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六月份给孩子找个学校,由于孩子不适应学校怎么办这里的生活孩子回老家上学了,学校现在怎么给我退回当时给孩子

  供电员工到地扪村村民吴亮雪家中了解用电情况。 蔡兴文 摄

  供电员工送安全知识进校园。 王进 摄

  可靠电力助茶企出产优质茶,推动产业发展。 南网报记者 赖增鹏 摄

  石开莉回家乡办鞋厂,带动村里姐妹们在家门口“掘金”。 南网报记者 赖增鹏 摄

  近年来,蒲洞村特色产业不断发展,基础设施逐渐完善,村容村貌更加整洁。 王进 摄

  编者按:在外打工24年的石开莉决定今年回家乡办厂。电足了、路通了、生活改善了,家乡的变化坚定了她回家发展的信心。在她的家乡贵州省黎平县,越来越多和她一样的返乡创业族过上了顾家赚钱两不误的日子。

  党的十九大报告首次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发展的春风吹进村村寨寨,黎平也不例外。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第一个五年工作做出具体部署。其中提到,历史文化名村、传统村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特色景观旅游名村等自然历史文化特色资源丰富的村庄,是彰显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规划》提出,全面保护文物古迹、历史建筑、传统民居等传统建筑。加快改善村庄基础设施和公共环境,发展乡村旅游和特色产业,形成特色资源保护与村庄发展的良性互促机制。

  黎平既是革命老区,也是中国最大的侗族聚居地。侗族大歌、侗族木构建筑营造技艺,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在这里传承。这样一个地方在乡村振兴大潮中,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壮大特色优势产业、持续改善农村人居环境、保护利用乡村传统文化等,如多声部的侗族大歌一般,唱响了黎平的乡村新生活。而供电服务,也随着黎平的发展,从着力建电网转向更加注重客户的用电体验。

  我们聚焦黎平,聆听革命老区发展的故事,见证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给少数民族村寨带来的变化,感受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并观察供电服务在满足乡村振兴需要过程中的改进和提升。

  碧山连绵,重峦叠嶂。蜿蜒的柏油路绵延起伏,沿路可见连片的草莓园、水产养殖场和茶庄。9月13日,笔者探访贵州省黔东南自治州黎平县,一路上,乐见乡村经济不断发展,传统文化延续不息。黎平这个革命老区正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中,焕发出发展和变革的勃勃生机。伴随黎平经济文化发展,电力服务也从着力构建大电网,向着更加注重精准满足需求、精细化服务转变,为乡村振兴提供强劲的发展动能。

  奏响经济发展新乐章

  在黎平,产业振兴成为撬动乡村振兴的重要着力点。

  2012年12月26日,坐落于贵州省黎平县中潮镇的中潮工业园区与黎平县高屯工业园组合升级为省级重点建设的黎平经济开发区,成为黔东南州七大工业园区第一批重点建设园区之一。“这是中潮镇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一个转折点,从原来想大规模发展传统工业转变为充分利用资源优势,以木材精深加工和建材产业为主导,做大做强农产品和食品加工,大力发展电子、特色旅游产品等产业。”协助分管工业园区的中潮镇武装部部长陈通钊介绍说。

  无论是企业新落户还是扩大生产,用电的问题基本不用操心。“现在园区要新上项目,供电所都会主动和我们联系,企业办电时间越来越短。”中潮供电所统计数据显示,目前企业专变安装工作15个工作日就能完成。

  “我们的线路已经架设到园区内的道路两边,报装环节也由6个缩减到3个,高压客户限定的报装时间是38个工作日,今年上半年我们已经降低到28个工作日,下半年力争降低为22个工作日。”中潮供电所所长石凯江说,“近几年,随着电子、玻璃等对供电可靠性要求高的企业入园,我们在不断优化中潮镇尤其是园区的网架结构。供电可靠性从2010年的99.3198%提升到2017年的99.7474%,年户均停电时间几年间下降了一半。”

  坐落在中潮镇工业园区的贵州华都新型建材有限公司,主要生产节能环保砖销往省内周边市县,大部分属于机械化操作,用电需求量大。厂长申先生介绍,过去厂里同附近村寨共用一条线路,加大生产量后,跳闸现象时有发生。2016年,黎平供电局为厂里建了一条专线,充分满足了厂里生产及发展用电需求,环保砖的年产量翻了一番,大大提高了经济效益。

  “不远的将来,园区的专用10千伏线路预计将增加到22条,可以更好地满足园区发展的用电量和可靠性需求。”石凯江说。

  在陈通钊看来,生产用电无忧、办电时间更短,成为镇里优化营商环境促进招商引资的新优势,为转型发展中的中潮镇聚企业、聚人心,激发了市场主体活力和社会创造潜力。统计数据显示,2017年,中潮镇国内生产总值完成2848.65万元,同比增长15%。

  电亮新时代乡村美好生活

  在黎平,乡村每天都在发生着变化,老百姓从中得到了实实在在的获得感。钱袋子鼓起来,生活方便起来,幸福感强起来……

  “近几年我们一直在思考,让老百姓脱贫过上好日子到底要靠什么。”陈通钊介绍,中潮镇有近万公顷土壤肥沃的天然大坝区,林地2.3万多公顷,占全镇总面积的80%,非常适合发展农业和林业。“‘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让我们下定决心摒弃先发展后治理的老路子。”

  近两年,该镇逐渐探索出“油茶、茶叶、蔬菜、生态家禽、规模养殖、特色水产”+观光采摘农业的产业“6+1”模式,借助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契机,在2018年成立村级合作社,发展村级农副产品加工企业,增加农产品的附加值。农产品逐渐成为农民手中会增值的“金元宝”。

  七彩田园项目就是该镇的一个成功案例。该项目由农业专业合作社投资800多万元建设,是一家集精品果蔬种植、生态旅游、生态餐饮以及农业科普体验于一体的综合型高效现代生态农业产业示范企业。“类似的农文旅一体化公司近几年成立了不少,这对我们的供电服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黎平供电局分管市场营销工作的副局长吴平海介绍。

  为提升客户用电体验,中潮供电所建立起“南网驿站”客户服务微信群,解决服务及时性问题。“南网驿站”微信群大大方便了村民与客户经理的联系,及时传递客户诉求。供电部门针对不同客户的差异化服务需求,提供节能技术支持、精准告知信息、限时响应业务咨询等服务,为客户带来贴心服务。微信群建立后,收获了不少客户点赞:“用电方面的问题随时在微信群跟客户经理沟通,特别方便。”

  要过上好日子,让农民腰包鼓起了还不够,村里的基础设施也得跟上。

  在蒲洞村,路通了、电足了是百姓最直观的感受。

  2015年,李克强总理带着党中央、国务院的亲切关怀,到蒲洞村视察、慰问,并提出“真抓实干,一起努力拔掉‘穷根子’”。3年多以来,贵州规划实施蒲洞村特色产业、基础设施、村貌整洁等一篮子民生工程。

