台湾后的1953年不承认外蒙古独立，却不解释当年屈从的原因。内部有人私下说，诿过于人、藏奸不漏是蒋氏的终生习惯行为。
在离开苏联时，一位苏联官员问蒋经国：“你再次来这里，有什么感想？”蒋经国冷冷地说：“十年前我来这个大厅，墙正中挂的是一幅列宁鼓动武装起义的油画，这次看到墙上换成了彼得大帝的像。”
《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对中国人心理伤害最大的莫过于150多万平方公里土地的丧失，从而使肥硕的树叶型国土缩成了公鸡型。
事后多年，诸多历史学者对此进行了拷问与研究。诸多评论认为，蒋介石最终屈服的原因，除了让斯大林把东北交到自己而不是共产党手里之外，巨大的美援也是他难以抵挡的诱惑。
早在开罗会议期间，罗斯福在答应帮助蒋介石装备90个美械师的同时，提供10亿美元贷款援助。[15]如果不按《雅尔塔协定》与苏联签订同盟条约，这些便会泡汤。日本失败在即，这90个美械装备师对共产党将派上大用场。
美国记者怀特清楚记得，蒋在重庆亲口告诉自己：“日本人是疥癣之患，共产党是心腹之患。”皮肤上的疥癣即使溃烂了，也不会怎么样，心腹之患随时可以使人丧命。
8月13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上发表了《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的讲话，其中有一句是：“国民党怎么样？看它的过去，就可以知道它的现在；看它的过去和现在，就可以知道它的将来。”[16]
蒋介石的过去怎么样呢？仅1927年4月到1928年上半年，337000名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死于国民党的屠刀之下，至1932年已达100万人以上，可谓创造了世界顶尖的白色恐怖。有人翻遍历史，得出结论，在中国欲成大事者，实践上必须具备三个条件：一是爱才如命，二是挥金如土，三是杀人如麻。近代中国恐怕没有一个比蒋介石更具备这三条要求了。
蒋介石早年留学日本，在给表兄的照片背后的题词是：腾腾杀气满全球，力不如人肯且休！光我神州完我责，东来志岂在封侯。[17]
毛澤东13日话音刚落，14日，蒋介石充满诚意邀毛赴渝谈判的电报便到了。
张学良和杨虎城现在哪儿？叶挺和廖承志现在哪儿？都在戴笠严格控管的小房子里。想起这些，延安的红色特工首领李克农急得直流眼泪。
对共产党的领袖，蒋介石并非一次下手，他用法庭审判了陈独秀，用死亡压垮了向忠发，用子弹射穿了瞿秋白，甚至事后还将枪毙向忠发、瞿秋白的照片放在案头欣赏。忠厚的民主同盟主席张澜都看出来了：“蒋介石在摆鸿门宴。”
对毛泽东赴重庆，周恩来明确表示不同意：如果蒋“借口留毛长期住渝，不让回延”，“于我损失太大”。8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朱德、彭德怀见毛泽东表示一定要去，便一同表态说，如果要去，等我们和老蒋打一下，把他的气焰打下去一些再去。
8月26日，政治局再次召开会议，毛泽东明确表示：去！现在的中国老百姓没有比什么更盼望和平，我们要“以极大的努力和耐心领导人民制止内战”。毛泽东也做了多套方案的打算：“要充分估计到蒋介石逼我城下之盟的可能，但签字之手在我。”他提出在不损害根本利益前提下对根据地让三步：一是广东至河南，二是江南，三是江北。可谓退避三舍。但是“陇海路以北迄外蒙古一定要我们占优势，东北我们也要占优势”。
为了避免内战，争取和平，毛泽东准备让出内地数省大片根据地，对东北则下定决心要“占优势”。而蒋介石为了得到东北，已经忍痛割掉了外蒙古。针尖与麦芒能捏合一块吗？对此，毛泽东做了最坏打算：“如果这些还不行，那么城下就不盟，准备坐班房。”[18]
政治局会议决定由刘少奇代理主席职务，书记处另推陈云、彭真为候补书记，以便正常运转。
诸多国外媒体与人士对毛泽东赴重庆的前景进行了预测与评价，最有代表性的是苏联人的看法。莫斯科常驻延安代表塔斯社记者孙平（音译），在其日记中写道：“毛仿佛是去受难似的。他要去扮演一个难堪的角色。”[19]
