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年风雷激荡跌宕起伏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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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十年风雷激荡跌宕起伏的人生
前言　　从赤条条来到世上，一恍七十七年将逝。经历了苦难的八年抗战，改朝换代的解放战争，共和国建立以来的全部风风雨雨。每每与人聊天，无不对我颇具传奇色彩的人生经历产生兴趣。我的很多学生希望我在彻底退休后能将我的一些故事整理出来传给他们欣赏。现在，我已彻底告别耕耘了五十五个春秋的讲坛，把能回忆起来的经历片段，整理出来。或许可能对后来者如何修身养性、处世，消除不必要的牢骚与烦恼，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一、我的家族背景　　我家从族谱和碑刻上可以明确查阅到的记载有：第十二世祖叫杨源，字朗湖，原籍北京顺天府通州淳阴县靛庄。自少习武从戎，因平定南粤叛乱有功，被乾隆封为“武略将军”，封赐到湖南澧县东田堰（今湖南澧县澧东乡团结村）一带屯垦。现在当地还有300户后裔，都是回民。　　我的五世祖杨曰伦，字万彩，说家有一个一千平米大小的禾场，因此当地地名又被称为“杨家大禾场”。据老人们说，他是一个乐善好施的大善人，小时候还听过关于他的不少神话。我印象很深的有两则：其一是他的坟墓从道光年间起到文革前被汉族人平掉，虽无人培过土，却能保持两米多的高度，比周围的高出一倍以上，甚至有老人说，还曾逐年上涨。风水先生的解释是他的坟压在了一个甲鱼的裙边上，如果压在背上，则后人将出将入相。可惜位置压偏了，子孙出不了大人物。其二是，一人夜半迷路，忽然面前出现一个白胡子老头把他送到家门口，那人问：请问老人家是谁？答曰：我是杨万彩，随即不见人影。这个故事在当地是家喻户晓。当地回民的清真寺就是由他带头修建并捐田维持运转。现在当地人无论哪个房头，都称他是自家的先祖，每年回民的开斋节集体公祭。　　我的祖父杨支富，字德安，在我的记忆中，他有一米八左右的身材，一把雪白的山羊胡，足有五、六寸长，说起话来，声如洪钟，胡须不停地上下飘动，活脱脱一个美髯公。他一年四季头缠白色大包头，身着青、蓝或白长衫，腰横一根自卫用的龙头拐杖，其形象很像当今的伊朗人。清光绪年间任湖南澧州巡察，相当于现在地区公安局长吧。民国后成为公推的族长，主管清真寺的财务、宗教活动，调解邻里间和家庭纠纷。1944年9月，过境日军对当地实施三光政策，他被抓去当挑夫，翻译问他多大年纪，当年他七十岁，以为报大一点可以得到优待，就用左右手的大拇指与食指、中指同时捻了几下，做77的手势，结果日本人就要他挑77斤活毛鸡，活鸡不停挣扎使他边行边不停的摇来摆去，体力消耗远超过其它苦力。又因他是虔诚的穆斯林，拒不吃鬼子烧的饭菜，到第三晚上实在撑不住了，就吃了两个锅巴坨充饥，半夜干渴难忍，摸到水缸边捧水喝，喝到口里发现是鬼子拉的尿，顿时怒火中烧，拉着一个被同抓的侄孙，用劈柴打晕守门的日军，又一口气跑了三里多地就倒地不省人事了。那侄孙解下他的大包头布，把他又一点一点地又拖了好几里地，找到一户认识我爷爷的老俩口家躲了起来。一个月后，日军离开那里，我姑妈得到消息，把他抬回家，就这样一直躺到次年八月日本投降，当他听到这个消息后，带着一丝微笑闭上了双眼。　　关于爷爷，我还想补充他的一个故事。山东空军某部的一个司令员陈刚将军，13岁时在他姑妈家当放牛娃，1932年的一天，听说贺龙在县城里发光洋，就一口气跑到县里参加了红军。经过长征，他是连里唯一过雪山草地后存活下来的红小鬼。1952年他带着一个警卫员专程从山东来到澧县州后街27号寻找我祖父谢恩，我妈妈接待了他。他告诉我妈：他的父母亲在他十一岁时双双讨米流落到沙市，病毙街头，恰好被我去松滋沙市一带贩牛的爷爷发现，他就用买的牛将两具尸体驼回杨家大禾场安葬。妈妈听他讲了爷爷的这个故事，就把爷爷和我父亲都已去世的事告诉给他，他听后也很有感触地说：“老人家有骨气，他可真是一个受人尊敬的大善人啊！我当兵这么多年，一直都没有忘记他老人家的大恩大德”，我上高中时他还经常寄些衣服来给我穿。　　我的父亲杨远久，字体雄（我本不知这个字号，是最近才从网上查到的）。24岁时被录取到黄埔军校第六期第一总队入伍，随蒋东征后安排在南京中央抗空军校任职。抗战期间曾被分到宪兵部队在湖南芷江一带剿匪。他性情孤傲，又自视正统，讨厌与非嫡系的上司逢场作戏，加上已染上肺结核疾病，于1942年被免职回家，从此隐居家中种菜养病，靠爷爷的二十多亩水田收租度日，不与官场往来，1947年病故。当时，我还未满十岁。　　我的外公江子恒，字鹏程。是一个挥金如土、广交三教九流的宋江式人物。在县钱粮局任职时，他的一个朋友赵日可，伪造钱粮局公章在乡下冒征公粮。案发，他谎称是受我外公指使。我外公得到消息后，一时有口难辩，只得趁夜化妆潜逃，从此没了音讯。三十年后，抗战胜利，得到他的消息：在江苏南通市当行署专员。1948年他得中风，决定辞官回家。不到一年，带回来的十箱金银财宝细软等，被远近亲属们洗劫一空，最后只能住到我家。更不幸的是，那个赵日可的儿子，来敲诈他没捞到油水，就以他的一本抗战时写下的《八年随笔》中有跟新四军运盐的记载，告他是“共谍”，被县警察局抓去关押达半年之久。为此我就送了半年牢饭，亲历了旧时监狱中的黑暗与恐怖。到1949年5月，县政府官员们得悉共产党快打过来了，各顾疏散逃命，也没捞到什么油水，就把他放了出来。半年牢狱之灾使他的身体受到更大的摧残，出狱后，她的一个信“真耶苏教”的弟媳劝他入教，说是不看医生，只要接受教友们的祷告，上帝就会保佑全好。于是三天两头那帮教友们就围绕着他狂呼“哈里奴亚！”，到1950年开春，病情愈加恶化，于是教友们干脆把他抬到冰冷的河水中接受上帝的洗礼，当场一命呜呼！此时这伙邪教的头儿们，还在围绕着他狂呼：“恭喜江老太爷被上帝接到天堂享清福去了！”。不久，爱跟我讲故事的外婆也郁闷去世，抛下了比我还小一岁的小姨子。为了得到二老最后一点遗物，她的堂表兄们合伙将她卖到乡下当童养媳去了。呜呼！一代官宦不到两年的时间，竟被亲朋们瓜分到家破人亡，足见其世态之炎凉，这个经历令我终生难忘。也许是外公、外婆在天有灵，保佑她育有两儿两女，三个做生意，一个在家务农与她一起生活。今年五月，我专门返乡，在表弟的带领下找到了她，看到她住在小女儿的别墅式的农舍里，身体也还硬朗，使我既安慰、又感慨，啊！好人终有好报！　岳父胡超，天门皂市人，早年公派日本士官学校学习炮兵科，回国后在李宗仁麾下当团长。主要罪恶是阻止红军肖克部长征横渡湘江，“使我红军蒙受重大损失。”抗战时曾参加过台儿庄、武汉保卫战、衡保、南宁保卫战等重大战役。抗战胜利后被削兵权，授以少将军衔安排到到国防部编战史。解放后被刘伯承元帅收容到南京军事学院当炮科教授，1952年被“支遣”回皂市赶马谋生。1955年被其堂弟告发：“在家写反动诗词”，结果入狱，被判十年投入江北农场劳改，1964年猝死于该农场。我妻也因此从小学教师下放到多宝庙湾当“下乡知青”十年。但我并未见到过这位比我父亲衔大两级的岳父大人，却阴差阳错地让我多长了一根辫子。　　由于我有这样一个非常可怕的家庭背景，所以只要运动一来，便在劫难逃。但为什么一个国民党的正宗后裔，竟然会成为比当今许多共产党员还从心里拥护共产党的信徒？其逻辑何在？如果你有兴趣读完我下面所讲的故事，你便会一目了然。
　　二、八年抗战中的遭遇　　1、在逃难中出生　　1937年初，妈妈怀上了我，七七事变后，日寇即紧锣密鼓地准备攻打上海。这时蒋委员长一方面仓促布防迎战，一方面紧急撤退重要机关。我父亲便先期撤到昆明，家属撤退在后，八月十二日，我母亲带着我哥、姐、我哥的乳娘（我们都叫姆妈）随军从南京一路逃到武昌，十三号午夜，我便在淞沪抗战的枪炮声中来到这个世界。我常想，如果我的父亲不是嫡系，又没在委员长的宝贝直属机关任职，就赶不上西逃的大军，如果滞留到十二月，那没准，我们这一家子，也就成了无名冤魂。为此今年五月十五日，我专门请我的学生带我去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去祭拜了那些逝死抵抗的国军将士和因逃不出来而惨死的同胞。时隔七十七年，日本政府仍死不认罪。不仅不认罪，还在积极准备再来一个甲午之战，为此，国人必须高度提高警惕，并为尽速提高国力做出自己的贡献。
　　2、在狂轰烂炸中幸存　　1940年，我三岁，本应当不能产生什么记忆。可是日寇狂轰滥炸昆明，却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恐怖记忆。当时昆明的防空规律是，首先有一个预备警报，全城市民便撒腿向郊外狂奔，躲进壕沟或菜地。当紧急警报响起时，只看见黑压压的数不清的黑点由远及近，由小变大，到了上空，晴天便突然变成了阴天。接着无数的小黑点凌空而降，越来越大，落地之处，火光冲天，躺在壕沟里的人，直感地动山摇。每摇一次过后，躲在一起的人就互相作揖，口念菩萨保佑，没死没死！偶尔也见高射炮火似一缕红绸剌向黑鸦，更偶尔看到黑鸦屁股冒着浓烟，一头栽了下来，此时便有很多不怕死的大人，不顾轰炸还在继续，从壕沟里跳出来振臂高呼：打得好！打得好！　　每次轰炸大约持续20分钟到半小时。然后黑鸦们便逐渐离去，解除警报随之响起，人们也逐个从掩体中爬出来，拍拍浑身上下的尘土，拖着几乎散架的身躯，一步一步艰难地向城区挪步。但满眼所见的是正在冒烟的断垣残壁，和遍地血肉模糊的残肢断体，听到的是失去亲人的撕心裂肺地哭嚎。还有两件事令我至今不能忘怀，每当预备警报响起时，我妈背着我，姆妈背着我哥，带着我姐向郊外狂跑，有天动作稍慢一点，大门被消防队员锁上，我吓得双脚直跳。妈妈、姆妈和姐等一起大喊救命，被另一拨消防队员听到，将锁砸开放我们出来逃命。另一件是有一次回门，姆妈看见大门上贴着一支耳朵，还带着一支金耳环，赶紧报告消防队员收走。这样的恐怖日子，大约持续了半年的时间。
