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教育家、诗人：丘逢甲简介--人民网广西频道--人民网
著名教育家、诗人：丘逢甲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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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台爱国英雄、著名教育家、诗人
　　日，在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刚闭幕的记者招待会上，温家宝总理谈到台湾问题时，引用了丘逢甲的《春愁》诗：“春愁难遣强看山，往事惊心泪欲潸。四百万人同一哭，去年今日割台湾。” 该诗是丘逢甲于日写的，时值包含有清朝政府向日本割让台湾等内　容的《马关条约》签订一周年。丘逢甲，这位原籍蕉岭县文福镇的近代史上保台爱国英雄、著名教育家、诗人，由此再次为人们所关注。今年12月26日是丘逢甲诞辰140周年，有关方面将举办系列纪念活动，准备工作已展开。
　　丘逢甲（1864年―1912年），字仙根、仲阏，又名仓海，出生于台湾苗栗县，后移居彰化县。其祖先属于中原南迁的客家族系，清朝乾隆中叶，其曾祖父丘士俊自广东镇平（今蕉岭县）文福淡定村迁居台湾，在台中东势从事开垦。丘逢甲生性聪颖，14岁考取秀才，25岁中举人，26岁中进士，授工部主事，因不愿做官离职返台，开始教学生涯。
　　1895年，在甲午战争中战败的清政府与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把台湾和澎湖列岛等割让给日本。消息传出，全岛一片恐慌。丘逢甲愤然召集台湾乡绅咬指血书，联合电奏清政府抗争，表明“万民誓不服倭”，先后上疏四次、血书五次以示愤慨和决心，要求废约抗战、保卫国土。但清廷回电“台抗京危”，并急召守军早日撤回，派员专程南下交割台湾。
　　在清政府弃台并拒绝岛民内渡，台湾人民“无主可依”、“无人肯援”而强敌压境的危急情况下，悲愤至极的一介书生丘逢甲力倡建立了以清朝为正朔的“台湾民主国”，与台湾绅民一起自主保台，反对日本侵略，维护民族尊严和祖国统一、领土完整。他倾尽家资，组织和率领数万人的抗日护台义军，横刀跃马与日寇浴血奋战，并向国内外发表讨日檄文，宣言：“愿人人战死而失台，决不愿拱手而让台。”尽显誓死不做亡国奴的崇高爱国情操和英雄气节。英勇的台湾人民经过艰苦卓绝的激烈战斗，打了大小一百多仗，日军死伤三万两千多人，其中侵台日军头目近卫师团长、陆军中将北向川能久亲王和第二旅团长、陆军少将山根信诚等在战争中毙命。由于敌我力量对比悬殊，孤立无援，抗日军民弹尽粮绝、死伤严重，气壮山河的保台抗争终告失败。经部将劝说，丘逢甲不得不挥泪内渡，回到祖籍广东镇平县文福淡定村。后新加坡有报载文评曰：志虽未酬，而义声震于天地，名节已堪千古。返回大陆后，在大力推行教育的同时，丘逢甲积极从事变法维新和民主革命活动，曾任中华民国广东省军政府教育部部长，赴南京参加筹建临时中央政府当选为参议院议员。
　　丘逢甲回大陆后一直念念不忘故土台湾，谋求祖国统一。他临终弥留之际，嘱咐家人：“葬须南向，吾不忘台湾也！”情真意切，悲壮感人。
　　推行新学 教育救国
　　丘逢甲少时即痛感民族、国家祸患重重和清政府腐败无能，26岁考中进士后弃官归台，认为“专意养士讲学，或为民间仗义兴笔，反有意义”，开始走上教育救国之路。抗日保台失败，他更是切身体会到“中国危机日迫，非开民智养人才，莫能挽救国难。”
　　丘逢甲深感“旧时括帖之学无裨实用”，认为“书院旧制，新知识灌输有所不尽”，主张改革旧的教育制度，大力推行新学，“专以新思潮及有用之学课士”，培养“兴国有用之才”。他彻底打破旧式书院只注重经学的模式，选择和设置的课程丰富而实用，主张“德智体”三育并举全面发展。“到堂后，如有酗酒、嗜酒，不从教规者，即行辞退。”可见丘逢甲十分重视学生品行。智育方面引进西学，除设有经、史等课外，增设算学、格致（物理）、化学、生理卫生、外语（日、英文）等课程。此外，他注重体育，开设了“兵式体操”课程，以增强学生体质。丘逢甲大力改革教学方法，除中文教员外，还聘请一些英、日籍学者及归国留学生为教师。要求教师因材施教，主张开放式教学，崇尚学术争鸣。鼓励学生自学、多思、善问，要有“与众有异的主张”，勤读报章，关心国事。
