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玄奘”谭云山之子谭中教授口述中印关系史
芝加哥大学东亚研究中心访问学者
关键字: 印度中国中印研究中印学会印度文化佛学儒家谭中
谭中（资料图）
时间：、19、30日
地点：台湾大学社会科学院贵宾室
主讲者：谭中
与谈者：石之瑜、黄威霖、余帛灿、徐和谦
誊稿人：黄威霖、余帛灿、张咏铷、李厚颖
我们邀请谭中教授从芝加哥越洋到台北来口述历史有两大原因。第一，他不但是&Chindia/中印大同&的象征符号，而且是有血有肉的中印文明结晶。我们在中文的浩繁文献中，很少看到像署名&谭中&文章那样把中印文化有机地结合，主要是反映出他在印度生活了四十五年的感受，而不光是书本上的哲学理论。他在印度时，曾经自称&civilizational amphibian/文明两栖动物&，但出版社的编者认为不雅，就停止了。第二，也是更重要的，谭中并不只是&个人&，他是有&现代玄奘&美称的已故学者谭云山的长子以及事业的继承者，从他的活动上看到的是谭氏父子两代人毕生为增进中印友好与了解的孤军奋战。谭云山从一九二八年到印度（今年正是他入印八十周年）一直到一九八三年在印度菩提场中华大觉寺圆寂，可谓为了中印联合而&春蚕到死丝方尽&。谭中是一九五五年入印的，谭云山在世时，他就已经从父亲手中接棒，现在正在步先哲的后尘。谭云山是个奇人，早年血气方刚、对同校学长毛泽东崇拜不已，后来组建&中印学会&，有幸结识戴传贤（季陶）院长，和国民党许多领导人建立了友谊。他在印度追随大文豪泰戈尔，有机会和&圣雄甘地&、尼赫鲁等印度领袖交往。一九九八年十月北京纪念谭云山诞生百周年纪念会上，中国著名印度学泰斗季羡林说，谭云山的特殊性在于他和中印两国领袖都有深厚友谊，是沟通两国的&金桥&。谭云山在世时，自己总是为事业奔波而忽略写回忆录等，子女又不在他身旁。他逝世以后，亲朋好友都感叹说，没有让他把中印交往的许许多多细节交待出来让世人知道，使活生生的历史不幸永远埋没。正因为这样，我们就觉得这次把谭中请来交待历史非常必要了。下面是访谈的具体记录。
谭中怎么会走上&中印之路&？
谭中教授说，或许是命里注定要走&中印之路&吧！如果用逻辑思维，决定他从事中印研究的三个因素：第一个是泰戈尔，第二个是他父亲谭云山，第三个是湖南。
谭中教授对这三点作了发挥，先从泰戈尔谈起。泰戈尔在得到诺贝尔奖金后，兴办了国际大学，印度语为&Visva-Bharati&，&Bharati&是印度国家的意思，&visva&是宇宙，意思就是把自己的家变成宇宙。泰戈尔曾经形容这个学校为&世界鸟巢&，有了&巢&就必须有外国&鸟&来栖身，谭云山就是飞来的重要&外国鸟&之一。在泰戈尔的&国际&领域中，中国是一个重点。泰戈尔办国际大学第一年，请了法国的汉学家Sylvain Levi来做访问教授，教授中文也谈论中国文化。Levi有五位学生，其中一位便是P. C. Bagchi，中文名字&师觉月&，是北大第一位印度访问教授，师觉月也是国际大学公立以后由政府委任的第一任校长。（国际大学原为私人设立，泰戈尔死后产生经费问题，在印度独立以后尼赫鲁就把它收归国有，由中央政府拨钱，成为国立大学。根据国立大学章程，规定大学校长相关条件，而第一位公选的校长就是师觉月。）这师觉月本来就是谭中教授父亲谭云山的朋友。谭云山在一九三七年被泰戈尔任命为国际大学中国学院院长后，请了师觉月到中国学院来开展研究工作。
泰戈尔于1924年访问中国。在中国作了七次演讲，主要论点是历史上中印两国之间有一个通道，那个通道现在荆棘丛生，我们应该重新找出这个通道来。泰戈尔在北京时邀请中国学者去他的大学开展中国研究，本来梁启超答应去的，后来没有成行。1927年，泰戈尔在东南亚演讲，谭云山居士在新加坡首次会见泰戈尔，泰戈尔刚好想要找一个中国学者去国际大学，谭云山居士便于1928年前往印度。
谭中教授的父母都有自己的一番向往新时代、拥抱新时代的经历。母亲陈乃蔚（）可以算是中国最早的一代新女性。年轻时进了长沙稻田女子师范学校，毕业后还不到二十岁就到湖南湘乡谷水白鹭湾的陶龛小学教书，是学校第一位女教员。那时候的湘乡农村社会是很保守的，陈乃蔚住在陶龛小学董事长（实际上是校长）罗辀重家中，每早要走十多分钟去学校上课。乡下来了一个不缠足的未婚女子在外抛头露面变成了一件不寻常的事，陈乃蔚每天走在路上都会有一群孩子跟着她，好像她来自另外一个世界。
谭中教授的父亲谭云山出生于穷苦的湖南茶陵农村，小时发愤读书、考上了长沙第一师范学校，比他较早与和他同时的有毛泽东等左派知识分子，他也受到影响，参加了毛泽东组织的&新民学会&，也创立过&兴中学会&。他回忆自己经常跟着一群男女同学到野外玩。毛泽东看到水，不管是湖还是河，就当着大家的面脱光衣裤下水游泳，女同学害羞、大叫&你疯了&，从此同学们就叫毛泽东为&毛疯子&。谭云山敬佩毛泽东，毛泽东在第一师范毕业后到长沙船山书院进修两年，谭云山也这样做了。他在船山书院时正逢二零零零年十月比他年长九岁、刚刚名扬法界的太虚法师到书院（即&船山学社&）设坛三天，讲&身心性命之学&，不但得到法师的传授，对佛教有了一定的根底也使他崇仰印度文明，打下了他后来以印度为终生事业基地的基础。太虚法师后来对帮助谭云山组建&中印学会&和印度国际大学中国学院都起了很大的作用。
谭中教授谈到十九世纪二十年代影响湖南知识分子的两大运动，一个是勤工俭学，是毛泽东发起的。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凡尔赛和约国家在出卖了中国的利益以后为了平息中国群众的愤怒而在法国设立奖学金，让中国知识份子可以一方面打工另一方面到欧洲学习，毛泽东当时便在湖南鼓励、帮助年轻知识分子去参加这一&勤工俭学&运动。另一个是南洋有许多新富华侨想要下一代受到祖国文化教育需要国内的知识分子到南洋去教华侨子女。谭云山有到欧洲去勤工俭学的意图，却先前往南洋，打算过些时日再去法国。在南洋时，谭云山参与教书与办报的工作，成为&马华文学&史的先锋之一。谭云山先在《叻报》负责星光文艺副刊，后来在《新国民日报》当&沙漠田&副刊的主编。他在南洋写的诗后来在中国出了《海畔》诗集。他也帮助办学，参加了马来亚爱群女校的创办。谭中教授的母亲陈乃蔚也是从湖南到南洋去的，她和谭云山是在南洋认识、结婚，在马来西亚的柔佛（Johor）巴株巴辖（Batu Pahat）担任爱群女校的校长，很可能是这个小学的创办校长。后来谭云山在与泰戈尔会面后，过去想前往法国的计划就全盘改变，可说是泰戈尔改变其一生。谭云山到泰戈尔的国际大学受到&贵宾&待遇，住在最好的招待所，伙食由学校供给。但是当时大学的同仁都是尽义务而不拿薪水的，谭云山当然也不例外，谭中教授的母亲只能继续留在马来亚教书，并且用自己的薪金支持谭云山在印度的用费。