  在扶贫春风的吹拂下,蒲洞村村民林绍良觉得日子舒适多了。村里在2017年免费给每家每户进行危房改造。“现在路通了,电也足了。”林绍良的妻子张罗着展示家里的新家电——热水器、电视机、洗衣机、打米机。“电够了,现在家电都用得上。每月电费从40元增加到50元左右,负担也不大。”

  据了解,贵州电网公司近年来加大投资力度,对该村配电线路设备进行系统改造。目前,贵州电网公司在该村的大修技改中投入72.6万元,10千伏线路改迁2.1千米,低压线路改造3.2千米,将一台20千伏安配变增容为100千伏安,新增315千伏安配变一台;在农网改造升级项目中投资208.5万元,以往电压低、保障差等问题得到彻底解决。

  类似的变化也在地扪村悄然发生。家家户户灶台上电饭锅、电水壶蹭亮蹭亮。“以前用柴的时候,每次砍柴要走10里路。”村民吴雪香说,后来,大家改用电做饭了,火灾少了,围绕寨子的树也更密了。随着“两改一同价”政策的逐步推行,电冰箱、微波炉等各式电器也逐渐走进这个古老的村落。

  据村长吴再明介绍,在新一轮的农网改造升级中,地扪村通了水泥路,夜间明亮的路灯取代了昏黄的白炽灯。在这里,几乎全部的民宿都能满足“24小时热水供应”,部分还有空调。

  数据显示,“十三五”以来,黎平供电局一年在农配网建设方面的投资数额相当于“十二五”期间5年的总和。

  传唱侗族大歌守护文化根脉

  在黎平,古老的技艺在时间的巨轮下延续不息并散发光彩。

  2009年,侗族大歌被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多声部、无指挥、无伴奏是其主要特点,世代传唱。黎平是侗族大歌的申报地和保护地。地扪村2300多位村民几乎人人都会唱侗歌。歌声飘荡在学校里、田野间,融入了当地人的生活里。

  中午时分,铁锤击打出地扪小学下课的钟声。教室外面,贵州电网公司凯里黎平供电局坝寨供电所的人员正在施工。“学校要扩建教学楼和新操场,我们正在配合迁改线路。”该所所长刘云鹏说,“地扪小学有280多名学生,孩子是侗寨的未来,教育好了,才有希望。”

  吴斌是这所小学的语文、数学老师,同时还是学校春苗艺术班的侗戏和侗族大歌老师。“文化传承要从娃娃抓起,侗戏和大歌是对自然和生活的记录和赞美,孩子们能从中获取快乐和力量。”

  在地扪村的另一头,26岁的吴化寅在空地上准备晒谷子。这样一个侗家农妇,几个月前在香港参加了专场演出。上海、香港、美国……地扪村组建侗寨青年歌队后,吴化寅和队里其他成员一起,把侗族大歌在更广阔的土地上传唱。“侗族大歌里描绘的是家乡鸟语蝉鸣,我离不开家乡,侗歌也离不开侗乡生活。”

  古老的艺术表现形式,在新时代焕发着新的生命力。

  林绍良今年68岁,祖辈都是蒲洞村的侗戏师傅。作为蒲洞村的侗戏和大歌师傅,几十年来,他整编的歌曲都写在13本厚厚的笔记本里。“我祖爷唱的是《肃宗皇帝报》,父亲唱的是《梅良玉》。到了我这一代,一开始唱《老辣女》,后来我开始根据日常生活题材整编歌曲。”林绍良拿出几沓歌词本,既有祖辈传下来的,也有他新创作的曲目。“这是《侗乡美》,是根据李克强总理来了之后我们村发生的变化而写的,还有《党的光辉照侗乡》这首也是。”从历史故事到美好生活写照,林绍良的歌本内容是对侗族历史的真实记录,也是人们思想、需求和生活变化的载体和见证者。

  说起侗戏和侗族大歌,林绍良滔滔不绝。“新的戏台2016年正月建成,电力充足之后台上换上了又大又亮的灯泡,唱戏效果好多了。”他说,“以前用松柴照明,再后来用汽灯挂两边来照明,还得特意安排两个人在旁给灯一直打气才亮。”

  今年55岁的地扪村村民吴胜华也是侗戏和侗族大歌的传承人和创作人。和林绍良一样,他在最近的作品里讲述了农网改造、精准扶贫、农村养老和合作医疗惠民政策等给地扪带来的新变化。“馆长”是吴胜华的另一个身份。

  2005年1月8日,地扪村人文生态博物馆正式开馆,保存完好的侗族原生态文化吸引着国内外文化研究团队远道而来。“他们有的是来研究侗族大歌的,有的是来考察木构建筑的,有的对手工制品感兴趣。这些都是我们的财富。”吴胜华说。

  在黎平,被列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还有侗族木构建筑营造技艺。这项技艺凝结成这片土地上的幢幢木楼。木结构建筑火灾风险高,没通电时村民烧柴,常引发火灾,烧毁房屋。通电以后,火灾大幅减少。为了进一步保障百姓安全,供电部门为村里加装线盒、保护开关等电力防护装置。为了降低火灾风险,供电部门还主动上门进行用电知识宣讲,提升村民安全用电意识。木构建筑和村民的安全,在这点点滴滴的工作中得到了更好的保护。

  除了专业研究人员,黎平的文化遗产还吸引了大量游客来开展体验之旅。借此东风,特色民宿、风味餐馆陆续在地扪村风雨桥两边高高低低的木楼里开门迎客,逐渐式微的侗族传统习俗在游客的需求中一一找回。欢庆千三欢聚节,庆完三月三还有六月六,千三鼓楼的篝火又热闹了起来。

  (赵艳 孙铭晨 陈钦荣 王媛媛 习霁鸿 林韵 王君 孙向南 刘慧萍)

  “家门口”办厂挣钱顾家两不误

  黎平县中潮镇一条巷道的临街铺面里,二三十个女工正在缝纫机前忙碌地工作着。一张红色的“招工启事”十分显眼,上面显示,工资一个月达四五千元(2017年黎平县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7934元)。这家制鞋厂是今年7月份,由一帮返乡农民工创办的,厂长叫石开莉。

  “现在家乡用电和交通都方便了。”当被问及为何选择离开大城市返乡创业,石开莉脱口而出,“以前老家只能满足照明用电,制鞋厂这种用电量大的带不起来。”目前,鞋厂每天产量1000多件,基本都是出口欧美等发达国家。自己和一帮返乡姐妹们既能照顾家庭,又能赚钱养家。对于目前的日子,石开莉很是满足。

  41岁的她,1994年就背井离乡到东莞打工。后来,在东莞自己开起了工厂。由于有两个孩子要照顾加上年纪渐增,她今年年初萌生了回老家专心相夫教子的想法,决定放弃从事了10多年的纺织加工事业。后来亲戚朋友提醒,老家现在条件好了,政府也大力支持,何不直接回乡创业呢?“制鞋厂开业前期,供电局当天就受理了报装,下午就全部搞定了。”石开莉说。

