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兰高位截瘫手怎么能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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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余绍森 整理郑晓林
那天早晨，我像往常一样起床。我先拉住床上方的吊带，做几个引体向上，再慢慢挪到轮椅上。突然从早间新闻中听到桑兰在美国受伤的消息，我一下子跌坐到了轮椅上，随即想起30多年前，我在吊环训练中颈椎骨折，导致高位截瘫……
而现在，这个像鲜花一样的宁波小老乡，也将像我一样了吗？
大概在桑兰受伤半年前吧，我在省人民医院看牙时巧遇桑兰，她是陪队友来看病的，她还和我说起无限多的美好想法……当时那个心
痛，只有我自己知道。
都说要为事业献身，真的为事业献身了，才知道付出的沉重。
整套动作能够流畅地完成，别人看了美，自己也陶醉，非常自由自在，人腾空的时候，感到真的可以展翅飞翔了
走上体育这条路，和家庭有点关系。我家老头子是余姚有名的儿科医生，从小习武的，曾任余姚市武术协会主席，所以小时候我也跟着练几招。1958年小学毕业到宁波八中读书，体育教师是浙江体操界的老前辈，我被他看中了，我小时候很挺拔的哦，对体操也欢喜，他就把我推荐到了少体校。1961年我进了浙江师范学院运动系，就是后来的体工大队。
我进的是二队，就是预备队，前头还有一队，一队是要去参加全运会的。我最初的目标就是尽早争取到一队。
当时训练的那个苦，没法说。你们《女篮4号》里讲的那个大松博文的魔鬼训练法，不光是球类，其他项目都一样。
我练的是体操，单杠、双杠、跳马、鞍马、吊环，还有自由体操都练。练单杠、练吊环的时候，手掌上的老茧整块整块地翻起，把翻起的皮剪掉，包上纱布，照样上，手上全是老茧，比农民工厚得多了。
练鞍马摆动，膝盖擦到鞍马是经常的事，包鞍马的皮都是厚厚的牛皮，你人皮与牛皮擦，擦得过吗？
练双杠么，最怕“刨黄瓜儿”，啥叫“刨黄瓜儿”？在双杠上一只手没撑牢，跌下来了，一边的皮肤马上被双杠刨掉一层皮。
训练场地硬，练自由体操练得胫骨骨膜炎，晚上痛得动不来，早上5点钟照样爬起来，田径场上起码跑四圈，天天这样。
我感到最轻松的就是跳马，因为跳过去以后可以走回来，走这么一段路就舒服得不得了。
这些内容跟你讲讲可以的，别写太多，家长看了会肉痛的，说不定不让伢儿练体操了。不过伢儿吃些苦也有好处，对人的意志是个考验，我摔伤后能有今天，跟以前的训练是分不开的。
那时候的人和现在不一样，比较单纯，什么名啊、利啊，想法都没有。运动队都是男女小青年扎堆的地方，也没有想谈什么恋爱，就是一心想练出成绩，到了1965年，我终于调到了一队，参加了全运会的体操比赛。
搞体育是高淘汰率，高风险。比如体操，在基层少体校业余训练时大概有300到400人，能选送到省少体校就只有30人左右，能进省队的最多五六个人，能到国家队有那么一两个就不错了，参加国际大赛当然就更少了，这样的淘汰率，还有运动风险，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要搞？最根本的应该就是喜欢，人要是喜欢上一件事了，再苦也不怕。
当然，成功的喜悦也是常人难以体会的。你整套动作熟练了，能够流畅地完成，别人看了美，你自己也陶醉，动作舒展起来，非常自由自在，人腾空的时候，感到真的可以展翅飞翔了。高位截瘫之后，我只能在梦里找到这种感觉，我在吊环上，在双杠上，自由自在地腾挪、旋转……醒过来，我的眼泪就流下来了，很多次。
第六、七颈椎骨折。当时就像触电一样，一股电流一下子通到脚跟，电流过后下半身就什么感觉都没有了
我受伤的那个动作，叫做“吊环团身两周下”。这个动作，现在是十二三岁的小朋友也会做了。但在当时，全国没有几个人会做，难度系数是C级，当时最高的。我还有一个动作叫“双杠前摆后空翻成倒立”，也是C级，这些动作在当时都处于探索阶段，危险性很大。
