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四军大揭秘】刘少奇项英失和之谜
&& 【新四军大揭秘】刘少奇项英失和之谜
&一、缘由：中原局三次会议
1939年12月初，刘少奇率中共中央中原局领导机关深入华中敌后，到达皖东定远藕塘地区新四军江北指挥部驻地太平集。这里地处山丘，地形易守难攻，便于运动，农副产品不缺，群众基础好，是理想的游击区。一到皖东，就不顾路途辛劳和胃病不适，连日听取了张云逸、邓子恢、赖传珠、刘顺元等军、地领导人的汇报。他得知，新四军经过两个多月的连续作战，已初步开辟以藕塘为中心的津浦路西根据地和以半塔为中心的浦津路东根据地。同时也了解，江北新四军的工作由于受到东南局及新四军负责人的影响，怕破坏统一战线，不敢独立自主发展武装、建立抗日根据地，人民群众未能真正发动起来，江北新四军的处境比较困难，抗日局面没有打开。听到这些，刘少奇既为皖东根据地的初创感到一丝欣慰，但更多是一种沉重的压力。他深知落实中央发展华中的战略任务还相当艰巨，首要的问题，是要在干部中进一步消除右倾错误的影响。
为统一党内及新四军在发展方向上的不同意见，刘少奇决定召开党内会议。
1939年12月初，第一次中原局会议在滁县皇甫乡瓦屋薛村召开。当时，刘少奇就驻在中共苏皖省委所在地——瓦屋薛村。出席会议的有刘少奇、郑位三、徐海东、张云逸，还有邓子恢、戴季英、郭述申、刘顺元、李世农。会上宣布徐海东、张云逸增补为中原局委员。
这次会议，刘少奇首先传达了中央六届六中全会精神，肯定华中同志所做工作，分析了新四军存在的问题：方向不明确，坚持抗日统一战线失去原则，没有建立稳固的抗日根据地等。会议批评了右倾错误，布置了华中的工作，解决了组织问题，确定了发展方向。
中原局在经过认真讨论后，同意刘少奇的分析，作出向东发展、开辟苏北的战略决策。这一决策很快得到了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支持。
12月11日，刘少奇与张云逸、徐海东致电中共中央书记处、项英：“在皖东津浦路沿线，韩德勤、李本一等部从东、西、北三面向皖东新四军围击，企图用武力压迫新四军过江南。我们的对策是以包围打破包围，并控制东进道路。”
12月14日，刘少奇电告中共中央书记处：“我到皖东已数日，情况大体了解。海东已去四支队兼司令，戴季英任政委兼主任。四、五两支队减员很大，人数均不充足。地方工作薄弱，建立根据地的观念甚微弱。”
12月19日，刘少奇致电中共中央书记处并项英、彭雪枫：“在整个华中，有大发展希望的地区是：(一)汉口附近直阳、京山、黄冈南李先念部活动地区；
(二)豫东彭雪枫部活动地区；
(三)江苏北部。苏北又是有最大发展希望的地区，这是我们的突击方向，应集中最大力量向这方面发展。目前，依靠皖东新四军第四、第五支队活动地区向苏北发展有困难，而以依靠豫东、皖东北彭雪枫、张爱萍地区向苏北发展为最好。”
刘少奇的意见完全符合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提出的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战略方针，但是这一主张却遭到东南局书记、新四军副军长项英的反对。
12月27日，党中央分别致电刘少奇、项英，肯定了刘少奇的意见，并提出从江南派部队和干部到淮南地区；同时要求江南新四军从思想上、组织上随时准备应对突发事变。
12月31日，刘少奇致电中共中央书记处并项英：“中原局委员现在皖东者有我及位三、述申三人，我提议增加云逸、海东、子久三人为中原局委员。”并请示在中原局到皖东后，前政委员会是否需要存在。
1月4日，刘少奇致电中共中央书记处并项英，再次提出由新四军第四、第五支队或江南抽调一部分队伍去淮河北岸发展的意见。指出：“如有几个得力的团，并我与海东、邓子恢、谭希林等去淮河北岸，彭雪枫立即可以率四五个团的兵力向苏北发展，直至海边，并建立苏北根据地。”“如同意我的建议，还请江南抽调一、二个团兵力过江北，并派陈毅或震国平来江北加强领导。”1月11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复电同意：从江南抽调一两个团过江北发展；从第四、第五支队抽调二三个团到淮北，彭雪枫部到苏北发展。
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复电中原局、项英：“同意增加云逸、海东、子久三人为中原局委员”；“前敌委员会改成皖东军政委员会，以统一党、军领导，属中原局指挥。”
1940年1月初，刘少奇在定远县永宁集以东的山黄家村主持召开了中原局第二次会议。会议的主题是研究建立根据地问题，确定对顽固派的斗争策略。
在解决向哪里发展这个战略指导上的首要问题之后，还有一个如何发展的问题。刘少奇十分关注建立抗日根据地、发展抗日武装的问题。据邓子恢、郭述申、刘顺元等当事人的回忆，大体说明刘少奇此时的思想。邓子恢回忆道：“少奇同志与项英同志完全不同，他一来皖东，立即传达了毛泽东同志要在敌后放手发动群众，放手扩大人民武装，独立自主地建立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总方针。少奇同志指出，有一部分同志对发展武装力量认识不够，不知道要独立自主地建立根据地，统一战线才有保障。革命的兵要招，革命的马要买，必须积极地放手扩大新四军，扩大游击队。关于独立自主建立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问题，少奇同志也作了许多通俗解释。他说‘打鬼子要有枪，有了枪还要有个家，这个家就是根据地，就是抗日民主政权。’”
刘少奇这些正确而深刻的论述，解决了许多同志内心需要解决而无法解决的问题，使广大指战员大为振奋，地方党及新四军各支队迅速行动起来。
1月初，项英主持召开东南局和新四军军分会联席会议，决定新四军在遇急变时向浙闽方向发展，并把这个决定报告给中央。
中共中央书记处致项英电：“（甲）如遇急变不能向北，当然只有向南，你的决心是对的 。（乙）陈毅仍应力争江北
。（丙）蒋介石投降还不是马上的事，你们还来得及准备，但是内部秘密准备，不要露形迹 。（丁）努力争取一切军队的同情者
。（戊）一切自力更生，不要靠任何外援 。”
1月14日，项英在给中央军委的报告中表示：“在事变与全国发展中，南方各省在政治与群众基础上均有利于我。在战略上，北方必须有南方之配合，因此，南方在事变时应有一支军队作核心来团结与领导南方各省武装与群众的斗争。”皖南“必然成为坚持南方之主力”。
中原局会议，东南局会议，两个会议的决定是有冲突的。
1月19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出对新四军发展方针的指示，指出：“新四军向北发展的方针，六中全会早已共同确定，后来周恩来到新四军时又商得‘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的一致意见。华中是我们目前在全国最好发展的区域，在华中可以发展
(彭雪枫部由三连人发展到十二个团，李先念部几百人发展到九千人)