  近年来,黎平县大力引导返乡人员创业,出台各种优惠政策,发展“雁归经济”。和石开莉一样,越来越多的外出务工人员纷纷返乡,在“家门口”自办工厂。

  为积极支持务工返乡人员在“家门口”创业发展,黎平供电局开辟了绿色通道,积极为返乡人员送电力、送技术、送服务。同时,不断完善返乡务工人员创业档案,组织人员定期登门走访,帮助检修维护用电设备,并推出了一系列服务新举措,确保返乡创业务工人员办厂兴业早用电、用好电。

  “南网驿站”是一个微信群,黎平县的企业、村民有用电需求,都可以在群上“@”供电局的客户经理,都会得到快速响应。驿站之“驿”,在于歇歇脚、谈谈天,汇聚八方意见,灵活响应需求。建微信群虽然只是个小动作,但却是最贴近用户、最有温度的服务沟通。

  在黎平,我们遇到了家庭事业两不误的返乡创业族,认识了年产值过千万、茶叶远销湖南、浙江等地的茶厂的负责人。他们的人生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而发生着深刻的变化。与之一起发生改变的还有供电服务,“南网驿站”就是一个缩影。

  从大水漫灌到精准滴灌,从“重发轻供不管用”到现在“服务暖心零公里”。个中转变,既是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电力需要的时代命题要求,也是贵州经济结构转型、“大扶贫、大数据、大健康”产业布局的映射。为此,供电服务要更精准、更精细、更可靠,更加关注用户端的方方面面。

  配电网服务胜在用心。我们谈电网发展,不能光谈千瓦时,供电可靠、质量提升、服务到位,更能留住用户的心。

  做好供电服务“最后一公里”,建立“南网驿站”、助力非遗保护等系列举措所传递的是供电服务的变化,如梨花般精致。这朵梨花,盛开于用户的心里。

原标题:流动儿童的告白:流动还是留守,从来不是我的选择

一群无法在深圳升学读初中的六年级非深户毕业生。图片来源:绿色蔷薇

深圳是中国流动儿童数量最多的城市。2017年秋季期,深圳市义务教育阶段学生数量为125.5万人,其中非深户学生有87.29万人,约占学生总数的70%。然而,每年小升初阶段,这些流动儿童中有很大一部分无法继续在深圳就读初中,被迫返回老家。而这些返乡的流动儿童,有很大的比例会成为留守儿童。

我们的孩子,上学的日常

截止到2017年底,深圳有818万的流动人口。龙岗区的六约牛始埔社区,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外来人口聚居的社区。

6点半以后的清晨,伴随着早餐店的蒸汽,穿着蓝白色相间校服的学生们开始走去学校。TA们都是在社区里的联邦学校上小学或初中的孩子,父母来自五湖四海,在深圳打工。

在去学校之前,孩子们的早饭都要自己解决,因为很多父母很早就要去上班,或者刚下了晚班,没有时间给孩子做饭。当然,出去吃早饭的人多了,孩子们也就不愿意在家里吃饭了。早餐店花样多、好吃、有同学做伴,一份肠粉或是一份包子,渐渐成为孩子们的习惯。

11点半左右,孩子们有的放学回家,有的在学校吃午餐。虽然学校的午餐经常可以吃到肉菜,但很多同学都认为很难吃。还有的孩子喜欢在餐馆买粉面,并叮嘱老板,自己在长身体,希望给他做一些。此时,孩子的父母或在厂里的食堂吃,或者随便买个馒头、面包解决一顿,这样才不耽误下午的工时。

下午放学后,大家前呼后拥往家里跑,手里吃的零食,很快就会被同学们瓜分干净。

晚上的时光对于孩子们来说是最开心的,因为做完作业后可以一直玩到睡觉。社区里基本上没有集体活动,附近的公园也还在修缮,不对外开放,社区里也少有健身器械和操场。孩子们或三三两两,或追逐成群,在社区狭窄的街道上聊天、玩捉迷藏。也只有在晚上,跟父母见面时,孩子才可以拿到父母的手机,玩游戏、听音乐或者看些流行的视频。

在这个平凡的社区里面生活着的孩子,也被称作流动儿童。

尽管老家在不同的地方,但是大家的生活都印上了深圳的特质,爱吃粉面,每天冲凉,因为潮湿下雨的气候而喜欢穿拖鞋到处跑。最重要的是,孩子们接受的教育也是沿着深圳的制度安排进行的。社区的孩子大多在附近的民办学校读书,只有极少数的孩子去了更好一点的民办小学或公立小学。

罗伯特·帕特南在《我们的孩子》一书讲述了社会的发展如何扩大了“阶级的鸿沟”,两极割裂的社会对贫困社区带来了严重的冲击,贫困孩子的人生遭遇了机会不平等,陷入了阶级固化的恶性循环。

这样的现象正在深圳上演,高速发展的经济和功能性的城市规划,将人们分割成不同阶层,形成了缺少资源和情感连接的分散社区。我们的社区虽然承担了深圳最辛苦、最基层的工作,但孩子们却很难上公立小学,有更多的孩子不能在深圳读初中。“我们的孩子”同样面临着教育机会不平等和发展资源缺乏的困境。

超过50%的流动儿童就读的民办学校,到底怎么样?

在深圳上公立学校取决于户口,房产和证件这三个方面。但是社区里的父母都非深户且租房住,他们成为教育不受保障的家庭。打工父母的希望只能落在办理证件上面。孩子要在深圳上学,需要出生证明、居住证、房屋租赁合同、社会保障证明和计划生育证明,办每个证明都是个坎儿。但即使是最好的情况,也就是所有的证件都齐全,也无法进入公立学校。因为教育部门总是说“学位资源有限”,入学还得靠积分。年这三年,流动儿童中进入公办学校的比例均不足50%。

大部分父母对民办学校并不认可,他们觉得民办学校的教学质量太差了。

社区孩子们的学习情况不尽人意,能考到80多分就算优秀了。很多孩子到了三年级拼音还没记熟,五年级的作文也勉强凑够字数、大部分的孩子都有偏科的问题,不能留级,也没钱上补习班。父母怨气都撒在了学校上:

“老师只管学生的安全,不抓孩子的学习。”

“频繁换老师,一个学期换6个班主任。”

“学校招的老师,有个学历就行,随便都能去。”“老师直接告诉孩子,你们读完初中毕业就不错了,也就上个职业技术学校。”

但是,民办学校的老师也没有家长说得那么不堪,他们也承担了很大的压力。

学校的老师反映,对于孩子的教育,他们也很难。学生上课纪律很差,有个女老师被吵到难以忍受,吓坏了,刚来第二天就辞职了。有的老师认为,民办学校工资太少,行政琐事又太多,基本没有机会参加提高教学能力的培训。老师们大多提到,学生的教育需要学校和家庭一起来承担,不能只把孩子扔给老师,家庭教育也要跟上。

老师和家长的矛盾其实是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矛盾的表征。对于孩子的健康成长取决于两者的合力,然而越是在困难的社区,学校与家庭的矛盾越深,相互之间的联系越少。孩子们在这种环境中,被赋予了较低的期望,很多孩子都不知道未来要做什么。即使有梦想,TA们也没有丰富的教育资源和多样化的社交圈,更没有人指引TA们如何实现梦想。