　　3、亲眼目睹三光政策的恐怖　　我家与县政府后门对后门，我姑妈家离杨家大禾场约2里地。1944年初，人们经常听到日本人就要打到澧县的风声，每吹一次，城里人就会向乡下大逃亡一次，看看真没来，又陆续返城。这样折腾了大半年，人人都变成了惊弓之鸟。一有风吹草动，便会撒腿就跑。当时学校解散，我就常住在姑妈家帮她放两头牛。9、10两月禾稻收割完毕，家家都抢着嫁闺女，我爸也带着我在各家做客。大约是十月中旬的一天早晨，突然传来日寇已进驻县城。他立即追赶过去，从县城逃出来的人流中寻找我妈、姆妈、哥哥和刚满两岁的妹妹，一直找了二十多天，才找到她们。当天中午，又有人传来消息，说日本人的队伍已离我姑妈村不到十里地，我十八岁的表哥和爷爷出去进行侦查，傍晚时分，我表哥急急跑回来报告姑妈：外公被日军抓去了，日本的几个骑兵追过来放火了，快跑快跑！我当时正端着一个碗站在大门口吃晚饭，表哥把碗一夺，背起我就向离家约500米的一条壕沟奔去，刚蹲下来，就见一个骑兵举着一个用竹扫把做的火把，点燃了距我俩约百米家的谷萝，旋即三间大瓦房，就火光冲天。我表哥见形势不对，从壕沟中跳出来向另一方向狂奔，那日军见有人出现，立即策马过来，我只见眼前一道黑影闪过，并听到三声枪响。接着就见周围的房屋，一幢一幢被点燃，我就被包围在这方园数百米，高达二三十米的火墙圈中，火焰虽离我数百米，但我浑身上下已被映得通红。约十点左右，火势渐小，放火者已扬长而去。人们从树林、竹林中摸出来，男人们抢火灭火，女人们哭嚎着从灰烬中拨寻，看是否还有未烬之物。
　　话间突然听到一个女人，哭喊着过来道：各位大叔大伯，快去救救我家开惠吧，他的肠子被日本人挑出来了。我姑妈立即带领众人赶过去，我喜欢看热闹，也跟着过去，只见那叫马开惠的约三十来岁的男子汉躺在他的大门外，肠子大部流了出来，正在痛苦呻吟。我姑妈问他，你是怎么被杀的？开惠说：“我正在把还没烧着的门板抢下来往堰塘里面丢，转身看见一个人向我招手，我眼睛瞎看不清他的模样，就走了过去。他就比划要我把衣服解开，我不晓得是什么意思，就开始解，没想到他拿着一把长刀片子就从下往上对着我的肚子一挑，还说什么八哈八哈，接着就这样了，二妈，我活不成了，我死得太惨了”。我姑妈边听，边轻轻把肠子给他塞回肚子里去，并扯下一个人的包头把他的肚皮紧紧地包扎了起来。男人们把他抢下来的几块门板，从水里捞起，在他的竹园里支了一个棚，刚把他抬进棚里，只听哇的一声，他的女人早产了。真是“屋漏又遭连阴雨，行船偏遇打头风”。天明，她的男人停止了呻吟。我姑妈只得带着这个还在流血的产妇，抱着她的孩子跟着自己，带领与她有点亲族关系的男女老少30多号人，背的背，挑的挑，与日军玩起了捉迷藏的游戏，日本人走东边，我们就走西边，始终保持四、五公里的距离。我的长腿表哥，来无影，去无踪，他机灵地侦查日军每天的行军路线，即时把消息报给我们。我的姑妈背着我只有三岁的表妹，我还有一个比她大五岁的哑叭姑妈，她和我各负责赶一头牛，上面驼的被子和干粮。全队逃难者就以我姑妈为核心，日行夜宿，找到了合适的人家，我姑妈就先安排人在禾场里用高粱秆等柴草为那产妇支一个窝棚，把她和孩子放在里面封得严严实实（因为产妇是不能进别人家的大门的）。然后就各自寻地方打地铺安歇
　　三更时分，有不少人跑到我姑妈家来看奇迹。询问：我们的房子全烧光了，你的房子为什么没烧着？我姑妈数落：谁叫你们这么胆小，都跑了，送给狗*们烧。我见*种们放火的方式都是靠点燃谷萝引火，我就躲在厨房里守着，等那剁*八块的点一把火，我就一瓢馊水从窗口泼出去，他点了三次，我泼了三瓢，一次都没点燃，他就朝屋里开了两枪，我命大，都没打中我。他为什么不敢进来抓我？说明狗*的心虚！今夜到底来了多少人，你们一个个看清了么？一句话，使在场的男丁们，如梦初醒，大家七嘴八舌，算来凑去，说：绝对不会超过七个日本兵，就把我们这百多户人家一把火烧光了。突然姑妈的一个房侄给自己一巴掌，大叫：“真丢人，白长这百十来斤，比不上我二妈一个女流之辈。老子们这百十号人，每人一条冲担（两端包有铁尖专门挑草头的一种扁担），冲杀出来，不把这几个狗*种们捅成肉浆才怪！怎么就吓成这个*样，躲在林子里看着*种们烧！”说话间我表哥回来了，我抱着他的长腿质问道，“哥，你跑到哪里去了？丢下我一个人差点让日本人的马给踹死了”。表哥说，我不跑等日本人发现，我们两个一起死。我跑就是为了掩护你，他只顾追我，没发现你，让你捡了一条命。得亏我腿长，我又跑的是之字形，他连打三枪都没打中我，再说他的马在水田里也跑不快，然后我就一头钻进林子里了。众人听罢，都说你娘俩都是英雄，明天就带着大伙一起逃难去吧。
　　话间突然听到一个女人，哭喊着过来道：各位大叔大伯，快去救救我家开惠吧，他的肠子被日本人挑出来了。我姑妈立即带领众人赶过去，我喜欢看热闹，也跟着过去，只见那叫马开惠的约三十来岁的男子汉躺在他的大门外，肠子大部流了出来，正在痛苦呻吟。我姑妈问他，你是怎么被杀的？开惠说：“我正在把还没烧着的门板抢下来往堰塘里面丢，转身看见一个人向我招手，我眼睛瞎看不清他的模样，就走了过去。他就比划要我把衣服解开，我不晓得是什么意思，就开始解，没想到他拿着一把长刀片子就从下往上对着我的肚子一挑，还说什么八哈八哈，接着就这样了，二妈，我活不成了，我死得太惨了”。我姑妈边听，边轻轻把肠子给他塞回肚子里去，并扯下一个人的包头把他的肚皮紧紧地包扎了起来。男人们把他抢下来的几块门板，从水里捞起，在他的竹园里支了一个棚，刚把他抬进棚里，只听哇的一声，他的女人早产了。真是“屋漏又遭连阴雨，行船偏遇打头风”。天明，她的男人停止了呻吟。我姑妈只得带着这个还在流血的产妇，抱着她的孩子跟着自己，带领与她有点亲族关系的男女老少30多号人，背的背，挑的挑，与日军玩起了捉迷藏的游戏，日本人走东边，我们就走西边，始终保持四、五公里的距离。我的长腿表哥，来无影，去无踪，他机灵地侦查日军每天的行军路线，即时把消息报给我们。我的姑妈背着我只有三岁的表妹，我还有一个比她大五岁的哑叭姑妈，她和我各负责赶一头牛，上面驼的被子和干粮。全队逃难者就以我姑妈为核心，日行夜宿，找到了合适的人家，我姑妈就先安排人在禾场里用高粱秆等柴草为那产妇支一个窝棚，把她和孩子放在里面封得严严实实（因为产妇是不能进别人家的大门的）。然后就各自寻地方打地铺安歇.
　　在这一个月的周旋中，有两个小插曲令我至今难忘。一个是：我表哥不知找谁搞到1斤盐，用一个破毡帽包着跑来交给我，说了声，“这可是我用五个袁大头换来的救命货，你给我好好抱着”，就跑了（五个袁大头当时可买150斤大米）。不久，一架日军侦查机从头顶掠过，我只顾抬头看那日军驾驶员的样子，没顾到脚下被什么东西绊了一跤，将盐撒了一地。我姑妈非常恼火，但也只轻轻责备了一声：“你眼睛长到哪儿去了！”于是两位姑妈和我三人急急连捧带刨，将能看到的盐粒和分不开的泥土一起包了起来，绑在我的腰间。是夜，两位姑妈几乎用了大半夜才把这用来救命的盐重新分离提取出来。上世纪70年代放电影“闪闪的红星”时，我就曾笑着对人说，这个镜头，我小时候也上演过。另一件让人啼笑皆非的事是，当我们这支队伍，得知日本人已经完全向北开拔，远离澧县后，便向只剩我姑妈一幢房屋的村子返回时，驼在哑姑妈赶的牛背上的被子突然滑落下来，我的哑姑妈随即大声一汪：“哇－啊！”在我们前面走着的那拨人，以为日军又突然出现了，立马抛掉自己身上所负载的一切，慌不择路地在田地里瞎跑起来。我姑妈一见这阵仗，便大喊：不要跑，不要跑！是我们家牛背上的被子垮下来了！听到喊声，人们便停下来定睛一看，那里有什么日本人，便异口同声地大骂：这个哑丧！你怎么不去死，留在这世上活害人！
　　4、以家破人亡结局　　话说我们一家八口，在这场劫难中，先是被分割成四拨：爷爷被抓了，我跟着姑妈逃跑，姐姐在城外学织布，跟着师傅跑了，我妈背着我两岁的妹妹，我姆妈挑着担，拖着我跛足的九岁的哥哥，跟着城里出逃的人向县南丘陵地区遣散。首先在出城时就被不打日军，专门吓唬老百姓的杂牌国军将我家的军毯等贵重物品洗劫一空。我爸为寻找妈妈，在难民群中追寻了二十多天才找到她们。往这方向上逃的难民群多次与日军遭遇，凡被逮着的，男的被杀或当苦力，女的先奸后杀，尸体惨不忍睹。晚上，有些婴儿啼哭，母亲们为了不暴露目标连累大家，活活将孩子闷死在自己怀中。
　　十一月，日军完全退出县城。因为他们要住军，被烧掉的房子不多。我家有八间面积在30平米左右的大房，且是上楼下枕，日军就将屋子的鼓皮拆掉，用房间作马房。姐说房间内积压的马粪，少则五六寸，多的高达尺余。家俱全部被劈当柴烧，而我家楼上存放的十多担松劈柴，却一块未动。十来只鹅和几十只鸡全被杀光。我妈的绸缎旗袍和我的毛线帽，都被鬼子用来擦了屁股。一家人回来后，挖的挖，抬的抬，忙活了十多天才算收拾干净。为了避寒，爸爸只能买来芦席代替被拆毁掉的鼓皮挡风。从这时起，我就再没有睡过床。全家都是用木板或竹板搭铺代床。直到文革时，我家被生产队共产拆掉，也没发现有一张床。而桌椅等家具，都是从乡下姑妈家搬来的。因此说从我出生，到抗战胜利，这八年除了精神上经受了长期极度恐惧、至最终家破人亡外，每人还感染上一身疥疮，一到晚上，奇痒难忍，恨不能将皮完全刮掉。这样又折腾了大半年，后得一乞丐偏方：用大活蟾蜍煮汤，喝了才逐渐止住。现在每想到那活蟾蜍熬的汤的可怕样子，心里就直想吐。
　　再说我姆妈，本是杭州萧山县方家村某九口之家一农妇。1935年，为了补贴家用，她抛下自己刚满1岁的儿子，来我家为我哥哥当奶娘。1937年她选择跟着我家南逃昆明。她跟我们兄、弟、姐、妹的感情，胜过于我们的生母。胜利后我父亲打听到她一家八口，除了最小的儿子跟叔父逃走它乡，不知生死外，其它七人都在一次大轰炸中全部炸死。她失去了返回故乡的希望，痛不欲生，只要她一哭，我们就会跟着大嚎。于是邻居们就说：瞧，这一屋的唢呐又开锣啦！一年后，征得她的同意，由我爸作主，把她改嫁给我的一个远房伯父。
　　中国近百年的，就是这样一部受欺凌的。过去是列强欺侮我们，现在是小国，包括那些“同志加”的小国也乘势疯狂地来围攻我们，偷占我大片海疆。“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雄伟的歌词，不仅七十年前鼓舞国人，当今我认为更具现实意义！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让我们每个炎黄子孙，都来为圆不再受人欺侮的中国梦齐心出力吧。