，而大江以南新四军受到友军十余师的威胁和限制的时候，我们曾主张从江南再调一个到两个团来江北，以便大大的发展华中力量。”“皖南既不能再调部队过江到皖北，我们同意不再调。新四军在皖南、江南力求扩大的计划，我们完全同意。由江南抽兵到皖南，请考虑。因为我们觉得似乎皖南发展较难，江南发展较易。”“今后全国形势的发展，即使全国发生大事变后，新四军能否向南发展，向皖浙赣大活动，抑或应过江向北，要看今后的形势来决定。”“同意四、五支队归中原局指挥，但在苏北扬州一带的部队，则仍归项英、陈毅同志指挥。”
——中央书记处这一决定，意味着把江北新四军的第四支队、第五支队和江北游击纵队、李先念挺进纵队、彭雪枫第六支队从皖南新四军军部划给了刘少奇的中原局指挥。
&——“在苏北扬州一带的部队，则仍归项英、陈毅同志指挥。”即表明叶飞、陶勇这两支新四军仍然归皖南军部和江南新四军指挥部建制。
就在1月19日这一天，接到中央电文后，刘少奇连续两次致电皖南项英：
第一份电文致电项英并中共中央，指出，中央要我们在华中发展新四军之十万人枪，并须注意部队的巩固与筹措给养，要我们发展到海边，不到海边一分钟也不要停止。“我计划在半年内完成这个任务，这是我对华中一切工作计划与布置的中心思想，这也是我们决定一切的决定因素。”我要从新四军第四、第五支队抽调部队去淮河北岸并向苏北发展，正是完成中央上述发展计划的布置。“望你尽一切可能帮助我们完成这一任务，特别在干部方面帮助。”
　　第二封电文致电项英并中共中央：新四军第四、第五支队各方面的工作，“一切布置路线已明确，工作在推进中，我相信在二三月后，部队会大大发展，并走向进步和健全。”
1月29日，毛泽东和中央致电项英、叶挺：“你们主要出路在江北，虽已失去良机，但仍非力争江北不可。”
2月4日，刘少奇向中共中央书记处报告皖东工作情况：“皖东工作在路线上转变后，已获得初步成绩，各方面均在迅速前进中。”游击队和地方党组织在不断扩大、发展，个别县份开过农民代表会议，财政已在动员中，印刷厂和教导队亦已办起来。“目前华中是在大踏步发展中，大感困难且我们不能解决的问题是缺少干部，须请中央、华北及江南给我们以帮助。”
2月7日，中原局向所属部队发出《关于建立苏北、皖东北根据地的指示》，这一指示的中心一环是“猛然发展八路军、新四军及党所领导的一支武装部队”、“必须独立去发展自己的力量，不必等待任何人的允许，应完全依照我党历来的主张，独立的去进行”。这一指示，是对中原局二次会议精神的具体贯彻，不但提出了任务，也提出了具体方针、方法。
——这一决定完全改变了东南局和皖南军部以前的方针政策。
2月10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向各战略区发出关于战略方针的指示：“胡服直接指挥皖东斗争，将皖东全部、江苏一部划为巩固根据地，坚决肃清反动派，坚决建立政权。”可以看出中央书记处对刘少奇是坚决支持的。
1940年2月下旬，刘少奇又在定远县大桥镇湾杨村主持召开了第三次中原局会议。会议的内容是确定反摩擦方针，决定对北取攻势，对南取守势，强调了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和又团结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方针。
摩擦和反摩擦，是华中敌后抗战的一大特色。武汉失守后，国民党对敌后的心态发生了根本变化。当时国民党顽固派不断制造摩擦，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极大地影响着敌后战线的开展。面对日伪顽的三面夹攻，敢不敢坚决开展反摩擦斗争，打退顽固派的进攻，就成为扭转华中战局的一个重大问题。
邓子恢曾经回忆刘少奇在第三次中原局会议上的讲话精神：“少奇同志指出，摩擦不可避免，要立刻准备反摩擦。他说顽固派如果向我军武装进攻，我们就必须坚决自卫，坚决击退他们的进攻！他说，统一战线的斗争性和统一性是一个东西的两面，应根据不同情况来强调哪一面，也就是既要有理有利，又要有节。只有坚决反摩擦，统一战线才不会破裂。”
2月27日，刘少奇、张云逸、郑位三等致电中共中央书记处并项英、彭雪枫：李品仙到皖后更加反动，召集县长会议讨论镇压共产党，并加紧磨擦，企图消灭新四军。皖东专员李本一及各县顽固派县长亦在各地制造磨擦。我们的方针是绝不向进攻我之顽固势力让步，如李品仙部向我进攻，则给予坚决回击，消灭其主力及李本一部，借此肃清皖东顽固武装，以便进一步巩固我们的阵地，建立政权。
刘少奇这些切合华中实际情况的正确论述，统一了党内的认识。1940年3月份，江北新四军打退了国民党桂系李本一部的进攻，取得了大桥保卫战的胜利，乘胜攻占定远县城，建立华中敌后第一个抗日民主政权——定远县抗日民主政府。紧接着，在苏北新四军支援下，又取得半塔自卫反击战的胜利。两次反摩擦胜利之后，为发展扩大皖东抗日根据地扫清了障碍，创造了条件。
1940年4月，中原局机关和江北指挥部移驻路东根据地半塔。面对良好的局面，刘少奇抓住这一时机，及时提出了“放手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口号，他又一次要求大家，要以大刀阔斧的工作方式来建立根据地，推动革命形势迅速向前发展。在刘少奇的亲自指导下，撤销苏皖省委，分别成立津浦路西、路东两个省委和联防办事处、联防司令部。
从大别山转移来的千余名干部，及时分配到皖东各县放手发动群众。不久即独立自主建立滁县、来安、天长、盱眙等十多个抗日民主政权，按照“三三制”原则，分别建立县、乡政府，开展了减租减息、惩治汉奸、组织农会、组建各级人民抗日自卫队等各项工作。由于有自己的政权作依托，加之群众真正动员起来，很短时间内，皖东新四军主力及地方民兵迅速发展到二万多人。
& & 二、焦点：叶管南调北上
1940年4月，刘少奇认为开辟皖东大体完成，开始到津浦路东西检查工作。
&4月1日刘少奇与张云逸、赖传珠等率中共中央中原局和新四军江北指挥部离开藕塘，经滁县曲亭、盈福寺去津浦路东。
4月3日，毛泽东致电项英：请以你对下列各项的意见电告：（一）军部及皖南部队被某方袭击时是否有冲出包围避免重大损失的办法，其办法以向南打游击为有利还是以向东会合陈毅为有利，渡江向北是否已绝对不可能？（二）党内干部是否已有应付某方可能袭击的精神上充分准备？（三）皖南、江南地区各友军中是否有坚持抗日同情我党的高级中级进步军官与进步部队，在突然事变时是否有掩护我军或与我军一致行动的可能，我在附近友军中统一战线工作如何？
　　4月4日，刘少奇在嘉山县张八岭附近越过津浦铁路，到达来安县复兴集。
　　4月5日，刘少奇到达盱眙半塔集，与新四军第五支队司令部会合，并与第五支队负责人谈作战部署问题。4月初刘少奇接见率部增援半塔集保卫战的新四军挺进纵队副司令员叶飞，根据半塔集保卫战的经验，详细地谈了解决苏北问题的行动方案，指出：国民党顽固派已经确定了一个反动而愚蠢的政策，要进攻八路军、新四军，现在重心是进攻新四军。顽固派既然来进攻，我们就有理由起而自卫，消灭他们。中央已抽调八路军黄克诚纵队南下，皖东新四军第四、第五支队部署已经展开，江南部队也准备到江北。我们在北面、西面和南面的部队已快靠拢了。并要叶飞担负起引敌围攻、孤军坚守、待援歼敌的任务，交代说：政治上一定要有理有利才能打，不能主动去打人家，要让人家打你们，你们坚守待援。如果你们主动去打人家，那没有理，八路军不好来增援。一定要顽固派来进攻，我们被迫自卫，政治上才站得住。