　　内渡回大陆后，丘逢甲先后在潮州韩山书院、潮阳东山书院、澄海景韩书院任主讲，1901年春在汕头正式创办岭东同文学堂，为广东历史上第一所新式学校。1904年夏，丘逢甲在蕉岭县城桂岭书院创办专门培养小学师资的镇平初级师范传习所，1906年改办为镇平县立中学堂（今蕉岭中学前身），是我国最早创办师范者之一。1904年冬在蕉岭东山（县城城东）、员山（文福白湖村）创办创兆学堂各一所（创兆为在文福定居的丘氏二世祖名）。他通过自办、鼓励别人办、派出得力弟子到各地活动等形式，“劝办学校以百数”。丘逢甲致力办新学取得显著成绩，成为广东省乃至全国有声望的教育家。他曾被两广总督聘为学务处视学，被教育界同仁公推为广东省总教育会会长。“在其兴学十余年中，培植人才至多。广东革命志士，多半出其门下。” 后来的广东北伐军总司令姚雨平（平远人）、广东军政府总参议朱执信、中山大学校长邹鲁（大埔人）等均受教于丘逢甲创办的学校，皆成为革命的中坚力量。丘逢甲推行新学有力地促进了广东乃至全国教育的发展。
　　诗界革命之巨子
　　丘逢甲6岁能诗，7岁能文，14岁时被福建巡抚兼学台丁日昌誉为“东宁才子”（东宁为台湾别名），从此诗名大震。诗集主要有《柏庄诗草》和《岭云海日楼诗抄》，前为内渡前作品，后为内渡后所作。雄迈激越、悲壮酣畅为其艺术风格。
　　从台湾内渡后所作的1700多首诗以忧时济世之作最为突出，具有鲜明的时代内容，体现了丘逢甲“重开诗史作雄谈”的创作特点。或抒发渴望收复台湾、实现祖国统一的豪情壮志，或针砭时弊、探究社会病根，或呼吁革新自救、励精图治，等等。在形式上颇为放恣，不为格律所拘，语言圆熟流畅，好以外来词汇、方言俗语、新名词、新概念、新知识入诗，反映出社会变迁与语言变革的本质关系。其诗表现出独具一格的创新意识，“震动一时”。梁启超把丘逢甲和黄遵宪并称为“诗界革命之巨子”。柳亚子先生在《论诗六绝句》中评论说：“时流竞说黄公度，英气终输仓海君。” 学界大多认为，充分显示近代“诗界革命”之实绩者，是诗作甚丰的丘逢甲。下图为丘逢甲故居。
(责编：林婷、庞冠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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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孔昭绶是我国近代著名的政治家、教育家和诗人、新闻出版人，同时也是的第七十一世孙。孔昭绶在1913年担任湖南第一师范校长，之后因为发表反对的逃至日本。孔昭绶照1914年在日本法政大学留学，并且获得法学硕士学位。1916年孔昭绶回国复任校长，积极对学生进行爱国教育。1918年再次被迫辞职。之后孔昭绶先后担任了湖南省议会副议长、中华民国第二集团军总司令部少将参议等职务，1929年在南京病逝。以下是孔昭绶简介： 1876年孔昭绶出生湖南省长沙府，1909年孔昭绶升入湖南省优级学堂，以最优等毕业，之后转入历史地理本科。1911年孔昭绶选科毕业，前往日本政法大学留学。1913年孔昭绶从日本政法大学毕业，获得了学士学位。1913年到1914年1月孔昭绶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担任校长。由于在1913年时发表了发挥袁世凯的，遭到了北洋军阀派兵保卫学校的险境，之后孔昭绶化装逃到了日本，继续在日本留学，获得了法学硕士学位。1916年，回国后的孔昭绶再次担任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校长，同时兼任湖南省教育会副会长，主编《长沙日报》达半年之久。1922年到1923年间孔昭绶再次担任湖南省参议会副会长。1927年孔昭绶被中华民国任命为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总司令部少将参议，以及三省考核官，同时为国民政府的考试制度进行编纂。1929年孔昭绶在南京康济医院病逝，享年53岁。 孔昭绶 教育观 作为我国近代一位有名的教育家和政治家，孔昭绶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担任校长期间积极推进民主教育，同时高度重视对学生们的爱国教育。孔昭绶教育观深深感染着湖南一师的每一位学生，促使他们成为救国救民的栋梁。孔昭绶剧照孔昭绶担任湖南一师校长时期，也是这座学校人才辈出的黄金时代，涌现出了一大批无产阶级革命家和教育家，这和孔昭绶平时对学生们的教育是分不开的。