在延安，毛泽东总是一套旧布制服、布鞋，有时戴顶灰布八角帽。这一次去重庆，身穿一套灰布中山装，脚上一双皮鞋，头上一顶巴拿马盔式帽，一副出远门的打扮。中山装是前些日子在北平定做的。
延安那种艰苦环境也难修边幅，可共产党人希望自己的领袖帅气、英俊。江青更是如此，那顶盔式帽是她向苏联驻延安联络组的医生借的。毛泽东戴上觉得有点紧。周恩来摘下自己那顶帽子，毛泽东接过来试了试说：正好，我就夺人所好了。
8月28日，延安阳光普照，时常雾气沼沼的山城重庆，太阳忽然露出了笑脸，一扫阴霾，晴空万里。15时37分，飞机降落机场，记者们一拥而上。有人注意到了毛泽东步下舷梯的鞋底是新的。那双皮鞋是叶剑英特意买的。
没有口号、鲜花、仪仗队，也没有盛大的群众欢迎场面，可自毛泽东踏上重庆土地那一刻起，他就成了人们心中的明星。
成都《华西晚报》社评《毛泽东到了重庆》：“这是一个比日本突然宣布无条件投降更使人欣喜的消息。”意料之外，猝不及防，没人认为毛泽东会来。用柳亚子的话说：“弥天大勇诚能格，遍地劳民战倘休。”人们由衷赞赏毛泽东的重庆之行，是其背后预示着全国百姓渴盼和平的曙光。
当晚，蒋介石在其山洞官邸举行宴会，为从第一次“围剿”起，便以5万起步再到10万又到15万大洋悬赏人头、多年追索而不得的“匪首”毛泽东接风洗尘。
19年前，在广州他们曾是同道的战友。那时，蒋介石是国民革命军的统帅，毛泽东则以国民党员的身份代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一年后，国共两党决裂，他们成为对手，进行了多次殊死较量。那晚，当两人握手的一瞬间，国共双方的高级官员们似乎都觉得有点不可思议。
两人对双方的底牌及谈判的焦点早已洞悉心脾，无非三个主要问题：一是建立一个什么性质的政府。毛泽东要求取消一党独裁，建立联合政府，并发表了《论联合政府》之雄文。
该文在重庆印了3万本小册子，蒋介石做了最“精辟”的一句评述：“组织联合政府无异于推翻政府。”
第二是关于地盘问题。共产党的主张是，考虑华北实际已在中共控制之中，国民党政府的影子也没有，故热河、察哈尔、河北、山东、山西五省主席及北平行营主任应由中共推举委任，其他有解放区的省份的副职也应由中共推举。
蒋介石的底线是，如果非让出一省地盘不可时，便让毛泽东到大西北出任新疆省政府主席（第二年的7月1日，蒋介石把新疆省主席的位置给了嫡系近臣张治中）。
第三是军队问题。共产党要求按其实际已有的127万部队逐步整编为48个师，而国民党则要求只能编为12个师，而且要即刻编成。当时中共南方局提供的情报是，蒋介石的底线是最后可以让步到16个师。
毛泽东说：“没有我们这几十万条破枪，我们固然不能生存，你们也无人理睬。若叫我将军队交给政府，理犹可说；教我交军队于蒋先生个人，更不可解。”
蒋介石对周恩来说：“盼告润之，要和，就照这条件和；不然，请他回延安带兵来打。”
毛泽东回答：“现在打，我实打不过你，但我可以对日敌之办法对你；你占点线，我占面，以农村包围城市。你看交军队于个人，能解决问题吗？”[20]
毛泽东的字为“润之”，蒋介石字“中正”。
双方差距之大，早在各自意料之中，蒋介石怒火中烧了：“共匪诚不可理喻也。目前与奸党谈判，乃系窥测其要求与目的，以拖延时间，缓和国际视线，俾国军抓紧时机……控制所有战略据点、交通线……即以土匪剿之。”[21]
对谈判早已失去耐心和兴趣的蒋介石做了两件事。
9月27日，蒋介石把毛泽东丢在重庆，悄悄飞到昆明附近的西昌，部署对“云南王”龙云动武。抗战胜利后全国只有两块地方蒋介石不能完全说了算，除了共产党的陕甘宁边区，就剩下龙云的云南了。从人事、财政到军队，都由龙云说了算。打定主意要剿灭共匪首府延安的蒋介石要先巩固后院，而云南是自己的后方。
10月3日，杜聿明率軍围攻五华山，将龙云软禁起来。此时，龙云的6个师正被蒋介石调往越南受降，而中央军的10个师就堵在了中越边境。[22]
蒋介石虽然成功解决了云南的问题，却为自己种下了恶果。三年后，滇军60军曾泽生部在长春起义，揭开了蒋家王朝塌台的序幕。此为后话。