　　三、兵荒马乱的岁月（）　　1、锣鼓喧天庆胜利　　日本鬼子投降的消息传来，我们这个饱受鬼子蹂躏的小县城，突然像炸爆米花一样的热闹起来。各商家比赛放鞭炮，看谁家的鞭炮渣堆得更高。各乡镇、街道轮番在大街小巷耍狮子、舞龙灯、抬故事、踹高跷、跑旱船、玩蚌壳精、还有罗汉戏妞翠等。这一拨刚过去，下一拨跟着就来。无论男、女、老、少，每人的表情几乎都是两眼一条缝，两唇合不拢。不到黎明，锣鼓声就从四面八方开始向县城涌来，到傍晚，逐渐从县城散去，几乎近半年的时光，整个县城都浸泡在鼓乐的喧嚣之中。我也是几乎每天从早晨就出来，腰里揣几个红苕或菜米粑，头顶着一岁多的弟弟光中，在人群里穿进穿出，寻找最佳看点。我最喜欢看的节目就是狮子盘台，这是一个非常惊险的项目，并且带有比赛性质。各狮队间要比谁的狮子在最短的时间，攀上由十张方桌（最高达十二张）垒起来的高台，垂直高度至少也有八米，最上面的那张还是四脚朝天。两个表演者顶着狮皮，身轻如燕边攀爬边做着各种滑稽动作逗得看热闹的人们眉飞色舞。到了台顶，两人就只能站在四只脚上，跳来跳去，一会儿俯、一会儿仰，一会儿眨巴着眼睛，伸缩着舌头全身上下挠痒痒。每一次惊险的表演，都赢得台下四周瞪大着眼睛、张着大嘴、仰着脖子的观众们一阵惊呼和喝彩。表演完后，优胜者还能得到就近商家高悬在门前的一个大礼包逗舞狮者跳起来去咬取。直到傍晚各种表演渐渐离去，回家后，我累得倒头就睡。姐姐说，我常在梦里嘿嘿嘿地傻笑。
　　这样的庆典一直持续到1946年过年之后，也是我长到九岁首次体验到人间还有这等令人喜不自禁的欢快时光。更有意思的是舞狮这类表演，在小孩子中产生经久不衰的模仿效应。在学校里，每当下课老师走后，男孩子们立马两两自由组合，从桌下跳到桌上，又从这桌跳到那桌，还比试谁能把谁从桌上抵下去。女孩子们则边大喊“咚呛！咚呛！”，边敲打着桌子、板凳，擂鼓助威。直到级任老师听到教室里的“小老鼠”们快闹翻天，就提着一米多长的竹制教鞭赶了进来，对正在课桌上蹦跳的学生们每人劈头盖脑几鞭子，并边抽口里还边喊着：我让你咚呛个够，让你咚呛个够！于是不管是挨了抽的还是没挨到抽的小伙伴们统统回到自己的座位，把两手乖乖的摊在桌上装出一副无比老实的模样，目送老师气冲冲走出教室。回过头来，又边互做鬼脸，边抚摸着自己还在发麻的皮肉。我和我哥在家也常用此当游戏来消磨我们的部分童年时光。
　　2、兵马穿梭，县城被毁　　好景不长，从1946年夏到1949年6月澧县解放，整个县城就成了一个大兵营。我家的堂屋大，可以扎一个排的人，这拨队伍刚走，另一拨队伍接踵而至。所以我家长期就成了一个免费兵营。其中有全副美式装备、后来在长沙起义的陈明仁将军的十四兵团，他们的十轮大卡和大炮车从街上碾过，将县城用长约两米、宽约50厘米、厚约40厘米的花岗石砌成的整齐街道全部压塌，碎石又将下面一人多高的下水道全部堵死，一遇雨天就水漫金山。也有破衣烂衫用篾条帽当钢盔的杂牌军。更可怜的是刚被抓来还未交部队的壮丁兵，当官的怕他们逃跑，一个多月的时间既不给吃饱，更是不给盐吃。我见他们出操喊踏步踏时，只有脚跟稍稍抬起，根本看不到脚尖离地的动作。我常看到长官一片子砍在背上，拉出一条血痕，只见那兵仅有张大嘴的动作，却听不到他痛苦的叫声。还有一个兵不知是犯了什么规，当官的命人用扁担将他的屁股打开了花，然后丢到离我家约半里地的郊外乱葬岗不管了。部队次日开走了，那兵在乱葬岗周围菜地附近爬了几天，最后让野狗分食。当地几个菜农，怕尸体发臭，就地刨了个坑埋了。那年头，人命在官家眼里，真不如草芥。
　　1949年6月的一天傍晚，住在我家已有半月的一支队伍，突然通知我们这条街道的所有房东，说他们要开拔了，大米，柴火等军需物资带不动，便宜卖给各家房东。那年月，谁敢检这便宜，都说买不起。十点左右，他们都已背上行装，挨家放出话来：谁要谁去搬，我们不要了就开拔了。人们这时才恍然大悟：“真的不要了”，于是一阵风抢，几个胆大人手多的人家，确是发了一笔小财。12时左右，得了小利的人们刚刚入睡，只听得大门被枪托撞得震天介响。“开门！开门！再不开老子一把火给你放了！”大兵们荷枪实弹，刺刀上尖，进门就到处搜索，发现没有异常，有个连长模样的官对我妈嚷道：我们是湖北保安二旅奉命调防至此，只住今晚，明天我们筹完粮款就走，你们都到厨房去呆，把所有房间都要让出来。以前驻军一般都没有住老百姓房间的先例，当时我妈急了，立即拿出我爸的中正剑在他面前晃来晃去唬他：我家是国军军属，我先生是宪兵团的团长，房间你们无权征用。那官见有这么个晃眼的真家伙在眼前示威，就退了一步说：既然是军属，那房间就不征用了。对着他的兵喊：都听着：这家只能住堂屋，赶快打地铺睡觉。
　　后来知道，这支一千多人的队伍，是被解放军一路追赶，一面从湖北往南败撤，一路进行抢劫的地方部队，他们白天在津市（澧县第一大商镇，距县城10公里）找商会敲诈到了几万银元，就没有进镇骚扰，准备第二天再到县城内大捞一票后南撤。没有想到解放军的先头部队原以为澧县已是一座空城，准备进城接收，没有想到与这支部队遭遇，先头部队损失惨重，而这支准备抢劫后再逃跑的败军，开头还以为是城外周围的那些想当“暂编师”的土匪部队想乘火打劫下他们的枪，还不紧张。到了中午，发现来者是解放军，才仓促布防应战。到了傍晚，解放军后续大部队从沙市驰援，很快将县城包围，并从北门开始进攻。守军为阻止进攻，将北门外一条长约一公里的街道全部纵火，使整个县城红透了半边天。这时全城居民，又再一次陷入诚惶诚恐之中。但火势恰恰掩护了解放军从烈火中穿过，夜半就控制了北门。
　　我家大门前二十米左右的地方是古城墙残垣，守军放了一挺重机枪扫射，大概是为消灭这挺机枪，城外解放军连发两发迫击炮弹，两发弹都落在我家房顶上，当时在我家居住的共有十多人，都慌忙从屋里跑出来集中到我家后门口平常集体趁凉的一块场地上，看着北门的熊熊烈火，商议如何应对这场突如其来的灾乱，突然第三发呼啸而至，在离我们十米左右的树梢爆炸，热浪一下把这十多号人掀翻，全都趴在地上，动弹不得。过了约五分钟，一个县政府的科员爬起来说，我们不能待在屋外等着挨炸，还是应当躲进屋里去，用棉絮把自己盖起来。于是十多人一起跑进我家的厨房，从房里拖了几床棉被，大家人挨人睡在地上，上面盖了三层。大热天，人挨人，不久汗水就把泥地化成了泥浆，大家还屏住呼吸，每听到一声巨响，就不约而同地抽一回筋。约夜半时分，枪炮声渐息。大门外传来阵阵嘈杂的脚步声，一回儿向东，一回儿向西（我家大门向北）。还听到有人喊快跑！快跑！接着又听到：快追！快追！别让跑掉一个的呐喊声，一阵接过一阵。天将黎明，追赶声逐渐停了下来，忽然听到几下轻轻的敲门声：“老乡老乡，不要怕，请开门，我们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来保护你们的”。
　　大伙迟疑地掀开被子坐了起来，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一个个都像是从沼泽里爬出来的泥人，个个啼笑皆非。听着门外轻柔和蔼的叫门声，我妈壮起胆子对我说：“小哥，你去开门。”我麻起胆子，穿过两间厅堂，拉开了大门门栅。只见面前的这位军人，个子不高，帽徽是一颗从未见过的红五角星，符号上写着“中国人民解放军”几个大字，脖子上围着一条白毛巾。他一脸微笑，亲热地叫我：“小弟弟，你怎么变成个泥猴了！”一句话就把我逗得笑了起来，恐惧情绪顿消。
　　从这天起，我家就变成了解放军的营房，先后住过四野和二野的过境部队，达一年之久，最短的一天，最长的一个星期。与国军不同的是，纪律严明得令人不敢想象。有一个解放军战士，打破了我家的一个钵子，他对我妈说：“大娘，很对不起，我不小心把你的钵子打破了，我没有钱赔，就把我这条刚发下来的新毛巾赔给你好吗？”我妈既惊讶，又难为情地回答：“大军同志，这个钵子，其实本来就是有损印子的，我们早就没用它了，不用赔，真的不用赔！”。哪知这位解放军几乎带着哀求的神情说：“不行，大娘，你不接受我的赔偿，就等于害了我。我是一个刚解放过来才一个月的战士，绝对不能违反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谁违反了，都要军法从事，严重的还会枪毙的”。说到这个份上，我妈不能不接过毛巾，还文绉绉地来了句“贵军真是老百姓的队伍，仁义之师，文明之师啊！”。
　　后来搞清，澧县解放，纯属一场遭遇战。据说澧县第一任县长因情报不准，还受到过处分。这个糊里糊涂撞在解放军枪口上的湖北保安二旅，装备很足，每人大都有长、短两支枪。原以为再抢一笔钱就可继续南逃，没想到一天一晚就被全歼。后来人民政府公布的战果是：被俘1200人，旅长和他的及警卫百多号人从城南突围，全部被解放军堵在护城河里淹死。还有一种传说：周围胆大的农民去捞尸体，每捞一具，身上都有不同数量的银元，少则几十，多则上百，有的还有金条，着实发了笔阴财。
　故事说到这里，我又想起了一个无巧不成书的小故事：六四年我刚到天门多宝中学工作不久，有天在食堂里饭后闲聊,我跟老师们讲起了当晚那场狼狈不堪的经历。我说：“真的是新兵怕炮，老兵怕机关枪”，我们当时就是被那第三颗炮弹吓瘫了，真是盲人无计，怎么会傻到集体睡在泥巴地上盖三层棉絮来防弹，随便躲进哪个房间，再怕不保险还可以趴到床底下，上面有屋顶和楼板两层挡住，怎么尽吃这种哑巴亏呢？坐在一旁的司务长潘老师突然冒出一句：“我就是在你们澧县被俘参军的”。一句话立马激起老师们浓厚的好奇心，要他讲被俘经过听听。他说：就像杨老师讲的那样，我们头天晚上进城，指望第二天再补充一点粮饷后就往常德方向撤走的，没想到第二天一清早就被堵在城里出不来了。等到半夜，解放军把我们像赶鸭子一样的赶来赶去，真的连东南西北都还没搞清楚，我们这个连就被逼在一条巷子中全部缴械投降了。有个老师问：你缴枪时有没下跪？他说：前面的那些差不多都下跪了的，我们在后面的都是哈着腰，弓着腿举的枪，说着还做了一个举枪投降的滑稽动作，逗得在场的人哈哈大笑。