作为湖南省公认的优秀教育家，孔昭绶具有丰富的教育改革实践经验。首先孔昭绶的教育观是重视培养学生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思想素质，这是孔校长教育改革和思想的灵魂。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孔昭绶汲取了国外很多先进的教育经验，积极开展人格教育、实用教育和国民教育内容。另一方面孔昭绶领导下的一师十分重视学生们的身体素质和尚武精神，这也是孔昭绶的爱国教育中的一项。其次孔昭绶大力推行自治、自动相结合的民主教育，自动就是培养学生们的自学能力与意识，以及自我钻研精神，自治就是让同学们自己管理自己，并形成民主意识。一方面有着严格的制度管理，另一方面也给了学生极大的自动自治权，将两者融合在一起。孔昭绶教育观的第三个方面是积极培养学生们的教训能力和社会实践能力，孔昭绶努力为学生提供教育实习场所，甚至创建了一师附属小学。另外孔昭绶重视社会实践能力，发展学生们的职业教育。孔昭绶在一师担任校长不过三年时间，却为一师开创了发展的黄金时代，培养出等一大批优秀人才，堪称教育史上的奇迹。而他的教育观与思想在当今也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孔昭绶评价 孔昭绶是我国近代先进的教育家和政治家，他早年在日本留学，归国后主要担任湖南省第一师范学校校长，而他十分注重对学生的明耻教育，向学生发表演讲，使得学生接受了爱国教育思想。历史对孔昭绶评价又是如何呢?孔昭绶剧照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的校史上，可以看到对孔昭绶这样的评价，孔昭绶顺应了的潮流，通过运用在国外考察教育的结果，进一步发展了湖南第一师范的民主教育，并使之章程化、制度化。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孔昭绶为湖南第一师范学校的教育事业做出的巨大贡献，他为学校的民主教育开辟了新的道路，发展和完善了学校对学生的教育体系。伟人毛泽东即毕业于湖南第一师范学校，在湖南一师的学习和实践活动也为毛泽东日后的革命事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毛泽东在1936年曾在陕北与美国记者说过，他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的时候发生了很多的事情，而他的政治思想就是在那个时候形成的，同时他也在那里获得了社会活动的基本经验。这是毛泽东对湖南一师的评价。而建国后毛泽东在与当年湖南一师的校友见面时也曾谈到自己没有出国留学的经历，甚至没有念过正式的大学，但他的学问和知识都是在湖南一师打好的基础，这真的是一座好学校。毛泽东对孔昭绶也评价到，“孔校长是一位教育改革家，他为学校做出重要贡献，我们从事的新民学会、学友会、农村调查活动都是孔校长改革教育后的产物，没有孔校长的改革就不会容许这些活动的存在。”从中可以看出毛泽东对湖南一师与老校长孔昭绶的怀念与肯定。历史对于孔昭绶的评价是肯定的，他作为我国民主教育的先驱之一，为国为民的爱国情怀感染了很多学生，帮助学生们建立了正确的人生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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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著名爱国大诗人，杰出的外交家、政治家、教育家书法条（已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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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公度，晚清爱国诗人，杰出的外交家、政治家、教育家，1848年生于广东嘉应（今广东梅州市）（今梅城东区下市角），卒于1905年。他的一生可分为四个阶段：即读书应试阶段（）；出使阶段（）；参加变法阶段（）；乡居阶段（）。1877年十月（光绪帝三年）黄遵宪应邀任参赞，随何如璋出使日本。光绪帝八年，黄遵宪调任驻美国旧金山总领事。