第二件事蒋介石却没有成功。他要武力教训一下不听话的共产党，让毛泽东见识一下国军的威力。8月29日，蒋介石授意何应钦密令各战区重新印发《剿匪手本》。
9月10日，上党战役正式打响。10月5日，晋冀鲁豫各部队发起最后总攻。6日上午，阎锡山8个师两万余人全军覆没。4天后又生俘19军军长史泽波以下六千余众。战役结果完全出乎蒋介石的预料，这使他面对毛泽东时，竟有点神情恍惚。
嘴巴子没有吵成的结果，枪杆子起了促进作用。在上党的隆隆炮声中，10月10日，《双十协定》签字了。
毛泽东离开重庆前，蒋介石与毛泽东又见了一面，并进行了长谈。毛泽东向蒋介石谈起了土地革命。蒋介石说很好，将来这些事都给你们来办，并劝告毛泽东，不要搞军队，专门在政治上竞争，可以被接受。毛泽东表示，赞成军队只为国防不为党派。蒋介石对毛泽东说，我们二人能合作，世界就好办了。
1945年10月11日，两人握手道别。毛泽东留下他平生与蒋介石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的几张合影回延安了。此一别便是他们的永别。这一年，蒋介石58岁，毛泽东52岁。
回到延安的毛泽东在干部会议上说：“已经达成的协议，还只是纸上的东西，纸上的东西并不等于现实的东西。”[23]
有史料证实，重庆谈判期间，国民党中统局曾拟定了以“蒋总统要经常咨询国事”为借口，扣留毛泽东于重庆的计划，最终被蒋介石否定。[24]
实际上，蒋介石一再嘱咐陈立夫和戴笠对毛泽东的安全做到万无一失，并精心安排毛泽东与自己比邻而居，便于保卫。戴笠曾亲口对蒋的侍从副官居亦侨说：“这几天的日子不好过，内外都要经常查看，万一有了意外，不但对委座无法交代，自己脑袋也会搬家呀！弄得我寝食不安啊。”[25]
蒋介石所以如此，除了考虑美、苏压力和全国舆论之外，主要是当时处于人生巅峰的他，自我感觉十分良好。
8月30日，蒋在日记中写道：“毛泽东果应召来渝，此虽威德所致，而实上帝所赐也。”一个“应召”，一个“威德”，把蒋高高居上、盲目自信的心态表露无遗。谈判中，蒋介石深感毛泽东太难对付，日记中记“中共之罪恶”达11款，毛泽东离渝当天，犹恨意难消：“共党不仅无信义，而且无人格，诚禽兽之不若矣。”
但是，为什么否定了中统局对毛软禁的计划呢？用他自己的话说，毛“绝无成事之可能”，“终不能跳出此一掌一握之中”。
有后人评论说，蒋介石一生误判多多，对此乃最大的误判也。假设当初蒋介石预料到三年之后国共形势乾坤大颠倒，将毛泽东软禁三年，则中共的三大战役何人指挥？中国的前途和命运两说呢。
还是那句话，历史就是历史，历史不容许假设。
[1]徐焰：《苏联出兵东北》，解放军出版社，2015年版，第84页。
[2]同上书，第86页。
[3]同上书，第74页。
[4]丁晓平：《1945·大国博弈》，华文出版社，2015年版，第99-100页。
[5]《苏联出兵东北》，第90页。
[6]《1945·大国博弈》，第60页。
[7]《苏联出兵东北》，第87页。
[8]《国际条约集》（年），世界知识出版社，1963年版，第8-9页。
[9]黄龙翔：《蒋经国家事》附录，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1988年版，第218-224页。
[10]金一南：《苦难辉煌》，华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473页。
[11]吕文利：《被斯大林改变的中国边疆》，《夕阳红》，2015年第16期，中共吉林省委老干部局编。
[12]《苏联出兵东北》，第98页。
[15]同上书，第99页。
[16]《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第2版，第页，中共中央毛泽东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
[17]《苦难辉煌》，第23页。
[18]《毛泽东年谱》，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刘统：《东北解放战争纪实》，东方出版社，1993年版，第15页。