　　3、匪患横行，路断人稀　　澧县是一个信息很不通畅的地方。大约是1948年初，宋希濂来到澧县，组织什么“暂编师”以达“戡乱建国”之目的，在一家金店门口挂出了招兵的牌子。规定：不管什么来历，只要能带十个人两条枪来报到登记，就可以封你一个班长，三十个人当排长，以此类推。告令一出，当地地痞流氓、小土匪们纷纷出动，打家劫舍，拦路抢劫。一时除了县城内因住有大军，他们不敢来抢外，只要出了县城，就全无安全可言，反正谁被逮着谁倒霉。据说，只要太阳偏西，住在城外的人就会关门闭户躲起来。
　　最大的一起劫案，就发生在我乡下老家杨家大禾场。那是湖北公安县的一个自封团长的大土匪江正发，他带领百十号人马从公安县沿途抢到澧县。并打听到我老家这个回民村落，除种田外，闲时大都宰牛做生意，比周围汉族农民殷实。就在1949年5月，好像是端午前后的一天，他们先派了两个兵，,到村里一家茶馆寻衅，问老板杨正敏：“听说你们回民不吃肉，是因为猪是你们的爹爹，狗是你们的奶奶是不是？还说你们每家都要贡的一条驴子鸡巴是你们的祖宗爷是不是？快拿出来让我俩开开眼。”这杨正敏老板，三十多岁，身材魁梧，是村里当时排行最高的长辈，还有点文化水平。知来者不善，但仍压着火气回答：“老总，我们回民不吃猪肉，是因为嫌猪既脏又懒。我们回民最讲干净勤劳，不与脏物挨边，也从来不贡什么神物，你说的那些脏话，是些不怀好意或不明真相的汉人想挑起回汉冲突瞎编的。您老可千万别当真啊。”这两个兵痞立即掀翻茶桌骂道：“老子们就信了怎么的！今天你要不敢承认，老子们就把你这个店子一把火烧了你信不信？”杨正敏被彻底激怒了，一脚将一个凳子踢到兵痞面前吼道，“你们不要给脸不要脸，谁敢在我们回民这块地上不讲道理撒野，管叫你有来无回。”两个兵痞见杨老板也不是好欺侮的主，但挑衅的目的已经达到，忙收起枪说：“嘿，你还真有点牛劲，你等着瞧，等着瞧”，就灰溜溜的走了。
　　傍晚，江正发亲领他的百十号人枪，将我们村包围，挨家挨户见成年男丁有一个抓一个，五花大绑押到县城郊区一个庙内吊了起来，声称五十个袁大头换一条命，没有大头的，就用金银手饰换，三天内不取人的，又还没吊死的就通通杀掉。还放话说：“就是干蛤蟆老子们也能榨出你四两油来！”村里老人、妇女们，先去警察局告状，警察局说，这是军队干的事，他们惹不起。为了救人，各家不得不翻箱倒柜，东拼西借，拉高利贷，前去取人。村里人说这次遭劫，比起日本人烧房子的损失更惨，日本人烧的仅是地面上的东西，这一回算是地上地下全都给榨干了。
　　一年后，这个江正发投机混进了武汉革大，被乡亲们发现，抓回来在公安澧县交界的地方枪毙。杨正敏等十余被榨得最惨的人，闻讯后带着宰牛刀赶赴刑场，将其尸体剁成肉浆，并将部分肉浆用荷叶包回，带回澧县沿途喂野狗，算是解了心头之恨。
　　4、通货膨胀，民不聊生　　大约从1948年5月开始，澧县的物价就开始上涨，到年底开始飞涨，大米从法币五元一升（0.75公斤）涨到五千元一升。有张照片上照的一辆自行车上挂的一捆法币买不到一升米，是通货涨到极端时的一个真实写照。1949年初，国民政府发行“金元卷”，是一种只有法币一半大小的粉红色纸票。开始的定价是一元顶法币一万元。上市的头一天人们感到新奇，并寄于厚望。不到一星期，就直线下落。过了半月，完全成了手纸，无人肯收了。这时又回到清末民初，除了银元，连铜板和窟眼钱也出现在市面上流通。但这些硬通货完全不能满足市场需求，于是一种前所未见的“代金卷”问世。这就是澧县几个大商家，自己用牛皮纸写上：“凭票到本店可兑换什么货物多少，折合大米多少”的纸条。再盖上他们特制的比较难仿制的图章，一直流行到澧县解放。
　　物价飞涨，对多数升斗小民来说，带来的不仅是不便，更是一种灾难。当时还年幼的我看不懂全局，但有一个镜头我至今记忆犹新：有一个我常给一点东西吃的老叫花子，头顶一只破草帽，右手杵着一根破竹杆，左手拿着一叠票子，在大街上，边哭边无力的向行人诉说：“我天天攒啦天天攒，好不容易攒的这些票子，怎么一夜之间就买不到吃的啦，老天啦，你一雷把我劈了算啦，把我留在这世上，让我饿得好吃亏呀！”听到他的哭喊，我不觉心头一酸，眼泪差点流了出来，就把准备带到学校过中的两个菜米粑，分了一个给他。他向我点了一下头，还捧手作了一个揖道：“小少爷，你心真好，菩萨一定会保佑你将来买田置地当大官的”。又过了三天，在去上学必经的一个土地庙前发现他和另一个女乞丐躺在庙内，我和一个同伴大着胆子进去推了一下，发现两个人都已经变硬了，吓得我俩拨腿就跑。
　　四、童年的所受的熏陶与梦想（）　　1、家庭教育对我的熏陶　　我家有三条祖训：一是积德行善，二是勤俭持家，三是受人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为此我爸为我哥取的乳名叫“有勤”、我的乳名叫“有俭”。他也曾经是个怀有要“打倒列强，除军阀”理想的热血青年，也曾有过何必马革裹尸还的报国之志。他未能实现他的梦想，就把希望寄托于我们这一代。为此他给我哥取学名“杨光复”，我叫“杨光兴”，45年又生了一对双胞胎弟弟，分别叫光中、光华，合起来正好是复、兴、中、华。
　　抗战后我家破落严重，田租也常歉收，加上人口多，父亲还要看病，所以经济上一直都很拮据。但是，只要有乞丐上门乞讨，爸、妈都会命我执行施舍任务，乞者当然感激不尽（有的还给了我们巨大的回报）。前面提到过向我家传授的蛤蟆汤秘方，迅速治好一家人的疥疮就是一例。又如，47年两岁的弟弟光华，阴囊突然肿得像个小气球，不到半天就死了。半月后，光中又发生同样症状，放在靠大门口的摇篮里等死。当我把一碗饭菜倒到一个驼背老者的碗里后，他指着光中对我说，你弟弟很危险，赶快用大蒜辫炖红糖汤抢救兴许还来得及。我爸立即照办，真是神方，光中喝下去不到两个时辰，肿就逐渐消去，嘴里还直嚷嚷：“啊咿、啊咿”（要吃的意思）。我爸见状突然流下眼泪，喃喃自语地说：小双（光华小名）儿，爸爸对不起你，白白把你弄丢了。另外在我们这条州后街上，有近1／3为升斗小民，常有揭不开锅的时候，我常见她们拿着量米的木升子（1升能装1斤半米）或碗、或杯子，向我妈借米、或油、或盐。只要我家当时有，妈妈从不吝啬，因此她在这条街上的人缘是相当不错的。
　　我爸无论坐、立、行，一副典型黄埔军人的风度。我哥两岁时右膝盖因跌倒损伤没有及时发现，成了跛足，我爸就把继承家业的希望全寄托在我的身上。因此对我，就把我当一个小兵来训练，坐姿、行姿、立姿都要求与他一模一样。吃饭时，两肘必须夹着两肋，稍有分开，就会一筷子劈过来；嘴里不许发出吧嗒、吧嗒的响声；掉到桌上或地下的饭粒，必须捡起来吃掉；夹菜筷子不许在碗里翻抄。更绝的是时间不许超过十分钟，过了就把碗一夺，这餐就吃不成了。为了能吃饱，我从小就养成了狼吞虎咽的习惯,形象点说，我吃饭就等于是“喝饭”。我现在有七颗牙齿先后包上了不锈钢套，全是让饭菜中的石英砂粒给崩裂的，有时候还崩的眼冒金花。
　　我家爷爷置的房子，据说是十三柱落脚的正屋有上下两进。加上两边的偏屋，总建筑面积近千平米，还有约300平米的后花园。1935年发大水，我们那条街约200多人最后都集中躲到我家前屋的屋顶上，也得亏是这200多号人的重压，才保住这幢房子，其它的全让洪水拉垮，有的还漂走了。宅基地里，砖头瓦块特多，我爸就用其中的一半约500平米左右种洋姜、南瓜、东瓜、葫芦等粗放蔬菜。另一半需要精耕的菜垅都得将砖头瓦块基本清检干净。这就成了我哥和我的专利，谁检的多，就多奖励一点好菜吃。到六岁时我就能用小桶挑水浇菜，十岁时我完全可以跟农村孩子一样，挑五六十斤担远行。我小腿短，个子长不高，属典型的“三等残废”，可能与过早地挑重担影响发育有关。
　　我妈除了与爸一样，要我负担重体力劳动外，生活上常念的紧箍咒有：“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小时穿片，长大穿绢”，“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男女相处需谨慎，一失足成千古恨”等。我大学四年，一条龙的毛巾仅用了一条，可以申请那叫什么斯的记录吧！
　　我妈、外婆、姑妈、几个表叔还有我姐姐，以及租我家房住的房客，都是故事大王，每当夏天乘凉或冬天围着火盆取暖时，总会有人兴致勃勃轮翻开讲，可以说我就是在听故事中度过了我的童年。故事内容基本上都是，不孝者、浪费粮食者会遭雷劈，作恶者定遭报应，到了阴槽地府，刀锯、磨碾、挖眼、下油锅，来生还得变猪狗。我还喜欢看丧鼓表演，鼓人用说唱形式劝人弃恶扬善尽孝道。妈妈讲的二十四孝的故事，不知听了多少遍。那时还有一种自诉罪过悔罪行乞的乞丐，背上背一块白布，上面画着或写着自己所造的各种罪孽，头顶上还用铁三角皮扎进头皮里固定，上面焊有三根小铁皮管，用来插上三根点燃的香，让人看了禁不住会起鸡皮疙瘩。嘴里还不停哭唱自己的罪孽，劝世人“千万以我为戒”。这种从反面进行教化的方式在我幼小的心灵中也产生过强烈震撼——坏事千万做不得。
　　我从小就有强烈的好奇心。七岁那年的七夕，我姐姐在讲故事时说：每到七夕夜半，躲在苦瓜棚下，可以听到牛朗、织女相互倾诉的哭声，我信以为真，到半夜就蹲在苦瓜棚下静静地等候，等了一个多时辰，除了听到蟋蟀的叫声外，就是满身被蚊虫咬的大包小盘。我气得去找姐姐算账，发现她在竹床上睡得正香，就给她的屁股一巴掌，她坐起来看见我发怒的样子，扑哧一笑：姐姐逗你，你还当真了。接着就帮我满身挠痒痒，直到把我哄地睡着。
　　旧社会的凶杀案很多，有为争水的，族群间斗殴的，家庭谋杀的、图财害命的。手段有刀剁的，锯子锯的，钉子钉的，毒杀的。在离我家约70米远的地方，有两棵四人才能合抱的大杨树，树冠可以覆盖两个篮球场，法院就把这地当验尸场。每当验尸官查验或解剖尸体时我总是跑去围观，看的时候总是吓得毛骨悚然，到了晚上尽做恶梦，惊醒后就痛下决心：“再也不去看了”。可到了下一次，又忍不住要去，又一次下决心：“只看这最后一回就真的再不看了”。就这样决心来，决心去的，一直到解放后再没有这种节目看了。不过也有收获，我后来在医学院工作，见了尸体一点都不害怕，而且不怕鬼了。
　　2、学校社会教育对我的熏陶　　从1943年我六岁启蒙到1949年小学毕业，这六年时光，只有三、四、五三个年级基本上算读完了的，一年级只读了一学期，学校就解散了，过了一年多就直升三年级，而且是复式班。六年级也只读了一半，临近解放，学校基本处于无人管理状态，老师上课就是闲聊几句走人。所以从接受系统文化教育来讲，加起来不足四年。现在我老写错别字，找客观原因，我小学的识字关就根本没过。那年头又无字词典可查，每个字都是老师一横一竖教出来的。但这六年，我也从不同渠道积累了一些文化社会知识。值得回味的，有下面六个故事：