光绪帝十三年，黄遵宪成书《日本国志》，书中以大量篇幅介绍日本明治维新的情况，并批判秦汉以后的专制主义，肯定西方的立法制度，提出一系列学习西方的主张。光绪帝二十一年，黄遵宪参加强学会成为维新运动中的积极分子。光绪帝二十二年黄遵宪邀请梁启超到沪创办《时务报》鼓吹变法。光绪帝二十二年十月黄遵宪入京受到光绪帝皇帝和帝党官僚接见，次年被任命为湖南长宝盐法道等职，积极协助湖南巡抚陈宝箴推行新政。光绪帝二十四年八月，光绪帝帝任命黄遵宪为出使日本大臣。戊戌政变失败后，黄遵宪被清政府列为“从严惩办”的维新乱党，但由于外国驻华公使等干预，清政府允许黄遵宪辞职还乡。黄遵宪回乡后仍热心推进立宪、革命等工作，并潜心新体诗创作，被誉为“诗界革命巨子”。同时，他热心家乡教育事业，创立嘉应兴学会议所，自任会长，积极兴办新学堂。黄遵宪的著作生平自定的有《日本杂事诗》、《日本国志》、《人境庐诗草》等3种。
多年来黄遵宪的历史地位被不少人局限性地理解，后人往往从文学或诗界革命的领域去理解他，而忽视其作为爱国者、思想家、变法维新者、政治家的本来面目，对黄遵宪历史地位全面深刻认识，是直到近年来才开始出现的。”且看：
———影响中国近代思想界的达尔文进化论和卢梭民约论，最早是由黄遵宪介绍到中国来的，中国士大夫最早是从黄遵宪撰写的《日本国志》了解到人权、民主、平等的概念。《日本国志》中的维新变法思想，使当时的康、梁乃至光绪帝皇帝都受到很大启发，其“分官权于民”的思想明显地启发了一代伟人孙中山形成民权主义的思想。
———黄遵宪与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章太炎、严复等“书生议政，坐而论道”不同，他有丰富的外交实践经验与斗争经验，他在戊戌政变前的湖南创立了保障社会治安的保卫局等措施在政变失败后仍能保留下来，就说明黄遵宪的改革是切中国情的，他在湖南协助陈宝箴推行新政的卓越成效是他把变法理论灵活运用于中国实践的结果。
———黄遵宪在漫长的外交生涯中，深知国家主权的重要性，沉痛指出：“弱为万国役，治为天下强。”他致力保护华侨、侨工的权益，抵制排华运动，联络侨商组织商会；在新加坡又创立保卫华工的南洋护照制度。
———黄遵宪被公认为晚清“诗界革命的一面旗帜”，其“我手写吾口，古岂能拘牵！”的呐喊成了诗界革命的口号；其《人境庐诗草》的清新之风，一扫旧体诗的陈腐暮气；其诗作真实生动地记录了晚清绝大多数重大历史事件，因此生前即有晚清“诗史”之誉。
———黄遵宪在短短的58年生涯中，游历日、英、法、意、比、美及新加坡等西方国家以及香港等共13个年头，亲身感受到扑面而来的西方文化浪潮，他站在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高度，理性地把握世界的潮流和中国的国情，积极主张维新变法，在维新变法失败后，他却矢志不渝，坚信“滔滔江水日趋东，万法从新要大同”的革新之道。100多年过去了，今天缅怀起这位客家先贤的远见卓识，仍然令人肃然起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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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盏朱觞一盆梅，连年早竞又闲哉。同情赖有野莺在，为我奏新春曲来...
屏居连年，静安天命，是爷所行，儿应能戒，录与儿芳&&竹里元觐臣先生大雅正腕&&黄遵宪
作品：123×26cm（绫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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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公度用的印章也是请晚清印坛大擘黄士陵先生刊治的.....
附荣宝斋出版社（2001）出版的《近百年书画名人印鉴》对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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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日本原装裱...
原汁原味！！注意看画轴天杆的（标准明治时期）樱花小钉..
作品流到现在，绫本品相保持的非常干净完好.....