[19]（英）菲力普·肖特：《毛泽东传》，中国青年出版社，2004年1月北京第1版，第322页。
[20]张正隆：《中国1946》，白山出版社，2014年版，第62页。
[21]王树增：《解放战争》（上），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8月北京第1版，第24页。
[22]郝在今：《中国秘密战》，金城出版社，2015年1月第2版，第316页。
[23]《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156页。
[24]《解放战争》（上），第26页。
[25]居亦侨：《跟随蒋介石十二年》，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96页。
第3章 关东原本是我们的家乡
细心的人可以发现，毛泽东以朱德的名义发布的第二道进军东北命令的前三支部队，即吕正操、张学思、万毅所部的前边都冠以“原东北军”名头。日本垮台了，曾离乡背景多年的东北军打回家乡“接受日满敌伪军投降”，不仅师出有名，而且合民心愿。第四支李运昌部虽为共产党之军队，“配合苏联红军”作战当无可厚非。
一些史料认为，四支部队在8月11日接到命令即向东北进发并很快进入了。真实的历史是，至当月底，离东北最近的李运昌部仍在热河未动。那道命令宣传意义大于实际军事行动。
1945年8月26日，毛泽东赴重庆前夕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通知》中关于进军东北的一段话，由于中苏两党关系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解密：
“东北三省在中苏条约规定的范围，行政权在国民党手里，我党能否派军队进去活动，现在还不能断定。但是派干部去是没有问题的。……派千余干部由林枫同志率领去东北，万毅所率军队必须进至热河边境待命，可去则去，不可去则在热河发展，造成强大的热河根据地。”[1]
现今一些人难以理解当年闯关东、争东北之艰难，或认为东北争夺战只是国共两家，实际上是共产党在同国民党及支持蒋的美国和倾向蒋的苏联在争夺；因为斯大林已将东北交给了蒋介石，换取垂涎已久的外蒙古。
或认为争夺战只是军人在战场上的抢夺，实际上是毛泽东、蒋介石、杜鲁门、斯大林几个巨人战略思维的角逐与拼搏。毛泽东及其领导的弱小共产党勇敢地争夺满洲，不仅直接挑战了美英苏等强国的《雅尔塔条约》，同时也是在挑战世界巨头杜鲁门、斯大林的个人权威。
当时，延安也有领导干部向毛泽东建议，苏联虽然没有支持我们，却也没有表示阻拦我们，大家都信仰马列，作为共产党不至于对我们开枪。
毛泽东一直默不作声。[2]他太了解斯大林了。对中国背信弃义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说明，为了苏联的利益，斯大林能够将任何他国的利益踏在脚下。
同时，在对待国共两党关系的态度上，斯大林不仅一直将苏联国家利益置于意识形态之上，而且一直以来看好国民党，瞧不起共产党。
斯大林多次表示，蒋介石是唯一有力量统一中国的人。在1927年的“四一二”政变之前，斯大林把亲笔签名的自己的相片寄给了蒋介石。[3]
毛泽东不能改变这个可能出现的事实：斯大林为了苏联的利益，把屁股坐到国民党一边，对共产党做出不测之举。
历史进程表明，伟人所以伟大，并非所有的判断与决策都事事正确，而是能随时吸纳他人的正确判断，修正自己的思维，从而做出正确的决策。在进军东北、争夺满洲的问题上，刘少奇发挥了重大作用，历史应该浓重记上一笔。