从历年深圳教育统计数据来看,小学毕业生数和初中招生数之间,存在较大的差距。而且这个差距呈现出拉大的趋势——2017年初中招生数比小学毕业生数少了1.11万人。而实际上,这个数据未必能够反映真实状况,因为有不少流动儿童会在小学五年级就提前返乡了。

在绿色蔷薇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的活动中,很多孩子表达了自己对于希望在哪里上学的想法。

11岁的梓楠说:“我虽然来自四川,但是我很喜欢深圳这个城市。我为什么喜欢深圳,因为这里有我的回忆。我从1岁来深圳,在老家我曾经吃过很多东西,玩过很多东西,但是都没有深圳好,因为深圳有高楼大厦,有波澜壮阔的大海,老家却没有。”

12岁的丽丽在参加完绿色蔷薇夏令营后,对深圳的大学向往不已:“我梦想能在深圳上大学,我努力想要留在深圳。”

一个6年级的毕业生还写到:“我从小到大都在深圳。出生也在这,差不多12年了,跟这也有感情了,突然要离开,有点不舍。可是一定要回去的,希望时间慢点吧。”

孩子们在音乐工作坊活动中一起创作了歌曲《带走时间的列车》,歌词写道:

我们一起度过一年又一年

一位母亲说,开始孩子对回老家读书没有概念,但是看到老家留守的小朋友对自己的羡慕,也提起过不想回老家读书。很多父母都担心孩子在老家读书不适应,农村学校的教学进度和管理方式都不一样。孩子们自己也反映,老家的学校上课特别严,也不学英语。

在孩子们的眼中,回老家是一个命中注定的行程。除了学习环境以外,她们更留恋的是深圳的美景、父母的温暖和朋友的情谊,他们常常把想法埋在心里,从不埋怨父母。面对困难和矛盾,他们早已学会“懂事”和“体谅”。

孩子们是脆弱的、敏感的,也是主动的和有创造力的。面对深圳和老家之间流动的命运,TA们有着自己的想法和故事。

离开深圳前,一群六年级毕业生游览了港中大深圳校区。图片来源:绿色蔷薇

回老家不难过,但离开深圳很难过

在其他的同学眼里,小珂是一个“随意”的人。她跟谁都能成为好朋友,从不霸道、不小气、有分寸,在所有孩子中间显得格外沉静和平易。她开玩笑说,“随意”很符合自己的性格,但别说成“随便”就行。

小珂很喜欢到绿色蔷薇玩,她是父母带在身边唯一的孩子,有一个哥哥在老家读书。小珂的父亲做建筑工,母亲在家里经营麻将馆,但是因为社区检查严格,麻将生意便歇业了,母亲转行去做了手工活。以前母亲打麻将的时候的,小珂要么出门找同学、去活动室,或者一直玩父母的手机。在安排自己的生活上,她显得特别独立。

父母都没有社保,无法积分上学,小珂也是注定要回老家念书的孩子。每次问她想不想回老家,她都会说“随便,都行”。当问到为什么的时候,她把玩着手里的东西,说不出来,表情十分平静,似乎对深圳没有任何留恋。

绿色蔷薇在今年6月份开展了儿童戏剧工作坊活动,戏剧中“大风吹”的游戏将让有同样属性的孩子拉起手来转圈,当说到“老家不在深圳”的时候,所有的孩子都拉起了手。

小珂作小演员之一,妈妈也到场观看了表演。当评价自己孩子的表现时,小珂的妈妈跟另一个孩子的妈妈就深圳上学的问题争论起来。

“我们也想让孩子在深圳上初中,可是没有社保,积分不够,没有办法啊!”

小珂的妈妈一再重复这句话。尽管她想让孩子留在自己的身边,想给孩子更好的学习条件,但是她做不到。她不断地追问,没有正式工作如何买社保,没有积分如何进公立学校?她也知道,在这些问题面前,答案是否定的。

听到妈妈不断讲“没办法在深圳上初中”的时候,小珂默默流起了眼泪,大人们措手不及。她刚开始的时候是轻声抽泣,后来用双手紧紧捂住脸,不让大家看到自己的情绪,依然无声。在场的孩子们也都沉默了,TA们听着父母对自己未来安排的讲述。有的人庆幸自己的家庭符合在深圳的读初中的条件,有的清楚地认识到,“回老家”这条“没有办法”的出路,其实是多么伤心和无助。

在即将离开深圳的这个暑假,小珂患上了水痘,被家里人隔离起来,没办法出门跟同学们玩。她细心地为自己的痘疤涂药膏,平静柔顺地感谢每一个来看她的人。

学习好也没用,小升初看的是家庭条件

在社区里,父母对孩子的学习成绩发愁是普遍现象,而冰燕是少有的学习好的孩子,一直在班里是前几名。她还有一个学习更好的弟弟。两个孩子保持着良好的学习习惯,主要因为严苛的家庭教育。

因为父亲是二房东,在家里经营租房生意,所有他基本上每天都在家。父亲无时无刻不盯着孩子学习、检查作业,甚至每天都会额外出题给孩子们增加课业任务。如果学习成绩下降,孩子们就会受到惩罚。在这种环境下,冰燕显得十分乖巧,遵守规矩,勤奋刻苦。但是她却不太敢讲话,每次大人问她话,她都会说“不知道说什么”,或是“讲不出口”。

对孩子教育的重视,让冰燕龚玲玲的爸爸不得不经常关注深圳市的教育政策,他们家是为数不多办齐了证件、完成了手续、拿到了政府学位补助的家庭,每学期4500块钱,因此冰燕和弟弟上学都没有花钱。

在孩子六年级的时候,冰燕的爸爸就关注了小升初的各类信息,他知道如何看通知、熟记志愿报名时间表,了解近几年所在学区公立中学的积分高低。年初的时候,他认为参考以往的积分结果,自己的社保积分有希望达到小孩积分入学的最低标准,即64分左右。但是他心理也不确定,因为每年的分数都会提高,今年入学还要看运气。

近年来,六约社区的发展十分迅速,城中村的周围建起了大片的商业住宅,孩子们说高楼里住的都是能买得起房的有钱人。打工父母对孩子上学的危机感也越来越重了,因为“政府肯定要先保证他们的孩子有学上”。与此同时,教育资源缺乏、学位增长缓慢,让社区的家长对于孩子在深圳读初中的愿望破灭。

7月份,积分结果出来,“坏运气”占了上风,公立学校的最低标准都在70分以上。这对于非深户家庭来说是完全不可能达到的事情,因为政策规定社保最高只能累积10分。对于一个起始分在60分的非深户、无房产家庭,积分已经失去意义。

横岗街道最近3年的最低初中入学积分,从左到右分别为2017年、2016年、2015年。图片截取自龙岗区教育局网站

冰燕的父亲说,即使这样也绝不能让孩子回老家读书,唯一的选择是去民办学校。回老家没人管的话,孩子学习肯定会下降,那么读大学就真的是梦了。他说,民办学校交钱就能去,好处是离家很近,孩子们上学方便。虽然每学期学费有6000多,虽然教育质量不高,但是只有孩子在自己的身边学习,他才能放心。