4月5日，毛泽东致电：“黄率三四四旅在现地休整，并与胡服、雪枫取得电台联络后，应遵朱彭令开入淮河北岸，胡服先至该地等候，该旅到达后即听胡服意见部署兵力，布置工作。彭吴支队亦听胡服、克诚意见，向苏北出动，从徐州附近逐步南进，先占盐城、宝应以北各县。三四四旅与彭吴支队南下口号，仍是救援新四军与配合友军抗日。”“责成三四四旅，彭吴支队，雪枫支队，罗、戴支队，陈毅之叶飞部，配合地方党，负其全责。凡军事行动，统归朱彭两总及胡服同志指挥之。一切具体部署，政治口号，政权建设，发展计划及统一战线方针，统由胡服负责，会商克诚、雪枫考虑决定，报告朱彭及中央军委。”
4月6日，刘少奇致电中共中央书记处、中央军委，提出皖东反顽作战部署的意见：新四军在津浦路东的部队准备对向北撤退的韩德勤部实施坚决突击，消灭其一部，并将韩顽赶过淮河。现在韩德勤的后方兴化等地甚空虚，新四军第一支队向苏北发展，此时是最好机会。
&4月7日，刘少奇致电项英并报中共中央书记处：“江北磨擦加紧，顽方必先要摧灭我江南新四军军部。建议军部附近的非战斗人员、干部、伤病员以及重要物资尽可能迅速向苏南转移，避免磨擦冲突中的损失。”
4月9日，项英在致毛泽东的电报中，答复毛泽东4月3日来电询问皖南部队是否已做好应付突然事变的准备的问题。项英说，对袭击已有相当准备，但损失不可免。关于突围方向，项英说：“向南，为黄山、天［目］山，纯石山，人少粮缺；靠江，则须经过敌友之间，极不利；渡江，绝对不可能，敌在长江封锁更严，江北桂军已密布江边。”“向东，某方已有布置，须冲过两道封锁，经过几次战斗，才能与陈支会合。到苏南，地区不利，处在敌友夹击，地区狭小。只有在广德、宁国一带坚持，继续战斗。”
四月，顾祝同多次提出要江北新四军全部南调，并要新四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到上饶谈判，四月中旬，袁、顾开始谈判。
4月12日，刘少奇致电项英，指出：“中央决定江南部队立即向苏北发展，江南应为箝制方向，且江南武装冲突尚未发生，或者还可和缓一短时，请暂缓调动叶张两团。”实际上，刘少奇是希望把叶飞的挺进纵队和张道庸（化名陶勇）的苏皖支队划归中原局指挥。
　　4月15日，毛泽东、王稼祥致电刘少奇、项英，指出：(一)为对付韩德勤的进攻，第一一五师彭吴支队约一万二干人，不日从鲁苏边出动，向苏北前进，估计约三星期内外可与刘少奇方面配合夹击韩德勤。韩德勤是顾祝同唯一嫡系，受我打击后，顾有对皖南、江南新四军采取压迫手段之可能，望项英准备应付办法。惟决不可先动手，应取自卫原则。(二)左权、黄克诚率第一一五师第三四四旅共一万二干人已从太行山出动，不日到冀鲁边界，随时可调至陇海路南与彭雪枫配合作战。
同一天，刘少奇致电毛泽东、王稼祥，说明解决苏北问题须由叶飞部担负引敌围攻任务，叶部不能调回江南的理由，建议新四军军部和东南局迅速转移，脱离顽军的包围，电报指出：“若事件发生，军部向苏南转移就很困难，三四百里路要经过无数次战斗，即使主力部队来接，亦须向顽军采取攻势，增加顽军鼓动士兵的政治口实，对战争极为不利。为此，军部最好是向四支队转移，到江北无为、含山地区，我们由四支队到无、含去接他们过江较安全。”项英“对中央的屡次指示命令不能完全执行，他相当固执。但情势确是严重，请中央迅速决定，明白指示他办理。否则，损失是难以避免的。”
4月16日，项英致电中共中央：“袁到上饶正求缓和，以我估计，江北部队不南调，冲突仍不免，全国局势日益恶化，我主张将近调江北之叶张两团全部急返江南，以应大事变
4月17日，刘少奇再次致电项英、陈毅和中央，陈述自己的主张：“为了解决苏北问题，现需要叶部速回苏北积极行动，然后我与八路去增援在政治上才更好说话。我意叶部应不调江南。我们不久将去苏北，请中央考虑苏北地方党拨中原局指挥（原属东南局），最好叶飞部亦暂时归中原局指挥与补充。”
——这一次直接提出把叶飞、陶勇两支劲旅划归中原局指挥。
&袁国平在与三战区谈判中试探提出新四军军部率部东移苏南的问题，三战区顾祝同竟表示同意。项英即在4月18日向中央表示：军部和皖南主力可移苏南郎溪一带与陈毅靠拢。但事后未见行动。
４月18日，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项英电：“关于江南、皖南部队应如何适当部署，由你们依情况决定。”“叶、张两团以留在江北发展为适宜，你们将来的主要阵地有移至江北之可能。”
　　4月19日，刘少奇致电中共中央，陈述不同意江北任何部队南调的理由，指出：“江南与顾的谈判中心问题是江北部队南调，这是准备消灭我军之毒辣计划。我坚决不同意江北任何部队南调，不独四支队，即管部、叶部亦不能对外承认南调。”“叶飞、管文蔚部必须立即在苏北行动，吸引韩德勤向其进攻，我在自卫口号下抵抗至适当时间再去增援，才能解决苏北问题。否则，我即使有足够军力，却无充分政治理由向苏北大胆行动。”
4月20日，中共中央致电项英、刘少奇，支持了刘少奇的意见，指出：“蒋介石、顾祝同的阴谋是想把新四军江北、江南部队全部掐死在苏南敌后狭小区域，隔断八路军与新四军之联系，以求在适当时机消灭新四军。皖北、皖东、淮南、苏北是我军在全国的最重要的战略地区之一，是击败蒋介石把八路军、新四军全部困在敌后、消灭新四军之阴谋的重要斗争地区。因此，在与顾祝同的谈判中，绝对不能答允四、五支队和叶、张两团南调。叶、张两团及苏北全部均暂归中原局指挥，部队调动应依照中央的电令。至于江南部队如何部署，由项英视情况自行决定。”这里就明确的把“叶、张两团及苏北全部均暂归中原局指挥”
　　4月21日，在得到中央书记处明确的支持后，在和项英的争执中获胜的刘少奇从半塔集出发，经天长汊涧镇去张爱萍的皖东北视察指导工作。
4月21日，新四军江南指挥部电台沟通中央书记处、军委的联系，陈毅、粟裕、罗忠毅邓仲铭等致电中共中央，建议皖南部队东移苏南，电报说：“苏南为解决人、枪、款良好地区。皖南则地形好，为向苏浙赣发展战略要点。但目前坚持力量不够，应先放弃皖南，集中全力发展苏南，直到海边。”但同时，陈毅等也建议把叶、张二部调回苏南。
4月24日，陈毅又电中央表示完全同意中央坚持华中发展苏北的计划，叶飞部不调江南开回苏北。
4月26日，中共中央书记处致电项英、陈毅并告刘少奇、张云逸，指出：“皖南军部以移苏南为宜。”毛泽东在4月29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就目前应采取上山还是下山的问题说，现在一切偏僻地方都成为国民党的地区，我们不要上山，而要下水，深入敌后活动。
4月28日，陈毅致电毛泽东、王稼祥，建议皖南、苏南新四军合并，认为“合则两利，否则两面孤军，而且目前主要发展方向是向苏南”，“军部东移领导力量增强，干部加多，且可控制主力在手中以应付事变，并提高质量，故为比较稳当政策”。
从中可以看出：刘少奇力主发展苏北，陈毅认为“目前主要发展方向是向苏南”，项英则不愿意北渡到江北，也不愿意东移到苏南。
5月2日，陈毅、粟裕再次致电中央建议把皖南主力集中苏南，并指出；历史上多次长征损失均大，皖南部队不宜于顽军进攻时长征闽浙。