“吊环团身两周下”我“文革”前就会做了，搞运动，训练停了下来。
1972年，古巴体操队到杭州访问时，恢复训练时间还不久，领导跟我讲，你再恢复一下这个动作，一道来完成这个任务。后来，我们就在省体育馆和古巴队进行了友谊比赛，很成功。在这前头，我们为西哈努克亲王表演过，也很成功。
“吊环团身两周下”我本来做得不错，就是翻转速度稍稍慢了一些，古巴队员做了以后，我看到人家翻转速度快，技术比较先进，动作更加优美，就想把他的技术学过来。
你要知道，体操里改动作比学动作更难，原来的动力定型要打破，重新建立新的动力定型很不容易，但我还是把动作改过来了，领导、教练，队友们看了都说好。
那天是1972年的6月27日下午，练当天的最后一个项目，也是最后一次上器械，教练把我托到吊环上后，按理应该在旁边保护的，但当我落地前在吊环上作大幅度摆动时，用余光扫了一下，发现教练不在，只有零点几秒的一闪念，注意力就分散了。
哦，做动作的时候，一点点干扰、一点点杂念都不能有的，必须全神贯注。后来听说桑兰也是由于在助跑过程中有人影闪过，分散了注意力，结果动作变形而受伤的。
那天，我的落地动作也变形了，一周半就栽到了垫子上。两周是脚着地，一周半就是头着地了，第六、七颈椎骨折，当时就像触电一样，一股电流一下子通到脚跟，电流过后下半身就什么感觉都没有了。这一刻终生难忘。
好在脑子没损伤，很清楚，知道脊椎受伤了。之前，全国撑杆跳高冠军胡祖荣就是颈椎受伤，他练杠铃下蹲，起来的时候压到颈椎了，也是高位截瘫。
120开到，马上送医院做牵引。先是在头顶左右打两个洞，夹子夹牢，外面挂两个哑铃片。电钻在颅骨打洞的时候，不上麻药，震动颈椎，刺激神经，这个痛直接痛到骨髓里面，我从来不晓得什么苦啊、痛啊，训练时都不在乎，从来不叫，但这次叫了，没有这种痛法的，像无数根针乱戳，像无数把刀乱刮，真当痛煞了。
牵引了十来天，一点效果都没有，我错位的地方上下横突卡牢了，拉不出来，只好动手术，浙医二院一位主任亲自做，将横突复位，用钢丝固定牢。
你们可能没概念，我来打个比方吧。如果把人比做一个牵线木偶，脊柱的神经就是那根至关重要的线，线穿牢了，整个人才能手舞足蹈地活动起来。桑兰比我伤的位置上了一节，她是五到六节，情况就比我严重得多，她受伤时一度是昏迷的，手要对掌也很困难；我伤在六七节之间，我现在的状况是，以胸部乳腺上一寸处为线，基本上第一颗纽扣的位置，这以上有知觉，这以下没有任何知觉。手呢，以中指为线，中指以下，小指、无名指，半个手掌、半条手臂没有感觉。你可以打几下，一点痛感没有的。中指到大拇指这一段，有一点感觉。刚开始连一个空的可乐瓶都握不住，现在好些了，可以对掌。
杭州手术复位以后，触觉稍稍好一点，心思就活了，幻想着还能站起来。先是到北京治疗，没有好转。在北京躺了3个多月，医生想把我坐起来，抬到45度角的时候，我的眼睛一阵阵发黑，满眼的金花涌过来，涌过来，这样三五分钟后，才慢慢看清楚一切，我很怕眼睛都要瞎掉了。
1973年上半年，在上海做了第二次手术，也没有效果。
回杭州治疗后，什么办法都用上了。我才27岁，我不甘心。我吃过毒性很大的中草药，是兴奋中枢神经的，为了想治好，剂量越加越大，结果差一点中毒，舌头发麻头发昏，头肿得不像样子，幸好弟弟是学医的，马上处理，捡回一条命。
有一次艾灸，因为大腿没痛觉，皮肤已严重烧伤了，我一点也没感觉疼痛。到上虞去针灸治疗，15厘米长的针，在背上扎了两百多根。有一次，针灸后医生少拔出一根针，等几天后发现时拔出来，针已经折了四折弯，家里人吓都吓煞了。疼痛感其实是保护自己的，我没有了痛感，很危险。
1978年到上海做第三次手术之后，站起来的希望彻底熄灭了。其实我从掉下来那天，就晓得站不起来了，但还是盼着能够出现奇迹，6年时间，三次手术，各种治疗，都是南柯一梦，真正体会到了什么叫绝望。
我慢慢想通了。是的，我高位截瘫了，许多事情我不能做，但我的脑子仍很灵，我能做的事情有许多
