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三十年学生可以开展那些活动纪念，既要大型又要有新意？急求答案。
改革开放三十年学生可以开展那些活动纪念，既要大型又要有新意？急求答案。
08-11-12 &匿名提问
组织学生开展“改革开放三十年”读书教育活动材料 本学期，随着我校“改革开放三十年”读书活动已经结束，我们班级的读书活动也告一段落。自此项读书教育活动开展以来，我门班级的读书活动开展得有声有色。首先是精心组织，精心设计，做到规范化、科学化、系列化。接着我们结合着学校开展的校园艺术节及“学生活动展示月”活动，开展了卡通阅读卡展评，优秀读书笔记展评，书签作品展评，手抄报作品展评，讲故事比赛，读书征文比赛，跳蚤书市及经典诗文诵读比赛，漫画评比等系列活动，现将本次读书活动总结如下：一、制定计划，营造读书教育氛围 。二月初为我校读书活动的宣传发动阶段。学校召开了读书教育活动工作布置会，进行工作布置。同时利用国旗下讲话时间进行读书节暨读书教育活动启动仪式。在仪式上，分管领导向全体师生宣讲了此次读书教育活动的意义，在活动形式上，要求各班级结合班队会活动，配合宣传栏、墙报、板报等形式，组织开展集知识性、趣味性和教育性于一体的有新鲜感、有吸引力的活动。鼓励全体学生积极参与到“改革开放三十年”读书教育活动中来。我们班级主要通过板报、班队课等途径，进行了大力宣传动员，让学生体会到此次读书活动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二、建立健全读书活动的相关制度。为保证此次读书活动不留于形式，使学生真正受到教育，我们班建立健全了相关的读书活动制度。例如我们班建立“我读书，我快乐”图书角，学生在图书角不仅看到“改革开放三十年”相关图书，还可以看到其他的爱国主义教育书籍及我们的校本阅读书籍：丰富多彩的成语故事。我们班挑选了一名图书管理员，登记每人借阅图书的次数和本数，比一比谁看的本数最多，谁的收获最大，班级还评出了读书小明星。我们还建立了阅读卡片，让家长督促填写孩子在家里的阅读情况，还开展了“温馨读书家庭”评选活动。经评选，毕成宇家里藏书多，家里阅读氛围最浓，获得了“温馨读书家庭”的称号。三、开展了丰富多彩的读书活动。1、主题班队会。开学初的第二周，我们班便利用班会课，召开了主题班会。通过班队活动引导学生感受改革开放30周年的巨大成果，引导全体少先队员关注家乡三十年来的变化。班队会从生活、教育、交通、科技四个角度，以手抄报、歌舞、朗诵、图画等形式展示了祖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的巨大变化。通过班队会活动，增强了学生热爱祖国、热爱家乡的意识。学生首先从读到讲，每个学生读一篇文章一个故事，然后班级举办读书报告会，在会上把自己读到的文章，所感所想与同学们进行交流，孩子们讲述了改革开放30年变化的感人故事，歌颂改革开放30年所取得的伟大成就。活动中不时地传出开心的笑声和热烈的掌声。通过一个个感人的故事，使队员们更加深入的了解了在改革开放30年中，我们国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从而增强队员们的民族自豪感和爱国之情。3、读书汇报会。3月初，我们在班级挑选了读书较好的学生代表向同学汇报自己的读书经验。并且把自己的卡通阅读卡片，读书笔记展示给全班同学看，并将好的作品选送学校参加评比。我们班获得了1个一等奖，2个二等奖，3个三等奖。4、好书推荐课。3月中旬，我们班还利用语文课，让同学们将平时看的有关“祖国变化”的书籍推荐给自己班的其他同学，使大家都能读到好书。感受到中国的力量，不断增强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5、征文比赛。我们班学生在我的指导下，4月初，以“改革开放三十年”为主要题材，结合个人实际，写了50篇征文，一篇篇饱含深情的文章，展现了小学生真挚的情感；一句句文采飞扬的话语，彰显了新一代学生继往开来，成才报国的壮志豪情我还对征集到的作品进行认真地评审，对优秀作品进行评奖，并推荐2篇参加全校的比赛，我班何寿云同学的征文参加市级征文比赛，获得市级三等奖，也是我校唯一的一个奖。6、演讲比赛。我们于4月底，开展了“改革开放三十年”为主题的演讲比赛。比赛中，选手们各展其才，尽显当代小学生的风采，或激情澎湃，或展望未来，他们通过身边具体、生动而典型的事例，讴歌了祖国改革开放30年来取得的巨大成就，展现了广大少年热爱祖国、奋发进取的精神风貌。通过激烈精彩的角逐，我们班的林欣然，汪媛沁被选送参加全校性的比赛，分获学校比赛的二等奖、三等奖。7、美术作品展活动。我们班还积极与美术教师联系，于4月中旬，在班级优秀作品宣传栏，粘贴了部分学生的优秀美术作品，由美术老师精心挑选，展出了近20幅优秀作品，有工艺作品、素描作品、电脑艺术设计作品等。让学生通过自己手中的笔描画出对祖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的歌颂和热爱，成了我们班一条亮丽的风景线。8、经典诗文诵读比赛。我们班结合学校的要求，5月底，开展了“改革开放三十年”经典诗文诵读排练活动，经过精心准备，我们班表演了《三字经》集体朗诵，参加了5月31日的全校性的演出，同学们以饱满的热情，流畅的表达，抑扬顿挫的语调，加上肢体语言的辅助运用，博得了观众的阵阵掌声，一举获得二等奖的好成绩。9、跳蚤书市图书义卖活动。5月28日下午，我们班同学，共捐出了70多本爱国书籍及适合小学生阅读的图书，参加了学校组织的图书义卖活动，同学们还给自己的班级摊位起了个好听的名字“开心书屋”，并给义卖员挂上了红色的绶带，同学们低价把书卖给有需要的同学。本次义卖活动所筹到的60多元现金纳入了班级的爱心基金，用于帮助班级贫困学生。10、总结表彰。6月中旬，我们利用班队活动对本次读书活动表现好的同学进行了表彰。同时，学校也开展了读书节闭幕式，在闭幕式上也表彰了在读书的各项活动中，表现优秀的学生及班集体和好家长，同时对获奖的学生、班级、家长颁发了奖状和奖品。通过以上活动的开展，进一步激起了全校师生的读书热情，师生的读书兴趣更加浓厚。有利的配合了学校的教育教学。使学生了解了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国发生的喜人变化，帮助学生树立了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增强了民族自尊心、自豪感、凝聚力；培养了学生热爱人民，热爱中华民族和伟大祖国的深厚感情，成为具有高尚的道德情操的高素质接班人。我们班“改革开放三十年”读书活动虽然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仅仅是开始，更重要的任务还在后头。我们有决心在教育局、学校的领导下，总结经验，乘势而上，不断开创我们班级读书活动的新局面。让我们班的学生不断了解历史，珍惜今天，开拓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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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目标要求通过学习实践，查摆问题，深刻分析，理清我院改革与发展的思路，研究整改措施。着力解决影响和制约我院科学发展的突出问题，着力建立适应和促进我院医疗保健和各项工作的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着力提高党员干部运用科学发展观的能力，把各方面的积极性、创造性引导到谋求妇幼卫生事业科学发展上来，努力实现我院可持续发展。二、时间安排分析检查阶段从日至日，共45天。三、方法步骤11月25日起转入分析检查阶段。起草活动方案和安排，12月1日召开动员大会。在具体实施中，院党委和各支部要根据我院《关于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的实施方案》的要求，把握好第二阶段中召开领导班子专题民主生活会、形成领导班子报告、组织群众评议三个主要工作环节。加上第二阶段活动展开前的广泛征求意见，活动结束后总结经验工作，按照以下五个步骤进行：（一）广泛征求意见 （－30日）。通过广泛征求意见，掌握各支部和科室对领导班子、党员领导干部、党员个人的意见建议，掌握当前影响我院发展建设面临的主要矛盾问题，为开好民主生活会打下坚实基础。    一是召开座谈会：结合前期组织调研的情况，梳理调研成果，组织相关人员参加的探讨我院科学发展的解放思想研讨会，召开征求意见座谈会；二是发放调查问卷：向各科室和全院干部职工，向各工作对口的联系单位等发放征求意见问卷，广泛征集意见；三是开展交心谈心活动：院主要领导与班子成员之间、院领导与所分管的各部门负责人之间、部门主要负责人与对口业务科室负责人和工作人员之间要开展交心谈心活动。广泛交流、听取意见，达到相互启发、共谋发展、共建和谐的目的；四是梳理意见和建议：对征集到的意见和建议汇总后，要认真分析梳理，为确定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主要思路和加强领导班子自身建设的具体措施奠定基础．（二）查找分析问题（一10日）。院领导班子及领导个人着重在六个方面查找在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方面的深层次问题。查找影响医院改革与发展的症结所在，解决科学发展观方面存在的瓶颈问题。1、在思想观念上，要着力解决一些党员干部科学发展的理念不牢，发展思路不清，发展质量不高，思想观念还不能完全符合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以及“满足于现状，不思进取”的糊涂认识等问题。2、在服务意识上，要着力解决一些党员干部全心全意为病人、为群众服务的宗旨淡薄，业务技术不求上进，固步自封；学科规划缺乏远见，服务不规范、不到位；改善医患关系无所作为等问题。