　　5月4日毛泽东、王稼祥致电刘少奇：“望令叶飞部开返苏北，在苏北地区放手发展，在今年内至少扩大至二万人枪。严令叶飞定出分期实现计划，立即动手在高邮、泰县、泰兴、清江等县建立抗日民主政权，放手发动群众，发展党的组织。”
5月4日，毛泽东发出对东南局《放手发展抗日力量，抵抗反共顽固派的进攻》的措词严厉的指示，指出：在一切日本占领区和战争区域，应不受国民党的限制，独立自主地放手扩大军队，坚决地建立根据地。由于国民党顽固派坚持执行防共反共限共政策，“我们应强调斗争，不应强调统一，否则就会是绝大的错误。”“斗争是克服投降危险、争取时局好转、巩固国共合作的最主要的方法。”“在应付可能的全国性的突然事变的问题上，也只有采取斗争的方针，才能使全党全军在精神上有所准备，在工作上有所布置。否则，就将再犯一九二七年的错误。”“在估计目前时局的时候，应懂得，一方面，投降危险是大大地加重了；另一方面，则仍未丧失克服这种危险的可能性。”“我们的任务，是坚持地猛力地执行中央‘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这三项唯一正确的方针，用以达到克服投降危险、争取时局好转的目的。如果对时局的估计和任务的提出发生过左过右的意见，而不加以说明和克服，那也是绝大的危险。”
5月5日，针对陈毅4月28日致电毛泽东、王稼祥建议皖南、苏南新四军合并，认为：“合则两利，否则两面孤军，而且目前主要发展方向是苏南。”“军部东移领导力量增强，干部加多，且可控制主力在手中以应付事变，并提高质量，故为比较稳当政策。”毛泽东起草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新四军兵力部署问题致项英、陈毅电，指出：一、同意新四军军部、后方机关及皖南主力移至苏南，但皖南阵地仍须坚持并发展。二、新四军一、二、三支队主力的主要发展方向不是在溧阳、溧水、郎溪、广德等靠近中央军的地区，而是在苏南、苏北广大敌人后方直至海边的数十县，尤其是长江以北的地区。三、应在吴淞口至南京之间及芜湖以西长江两岸控制多数渡口，务不使被切断渡江交通。四、速令叶飞在长江北岸扩大部队，建立政权。五、在吴淞口、镇江之间，镇江、南京之间及芜湖以西之沿江南北两岸，控制多数渡口，发动群众建立政权，创立地方游击部队，务不使敌人切断渡江交通。应责成四、五支队恢复无为县。六、速廖叶飞在北岸扩大部队，建立政权，不要顾虑顾祝同韩德勤李明扬之反对。
　　5月5日，刘少奇就皖东北根据地初建情况致电中共中央并朱德、彭德怀、项英、彭雪枫：张爱萍部现共有七千二百人，除彭雪枫之第一团外，编为第四总队之第十一、第十二两个团。部队枪支齐全。部队全由盛子瑾部改编而来，情绪尚活跃。干部绝大部分是新的，求进步，但没有部队工作和作战经验。皖东北的专员、县长、区乡长已改造，但工作能力甚弱，在群众中尚无基础。近来粮食、经费极困难。敌人及顽固分子利用上述情况加紧向我进攻，并阴谋破坏。敌人近来“扫荡”泗县根据地，津浦铁路已成不能通过的封锁线。此间与彭雪枫处的交通已断绝。韩德勤企图占领皖东北，以割断八路军和新四军之联络。
同一天，毛泽东、王稼祥电告刘少奇：“黄克诚率三四四旅已至濮阳，已令其略加休整即南下。你是否已至张爱萍处，请在那里等候克诚商定部署等事。吴、彭支队尚在徐州附近未动，大概要待你与克诚会合后，才能指挥该支队出动。三四四旅及彭、吴支队，统由你与克诚指挥之。”
5月9日，皖南泾县云岭。项英电告中央书记处：“为了保证中央方针与党及革命的利益，我郑重请求中央，立即派一政治局委员到四军及东南局负领导之责。目前斗争局势正是紧张复杂，为了不致使鄙人重演一九二七年之错误，而影响党与革命之发展和胜利，应公开宣布撤我之职，是属必要。不日召开东南局及军分常委联席会，我即提出在中央派人未到任之前，东南局拟请曾山代理书记，军分会拟由陈毅或袁国平代理，以保证中央方针之实施。为党的利益，我不作任何申辩与说明。最好请中央将我今日前之工作作一彻底之检查及以议处，……我在党命令与指示下以应付外界。”
5月12日，项英在陈家祠堂主持召开了有东南局及新四军军分会部分成员参加的会议，由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传达了中共中央给东南局及新四军军分会的“五·四”指示。之后，项英情绪激动地对大家说：“同志们，鄙人犯了严重的路线错误，不宜继续担任东南局及军分会书记。但是，军中不可一日无主，东南局不可群龙无首。现在叶军长远在重庆不能履职，我提议暂时由曾山同志代理东南局书记，由陈毅同志或袁国平同志代理军分会书记。大家意见怎样？”
会议结束的当日，项英再次致电延安：“对中央指示决定，现由袁负责传达，不日召集上中级干部开会讨论，江南由陈负责，因此对我之请求，请中央立即决定与答复。”“中央指示再观总政指示内，其形式与精神及质量已显然，我之领导已有路线错误和不执行中央方针，虽在上面未经公开正式指出，其内容与决定的严肃性表现显然如此，我当然不能继续领导，而且无法领导，为党的利益，应公开宣布撤职，为便利更能团结全体全军，坚决执行中央指示。”“我自信在方策与路线上未有与中央相关之处（仅仅我自信），固然在某些问题上我有意见，但中政指示已充分包含方策与路线问题，使我不能领导，既不能，就不能保证中央指示之执行，故非改变领导不可。”
5月23日，中央书记处致电项英和东南局、新四军军分会，对项英提出的问题作了如下答复：
&“一、项英同志几个报告收到。
二、在项英同志领导下的东南局与军分会，在三年抗日战争中是有成绩的，是执行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路线的，但在执行这一路线
&时犯了某些个别错误，故你处错误不是总路线，而是抗日战争与统一战线中某些个别策略问题错误，在你们总结自己工作，并适当指出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时，不应抹煞成绩，不应了解为总路线错误。
三、项英同志应该继续担负东南局及军分会书记之责，对政治上及策略上的不同意见，望告中央，对中央指示仍由项英同志传达。
四、现当前时局严重转变关头，全党同志应当团结一致。中央号召东南局及新四军全体同志在项英同志领导下，亲密团结起来，为执行中央路线，克服投降危险，争取时局好转而奋斗。”
5月29日，项英第三次向中央提出辞职。他在辞职电中说：“我认为对于一个较负责同志（就是一个老党员罢！），有错误应公开批评，不要含而不言的曲折婉转，更不宜如总政治部保有错误的话，如若不能了解错误，均无法改正和转变，对领导是极端有害的。但我公开说，对于领导已无信心，而事态变化无穷，失之毫厘，差之千里，请求改换领导，即在此意。”
项英还在辞职电中，向中央提出六条建议：“（1）江南已与中央通电，请直接指导与指挥。（2）地方党由曾山报告中央直接指导。（3）皖南在军事行动与作战我仍负责。（4）一切外交直由恩来负责。（5）至于江北早划中原与军委指挥。（6）政治工作请总政指导。现袁已赴延，负责人我提议由组织部长李志芳暂代理，……以上提议我认为有必要。”
陈毅在5月17日、19日、27日，又三次报中央和项英，促请军部及皖南主力速移苏南。中央也于5月26日致电项英、陈毅并刘少奇、张云逸，表示同意陈毅5月17日电所说的新部署，再次明确指示：“皖南军部以速移苏南为宜”。