曾经总结过，自己心理调整经过了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烦躁阶段。你想想看，一个以“动”为生的人忽然不能“动”了，各种各样的后悔、责怪、埋怨心情，混乱复杂，躺在床上到处找原因。怪自己，怪教练，甚至还怪父母亲，怪各种相干的、不相干的人。不理人，一个星期不说话，弄得大家很紧张。自我封闭，不要说看到队友做动作，就连马路上走的人都不想看到。凭什么呀？你们都好好儿的，就我不能走。
第二阶段是幻想阶段。不管治疗行不行，效果好不好，什么偏方、怪方、民间方、大手术都想试一试，反正死马当活马医，幻想能站起来，许多截瘫病人都有这样的想法。
第三阶段是面对现实阶段。晓得已经好不了了，怎么办？怎样活下去？各种各样的想法都来了。这时候，组织上的关心，朋友间的友谊非常非常重要，否则的话，这一关过不了。
第四阶段是正常生活阶段，总要习惯起来的呀。
我很幸运，我受伤后，单位花了大把钱给我治病不说，还专门安排6个人，24小时轮流护理，每班两人，三班倒，给我擦身，翻身，帮助我大小便，什么事都做。
到第二年，单位还把大弟弟从内蒙古农场里调到身边照顾我。他原来是连队卫生员，现在落实在省少体校，是专门从事运动创伤的医生。
没有他人的帮助，我真的寸步难行。很小一桩事，碰到台阶，轮椅上不去，就有同事过来帮忙。经常来陪我坐坐，讲些训练上的事情，从来不讲关于我身体的话，他们知道我好强，说话小心翼翼，我其实都体会得到。
但我还是很容易冲动。大概是1978年，我到体育馆看体操队训练，队友都过来问候我，就是我那个教练站在旁边不动，我恼火了，对身边的人说，“把他叫过来。”他一走近，我一句话都没说，当着大家的面，给他就是两个耳光，然后掉头就走。在场的人都惊呆了。
出于什么？说不清，内心很复杂，他是我的教练，他把我招进来，我们相处10多年了，有父子般的感情，但我这副样子，一生全完了，要说心里不火，那不是真话。不过打了他，我心里也十分后悔。
后来，我们还是彼此宽解了。有一年过年时，我请他来吃饭，他来了，我们还是像从前一样亲密。现在每年他都要来我家坐坐，谈谈天。由我组织的每年一次体操界老同志的聚会，他都来的。
怎样对待生活，怎样对待别人，怎样对待工作，我慢慢想通了。是的，我高位截瘫了，许多事情我不能做，但我的脑子仍很灵，我能做的事情有许多。
上海做手术的那段时间，没事听广播，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刚刚开播教日语，我就跟着广播学。回到杭州后，上海的日语广播收不到，只好躺在床上自学，到处托人找录音带，学得很苦。
学了三年后，有一次看日本体操协会《研究部报》上一篇文章，作者是位很有名的体操教练，他的一个专业用词似乎用反了，团身应该越小越好，他说越少越好，那样的话动作就散了。我给他写了封信求证，他很快回信了，原来是印刷错误。这以后我和他通信很长一段时间，浙江体操界到日本访问，他托人带小礼品来，当时给我鼓励很大的。
我现在译文、论文不少了，都是有关体育技术的，发表了大约有近百篇，但第一次投稿还是记忆犹新。是1982年，《中国体育报》上登了我的第一篇翻译文章，介绍苏联女子跳马技术的。那天偶然到少体校的阅报栏看看，咦，我的文章嘛，好大一块呢，大概两千字。你们可能想像不出来，我当时那种兴奋。受伤后第一次明确地意识到：我不是废人了！
学日语的同时，我报过一个大专函授班，是上海体育学院办的。平时自学，集中讲课时，我推着轮椅每课必到，理论课拿的都是高分，但最后文凭没有拿到。后来才知道没有给我注册，当时，残疾人大学是不收的。同学都为我抱不平，我倒无所谓，觉得文凭无关紧要，学到知识就行。因没有文凭评不上副研究员，仍然无所谓，我是谁？挂了职称又怎样？像我这样死过几回的人，一切都已经看淡了。只是后来我仍不能免俗，看看我的名片，挂了个“正处调研员”，哈哈，办事好方便一点。
我不能走，不能跑，不能跳，但孩子们在我眼前走，跑，跳，那么欢快。我从孩子身上看到了自己梦想的延伸
讲讲我做的事吧，只有做事才能活得更快乐。
80年代末，大概是《报刊文摘》上吧，我看到一篇报道，说中国小朋友和日本小朋友一起搞活动，中国小朋友的体质和对环境的适应能力比日本小朋友差得多。我看了很有触动。现在什么都从娃娃抓起，电脑、钢琴、外语都逼牢小孩子，其实，体质才最应该从娃娃抓起。我就想在全省推广幼儿体操。