在所有人都回老家读书的时候,有一个小女孩留在深圳,没上初中。她本来和其他孩子一样回老家读书,由爷爷奶奶照看,但却因为患上了免疫系统疾病,需要长期的休养。父母认为她回到老家不习惯,便又把她接到了深圳。

对于一个打工家庭,生病会对家庭造成重大的打击。打零工的父母无法购买深圳社保,流动子女无法享受城市医疗保障待遇,这些都增加了家庭的开销。面对生病的孩子,父母不得不更加努力工作,虽然孩子带在身边,却难有时间陪伴孩子。

对于孩子自己来说,生病甚至是人生的命运的转折点。宝恩天性开朗活泼,她说自己很想上学,也跟父母多次提出过上学的要求。但是妈妈说,不是不想让她上,而是因为自己身体不好,不能去。

在这里,生病与上学之间的矛盾,不能归咎于“孩子自身健康素质差”这么简单的解释。在工人阶级家庭中,父母工作劳累辛苦,没有很多时间来照顾生病的孩子,在学校里会有较高发生意外的风险,不如留在家里更加安全。生病的孩子在学校里频发意外,与学校对孩子的照顾不周有关,民办学校只负责孩子的安全和学习,无法给生病的孩子提供更多的耐心和学业指导。更重要的是,在深圳念初中的学费高昂,一般的工人阶级家庭难以承受。在多子女的家庭中,经济压力更加突出。另外,在传统观念里,女孩子也没必要出人头地,能打工,找个婆家过日子也就够了。

所以,宝恩被留在了家里。因为同岁的孩子们都回老家了,她常常跟社区的年龄更小的孩子一起玩,高高的个子让她略显得有些不和谐。其他的小孩不了解她的病情,有的怕“传染”,有的说她“残疾了”。如果她无法康复,对于疾病的“污名”将伴随她生活的方方面面,哪怕是上学、找工作和结婚都得不断提起。

在深圳又生活了一年,宝恩偶尔还去厂里打零工。最近,弟弟说她已经回老家去念书了。

既然注定回老家,就享受回去的生活

小美是一个机灵、可爱的女孩,有着超出其他孩子很多的精明。她跟父母、哥哥、嫂子和两个侄女一起生活,平日里经常要照顾两个侄女。哥哥嫂子很少自己带孩子,一个原因是工作太忙,另一个是年轻人总是喜欢出去玩,小孩子都扔给老人带。小美很喜欢家里的两个小宝贝,但也不愿意帮妈妈看小孩,因为这会让她没有办法做自己的事。哥哥有时候会给她一些零花钱,她这才肯经常带孩子出去玩,也算是大人们购买了自己的照料服务。

绿色蔷薇服务中心曾经给社区里的家长举办过深圳积分入学的讲座,小美是唯一一个自己来听讲的孩子。她曾拜托妈妈来,但是母亲并没有到场。整个讲座她都听得非常认真,结束了还跟小朋友讨论,并告诉大家积分是什么,为什么同学们的积分不够,不能在深圳上初中。

小美和其他的孩子不一样,她非常想回老家上学,因为在老家没人管她,她可以和表姐一起玩,去看电影,去逛街。并且老家的房子也买在了县城里,跟深圳现在的生活一样,非常便利,也很时髦。她有时会在网上购物,跟同学们用拼多多买一些时尚的小玩意。

7月份小美就要回老家了,家里没人送她回去,而是把她托给了一个老乡同行。我曾问她敢一个人做火车吗?她说:那有什么的,以前很小的时候就可以自己跟老乡往返老家,并且也不是自己一个人走,还有一个大人在。

同行的老乡是一个在深圳的打工了9年的女性,她今年回去后就不准备再来深圳了,因为家里老人说两个孙儿太难带了。

在她们一起去买火车票的路上,小美说自己不能在网上买半价学生票,虽然已经有了身份证,但是学校没有给她办理学生证,享受不到网上购买半价票的待遇。在火车票售卖窗口可以买半价票,因为个子矮,她没有超过150cm的购票身高标准。当天,我们并没有买到票,因为来早了,第二天才能开始买到预定的日期。

在城市里的孩子到处旅游的暑假,和小美一样的流动儿童在收拾行囊,与父母告别。即使不情愿,TA们也要接受这个安排。回老家后,小美将跟自己的亲戚住在一起,跟表姐妹们作伴。她们有很强的独立性和创造性,积极地对中学生活进行规划和安排。小美说:其他小孩都是这个样子,没什么可怕的。

但是故事没有按照小美预想的轨迹进行下去。她的妈妈说,小美并不适应老家的生活,回去之后每天都在哭。

孩子们离开深圳前的背影。图片来源:绿色蔷薇

9月,孩子们都已经开学,开始了忙碌的中学生活。

无论回到老家还是留在深圳,流动的经历都让孩子们都学会了“懂事”和“理解”,学会了在制度的安排下生活。但是受到良好的教育是孩子们不可剥夺的权利,提供平等的教育资源和机会从来就是政府和社会的责任。我们不能说,没有让您受到良好的教育,请您理解!而是应该不断寻求改变,创造良好的教育环境。

打工父母不断强调,有一份正式工作很难,单位不给缴纳社保,房东不给办理租房合同,回老家带孩子又赚不到钱。没有深圳户口对于打工者来说是一个个不可逾越的坎儿。

如果不能解决户籍的问题,那是否可以提高教育经费的投入,提高民办学校的教育质量,增加学位,让孩子们走好人生成长的重要台阶。这些代表着阶层身份的制度规定,阻碍了流动儿童在城市获得平等的教育。没有教育和发展,孩子们的未来也会再次陷入到这些坎儿之中。

在这些问题面前,从来不欠缺解释,欠的是孩子们一个更好未来。

核心提示:租房这件事不大不小,几乎是漂泊者的唯一选择,他们租房的要求各不相同,但都力求在租房上节流。每次租房,都有一段故事。

近段时间,一些城市房租上涨,引发热议。

租房这件事不大不小,几乎是漂泊者的唯一选择,他们租房的要求各不相同,但都力求在租房上节流。每次租房,都有一段故事。

我们找到几位在北京的租房者,聊了聊他们的租房故事。

“你不属于这里,你还在漂” 茜茜 女 25岁 互联网公司职员

来北京三年,我搬了三次家。住过西三环,北四环,顺义。2015年住在农科院,2016年住在芍药居,一年后又搬到了顺义花梨坎。我现在工作在北四环奥体了,那叫一个跋山涉水。

我的租房经历其实没有很波折。毕业后在上海呆了一个多月,找不到适合的工作,就联系了在北京的大学室友,然后我和两个大学室友就开始了北漂生活。

来北京之前我挺害怕的,听大学室友说她住农科院之前,住公主坟那边。一月500块的小平房,里面没有厕所,没有卫生间。每天得自己端尿盆,要不然就去很脏的公共厕所里。洗澡也没办法洗,只能拿毛巾擦身体。