3、在作风建设上，要着力解决一些党员干部精神状态不振，思想解放不够，作风漂浮、工作不扎实，办事效率不高等问题；4、在发展方式上，要着力解决一些党员干部主观发展，片面发展，盲目发展，单纯追求经济增长，只顾眼前利益，忽视长远利益，发展的全面性、协调性、可持续性不强等问题。5、在人生的坐标上，要着力解决一些党员干部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权利观扭曲，党性不强、党风不正、党纪不严、为医不廉，以及地位观和利益观等方面存在的问题。6、在体制机制上，要着力解决一些党员干部创新意识不强，影响和制约我院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还比较突出等问题。通过全面查找，并结合近几年，特别是今年的工作情况，形成领导班子、领导班子个人的书面分析材料。领导班子分析报告时要着重系统梳理发展思路、工作重点和服务对象提出的问题和建议，尤其是要原原本本汇总服务对象和职工提出的批评意见，职能部门负责人和科主任个人分析报告提交院党委审阅，院领导班子和领导人分析报告交厅学习实践活动领导小组审阅。（三）召开专题民主生活会（2008年12月 11－17日）   结合专题调研情况查找问题，领导班子成员要过一次专题民主生活会，民主生活会要围绕“坚持科学发展、深化医院改革、保障人民健康”这一主题，重在分析问题、总结经验、明确方向。领导班子成员要结合分工，深入分析研究，要认真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主动吸取经验教训。要历史地、客观地、辩证地看待以往工作中的成绩和问题，开诚布公地谈问题、找原因、提建议，形成一个民主、团结、务实、创新的良好氛围。专题民主生活会的成果要体现在领导班子分析报告中。专题民主生活会的参会人员可适当扩大范围；党员领导干部要在党委专题民主生活会上，分析检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方面存在的问题。各党支部要以支部组织生活的形式组织开好党员主题生活会，职能部门负责人、科主任要结合自身工作，深入分析研究，要认真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主动吸取经验教训。支部要做好会议记录，院学习实践活动指导检查组对口列席指导。党委召开专题民主生活会将邀请厅督导组及有关处室负责人参加会议。会后，按要求及时上报有关材料。（四）形成领导班子分析报告（－26日）。起草并形成领导班子分析报告，是学习实践活动区别以往学习教育活动的一个特点和重点，是活动成果的一个重要载体和集中体现。领导班子分析检查报告．要从四个方面重点分析。一要在学习调研的基础上，紧密联系我院医疗保健工作实际，着重分析科学发展观在我院和各科室的建设发展的要求；二要着重分析党的十六大以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情况，在充分运用学习调研、征求意见和专题民主生活会成果的基础上，认真查摆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深刻州主徽原因，深入分析产生突出问题的主要根源；三要着重分析研究符合本单位科学发展的工作思路，在学习实践活动中，可解决的问题立即解决，经过努力在一段时间内可解决的突出问题，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意见；四要着重分析按照科学发展观要求加强领导班子自身建设的具体措施。院领导、各支部书记主持学习实践活动情况分析检查报告的撰写，请专家学者和职工代表参与分析调查报告的撰写修改工作，并以适当方式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召开党委和支部扩大会议，充分讨论，反复修改完善．使班子的分析报告充分反映实际情况。真实体贴众意愿。更好地凝聚集体智慧，进一步形成领导班子和干部职工对卫生科学发展的共识。撰写领导班子分析报告应在12月26日前完成。并报厅学习实践活动办公室。（五）组织群众评议（2008年12月 27日－日）．领导班子分析报告形成后。采取召开座谈会和书面评议等形式，组织干部职工、服务对象对分析报告进行评议．要求参评人员要比较熟悉情况、具有较强的政治责任感和评议能力，并具有代表性、层次性和广泛性；参评人员范围为班组以上干部和职工代表以及有关专家等．着重评议领导班子对科学发展观的认识深不深，调查研究和听取意见的范围广不广；查找的问题准不准，原因分析得透不透；对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思路清不清，制定的工作措施行不行；按照科学发展观要求加强领导班子自身建设的具体措施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强不强等方面进行评议．分析报告内容要在一定范围内公布，主动接受社会监督．对职工群众评议中提出的意见。要认真研究，充分吸收，体现到分析报告中，对存在的能整改的问题边查边改。党委要根据群众评议对分析报告进行修改，并将民主评议结果和分析报告上报厅学习实践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分析报告和评议结果汇总分析并经学习实践活动督导组把关后上报。群众评议工作在2009年元月上旬完成。四、工作要求（一）要切实加强分析检查阶段的组织领导。院党委成员、各支部书记和职能部门主任要亲自抓，充分发挥表率作用，带头联系思想和工作实际，分析检查在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带头听取群众意见建议，接受群众评议。（二）要抓好各个环节工作落实。按活动方案要求，广泛征求各方面意见，开好民主生活会，在查找分析问题基础上，形成高质量的分析报告，并组织力量对报告进行评估、完善，使分析检查阶段的工作不走形式，取得实效。（三）要抓好宣传报道工作，充分运用《工作简讯》、《妇幼信息》、网络媒体做好宣传工作，及时报道各支部情况，加强正面引导，充分发挥先进典型的示范作用，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五、总结和转段在第二阶段结束前，对第二阶段工作进行认真回顾检查，总结经验，找出问题和不足，写出工作总结，报省卫生厅，各支部第二阶段工作总结情况报党群办。我们要积极投入和参与到学习实践活动中，按照省卫生厅党组的统一部署和要求，高标准、高质量地完成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第二阶段（分析检查）的各项任务，通过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促进我们的各项工作取得新的成效
请登录后再发表评论![转载]第三届梨花诗歌艺术节论坛主题：《对新世纪以来
4月24日上午《诗探索》原平诗歌论坛主题为：对新世纪以来中国诗歌生态恳谈会实录的再思考。请与会诗人准备发言材料，会议将记录发言内容，整理后发相关刊物和诗会专辑。
时间：日上午
地点：杭州西溪度假酒店
主办：《诗探索》编辑部、《读诗》编辑部、《星星》诗歌理论月刊编辑部、《诗歌月刊》社、《中国诗人》编辑部、《诗歌EMS》周刊编辑部、诗生活网站、诗探索·天问中国新诗会所
主持人：林莽
参加人：林莽、唐晓渡、梁平、陈超、耿占春、燎原、江弱水、刘福春、李亚伟、潘维、潘洗尘、树才、莫非、蓝蓝、王明韵、荣荣、路也、桑克、黄梵、苏历铭、龚学敏、李森、莱耳、赵思运、王夫刚、舒羽
林莽：本次会议是由《诗探索》编辑部、《读诗》编辑部、《星星》诗歌理论月刊、《诗歌月刊》、《中国诗人》编辑部，《诗歌EMS》周刊、《诗生活》网站和诗探索·天问中国新诗会所几家联合组织的会议。主题是“新世纪以来中国诗歌生态恳谈会”，这个题目准备的时间很长了，去年在哈尔滨开上届会议的时候就开始谈这个问题，包括诗探索·天问中国新诗会所成立的原因也与此相关。新世纪以来是诗歌发展的新十年，但也问题丛生，尤其去年的一年，发生了不少事情，我们认为都属于中国诗歌的生态问题。
这个议题是第一次提出来，我们觉得很重要，这一年多来，我和洗尘反反复复讨论过，他也写了几篇文章。中国新诗在变化，对于我们真正希望中国诗歌发展的人而言，感到存在的问题也是很严重的。
诗坛的很多事情，已经引起了大家的关注，也确实需要这样一个会议和这样的一次讨论。我们把问题提出来，希望引起诗坛的反响。&
时间很紧，下面从陈超开始。
陈超：我列了一个提纲，新世纪以来的诗歌生态，谈谈我个人的一些零散的观感和我个人的一些期待。
从生态上看，我把它分为外部和内部。外部主要从诗歌的载体方面看，新世纪诗歌生态和以前比有很大的变化，从物质条件上看，有明显改善的。最重要的是新世纪这十年，表现在日常生活中“泛诗歌”气质的弥漫化。不光是写诗，人们日常生活中弥漫着一种诗歌气质，就类似于小资的诗歌语言，这种审美气质，像幽灵一样渗透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比如说大大小小的广告、短信、影像、电视广播语言、博客，甚至包括都市广场的一些标语。而且我觉得最不可能使用诗，比如说大学生、研究生的求职材料，也经常会使用一点诗歌。
有人老说诗歌越来越边缘化，我觉得可以这么说，但是理解“边缘化”还有另一个角度，就是它的幽灵化，诗歌幽灵般渗透在生活中，诗歌被分解了。表面看是一个泛诗歌的气质是一个好的现象，但是也给我们提出一个新的考验，就是怎么样进一步摆脱过度的泛诗歌审美的气质，增加先锋诗歌本身的锐利、真实，以及本真的人性内蕴，不能被其他的东西所分解这样一个东西。幽灵化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喜忧参半的现象。
另外网络的普及，也是诗歌生态方面一个非常大的事，具有那种难以想象的高传播性、超强的时效性、无限增容性，的确令人膛目结舌。我注意到不止是网络载体变了，同时它会自动改写你所载的内容，所以网络诗不仅仅是一个载体的问题，它自动暗示你，你的读者可能是怎样的，它可能会带来好的或者不好的效应。我们要警惕就像“格雷欣法则”说的，有时候好的东西可能会被大量的次的淹没，劣币驱除良币。所以我们老说要经受时间检验，其实也不一样，时间有的时候也不一定会自动检验一切，它也是有正负效应的。包括我刚才说的诗歌的幽灵化，它也有分解诗歌的锐度、密度，但它也有好的一点，泛诗歌总比泛麻将强。