毛泽东赴重庆以后，8月29日，代理主席职务的刘少奇主持中央再次研究东北形势，并于当天向晋察冀、山东分局发出指示：“晋察冀和山东准备派到东三省的干部和部队，应迅速出发，部队可用东北军和义勇军等名义。只要（苏联）红军不坚决反对，我们即可非正式地进入东三省。不要声张，不要在报上发表消息。进入东三省后，亦不必坐火车进占大城市，可走小路控制广大乡村和红军未曾驻扎之中小城市，建立我之地方政权和地方部队，大大地放手发展。在我军不能进入的大城市，亦须尽可能派干部去工作。不要勉强与红军做正式的接洽与联络，亦不要请求红军给我们帮助。只要红军不作声，不坚决反对我之行动即好。但红军所坚决反对之事我必须照顾，不要使红军在外交法律上为难。山东干部与部队，如能由海道进入东三省活动，则越快越好。”[4]
与后来坐着美式吉普卡车、美国军舰与飞机抢进东北的国民党军不同的是，闯关东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几乎没有汽车，甚至连马车也不多，全靠双腿一步一步量着走向东北。
八路军冀东部队，最好的脚力是毛驴，只有团以上干部才可配备。因马娇贵，比毛驴爱生病，贫穷的八路军养不起更多。冀热辽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李运昌所领导的这个小块根据地全部人马为1.3万官兵及5个地委书记和2500余名地方干部，分三路向热河、辽宁和吉林挺进。这是接到中央电报后第一支向东北开进的共产党武装。
其中16军分区司令员曾克林和副政委唐凯所率领的东路军，有两个团和朝鲜支队共4000余人直向山海关挺进。在刘少奇代表中央8月29日通知的第二天早上，便占领了北宁铁路上的前所车站，切断了守关敌军的退路。
山海关城墙高大坚固，守敌为2000余人，日军600余，其余是伪军，他们遵照蒋介石的命令，不向“未经本委员长许可”之八路军缴械。
曾克林的部队没有一门炮，正在为难之际，远处开来了5辆汽车，还拖着3门炮——六七十人的苏军看到眼前没有军衔、武器五花八门的队伍中还有人穿着日军军装，转盘枪便一齐指上了。双方持枪对峙了两个小时，苏军唯一一个翻译竟是一个蒙古人。俄汉两种语言中夹杂了蒙语，这是一次艰难的沟通。
突然，曾克林对唐凯说，让他们看看你的胳膊！唐凯右臂上一个醒目的印记：镰刀和斧头。苏联军官愣住了，那是当年13岁的穷孩唐凯用钢针沾着草木灰，一针一血刺出的图案。为的是被地主民团杀害的少共书记临死前的一句话：共产党指到哪里，我们就打到哪里，死也不反悔！这个图案一直印在唐凯的身体和心灵上，直到后来成为共和国将军的他于83岁那年终老之时。
苏军军官大叫着：“格未尼斯特（共产党）！”向唐凯伸出了双臂。
接下来，曾克林要求苏军配合打下山海关。苏军名叫伊万诺夫的营长犹豫了：我们只能在满洲境内作战，山海关属于华北，一打就过界了。显然，对方同自己一样只是一支肩负重要战略侦察使命的部队。在超过国家統帅商定的范围之外作战，他没有这个权力。
曾克林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再三说明利害，终于获得苏军炮兵的支持。8月30日下午5时，八路军在前面冲锋，苏军在后边炮轰城墙，战斗以八路军牺牲上百人、苏军牺牲两名士兵的代价胜利结束。
山海关，亦称榆关，秦皇岛东北方向30华里，在中国历史上有着生死攸关的战略地位。“两京锁钥无双地，万里长城第一关。”因为是中国东北与华北重要地域分界处之门户，所以成为“天下第一关”。这个关隘的拿下，实际上为中共部队进入东北打开了大门。[5]
接下来，曾克林率军乘势北上。9月4日与锦州的苏军会合后，留下1个团守卫锦州，带上其余部队坐上火车又向沈阳抢过去。
9月5日到达沈阳火车站，不料却被苏军团团围了起来，以机枪封门，不许下车。任曾克林如何解释，苏军城防司令卡夫通少将毫不通融。
曾克林与唐凯商量，决定以硬对硬：冀热辽是我们的土地，我们一直在这里抗战。我们是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队伍，你们是斯大林领导的共产党队伍，你们不让我们来，让谁来？
卡夫通回答：“根据《雅尔塔协定》和中苏条约，最高统帅是不会同意你们进沈阳的。”
曾克林反驳：“我们的最高统帅是毛泽东、朱德。”“要我们离开沈阳，需要延安总部的命令。”
双方争吵起来，交谈毫无结果。第三次交涉时，还是唐凯手臂上的图案多少起了一些作用，一个姓格拉辛科的政治副司令与卡夫通商量后，同意让八路军下车，但要驻到沈阳30里外的苏家屯。