听她的描述,我当时觉得一线城市也太难待了吧。后来我算了下,我们一共三个人,租个主卧挤一挤就好了,平摊还便宜,所以就来了北京。

房子是我大学室友找的,我来就入住了。当时特别不爽的是,入住要交三个月房租和押金和服务费。刚毕业的学生根本没有这些钱,都是跟家里借的。2015年8月底入住进去,三个人住一个主卧。那个时候房租三千多一点,我们一人一千多。

房间挺大的,加一个阳台。夏天还好,我们仨可以竖着睡,冬天被子太多,只能横着睡,脚也没办法伸直,伸直了就会悬空,睡不着。

房子是在自如上租的,选自如是因为我室友她舅舅曾经被骗过。她舅舅自己找的房东直租,看了对方出示的证件,付了钱,最后没办法入住,所以我们很害怕这种情况,宁可出多点钱找中介。

我们是跟别人合租,隔壁家是一对夫妻,养着一只小泰迪。他们挺好相处的,大姐做了好吃的会时不时分我们。不过她丈夫不怎么讲卫生,夏天穿个裤衩到处晃,尿滴外边都是常态。

他俩挺有意思的,男方整天不上班坐在房间里,搞一搞金融传销什么的。女方在一家酒店里当销售,每天中午上班,半夜才回来。她真的很厉害了,半夜回来,第二天还能七八点爬起来遛狗,买菜做饭,男方就是那种酱油瓶倒了也不会去扶的。

我们卧室对面是一间特别特别窄的次卧,应该是储物间改的,只能放下一张床和一个桌子,一个人站在里面转身都困难。我依稀记得当时这间房也要两千多,住了一对年轻情侣。

这对情侣让我对合租产生了阴影,之后再搬家宁可多花钱租一居室,打死也不愿意和陌生人合租了。水电煤气费不想交,垃圾不想倒。每次我们交完了电费,找他们平摊,女的就开始叨叨“你们住三人,电费凭什么要平摊,你们电脑多,要多交”。尤其是涉及到钱的问题,她能跟你算到几毛几分。

住了一年,我换了个工作去了望京那边,男朋友也从国外念书回来工作,所以我和男朋友就在芍药居那边租了个5800元的一居室。

一开始看房的时候,我很挑剔,想要新的楼,想要朝南方向,想要宽敞的。中介也很躁了,直接就说这个价位在这个地段就这样吧,要么就去郊区要么就加钱。我看房子的时候很暴躁,都是很旧很老的楼,电梯里全是小广告。看了四五套,也看烦了,就定了这个“老破小”。

住芍药居的那一年太难受了,这个房子在22层,只有阳台有阳光,其它地方完全进不来阳光。每天只能看见灯光,看不见阳光。22层阳光按理说是好的,不知道为啥我那间就没有。我心态很崩。

那一年里,电梯不知道失灵多少次,突然卡一下不动,再过一会继续动,特别可怕。每次坐电梯我心情都很糟糕,进出都在祈祷电梯不要出事。有时候要上晚班,下班回来一个人坐那个电梯,非常恐怖。不过自己住很舒服了,可以想怎么睡怎么睡,再也不用横着睡了。

2017年9月份,我终于搬离了那个感觉电梯随时会坠毁的一居室,因为和男朋友闹别扭,我就找了一起工作的朋友合租。

那个时候,我来北京两年了。我的朋友建议可以住到顺义去,离公司不远,便宜并且宽敞,中介找的是蛋壳。蛋壳有点好处是第一个月不用一口气交那么多钱,自如第一个月要交5个月,蛋壳好像是交4个月。

在顺义找房也找了挺久的,我和同事们的诉求是离地铁口近,但是蛋壳公寓的房源不够多。找了好几天,国贸地铁口也找了,没找到适合的。结果在国贸的下一站花梨坎找到了。

我租的是每月2500的主卧,因为养了两只猪猫,我两个室友一个租金2300,一个2100。这个房子户型很差,没有客厅,客厅就是一条走廊。有时候想拉朋友一起看个电视都没办法。

我又想回芍药居住了,那个小区不是原来5800一个月吗?现在6400都算便宜的了。起初看到涨到6400时,我内心的声音是“抢钱呢?怎么没人管管”。接着感觉到了焦虑和恐惧。现在佛系了,只想说看见6400的赶紧联系下,到时候说不定全部都七八千了。

一个月到手一万都活得紧巴巴。要么就住到很远的郊区,承受上下班加起来三四个小时的路程,要么就把钱都砸在房租上。我选择了后者,吃不了苦吧。所以至今没啥积蓄,钱都花在住和吃上了。

我现在的房子九月份到期,加上换了新工作,要挪地方了。今年房租又涨了,我提前两个月就开始焦虑。租房看房特别累,每次搬家我都会提醒着自己,你不属于这里,你还在漂。以前还想留在北京,但买房和户口是很现实的问题。

我估计再过个两年我就回南方啦,想想就很开心。房租一涨,大家都感觉到沸水在煮自己了。

“我们的努力,远远赶不上市场”芳芳 女 28岁 创业公司品牌总监

尽管过去了7年,回想起第一次在北京租房的经历,还是觉得心有余悸。

那次来北京是找男友,他在我来之前就租好了房子。我原本以为至少是一室一厅的温馨小屋,能让我们共同度过一段难忘的时光。但想象有多美好现实就有多残酷,他租在了一个即将拆迁的老式四合院里,房东在楼顶自行加盖了二层,分割成十来个小隔间,分别租给不同的人。

隔间有大有小,最大的有18平米。我们住的那个房间又小又暗,没有窗户,放了一张床和一个书桌后两个人只能勉强转身。

刚看到这个房子我是憋屈又生气,心想这个大猪蹄子是不是不想和我过了,居然让我住这样的房间。但其实那里房租很便宜,一个月360元的房租、50元的网费和10元的卫生费,那时候男友一个月的工资只有800多块,这样的房子,已经是他能给我的最好。

住在这样的环境里常常觉得压抑和烦躁,也曾经后悔来到北京,没有任何光线的房间让我看不到任何希望。

爱财如命的房东更让我对这个院子的厌恶多了几分。院子里没有卫生间,只能去院子外的公共厕所,冬天起夜时冷风恨不能吹到骨髓里。要洗澡的话得去公共澡堂或者房东设在一楼的洗澡间。洗澡是5块钱15分钟,先去房东那里交钱,然后排队轮流洗。

有一次我们俩都要洗澡,男友便去房东那里交了10块钱,他洗完我赶紧进去,正洗着房东突然在外面拼命敲门,边敲边骂骂咧咧地说“你怎么进去洗澡了,怎么这么不要脸”。

那时候的心情我记得不是很清楚了,但现在想起会觉得除了气愤,更多的是悲伤,没有受到尊重的悲伤,背井离乡的悲伤。后来我才知道,是房东忘记了男友给的是两个人的钱,以为我偷偷来洗澡了,就冲下来拍门。