另外一个载体方面的增容改善，民间的也好，体制内也好，各种类型的纸质的诗歌刊物都在增加自己的容量，数量也更多了，而且具体到每份刊物，像办《下半月》这些，据我所知几乎所有的诗歌刊物都有下半月。当然，这个时候就需要提供一个更成熟的，不仅仅是扩大容量，而是提供业内更成熟的刊物。天问搞的《读诗》还是及时赶到的一份刊物，因为现在还是第一期，以后拭目以待，第一期质量还是很好的。
另外一个，诗歌生态还有一个比较热闹的，各种体制内的也好，民间的也好，尤其是民间的，各种类型、各怀意味的诗歌评奖、排行榜、十大诗人。我粗粗统计了一下，很多地方都在排十大诗人，把那些重复的去掉，加起来现在已经够四十几大了，包括三十年的各种回顾、诗歌朗诵会、研讨会特别多，眼花心乱。一方面把这个水搅活吧，也有它的好处的地方，但是也会带来浮躁感，诗人心都张着呢，而诗歌写作需要某种程度的封闭性。
另外一个，从外部看生态变化，我还注意到专业的诗歌理论批评的刊物也在增多，除了以前已有的那些，包括北大的《新诗评论》，洗尘这边的《星星》理论刊，各种诗歌理论刊物、评论刊物在增多，包括各种以书代刊，还有各种虚虚实实的诗歌研究中心也纷纷挂牌。现在中国的诗歌研究中心也特别多，各种诗歌研究基金也开始比较多，包括一些民间的。这些都很多。另外研究生、博士扩招，培养出来了一大批这样的专业人才。但是也带来了一些负面的东西，就是扩招一个是受导师的研究能力和视野的限制，有很多选题都是浅层次的重复，有的过度的开采。这是一个问题。
另外，我看到的外部生态还有，不同的年龄段都有活跃的诗人，但是现在60年代中后和70年代出生的一些诗人，现在是最有活力的，他们的思想和技艺日益开始稳定、成熟。我发现有一些诗人具有恒久的投身诗歌写作的期许，有一个专业的雄心壮志，不像是展览情性玩一把就走了。还有各种的总结诗歌史热，回首话沧桑。从载体我觉得生态还是有活力，但是也会带来一些值得我们注意的问题。
从外部看，生态看到的就是这个。
从写作者的姿态上，诗歌的内部生态新世纪以来给我印象比较新的，主要有三点：
第一点，新世纪以来各种写作方式的诗人，写作方式不一样，但是大的背景有非常接近的地方。无论是那种文化气息比较浓的，还是口语气息、生命气息比较浓的，他们其实还有共同的地方，他们基本上都放弃了对所谓绝对本质、终极家园、整体基础对这些东西的追寻。尽管他们的方式不一样，但是实际上他们都普遍的不再认为自己的心灵和语言，可以真实的反映整体或者终极、真理。诗歌话语不需要，也不可能符合这些先验的真理、真相、基础等。总的来说，超时间、超历史的抒情框架和叙述框架已经失效了，在各类诗人那里都已经失效了。具体的历史和生存细节，甚至个人的生存处境是这十年来诗歌写作的一个台基。
第二点，都市文化背景诗歌大面积的崛起。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变化。中国的现代诗从某个意义上，可以称作乡土文化背景的诗歌，不仅是指它的题材，主要是指它的文化心态、它的趣味，有的表现都市的也是乡土文化背景的一个“变格”的形式。从文化心态上还是乡土的，从题材上诗人比较热衷于大自然，并把田园这样一些景色作为心灵家园的对应物。从文化生态上认为都市文化是没有诗意的，它是僵硬的水泥、钢铁和制度的一个混合物，这其实和中国的传统中的流连光景、明心见性这样的一个诗歌传统有关。
新世纪以来都市文化背景的诗歌开始大面积的出现成熟，包括处理乡土题材也不是基于乡村文化背景，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它具有很大的可阐释性。大量的诗具有都市文化气质，我指的不仅仅是题材。它展示了复杂、紧张、压力重重的都市人的心态，更多的使用是反讽性的语言，还有人面浮现其中的现代制度、器物的闪烁，都市的喧噪速度，包括焦虑、自闭，包括知识分子内心的花花公子幻想，其实都属于都市文化中的奇思异想。正如史蒂文斯所说的：某些诗人还依然幽居象牙塔中，但他是从塔顶俯瞰公共垃圾和公告牌。他是一个隐士，独与日月相栖，却坚持要看破报纸。我觉得的确是这样的。
第三点，最近几年来、五六年来，我还有一个新的感受，综合创造力的自觉。过去诗歌写作无论是哪种类型的，民间也好、知识分子也好，双方有一种抗辩结构。这种抗辩结构，他们最初受益于这种抗辩结构，后来又受制于这种抗辩结构。最近五六年来抗辩结构开始消失了。如果这种抗辩结构消失以后，你依然依赖这种抗辩结构实际上会造成保守。所以最近几年来我看到诗人们在逐渐淡化在话语方式上不共戴天的派系的抗辩酷斗，在创造力形态上，大家都彼此在暗中的采气，彼此的微调。比如我注意到西川最近的诗小辑“够一梦”又增加了很多日常的东西，包括写山西煤矿的一些事情，增加很多具体而诙谐的东西。最近我认真读了伊沙写的一个很长的诗叫《蓝灯》，很出色。我觉得体现了一种综合创造力、非常自觉的一种东西。这是非常好的一种现象，从题材上看，诗人的视野更宽大，不是刻意强调亚文化青年的这样一种另类的视角，强调的是真切的个人的视角；从诗歌的基本情绪上也更为丰富，从语言形式上，有自己基本的句型，但其实在暗中也微调、采气，揉和其他的语型。当然不能抹掉诗人个体的风格，要有自己的基本语型，但是需求一种增补。
最后，简单说一说个人的想法、个人的期待。我先说明一下，我不是要呼吁什么，其实谁也呼吁不了，现在是完全共识破裂，各说各的话。不是呼吁什么，只是我个人的一个想法，首先我期待我自己能这样，也是这几年我不断在提的。
一个是“用具体超越具体”。我觉得诗歌还是不能写得太笼统，还是要具体，但是过度的具体也不行，诗歌源于个体生命的经验，经验有一定的叙述成分，它是具体的。但是仅仅意识到具体肯定是不够使唤的，没有真切的经验不行，但再好的经验也不会自动等于艺术的诗歌，所以一旦进入写作，我们的心智，包括我们的感官应马上醒来，审视这经验，将它放到想象力的智慧和精神的话语形式的光照之下，所谓用具体超越具体。
诗歌可能会被过度的修辞所吞噬，但是现在也有可能被过度的叙述性的细节所吞噬，更需要强调这种想象力。诗歌毕竟还是高电荷的语言，既需要准确，也需要想象，就像射箭一样，射中靶心以后，应该有进一步工作，进一步延伸的能力。
我非常欣赏的一个理论家，他在谈到拉金的时候说到一句话，对我非常有启发。他说：“拉金那些最成功的表达日常经验的诗歌，有百分之八十的可目击性，其余还有我们的目光和语义不能透入，但可以更深打动我们的幽暗成分。”当然这个配比实际上，它是一个比喻嘛，它不是说真正像化学那样80%，百分之多少，我非常理解他的意思。既有具体性，还要有超越性。
所以无论什么类型的诗歌，不仅要呈于象、感于目、达于情，最终还要做到会于灵，这就需要诗人自我提醒，为写作中的那些“陌生的投胎者”留出一定空间。我们老说诗人掌握词语，但是在诗歌写到最佳胜的地方，话语也会攫住诗人。应该有“陌生的投胎者”，我们要给它留出温床来，不要把它封死了。因为生活的力量不能等同于语言的力量，语言的力量也不能等同于生活的力量，所以生活和语言，应如盐融于水一样发挥二者的混融力量。这个是非常困难的。所以永远相信诗歌既是话语的，需要准确性，同时我觉得诗歌也是语言的意外，确实有一些陌生的投胎者，这个我们要容留它的来临。
第二个，诗歌一定要让人读得下去，要有趣味、要有活力、要有幽默感，更重要还要坦率。坦率！中国诗歌最缺乏的品格。坦率不是人们整天叨叨的“真诚”，我发现越虚伪的诗歌越奢谈“真诚”，等于题材上的道德划界、自恋。这个词我不用。咱们就用“坦率”，所思所感，哗啷倒出来，我是个什么就是什么，不要装。
另外，诗歌题材肯定有各种不同的类型，但是对我来说，现在很多诗歌写的太闷了、太面了，确实读不下去。诗歌是文学形式中最精短的，诗歌要让人读不下去，说到哪儿都是有问题的。无论你是抒情，还是另类的反讽、诙谐如此等等，前面提到一定要有趣味，特殊的劲道和魔力，确实要有陌生的投胎者，一定要有这个东西。对中国诗歌来说，有内在智力的趣味、幽默，这样的诗还是比较稀缺的。特别是“幽默”这个品格，这是中国诗歌和现在的外国诗歌比起来一个比较稀缺的品格。
现在我也整天会收到一些刊物，一些诗集，但是很多确实读不下去，也不是不读，而看三五行，就是觉得没有意思。我觉得诗歌要么就是有趣味，要么就是坦率，如果既无趣又不坦率，就真的没有意思了，我为什么读你的？矫揉造作地修辞和矫揉造作地表演废话，我觉得是不同半径的同心圆，他们的圆心就是无趣。还是要承认诗歌应该有它很强烈的趣味性，我们干嘛要写诗呢，还是要强调这一点。
潘洗尘：今天的发言，会有速记员跟踪记录整理，今天在现场说不了的，包括已经提交的文章和没有提交的文章，我们都会陆续在刊物上发表。
&&林莽：陈超就诗歌的研究和写作两方面都谈到了，谈得比较全面，也比较开阔，看到了发展的可能性。我提前看过他的稿子，觉得写得很全面。下面请刘福春发言。
刘福春：我对这个话题有兴趣，觉得很有意思，进入新世纪以来的诗歌生态确实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整个新诗史的发展来看，可能1949年是一个大的转折，另外一个就是新世纪，写作者和出版媒介在这两个时段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1949年是由同人刊物向机关刊物的过度，由自由人向单位人的过度。进入新世纪，单位的制度逐渐弱化，很多人变成了自由人，出版媒介上，大量所谓“民刊”的出现，弱化了刊物的机关色彩，而网络诗歌的大量出现更改变了现今的写作。这种现象在这之前也有，但还是新世纪体现的更充分一些。胡适当年所提出的想怎么写就怎么写，他没有能够做到，到现在是基本上实现了。
大家都共同感到了当下的诗歌写作比较复杂。我是这样想的，作为写作者应该有写作的自由，我没有权利要求人家怎么写。甚至作为一个写作者，他可以有把一首诗写坏的权利，都是可以的。这方面我不想多谈。这些年一直担心的，还是作为研究者和批评家，或者是一些机构的问题。一个是标准，一个是信誉，这是一个非常让人担忧的问题。写作者愿意怎么写就怎么写，人家有充分的自由，但是作为研究者、批评家、研究机构、出版机构，应该掌握一定的尺度，应该有标准，应该有信誉，但是很可惜。
刚才陈超讲的跟我的想法有一些相近的地方。他讲了诗歌的外部，又讲了内部，我更多的是从外部来讨论。