陈毅认为，有了八路军南下部队的增援，苏北皖北的力量就足够了，陈毅所部八个团已有四个团在苏北，江南兵力薄弱，请求从苏北调两个团到江南以应付顽军压迫。5月26日，中央书记处电告陈毅：四个团的“主力仍应留在苏北发展但可酌抽一部加强苏南。”然而“酌抽一部”也无法做到，彭、黄二部因陇海路一带斗争需要和日军阻拦，未能按中央计划及时南下。苏北兵力仍然单薄。刘少奇致电中央说：“叶飞部队甚力孤立，有被韩军消灭之危险”。
6月1日，毛泽东、王稼祥、朱德致电刘少奇，彭雪枫、黄克诚并彭明治、朱涤新：“对华中我兵力布置，军委已有原则电报，今后一切具体行动由胡服之命令实行之，克诚、雪枫、彭朱等均应服从胡服之指挥
。”这样，新四军江北大营的指挥权统一于刘少奇领导的中原局了。
陈毅只能把加强苏南兵力的希望寄托在军部东移上。经过叶挺、袁国平与顾祝同的最后谈判，在取得顾祝同正式认可后，项英于5月28、29日连电向中央作了报告。两个电报均表示要东移郎溪地域与苏南打成一片，还具体说定军部率两个团移苏南，皖南留一个团及指挥机关一部。
此时，苏北情况已十分紧张，韩德勤正挑唆两李向叶飞部发动大举进攻，韩并答应以保安第三旅配合。战端一开，叶飞部孤军作战，而苏北国民党部队就将逐步形成韩德勤亟望的反共大联合。同时，江南冷欣的部队正向陈毅部步步进逼。而军部东移仍未见行动。
6月4日，陈毅请中央再次电促项英。
6月12日，项英却报中央并告陈毅，说顽方正积极作军事准备，布置与增调军队，很可能在军部东移时借词进攻。东移路经地带在两河之间，作战极不利。所以目前只能待机移动。很明显，东移的事又“黄”了。
接到项英12日电报后，陈毅终于明白了：八路军南下苏北既不是短期内能实现，军部东移苏南也十分渺茫。
6月15日，陈毅下决心了，向中央和项英、刘少奇发出电报：“目前只有集中苏北攻击韩或者集中苏南打冷欣两个途径。一切应付已到穷尽之时，再不决定必致苏北苏南两方受损。”既然陈毅在苏北的部队无法南调，“在你们未指示前我决心布置移往苏北。到苏北后，皖南军部方面宜速部署。”
７月12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致电周恩来，刘少奇，项英，陈毅等，指出：“华中目前斗争策略，以全力对付韩德勤及苏北其他顽军，切实发展苏北，对李品仙应取守势并力争和缓，以防蒋、桂联合对我”。还指出：“苏南自陈毅、粟裕北上后，兵力较弱，指挥无人。请项英同志妥为布置，以维持我军原有地区，并准备于适当时候，将军部及皖南主力移至苏南。”
7月20日，新四军苏北指挥部机要员收到中原局刘少奇电报：“根据苏北目前发展形势，我党完全可以将苏北建成华中总根据地。目前，你部可原地整顿，以逸待劳。以诱韩德勤来犯后，固守待援，以小打牵制，坚持半月至一月，以便在政治上压倒韩德勤，只要全国舆论及苏北人民遣责韩部，我则可借此反击，集中兵力与之决战。兵力部署是：彭雪枫、黄克诚的四五纵队，自西北经东台南下；罗炳辉的五支队自高宝地区向西，以配合你们，消灭韩部十万兵力于兴化、姜堰、海安。”
9月11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复电叶挺、项英，对叶、项九日来电中提出的“目前在苏北的新四军各部及八路军一部在军事行动上暂
时统一于新四军军部指挥”的问题，指出：“在苏北防战条件及地理远隔条件下，八路军、新四军只能作战略配合，不可能希望他们作战役配合，两军各部均应准备独立作战，各部均不向韩进攻，而于韩向我进攻时各个击破之。”“八路军苏北各部，既分散又复杂，不宜变动指挥关系，皖东亦归中原局指挥为宜，陈毅可改归你们直接指挥。”
９月19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致电彭德怀等，指出：据西安消息，李仙洲三个师准备东进援助韩德勤，桂军增加了进攻皖东的兵力，汤恩伯部准备进入豫东皖西，因此，蒋桂军对华中的进攻是有决心的。我们的对策是：以打击李仙洲为目的，望彭德怀、左权令杨得志率部南下，须于一个半月内到达彭雪枫地区；望陈光、罗荣桓令第五旅迅即南下，不可再推迟，应于半个月到达张爱萍地区；望叶挺、项英率部迅即渡江，应于两星期内渡毕，增援皖东。
10月８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致电叶挺等，指出：蒋介石令顾祝同、韩德勤扫荡大江南北新四军，大江南北比较大的武装磨擦是可能的。主力战将在苏北与江南。最困难的是皖南的战争与军部。我们意见，军部应移到第三支队地区，如顽军来攻不易长期抵抗时则北渡长江，如移苏南尚有可能，也可移苏南。向南深入黄山山脉游击，无论在政治上、军事上是最不利的。
10月12日，关于新四军行动方针，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致电叶挺、项英，刘少奇，陈毅、黄克诚：因为蒋介石站在反日立场上，我们不能在南方国民党统治区进行任何游击战争，曾生部队在东江失败就是明证。“因此军部应乘此时速速渡江，以皖东为根据地，绝对不要再迟延
。皖南战斗部队，亦应以一部北移，留一部坚持游击战争。”新四军皖东部队，应迅速部署向西防御，坚持皖东根据地。“皖东决不可失，如失皖东，则蒋介石必沿运河、淮河构筑封锁线，断我向西之前途。”
10月14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致电陈毅并告刘少奇等：“建设苏北根据地是很大工作。同意陈毅统一苏北军事指挥，同意胡服去苏北
与陈会合，布置一切”。
10月31日，粟裕和陈毅联名向军部叶挺、项英和中央军委毛泽东、朱德发电报：
　　希夷去上饶，以求得移皖北为最好，次则移苏南，如留皖南极不利。在长江以北归我控制之下，将来南渡大举发展皖南是极便利的，可无多考虑。我们建议如此，请速决定。
11月7日，中原局书记刘少奇和曾山及八路军第五纵队的领导黄克诚来到海安。
11月17日，华中八路军、新四军总指挥部在海安成立，叶挺任总指挥，陈毅任副总指挥，刘少奇任政治委员，在叶挺到达苏北前，陈毅为代理总指挥。一个星期后，刘少奇同陈毅率华中总指挥部机关离开海安，移驻盐城。
&三、后果：引发皖南事变
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复电叶挺、项英：“（甲）三十日电悉
.要求顾祝同划郎溪、广德、溧阳、溧水、金坛、宜兴六县为我防地，并保证移动时沿途的安全，你们可答应移苏南
。如顾不同意，可求希夷先生去苏北一行。（乙）皖南各友军中联络工作应大大发展
。这对于你们今天有特别严重的意义和作用，你们在这方面的成绩是不大的。”
同日，中共中央书记处致项英电，指出：“（一）希夷及一部工作人员必须过江北指挥江北大部队；（二）你及皖南部队或整个移苏南再渡江北，或整个留皖南准备于国民党进攻时向南突围，二者应择其一，这一点可以确定；（三）如移苏南须得顾祝同许可，如顾不许可则只好留皖南（因据来电直过皖北已无可能），但须准备打内战，并蒙受政治上不利（蒋介石‘进剿’新四军的计划是决定了的）。望考虑电复。”