黄遵宪（），最起码也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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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七十年间，诞生了数不清的卓越人才，且不说洪秀全与孙中山，即使是从四书五经八股文堆中爬出来的书生，也都为前朝所望尘莫及，主要的特点是能不囿于所谓“祖宗成法”，勇于接受西方的思想。这些人从林、曾、左、李、张(之洞)到康、梁、谭(嗣同)，真是不胜枚举。在那么多的人物中，我只想在这里谈谈两个人：黄遵宪(公度)与郑孝胥(苏戡)。
　　说也奇怪，黄与郑两人有许多近似的地方：首先是籍贯相邻，是广东的嘉应州(今梅县)，一是福建的闽县(今闽侯)，都是沿海省份。自经蒙元蹂躏以后，中原地气枯竭，能够直接接触西方文化的，闽、粤且较江、浙条件为优。二是年龄相近，黄生于一八四八年，郑为一八六O年，相去不过一纪。三是出身相同，两人都只中过乙科，会试均未中式。左宗棠也只中乡举，他非常看重举人，因为一中了进士，便要服官，不如举人可以自在游幕讲学。不过郑领乡解，座主是声名极盛的八旗诗人宗室宝廷(竹坡)。四是两人都是洋务派，并且是实干家。五是两人都是外交官，但只是领事、参赞一级，黄最后升迁到公使，然不曾到任。最后则两人都是光宣间最有影响的诗人，即“人境庐”与“海藏楼”诗。然而同中又有异，虽同为诗人，而诗风则截然不同，走相反的道路。至于最后的论定，则黄遵宪在政治上和文学上，是不可磨灭的人物，而郑孝胥下半生却惹来千秋骂名，连累他的诗及书法也遭了殃。
　　有了上述多点的相同，我自然不能全面都谈到，本文只能着重他们的外交生涯和诗的领域。
　　清廷庞然自大，以“天朝”自居，除了接受邻近小国进贡称臣外，和西方的交聘是被迫勉强的。乾隆季年，英使马尔戛尼首先叩开紧闭的外交之门，尔后英、法、美等国都派公使来华，而清廷却不屑于回聘。要直到光绪初元，迫于形势，才第一次派去驻伦敦的钦使。据说这次派遣驻使是带有云南戕杀英人案去谢罪的任务。所派的正使为郭嵩焘，是以正二品大员兵部侍郎出使的。以后陆续出使各国的，便不再有那么高官阶的官员了，大致以三四品的卿寺和道员充任。
　　对于东邻日本，在甲午战争之前，更视为蕞尔三岛小国，所派遣的首任公使为广东大埔人何如璋，是只以翰林院侍讲的四品官出任的。黄公度便是何如璋使团中的外交官，职位较高，是公使馆的参赞，较后光绪十七年(一八九一)李鸿章之子李经芳任公使时奏调，郑孝胥为随员，只是一个副领事。按照那时的惯例，领事还不能算外交官，只是管理侨务和商务，而且并不一定要本国人充任，以后也就算是外交官了。那位何公使，便是后来在福建充当船政大臣，中法甲申之战战败，他和会办闽疆军务张爱玲的祖父张佩纶一齐受到革职遣戍处分。
　　中日两国一衣带水，不必如欧美之远涉重洋，在遣使之前，两国人民早有往来经商侨居。直到二战结束，以我所知，两国人民往来，都不必签证护照，通信所贴的邮票视同国内邮资，不作国外论。所以郑孝胥去到日本当副领事，竟比一个福建人到陕、甘、云、贵等省做官还要便当。我不曾读过什么外交史，只是清季出使欧、美的外交官日记或游记倒看了不少，到日本去当外交官和去欧、美的迥不相同，竟是和在国内做官无异，像郑孝胥充的副领事，不过如国内知县之职，为“七品官耳”，他的任务居然和在国内当一名县太爷并无多大差别。郑孝胥在国内的本职是内阁中书兼充镶红旗官学堂教习，也是七品卑官。初任是日本二三等城市筑地的副领事，二年后才升任神户兼大阪正领事，直到甲午战起下旗归国，结束他为时四年的外交生涯。
　　那时在日本任领事的，除侨务外，还兼理司法，和国内的知县无异，当然所管辖审讯的只是居住日本的华侨及和华侨有纠葛的日本人，不但是民事纠纷，连刑事亦可判断，可以当庭行刑，大都是笞刑，情节较重的可以遣送返国，领事署中且有牢狱，并设有捕役出外查案。这种严重侵犯驻在国司法权的作为，在欧、美是不可想像的，但在当时中日两国却视为当然之事，而且我相信并不经过缔结条约的手续使然。