　　1、我的第一位恩师改变了我的性格　　我小时候非常胆小，与生人说话就会脸红，有点像女孩。记得五岁那年，跟妈妈去买菜，我为了超近路，从一个鱼贩子的扁担上跳了过去，那贩子拉着我骂道：“你这个小娼妇，怎么连这点规矩都不懂，你娘怎么不把你屙到茅厕（即厕所）里！今天不赔老子的扁担算是搞不成”。我妈是从来不说脏话的人，这下也被激怒了，对着我说：“小哥儿，跟老子对着这个老杂种的鱼篮子洒把尿，让他的狗眼见识见识”。这鱼贩子一听，知道搞错拐了，赶忙挑起篮子就跑，口里还在不服气地说，算老子今天起早了，撞到鬼了。惹得周围卖菜的人哈哈大笑。
　　我读三年级时，国文老师叫赵振琼，是一位退伍女军官，与我妈妈年龄相仿，她身材高大，蛾眉大眼，唇红齿白，可惜脸上还留有几颗麻子。说话、走路，一副典型的军人派头。澧县每年四月四日的儿童节，教育局都要组织全城小学生的演讲比赛，当时的主题大都是围绕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在比赛前一个星期的一天，赵老师在下课前突然宣布：“同学们，今年儿童节我校需要派一名同学参加全城的演讲竞赛，愿意参加的请举手。”当时除我一人外，其它同学全都举起手。赵老师眼神一扫，叫道：“杨光兴，你为什么不举手？”我答：“我怕！”，她问：“你怕什么？”我答“我不会讲话。”“啊？你不会讲话，你是哑巴吗？我决定，这次的比赛，就归你了！”这不由分说的命令一下，立刻吓得我裤脚里流出水来。然后耳朵被她拎着，边滴水，边跟她进了办公室。&
　　她把已写好的讲稿往我面前一摊，说“两天内背熟，背不熟小心挨揍！”放学后我向妈妈申诉：赵老师硬要我参加今年的演讲竞赛，我奈不何讲咋办？妈妈斥责道“没出息的东西，老师抬举你，还不知好歹，讲不会就去死了算了。”姐姐见状，连忙解围拉着我说：“小哥，不要怕，我告诉你怎么讲。”经过姐姐一星期的调教，我逐渐进入角色。加上稿中有谴责日寇罪行的内容，这对我来说是感同身受。正式比赛中，我慷慨激昂地表演，打动了评判员，意外地得了亚军。颁奖仪式后还带着小红花在洋鼓洋号的伴奏下在正街上兜了一圈，街道两旁出来不少看热闹的市民，有人还打听，这是谁家的孩子今年点了状元、榜眼、探花？回校后赵老师情不自禁地先把我抱起来亲了一口，全校的老师同学列队鼓掌，用羡慕的眼光迎接我，当时内心的那个得意劲和爽劲真不知如何发泄，只乐得在操场上不停地打了十几个翻岔。自此以后，我完全变成了另一个人，上课不管会与不会，总是抢着举手，见人就想显摆自己一番。自此就落下了一个好出风头的毛病，并且还是人来疯，人越多，越来劲。
　　2、“毛铁匠”逼我学会快速背课文　　1946年我转到离我家更近一点的弘毅小学读四年级。国文老师叫马旭，他小眉、小眼、小个子，看起来人挺斯文的，但管教手段却是最严酷的一个老师。他见我们都不会写作文，就要求我们背初中范文。以前课本每篇最多几十个字，现在一下增加到上千字，规定三天背一篇。到第三天就开始验收，第一次不过关，打手心，我们取名“竹笋炒肉”，这对小学生来说是家常便饭。第二次不过关罚跪，我们叫“告碓桩”，比较严重，但也不算丢人。第三次不过关的就扒在长板凳上打屁股，我们称为“摆肉案”。这第三级就是一种人格羞辱。我小时候虚荣心很强，妈妈总是强调要注意自己身份，以为自己是什么大户人家出身，周围还有些人叫我“杨二少爷”。如果我被老师罚跪，那就是辱门败户，回家就得再挨一顿打。我不敢违反这个家规，所以我也从来很听老师的话，还没被罚过跪。
　　这么长的范文，要想三天内背熟，的确很难做到。班上除我一人外个个都有过过告碓桩，三分之一的人还摆过肉案，所以学生给马老师取绰号“毛铁匠”。但男生们并不恨他，因为他连女生的屁股都敢打，这在解放前还是独例。男生们只要看到女生也被打，且女生害羞，看见她们扒在板凳上扭来扭去的窘样，心里会得到一种额外地补赏和满足，自己的疼痛，早就抛到九霄云外去了。我为了不罚跪，就拼命琢磨逐段记忆的快速记忆法，并且加夜班背，背不出来就不睡觉，从中练出了能快速记忆的本领。由此观之，人总是先置于死地而后生的。
　　3、民间艺人是我的启蒙老师　　每年过大年，各路民间艺人，打莲花落的，唱渔鼓的，吹哨呐的，就会轮番登门献艺，领取赏钱。我最好奇、最不可思议的是，莲花落艺人，为什么对口词出来得这么快？于是我就尾随在一位让我听得最起劲的艺人身后，跟着他跑了一整天，到傍晚，那艺人准备离城回家，发现我老跟在他的后面，不解地问我：“小，你老跟着我干什么？天都快黑了，快回家，不然家里人会着急的。”我说：“我想跟你学打莲花落。”那人说：“嘿，小，你什么不好学，学我们叫花子卖艺？去，赶快回去！”回家后，妈妈责问我：“这一天你都疯到那儿去了？饭都不要吃了？”我说：“跟打莲花落的师傅去学莲花落了。”老妈一听，气不打一处来，骂道：“没出息的小东西，什么不好学，偏去学当叫花子，跪下！”于是我就乖乖地跪下，口里还在重复默念这一天学到的对口词，直到半夜过后，姐姐出面解交，才让我吃了一大碗冷饭后睡觉。那年我刚进七岁，从此便爱上了编对口句，现在我偶有灵感，能哼几句打油诗，这“才气”就来源于莲花落词对我的熏陶。
　　4、当放牛娃让我与穷孩子心灵相通　　作为地主家庭，我家生活的确很不宽裕，新衣好菜只有过年才有，所以我特盼望过年。粮食也不够吃，绝不可能一年上头全吃米饭，南瓜也是我家的主粮之一。现在人们把南瓜当美食，想当年，我见到满屋堆放的南瓜就想哭。我姑妈家是无荤不开饭，没得吃了就卖田卖屋，到解放时已卖成贫农成份。我妈不愿背败家婆的坏名声，用克勤克俭守财的生活方式为杨家守财，守到解放，守了个地主成份。所以我一有机会，就溜到姑妈家去解馋。44年三月，学校刚刚开学，就听说日本人要来，又解散了。因时局不稳，我妈也乐于把我寄放到乡下去。我姑妈有一头黄牛，我爷爷还有一头水牛，是准备过年宰吃的，姑妈就让我学放这两头牛。城里“大户人家”的“小少爷”，一下混迹于赤膊条头的放牛娃群中，开始他们把我当异类，不爱理我，过了一星期，我也赤膊上阵，逐渐成为好，好朋友。他们教我如何令牛“低头”、“抬头”利索地骑上牛背，紧抱着牛的肩膀上坡，揪住牛的尾巴下坡等骑牛的技巧。还接受我参加他们玩的各种游戏。有一次他们带我下荷塘摘莲蓬，上来后一条比大拇指还粗，五寸多长本来是吸牛血的蚂蟥（放牛娃们叫它牛砣）吸在我屁股的一个未好的疱口上，有个年纪与我相仿的娃就揪着蚂蟥想帮我拉下来，怎么也拉不掉，另一个十多岁的大放牛娃立即过来说，快放手，越拉它越往里面钻的，看我的。他就对准我的屁股和蚂蟥洒尿，那蚂蟥竟乖乖地掉下来了，更神奇的是，我那个疱第二天就开始收口好了。与他们相处大半年，我玩得很开心，吃的又好，同时使我了解了他们生活很艰辛的一面，他们不仅难吃饱。在十岁以前，夏天基本上是长赤膊条头。冬天上身衣不蔽寒，常用一根稻草绳缠着保暖。脚上赤脚草鞋，冻的红肿。我虽然不能帮助他们，但从情感上对穷苦人产生了强烈的同情心。1957年，那个对我屁股洒尿的朋友，从朝鲜复员回来结婚，专门点我作他的旧式的主婚司仪。
　　5、小说戏曲让我喜欢上行侠仗义　　我家有个姓向的表叔是个票友，三天两头来我家住着，去看连台戏，七侠五义是他最爱看的本头，每次都带我去看，看多了，我也上瘾了。戏中侠客们飞檐走壁的绝技，行侠仗义、劫富济贫、惩恶扬善的豪情，令我神往。我常幻想，我要是一个侠客该多好，手持一柄青锋剑，在天上飞来飞去，见着人间不平事，就吃我一剑该有多爽！有一次我摸仿侠客飞天的动作，身披一块长破布，手执一柄木剑，从我家后园一棵桃树腰上跳下来，结果树枝把我的鞋挂了一下，让我栽了个嘴啃泥，鼻子也碰出血来了，下巴顿时肿了起来。我不敢告诉大人，偷偷地用爸爸种的甜三七叶子揉了几个小时，才把肿块基本上揉消了，只留下一小块青癍。我这辈子爱打抱不平，且常因此引火烧身，可能就是受这种熏陶留下来的后遗症吧。
　　6、爱国主义教育让我产生英雄崇拜　　解放前，中小学无论规模大小，除周一外，每天都有升旗仪式，边升边唱中华民国国歌（原为国民党党歌）：　　“三民主义,吾党所宗,以建民国,以进大同。 咨尔多士,为民前锋;夙夜匪懈,主义是从。 矢勤矢勇,必信必忠;一心一德,贯彻始终”。规定，只要这歌声响起，无论你在什么地方，必须原地肃立，注视国旗冉冉上升。在队列中的师生，都会自觉高唱，而且都会有热血沸腾的感觉，我至今仍能熟练唱出。哪像现在学校的升旗，简直目不忍睹。不客气地说，在这点上，共产党没有国民党做得好。下午降旗改唱放学歌，我只记得最后几句是：明朝会，好朋友，愿大家去离吧，再会。唱到“去离吧”时，前面的一位学生要向后转，唱“再会”时相对两名学生要互相鞠一躬，然后按路队走出校门。爱搞恶作剧的男生，往往把“去离吧”改成“抠泥巴”，然后互相往对方脸上一抹，但若被老师发现，那就会送你一顿“竹笋炒肉”当晚餐了。
　　周一早晨要开周会，先是集体朗诵国父遗嘱：　　“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 　　现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务须依照余所著《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继续努力，以求贯彻。最近主张开国民会议及废除不平等条约，尤须于最短期间促其实现。是所至嘱！”这篇遗嘱我现在也能较熟练背出。
　　然后由校长或训育主任，从古代苏武、岳飞、文天祥、戚继光到近代以国民革命中的先驱人物如黄花岗72烈士，首义烈士、抗战烈士的英雄事迹鼓励学生，从小树立报国之志，长大当国家栋梁之材的主题演讲。这些富有激情的演说，往往能把学生们激发得咬牙切齿、摩拳擦掌，发誓将来一定要做个民族英雄。对我这个有当亡国奴体验的儿童来说，很容易受到感染，崇拜英雄，进而立下了报国之志。在我而后的生涯中，不管自己身处何景，我总是会把国家民族利益放在首位，其根亦生于此。