同日，同朱德、王稼祥致电刘少奇，叶挺、项英，张云逸，陈毅、黄克诚，彭雪枫，李先念：“（甲）蒋介石已通知我们限在十一月二十日以前，将在华中与山东的新四军、八路军一律开至华北。近据确息，蒋已令汤恩伯率九个师、李品仙率三个师立开豫、皖，准备期满后向你们进攻，皖南、鄂中两方面亦必有进攻布置。（乙）你们应立即开始加紧军事、政治各方面的准备，补充兵员，厉行整训，征集资财，加紧根据地的创造与巩固，加强友军中统战工作，加强部队中政治工作，并预计如何打破蒋介石的这一严重进攻，预先向内部与民众宣传反共如何是罪恶，是为至要。”
11月1日，此时离皖南事变爆发已经不远，毛泽东在给项英的电报中表示：“你及皖南部队或整个移苏南再渡江北，或整个留皖南准备于国民党进攻时向南突围。二者应择其一，这一点可以确定。”
11月3日，针对国民党要求全部新四军北调黄河地区的命令，中共中央决定以皖南军部移江北作为让步，毛泽东联名朱德、王稼祥就此致电叶挺、项英：“（对）何应钦、白崇禧《皓电》，中央决定用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名义答复，采取缓和态度，以期延缓反共战争爆发时间。对皖南方面决定让步，答应北移。你们有何意见。盼立复。”
11月24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致电叶挺、项英：“（一）你们必须准备于十二月底全部开动完毕；（二）希夷率一部分须立即出发；（三）一切问题须于二十天内处理完毕。”
同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再致电叶挺、项英：“立即开始分批移动，否则一有战斗发生，非战斗人员及资材势必被打散。”
11月27日，叶挺、项英致电毛泽东、朱德，说经他们多方研究与考虑，由苏南北移路线，途中困难多，危险性较大，不如由新四军第三支队地区兼程北移皖北较有利，又直接增援皖东。因此决心将大批工作人员化装过封锁与部分资材先经苏南至苏北。请中央电示是否同意这一行动计划，以及叶挺与项英是否同行，或分途北进，何人先走等。
11月29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复电叶挺、项英：“感酉电悉。（一）、同意直接移皖东分批渡江，一部分资材经苏南。（二）、头几批可派得力干部率领，希夷可随中间几批渡江，项英行动中央另有电示。”
12月7日，蒋介石批准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军令部十一月十四日拟定的“剿灭黄河以南匪军作战计划”。
12月10日，国民党军令部部长徐永昌致蒋介石签呈中提出“有先行下达命令之必要
”，如十二月三十一日“尚未遵令北移，应即将江南新四军立予解决”。
12月8日，何应钦、白崇禧复电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再次强令八路军、新四军“将黄河以南之部队，悉数调赴河北”。这个电报即“齐电”。
12月9日，蒋介石下达手令：“凡在长江以南之新四军，全部限本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开到长江以北地区，明年一月三十日以前开到黄河以北地区作战。现在黄河以南之第十八集团军所有部队，限本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开到黄河以北地区。”蒋介石密令顾祝同，江南新四军至期限仍不北渡，“应立即将其解决”。同时，国民党还故意泄露皖南新四军北移路线，暗示日军加强沿江封锁兵力，并令李品仙部在江北无为地区加强布防，准备与日军夹击新四军皖南部队
12月14日，,中共中央书记处致叶挺、项英电，指出：“移动时间蒋限十二月底移完，我们正交涉展限一个月，但你们仍须于本月内尽可能移毕。”“蒋以新四军正在移动，不同意项副军长来渝，因此中央决定项随军队渡江然后经华北来延安。”“叶、项二人均以随主力去皖东为适宜，资材及后方移苏南者可由周子昆、小姚负责指挥。”
&——这里明确提出对项英的工作安排：“随军队渡江然后经华北来延安”。
12月16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致电刘少奇、陈毅并告叶挺、项英：“依大局看，大举‘剿共’是不可能的，局部进攻是必然的。华中斗争是长期慢性斗争，我们要有决心与耐心。”“苏北部队亟须整训扩大一短时期，然后以主力一部增援皖东。”“皖南部队务须迅速渡江，作为坚持皖东之核心。其大批干部分配苏北、皖东两处建设根据地。”
12月18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致电叶挺、项英：“（甲）重庆形势严重，项、曾二人暂勿离开军队 。（乙）希夷及一部人员北上，望速作部署
。（丙）秘密文件必须烧毁，严防袭击。”
同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再致电叶挺、项英，再次强调：“你们的机密文件电报须一律烧毁，切勿保留片纸只字，以免在通过封锁线时落入敌人手中，你们的密码须由负责人带在自己身上。”
12月19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致电彭德怀、左权，陈光、罗荣桓、叶挺、项英并告刘少奇、陈毅，指出：（一）据西安消息，现在皖、豫交界之李仙洲三个师，准备东进援助韩德勤，有渡淮河向砀山前进讯。综合各方情况，蒋、桂对华中进攻是有决心的。（二）以打击李仙洲为目的，望彭德怀、左权令杨得志率部南下，须于一个半月内达到彭雪枫地区，望陈光、罗荣桓令第五旅迅即南下，不可再推迟，应于半月内到达张爱萍地区，“望叶、项率部迅即渡江，应于两星期内渡毕增援皖东为要”。
12月20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致电叶挺、项英：“希夷渡江以速为好，不应征蒋同意。如蒋反对，便不好过江了。江边须有周密布置。速与胡服、云逸联系在对岸作准备。”
同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致电刘少奇、陈毅，指出：“据叶、项电，叶军长及干部一部分准备渡江，你处需在江边作周密布置。”
“与韩谈判条件不可过苛，并须尊重李、陈各部利益。兴化、高邮地区应保留给韩，我军应停止于兴、高以外地区，苏北应全面休战，求得妥协，巩固已得阵地”。
12月23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致电刘少奇、陈毅、黄克诚，彭雪枫，张云逸，指出：“目前重心在苏北，其次才是淮北与皖东。故陈、黄两部及一一五师增加之两个团，目前均应集中于苏北，加紧整训扩大，努力巩固苏北根据地，并准备于蒋介石真正向我淮北、皖东进攻时，首先解决韩德勤（最后由中央决定），第二步才向淮北、皖东出动。这是胡服前电意见，我们认为是恰当的。”