刚开始推广幼儿体操，阻力比较大，有些同行也有不同看法，认为应与业余训练接轨，而我坚持认为应面向每一个孩子。这其实是个怎样处理好竞技体育和大众体育关系的问题。
我坚持自己的思路，效果慢慢出来了。我们有跟踪调查的，跟踪了七八年，把练过幼儿体操和没练过的小朋友对比，由班主任和任课老师作评价，结果发现，练过体操的同学，在待人处世、意志品德、身体素质等方面要更加优秀一些，团结互助特别好，竞争意识特别强。许多幼儿园把幼儿体操作为办园特色。
现在，这个幼儿体操在省里已经很普及了，我们每年都要举办一次全省幼儿体操表演大会，已经办了15届。第一次只来了9个幼儿园，现在许多幼儿园都要来，我们只能控制在25家左右，多了大会组织工作有困难。
说实在的，我主持过好多科研课题，包括省级课题、局级课题，获得过好多荣誉，一等奖啦，特等奖啦，包括省级机关优秀党员、全国优秀体育科技工作者等等，面对这些荣誉我都很平静，要说激动，第一次文章见报我激动过一次，在第五届幼儿体操表演大会时，我又有一次激动到失控。
那天在省体育馆，看到小朋友雄赳赳、气昂昂地入场，那么健康、活泼、可爱，我突然流泪了，什么原因？很复杂。一是看到有这么好的局面，很多困难都克服了，不容易，要知道第一届表演大会时，个人贴了不少钱。90年工资不高，这个费、那个费都不能报销，就自己贴钱，我周围的朋友、体操协会的同志都贴钱，到了这一届，势头好起来了，工作没白做。往深里讲，我不能走，不能跑，不能跳，但孩子们在我眼前走，跑，跳，那么欢快。我从孩子身上看到了自己梦想的延伸，我找回了久违的飞翔的感觉。
我现在担任浙江省国民体质监测中心的副主任，目前我在做的是组织协调撰写《2005年浙江省国民体质监测报告》。什么是国民体质监测？这可能比较专业，就不多说了，总之我建议，你们要多动动。前段时间我与几位同行一起创编了一套《公务员系列健身操》，正在全省推广。另外，多走走路也是很好的运动，能走路，也是很幸福的。
常人很简单、很正常的事，对我讲都难。比方说吧，人人都用肺呼吸，但我是腹式呼吸，靠横隔的上下移动来呼吸，我不能咳嗽，肺部压力小，咳不出来。刚受伤时，喝水都要呛。
三天一次大便，次次都用开塞露。小便半失禁，有时知道要来了，就是控制不牢，弄得很狼狈。现在只要一开会或是讲课，我头天晚上就不喝水，每到一个地方，厕所在哪里先看好，再要看看用多少时间可以到，就怕小便来了之后来不及。今天接受你采访，早上起来后就没喝过水。你看，茶杯满满的。
现在条件好了，有空调，过去冬天两脚全是冻疮，烂得一塌糊涂。到了夏天，外面40摄氏度，我体温也40度，因为胸部以下不出汗，冰块放着也没用，晚上根本没法睡，20分钟就要翻一次身。
我们单位8点半上班，我8点一刻肯定就到办公室。下午上班要迟半小时，主要为了平躺一下，不是为了睡觉，而是腰吃不消，否则的话，下午要抽筋的。你注意到没有？采访的时候，我老是在换脚的姿势，防止脚抽筋。背部抽筋更麻烦，人连着整个轮椅要翻过去的。
你会问我，在这样的情况下，为什么工作劲头介足，我告诉你，就是“知恩图报”四个字，支持着我30多年的生活和工作。
组织上的恩要报，朋友、同事对我的恩德，我也牢记在心。所以，不管大事小事，只要别人开口，我总是千方百计去做。特别是我从事体育科研后，别人经常要我帮忙，分析运动训练中的一些问题，能帮别人，我特高兴。
好长一段时间，所里工会的外出活动我都不参加，主要怕扫别人的兴，会让他们玩得不尽兴，老是要惦着我呀。所里同志就说，余老师，一起出去嘛，再不出去玩，我们对你有意见了，现在我有时也参加了。也有出国访问的机会，澳大利亚的幼儿体操专家几次邀请我去，我也婉拒了，不是自我封闭，就是怕麻烦别人。
我自己业余爱好蛮多的，下围棋、听音乐、拍照片，制作VCD，编编应用程序，现在有了网络，生活更丰富了。
我弟弟住在五楼，我住一楼，我们吃晚饭都在一起，一对双胞胎侄女从小就在我身边长大。她们爸爸要凶她们，我是她们的保护伞，所以她们叫我“好爸爸”，完全是一家人。