　　7、地下党工，让我首次知道，中国还有个共产党　　1949年4月，离澧县解放还差两个月，我在澧县中心小学读六年级。这时老师都不认真上课了。忽然有一天，学校来了一对非常洋气的夫妻，大约都是三十来岁。男的姓高，个子足有一米八，油亮的头发，浓眉大眼，高鼻梁，白里透红的脸庞，用现在的话来描述，“简直是帅呆了”，一套笔挺的银灰色西装，脚登一双明光铮亮的黄色尖头皮鞋，系一条鲜艳的蓝色领带，走起路来身架笔直，脚下咯噔，用现在的话来描述，“简直是酷毙了”。这位高老师用讲故事的形式给我们上了两节课。他从抗战胜利，讲到国共和谈，内战暴发，战局扭转，国府财力耗尽，只得开足马力印金园券，但这种纸币没有黄金作背景，所以一出笼就成了废纸。现在共军已完全控制长江以北了。
　　7、地下党工，让我首次知道，中国还有个共产党　　1949年4月，离澧县解放还差两个月，我在澧县中心小学读六年级。这时老师都不认真上课了。忽然有一天，学校来了一对非常洋气的夫妻，大约都是三十来岁。男的姓高，个子足有一米八，油亮的头发，浓眉大眼，高鼻梁，白里透红的脸庞，用现在的话来描述，“简直是帅呆了”，一套笔挺的银灰色西装，脚登一双明光铮亮的黄色尖头皮鞋，系一条鲜艳的蓝色领带，走起路来身架笔直，脚下咯噔，用现在的话来描述，“简直是酷毙了”。这位高老师用讲故事的形式给我们上了两节课。他从抗战胜利，讲到国共和谈，内战暴发，战局扭转，国府财力耗尽，只得开足马力印金园券，但这种纸币没有黄金作背景，所以一出笼就成了废纸。现在共军已完全控制长江以北了。
　　听到这些讲解，我们既感到新鲜，原来中国还有两个互为敌对的政党，但他们又联合起来打垮了日本鬼子。又感到惊奇，共产党是个什么样的政党？怎么会这么快占领大半个中国？它对老百姓的政策怎样？什么时候会打到澧县来？对学生们问的这些问题，显然他还不敢正面回答。就换了一种说法：大家不要着急，这共产党打仗虽然厉害，但他们搞经济也未必在行。他们占领了这么大一片国土，要消化它更不容易，我看暂时一下子是打不到澧县来的。&
　　他的夫人姓董，样子就像电影里解放前上海的歌星，她眉清目秀，樱桃小口烫发，胭脂口红，格外显眼。穿一身高开岔的紧身花旗袍，将女性的柔美，勾画得淋漓尽致。脚踏红色高跟鞋，满身脂粉香气，十米外就能闻到。用现在的话来说，是性感异常。她给我们上音乐课，边弹风琴边教我们唱“团结就是力量”、“古怪歌”、“渔光曲”等在国统区不易听到的歌曲。学生们跟着这个大美人学唱，大家一学就会，用现在的话来说，其教学效果是倍儿棒。
　　解放后，我们首先发现，教我们跳秧歌舞的大美人，原来就是逗人喜欢的董老师，她是县团委会的董书记。后来在一次公审大会上，发现宣读罪状的法院院长，就是那位酷毙了的高老师。不同的是，两人都脱去了时装，换上了用灰色土布做的干部装。　　从1942年我五岁时举家回到澧县，到1949年我12岁时澧县解放，我从家庭、学校、社会三方面所受到的熏陶，给我置下的做人信仰，归纳起来，就是孝、悌、忠、信、知恩图报八个大字。且在我这辈子做人做事的过程中，实践了这八个大字。
　　五、中学时代的故事（）　　1、我终于成了中学生　　按照我家的经济条件，我小学读完后，已经无力支撑我去念中学，妈妈打算让我去当学徒。1949年澧县刚解放时，很多有钱人家的孩子都不敢上学了。开学后，澧县一所公立，一所私立学校都招不到生。政府马上采取两项措施，一是不收学杂费，二是动员师生开展劝学运动。我第一学期在澧县中学报了名，班上也有40多名学生，其中有几个捣鬼的学生在堂上经常向老师发难，动不动就说：“都解放了，还归你管吗？”这时老师都是人民政府临时收容的旧教师，碰到这种钉子，也不敢理直气壮地管，所以只能混日子。到学期结束后，政府把全地区的中小学老师，都集中到常德一中进行思想改造，摸清每人的个人、家庭背景、对国共两党和人民政府的态度、个人意愿、业务水平等。对审查合格的，正式聘为能为“党和人民的教育事业”服务的“人民教师”。在改造过程中，曾传出许多笑话。我听班主任说，有一名教小学的国文教师在填写履历表时，被“爱人的政治面貌”一栏，该怎样填写难住了。心想，共产党怎么连的样子都要管？不如实填吧，落个态度不老实，饭碗就掉了。老实填吧，岂不是家丑外扬？权衡再三，还是饭碗要紧，便硬着头皮填上了“政治尚可，面目麻子”。被当作典型在大会上宣讲，使当时本来很紧张的大会，一下子开了锅，个个笑得前仰后合，传为佳话。
　　2、我当上了新中国第一代少先队大队长　　1950年，通过思想改造，各校教师队伍基本稳定下来，学校开始进入正常运转状态，于是县团委就开始在各校组建共青团和少先队组织。这年我从公立的澧县中学，转入离家很近的“湖南九澧联中”，它原是由湖南澧水流域的九个县的富商们捐资办的一所私立完中，解放后政府接管，也成了公立学校。因此县团委就选择联中首先作试点，由那位大美人董书记亲临指导。高中部建团支部，初中部建少先队。辅导员刘老师是一位和蔼可亲、上音乐课的女教师，她先开了一个适龄少年的动员大会，宣讲中国少儿先锋队的章程。然后又凭她的直觉，挑了十来个同学开小会，各人谈学习心得。也许我曾有个几次演讲经历的关系，当场就宣布我为全镇少儿先锋总队的大队长。这意外喜讯又让我兴奋得屁颠屁颠了好一阵子。因为我当上的可是新中国第一代红领巾的总大队长啊！我这个国民党的后裔在旧社会吃尽了当亡国奴和兵荒马乱的苦头，没得到国民党什么好。新中国成立不到一年，我不仅能上中学，而且又给了我出风头显摆自己的好机会，我不知不觉从怀疑到喜欢上了共产党。
　　这场运动下来，基层政权得到了巩固。接下来就是禁烟、禁娼、清理一贯道等反动会道门、三反、五反、土改、抗美援朝等运动，经历这些运动后，社会秩序空前良好，黄、赌、毒完全绝迹。中国几千年来的匪患、百多年的毒患，不到三年便一扫而光。特别是在那百废待兴困难的条件下，毛主席毅然决定派出志愿军抗美援朝，几十万中华儿女在彭总统帅下，雄纠纠、气昂昂地跨过鸭绿江，打败了美国野心狼，迫使克拉克将军，在没有打赢的停战书上签字。作为中国人第一次感到自己不再是东亚病夫，终于能扬眉吐气了,其兴奋的感觉，不亚于日本鬼子投降。这时人们不得不从内心里高呼：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我也从“喜欢上共产党”的级别，上升到相信“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的层次。至今还有不少人，仍在留恋当时的社会秩序与风气呢。
　　为了配合这些运动，共产党很会利用学校这个工具。初中三年，我们一半以上的时间都在配合运动作宣传。高中生几乎成了专业的文工团，他们常演出“白毛女”、“赤叶荷”、“孟姜女”、“小二黑结婚”、“李双喜”等大型话剧、歌剧。初中生就以少先队为主，上街扭秧歌、演活报剧、或用喇叭筒作街头演讲宣传。我是总大队长，每次活动我都得完成辅导员刘老师布置的各项任务。从这些活动中我的编写莲花落快板和组织指挥能力自然也得到了锻炼和提高。
　　4、读小人书，让我更深地崇拜革命英雄　　由于活动多于学习，更无作业可做。我就跑到图书馆和县文化馆去借小人书来打发时间。内容主要是苏联卫国战争英雄的故事，如丹娘等；红军长征、地下党人、八路军、新四军抗日的英雄故事，如狼牙山五壮士；解放战争、抗美援朝的英雄如董存瑞、黄继光、丘少云、杨根思、张积惠等英、烈的故事。我看起来，可谓“忘寝废餐”，扒一口饭，读几页，碗空了也不知道添饭，继续扒空碗，咬筷子头。有时被妈妈撞见，取笑地问：什么故事这么引人入胜？饭都不知道添了！我会感慨地说：这些英雄真伟大，真了不起。我将来也要当他们这样的英雄。
　　5、整顿教育，学校回归以教学为主的正道　　经过几大政治运动，人民政权得到巩固，国家把重点逐渐转移到加速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上来。搞建设，就需要大批专业人材。从1952年起，为了增强教育、教学的实力，国家对大、中、小三级学校进行合并调整，使我国各级教育出现了新兴向荣的局面。如国立武汉大学的工、理、农、医、文、艺六个学院，与其它院校合并组建成华工、华农、同济、水电、测绘等学院。留下文、理与湖南大学合并成新的武汉大学，由国共一大代表李达先生担任校长。我县的九澧联中与临澧县的省立十四中合并成“澧江中学”，选址在澧县北门天主堂，后很快改为“澧县一中”至今。合并后的教师阵容非常强大，我们的老师大都来自清华、燕京、中央、辅仁等知名大学。学历最低的就是我的班主任堵祖伦老师，他是湖南大学大三学生，因要养家糊口，提前就业。
　　初中三年主要实施“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方针，所学文化知识甚少。1952年进入高中，映入眼帘的口号就是：“学好本领，建设祖国，锻炼身体，保卫祖国”八个大字。学校每天早晨半小时、下午第四节一小时的体育锻炼活动。体育老师姓肖，是一位非常专业，精力充沛约四十岁左右的高个子老师。上体育课严然一副军训教官的仪态。每节课从集合、准备活动、授新课，到整理活动下课，四个环节，一丝不苟。当时国家学苏联体制，对大中学生，提出了“准备劳动与卫国”简称“劳卫制”一级与二级锻炼标准。每个田径项目都有明细的达标数据。高中生达不到一级标准，是拿不到毕业证的，也没有参加高考的资格。于是每个同学都要早晚活动，甚至下晚自息后的时间也在向标准冲刺。我个子小，小腿又短，体重到毕业时才85斤。跑和跳不是我的强项，勉强可达一级。但单双杠、跳箱、平衡木，爬杠等却成了我的拿手好戏。有同学夸我“比猴还精”。现在我七十有七，体重150斤，每天早晨还能拉十来个引体向上，撑四十多个标准俯卧撑，其功底就是这时候打下的。后来我在多宝中学敢冒充体育老师，训练体育代表队，其根基也是这时候立下的。
　　我的物理老师李传纯先生，是清华机械系高才生。因为国共和谈时，当志愿者为美军顾问当过翻译，由于这一问题，1957年划成右派，文革又当特务抓起来劳改十年。他讲课慢条斯理，声调高低起伏，逻辑上环环入扣，眼神里透射出睿智，严然一副学者风度。能当他的学生，真是三生有幸。可惜命运坎坷，浪费一介高才。1996年八月，我在准备去广东之前，在妹妹光敏陪同下，专程到湖南津市盐矿他孩子家去探望他老人家。我道：“李老师，作为您的不才学生，您的音容笑貌一直印在我的脑海中，我也算当了一辈子老师了，始终把您当作我学习的楷模。您的教学技巧可以说已经溶化在我的血液中。我知道，您老人家多年来受苦了，今天我特来向您表达感恩之情！”李老师伸出他那青筋突起的双手，拉着我，眼泪一下夺框而出，向我一一倾诉他自反右以来的种种遭遇。听得我忍不住陪他老人家一起流泪。最后他又话锋一转，自我安慰地说：“好在我能活到今天，亲眼目睹了改革开放带来的好时光，我十分感激小平同志。与国家所受的灾难相比，我们小老百姓受这点罪也算不得什么。今天你和你妹妹专门来看我，我感到很欣慰，我已经很知足了”。两个月后，妹妹电话告知我：“李老师过世了！”听到此讯，我不觉心头一紧，但又找到一分安慰，我终于在不久前见了他老人家最后一面。