　　以上所述现象，便是所谓“领事裁判权”的滥觞，原来那时东方的两个国家，根本上还不知那是侵犯本国司法权的事，所以后来中国在日本那种特权被废止，而日本在中国却与西方国家一齐施行“领事裁判权”，直到二次世战时方告结束。
　　“领事裁判权”这个以强国欺凌弱国的怪物，在中国作恶多端了几近百年，被废止亦已半个多世纪，所以现今六十五岁以下的人并未身受其荼毒，而古稀左右的老人，尤其是租界中华洋杂处之人，回忆起来，无不痛心疾首，北伐以后十年中，有志之士奔走号呼，要废止这个辱国的束缚。我在念初中时代，便听过多次有关的集会演说；老师在上课时还教我们牢记住一个长达十九个字母的英文名词，至今我还不曾忘记，叫做Extraterritariality，说中文便是“领事裁判权”。后来我查最好的英华词典，对此词则只说是“治外法权”，并无有关“领事裁判权”只字，大致欧美国家仅把此词用于外交人员及在领土外的船舰、飞机，而帝国主义者则把普通人民也算拥有这种“治外法权”，却不知郑孝胥百余年前在日本当领事时也拥有这种特权。这是我读《郑孝胥日记》得到的一个知识，原来领事裁判权便是这样起源的。另一原因，恐怕是“天朝”的法律和法官都不屑去处理那些夷狄戎蛮的洋人，还是让他们自行去处理吧，这也不无道理。
　　郑孝胥的上半截人生，除了四年外交官、三年广西龙州边防督办，几乎没有任过实官，但是他深谙洋务，名动公卿，一时封疆大吏，包括李鸿章、张之洞、刘坤一、端方、盛宣怀等，争相延聘奉为上客，委办一切新政，是红极一时的候补道，辛亥年居然破格被实授为湖南布政使，却未尝一日履任，又被中央畀以改革官制重任而赴北京，从此结束了在清朝的政治生涯。革命后退居上海南阳路的海藏楼，蛰居十二年，以鬻书为生计，据说润资年入可达万金，这不是任何书家所能望其项背的。
　　黄遵宪的外交官生涯较长，首任是何如璋的参赞，其后历任旧金山和新加坡的总领事，都是华侨荟集的城市。黄、郑外交生涯之不同，在于郑在日本除尽量观赏东瀛景物及征歌选色之外，其和东邻人士之交往，全以汉文化和他们酬酢，谈不上中和文化交流。黄遵宪则反之，所以黄在日本完成《日本国志》和《日本杂事诗》两部传世之作，郑孝胥则除几首纪游诗文外，便别无作品可言。
　　郑的语言天赋似较黄为优，郑在日本四年间，初到时未谙和文，后来不但习和文，还每日延日人教习英语，猜想他的人生下半截与日人频繁交往，不一定不必需要舌人。而黄遵宪虽然在东时深入探讨日本文化和与东邻人士往返，却全靠“笔谈”，著作中留下不少“笔谈”的故事。
　　甲午战争之前，“天朝”的纸老虎面目还未被戳穿，日本对中国人还是非常尊敬，尤其是中土学人，备受东邦人士的青睐，黄遵宪的公使馆参赞，恐怕有如后来的文化参赞性质，其任务便是两国文化交流，排日与彼邦诗人唱和酬答，《人境庐诗草》中光绪三年到八年四年中，存有大量有关日本的诗篇，郑孝胥便不逮远甚。黄、郑两人均瘦削颀长鹤立，容观甚都，所谓“汉官威仪”，穿的当然是本国衣冠，我曾于《人民画报》上见到一幅黄的彩色照片，大致是摄于欧美的，非常庄严肃穆。后来我参与编辑《中国近代文学大系·诗词集》，需要一张黄的照片，到资料室翻遍《人民画报》，因为没有索引，没法找到，只好以他影代之，觉得很为可惜。辛亥革命前后，因为排满，清代服装作为胡服，是嘲弄的对象，其实对欧美而言，则正属于中华民族的民族服装，时隔百年，当然不应继续用那时的眼光看待了。
　　郑孝胥的诗是同光体的顶儿脑儿人物，他与陈三立、沈曾植鼎足而三。这一时期的多部评论诗人的特殊体裁，叫做《点将录》，是以《水浒传》中一百单八条好汉的名字及诨号来评定其高下名次的，这种“点将录”，早在明清之际便已有了，然不无门户宗派之见，如明季领袖诗坛的钱谦益只被定为“浪子燕青”。其后乾嘉时代也赓有所作，但以清季和民初为盛，近人汪辟疆、钱仲联也有这类作品，大抵一致推散原老人为“及时雨宋江”，而郑孝胥总是“玉麒麟卢俊义”之类。黄遵宪虽然不致名落孙山，却被定为“天罡”之末或“地煞”中去了。这原因是那些作者和被评者都属于同光体系的正宗派诗人，自然推崇的是陈、郑、沈的宗派图中人物，对于提倡诗学革命的黄公度，自然被目为野狐禅，什么浅露、卑薄等贬词都加在他的诗上了。
　　郑的《海藏楼诗》，因其为人，今已不易寻觅，所能于旧肆购到的，亦只是十三卷的小本，且高抬其价，听说原刻为大开本，则已不可见。其先为十卷本，起光绪己丑，终壬戌奉博仪出逃日本使馆止。其后又续刻三卷，起乙丑迄去世，有孟森“丁丑孟夏旧都寓次”序。两刻都有脱落，恐尚非海藏诗全帙。刻处当在郑任伪满国务总理时的长春，大本必极精美，但其赠关内友人则均为小本。