陈超讲了评奖的问题，我们这些年确确实实评奖太多了、太烂了，我不知道有几个奖还能信得过。似乎人人都得过奖，在座的谁没获过诗歌奖我不知道，我是没有得过。我们昨天的这个奖还可以，有很多你都不知道是怎么评的。我不断收到的诗集中都有作者的介绍，大都获过奖，有的写着获国家级奖项或省级以上奖项多次，还有不少所谓“国际”奖，五花八门，简直是让你忍无可忍。如果将来赵思运、黄梵做一个中国诗歌奖的研究，可能是一个有意思的话题。
另外一个就是命名。我觉得命名应该是批评家或者是研究者的事，但往往是研究者缺席，现在是诗人急不可耐自己打旗号，而研究者跟着诗人跑。诗人搞“下半身”，几乎那一年所有的诗歌理论研讨的会议都在讲“下半身”。要不然就是70后、80后、90后，还有五花八门的命名，什么梨花体、中间代、草根写作、底层写作、中产阶级等等，不知道中产阶级是什么样的，我们也没过过中产阶级的生活。
这有个命名能力的问题，跟着诗人跑，或者是简单地从外部进行分类，都是没有能力的表现，比如按年代的命名，还有“归来者”。大家知道，在我们诗歌史上老的一代因为政治原因被剥削了写作权利，后来又回来写作，这叫“归来者”。现在又命名了一批新归来者，就是下海回来的。就不能有新的命名吗？而就我所知，这一批人有好多一直在写，怎么叫归来呢？这样的命名欠准确，也显得缺少常识。这些命名看起来是五花八门，非常繁杂，但又显得多么贫乏。
另外一个，刚才陈超讲了，成立了那么多的中心。有的是一个人的中心，有的可能是一个人好几个中心。我觉得我也可以成立一个中心，至少我还有那么多的沉甸甸的书，但是我没有中心。现在中心太多了，这么多的中心在那里只是搞活动，所以弄得会议很多，实际上包括我们在座的，常常是一个会议接着一个会议，不断的参加会议，有效性也不知道怎么样。
从表面上看是非常非常热闹，作为研究者或批评家，越来越失去了信誉。说白了，我真的不敢相信哪一个批评家。昨天我说了，我不是批评家。在座的各位有很多是批评家，当然还算好，大多数我是信任的。你看看《文艺报》就知道了，上面批评家不断推出的所谓好诗真的那么好吗？梁平兄你能信几个批评家？
梁平：在座的几个还可以。
刘福春：在座的几个还可以，也不能全信。谁敢说我说写得好绝对就是好，谁敢站出来。真的我觉得到了不能完全相信的程度。批评家不可以胡写，诗人可以，像桑克，他可以说就要把诗写坏，我觉得他有权利，为什么不行呢？他可以呀。
桑克：我不敢把诗写坏。
刘福春：你还不牛呀，诗人可以牛一点，就要把诗写得最坏，而且不用《星星》发，瞬间在博客上就发表了，这都不成为问题。关键问题是批评家让我们相信的太少了。现在研究机构那么多，会议那么多，奖那么多，批评家那么多，而且现在叫批评家不行，得叫“著名批评家”，那么多，你看《文艺报》一版一版的，可上面说的那些好得不得了的诗，很多是不能看的，这不就麻烦了。我们的信誉在哪里？当今可能最糟糕的就是信誉问题，我们的信誉已经到了零下多少度了，还相信什么。都相信人民币，可人民币拿出来也得看看是不是假的，什么都不能相信。昨天的奖还不错了，我这里面并不是说全都是这样的，关键问题是有那么多的“假币”，你不得不怀疑那个“真币”也是假的，也得看看了，这是很难受的事情。
我这些年一直在做诗歌文献的收集与整理，我觉得现在诗集出版，对我来说更直接、更头痛的一件事情，就是进入新世纪诗集出版的块头越来越大了、越来越猛了，都是“砖头”似得，我们家本来就小，这些年空间被占用得实在太多了，承受不了。朋友开玩笑说，别把楼板压坏了，我楼下住个老先生，把老先生压坏就麻烦了。
这些年诗集出版有一个大问题，就是虽然越来越多，越来越厚，但与创作关联不大。我们过去的诗集出版是跟创作有联系的，而现在几乎没有联系了。比如说早一点的闻一多，他的《红烛》是一个阶段，《死水》是一个阶段，大多是当他的创作到了一个阶段的时候，他用一本诗集做一个总结，基本上跟创作是有联系。现在还有什么联系，有机会赶紧出吧，要不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所以不断出，反复出，出了还出，有了机会没有也拼凑一本，钱多就出成全集，跟创作没联系了。
再一个出多少书与创作水平没关系。现在著作等身的诗人就是好诗人吗？可能正好成反比，没出过诗集的可能真写得不错，可能只出了一本的诗人更是好诗人。亚伟就出了一本，亚伟是好诗人。出版已经和创作没有关系了。现在出10本、8本诗集的多的是，更厉害的是有一位，十多年的功夫，到现在等身还没等身，等腰是一定等腰了，出了40多本，我的天哪！
&林莽：福春谈了一个研究者和机构的信任和尺度问题，这一点说的非常好。我们现在民间的研究机构非常多，官方的不说了，包括我们最近评的鲁迅文学奖诸如此类的东西，我们不说了，大家都知道。但是现在我们的民间研究机构也开始让人怀疑，诗歌命名问题，诗歌教育的问题，一大堆的问题，值得我们关注。
今年编年选的时候我有一个感慨，现在找一首好诗很难，我看了25个青年人的诗，觉得确实写的都很认真，但仔细追究问题很多。我们作为研究者也好，作为各种各样的机构也好，建立自己的尺度，建立自己的信任度，这一点刘福春说的非常对。下面请路也发言。
我接着刘福春老师的话说，他刚才说了各种各样的诗歌命名，还有各种各样的诗歌奖项，说了一大堆的问题，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其实这些问题跟炒作都有关系。打个比方来说，炒作这个东西从短时间来看是有用的，但其实是没有什么用的，因为随着时间的流失最后应该留下的是文本。比如说汽油，越炒作就越挥发没了，所以炒作问题用别林斯基的一句话来说，这句话说的很平淡，但是又非常的残忍，他说：“经过一段时间之后，每个人都将各归其位。”那么各归其位之后是什么样的就不知道了。
我想谈几个问题：一个问题是网络，网络是潘多拉的盒子，它给了我们一个民主的平台，可以发出不同的声音，即使少数诗歌中的意见人士，他的声音也可以听到了，可发表的不同的意见，你可以不同意他人的观点，但是你必须尊重他人发言的权利，这对诗歌健康成长是有利的，但是它的负面影响也非常大。网络的快速发表是很多诗歌中的经验缺乏沉淀，非常容易模仿、复制、粘贴，就是很多诗歌它不是来自个人的生命深处，是对他人的诗歌经验的学习和模仿，这使得诗歌的那种原初的创造意义大大的减弱了。
第二个问题，娱乐文化和流行文化。我觉得这两者肯定要低于诗歌的，这两个可以被诗歌提升，吸取一些诗意的元素，渗透到大众生活中去。诗歌可以成为流行文化、娱乐文化的恩师，但是反过来是不成立的，我不敢说诗歌百分之百从娱乐和流行文化中受益，但是诗歌这种文体天生“高贵”。我说的“高贵”二字是从广义上来说的，不能从狭义理解否则就会产生误会。从根本上，诗歌和诗人总是站在我们这个社会的对面，与流行和时尚应该是天敌。
第三个问题，诗歌写作跟现实社会生活的关系。我反对把诗歌跟所谓的轰轰烈烈的社会现实拉扯得太近。这是对诗歌的伤害，其实也是对外部现实生活的一种自作多情。诗歌应该是一种静悄悄的、缓慢的方式来改变人的精神空间，这种改变虽然是缓慢，但是它功德无量。
说到“时代”这个字，我觉得应该有比时代更大的，比如生命的本质、比如宇宙。我们现在切入现实的方式，过于直接了，其实切入现实可以是间接和隐匿的，也许这种方式更有价值，更持久。我们现在诗坛似乎有一个公开的规定和共同的认知，就是说好像邀请全体诗人必须与诗歌文本的方式去关注、干预时代发生的事件，反过来说这个诗人如何如何不好，这个诗人如何自我。我不明白为什么一首爱情诗不可以跟我们这个现实有关。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应该是开放的、自由的、宽容的，不应该是专制的。
在诗歌文本上，诗人可以跟这个时代直接切入，同时你也允许其他人，以若即若离，或者不参与或者合作的方式，因为不管你参与不参与，这个时代在你的深层心理和潜意识当中，肯定会受到这个社会时代影响的。这种更内在的表达方式也许更接近诗歌。
比如说在这里我会联想到李清照，我们谈到李清照的时候，我们就说她是一个超越了一般规格诗人的诗人，为什么呢？因为她写出了以下的绝句“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我小时候在听这首诗的时候就不喜欢，我想起了毛主席说的“生的伟大，死的光荣”，简直就是异曲同工。如果李清照只写了“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而没有其他的从女性的个人体验出发的，那种明丽、轻快、清新婉转的词作摆在哪里，那么李清照是谁呢？李清照就不存在了。
我再说一个问题，就是悲悯的问题。悲悯非常好，它来自于一个人的天生本能，也来自后天的教育和对世界的长期认知。悲悯是很复杂的，是自然而然的，而我们现在的诗歌里面，有很多的廉价的、召之即来的悲悯，我把它称之为“假悲悯”，就好像三聚氰氨非要放到牛奶里一样，这样可以显得容易一些。我怀疑有的人是真的悲悯，而有的人用悲悯来谋取文学的加分。我们应该像警惕“假崇高”那样警惕假悲悯。因为一个没有信仰，缺乏崇高感的民族非常需要崇高，在我们过去的时代里，出现了那么多的“假崇高”，以至于我们一提到“崇高”这个词就非常的反感，但愿这个好词也不要落到像崇高这样一个悲惨的下场。
“三吏”、“三别”是一个好作品，对于杜甫来说。但是我们今天关注的更多是生活的苦难、生存的苦难，而不是精神和生命的苦难。好像就是我们吃饱喝醉了，我们就有人权了，我们有解决了。我的一个朋友打个比方来说，那猪也吃饱了，是不是也有人权了？其实我们有更大的困难去关注。