　　我的化学老师甘家惠先生，江苏人。他不仅讲课有魅力，而且还为学生开设了分组实验，每台六至七人，。我在初中就喜欢巴结化学老师，每次下课后我就抢着帮他提仪器篮子，送到他的房里。目的就是：“老师，能不能让我再实验一下？”那位喜欢穿长衫的老师也特好说话：“想做就做吧，注意别伤着手，有味的东西，拿到外面去做，别把我的房间搞臭了”。甘老师见我比其它同学胆大，也比较熟练，总让我帮他做示范演示，帮助有些不敢动手的组动手做起来。所以甘老师一讲课我就能马上记住，不用再做书面作业。考试我不复习，也能打90分以上，甚至满分。
　　我校的高中老师，无论主科、副科，每人都很敬业，教学内容充实。因此高中三年使我在知识储备上得到前所未有的充实。在1955年的全国高考中，澧县一中荣获湖南全省第一，全年级八个班、400人，除了几个有早恋行为，和不太服管教的同学外，全部考上大学。就连我班有个五科不及格的大龄女生也考上了武汉大学图书管学系。为此，湖南省教育厅，奖励母校几大箱仪器、图书和很多体育设备。在澧县一中的校史上，也把这“五五届”当作办学的骄傲和代表作品，在百年校庆展上，专门为本届开辟了一间教室做陈列室，其中也有我的简介和证书。
　　6、美术老师让我迷上了绘画　　教英语的马老师，兼教美术课，由于当时人们普遍存在崇苏仇美的的政治倾向，认为英语无用，俄语吃香。上英语课班级的学生，总是羡慕上俄语课的班级。再加上俄语的字母即是音标，读起来方便。不像英语完全靠老师教读，过一天就忘了一多半，所以都不愿下功夫学，巴不得早一天换成俄语。甚至在有些学生看来，马老师就是个假洋鬼子。面对不愿学的学生，他是一脸无奈。当他发现我上美术课非常专心后，仿佛找到了知音，常把我带回家中手把手教我画炭精画。经过一年的训练，我已能较熟练地临摩出列宁、斯大林、毛主席的肖像画。地理、老师见我会画，又常把我拉去画地图、人物和场面。
　　那时每班每月都要开一次晚会，一般是演独慕话剧为主。由于我能画，还会简单木工，所以制作简单道具和布景就成了我的专利。在班上我被认为是“多才多艺”，业余爱好最多的一名学生。正所谓艺多不养家，我的学习总成绩就是个中不溜鳅。比起在初中，我总是第一很少居第二名，妈妈说我是“三分钱的猪娃，就一张嘴，越学越天诛了”。特别是数学，很少考过80分。其实我还挺自信，在初中，全班只有17人，全是澧县学生，而且半数已婚。现在的同学来自澧水九个县市，全班五十人，我能保持中等就算不错了，何况我还有化学、地理两科经常全班第一呢。
　　7、改变我人生轨迹的第二位恩师堵祖伦先生　　堵老师是我的老师中长得最帅气的一位，他仅比我年长十岁，我站在他面前，脑门顶只能平他的肩膀。一头浓密的黑发，粗壮的剑眉，高高的颧骨，大大的嘴唇，白里透红的皮肤，炯炯有神的一双大眼往人群中一扫，就显得一脸英气。朝你一看，似乎能看透你的五脏六腑。他喜欢穿长衫，又显得一身充满文气。在黑板上刷刷几下，笔笔钢劲有力，入木三分，每个字都可以算是一幅优美的书法作品，给人以美的享受。讲起课来是字字铿锵有力，句句抑扬顿挫。听他讲课，无论怎样疲劳，都不会打瞌睡。堵老师的教学，相当前卫，五十年代初，他就与众不同地采取以自学为主的教学模式。一篇新课文，无论是古（文）还是现代文，他一般都是采取：先个人自学－小组讨论－推举发言人－全班发言－互相评论－学生小结－老师总结的程序进行。他很欣赏我的口头表达能力和在鸡蛋里面挑骨头的剖析能力，因此学生小结这一环，大都把这个机会安排给我。最后他三言两语对我的小结发言做一个评论，这篇课文就算上完了。通过他三年中对我的栽培磨炼，使我的思辨能力和表达能力产生了一个质的飞跃。这也是我在以后的各种辩论场合中难得遇到对手的原因所在。
　　有一种课是我们学生无能为力的，那就是讲爱情小说。当时课文中有一篇青年作家刘绍棠写的《青枝绿叶》，讲的是农村青年在劳动中互相爱上的故事。文中有很多心理活动描写和肢体语言的描述。当时的学生都还没有恋爱的经历，纷纷表示：看是看得懂，但奈不何讲，要求堵老师亲自讲授。于是老师就像说评书一样的边讲边表演，直听得人人眉飞色舞，个个心中火烧火燎。可以说是令同学们生平第一次享受了一场视觉与听觉的盛宴。在期末的评教中，我的评语是“善讲爱情小说”，老师看了后质问我，“杨光兴，你这是在夸我还是损我？”。我辩解说，老师，我真的是在夸您，您讲得的确太精彩了。他哈哈一笑说：这还差不多，算我没白培养你。
　　但我也做了一件很对不起堵老师的蠢事。我们班上的文娱委员，眼睛小，心眼更小。他爱上了班上年纪最大的一名女生。这位女生比我大三岁，很开放，又能干，成绩还冒尖。她妈和我妈是同学，平常就喜欢把我当小弟收拾。经常会在大众场合无缘无故地把我的耳朵揪一下，脸蛋捏一下，还喊一声“小天真”。我则回报把她的长辫子扯一下，或在她辫子上插一根狗尾巴草随辫晃来晃去，让别人笑话她。当她发现后就会捏着拳头，咬着牙齿，做出要狠揍我的样子，但从来也没真揍过我。那委员不知我俩情同手足的关系，看到我俩这股亲热劲，心里不是滋味，就去向老师告阴状，说我“调戏女生”。因为这委员是老师的爱将，就相信了他的话，在班上将我劈头盖脑地训了一餐。我认为自己受了奇耻大辱，遭了不白之冤，心中也是怒火中烧。正好当天下午的作文题自我命题，我就以“如此人民教师”为题，把他也攻击了一通，说他偏听偏信，不配当一个人民教师。晚自息时，教导主任找我去谈话，问明原因后也没有责罚我，只是说，你的方式方法不对，受了委屈可以向老师申诉嘛，你现在应当去向老师说清楚。教导主任一番轻言慢语打动了我，我立即去到堵老师房间，进门我就先鞠一躬，然后说：老师，我错了，我对不起您。老师见我道歉，气顿时消了一大半，就问我和那女生是什么关系？我原原本本地陈述了一遍，只见他不时点头，似乎一切都明白了。自语了一句：“嘿，这小子添盐加醋，糊弄了我”。然后对我说：我也不够冷静，错批你了，明天我到班上跟你平反。你把本子拿回去，重新写一篇交来。
　　在高考填写升学志愿时，他指导我说，你不要填武汉大学，最好填华中师范。我问为什么？他说：你爱好广泛，口才又好，是块当教师的好料。我说我的志向是科学报国，我要当科学家。他笑了笑，那就你自已拿主意吧。1963年当命运安排我当上了一名农村中学教师后，自己感触良多。于1964年暑期，我专程到湖南常德九中找到了他，告诉他：我现在也是一名初中教师了。他一听就说，欢迎、欢迎，欢迎我的新同行。我早就说过你是块教书的好材料，怎么样？服不服?我调皮地回答：这真是孙猴儿跳不出如来佛掌心，请师傅接受徒儿一拜。那里，那里!今后有机会常来，我们互相切磋。1987年他以常德市教研室主任身分带领各科教研员来天门中学取经，特地安排数、理、化、生四科老师同时听我讲课。课后，来听课的老师向他汇报：您的这个徒弟，讲课风格很有点像您，不仅仪态潇洒，说话滴水不漏，而且步步进逼，使学生始终保持兴奋状态，效果确是很好。听后他满意地对几位老师说，我早就看出他是块好料，这回开眼界了吧，好好向人家学习。当年他五十大寿，我早就为他准备好了寿礼。一幅松鹤中堂，一对请书法家张德善老师用欧体撰写的嵌字寿联：“祖封彭城八百寿；伦字天涯乐无疆”。在为他们送行的宴席上当众展开，面对这意外惊喜，老师一人干了一瓶五粮液。以后我每过三年就专门去拜访他一次。他总是对我说，光兴，你送的这幅寿礼，这里的头儿们虽家家都比我阔气，什么电器音响都有，但都很羡慕我，称我是“最富有的人”，他们都没有福气享受这种拿钱买不来的礼物。2007年，老人家满八十岁时仙逝。
　　8、《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令我确定了人生坐标　　中学六年，我不仅逐渐认识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道理，特别是那些战斗　　英雄们，劳动模范们，个个都是共产党员，他们对党和国家无比赤诚，在战斗中总是把生的希望留给别人。劳模们在建设岗位上的无私奉献精神，党员干部们吃苦在前享乐在后的带头作风，使我牢牢建立了共产党人，就是人类的杰出代表。能加入共产党，就是人生最大的光荣。我暗下决心，一定要积极争取进步，努力把自己锻炼成一个合格的、光荣的共产党员。在这种目标的驱驶下，《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无疑给我们这代人提供了充足的精神食粮。共产党人，之所以不怕抛头颅、洒热血，更不怕千辛万苦，其动力就源自于都有一个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信仰。那么这信仰的内涵到底是什么呢？我从作者奥斯特洛夫斯基的下列名言中找到诠释：“人生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属于人只有一次。一个人的生命应当这样度过：当他回忆往事的时候，他不致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致因碌碌无为而羞愧；在临死的时候，他能够说：‘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已献给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对我来说，不仅受信仰力量的驱驶，还存在一种感恩心灵的驱驶。如果不解放，我连初中都上不成，现在我还成了一名比较合格的高中生。这全靠人民的奶汁养育了我。我的大学梦、科学报国梦指日可待。从这时起，我就给我这一辈子立下了两条做人的座佑铭：“绝不虚度年华”，“绝不碌碌无为”。现在我也可以毫无愧色地说，我用这两条标准，贯彻了我从1959年大学毕业，到2014年彻底退休的始终。六、五味杂陈的大学经历（）　　1、乡巴佬进城，洋相出尽，见啥都感新奇　　1955年8月，我收到来自武汉大学化学系的录取通知书。邻居们知道，纷纷向我妈妈道喜：这是你们祖上有德，终于出了个“太学生”。同一条街上，还有一个辈份比我低一辈的杨祖发同学，读小一小三时我们都在一个班，高中我在五班，他在八班。他被湖南农业机械学院录取。可这条街上的老人们，硬说他不如我，理由很可笑，武汉比长沙远，肯定是越远越高级；我是大学，他是学院，大学肯定比学院高级；我是化学系，将来当科学家，他是机械系，而且带个农字，将来就是个打铁的。弄得他爸（我管他叫哥），感到很霉气。我姆妈听到喜讯，把她当时仅有的一点粮食请人挑到粮站卖了15元钱给我当路费。