　　于此有一怪事，即郑孝胥当时背叛国族，理应遭到国民党政府及治下的亲友视为敌国，却自其故乡福建，以迄上海平津，好像郑是在东三省做官，福建的家属仍按时寄去衣履食品，沪、平、津三地友人仍可与之唱和往返馈赠书籍，很多亲友且北航大连“觐见”或省问溥仪等人，如陈宝琛虽未出任伪朝，却不惜年迈，多次前往，溥仪的亲属则更无论矣。例如清史专家孟心史，号称以科学态度治清史，但对于悬为禁书的《清史稿》却称道不置，可见得他虽不是遗老，对清室还很是忠诚的。郑孝胥刻续集时，请他作序。郑上半截人生，得意无过于任广西龙州边防督办时，孟心史曾居其幕府，有此一段渊源，故不惜远道异国请他作序。但孟先事推却，仅报以二绝云：“诗人拥节事专征，仰视飞鸢瘴海行；三十年前旧宾客，微吟亲见塞尘清。”“羁绁勤劳得鬓霜，萧然无改旧行藏；人间若讶今殊昔，惟有诗篇老更苍。”只叙他俩在龙州的旧事。但是郑还要他写序，于是在序中只有评他“负气”两字，“所行皆负气之事，所作亦皆负气之诗”，郑孝胥一生之为人为诗，岂“负气”两字所能概括得了？
　　冒鹤亭(广生)也是同光诗人，我曾见他所藏郑所赠小本前十卷《海藏楼诗》，冒在封面和篇中作了眉批，评他“用韵失之太宽，又‘上’‘去’不分，学之者死”。又以为“生平畏作七律，工此者吾见一苏堪，其佳处从晚唐人来”，为陈三立、范肯堂所不及。又说他“无五七言大篇，盖善藏其短”。冒鹤亭为最老寿的同光诗人，四十年代时相过从，为我的忘年交，他的诗在那时确已是旧诗人存世的凤毛麟角，他论诗对郑也不能无微词。
　　黄遵宪则截然与之相反，在清季独树一帜，所谓革命诗派，他断然反对仿古拟古，什么唐派宋派都不管，而且一反如画家中四王只画古代山水衣冠，不敢羼入一些现实事物而毫无顾忌的以新事物入诗。他揭橥五个字“我手写我口”的大旗，主张言文一致，这是二千多年来从未有人道过的口号，但是事实上哪里办得到。便是革命诗派，实际上也还只属于改良的范畴，恐怕只能像他自己所说的“新派诗”而已。黄公度的诗派当时追随者极少，只是丘逢甲，丘菽园等数人，远不能与郑孝胥相比，但其影响却非常之广，仅数十年后五四运动的白话诗，不能不说受其影响。黄遵宪的诗，在众多的清季诗人中，无疑他的地位要高于为众所推崇的郑孝胥。
　　《人境庐诗草》刊本很多，中日两国均有板行，现代诗人兼诗评家钱仲联先生应为公度诗的功臣，他孜孜从事的笺注黄诗不辞再三，其最完备的定本于一九八一年重排出版，是为钱先生的扛鼎之作。以视《海藏楼诗》，仅存白文十三卷，则由于其人之行为，相去远矣。
　　黄遵宪长郑孝胥十二岁，两人出处游幕仕宦经历相似，且曾同在张之洞湖广总督幕府，黄任洋务局总办时，郑曾为其下属，按理说郑为后辈，对黄应加尊敬，事实上郑负气恃才，对黄很瞧不上眼，初见即说黄狡黠轻浮，黄赠他两首诗极意交欢，反被讥为浅薄。公度则深知郑之为人，在《己亥续怀人诗》中有怀郑绝句云：“闪电双眸略似嗔，知君龙性未能驯；同游莫学梁园客，自负山膏好骂人。”把郑的个性作风描绘得活现了。
　　据《山海经图赞》，山膏是一个似猪的野兽，厥性好骂。“龙性难驯”，郑不但对于黄遵宪，连当时最高统治者，也毫不顾忌的破口大骂。大约在辛丑条约签订后，郑升了官去见张之洞，张之洞问他为何不换顶戴，郑回答升官是“毒后”之诏旨，不肯换。这是比革命党人对慈禧太后所詈“淫后”“妖后”更刻毒的詈骂，而且敢在封疆大吏前说这种话，虽然郑、黄都对那拉氏戊戌、庚子两役恨之切齿，但黄便没有这种胆量。
　　两人同为洋务派和维新派，不同的是郑是实干而黄则牵涉于政治，郑的运气似比黄要好，往往逃过难关，戊戌之变，幸而都不在京，郑安然无事，黄则若没有租界保护，不但丢了日本公使职位，恐怕也会大祸临头。郑于辛亥秋被任为湖南布政使，未履任即内召，若在长沙，有可能如黎元洪一样从床下拖出来担任湖南都督，那便没有郑孝胥的下半截的人生了。