谭中教授在襁褓时被母亲抱着，从新加坡到国际大学去见泰戈尔，泰戈尔当时就给他取了一个名字&Asoka/阿输迦&（是古代&阿育王&的名字），是个很普通的印度名字，谭中教授在一篇英文文章中写了这事，北京一位学者将其翻译为&泰戈尔给了我阿育王的美名&，谭中教授说，这个不准确的翻译，好像谭中在&王婆婆卖瓜&了。谭中教授在他弟弟谭立编的一本英文书（Tan Lee，A Common Concern: Rediscovering Tagore&s Visva-Bharati《共同的关注：重新发现泰戈尔的国际大学》）中写道，古代有&王维，字摩诘&，他把印度佛教神话人物维摩诘的名字占为己有，谭中毕生却没有机会自称&谭阿输迦&，但也可以像王维那样被看成&Chindian&（中印人）。这就等于泰戈尔和谭云山在他生下的那年就给他注册了，要他走上&中印之路&。
谭中教授为什么把&湖南&也算是使得他走&中印之路&的因素呢？他指的是两点：一点是湖南有深厚的中国文化传统，另一点是湖南人那种&蛮&劲。他认为自己和他父亲都算不上有名的学者，没去过北大，或是哈佛等学校，都是自己奋斗出来。谭云山是长沙第一师范毕业，和毛泽东是同学。谭云山读完长沙师范学学校又步毛泽东后尘到长沙船山书院进修两年，后来就到新加坡，再到印度。到了印度以后，泰戈尔的大学有了像谭云山这样的中国学者如获至宝，就要谭云山教中文，并且讲述中国文明，他也义不容辞，也能胜任。这是因为湖南人一般的国学基础很强，四书五经、成语都是从小读得背。
谭云山的另外一个湖南特点就是蛮干，是&湖南牛&的精神，可以举个例子证明。谭云山知道泰戈尔有一个理想，就是要在国际大学里面办一个中国学院（印度文叫&Cheena-Bhavana&，英文叫&Chinese Hall&），他在一九三一年回到中国后就为这件事展开活动。起初于南京组成一个中印学会，蔡元培为当时的会长。中印学会第一个送到国际大学的学生魏风江，他写的《我的老师，泰戈尔》书中说到，有一次他在泰戈尔的家里看到蔡元培一九三六年二月六日寄给泰戈尔的一封信，信中有这样一句话：
&I will do my little part in cooperating with Prof. Tan Yun-shan in his courageous effort to work for the endowment of a Chinese Hall， although the present financial conditions in China are bad enough to discourage a less brave man than Prof. Tan.&（128页） （我将与谭云山教授合作为中国学院筹备基金，然而中国当前的财政情况是非常艰难的，如果没有谭教授那种勇气，人们早就泄气了。）
谭中自己到印度第三年就被印度国防部选聘去印度&National Defence Academy国防学院&教中文，后来又转到大学教中文、甚至较中国历史，他认为这也得感激小时候在湖南打下了国学基础，然后在&教学相长&中不断进步。没有湖南因素，他自己也会没有这段可以称得上的&成功&经历。
谭中认为还有一个湖南因素对决定他的命运不无关系，需要长话短说。一九五零年四月八日，谭云山吟出八首七绝，其中有：
&衡岳崔巍灵秀钟，三湘七泽多英雄；
每人香草今何在，海角天涯古国中。&
他开始有念旧之情，就写了一封信给昔日自己心目中的&英雄&毛泽东。毛泽东后来对谭云山说，刚接到信时想不起谭云山，后来想起了。由于很久没有回信，谭云山也把这事忘了。过了好几年，当时中国驻印大使袁仲贤，也是湖南人，突然到国际大学去拜访谭云山，谭教授的母亲趁此机会告知袁大使有两个儿子在中国，希望让他们能出国前来印度。袁仲贤满口答应帮忙。就这样，谭中才得到许可出国。
谭中随父母回到中国的片断：
谭中教授是一对远离家乡的恋人结婚后第一个儿子，在马来亚生生下来乳名&爱之果&，专享父母之爱。一九三一年谭中教授的外祖父过世，他母亲打电报到印度催谭云山居士和她回长沙乡下奔丧，三岁的谭中跟着回国。谭中教授从此以后就在中国长大，后来遇到对日抗战。回国以后，母亲在长沙乡下生了弟弟，有了&二果子&，谭中变成&大果子&。后来在上海又有了三弟，叫做&三果子&。后来在长沙有了第一个妹妹，以后母亲在印度又生了一个妹妹，两个弟弟，就再也没有&果子&的名字了。
因为母亲想在长沙定居，就在郊区买了一块小地，在农田中央盖了一所两层的红砖楼房。这时候&抗日战争&爆发，一架日军飞机朝着这所房子丢下一枚炸弹，炸弹在五十码之外爆炸，谭中的母亲带着四个孩子躲在防空洞里面而免难，轰炸以后回家一看，锁着的大门被震开，窗户玻璃都碎了。谭中的母亲马上打电报到印度请他父亲回来商议如何是好。恰巧在这以前不久，谭中的母亲曾经教过书的陶龛小学董事长罗辀重的两位女儿从蒋经国的&新赣南&回湘乡时路过长沙来到谭中家中探望他母亲，并且欢迎谭家到比较安全的陶龛小学去住。谭中的父亲从印度赶回长沙，父母商量以后决定逃难到湘乡去。到了湘乡受到罗辀重的欢迎，把他们安排在学校的教员房间中自己开伙，父亲这才离去。再过几个月，父亲又把母亲接到印度去，但把四个孩子在抗战时带到印度不容易，于是只能带了两个小的，把谭中教授和二弟放在中国。刚开始的时候，谭中有点觉得被&抛弃&，可是事后想起来可说是因祸得福。因为那时候他十岁左右去了印度就会缺乏中国文化的根底但又不能完全从小受到印度文化陶冶，在印度入学不会有好的成绩，对将来的前途会有影响的。
谭中教授小时见到父亲的机会很少，是在母亲的抚育下成长。母亲特别疼他，对他也很严格。谭中三岁时母亲就教他读《三字经》，他记忆力强，能够全部背出来。这《三字经》的中国文化含金量很高，谭中小时很多东西都没懂却把音符深深刻在脑中，以后不管是读书考试也好，还是教书讲课也好，那些音符自然而然冒出来是很大的帮助（比方说，&宋齐继、梁陈承，为南朝、都金陵&，&梁唐晋、及汉周，称五代、皆有由&，帮助熟悉朝代历史）。