　　我与一位郭姓，一位王姓同学作伴，从津市乘船经两天一夜到达长沙码头。上坡后一路打听，走了两个多小时才找到火车站。进站后，先买了到武汉的慢车票。郭同学说，我们第一次出门，事事都要小心点，现在我们去看看“旅客须知”。我们三人站到须知牌前，仔细逐条阅读，当读到每人免费自带的行李不得超过20公斤时，他感到自己两麻袋京广杂货，肯定超重，而我和王同学的都不重。于是他提议：我们三人合起来称，如果不超过60公斤，就不需要交超重费。我俩当然同意，我们就到过磅房前把三人的行李放在磅称上一称，才48公斤，我们一喜，提起包裹就走。没想到值班员大叫，“回来、回来，东西不能自己拿，你们还没付钱啦，一块六毛钱”。郭同学急了，“我们没有超重，凭什么要交钱？”，“我这里有一斤算一斤，没有什么超重不超重的！”郭：“可牌子上明明写的每人可以免费带20公斤，我们不知道是否超重，才到你这里来称一下的，怎么称一下就要一块六毛钱？”值班员这下才算明白过来了，原来站在面前的三个傻B，肯定是初次出门。便解释道：自带的行李从来就没有人来称过，我这里是办托运的，现在我的票已开出了，又不能作废，这样吧，作退办托运处理，每人交一角钱的手续费。郭说：这祸是我撞的，三角钱归我出。三人相视一笑，心想，出门就闹笑话，全是老实惹的祸，自嘲：三个活乡巴佬！
　　到了武大，化学系迎新组把我安排在法学院二楼一个教室暂住。交待学校正在抓胡风分子，不要随便走动。我要找厕所，楼上楼下找了几遍，没有“厕所”字样，只有“盥洗室”，而且这个盥字我从来没见过。急得没法了，看看周围无人，硬撞了进去，才晓得原来这就是厕所。赶快找了一个就近便池，劈里吧啦，一泄而空。舒服之余，又犯难了，这粪便怎样处理呢？心想是不是要找个什么瓢、碗之类的东西，接水冲洗吧？找来找去，也没有哇。忽然抬头发现，墙壁还挂有一个铁箱子，下面用绳子系着一根铁棍棍，我试着将铁棍往下一拉，哐啷一声巨响，吓得转身就跑，以为又撞祸了。跑了几步回头看，发现水声渐小，便池已冲得干干净净，啊，原来这是一个放水的机关。于是我将每个水箱的棍棍都拉了一遍，哐啷、哐啷之余，很有一种过瘾的感觉：这玩艺儿真新鲜！
　　还有一个笑话，我和来自湖南湘乡县的罗继光同学，到武大供销一条街上去玩，看见水果摊上的香蕉5分钱一根，我俩都没见过这种水果，两人揍了五分钱买了一支。拿到手上犯愁了，这皮应当从哪头拨起呢？总不能带皮吃吧！商量后决定，一人夹着一头往中间剝，刚快接近中点，香蕉肉一溜，掉到地上了。两人真有点哭笑不得，不要了吧，可是五分钱啦！而且那诱人的香味从未闻到过呀，吃下去吧，上面已粘上不少灰尘。犹豫一会，决定还是检起来一人一半，连灰带香蕉肉，彻底地吞下去了。
　　开学后，更是一个稀奇接着一个新奇。每上完两节课，就抢着到下一个专业教室去占坐位。宽敞明亮的实验室，用的是系里煤气厂提供煤气灯加热，三至五秒不能将火焰调成纯蓝，就会遭到小老师的“蠢猪”、“笨蛋”地厉声呵斥。镀金的天平砝码每人一合自己锁着，不与别人共用。宫殿式的图书馆，排队迟了一步就抢不到好坐位。一角钱一张的电影票，看四个周末，每场少则两部，最多放到四部。苍翠的珞珈山色，碧蓝的东湖秀水，掩映着错落有致的古典与现代交汇的建筑群，我从未见过这样山水相依的秀丽景色，这不就是人间天堂嘛！于是入学头一个月，就是不停地写信给在其它高校的同学，吹嘘自己现在是何等的得意、何等幸福，令多数同学羡慕不已。
　　2、师姐师兄们关心，令我倍感人间　　入学三天，我就开始发烧，睡在地铺上，也不去食堂吃饭。接待组一位高年级女生发现，把我额头一摸说：好烫！问我想吃什么？我说什么都不想吃，只想睡。师姐安慰我：“别着急，我去去就来”。过了一个小时，她端了一大碗粥，上面放着一块红方腐乳，一个大头菜，还有一袋管三天的退烧药。第二天她又来看我，见我的精神好了很多了，叫我把衣服脱下来拿去洗，直到只剩一条短裤头了，我不好意思再脱，她却很大方地说，你就当我是你姐，没关系，我转过身去，你快点换下来吧。临走还叮嘱一句，外面风大，暂时不要急着出去。后来偶尔在路上相遇，也只是点头笑笑，我一直不知道她叫什么名字。一月后，我又高烧到40度，出现发狂症状。同寝室的调干生陈建秋同学，右腿在朝鲜负重伤，后半部肌肉被美机机枪子弹全部扫去，平时走路就一跛一跛的。他见我病情严重，就拉了三位同学，用一张很沉的单人木床，把我从黄字斋一路抬下抬上，抬到足有三里开外的学校医院抢救，直抬得每人手上都打起了大水泡。这种同学间的关怀，令我心中感到无比，又感慨原来人世间还有这么无私的大爱！不用说，社会主义就是好。
　　3、回民小灶，让我享受特高的生活待遇　　病痊愈后，身体还很虚弱，味口也不太好，一个偶然的机会，发现大厨房内还设有一个全校的回民小灶。一打听，只要校办室开个证明就可入伙。校办室根据我的档案记载，给我开了入小灶的通知。这个小灶连我共有八人，专配一位四十来岁的李师傅料理。每生的月标准是12元伍角,比大灶多出三元。但李师傅将这12元伍角,完全拿来买鸡、鸭、鱼，牛、羊肉，主食、蔬菜、油盐、调料都去括大厨房的。每餐两个半荤，一个半素，再加一大盆汤，米饭直到59年毕业，也没有定过量。早餐每人固定两个牛肉大包，稀饭、面条、馒头随意添、拿。班上有同学羡慕我说“这个好吃佬的口福真好”。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大学四年天天如此的口福，是我这一生中独有的黄金时节。一学期下来，我的体重就从85斤长到110斤，堪比猪娃的长速。我一直认为，我能无病地撞过三年饥荒时期，呆牛棚时各种重体力活没把我压垮，后来又在胃癌手术后奇迹般地康复，仅一个月就重返讲台，学生们深受我这种不怕死精神的，高考竟超额完成了指标。现在还能保持令同龄人羡慕的健康状况，完全归功于这四年小灶所奠定的物质基础。
　　4、奋发学习，争取12年当上副博士　　化学系总支书记罗鸿运，是一位很有号召力的领导。在我们的入学仪式上，就号召争取在十二年内，拿到副博士学位。作为近期目标，号召各科全优。如果各科全优，就有留学苏联的机会。听到这个号召，我们951班的同学，可以说人人都在铆足劲儿向着这个目标冲刺。当时的考试形式，是采用苏联的五分制和口试。而口试相当于三堂会审，授课老师当主考官，辅导老师当培考官，还有校办室派出的一名监考官。考卷用抽签形式，抽签后准备一刻钟应试。第一轮就题论题回答完毕后，主、培考官还可视具体情况提出追问，检查对所学知识理解的宽度与深度。由于平时我就喜欢向老师追问为什么？又加上我是个人来疯，很适应这种考试形式。首次考试就得了全优。学校还发了一枚铜质的全优奖章。并且参加了学校优秀学生的集体合影。而很多同学，虽然比我学得扎实，但在众考官面前，难抑内心紧张心情，不能正常发挥造成失分。
　　5、劳卫制二级全员达标，保证为祖国健康工作四十年　　还是这位罗书记，不仅要我们争取考试全优，还硬性规定，每班每人必须定时全部达到“劳卫制二级”标准，“为祖国健康工作四十年”。命令一颁布，各班就组织全班同学对各项指标逐项进行测定。不达标的，还要一帮一的利用晚上的时间加班训练。为了鼓励士气，天天敲锣打鼓。全部学生都达标的班级，立马敲锣打鼓用大红纸向书记送喜报。尚未达标班级的三个头儿，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不得不想怪招损招来争取“满堂红”。比如我的腿由于过早负重，有点O型，百米最多能跑到13秒9，如果再加速，便会失去平衡而栽倒。我的教练同学拿我也没辙，于是就选择了一个顺风的时间，加上前面起跑偷跑一步，终点掐表的又送一步人情，终于“完成”了“13秒6”的指标，没拉951班“满堂红”的后腿。
　　我的径赛不行，但也有我的强项。我的大腿、腰腹、臂力因从小得到锻炼，比一般同学都强，被体育老师发现，要我参加校举重代表队地训练。每天早、晚各一小时。经过一年多的艰苦培训，我可挺举90公斤，达到最轻级（体重56公斤级）二级运动员标准，推举和抓举都达到三级运动员标准。在1956年学校第一届举重比赛会上，我总成绩第二名。冠军是中文系的一名叫亚当斯的黑人（他是朝鲜停战后拒绝回国的美军战俘，与另两名白人都安排在中文系当留学生），平时从不参加训练，比赛前十分钟突然跑来说要比试比试。裁判员不好拒绝，他轻而易举地连举三次，总成绩就要超过我十多公斤，我辛苦了一年多，不知经历了多少次腰酸背疼，只能屈居第二，有何办法呢？人家的肌肉板块构造，就是不一样。
　　通过这次比赛，我彻底灰心了，对着大镜子一照，简直像站在哈哈镜前。脖短、肩宽、膀大、腰园、腿粗，活脱脱怒目金刚一座。照这样练下去，将来很可能是光棍一条。于是我改学游泳，它可以使肢体匀称发展。有次老师在泳场挑选跳水运动员，我赶去凑热闹。在跳台上，几个先被选定的选手，没有一个敢往下跳，我乘机眼睛一闭，扑通一声栽了下去。反被老师第一个选中。可是经过一个多月的训练，老师把我叫到一边遗憾地对我说：“杨光兴，你的腿型不好，跳水没有培养前途。反正你还有把力气，到水上俱乐部去划舢舨吧”。听到这个裁决，我心酸了一阵子，很快就调整过来，划船不也很过瘾吗！
　　这位舢舨教练，简直是铁人一个。他本是个广仔，样子却更像非洲人。规定我们只能穿一条游泳裤，每划一浆，前倾要做到胸触大腿，后仰要做到全身笔直。最遭孽的就是两个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