闷罐车厢内闷了一天的2000余人终于下车了，随后被成千上万的群众队伍欢呼着前呼后拥起来。撤出沈阳途中，苏军两名上校乘吉普车赶到中途拦住说，你们不要去苏家屯了，就住在市区故宫东面的小河沿吧。
两天后，苏军驻沈阳最高首长克拉夫钦柯大将等一干将领会见并宴请了曾克林和唐凯，热情称起了“同志”。并道歉说：“你们来沈阳，我们没有去车站欢迎你们，很对不起。”[6]
这种“认亲”，显然得到了莫斯科最高层的批准。
苏军答应给予支持，曾克林便在沈阳大干起来，成立了沈阳卫戍司令部并自任司令，大力发展部队，不到10天，便扩展到两万多人。
苏军把日本关东军在苏家屯一个军火仓库交给他们“看守”。曾克林便下令开仓取枪，很快搬出3万支步枪、300挺机枪和100多门炮，轰轰烈烈，动静闹得很大。苏军又“请”曾克林离开沈阳，理由是根据《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苏军只能把沈阳交给国民党政府。
老家在江西的曾克林，半个月来，从中苏两军联合攻取山海关，到一路坐苏军提供的火车抢占锦州，再到闷罐车门口被架机枪，还到苏军大将宴请并呼“同志”，又到了要撵出沈阳市，实实在在体验了老家梅雨季的全过程。他实在想不明白，苏联人的态度怎么阴晴不定，说翻脸比梅雨来得还快？
诚然，一支孤军，从冀东一路流血流汗、饥餐渴饮闯进沈阳，作为一个基层部队首长怎么会知道，正是他们率先挺进关东，成功地完成了一次存亡攸关而重大的战略侦察。他们每个军事行动，包括行动地点、行动幅度及分寸，都直接为美、苏、国、共最高层所关注，拨动着各位巨头的敏感神经，关乎“三国四方”战略举措的调整与变化。
后来，曾克林因为在延安夸大了东北形势的大好，尤其是“沈阳及各地堆积之各种轻重武器及资材甚多，无人看管，随便可以拿到”，使不少入满的八路军只带轻武器，甚至是没带武器，给他们与国民党军战斗带来了许多艰难甚至损失，而受到了指责与批评。但是，这位开国将军作为刘少奇赞誉的抢占东北的“先锋官”则当之无愧。
请神容易送神难。江西人曾克林也上来了犟脾气。不过考虑到苏军的态度还算和气，用了“请”字，曾克林重复了先前那句话，要我们离开沈阳，必须得有延安总部的命令！于是，延安上空来了一架飞机。
1945年9月14日上午，宁静的延安上空突然出现了一架军用飞机。这架飞机与前几年轰炸延安的日本飞机一样，以那个高耸于清凉山对面的宋代宝塔为主要地貌识别标志在盘旋。这是事先没有信息和通告的不速之机，哨兵们都握紧了枪，瞪起了警惕而疑惑不解的眼睛——因为这是一架美制道格拉斯却涂着苏军红五星的飞机。
事后，诸多史料在记载这段历史时，几乎都有这个场景的一页：飞机中的不速之客带来了影响历史走向的重大消息。
飞机舱门打开了，曾克林钻出舱门，后边是苏军驻满洲最高司令官马利诺夫斯基元帅的全权代表贝鲁罗索夫上校和翻译谢德明中校。贝鲁罗索夫向朱德总司令递交了马利诺夫斯基元帅四点声明：
一、按照红军统帅部指示，蒋军与八路军进入满洲，应按照特别规定的时间。
二、红军退出满洲之前，蒋军及八路军均不得进入满洲。
三、因八路军之单独部队已到奉天（沈阳）、平泉、长春、大连等地，红军统帅请朱总司令命令各该部队退出红军占领之地区。
四、未得红军允许进入满洲之国民党部队，已被红军缴械。红军统帅部转告朱总司令，红军不久即将撤退。届时中国军队如何进入满洲，应由中国自行解决，我们不干涉中国内政。
正式通报之外，贝鲁罗索夫还说了两句话：一句对上述声明解释性质的话是，进入沈阳的中共部队公开打出八路军的旗号，会在国际上造成影响，给苏联带来外交上的麻烦。另一句是：“我的上级马利诺夫斯基元帅，不论对总司令个人还是对八路军，均抱有深厚之同情。”[7]
这是同盟军之间表达友情的话语。
反应敏捷的朱德马上表示，可不用共产党八路军名义进入东北，并说明八路军在抗日战争时期开辟的冀热辽根据地包括辽宁西部，理应将这一地区交给中国共产党。
贝鲁罗索夫马上表示，同意将山海关及锦州一线交给八路军，还希望中共中央派负责同志去东北与苏军统帅部协调。身为校级军官这样表态，明显是有苏联最高层的授权。