谭中母亲在长沙郊区买地盖房等都得到一位和他父母同在南洋教书的&张姨子&的帮助，&张姨子&的丈夫周方当时在长沙办&枫林学校&。谭中对母亲回忆最深刻的是初小二年级时，在全校作文比赛中他得了第二名，初小学生怎么能得第二名呢？于是学校传出谣言说谭中舞弊抄书，这消息被谭教授母亲听到，她不但把儿子大骂一顿，还带着谭中到校长那儿去自首认错。谭教授那时大概七八岁自己也弄不清是怎么回事，他从小喜欢看些课外文学作品，有好的文句就记在心里，大概恰恰在作文比赛时用上了，实际上没有舞弊，但母亲要他认错他也只能认错，后来学校并没有取消他的第二名奖，老师和同学都没有当他是坏学生。谭教授也从来不怪母亲冤枉他，反而对母亲那种&孟母&的严格很感激，因为那次事件以后让他知道诚实的重要性。
谭云山在中国建立&中印学会&的经过：
谭云山居士因为丈人去世带着谭中母亲和他从印度回中国，办完丧事后就带她们去上海。当时在江湾有湖南前辈匡互生于一九二五年创办的&立达学园&，谭云山就在那里教书，把家安顿在学园里，自己有空儿就去找知名人士宣传印度泰戈尔的国际大学，他还在《东方杂志》和别的报刊上写文章介绍自己在印度的经历，出了《海畔》、《印度周游记》和《印度丛谈》三本书。一九三三年四月，&圣雄&甘地在印度狱中绝食，谭云山也在上海绝食表示同情，太虚法师还特地去探望他。（印顺法师著的《太虚大师年谱》中写到一九三三年四月&十三日，大师访随甘地绝食而绝食之谭云山&。）他在上海与南京之间穿梭来往，结识了许多名流，最后和太虚法师、周谷城、梁漱溟、徐悲鸿等四十三人发起，更有蔡元培、戴季陶、于右任等二十四人赞助，于一九三三年在南京成立了&中印学会&，蔡元培任会长，谭云山当秘书。一九三四年，谭云山回到印度国际大学，推动泰戈尔发起成立印度的中印学会，叫做&Sino-Indian Cultural Society&。
关于这一段历史，有两个问题还需要详细考证：（一）&中印学会&在中国成立的确切日期与地点；（二）这&中印学会/Sino-Indian Cultural Society&念头究竟是谭云山的发明还是他贯彻泰戈尔的意旨？深圳大学郁龙余教授在他编的得奖书《梵典与华章》（463页）中引了谭云山一九三五年出的《印度丛谈》&自序&中的话得出结论是印度于一九三四年先成立&Sino-Indian Cultural Society&，然后中国于一九三五年成立&中印学会&。郁龙余当然也看到谭中教授在他一九九八年出的《谭云山与中印文化交流》（33-54页）书中对&中印学会&成立经过有比较详细的敍述，认为是一家之言。谭中教授说，关于&中印学会/Sino-Indian Cultural Society&的念头究竟先诞生在谭云山脑中还是泰戈尔脑中这个问题，中国印度学泰斗季羡林也曾经谈论过，季羡林大概是早期中国&中印学会&最后一位在世的会员了。谭中教授说，季老的作风是折中、不走极端，他既认为谭云山在这点上承继了泰戈尔的灵感，也承认谭云山的主动创造性。总而言之，谭云山风尘仆仆地在中国搭起&中印学会&的框架，后来通过这一框架实际上得到国民政府的支持而使泰戈尔的国际大学有了&中国学院&，并且从一九三七年起到一九四八年止&中印学会&的开销都是中国政府支持的，没有用泰戈尔一分钱，这些都是谭云山穿针引线、惨淡经营的结果。根据谭中教授了解，在幕后支持中印学会和中国学院的重要政府要人有戴季陶、陈立夫、朱家骅等。笃信佛教又是太虚法师好友的考试院院长戴季陶后来也变成谭云山的好友。
谭云山在上海的这一段历史是相当重要的。可惜那时谭中教授太小、不懂事，他只记得魏风江夫妇和新生女婴住在他家。魏风江是&中印学会&派到印度留学的第一人。一九三三年到国际大学学习、和尼赫鲁的女儿英迪拉&甘地同学，一九四一年回国。在他过世以前变成在中印两国最知名的中印友好使者，把他杭州的住宅变成中印友好博物馆。听说他从印度回国带了一大袋印度的土，每天都吃一点印度土来怀念印度。一九九七年他应印度政府邀请到印度参加中国学院成立六十周年庆祝，印度总理也亲自参加庆祝，谭中教授也应邀参加。当谭中见到陪同魏风江的女儿时喜出望外，后来才知道她不是他小时喜欢逗着玩的那个女婴，而是她异母妹妹。
陶龛小学和国师附中对谭中的教育：
陶龛小学在民国时代是很有名的，俗话说：&北有行知、南有陶龛&（就是说它和北方陶行知办的育才学校齐名）。清朝时代有位叫罗信南的学者住在湖南省湘乡县谷水白鹭湾（现在是湖南娄底市西阳乡白鹭村），因为喜欢读陶渊明诗集并把诗集摆在神龛上，人称&陶龛先生&。他的儿子罗长裿（字申田）于一九零一年在家创办&陶龛义学&，一九零六年科举废除，改名&陶龛两等小学堂&，他的儿子罗辀重于一九一二年把它扩充，改名&陶龛学校&，一九一四年，罗辀重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学了教育回国，辞官不仕，集中精力办陶龛学校。他家是当地大户，他把家里的产业用来在八十多亩地上建成一个高墙围着的大校园，有十一栋房屋，二十三间教室，以及食堂、礼堂、办公、宿舍、图书馆、仪器、医药、音乐、美术、缝纫、印刷、商店等八十七间房间，还有球场、游艺、农场、工厂、猪舍、鱼塘、假山、喷池等设施，从远近各地来寄宿的学生数百、甚至上千。从一九三九年开始，谭中就在这儿生活、把它当作自己的家，罗辀重也把谭中看成自己家庭的一员。
谭中教授起初是和母亲、弟妹住在一起，有女佣人做饭，后来母亲和两个弟妹离去，他和弟弟谭正仍然有女佣人做饭，还有一个&义姐&（母亲从乡下收养的孤儿）照顾家务，后来&义姐&结婚、女佣人辞退，他和弟弟就等于寄宿生（在大食堂和罗辀重一桌吃饭）。他高小毕业后弟弟刚进高小，特们仍然以陶龛学校为家。谭中教授初中读的是湖南长郡中学，是春季始业，毕业后就在陶龛学校当了半年&教员&，然后两兄弟都进了国立师范学院附属中学（一九四三年），才离开陶龛学校。在那段时期中，谭中两兄弟在陶龛学校受到师生爱护、变得出名了。陶龛学校那段历史也是谭中成长的关键时刻，谭中教授认为陶龛学校那段历史补偿了失去天伦之乐的苦楚，使他逐渐健康成长，没有潦倒、没有堕落、没有偏离正常发展。
谭中教授回忆，每到寒暑假，寄宿的学生和老师都回家了，校园内冷冷清清，谭中有机会到处跑动。有间教室里摆着一架钢琴，谭中就去弹钢琴，他也喜欢到图书馆去借书，他喜欢看《水浒传》、《三国演义》，还有《万有文库》中的汉译法国小说《三剑客》，他也看看巴金、茅盾、鲁迅的著作。这些无形中奠定了他的国学基础。家中的女佣人鲁妈，是谭中教授三弟谭立出生后来家的奶妈，断奶后继续当用人，谭中教授父母离开以后，她就变成照顾两兄弟的长辈了。晚饭后坐着闲谈时，鲁妈有说不完的故事，还能把很多民间成语教给谭中。比方说：&熰四冻九才是里手&，就是说，四月天气变暖时不要快快减衣，九月天气变冷时不要快快加衣，这样的成语谭中终生受益。