比如在西方国家，他们有很多的问题，吃穿解决了，很多福利、待遇有了，但是他们的诗歌仍然在关注大自然、关注生存、关注宇宙，我们应该写出真正的道德力量，人类的普遍法则而是把苦难写得非常浅俗，实际上是帮人建立和谐社会。我们的苦难根源在哪里，我们应该把它挖出来，而我们不要盼着别人有苦难让我们来写诗，就像过去的文人一样，说的不好听一点，过去的男文人都希望死了老婆，好写悼亡诗，即便是写出像苏东坡那样的“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这样的千古佳句，我觉得这样的心态也是不值得提倡的。&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刘福春老师刚才讲到问题——命名。现在诗坛各种各样的概念不断的提出，对于搞批评的人来说诗歌现象需要总结，这种归纳对诗坛也存在着一定的引导作用，但是这种改天一个又一个提出，久而久之会形成一种刻板印象，就是说给诗人贴标签。刻板印象是一个心理学概念，在《偏见的本质》里说，标签的作用犹如一个拉亮的汽笛，它让我们对所有平时能感知到的析微察异充耳不闻，即使一旦有人违背了刻板印象，一定会有人通过一个更新的子群体印象，来维护从来的刻板印象，没完没了的划分下去，把标签贴下去。同样某个概念本身也许没什么不好，但形成刻板印象以后，我们就会扩大群体内的相似性，同时扩大群体之间的差异性。这种印象成为一种现实、成为一种威胁，能够扭曲我们的认知和判断。从长远来看，对诗人自身的发展、成长会造成损害。比如我们说这个是城市诗人，这个人是专门写底层的，这个是人爱情诗人，这个是知识分子写作。其实我一直是知识分子和民间他们两个是交叉的，真正的知识分子一定是民间的，真正民间的也应该是知识分子的。
我们对一个诗歌创作的人来说，很多诗人应该回避这种概念，这样才能保证写作观念和手法的不利性，而不是像找的组织一样，急不可耐的把自己纳入某个概念或者旗帜之下。因为对于一个真正想作为，而不是只想多快好省的谋取世俗利益的诗人来说，归属感在某些时候会导致丧失感，一个个人创作的殊异性反而会丧失。
我再说一下诗歌的教育问题，我收到每个学期的学生毕业论文我已经看够了，比如说他们把诗歌都给我了，全是海子自杀，顾城自杀，十件论文有八九篇是诗人自杀的。我说你们什么意思，你们是不是暗示，我也该自杀呀。全是海子和顾城，我说你们除了海子和顾城，还知道其他人吗？因为他们是完全根据市场、根据社会的这种效应来理解诗歌，其实现在的诗歌教育很成问题的。&
林莽：说的很具体，下面有请黄梵来说，他前几年一直在搞排行榜，批评也是很犀利的，他有很多的思考。
黄梵：谈生态有两种视角，诗歌内和诗歌外。我比较认同刘福春老师的说法，诗歌内应该是文责自负，诗人有写任何东西的自由。刚才林莽老师提到了评价体系问题，就是我想谈的诗歌外，这涉及良性的评价体系为什么没有形成？我在这里想探讨一下，这个良性体系为什么没有形成，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如果生态特别好，我们就不用来开这种会了。
这几年我有个思考，中国文学史著作其实有个很近的源头，源于窦士镛在1897年写的《历朝文学史》，这本书出版于1906年，是中国第一本关于文学史的著作。这种文学史的写作方法，当然是从西方引入的。在此之前，中国没有文学史著作，中国过去的文学怎么评定一个诗人，选择一篇作品呢？中国过去是靠两种方法：一是诗歌选集，历朝历代都有自己重编的选集，历代的不同选集一直处在变迁中，实际上一直也在相互竞争；二是所谓的名士传。两者构成了中国古代文学的评价体系。这个体系今天已无人再用，我们现在用的评价体系全部是从西方引进的，也就是窦士镛引入的西式写文学史的方法。
刚才大家谈到了浮躁，比如，刘福春老师已提到奖特别多。这里还可以列出一些，比如，给自己颁奖，追奖或买奖，在生态上表现为党同伐异，把写诗变成入史的搏斗，为进入文学史，靠利益诱使学者做不智之事；还有找茬骂人，而且骂来骂去十分快意，因为这些都提供了可以入史的机会。当西方写史的概念引入中国，中国评价体系便开始失效。中国过去的传统是只看文本，比较文本，对文本外的思潮史、运动史不关注，不管你是思想先驱也好，形式上的领军人物也好，都跟选本没有太大关系，选本只关注你写了什么，写得怎么样。比如，达达是西方很著名的流派，但没有留下什么象样的作品，达达在西方一定会进入文学史，如果把达达放在中国古代评价体系里，达达作品根本进不了选本。所以，西方文学史可以接受观念声誉和作品声誉的分离，接受诗人声誉和作品声誉的分离，这种现象在中国古代是没有的。这就跟西方文学史的写作方法有关。
一旦引入西方文学史的写法，文本之外的很多东西便获得了挤入文学史的机会。这些东西往往可以造假，比如各种流派的命名，因为这类命名是挤入文学史的捷径。本来按照中国传统是没有机会造假的，如果历朝历代只关注文本的话，这类命名就没有机会入史。所以，如果真要建立一个良性的评价体系，我们真应该参考中国古代的评价体系，当然我不是想全盘否定西化的写史方法，既然选集体系有很好的治史功效，把它和西式治史方法结合起来，就有可能降低浮躁。
现在大家都在谈论诗人的行为，普遍觉得很多诗人的个人操行很成问题，但我认为这不是个简单的个人操行问题。这种操行跟刚才我讲的也有关系，既然造假也有机会入史，一些头脑聪明的人便会利用这些机会。其实个人修为的问题，还折射出我们整个环境缺少一种“士”的精神。中国古代有一种“士”的精神，我们当代已经没有。这个“士”的精神相当重要，说得白点，“士”的精神与西方文人所谈的知识分子精神其实一致，无非是对思想独立、自由、正义的追求和关注。“士”的精神曾在魏晋乱世、元代等表现得非常突出，曾是中国文人的精神财富和创造源泉，导致古代文人的骨头普遍比较硬。相比之下，当代文人的骨头为什么普遍比较软？我觉得是当代缺了一种“士”的精神氛围。这种氛围的缺失，当然跟当代体制有关。在受到体制束缚的环境里，我们是否就该随波逐流、无所作为？我觉得自扫门前雪，从自己做起是根本。我们都应该怀着原罪的态度，我也不能例外，如果当代文学生态不好，我们每个人都难逃罪责，必须有勇气进行自我审判，不能把所有的罪责都推到别人身上。说极端点，我们都是罪人。所以，养育和培育“士”的精神，应该成为我们心灵的重大课题。我想提醒大家去思考这个问题，我们能否在个人范围内，恢复讲究修身，追求独立、自由、正义、良知的“士”的精神？
我还发现很多人有一种言清行浊的行为，什么叫言清行浊？说起来都特别的好听，修为的标准都很高，但是自己做起来，就完全是另一码事，可能他做的一切正好是他谴责的一切。我用“言清行浊”来描绘这个现象。这个现象的产生，与中国当代的“两层皮”文化有关。我们的当代文化有两层皮，一层作为内里的真皮，一层作为外表的假皮。在重大场合，我们说的都是冠冕堂皇的“假皮”，很好听，无非是美德、良知、真相等等，实际行动起来用的就是那层真皮，那是一张装着人类全部欲望的真皮，这层真皮当然藏在那层假皮下面。当然，“两层皮”文化不是诗界独有的，是整个社会共有的，它是我们的体制造成的。如果你真按“假皮”提供的想法去生活、做事，你就会四处碰壁，就会成为一个精神孤儿。所以，很多人为了讨生活，只能采用“两层皮”的策略来应付。谋生存、利益时用“真皮”，诉说、交流、交际时用“假皮”。这个现象不是我们诗界独有的，只能讲，这是社会风气对诗界的渗透和污染，诗界已经失去抗污染的能力。
我还有一个感觉，当代批评已经圈子化了，圈子批评已经成为主体。我感觉，到处是圈子批评家。什么叫圈子批评家呢？说白点，在圈子批评家眼里，文本评价已经不再是文本评价，文本评价不过是一个权力问题。在圈子批评家眼里，我这个圈子的东西是最重要的，最有价值的，其他圈子的东西都微不足道。就是说，诗歌评价变成了权力权衡，这个问题导致我们的评价体系失效。圈子批评家不是当代的发明，其实在民国就有先驱，比如成仿吾等等。我曾看过他很多批评，仔细研究过一些，后来实在看不下去。他就是典型的圈子批评家，只要是他的同仁，志同道合的，评价就非常高，只要是敌人，评价就微不足道。这个现象在当代非常突出。圈子批评家已经把文本批评问题，蜕变成了权力问题。权力一般要靠多年养育才能获得，一旦获得就变成了可以左右他人观念的东西。其实每个人的判断力里，都有从众的裂缝，这是每个人都有的弱点，每个人内心都藏着从众的恶魔，因为每个人都害怕孤单。当一个人听到掌有权力的批评家发话，他的判断力就会受到干扰，他之所以失去自信，无非是从众心理在作崇，尤其一般公众，难以抵御这种恶魔。所以，从众心理是圈子批评能发挥作用的人性依据。
纵观当代批评，机智的特别多，但诚实的特别少。我认为，宁可要笨拙的诚实，也不要机智的撒谎。当代批评文章有多少都不重要，重要的是看诚实与否，哪怕是笨拙的诚实，也比机智的撒谎高明许多。因为我们对当代的评价，一定有后人来重新审视，就像我们现在审视成仿吾一样，还不到百年，他的批评已经不起审视，我们的评价经不经得起后人审视，其实每个写文章的人心里都清楚。
目前杂志太多也成问题，我的看法是，当代诗歌的出版与发表，已经走到了诗歌的反面。为什么这么说？当诗歌版面很少，编辑就会设定比较高的标准来选稿，因为每年产生的好诗不会太多。可是一旦有那么多的版面需要诗来发表，就造成大量版面得靠平庸之作来填充。这样的发表实际上是给批评添乱，给鉴赏添乱，给读者添乱，实际起到了淹没好诗的负面作用，同时也让批评承受着巨大压力，当然是说恭维话的压力，因为每个诗人都要求批评说恭维话，必然导致非常多的虚假批评，红包批评。
我把这类平庸之作，称为“废纸篓诗歌”。十几年前，这类“废纸篓诗歌”面世的机会比较少，现在面世的机会太多。过去扔进编辑部废纸篓的诗歌，现在堂而皇之出现在大量杂志、书籍里。平庸之作的大量发表和出版，可以说破坏了当代生态，它唯一的作用是普及了诗歌，但干扰了鉴赏和批评的秩序，成了谋杀好诗的帮凶。大量的发表机会，也让很多不错的诗人不能正确对待灵感。我不相信一个诗人有那么多的灵感，诗歌版面对这些诗人的追逐，那些要求他们发表诗歌的呼声，那些蜂拥而来的约稿，导致很多诗人经不住诱惑，就铆足了劲儿写。这也说明，我们对数量的迷恋，远远多于对质量的迷恋。对单首诗的迷恋，远远低于对集束诗歌的迷恋。我们几乎用发表消灭了对单首诗的关注，我们关注的不再是单首诗，关注的是一个人在各种杂志的出境率，我们开始像要求明星那样要求诗人。
此外，我们的生态里还有不少政治思维的遗存，比如，“大跃进”思维，“文革”思维。“大跃进”思维，导致我们迷恋多快好省，决定了我们做事的一些特性。比如，都喜欢通过评奖、评选等，快速选出大诗人，没有意识到评奖或评选，并不能令一个诗人超越文本的价值，得奖最多的诗人，不一定就是最好的诗人。认为通过评奖评选，就能解决审美甄别问题，不过是大跃进思维在诗坛的体现。其实审美甄别问题没有这么简单，看看古代就非常清楚。很多大诗人的地位，绝对不是通过一个朝代就可以确立，有的甚至两个朝代都确立不了。如果仔细考察李白、杜甫之流，就会发现，他们在唐代并不算大诗人，陶渊明在自己的年代更不是，他们大诗人的地位主要在宋代确立。比如，陶渊明在好几百年的时间里，一直被当作一个中品诗人，难入大诗人之流。“大诗人”不是空间概念，它是历史或时间概念，把历史概念当空间概念来使用，是我们当代的一个误区。尝试在当代确立大诗人，实际上是把出没在未来的关卡拆除了，这是政治自大的表现，不过是把我们时代颂扬为最伟大时代的野心。想一想魏晋玄言诗在后世的命运，我们就应该抑制这种文本外的野心。若真有野心，不妨把它撒在文本里。