12月26日，中共中央书记处致项英、周子昆、袁国平电，指示他们克服动摇犹豫，坚决执行北移方针。全文如下：“各电均悉。你们在困难面前屡次来电请示方针，但中央还在一年以前即将方针给了你们，即向北发展，向敌后发展，你们却始终借故不执行。最近决定全部北移，至如何北移，如何克服移动中的困难，要你们自己想办法，有决心。现虽一面向国民党抗议，并要求宽展期限，发给饷弹，但你们不要对国民党存任何幻想，不要靠国民党帮助你们任何东西，把可能帮助的东西只当作意外之事。你们要有决心有办法冲破最黑暗最不利的环境，达到北移之目的。如有这种决心、办法，则虽受损失，基本骨干仍可保存，发展前途仍是光明的；如果动摇犹豫，自己无办法无决心，则在敌顽夹击下，你们是很危险的。全国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有你们这样迟疑犹豫无办法无决心的。在移动中如遇国民党向你们攻击，你们要有自卫的准备与决心，这个方针也早已指示你们了。我们不明了你们要我们指示何项方针，究竟你们自己有没有方针？现在又提出拖或走的问题，究竟你们自己主张的是什么？主张拖还是主张走？似此毫无定见，毫无方向，将来你们要吃大亏的。”
随后，当天毛泽东再一次同朱德致电项英：“关于销毁机密文电是否执行，你应估计在移动中可能遇到特别困难，可能受袭击，可能遭损失，要把情况特别看严重些，在此基点上，除想尽一切办法克服困难外，必须把一切机密文件电报通通销毁，片纸不留。每日收发电稿随看随毁，密码要带在最可靠的同志身上，并预先研究遇危险时如何处置。此事不仅军部，还要通令皖南全军一律实行，不留机密文件片纸只字，是为至要。”这是第三次强调“销毁机密文电”。
12月31日，中共中央书记处按照30日政治局会议决定，起草致中原局、东南局、北方局、山东分局，、南方局、南委、八路军新四军各首长电：“军事指挥在总指挥叶挺未到江北以前，统一于副总指挥陈毅、政治委员刘少奇的指挥之下；叶挺到江北后，统一于叶挺、陈毅、刘少奇的指挥之下。”“山东分局划归中原局管辖，中原局统一领导山东与华中。”
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在毛泽东的主导下旗帜鲜明的支持刘少奇领导的中原局，才去两步棋：
第一，任命与刘少奇关系密切的饶漱石和曾山担任东南局副书记，而东南局原不设副书记职；
第二，日，中央书记处决定：“山东分局归中原局管辖，中原局统一领导山东与华中。”
新四军军部日致电毛泽东等，告“我们决定全部移苏南。”，但对向苏南转移的具体路线未加说明。&
1941年１月３日，毛泽东、朱德复电叶挺、项英：“你们全部坚决开苏南，并立即开动，是完全正确的。”
１月7日，毛泽东、朱德发急电复叶挺、项英五日来电，指出：“你们在茂林不宜久留，只要宣城、宁国一带情况明了后即宜东进，乘顽军布置未就突过其包围线为有利。”叶挺、项英一月五日来电说，新四军皖南部队于一月四日夜开动，五日晨到太平、泾县间茂林地区。&
１月9日，刘少奇致电毛泽东、朱德、王稼祥：“我江南遵令北移被阻，战况激烈，请向国民党严重交涉。”
同日刘少奇致电中共中央：项英、袁国平等“在紧急关头已离开部队，提议中央明令撤项职，并令小姚在政治上负责，叶在军事上负责，以挽危局”。
接电后，毛泽东、朱德复电刘少奇：九日电悉。你说项、袁等已离开部队，“我们尚未接到此项消息，他们何时离开的，现到何处，希夷、小姚情形如何，军队情形如何，望即告我们。得叶、项微辰电，他们支夜开动，微晨到太平、泾县间，此后即不明了。”
１月10日，刘少奇致电毛泽东、朱德、王稼祥，首先转告叶挺、饶漱石九日来电内容，说：“接希夷、小姚九日来电，说项、袁等率小部武装不告而别，行动方向不明。部队受敌包围激战，决定九日晚分批向北突围。”刘少奇的电报并说：“他们在何处及情况如何我亦不知，二支队在江南集结，待命行动接应他们，亦不知他们行动。他们应从泾县以北青弋江、宣城向郎溪东进才安全，而先向南行,动到茂林拖了许多天致受敌包围。”
&同日，叶挺、饶漱石在被围中急电毛泽东、朱德、王稼祥：“支持四日夜之自卫战斗，今已濒绝境，干部全部均已准备牺牲。请即斟酌实情，可否由中央或重庆向蒋交涉立即制止向皖进攻，并按照原议保障新四军安全移江北及释放一切被捕军部工作人员。”
同日，项英等离队突围不成，回到军部。项英并致电中共中央，报告与袁国平等离队经过，表示“此次行动甚坏，以候中央处罚”。
同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致刘少奇即转叶挺、饶漱石并全体同志电：“希夷、小姚的领导是完全正确的，望全党全军服从叶、姚指挥，执行北移任务。你们的环境虽困难，但用游击方式保存骨干，达到苏南是可能的。”
１月12日，毛泽东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通过由毛泽东起草的中央关于皖南新四军由叶挺、饶漱石负责领导的指示电。电文说：“中央决定一切军事、政治行动均由叶军长、饶漱石二人负总责，一切行动决心由叶军长下，项英同志随军行动北上。”
同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致电刘少奇、陈毅即转叶挺、饶漱石，指出：“你们当前情况是否许可突围？如有可能，似以突围出去分批东进或北进（指定目标，分作几个支队分道前进，不限时间，以保存实力达到任务为原则）为有利，望考虑决定为盼。因在重庆交涉恐靠不住，同时应注意与包围部队首长谈判”。
１月13日，中共中央以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名义发表抗议国民党军,包围皖南新四军的通电说：“我江南新四军军部及部队万人遵令北移，由叶挺等率领行至泾县以南之茂林地区，突被国军七万余人重重包围，自鱼至文，血战七昼夜，死伤惨重，弹尽粮绝。”“在战斗中据所获包围军消息，此次聚歼计划，蓄谋已久，布置周密，全为乘我不备，诱我入围，其所奉上峰命令有一网打尽生擒叶、项等语
。”“我八路军新四军前受日寇之扫荡，后受国军之攻击，奉命移防者则遇聚歼，努力抗战者则被屠杀，是而可忍，孰不可忍？”
&1月14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发急电给彭德怀、左权，贺龙、关向应，聂荣臻、彭真，刘伯承、邓小平，吕正操、程子华，朱瑞、陈光、罗荣桓，刘少奇、陈毅，周恩来、叶剑英，指出：“中央决定在政治上军事上迅即准备作全面大反攻，救援新四军，粉碎反共高潮。”“除已令苏北、山东迅即准备一切待命消灭韩德勤、沈鸿烈，同时发出最严重抗议通电，并向蒋介石直接谈判外，我华北各部须遵前令提前准备机动部队，准备对付最严重事变。”
同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叶剑英，指出：“现在不是走何路线问题，而是救死问题，如不停止攻击，即将全军覆灭
.请立即要蒋下令停战撤围。”
同日，叶挺为挽救危局，保全部队，亲赴国民党军第一○八师师部谈判，被无理扣押；新四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身负重伤自戕而死；项英和周子昆等人小队突围；东南局副书记饶漱石等分散突围。
１月15日，毛泽东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作关于皖南事变的发言，指出：皖南新四军的失败，从我们自己方面来说，首先是由于新四军的领导项英、袁国平等没有反磨擦的思想准备，其次便是指挥上的错误。新四军本来可以北上，但项英动摇，如不是项英动摇，是可以不失败的。对于皖南事变，我们要实行全国的政治反攻，像前年我们反对第一次反共高潮时那样的非常强硬的态度。只有不怕决裂，才能打退国民党的进攻。中间派喊叫，我们也不可全信。左派主张我们马上与国民党大打起来，我们也不能实行这种政策。对项、袁的错误须立即宣布，如何处置交七大解决。会议通过了由毛泽东起草的《中央关于项袁错误的决定》，这个决定发到各中央局高级干部。