谭中教授回忆说，母亲离开他以后，身旁没人督促，学习就差起来。本来在班上总是考第一，母亲一走，第一名的位置也走掉了，到高中毕业就落到班上前三名以后了。可是陶龛学校的环境还是使得他注意学习，他毕业后先是考取长郡中学，后来又考取国师附中，老师、同学、朋友们都认为他有本领，钦佩他，这也变成对他向上的一种鼓励。
国立师范学院是一九三八年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战时各级教育实施方案纲要》和国民政府教育部制定的《师范学院规程》而特别建立的，把当时从华东、华北逃难到内地的许多著名学者聘为教师。起初在湖南氨化县蓝田镇，后来迁移到乡西溆浦县的农村，抗战胜利后迁移到衡山县南岳镇，后来变成湖南师范大学。学院的附属中学当然也一同迁移。谭中在溆浦念了两年，然后在衡山南岳念了一年。由于是师范学院的附中，经常有机会听到学院教授讲演；又因为是一所新型的师范学校的附中，教学方法也比较先进，是国家级水平。谭中这时已经比较成熟，受到很多好处。
谭中教授回忆他最敬佩的老师是高三新来得英文教员姓孟（名字想不起来了），他父亲孟宪承是师范学院教授，是现代中国的著名教育学家，后来担任过华东行政委员会教育局局长、华东师范大学校长、上海市政协副主席、上海市教育学会会长。这位孟老师英文特别好、知识广博，谭中喜欢英文，除了课上读了林肯的《葛底斯堡演说》（Gettysburg address）等名著外，还由老师介绍看了俄国作家Anton Chekhov的短篇小说英文翻译&The Bet/打赌&，这个故事终生难忘。
谭中教授到印度开始教书经过：
1955年到印度以后，谭教授57年在国际大学念了学士学位后58年开始教书。当时在国际大学获得的学位不是专业的项目学位，是属于修了几门课就得到的学位。谭教授在硕士是历史系，于1962年获得硕士学位，后来进一步攻读博士学位，于71年获得学位。博士论文的课题是英殖民主义对华鸦片贸易而引起鸦片战争，后来以China and The Brave New World: Origins of the Opium War为书名发表，后来又把自己多年教近代史的笔记发表成另一本书，名叫《海神与龙》Triton and Dragon: Studies on Nineteenth Century China and Imperialism。谭教授说，他做博士研究时，由于主要着重于经济史，又利用大量中文材料（如《筹办夷务始末》等），德里大学历史系派给他的博士指导只能在文字上对他的论文草稿作些修改，如何写出有质量的论文全靠自己奋斗。他还自己花钱到伦敦东印度公司档案局搜集资料。可幸的是：他的研究成果在印度以及第三世界、甚至第一世界学术界的一部分得到承认，不但印度各大学都把他两本书当作重要参考书，在其他地方也有这现象。二零零六年谭教授参加&北京论坛&，就有台湾学者在会上介绍谭教授的著作对自己在大学教近代史有很大帮助。
谭中教授在印度自我奋斗可以从他获得硕士与博士学位的经过看出。他到了印度刚过了三年就找到政府的工作，是教中文，教书的地点先是在西海岸的浦那Pune，后来调到首都新德里。一九六二年，他以&教员&的身份报考德里大学&硕士&学位考试成功而获得学位。后来他被聘到德里大学当中文讲师又在历史系注册为博士研究生。他在历史系经常和教员们喝茶、聊天时，有位同事说，你这样先成家立业以后再念博士学位很不容易，像我们都是先在大学把博士学位念完才开始教书的。谭中教授都是白天教书，晚上回家写博士论文，经常搞到深夜。那些日子中，他充分显示出湖南蛮牛的性格。
关于谭中教授找到政府工作也有一段遭遇。刚好在他得到国际大学学士学位文凭（是从印度总理尼赫鲁手中接到的）以后，印度政府国防部就招聘中文讲师，&学士&是必要得学历。谭中教授马上应征，通过笔试和口试，他就被印度政府国防部选聘到叫做&印度国防学院&（National Defence Academy）的三军军官的预备学校去教中文。其实这工作并没有什么机密性，可是按照印度政府的惯例，政府聘任任何人员都必须有安全审查。印度的安全机构以及各种政策、制度都是继承殖民时代政府遗留下来的。比方说，印度管外侨的部门叫做&CID&，是&Criminal Investigation Department/罪犯调查部门&的缩写。英殖民政权遗留下的政策，不允许共产党加入政府部门当公务员（共产党却可以赢得选举当政府总理、内阁部长、邦政府的首席部长和部长）。谭教授那时还是拿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为了这事，印度政府情报局长亲自去问外交部副部长钱达Anil Kumar Chanda（他原来是泰戈尔的秘书，是谭中教授父亲谭云山的挚友。钱达毫不犹豫地保证谭中是没有任何政治背景的，他说：&我了解他就像了解我儿子一样。&钱达部长又答应了情报局长的请求，写了书面保证，谭中这才一到了印度就找到政府的工作，他当然高兴而全力以赴。由于他教得好（学生参加印度政府的中文考试成绩优异），在1959年被国防部调到首都新德里去教新开的中文&翻译班&，一直教到1963年他被辞退。
谭中教授被印度国防部辞退的经过：
谭中教授参加浦那国防学院工作第二年，即1959年，中印边界发生冲突（印度警察被击毙），中印关系顿时紧张起来，印度政府认识到要加强军队的中文水平，就在首都新德里国防部的外国语文学校增设中文&翻译班&（在两年时间内学生达到能当翻译的水平，因此有这名字，实际上是办不到的），国防部就把谭中从浦那国防学院调到新德里外国语文学校教这个&翻译班&。当时，国防学院就传出流言，说谭中是中国人，被政府撵走，有人甚至说谭中已经被捕。针对这些谣言，系主任特别找谭中谈话说，这次调到首都去是政府对他&重用&，不要去听那些谣言。
谭中和妻儿到了新德里，政府还特别拨给他一般人要等候多年的宿舍，他也心安理得地教书。一九六二年中印边境战争，谭中也没受影响。当然，那时民间也有些零星的反华示威，中国餐馆的招牌被砸，甚至有非中国的东亚人在公共场所受到侮辱，日本人在汽车中展出日本国旗以及&We are friends，not foes/我们是朋友，不是敌人&的标语。当时谭中住的是政府人员住宅区，和邻居相处得不错。举个例子，大概是1963年，打仗后不久，谭教授骑着摩托车，妻子在后座，晚上跨进路坑车摔倒了，他妻子从车上摔下来，路过的印度人都来帮忙、慰问，虽然谭中夫妇一看就知道是中国人，但帮忙、慰问和微观者都没有任何敌意。