至于“文革”思维，它的表现更是普遍。刚才陈超兄提到，当代“二元对立”的东西在诗歌里已经在减弱。我觉得在诗人言行上还很普遍。为什么诗坛的争吵特别多？多数争吵的实质就是相互攻击。我认为，这是农耕时代一元思想的体现。大家之所以吵，无非是想吵出名堂——直至某人吵赢！吵赢的目的不是为了接近真理，只是为了征服对方，用自己的思想消灭对方的思想，这是赤裸裸的一元思想，跟新诗关注的现代性完全背道而驰，现代性思想的根基就是多元并存。从这个角度讲，我们的身体虽然已经滑入现代社会，但脑袋还留在农耕时代。我们还不太适应现代社会，我们现代意识的发育还不充分。正是对现代性认识的不足，才导致诗坛有那么多的争吵发生。现在到了该抛弃一元思想的时候，该建立一个观点和文本的市场，让各种观点和选本自由竞争，这才是最重要的。这样一定会产生好结果。我记得经济学中有个科斯定理，它是说：如果交易成本为零，不管产权属于谁，市场都能使配置最优。把这个定理应用到诗坛，可以这样讲：如果交易成本为零，不管好诗是谁写的，市场都能把它挑出来。问题恰恰在于，我们的交易成本一般不为零，通过贿赂、利诱、人际关系等，我们已经把交易成本升了上去。如果交易成本真为零，那么市场一定会优选出好诗，我们就不必为审美甄别问题人为操劳。
最后，我认为口碑也非常重要。大家可能有同感，用文章写的看法和在私下传播的口碑往往不一致。我认为口碑是评价体系里的原生态，应该好好保护它。现在有许多人通过文章、贿奖等各种手段在破坏这种原生态。我们应该把私下流传的对某个诗人，对某首诗的真实看法，像文物一样保护好，在同一个时代空间里，口碑的判断是经久的，时常比文学史著作、批评著作等的判断更靠谱。
&林莽：到现在四个发言人，各有各的角度，都说的非常好，黄梵从文学史切入，讲到文人的骨头、修为，他讲到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自我审视，另外还讲了各种各样的思维、圈子批评等，都非常好。
赵思运：大家谈的都很专业，我谈的生态可能更外在一点。我觉得诗歌生态是指诗歌之外的生存、传播的一种方式。我选一个话题来讲：体制对于诗歌的伤害。
这种伤害我讲四点。
一是体制对诗歌的审查和控制，一直是很严峻的。诗歌的天性是很自由的，我刚才看到黄梵的文章，第一句话他就说：“民主正成为诗歌的一种形式”，我觉得，诗歌自身的东西和诗歌的存在，都应该是民主、自由的。但是现在各种审查很严峻。西方是登记制度，而我们是审查制度、审核制度，所以有一个相对来说比较严密的监控体系。如果说被检查、被审查，是被动的，关键是现在很多的主流刊物是主动的迎合，这个问题很严峻。像现在的主流诗刊杂志，我们很清楚现在的《诗刊》是什么样子。现在基本上全是一个捱一个专号，这种专号全是追逐着政治的形势式。跟80年代相对比一下，在座的唐晓渡老师很清楚这一点。官方主流诗刊的东西，现在大多成为政治的宣传品，主动的迎合和被动的审查是两码事，这说明体制里面的人已经丧失了最基本的底线了。
第二个要点，在体制里面有些既得利益者，在各种文艺体制里面的发表，他们的思维方式也不光是艺术上丧失了底线，甚至人性上也逐渐发生了巨大的扭曲，而且它还会影响周边的媒体。比如说山东一个作协副主席王兆山，当时我写文章指名道姓地骂他，为什么不能骂他？我认为这是既指人又对事的，我为什么不能骂？我觉得在体制里既得利益者他的人性都很枯竭了，像“秋雨含泪”、“兆山羡鬼”，这些民间的新成语很有意思。这些既得利益者他们的政治投机心理很强，而且体制又为这些既得利益者提供了利益，二者形成了合谋，体制对人性是一个极大的扭曲。像王兆山这个例子我们就可以看到，现在不是文革时期，你不写就会被杀头了。现在形势已经变了。不过，从50年代知识分子“被改造”，再后来“接受改造”，再后来是“自动的改造”，到了王兆山那儿则是“主动的献媚”。这在表面上我们是歌舞升平的，各方面都在一直前进的，但是深层的东西可能一直在持续滑坡。
第三点，体制里面一些传播资源，诗歌的传播资源都被官方垄断化了，像出版、评奖这些东西。我宁愿把我的创作的东西拿到海外拿到港台出版，我不愿意在大陆出版。
第四点，主流的价值观念对普通的写作者也造成了严重的侵蚀。有一些重要的事件，像奥运诗、世博诗，很多人写的技巧也很好，感情也很充沛，但是他那种感情内在的价值层面的东西则是缺失的，乃至是扭曲的，缺乏诗歌最深层的东西。不是说诗歌不要技巧。诗歌的形式，这是诗歌的前提、是入口，入口绝对不是终点。很多人说我是反形式论者，反修辞主义者，不是的。入口最重要的，但是入口之后你必须要往前走，把自己内在的东西，生存体验的东西，对于现实的、社会的，乃至人生宇宙更深层次的东西，还是应该把打开，这是重要的一点。
有很多人把他们写的地震诗歌寄给我。关于地震诗歌，我觉得朵渔的《写诗是轻浮的》应该算是一个标本，尽管他技术层面是有些缺失的。但是从总体的综合指标考量的话，在他那首诗的面前，几乎80%的地震诗没有任何价值，那简直是一个大跃进式的浪费。所以面对公共事件的时候，应该建立起来价值观念、价值的立足点，必须有一个穿透力，当我们面对公众事件的时候，你能不能对这个事件有一种理性的把握、价值的把握？还有一些另外的公共事件，我们却是集体“失声”的，这当然也与媒体的审核有关系。
在这么一个社会主义话语体系下，我提两个点：一个民刊建设，一个是民间出版家。
从民刊上面说，我觉得民刊的合法性现在逐渐丧失，民刊的总体面貌逐渐走向平庸乃至死亡。我写过一篇文章:《民刊何以“民刊”？》。我觉得在社会主义话语体系下，确立一种独立的思想立场、文学立场和诗学立场，非常有必要。在这种相对封闭的、相对意识形态化的环境里面，怎样保持文化的文学的、特别是诗的最光辉、最自由的一种性质？确立了这一点，民刊才有它的合法性。我们看一下《今天》、《大陆》，你就知道什么叫真正的民刊。现在大面积的民刊其实非常平庸的，技术层面很粗糙的，很多时候仅仅就是一个爱好者的园地而已，更不用说他有什么精品了。所以说从这一点上看，它的合法性没有了，大量的民刊写的都是小生活、小快乐。我跟学生讨论的时候说，现在都是“小时代”。80年代是大时代，90年代是跨时代，现在是“小时代”。所以民刊应该有一个确立自身存在的依据和合法性的问题。
第二个民间出版家的问题，在这么一个主流的话语体系里面，民间出版家应该有他的立场。潘洗尘你作为一个民间出版家，你应该有自己的立场，你的价值应该显现出来。还有，民间出版，是不是算一个突破口？我们不是说真的去搞一个对抗、对抗官方主流的体制，我们是不是可以疏离出来的一个独立的、自己的姿态、立场？这是我对民间诗报刊抱希望的两点：一个是民刊，重新确立民刊的合法性，第二个民间出版家怎样做好自己的事情。谢谢。
&林莽：体制伤害，提得非常重要。另外就是民刊的合法性，说得非常好。
潘洗尘：近五年来，包括在天问举办的五届活动上，这是我第一次发言。为什么会这样？我想一个是由于自己游离诗坛多年，虽然起步不算晚但现在我是心悦诚服地把自己当成一个后来者，我怕自己对有些东西还看不全、看不准，怕说错话、怕说外行话，所以一般情况下，我只想听、只想看，只想默默地写、默默地做一些事，尽管到现在做的也还不够好，写的就更不够好了。
近几年，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的是，除了大量的无产者（意识形态领域的和生活层面上的）充斥诗坛之外，还有一批莫名其妙的人，也时常出现在各种诗歌出版物和诗歌活动上。这也是我尽量少参加各种活动的原因，今年以来我拒绝了几十个活动的邀请，只参加了三个自己主办或必须参加的活动。我确实有时候还不能自信到，把自己“可疑”的身份洗脱“干净”的程度。我也怕，仅仅因为我的职业，对我所从事的，完全是基于热爱的事情形成伤害。
诗歌生态这个话题，很早以前我就向林莽兄和树才兄提出过，而且我们私下里也讨论过多次，我也写过一些东西，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我只能就几个目前比较突出的“生态”恶化的现象和问题，简单地谈一点个人的看法：
首先我想谈谈诗歌理论与诗歌批评的问题。因为这几年办《星星》诗歌理论刊物，所以就对诗歌评论这一块关注的比较多。现在最让我觉得忧虑和担心的问题，一个是近一年来仿佛在三十年前就早已偃旗息鼓的某种“声音”又开始沉渣泛起，从年初的北戴河诗歌理论座谈会上
“大我小我”再次成为会议的核心议题，到年中南方某报对莫非诗歌重新使用了早已被人们遗忘了的“反党、分社会”这样一个定性词汇。我觉得任何事物的出现都不是片面的、偶然的和孤立的，历史不仅是可以倒退的，而且历史的倒退有时恰恰是在人们认为最不可能发生的时候发生的，只要时机和土壤合适，有时历史大倒退的幅度甚至会超乎人们的认识和想象。但愿我的担心和忧虑仅仅是杞人忧天而已。
与之相呼应的是，近几年又开始有人过分夸大诗歌写作的社会功能了。比较典型的像汶川地震后带来的灾难写作热，其实，当天灾人祸发生时，诗人出于良知自发的表达各自的悲与悯，这原本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但如果当灾难写作不再是诗人自发的，而是应景的甚或是被组织的，这就会导致灾难写作的泛滥，而在天灾人祸注定会越演越烈的今天，灾难写作一旦泛滥，则必然要导致写作的灾难。
就这个问题我还想多说几句，我为什么觉得这么担忧？像《诗刊》，像《星星》这样的刊物，包括它组织抗震救灾专号，因为他有这样的使命和责任，我问过林莽兄，《诗刊》这样做是不是有些人主动要做的，他说不是，是作协要求的。这个我就非常的理解，但是我们也看到很多民间刊物也在做这样的事情，地震一来，民刊也一窝蜂组织专刊专号，这个我就非常的不理解，不是他做的有多错，至少他出离了诗歌本位。从朦胧诗到现在，我们努力了三十年，不就是为了诗歌的自治，为了和公共话语体系保持张力，和社会世俗对抗吗？
另外还有一点担忧，就是当下诗歌批评标准的严重缺失和批评家的浮躁，尤其是年轻一代批评家的集体浮躁。