　　郑孝胥既然痛恨清廷统治者，何以后来又对清室那么效忠，实难令人索解。辛亥后他不奉民国正朔，凡出仕兴朝的一律不与往来，一副以遗老自居架子，以此博得溥仪的青睐，以素无渊源的一个举人出身的人，居然跻身于“文学侍从”，这自然要令他感激涕零、逐步走上自绝于国族的道路了。黄公度则戊戌后隐居乡里五六年郁郁以终，绝不能与郑孝胥的后来“事业”相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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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著名爱国诗人，杰出的外交家、政治家、教育家黄公遵宪先生...
因为黄公在中国近代历史名气和影响太大，所以不敢称呼其为著名的书法家（怕降低人家老先生的身份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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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虽然没有提及书写时间，但从作品的语气来看应该是（戊戌政变失败后，黄遵宪被清政府列为“从严惩办”的维新乱党，但由于外国驻华公使等干预，清政府允许黄遵宪辞职还乡。）黄公度退隐之后（）所书写的....
诗中描写的是其退隐之后在家中教诲后人的恬静生活...
但字里行间无不流露出对国家对时局的强烈关注，连年早竞可是现在又突然的闲暇下来，空有壮志却只得蹉跎余年。
但黄公度似乎已经强烈的感觉到了变法给这个古老的国度所带来的巨大深远影响，为我奏新春曲来，其为之鼓与呼的理想时代已经来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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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件作品如悬挂在一位“通领一方、脚踏实地、为民分忧、和谐践行、敬重文史”的清官廉吏书房内，相信这是一个非常不错的好归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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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帖由 厨神刘仪伟 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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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件作品如悬挂在一位“通领一方、脚踏实地、为民分忧、和谐践行、敬重文史”的清官廉吏书房内，相信这是一个非常不错的好归宿....
现在到哪去找清官？
[ 本帖最后由 厨神刘仪伟 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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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帖由 三惜草堂 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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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到哪去找清官？
...现在清官也有米米呵！！！
鼓励广大上层建筑关注文化事业的建设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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