我们有时也在小房间里做饭,用电磁炉简单地涮菜或者煮面。但是不能炒菜,因为会有散不开的油烟。每次吃涮菜,水蒸气甚至都能充满整个屋子。现在想想,如果一直这样住下去,迟早是会心理变态的吧。

那年的正月十五是在小房间过的,我们去外面买了15块钱一只的荷叶鸡,一份炒菜和一点烤串,两个人窝在书桌上吃饭,看着电视里欢歌笑语,听着路边车水马龙,心里只觉得悲伤。

这样的房间根本没有隔音一说,好像隔着墙壁也能知道别人的一切。偶尔也会听到隔壁房间的床上运动,但也是逼仄空间和繁重压力下难得的情不自禁。我们也害怕自己的秘密被别人听到,说重要的事情时会压低声音。比如男朋友上班前会悄悄在我耳边说,我在枕头底下放了两百块钱,你钱不够用了在这里拿。

在这个小房间住了四个月,因为我有事要回老家,便没有再续租了。后来听说这个小院已经被拆,新的高楼在同一片土地上拔地而起。

现在我们偶尔也会聊起那时候的生活,不过好像忘记了曾经的艰难,只记得附近有一家好吃又便宜的烤串。

第二次在北京租房是2013年了,那会儿我回老家待了一年多后打算到北京和男友结婚。这一段租房经历就顺利得多,因为那时候我们都有点积蓄了,就在首经贸附近找了一家刚装修完的公寓,叫天龙公寓。房租1100元一个月,有独立卫生间,一切陈设都是新的,对比之前的房子,简直不能再满意了。

这样住了没多久,我们就结婚了。他父母是北京人,在丰台花乡那边住了十几年,希望我们能搬过去离得近些相互照应,便在他们住的工人宿舍旁帮我们租了房。这样就开始了我在北京的第三次租房。

搬去的那个地方有些城乡结合部的感觉,旁边有一条污染严重的护城河,散发着令人作呕的气味。我们租住的房子离地铁站不算远,是一个破旧的板房。那会儿没有共享单车,我们自己买了自行车每天骑车十多分钟,穿过坑坑洼洼的石子路到地铁站。

那条路很窄,车多,尘土也大,每天我骑车穿行在这条嘈杂的路上上下班,看着周围的一切心里充满烦躁。

搬过去后,虽然住宿环境和交通都不太方便,但毕竟房租和生活费都由老公的父母负担,我们能存下一点钱,还能和父母相互照应。在那里住了一年多,我从怀孕、生孩子到坐月子也都在那度过。

那是一个很大的开间,月租550元一个月。整个空间既是卧室,也是厨房和客厅。房间里有一张两米的大床,还有一个上下铺。月子期间我妈妈来北京照顾,老公便睡上下铺床,我妈、我和孩子睡大床。

那儿和第一次租房的环境类似,几乎不隔音,周围施工和生活的巨大噪音肆意地穿墙而过。孩子对声音很敏感,一点动静就醒来哭个不停,我也只好不分昼夜地哄着他。那段时间我几近要产后抑郁了。

孩子慢慢大些了,我们搬进了他父母的还建房,住宿环境改善了很多。新的房子也在学校附近,以后孩子上学方便了不少。但我们还是想攒钱买一个属于自己的房子,毕竟隔代人住在一起多少会有些难以避免的摩擦,不太利于感情的长期维系。

这些年,我和身边的朋友都见证着房租和房价的上涨。房租噌噌地涨,对年轻人太不友好,生活的安全感也大打折扣。我对房价的看法就是:不是我们不够努力,而是我们的努力,远远赶不上市场。

2016年4月4日,北京朝阳区十里河附近的一居民楼,租房启示被张贴在居民楼外立面上。

“我不想去怪这个环境,只会反思冷漠的人是不是我”青哥 男 31岁 地产公司高级经理

六年前选择来北京,是想趁着年轻多闯闯,所以没有太多的纠结与准备,和发小简单聊了几句后,便收拾了行囊,踏上进京的火车。

发小在北京耕耘多年,帮我在他居住的隔壁租下了一间房。这个小空间是我在北京的第一个落脚点,发小也成为这个巨大城市里我的唯一依靠。

那天风尘仆仆地推门进屋,我差点被眼前的房间吓到,很惊讶怎么会有这样的房子:一个客厅被隔断分成六个房间,每个房间不足4平米,仅仅容得下一张单人床。房间也没有窗户,只在隔断墙上留出一个又高又小的通风口,没有任何外来的光线。

那时候的租金是600块钱一个月,这对初来北京还没找到工作的我是无可挑剔的选择。时光久远,我现在甚至想不起这个房子的具体位置,只记得离鸟巢挺近的。

在那里居住时的记忆也慢慢模糊了。我记得住在那里的人们,每天各自忙忙碌碌,彼此之间几乎没有任何交流。只是有一天隔壁的一个女孩忘记带钥匙,让我帮她爬进隔断上的狭小窗口,我小心翼翼地推着她艰难地爬进去,心里是说不出的酸楚。

在那样的房子里住着,好像是在火车上睡卧铺的感觉,一张小床,周围是能开口却不想开口的人。但我是幸运的,能和住在隔壁的发小彼此陪伴。现在想想,如果没有他,我一定会在那段日子里觉得特别孤单。

我在这个房子住了两个月,因为想考老家的公务员便退租了。没想到遇到黑心中介,不仅没有返还押金还扣了我两个月的房租。现在回想,如果来之前我知道是这样的房子,还会不会住在这里呢。但虽然条件不好,对刚来北京的我来说,也没有更好的选择。

2017年4月5日,北京,北四环附近一处容纳上千人居住的群租房,屋内摆放着上下铺,屋内住着几名男房客。根据每间房容纳的人数,房租在每月600到800元不等。

第二段租房的经历简单又幸运。我在天通苑地铁口碰到一个老大爷,他举着一个写着“精装主卧”的牌子,我便问他有没有房子,他回答说有然后带着我走了很长的路,绕来绕去自己都迷路了。留了个电话后就道别了。

没成想第二天他的女儿打电话给我,说带我去看房,我便跟着去了,就找到了现在的房子。

这次的房子是一个精装的主卧,带独卫,1600一个月,这个价格在2013年是不错的,加上离地铁站挺近的,就签下了合同。我一直在这个房子住到现在,续签了六年的合同。

整套房子共是5户人合租,客厅里有两户住的是隔断,我住的这间在主卧中算很大了,有20平。住在这里六年来,房租一共涨了1000块钱,之前5年差不多每年月租金涨100,去年一下子涨了500。

我从事的工作和房产有关,其实房租的上涨和物价、工资的上涨基本是同步的。现在我的房租是2600一个月,比起6年前确实上涨了很多,但也没有觉得难以接受。毕竟之前房东给我们的太便宜了,涨了以后的价格也是和市场价持平。

其实也想过搬走,住得远一些能在房租上省下不少。但搬家是一件麻烦事,住了这么多年,自己装了洗衣机、空气净化器等等,搬家挺折腾的,而且房东也挺好的。可能是我还不够刻苦吧,也没有很强的理财意识,尽管工资也只是一般水平。就是普通屌丝的配置吧,对现在的居住环境真的习惯了。