我们知道，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像谢冕老师那一代和晓渡兄这一代批评家，他们不仅都有着深厚的学养，更是一切从文本出发，他们的批评是建立在对文本的把握上的，但现在我们的很多年轻批评家，他们更热衷于采取投机式的做法，不愿意干文本把握这样的细活累活，更有的索性抛弃文本，大搞学术投机，最典型的就是“命名热”的出现，这样更容易因引发话题而被关注，比如近一两年来出现的有关“新归来者”的命名，我因为也是主要的“被”命名者之一，所以只好反复申明自己拒绝“被”命名的立场。为什么？理由非常简单，诗歌也许是我穷尽一生都无法抵达之地，一个人有什么资格可以面对自己还从未到达过的目的地谈“归来”？批评家可以以此来制造噱头，但我们自己却应该始终清楚自己的斤两。
我曾对多个年轻的批评家谈过这样的一个观点，一个批评家其实你把一首诗读好了，批评就已经完成了一半了。这几年《星星》每期的栏目都有变化，唯一不变的就是桑克主持的《文本细读》栏目，目的就是想要倡导一种从文本出发的批评态度。
另外，从诗歌写作的层面上看，问题也是比较多的。一是诗人们对话语权争夺的热衷有时候远远大于对文本的精耕细作，对写作带来巨大伤害。二是近年来由于诗歌写作的门槛被无限降低造成的诗歌写作泛滥。我真想写一篇文章，奉劝一些年轻人，干嘛非得要让自己去写一些只是看上去很像诗歌的东西呢，既然诗歌只能是少数人的事，那就不如还是交给那些真正有天分的人去做好了。
其次，我还想谈一谈诗歌的发表与出版问题。官方的出版社我们不说了，出版社从来就没有主动去出过一个好诗人的诗集，包括牛汉老诗人的诗集也要自筹资金去出，这个不多说了，我们对出版社的诗集出版，现在可以忽略不计了。
现在我想重点说一说诗歌刊物。一份好的诗歌刊物，应该是一个过滤器。 只不过，现在的绝大多数刊物，都已经丧失了这个功能。
所以，现在的刊物，已与泥沙俱下的网络媒体没什么差别了。我们为什么办《读诗》？这些年我能够看到的刊物非常多，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的。现在，绝大部分的诗歌刊物都成了卡拉OK似的了，只要你翻开，基本上全都是作者和作品在自娱自乐。而《读诗》，正是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诞生的一本对自己有着明确要求的诗歌刊物，我不敢说我们能把它办得有多好，但是我敢保证，合我们四个人之力，一定不会把它办得很差。
最后，我还想说说诗歌界各种各样的“评奖”。从官方的各种诗歌评奖来看，现在大部分的奖项已经彻底失去了最基本的标准，包括良知。有的奖项其实已经成为各种利益集团互相交换的一种筹码。可能我的问题提得尖锐了一些，过去我从不关注鲁迅文学奖，我也不知道已经评过了几届。今年我之所以比较关注，是因为我的“忘年交”郑玲老师的落选。很多相熟悉的评委，我觉得只有荣荣给我的解释算是唯一合理的——她认为郑玲的诗写的还不够好，而其他诸如鲁迅文学奖不能评三个女的，或郑玲的诗集是因为诗与散文诗混编等理由我都觉得纯属胡扯。谁规定鲁迅文学奖就只能评三个男的不能评三个女的？至于说是因为郑玲的诗集诗与散文诗混编，那初评的时候为什么不考虑这个问题而获准通过？当后来我得知郑玲老师心里其实还是很有些在意这个奖，并因身体原因住进医院的时候，我曾跟老人电话里打趣地说：
“郑老师，大家其实心里都明白你写得好，但却为什么落选呢？说穿了，第一你没钱，第二你退休了也没权，第三你虽然是女的，但都80岁了也没色。”老人听后哈哈大笑说：“洗尘，我明白了”。其实我是想通过这样一句玩笑来舒缓一下老人那颗失望的心，让老人能尽快地释怀。
官方的“最高”奖已至此，至于民间的各种奖，刚才陈超兄实际上已经讲了，包括多少“大”的出现，基本上也都是处于一种自娱自乐的形态。
现在，人们常常把诗歌交流变成了诗歌交际，各种座谈会、研讨会等诗歌活动无不是如此。至于中外的诗歌交流，难说不是如此。结交外国诗人是为了译介自己作品、受邀参加国外的诗歌活动或是为了获得国外的什么诗歌奖项。
和公共话语体系、社会世俗的对抗与分离，在精神上实现高度自治，本应是我们所热爱的诗歌的最基本姿态。但是，随着权、钱、色和社会恶势力对诗歌的全面渗透，目前我们的诗歌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和社会不公正现象同流合污，我们的诗歌生态正面临着进一步恶化的困境与险境，甚至是绝境。
我的结论：对于诗歌而言，一个可能是最坏的时代已经到来。
林莽：今天的论题就是我们和洗尘多次交谈产生的，最后题目是我定的，我觉得洗尘的发言是身在其中的体验，这点很重要。下面请燎原发言。
燎原：诗坛的生态问题，对于当代诗坛的评价问题，也是我长期以来关注的问题。因此，我也很想知道我的同行们在想什么、怎么看。刚才大家的发言使我获得了很多信息，至于我自己，对于新世纪十年的诗歌生态，我的评价可能要略好一些。
首先我承认，大家前面列举的现象都是事实，但我评价的参照系，是建立在上世纪70年代以来，或者更远的，是建立在1949年以来这样一个时间长度中的。而那个时代，几乎谈不上诗歌的写作生态，也就是说，在那样一个时间长度中，写作是没有自由的，诗人们的写作一直是受控制的。到了1976年“文革”结束后相当长的时间内，写作仍然是受控制的。所以，从这样一个参照背景上看，我觉得现在诗坛的外在生态，应该是很不错了。刚才大家谈到的现象都是事实，但我不愿把它们纳入我的评价系统来考虑，因为它们并不是近十年出现的新问题，而是一直就存在，并且我所看到的事实是，这些因素正在递减。至于那种生猛空泛的主旋律抒情，或者叫做主流诗歌，也一直在固有的轨道中延伸，但它们不是我所关注的对象。我所关注和要谈论的，就是自“文革”之后重新开始的、以现代主义元素为标志的中国现代诗歌。
当然，当下诗歌的外在生态、或者说任何时代诗歌的外在生态，都有它们的问题，只是我不想过多地考虑这些问题，用这些问题来干扰自己。比如说鲁迅文学奖之类，它自身的特殊标准和评选中的玄机，跟我们所想像的纯粹性并不是一码事。这次评奖，我2008年出版的《昌耀评传》，也在可以参评的出版时间之内，但我没有申报，我想如果申报的话，它最终肯定和你没有关系，但却会让你心怀侥幸，有所期待，断断续续地影响你的心态。
但我还想说的是，我们在这样的特殊问题上尽可以超然一些，但对某些公共层面上的问题，似乎不可过于超然。比如刚才刘福春老师所说的一些报刊，上面经常有某个人诗歌作品研讨会的整版评论，但这些人的名字和作品，我们基本上是不知道的。看了这些评论中所引述的这个诗人的作品后，你会觉得这是不值得开一个研讨会来研讨的作品，但恰恰又正是这种作品的研讨评论，在报刊上连篇累牍地整版出现，其中的缘由何在？无非两个因素，一个是权力的介入，一个是资本的介入。这跟数年一次的鲁奖评选还不一样，因为鲁奖的获奖者最终仅仅只是三五个人，它只跟极少数的诗人有关系，更多的人不过是抱着撞大运的心态在陪练。但那些报刊上的评论专版则不同，因为这些报刊是公共层面的专业传媒，跟众多优秀的诗歌写作者都应该发生关系，然而事实却正好相反，充塞在我们视野中的，通常只是对权力和资本“艺术成果”的表达。这种表达的常规性出现，已经混淆了公众对诗坛的判断：所谓的诗坛，整天就是这么一些人、这样一些作品吗？
第二个问题，就是权力与资本对诗坛资源的强势占有，这是新世纪十年来最刺眼的现象。他们不但强势地占据了发表、出版、奖项等各种资源，还同样强势地占据了评论、舆论资源，调动众多平庸的、乃至出色的评论家对他们进行专题研讨。从这个角度反过来看，现在很多的评论家也存在着一个操守问题。这种现象让我回想起了上世纪的80年代，那个时代的评论家，他们是有真理感、公义感、不容许自己放纵自己的，但现在，这种操守正在日渐削弱乃至丧失。这无论如何都是一个问题。
第三个问题，是诗人们自身的问题。从大的方面看，诗人们与时代的压力相抗衡的意志力，同样正在丧失。众多的诗歌仿佛已经自我“去势”，或被自己挑断了腿筋，诸如梭罗书写《论公民不服从的权利》那种公共知识分子的精神，在当下的诗坛仿佛已是一种神话。再一个，诗人的综合文化能力和艺术创造力同样在萎缩，那种足以让人惊奇和激动的、带着强大艺术革新力量的文本，那种具有文化抱负和诗歌抱负的写作，也仿佛只留存在了21世纪的门槛之外，成为隔世的风景。
但从宏观的角度看，诗人们的整体写作水准，肯定是在水涨船高。诸多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前沿性技术手段，现今已经常规化、公共化。且在我看来考察一个时代诗歌性状的重要指标——诗人们写作的差异性、多元性，正在持续拉大。在包括网络诗歌在内的浩瀚的诗歌制品中，我虽然见到了大量的垃圾，但更看到了大量的精彩之作。比如昨天我们讨论的李亚伟和潘维的诗歌。当然，还有很多人，他们的诗歌，是不断自我刷新中不断增高的群岭。稳定而扎实。
作为一个从事诗歌批评的写作者，我希望我的批评在价值判断和评价上，能够谨慎，能够经得起诗界的推敲，能够让我自己不太脸红。
&林莽：下面请梁平发言。
梁平：这个会真的非常有意思，关于这个话题我还没有洗尘那么悲观，不一定就是最坏的状态。借陈超和燎原的一个观点，我觉得现在的诗歌的确让人很困惑，但是从整体上看，我认为还是有不少好东西出来。这是一个总体概念。我要说的是这里面的误区，尤其是诗歌生态造成的误区。
谈到生态这个问题，前面几位评论家谈很好，也很激动，福春的激动我比较赞同，福春有这个发言权。我谈的是与诗人创作相关的两个平台，一个是刊物发表平台的生态，一个诗歌奖项平台的生态，这是给我们中国诗歌创作带来最大困惑的两个平台。
因为我在做刊物，我也在组织奖项。刚才思运谈到官方体制内的刊物，现在出现了很大的问题。我觉得这话有一定道理，但不止是官方刊物，这个问题就是推出诗歌的时候，无论官方刊物还是民间刊物都已经不纯粹了。老实说我们在做刊物的时候，也在时时的警惕自己，这就是我讲的第一个平台的生态。我们刊物的常务副总龚学敏也来了，在我们来之前的上个月，我们编辑部专门开了一个业务上的会议，议题就是就是2011年的《星星》怎么做？为什么要开这个会议，因为我赞同思运的观点，我认为我们体制内的刊物真的有点看不下去了，我也在体制内，我也在做刊物。但是我们需要警惕自己的，我们该如何改变这个印象？其他的刊物我不去说，就《星星》而言，在《星星》这个平台，应该说最近这些年份，也觉察和发现这样一些怪象，就是跟生态有关的怪象。一些作者给寄稿子来，他注明他的官员身份，注明他的老板身份，甚至提出来我们给你赞助多少多少钱，还有更笑人的，也是最近冒出来的，她自己在后面注明，她是“什么什么新写作的代表人物之一”。我觉得这个很荒唐，还有艺术照片，我不能说这就是前面谁说的“权、钱、色”，但是这样的给写作者带来的误区，才使他们这样来标榜自己。大家是能够看到《星星》的，我敢说这么一句话，比如说这样的“身份”诗歌，我那里是发得相当谨慎的，绝不会几十首、几十首拿版面来做。其实无关身份，真正的好诗，不管你是什么身份，只要你好好写了刊物就一定不会放过。由于很多刊物喜欢这样做，就给有这样身份的人有了错觉，以为所有的刊物都喜欢来这个，这就大错特错了。官员的诗，老板的诗，所谓“新写作”的诗，都是可以做的，包括还有大家没有说到的比如刊物老总的诗，我觉得能做的，因为刊物需要包容，风格的包容，题材的包容，也包括所谓“身份”的包容，但是我们必须要警惕自己，不要因为以这样的“身份”来搅乱了中国诗坛的诗人的身份。起码我们作为一个编辑，一个刊物，时时需要提醒自己，否则只会制造混乱，只会误导我们的写作者。这是这个平台制造出来的混乱。