&扬帆一九八四年年口述
谈皖南事变首先要知道皖南部队所处的地位。
新四军皖南部队原来只有一个团的战斗部队，后来因为敌人对我们挑衅，我们就逐渐增强了力量，把附近的部队调回来，守卫皖南。皖南事变为止，我们一共有多少部队呢？有老一团、老三团、新一团、新三团、五团、特务团，还有一个教导队，七个多团。这些部队都是能打仗的。周围都是国民党部队，皖南部队的特点就是处在国民党包围之中，自己没有根据地。我们军部所在的云岭地区，当地有国民党的政府，国民党的县党部。我们只有部队，其他什么也没有，所以很危险。
国民党部队在皖南事变的时候有多少人呢？它有一个五十军新七师、一四四师、一四五师，二十五军五十二师、四十师，还有一个一0八师，共六个师，再加上皖南事变时临时调来一个七十九师。这样，国民党一共有七个师，在数量上远远胜过我们。我们总共只有九千二百多人，国民党七个师有十万多人。这就是当时的情况。
国民党平时就准备打我们的样子，已被我们看出来。它调动全副武装的部队，故意在我们的中心地区通过，随时可能袭击我们。我们怎么办呢？在它部队经过我们地区的时候，我们就上山，在两面山头上占领阵地。这样来以防万一。
国民党抓我们的人，杀我们的人是常有的事，我们随时警惕。另外，我们主要依靠的战斗部队有陈毅同志率领的一支队，粟裕同志率领的二支队和谭震林同志率领的三支队。一支队处在离皖南不远的地方，二支队在苏南，谭震林同志的三支队在皖南。这样必要时，我们很快就能从前方把部队调过来。这些讲的是皖南事变的局势、形势。
由于我们地区只有部队，没有政府，没有党，国民党特务通过党政机构，活动在我们地区十分猖獗，抓我们的人时常发生，这是外部的情况。
我们内部情况呢？就是中央与我们皖南军队有点矛盾。皖南军队被国民党特务名之为“朱毛不要的部队”。实际上，党中央对皖南部队，与对八路军不同。以前还好，但是到毛泽东把项英免职，由刘少奇同志担任政委时，部队归他指挥，这时情况变化了。刘少奇首先命令陈、粟部队北上到盐阜地区。向北发展是对的，扩大我们的地区也是对的，但对我们皖南军部应该有一个安排，没个安排就把部队撤走了，怎么办呢？刘少奇命令一、二支队先到苏南，再往北进。后来渡江就更鞭长莫及，离皖南更远了。这种情况不发生事变倒没问题，发生事变怎么办呢？皖南事变的发生正是黄桥事变以后，把一、二支队调到苏北去了，而三支队只有一个五团了。五团的战斗力不强，三支队仅一个支队保护不了军部。刘少奇把一、二支队调走以后就发生了皖南事变。这时候竟毫无办法。
皖南是有党的，但我们的党是不公开的，秘密的，不合法的，连群众团体也不是合法的。农民抗日救国会、工人抗日救国会都不是公开的，不了解皖南的形势，是很难判断皖南的事情的。
我们现在要讲：党中央对全党是一视同仁的，对我们皖南也是爱护的，但是毛泽东同志是有成见的。皖南军队都是打游击出身，主力红军北上以后，项英、陈毅同志率领着南方八省游击队，在南方八省坚持了三年游击战争，这时跟中央断绝了音信，所以中央对于皖南部队集中以后这个部队有几千人，总觉得有点例外。周恩来同志在皖南事变以后，亲自写了几句话：“千古奇冤，江南一叶。”“一叶”是指叶挺。叶当时被俘还在狱中，另外“江南”指皖南事变。为什么说“千古奇冤”呢？国民党反革命打我们，这能叫千古奇冤吗？千古奇冤照我现在的领会，主要指我们内部，指毛泽东对皖南军队不公道。“千古奇冤”现在我回想起来，的确有些蛛丝马迹可寻。刘少奇把部队调走是一回事，另外还有许多事情。最大一个问题就是路线问题。皖南部队过江北上，走什么路线呢？北上这件事情本身就是国民党出的主意，国民党并不真正要你们北上，而是为了消灭你们。叫你们北上是假的。它一面指定我们从铜陵、繁昌渡江北上，一面又打电报给李品仙，他在我们的北面，叫李品仙等我们半渡而击。恰巧这电报被我们截获了。我们知道他半渡而击，当然就不走了。不能从铜陵、繁昌渡江，当时只有想办法走另外路线。
我们临离皖南时，《抗敌报》出了个专刊，叫《告别号》。从《告别号》我们可以看出，当时我们准备造反，不造反不行，没路可走。走南边这条路是袁国平同志提议的。袁国平同志说：“你学着走‘之’字路的办法吧。”明明要往东走，就偏往西走，再转过来往东走；往南走就往北走，再转过来往南走，这样的意思。后来听说项英有个“三三”计划，这不清楚。我只知道袁国平提出个走“之”字路的办法。
皖南事变是在1941年1月发生的。1月8日那天，项英同志叫我去，我到了那里只看见李一氓。当时李一氓讲：中央来电报了，必要时分散突围，保存干部。所以决定你和我们一起走。看战争形势发展到必要的时候，我会派人通知你的。讲这话时，项英在场。
就这样，我听完后走了。到9日时我们在茂林隘口休息的时候，忽然司令部的机要通讯员来找我，说秘书长要你马上跟我走。我跟他到了那里，只见李一氓，没见项英。据李一氓讲，项英、袁国平、周子昆也在一路走。我们一路走的人不多。当时天下着雨，我们冒着雨由通讯员带路不允许选择，通讯员带到哪里就走到哪里。走了一阵到了个房子里休息，想搞点东西吃吃，进去以后，知道这房子住着个富农。我们有我、李一氓、胡立教、李步新、罗湘涛、张元培，还有李步新和我带的武装部队，就这么大概二十多个人，在那里做了饭吃，休息一会儿。这时门口哨兵进来报告说：来了些人，看来不像好人。我出去一看，的确像是侦察员，像部队行军时的侦察员。我走上去问他们：“你们是干什么的？”他们说：“我们有我们的任务，你管啦！”“你们到哪里去？”我说：“我们也有我们的任务，你不要管嘛！”就这样吵了起来。后来我说免得发生误会，你讲个番号给我听，你讲个什么团，代号好了。结果他说是徐林团的。我说是徐金树、林开凤对吗？我说我们是军部的。他们很吃惊：“啊呀，你军部的怎么跑这儿来了？这里半个钟头前有大量的敌人，现在敌人还在周围，你们在这儿怎么行呢？”我们这才知道情况不妙。我就跟他们讲，你们走吧，我们在这儿休息下就走，我们准备吃了饭就走。吃饭时徐团长、林政委到了，他们也很惊讶，说：“你们怎么到这儿来？刚才这里还都是敌人。”我说：“你们吃饭了吗？”他们说没吃。我就留他们俩和几个机要人员一起吃饭。吃过饭，我们跟着徐团长、林政委一道走。我们问他们到哪里去？他们说军部在石井坑集结，我们奉命到石井坑。于是，我们也就跟着他们走。到了石井坑，才知项英、袁国平已经到了。我看见项英在哭，在一个房间里坐在地上哭。后来听说他们开了会，开会时斗了项英，并且项英已经被撤职，由刘少奇当了政委。这就是我们突围的经过。
到了军部，第一次突围就结束了。我为什么要讲这个呢？这事情有个大问题在里面。我们是头一天晚上七八点钟走的，第二天上午回到军部，不到半天时间，中央来电报说你们分散突围，保证干部。这个电报有没有呢？我当时知道是有的，后来大家都说没这个电报，没这回事情，是项英编出来的。现在真相大白，机要科的肖光同志还在，肖光同志证明，这电报是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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