是在1963年夏天，有位反对党领袖在印度国会向政府提出质问，他说，国际大学中国学院院长谭云山有一个儿子在中国军队，另一个儿子在印度军队，要求政府调查，国防部长当即应允。所谓&一个儿子在中国军队&，指的是谭中教授的二弟谭正在大陆海军当体育教官，所谓&另一个儿子在印度军队&指的正是在国防部外国语学校教书的谭中教授。事过不久，谭中教授就接到以&总统&的名义发的通知被政府辞退（谭中教授受聘也是以&总统&的名义发的），补偿三个月薪金。谭中教授的学生从政府内部打听到，国防部长下令调查谭中教授是怎么回事，国防部也没有和内政部的情报局通气（情报局有钱达副部长的书面保证），只要外国语学校校长写个书面担保。这外国语学校校长是个胆小鬼，不敢担保，谭中就这样被辞退了。
按照当时的情况，不但被政府辞退是一个污点，谭中教授还有可能被捕，被加上莫须有的罪名。他就去找父亲的好友钱达副部长，钱达副部长马上叫他的秘书帮谭中起草一封信，向总理尼赫鲁申诉。谭中在信上签了字亲自到尼赫鲁的官邸交信时，在门房遭到拒绝。后来谭中教授急中生智，说出钱达副部长的名字，信才被总理秘书处收下。恰巧第二天是尼赫鲁的生日，谭中在信上一开头就祝贺生日，又说出自己在国际大学得学士学位是从总理手中接到的，尼赫鲁是个人情味很重的政治家，信交出以后第三天，谭中在家就收到使者送来的总理回信，答应亲自接见谭中。
谭中到总理办公室去见尼赫鲁的当天恰好美国总统甘乃迪遇刺，临时要安排尼赫鲁向全世界广播追悼甘乃迪，只能让谭中等候（在等候时，谭中听见尼赫鲁从里面打电话出来问秘书，谭中是不是等得不耐烦了）。后来谭中见到尼赫鲁时，向他抱怨自己在教书时尽忠职守而遭到辞退，这不公平。他又告诉总理当时德里大学需要中文教员，但他被政府辞退了，蒙上污点，可能得不到那份工作了。尼赫鲁当时只认真听，一句话也没说。事后马上有两个发展，一是全印广播电台新闻组组长突然写信给谭教授，请他到该处担任翻译工作，另一是谭中的父亲谭云山（是尼赫鲁多年好友）写信给尼赫鲁总理向他抱怨对谭中不公平。尼赫鲁在回给谭云山信中说，他对谭中被政府辞退感到抱歉却无能为力，因为谭中是中国籍，不宜在印度国防部工作，可是他希望谭中能够在德里大学得到一份好的教书或研究工作。这封信后来对谭中能顺利参加德里大学起了关键性作用。
谭中教授说，就在尼赫鲁见过他的第二天，尼赫鲁总理在国会回答问题时说，谭云山是很好的学者，但对他儿子的事却全然不知。在当时的政治气氛中，尼赫鲁也不好把幕后的真相都坦率地兜出来，如果他那样做的话，谭中的前途可能就完蛋了。谭中教授后来听说，尼赫鲁总理还从国防部调了谭中的档案来看，还把办事的人骂了一顿。
谭中教授后来顺利地加入德里大学教书，被友人形容为&出于幽谷，迁于乔木&，因祸得福。他刚参加就在一次小型会上看见大学校长，校长笑着说：&I am glad to have you/高兴能够得到你&，表面上看一切顺利，可是校长办公室不断来问谭中要尼赫鲁总理给谭中父亲谭云山的信的副本，大概要了四五次。谭中可以体会到德里大学（是印度国立大学）为了争取政府批准聘用谭中是花了很多功夫的。
1973年谭中教授到巴黎参加&International Orientalist Congress/世界东方学会&（是&东方学会&在巴黎成立一百周年），在那儿遇到许多来自西方各国的华人/华裔学者。当时谭中教授仍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却当上了德里大学中日系系主任。当时华裔在西方国家的大学当系主任的还没有，大家都觉得奇怪，使谭中有一种&人在福中不知福&的感觉。以后谭中在系主任的位置上，经常接到政府指示说，国立大学应该尽量不用外国人，要用外国人要有特殊的理由。谭中自己还是外国人，却也常得为系内聘用别的外国人而辩护。至于他自己，因为在参加的时候靠尼赫鲁总理的保护伞保全了永久性的位置，根本没人来找他的麻烦了。
谭教授对印度中国研究的看法
谭教授提到三人，一为现代美国研究中国历史的泰斗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他形成一种可谓&哈佛学派&，对西方学术界、政界等对中国的看法影响很深；二为历史学家李剑农的著作《中国近百年政治史》，里头分析鸦片战争，是有关自由贸易但中国反对自由贸易，且中国并未平等视英国为贸易对象；三为张馨保写的《林则徐与鸦片战争》，三人均认为鸦片战争是文化冲突所导致。张馨保曾提及&Opium is the occasion not the cause&。谭教授曾对这类言论有所驳斥，认为如此一来鸦片战争可以用X战争替代。他批评张馨保所说的如果当时的&occasion&不是鸦片而是糖蜜或大米，中英冲突仍然不可避免。那岂不是说，这&X战争&很有可能是&糖蜜战争&或&大米战争&。从任何逻辑理性来看&鸦片战争&与&糖蜜战争&或&大米战争&是风马牛不相及的。谭教授认为印度和中国要搭起一个桥梁的话，需要有对中国文化的了解作为根柢，不论是传统文化深厚的湖南、印度或是谭教授的父亲，均因对中国文化有所了解，才容易搭起中印交流的桥梁。中印就是缺乏这样的桥梁，中国学者一方面不在印度，一方面没有empathy，而使得桥梁形成不易。Empathy的想法是谭教授在印度的经历中产生的，比如教中文是来自于中国父亲的教导，但教中文如果用美国的教学方法，就不能正确理解中文。谭教授认为，现在印度、中国的研究大多受到西方的研究方法所影响，其实并不正确。
谭教授认为中国和印度都有丰富的理论逻辑智慧，应该从中印文明之中找到一种研究中印问题的方法。他回忆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他到新德里讲演、同时参加他和北大耿引曾教授合着的英文书India and China: Twenty Centuries of Civilizational Interaction and Vibrations的首发式学术讨论会，在会上作了主要发言，讲话主旨当然是他一贯的&中印大同&理论。当时听众中有印度历史学家、宗教学专家，还有一位尼赫鲁大学的研究方法专家，他们从历史学的角度、宗教学的角度对谭中的理论提出批评，研究方法专家还引了后现代主义的法国学者的话来指出谭中的逻辑思维不够标准。谭中教授一方面坚持自己的观点，另一方面说：&好吧，你们算是权威，但我也不怕。我作为历史学者被你们开除了，作为佛教的学者也被你们开除了，我的研究方法不对头，那我作为社会科学学者的资格也没有了。&他的回应在许多学者中引起了共鸣，他的观点得到支持。