有没有组成家庭的想法？有呀，当然有过，但考虑到会拖累别人，倒不如自己一个人更好，更自在。
我不能给别人更多，但我可以尽量少麻烦别人，你说是不是？
来源：杭州日报&&&&作者：&&&&编辑：王凤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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锻炼15年高位截瘫患者小腿能动了 医生：不排除有站起来的可能(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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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李先生的腿已经可以抬起　　本网讯 自从15年前在一场车祸中导致腰椎骨折，李先生腰部以下全部瘫痪。不甘心剩下的日子就这样躺在床上，李先生开始自己琢磨出一些躺在床上就可以练习的方法，坚持锻炼15年，如今的他，腿部已然重新恢复知觉，同时也可以自行缓慢抬起，进行一定幅度的活动。李先生希望自己可以重新站起来。
　　今年66岁的李先生在1999年4月的一场车祸中不幸导致腰椎骨折，高位截瘫，在床上一躺就是15年。“他刚瘫痪的时候我连一根筷子都不敢放在他附近，就怕他一时想不开，做出轻生的傻事。”李先生的妻子高女士告诉记者，刚瘫痪那两年李先生情绪很消极，并不像现在这么乐观。
　　听到妻子这么说，李先生连忙开口：“瘫痪在床的头4年，我连大小便都需要妻子和儿子帮忙。每15分钟就得让人翻一次身，现在我可以自己翻身了。”李先生坦言，健康的人是无法想象下半身没有知觉、永远只能躺在床上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的。
　　正因为凡是都要依赖妻子和儿子，李先生就开始琢磨，怎样能重新站起来。于是李先生就自己琢磨出了一些方法，“我自己的尝试着慢慢地练习，也不知道具体是哪一天，我就发现腿有一些知觉了。”李先生从有一点知觉，到后来可以慢慢地自己抬腿了，他认为自己的这些小方法挺有效的。15年前大夫曾经告诉过李先生的家人，李先生这下半辈子基本就靠轮椅了。“但我现在已经能动了，说不定以后还能站起来。”李先生说着将自己的腿露出来给记者看。
　　“我现在的大腿和正常人差不多，一点也没有肌肉萎缩的现象，小腿倒是有点细，但也还算正常。两条腿一点褥疮都没有，这是一般瘫痪病人保持不了的效果。”李先生说这些的时候明显很高兴。李先生通过一些腹部运动等，看上去很简单的方法，在床上做一些活动和锻炼。除了这样的活动，李先生还有一些眼部的“运动”方法，15年下来，腿部已经有知觉了，除了轻轻地抚摸，感知比较弱以外，用手按或者强烈一点的碰触，李先生都有感知了。
　　在李先生床的上方有一根宽约5厘米的绳子，两头固定在顶棚。据李先生说，妻子不在家时，他如果要起来的时候就拽着带子中间，先将上半身抬起来，拽着带子坐直，然后将腿垂到床边的方向，就可以做起来了。想要重新躺下时就上半身先躺下，然后将腿部用力挪回床上。李先生希望自己可以重新站起来，同时也想把这个方法告诉研究神经外科的相关专家医生，“让医生鉴定一下这些方法是不是有效的，有没有科学的依据。”
　　记者随后咨询了吉大一院神经内科的医生，针对李先生的情况，医生说，“像李先生这样的情况比较罕见，一般高位截瘫的患者能够出现知觉，并有一定幅度的活动的患者，是更加少见的，不排除有能够站起来的可能，但是他个人的锻炼方法可能不适合每一个瘫痪病人，李先生可以到医院进行一下检查，需要根据实际情况才能得出结果。”
　　（记者 冯超 实习生 王旭/报道 钱文波/摄）
　　作者：冯超 王旭 钱文波
本文来源：中国吉林网
责任编辑：王晓易_NE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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