当天下午，刘少奇主持中央政治局临时会议，听取曾克林的汇报，同时向重庆的毛泽东汇报情况。晚上，延安的杨家岭、重庆的红岩村13號，相隔千里的两地灯光同时彻夜通明。
在杨家岭窑洞中的政治局会议形成两项决议：一是成立中共中央东北局，以彭真为书记，陈云、程子华、林枫、伍修权为委员，马上随苏军飞机去沈阳；二是从华中、华北派遣100个团的干部去东北。
对这个“千载一时之机”，刘少奇格外珍惜。9月15日向党内发出通知时，对部队进入东北的方式做了更具体详细规定：“进入满洲边境时，绝不可被红军及英、美、国民党人发现，绝不要经过红军（苏联）驻扎的地方”；“在东北绝不能采用八路军的番号，也不能用共产党的公开名义和红军接洽并取得其帮助”；“如部队进入满洲不可能，即放下武器，脱下军装，作为劳工或难民开到沈阳附近再装备”。同时，指示胶东渡海部队，不要顾虑美军海上截击，“万一遇美军盘查，军队可坚称向冀热辽军区之乐亭与山海关某地进发，便衣可坚称难民回东北”。[8]
9月16日，搭乘了彭真等人的飞机从延安起飞，在山海关落地加油时冲出跑道，机头扎进一块稻田里，叶季壮受了重伤被抬出飞机。头部受了撞击的彭真与陈云等人改乘火车加快向沈阳进发。“九一八”这一天，彭真一行进入沈阳原张作霖大帅府安营扎寨，开始了工作。
9月17日至19日，延安与重庆的电讯波号猛然多了起来。三天之内，中共中央做出了一系列安排：“山东主力及大部分干部迅速向冀东与东北出动。”“新四军江南主力部队，立即转移江北。”
此前，中央对能否进军东北没有把握时，曾设定了一个以20万大军夺取中原的计划，现今发展方向180度急转弯。
9月19日，刘少奇提出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全国战略方针，毛泽东当日即复电赞同，要求新四军在江南的部队北撤，“越快越好，此间已当作一个让步条件，向对方提出”。
根据新的方针，中共山东分局书记、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罗荣桓率领机关及山东5个主力师、18个基干团进入东北。陈毅率领新四军军部及部分部队接替山东。其下属黄克诚新四军3师主力4个旅、3个特务团共35000余人，在师长黄克诚，副师长刘震、洪学智，政治部主任吴法宪带领下，从苏北淮阴踏上征程。
黄克诚没有轻信“东北遍地是武器和物资的说法”，不但坚持让官兵带上所有武器，而且带上了过冬的棉衣。事后证明，他的这个违背上级意图的命令有惊人的预见性。
山东八路军6万多部队分别从陆路、海路进入了辽东半岛。他们是万毅率领的渤海支队3500人，师长梁兴初第1师7500人，师长罗华生第2师7500人，鲁中军区政委罗舜初的第3师和警备3旅9000人，山东军区副司令员兼第5师师长吴克华率领的第5师、第6师8000人，渤海军区司令员兼第7师师长杨国夫率领的8000人，渤海军区副政治委员刘其人率领的3个团5000人，以及罗荣桓和山东军区政治部主任肖华分别率领的军区机关与直属部队4000人。
黄克诚的新四军和罗荣桓的山东八路军部队，后来成为林彪所领导的第四野战军的最初基础和种子，其带兵的首长几乎都成了解放军叱咤风云的赫赫战将。当然，也有许多官兵离开家乡便一去未复返，永远长眠于千里之外的关东大地。有些人因为走得急，甚至都未来得及向亲人道一声别。
黄克诚的部队从江苏淮北到东北可谓千里迁徙，没有多少车马，全靠两条腿。出发时正赶上痢疾流行，不少老战士生了病。到了河北又遇上连阴雨天，部队在泥泞的道路上跋涉，不少人脚都走烂了。历尽千辛万苦，于11月10日总算到达了玉田境内，减员3000多人，部队疲惫不堪。
渤海支队万毅的部队由于没有队伍接防，拖延了一些日子。9月28日，刘少奇电告罗荣桓：“向东北和冀东进兵及运送干部是目前关系全国大局的战略行动，对我党及中国人民今后的战争有决定作用。在目前是时间决定一切，迟延一天即有一天的损失。”[9]
但是，罗荣桓却无法动身，接替自己的陈毅还在途中，山东的摊子不是一扔就走的。此时的罗荣桓肾病越来越重，已经卧床不起。忍着剧烈腰痛，躺在床上调遣人马，让肖华指挥走海路，一部分过黄河走陆路。留下许世友坚持山东斗争，接受陈毅指挥。