谭教授回忆说，初到印度时，因为印度大学都用英文，他经历过一个把头脑变成用英文思维的过程。谭教授认为，一个人能同时精通两种语言是相当困难的，他自己觉得，努力了几十年，自己的英文仍然达不到中文的水平。他说，成为双语专家就是要能够在两种思维逻辑体系之间运转自如，不仅仅是在字面上翻译上的问题。他举了中国把&soft power&译成&软实力&或&软权力&的例子，认为这是错误。他说，power是强力的意思，不是strength，soft power是软强力不是软实力。中国有些字眼也不易翻译，例如Power与&权&一字的对应关系。（石之瑜老师则补充，中文里的权是动词的用法，英文则是名词，是物质；中文的权是道德，在过去是一种判断的地位，也与西方讲的power、capacity、resource相异。）谭教授进一步诠释说，西方文明的主导是对&power/强力&的追求。在西方国家，不管你是办企业的、还是搞科研的、还是规划经济经济发展的，都是一心一意要&maximization of power/把强力扩展到无限大&，他说应该要从这一角度来了解西方&soft power&理论才对。他说，&power不是strength，strength是self-defensiveness，power是to influence and dominate others。如美国人说we have the strength but not enough power to dominate others，也显示两者的不同，这不只是语言的问题，也是文明体会上相异的问题。&
谭教授回忆一九六二年中印战争的经历
战争发生之前，周恩来总理前后到了印度四次，欲与尼赫鲁对中印边界纷争谈判，避免冲突。60年最后一次到新德里去，但印度的舆论倾向对中国持负面的态度。周恩来一九六零年访问新德里时，尼赫鲁甚至不好好和周恩来谈判，而是让其他印度领袖和他消磨时间（当时的财政部长德赛和周恩来大谈&吃素&的好处）。谈判没法继续，双方军队当然就尽量向前推进占领土地。在做冲突准备的时候，中国当然比印度认真，而且暗地里进行而不宣扬。印度人的通病是讲得多、做得少。尼赫鲁前往斯里兰卡时，在机场回答记者询问时说，他已经下了命令把侵占印度领土的中国军队赶出去，他的口气虽然很硬，实际上准备工作根本没有做好。（当时计划是新成立一个专门打边境战争的集团军，尼赫鲁发表谈话时，这集团军八字刚有一撇。）尼赫鲁发言以后，中共方面就召开紧急军委扩大会议就决定打了。据说毛泽东在军委扩大会议上说尼赫鲁是我们的朋友，我们不愿意打，希望这一仗能够使印度清醒，打了以后可以维持20年的和平。结果是印度防线被打垮，中国军队打到山脚以后单方面宣布停火而把军队撤退至麦克马洪线北边去。这一仗使尼赫鲁的威信全失，使印度全国上下震动。印度社会上层许多人都对尼赫鲁很失望。这次战争中两个人最伤心，一个是尼赫鲁本人，另一个是谭中教授的父亲谭云山。12月尼赫鲁到国际大学主持年会，是打仗后第一次公开讲话。在年会上，尼赫鲁提及国际大学的中国学院有来自中国的学者主持（指谭云山），尼赫鲁公开说：&我们不和中国的伟大开战，如果你们认为中国几亿人口都是你们的敌人，我要告诉你们他们并不是。&&我们和侵略者作战时不与文化作战，不与和我们友好的人们作战。&谭教授举此例子，用以说明中国印度的关系并非简单的地缘政治，如果按照西方地缘政治，针对敌人的侵略当然要抨击回应，但尼赫鲁并未表达对中国的敌意。
石老师针对尼赫鲁的中印关系演讲，提出意见：尼赫鲁的发言和毛泽东在跟美国作战的时候讲的是一样的话，说这个&中国不是在和美国人民为敌，只是反对帝国主义的行为而已&，所谓的帝国主义行为不只包括韩战时美军的登陆韩国。毛泽东的论调，到了1972年季辛吉访中国时也是同样的论调。石老师认为这是因为要跟美国建交，所以就说不和美国人民为敌。而在实际上来说，是因为实力不足才说这样的话。石老师认为毛泽东是为了对付苏联，为了回应美国，毛必须去说明为什么中国可以跟美国建交。
谭教授认为不是实力不足。谭教授的意见是，当时毛身边有极左派的份子分析第三次大战一定会开打，毛泽东吩咐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还有聂荣珍等四人研究国际状况，他们的报告指出美国不会打中国，第三次大战可以避免，而且得出结论是苏联比美国更应提防，美国可以争取成为盟友。陈毅后来另有报告也倾向与美友好（打美国牌），这两个报告以后毛泽东才决定要拉拢美国。当时毛提出所谓一条线、一大片，一条线就是从北京到华盛顿，一条反对苏联的阵线，一大片是联合起来反对苏联。不过毛的言论到了76年时被提出反驳，当时华国锋为总理，赵紫阳说我们不玩美国牌也不玩苏联牌，更不让美国苏联玩中国牌，等于是在反驳毛泽东，把一条线一大片的策略给推翻，不过毛泽东也无法说出和尼赫鲁相同的话，即尼赫鲁一方面讲我们被侵略，要对付侵略者，但一方面中国人民、中国文化不是我们的敌人。
石老师认为那是由于尼赫鲁把国家跟人民分开了。
谭教授认为这不是国家和人民分开的问题，尼赫鲁基本就是不把中国当敌人，虽然中印已经开打且印度也吃了亏。
这些证明就是尼赫鲁对中国友好是没问题的，中国看不到尼赫鲁对中国不具敌意。但他是印度的总理，中国在边境把他打的这么惨，不仅反对党，国大党也说再对中国让步，会把尼赫鲁逼下台，尼赫鲁有很多事情非出于他的愿望。
至于中印战争，当时印度政府采取的措施，就是把所有的中国人一律限制。印度国会通过两个决议，一是把（中国）侵略者赶出去，只要他们还在我们的领土，我们就不跟他们谈判，现今这个决议尚未取消；另一个是在印度的华裔都是安全的威胁security risk，为此，政府公安部门就严密监视他们的行动，华人、华裔离开住所24小时以上就必须申请，得到公安部门的批准以后才能旅行，到目的地还得到公安局报到。