我前不久和女友结婚了,现在我们住在一起,有了更多的归属感,也终于有了家的感觉。但我们没有打算在北京定居买房,甚至不太会长留。我也说不上什么时候要离开北京,甚至不知道会因为什么而离开。但如果要离开,房子会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毕竟房价这么贵,想在北京买个房真的很难。好在我爱人和她的父母都好说话,从来不在买房上给我压力。我下个月打算去西安买个房子,必须要为了以后考虑,自己苦点没什么,希望孩子能有一个好的生活环境。这几年西安房价涨得也很快,一不留神就很贵了。

以前有很多同学和朋友都在北京,而现在几乎每年都有人离开。我想有的人可能更多是因为房子带来的沉重压力,让他看不到未来的希望,想到要买房和房贷,会觉得在北京没有回老家能获得更多的幸福感。

来北京这些年,我在工作和生活上都经历了很多的事,曲曲折折,一言难尽。我觉得自己成熟了很多,慢慢开始考虑更多现实的问题。有时候想想,我到了而立之年,也结婚成家了,还混成这个样子是有点惭愧。但我还是有梦想的,也始终相信梦想。

我有一个理想,可能听上去有点可笑,我一直期盼着这个世界会更好。真的,个体是渺小的,个人的很多幸福往往不是一己之力就能达到的,需要整个大环境的改善。但我一点都不怨怼当下的环境,发自内心地对生活充满希望。

在现在的房子里,我和的住户几乎没有任何来往。有一次电梯里碰到一个人,他说都住了一年了还没见过我。房子里的所有住户有一个微信群,会在需要交电费的时候偶尔言语,这也是同一个屋檐下的人唯一的连接。

有人说,现代的城市好像一个石头森林。但我不想去怪这个环境,只会反思冷漠的人是不是我。

北京是一个很包容的城市,穿行在这个城市里,每天都要跟很多人打交道,会受到无数潜移默化的影响。但我觉得北京带给我的,总体是好的感受。

那句话有点俗套,但用来形容我真的合适极了:北京留住了我的青春,却没能留下我。

2017年4月23日,北京海淀区,北四环附近一个群租房,一名女租客在公共卫生间洗头。

“我感受到了生活的压力,但对生活的要求永远不会降低

灵湘 女 25岁 理财公司职员

我是2016年6月中旬来北京的,刚来的时候诺大的北京城只有一个朋友。于是在她家借住了将近半个月,其间马不停蹄地找工作,工作定了又找房子。

听说天通苑的房租比较低,就联系了我爱我家去看房。我还记得那天是一个周六的中午,我在初夏的燥热中跟着两个中介看了三个房间。

那时工资不高,房租低是我找房子最主要的考虑,只要房租便宜,上班路上几个小时都没事。我满脑子想着都是这,连房子长什么样都没记住就马上跟二房东签了合同。

那个房子在天通苑三区,房间面积大概七八平米,是客厅的隔断,没有空调,好在有一个不大的窗户。我是在6月底搬进去的,房租每个月1100 ,押一付三、水电另付。房子整体构造是复式,楼上当时住了三家,楼下是两家,我住楼下的其中一间。

天通苑三区离地铁站不算近,每天要先坐二十分钟公交车到地铁站,再坐一小时地铁去上班。那时每天不到六点就起床,洗漱化妆后急匆匆地去上班。那一整年我都是办公室到得最早的人。

我和二房东是老乡,共同住在楼下。她对我很不错,但我们还是存在一些生活习惯上的分歧。他们一家喜欢在客厅看电视聊天,经常聊到凌晨,这让住在客厅隔断的我时常难以入睡。但我碍于情面总是不好意思开口,慢慢地也习惯了伴着他们的聊天声入睡。

这样的平静持续了六个月,到第七个月的时候,二房东的亲戚来了。因为楼下有一间没有出租的空房间,他们便在那儿住下。他们私自用我放在厨房的东西,我也忍住没有说什么,几天后他们开始在家里装修,想多隔出几间对外出租。

每天从早到晚的装修声和打扫不完的尘土让我们实在无法容忍,便一起叫来了房东。但一场争吵后这一切并没停止,最后房东卖掉了房子,我的第一次租房也被迫结束。

第一段租房经历的收获之一,就是现在的室友。我们在房东卖掉房子后一起合租直到现在,她在我爱我家工作,手上资源多,找到了一个可以直接和房东签约的好房子。新的房子还是在天通苑,是一个一百多平的三室一厅,房东住一间主卧,我和她各一间次卧。

我的房间面积不大,不到10平方米,朝北,虽然没有阳光但也能通风。房东比我们稍长几岁,但交往起来也亲切自然。房租是1400一个月,水电费另付,但是至今也没有让我们交过水费和煤气费,电费大概是一个月50块钱吧。房东还算是比较不错的了,住到现在也没有要求我们涨房租。

这个房子离地铁口稍近些,步行十多分钟就能到。加上我换了新的公司,通勤时间终于压缩成了一个小时。

有句话说,三个女人一台戏。体验过才发现不无道理。三个女孩合租,尽管亲热,也多少会因为生活和卫生习惯的不同而有嫌隙。我常常主动打扫公共区域的卫生,也喜欢这种主动付出的感觉。但时间长了,在打扫时看到她们无动于衷地看剧或者聊天,也会觉得丧气和寒心,慢慢地也不想主动打扫了。

为了维系我们的关系,房东也付出了很多,她常常买些零食给我们吃,和我们一起做饭一起吃。家里厨房和厕所的垃圾,一般都是我和房东去倒,另一个女生不太爱打扫。而且她经常让我们外出回来时给她带东西,却从来不主动给钱。

北京的房租一直都在涨,但我们的房东没有主动说过涨房租,不过她有时会说些让人揣测的话,比如你看你们的房租多便宜呀,现在房价涨得很厉害了,然后经常会说一些谁家的房租多少钱之类。

前段时间,我主动跟她说,下个月开始房租涨200,她嘴上没说什么,但猜想她心里也是高兴的吧。虽然对房东有很多抱怨,但是不能否认,房东对我还是很好的。

如果北京房租继续涨,超过2000或者更高,我会搬到更远的地方去住吧,因为暂时还没有离开北京的想法,想再等两年看看发展。

我喜欢把住的地方弄成家的样子,但是随着年纪增加,租房让我越来越没有安全感了,我很想有个属于自己的房子,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喜欢自在放松的感觉。

目前我对于自己的生活态度还是有点不满意的,缺乏学习的热情,有些拖延症,太懒了,现在的工作也比较悠闲。如果我能战胜拖延,有学习的热情,工作再忙一点,那就很欢喜了。

来北京这些年,尽管感受到了生活的压力,但我对生活的要求永远不会降低。只是在没有能力过自己想要的生活之前,我都会适应现在的一切,现在反而更喜欢孤单一点。经历了很多,我相信接下来一定会越来越好。

互动:北漂是为了什么?住着这么糟糕的环境,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不愿意离开?

(文章内容属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58理财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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