陆路启程后，海路因为船只困难，进展较慢。9月30日，罗荣桓再次受到中央批评：“渡海行动，如此迟缓，已是大错，如不立即补救，将逃不了历史的惩罚。”
10月25日，毛泽东亲自给陈毅、罗荣桓下达严厉的渡海命令：“渡海与野战并重，而渡海最急。”要求“精密组织渡海，务使每日不断，源源北运”，“山东应出之兵……下月必须出完，并全部到达辽宁省，那边需用至急”。[10]
此时的罗荣桓一直在尿血，通过敌占区时，既不能乘车，又不能骑马，只好由担架抬着行军，痛苦可想而知。11月5日到达龙口海滨，当时征集到的中汽船30余只，每只可载七八十人；小帆船140多只，每只只能载二三十人。为了赶路程，只要没赶上狂风暴雨天气，满载战士的渔船便冒险出海，把命运交给船老大。
罗荣桓化装成商人，登上一般小汽船，离开海岸后，就似一片轻飘飘的树叶，起伏颠簸。不少人被晃得晕头转向，呕吐不止。堪称奇迹的是，重病在身的罗荣桓没有晕船。[11]
在10万大军闯向关东之际，重庆谈判中的毛泽东提出向国民党让出南方八个解放区以争取国内和平，并通过协定公之于世。蒋介石得意了，历来只知道与政府争地盘的共产党最终还不得不屈服地让出八块地盘吗？
10月8日，粟裕向中央报告，江南新四军主力已经渡过长江，撤过了江北。10月17日，毛泽东回到延安在干部会上做报告说：“长江以南各个解放区，不让也得让，争也争不到，何必不慷慨一点让出来呢？算总账没有蚀本，没有吃亏。这个地方失了，那个地方得，失了一寸，得了一尺，还赚九寸。”[12]
历史进程多次演绎了这样一个事实，领袖的战略眼界高低，一定是决定胜败的核心因素，策略的高度灵活性则是打败僵化教条对手的关键。
蒋介石陶醉于收入囊中八块解放区时，根本想不到或自傲地不去想毛泽东在“明修栈道”。当共产党10万大军“暗渡陈仓”纷纷挺进东北的时候，国民党在东北还没有一兵一卒。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东北行营”的牌子只能挂在离东北数千里之外的重庆，行营主任只能在重慶一个叫上清寺的地方办公。[13]
到达东北的中共高级干部中有20名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占七大选出的全部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的1/4以上。其中有4名是政治局委员——彭真、陈云、高岗、张闻天。可见毛泽东对争夺东北的决心与魄力。
9月19日，毛泽东在重庆做了一个至关重大的决定，为东北十万大军选定了一个统帅——林彪。而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罗荣桓则是毛泽东为林彪选定的配角——东北人民自治军第二政治委员。当时，林彪只是中央委员，党内职务应排在上述4名政治局委员之后。[14]
毛泽东行事往往出人意料地不拘条框和习惯模式。
林彪原本是去山东接替生病的罗荣桓的工作。9月23日，到达河南濮阳时得到中央北上的命令，掉头向河北南宫、固安出发，从那里徒步穿越封锁线。于10月中旬到达了冀热辽军区司令部，又接到中央电令其速去沈阳。此刻他的身边没有任何一支队伍，也不知道自己将指挥哪些队伍。军令如山，继续向北。
10月30日，中央连发两电追问行踪。先是毛泽东问彭真：“林彪等现至何处？”后是刘少奇致电林彪：“你们现在何处？”[15]
半个月没有消息的林彪哪儿去了？
[1]《辽沈决战》（下），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590页，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
[2]徐焰：《苏联出兵东北》，解放军出版社，2015年版，第288页。
[3]金一南：《苦难辉煌》，华艺出版社，2009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