1965年谭教授到旁遮普首都Chandigarh开会，还另一位中国学者胡季藻一起，两人到了旁遮普大学就忙于活动未去报到，后来警察局派人过来，质问为何接到命令却未报到。便衣警察很不客气、气势汹汹，有位印度学者在场怒斥警察不应该这样对待印度的中国学者，之后旁遮普大学的组织会议的教授还打电话给警察局长，警察局长说，别理会下面的人，请他转告谭、胡两位学者、安心开会，好好看看地方。几年以后谭教授又到当地，依规定到警察局去报到了，这次却受到礼遇接待，警察说，他们只是公事公办，又提及上次的经过，恳请他以后别通过朋友打电话给警察局主管。遭受这类对待的不只谭教授，1965年福特基金会从哥伦比亚大学派到德里大学当顾问的胡昌度教授（是美籍华裔），他一到新德里就收到公安机关的限制命令，他当时很生气，就把命令交给德里大学校长。这德里大学校长是很有威望的，过去当过部长，他拨一个电话给印度中央政府内政部就把对胡昌度教授的限制取消了。但以后来的帮助德里大学开展中国研究的华人、华裔仍然不可避免限制。几年后，美国来帮忙教中文的杨鼎勋和同事到外地旅行，也遇到谭中和胡季藻遇到过的不愉快经验，印度同事也是当场打抱不平。后来谭中教授变成印度公民，这限制就没有了，对非印度公民的华人、华裔这种限制还有没有，他也不知道了。
石老师插话问谭教授，因为谭教授谈到在中印战争之前毛泽东在国防委员会扩大会议上提到尼赫鲁是中国的友人，因此只能小打，不要过分伤害尼赫鲁的感情，石老师想知道，这些讯息谭教授是当时就得到还是后来得到的？
谭教授回答是从一本印度同事从中国得到的内部发行的《喜马拉雅山上的雪》（听说这本书后来禁止流传了）书上看到的。那本书的作者好像是用的笔名，有杨成武写的&前言&，想必是对内幕熟悉的。
Q：这么来说在印度有很多中国学者，胡季藻很早就去印度了吗？
A：比我还早，40年代就在印度。他先在北印度勒克瑙大学（Lucknow University）念了人类学、得到硕士学位，60年代开始到新德里教中文，后来得病死亡，没留下什么著作。
Q：还有别的中国学者吗？
A：60年代还有一位赵国钧教授，从哈佛大学来的，是经济学家，早期出过一本有关中国经济发展的英文书。据说到了印度以后和一位在印度工作的华人女性相恋，两个人说好要回中国，但赵国钧却在欧洲出车祸死亡。谭教授还谈到另一位徐范臣（又名徐虎），起初是40年代在国际大学中国学院，后来从50年代开始到南印度哲学家奥罗宾多Aurobindo的&圣地&工作，差不多把奥罗宾多所有的著作都翻译成中文了。70年代回到中国参加中国社会科学院南亚研究所，90年代过世。40年代在国际大学中国学院的还有一位女画家叫游云山，后来去了香港出家，以后就是台湾著名的晓云法师，她在台北县创办了一所华梵大学（&华梵&就是&中印&），前不久才过世。还有杨允元，是谭教授的堂舅。40年代到印度，起初在国际大学中国学院，50年代到新德里国防部外国语学校教中文，后来去了美国。他的儿子杨雅南Anand Yang现在是美国著名的东亚研究学者（印度历史专家），现任美国华盛顿大学University of Washington杰克逊国际研究学院院长（Director，Jackson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谭教授回忆自己当时被CID监视，监视的便衣一般呆在离他住所不远的拐角上，有时他出门上街买菜，他也老远在后面跟着。他到德里大学教书刚开始仍然住在很远的政府住宅区，搭公车去大学。他上车时，远远看到CID便衣骑自行车跟着公共汽车，大半个小时他到达德里大学，骑自行车的CID便衣也到了，真够他辛苦的。谭中夫妇常说：&我们随时随地都有CID便衣保护，够幸福了。&虽然口里这么说，心里总不是滋味。可是，有一次，大概是1965-66年，有一件事使得谭中夫妇对监视的便衣警察产生了好感。平常他和CID便衣警察偶尔在街上面对面碰到都只当作不认识。可是，有一次谭教授去市场买菜，突然那个CID便衣出现在他面前说：&你的uncle Mr. Yang上你家找你去了&，他马上赶回去欢迎远道来的亲戚，心中非常感激。后来他把这一经过告诉家人，从此以后，他们对CID便衣的敌意完全消失。
谭教授回忆说，他舅舅杨允元人很老实，人缘很好，学生也都喜欢他，印度国防部外国语文学校一成立他就参加了，也不知道教过多少学生。很多学生学完以后在国防部情报部门工作，主要是把情报部门获得的有中文的实物或文件弄清楚。很多印度人有不懂装懂的性格，在办公室接到的任务又无法看懂的，就偷偷地把有疑问的地方临摹下来问中文老师。谭教授在外国语文学校教书时也碰到过这种情况。有一次，一个军官学生在纸上画了什么来问他，谭教授一看，那好像是毛泽东写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草书，可是学生不懂草字，临摹得面貌全非。后来他被辞退离开了，杨允元仍然在外国语文学校，而且经常要到陆军总部去帮忙翻译，可见印度政府是很器重他的，他也很喜欢自己的工作。可是，他的家门外也有CID监视，他的太太气得不得了。正是因为这一点，后来他们全家都离开了印度。
谭教授讲述印度发展中国研究的经过
一九六二年中印战争以后，印度政府决定加强学术机关对中国的研究，是本着&know thine enemy&（对敌人要知己知彼）的精神，决定在德里大学设立中国研究系，福特基金会特别进行资助。正巧谭教授变成这个系的第一个教员，他夫妇俩开办中文班，先设立一个&中国研究中心&（Centre for Chinese Studies），附属于佛学系，谭中变成&有实无名&的中心主持人，那是1964年。后来德里大学通过福特基金会奖学金送去美国深造的学者陆续回来，才把&中国研究系&（Department of Chinese Studies）建立起来。起初只有一位教授，是V.P. Dutt，其他人都是讲师。后来谭中得到博士学位，升任副教授，一九七一年V.P. Dutt当了大学副校长，谭中就变成系主任。后来由于Japan Foundation的经费提供，系内增加了日本研究，就将其改做中日研究系。现在又改名为东亚研究系。
刚开始的时候福特基金会请了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系胡昌度教授当专门帮助德里大学中国研究项目的顾问，也请了当时在美国教中文的韩效忠来帮忙教中文。胡昌度两年后离开，韩效忠变成顾问，另请台湾何景贤和王国维来帮忙教中文。他们过几年也离去了，谭教授就把最早学中文的印度学生送去香港、美国深造，三位回来变成中文教员。在此之前，德里大学送到美国深造的印度学者也陆续回来，充实教员阵营。他们有从耶鲁大学回来的历史学家Giri Deshingkar，从哥伦比亚大学回来的政治学家Mira Sinha Bhattacharjea，从哈佛大学回来得社会学家Krishna Prakash Gupta和从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莱分校回来的政治学家Manoranjan Mohanty，这样就有了相当的规模。