第二个平台，各种诗歌奖项的平台，这个平台现在弄的确实如前面很当朋友都已经谈到了的太混乱。前不久看过潘洗尘的文章有一句话，叫“黑得伸手不见五指”。其实，我们在批评某个奖项的时候，不应该针对某一个具体的人，包括获奖者，包括评委。我们应该很清醒的认识到，这是这个平台的生态出了问题，得奖的没有张三还有王五，评奖的没有李四还有麻二。问题是机制、资格，每一个程序和环节都可以尽可能的公平公正，但是我们主宰这个奖项的人如果不具备对诗歌的基本判断，如果已经远离诗歌十几年甚至几十年，也许越是公正越是问题。我们《星星》也有奖，我们《星星》年度诗歌奖三个人，但是我就敢说，我不脸红，每年三个人，我们不是由《星星》的编辑说了算，我们是真正在全国范围遴选最具前沿、最有研究、最能够感受中国诗坛体温的诗人和批评家来作这个奖的评委，今天在座的好多位都曾经担任过评委，我想他们也不会脸红。每年三个，这三个人的名单大家可以查资料，可以让《星星》问心无愧。像昨天这个奖项，我是实在是发自内心的祝贺！这不是一个什么级别的奖项，但是这两个获奖的诗人，那是真的经得起推敲，真的在汉语诗歌中做出了重要贡献。我们作为评委也好，作为主办方也好，不会脸红。我希望我们中国诗歌的生态落到了奖项这样一个平台，就应该是这样的奖项，拿给这样的诗人。
现在一谈到奖项，你进入那个场合，你首先感到无聊，然后再体会这个评奖过程的无知，甚至无耻。无聊我们可以不理会它，无知我们可以帮助他，无耻就不能容忍。这样下去会对中国诗坛制造很多混乱，很多错觉，它对于读者是一个误区，对得奖诗人会产生幻觉，这个幻觉很大，又会有更多的人效仿，这只能伤害到中国诗歌的健康发展。
这两个平台如果我们把它列入我们诗歌生态的话，我觉得是应该引起我们每个诗歌人的警惕。我愿意相信很多人是无意识地进入这个误区，也愿意相信诗歌生态会一天天好起来的。但是我们自己尤其需要警惕，无论写诗，无论搞评论，无论做刊物，只有这样警惕之后，才能清洁自己，才能把诗歌做好。谢谢大家！
林莽：下面请陈朝华发言。
陈朝华：我也从来没有在这样的研讨会上说过话，因为本身也是一个身份可疑的人，我只能说自己是对诗歌还比较诚恳、诚实的一个人。因为我这边也创办了华语文学大奖，去年因为朵渔的那首诗，我们把年度诗奖颁给了他。今天讨论的是诗歌生态问题，刚才洗尘说了是诗歌最坏的时代，我觉得我可能要表达一个观点，我认为这是一个诗歌最好的时代，同时也是诗歌最可疑的时代。为什么说是诗歌最好的时代？现在确实是非常多元，什么人都可以叫诗人，什么样的生活方式都不影响他用分行的文字来表达，这还是一种包容。包括洗尘你要劝很多年轻人不要写诗，你肯定被网络上“板砖”拍死，你没有这个权利去阻止他们在青春期从事个人的表达。
这是个人自己的权利。但我同时又说目前是诗歌最可疑的时代，正因为太多元了，没有标准，各种各样的命名出来，这不是写诗者自己的问题，而是我们这个社会在各个领域都没有共识。同时我觉得诗歌它潜在的生命力还是很强的，很多人可能都在关注，但它不一定是关注我们这群人，它关注的可能是文化样式的可能性。我们认为诗歌写的比较好，比较牛的一些人，或者是网友用一种非常后现代的方式，来借助网络这个工具挑起的质疑，这里面就说明一个问题，因为我们这个社会真的一方面是价值多元，一方面没有一个形成共识的机制和逻辑。所以在这里面我最基本的判断是这两点。
共识如果能够达到，可能需要很长时间，付出很大的努力，才会有至少稍微清晰的一个脉络出来，我们生在当下，更关键的是我们自己能否关注自己的生态。就是我们写作者，或者自认为是诗人的人，自己的心理。很多人可能会说批评家无底线、无原则，你们作为诗人本身，你是否因为朋友的关系，其他关系，也有过一些暗示，有过一些请求，一句话，你也给批评家多多少少形成了某种压力。更关键的，讨论诗歌生态问题，我们如何更诚实一点，更平静一点来调整自己的心态，可能更重要。
这是我基本的一个判断，我昨天晚上一点多赶过来，我现在很忙，活的很不真实。人总归有一点让自己过得真实，在这样的场所，见到这么多人，还是内心上比较认同的一帮朋友，这是让自己职业生涯里面很值得回忆、留恋的几天时间。包括我们在读的诗也好，很多诗是朦朦胧胧的，我刚才为什么会带头给黄梵鼓掌，他用经济学的原理来讲，当一个东西的交易是零成本，最后的共同选择会让一首有价值的诗歌浮出水面。
我一天要见到很多人，参加很多的活动，对我这样一个生命，诗歌跟我有一个终极关系，坐在这里，是我觉得灵魂最舒服的一刻，珍贵的一刻。我觉得把这种体验放在诗歌的评价和观察里面，也是同样的道理，关键还是如何认识自己，调整心态，这是最重要的。
至于诗人，关键的一点就是你自己个人的经验，是否有机会成为公共记忆，我不反对所有的价值体系，我觉得一首好的诗歌，一定会引发不同文化背景、不同知识积累的人，产生共鸣的东西，如何把个人的经验上升为公共记忆，这是汉语写作者，或者对诗歌有追求的人，可能需要自我警惕和审视的一个问题。&
林莽：说得好，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可疑的时代，我觉得是这样的。这种可疑处处存在，另外，调整自己，做一个真诚的人，在做事情的时候才可能是可信的。
李森：我很少参加这种会议，很少参加的原因是没有人邀请我。我今天参加这个会议也非常高兴，参加会议的无论是批评家也好，还是诗人也好，我觉得大家都非常包容，很开阔，甚至很优雅。与我平时印象里面很多诗人和批评家的形象完全不同，因为我认识很多素质很差的诗人、批评家，要么是一帮“刺头”，要么是没有教养。我很少参加文学类的活动，省里面也不参加，就是因为我觉得素质太差的人，都跑到诗歌、批评队伍里面来了。我看这次来参加会议的人，无论是年长的，还是年纪轻的人，都让人非常的舒服，让我沉浸在一种诗歌的精神当中，至少我是这样的感觉，我非常荣幸能够参加这次会议。刚才很多老师、朋友发言都很好，有充分的准备。因事先没有通知我要发言，所以我没有书面的准备。
我先讲文学奖的事情，我觉得大家不必太在意什么奖，这个时代还有纯粹的文学奖吗？关于鲁迅文学奖，你只要想到一点，你就清楚了：如果鲁迅还活着，他能不能获得鲁迅文学奖？如果他能获得的话，这个奖肯定是一个好的文学奖。但鲁迅如果活着，肯定不可能获得这个奖，这是毫无疑问的。很多人挖空心思想去获取文学体制里的奖项，无非是想捞点体制的好处，反正包括官员在内的多数人也许不太清楚体制的文学评价机制烂到了什么程度。可对于我们真正热爱写作的人来说，奖是毫无价值的。我前段时间在黄山获了一个奖，这个奖，叫“诺贝尔文学预备奖“，小心不要被吓着。这个奖太大了，这个奖的名头，比个别诗人同志们在乎的那个奖的名头，大太多了，而且颁发奖的人是诺贝尔文学奖评审委员会委员、主席谢尔·埃斯普马克。大家应该多设一点这种巨大的奖项，那些奖就变得一文不值。
另外同志们也不要愤愤不平地在乎《文艺报》、《诗刊》这些报刊发些什么，就是要让工农兵学商的大量的文章在这些刊物上发表嘛。过去我们觉得《文艺报》是多神圣的一个阵地，谁在《文艺报》发表，特别在边疆，要互相转告的。但是现在不同了，普通民众也可以在上面发表东西了，这是好事嘛，也是社会进步的一个标志。这个时代还是在进步的。像黄梵说的观点，我觉得最重要的。现在这个时代，如果我们有点羞耻的话，还会在乎谁怎么写，谁怎么评？我觉得人们爱怎么写就怎么写最好，每个人可能会为他朋友写一些评论，他高兴，他完全可以写，他写诗，他想怎么写就怎么写，他写得好自然会有好的评价，他写得不好，无所谓，这是个人的事情，别人想帮忙也不见得帮得上忙，批评家也不一定能够帮得上忙。
我觉得中国最大的诗歌、文学的生态的破坏还是在教育方面。我在学校里面教书，对文学教育的堕落深恶痛绝。我感到非常的恐怖，在座的有些大学教授，像陈超老师，我觉得也应该有同样的认识。教授和学生，根本不读作品，他们只读对作品评价的粗暴结论，只读教材。当然这里面，也有在座的批评家们制造的一些结论。过去文学界跟文学教育界，跟文学研究的学术界就是一个界，比如说在鲁迅的时代，它就是一个界。三、四十年代就是一个界，现在学术界跟文学界是分裂的，各整各的，这是时代文学的一个巨大的笑话。一个教授完全不读作品，完全不了解这个时代的文学，他就可以当教授。一个文学教授不搞创作，你怎么能教文学，其实理论和创作的关系，是理论本身它也是创作。哪有什么独立的文艺理论？理论这种东西，不过是一个个逻辑模型而已。理论不过是逻辑的一个个谎言。大量的人去研究文化、研究美学，什么是美学，美学就是美过来，美过去的学。最近我要出一本书，叫《美学的谎言》，书中对各种逻辑谎言的批判是不太留情面的。
我非常赞同黄梵的说法，文学史的写作确实存在很大的问题。比如当代诗歌史的写作，我们读到的，是些什么样的诗歌史！把诗歌史写得那么难读，本身就不是诗歌史。好的诗歌史应该是好诗和好诗人的诗歌史，但这样的诗歌史在当代中国是没有的。诗歌史已经变成了诗歌利益集团，诗歌“江湖”座次史。
我觉得在座的我们大家要共同努力，多多少少改变一点这种现状，我希望不在学校教书的人也都能够关心文学教育。谢谢。
&林莽：现在已经是12：20。下面请唐晓渡来做最后的总结性发言。
唐晓渡：刚才梁平说我可能要说“大话”，但我只想说点“小话”。关于当代诗歌的生态问题，大家刚才已经谈得非常多了，还可以谈得更多，谈不完。我想这个问题是否有两个层面，一是尽可能中性的描述和分析，二是立足诗歌的价值诉求。现在的情况是二者纠缠在一起，有点乱。乱也没什么不好，因为当代诗歌生态的特点就是乱，而我们的讨论本身就是它的一部分，甚至是一个表征。对我来说，所谓“生态”有大小之分，内外之别，界限不必泾渭分明，相对而言，但重要性大不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