谭教授和印度同事相处得很好，他当系主任时，充分向他们请教美国大学开展中国研究的经验。新成立的&中国研究系&采取两项重要措施：（一）建立自己培养中国专家的机制，办起&速成中文班&（intensive course in Chinese Language），使已经得到硕士学位的印度学生学到使用中文为研究工具，然后再让他们进修副博士与博士学位；（二）到历史系和政治系的硕士课程中去增设中国课题，谭中教授自己也教聚焦于帝国主义侵略的中国近代史。
一九七八年谭中教授转到新德里尼赫鲁大学（被聘为正教授，他在德里大学当了七年系主任一直是副教授），仍然和Giri Deshingkar、Mira Sinha Bhattacharjea、Krishna Prakash Gupta、Manoranjan Mohanty等保持紧密联系，可以说是一个志同道合的&小圈子&。这些印度同事，除了Krishna Prakash Gupta以外，都变成印度著名的&中国通&。在一九七零年代国大党政府倒台，反国大党的政治势力组成联合政府，特别器重Giri Deshingkar和Mira Sinha Bhattacharjea，两人简直变成政府的中国问题顾问。总的来说，Giri Deshingkar、Mira Sinha Bhattacharjea和谭中这个&小圈子&不但起了帮助印度统治精英了解中国实情的作用，而且是一股促进中印友好的势力。在他们的影响下，印度正宗的&中国专家&没有一个&反华&健将。
谭教授加入尼赫鲁大学的经过
尼赫鲁大学是1969年新成立的大学，采取美国模式，其中和中国研究有关的组成部分分别设在&school of language/语言学院&和&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国际研究学院&。尼赫鲁大学请谭中去主要是加强它的五年学士加硕士中文课程的教学。谭中教授到了以后，发现五年的中文班根本没有教科书，只有学生刻蜡纸油印的讲义，中文班不是一个单独的系（只是亚非语言系的一部分），只有三个永久性的教员位置，一个教授位置，一直空着，两个助理教授位置，由两位印度同事任职。谭中教授参加以后就从三方面努力加强：（一）采用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的汉语教材，再以报纸及文学作品补充；（二）争取增加教员名额，十年内从三个位置增加到十个位置；（三）争取建立独立的中文系，起初把中文和日文分开变成东亚语文系，后来大学同意再把东亚语文系分成中文系和日文系（到独立的中文系成立，谭中教授已经退休了）。谭中教授说，他1994年退休之后，他的那个教授的位置一直到现在还是空着。不过尼赫鲁大学有一制度是靠资历的提升，助理教授做了五年可以提升为副教授，副教授做了五年可以提升为正教授，现在有一个谭中教授的学生已经经过提升而变成正教授了（将来他退休，那个教授的位置也会没有的）。
关于谭教授的近代中国历史研究
因为谭中教授的博士论文涉及的是西方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所以他就从一九七一年开始在德里大学历史系开了一门China & Imperialism的课，1978年他离开德里大学但课程没人教，他又继续去教了一年。后来他没有机会再教这门课了，就把多年的讲义修改编成《海神与龙》一书出版。谭教授在书中指出英国在印度的殖民政府从东印度公司时期开始设有一个&海关、食盐、鸦片部&（Board of Customs，salt and opium），鸦片部便是负责在印度种植、制造鸦片的研究，针对中国人的口味（烟土一扳开就发出一种中国烟民喜欢的香味，当时中国烟民称东印度公司制造的烟土&公班土&为&乌香&）。谭教授进一步指出，英国是现代文明的先锋，其在殖民地设立鸦片部，将鸦片卖到中国而毒害中国人，远比奴隶贸易还恐怖，因为奴隶贸易不杀害人命。于是英国的财富原始积累过程，实际上可说是不是自由贸易而来，而是透过鸦片帝国主义。谭教授说，所谓&东印度公司&实际上一开始就把掠夺中国财富包括在其宗旨中的。东印度公司墙上的铜牌刻字说要&pour the wealth of India and China before the feet of the Crown&东印度公司的远洋船（叫作&East Indiaman&），它的航行最终目的地是中国海岸，这&East Indiaman&是世界上火力最强的强盗船，看到外国船就打信号要其投降，不然就把它击沉，投降了就把外国船洗劫一空。每一次东印度的船在海上都是满载而归，很多财富都是这样抢来的。谭教授的英国、印度、中国的三角贸易理论受到广泛的欣赏。中国把茶叶输给英国，英国没银子去买，就把鸦片输给中国，东印度公司自己在加尔各答拍卖鸦片，卖了以后送到广州，在广州交钱，把钱交给广州的东印度公司。英国给予印度的只是殖民政府统治（谭教授说的三角贸易平衡的公式是：&Chinese tea for Britons，Indian opium for Chinese，British Raj for Indians&）。孙中山曾经针对这种情形，说过&没有印度，英国就是第三流的国家&的话。英国在广州茶叶贸易上也采取帝国主义态度，把垄断者打垮以后垄断了中国茶叶出口，这就是monopsony（monopoly是卖家垄断，monopsony是买家垄断），英国把中国茶叶都垄断起来不让其他国家买，而由英国自己卖给全世界，对茶叶的垄断也是导致美国独立的原因，波士顿茶叶事件便是美国独立运动的开端。
询问谭中教授与甘地家族的关系
教授回答说应是尼赫鲁家族。谭教授的父亲谭云山于1983年过世时，他写信告诉当时的印度总理英迪拉&甘地（Indira Gandhi）夫人，甘地总理马上回信给谭教授对谭云山逝世表示悼念，信中也说到印度诗圣泰戈尔及其父亲尼赫鲁都很敬佩谭云山的。谭中教授还没有受到信，总理办公室已经把信在报纸上发表了。谭中教授在外交部工作的朋友说：&你们全家和总理全家关系这么密切，你应该多走动。&谭中教授认为他自己不会搞关系，但是父亲跟尼赫鲁和英迪拉&甘地两位总理关系较好是事实，1950年代谭云山每次到中国去以前都到新德里去见尼赫鲁，问他有什么口信要传达。尼赫鲁是谭云山从1930年代就熟识的，也不把谭云山当外人。可是谭云山的至友、外交部副部长钱达却直率地告诉谭云山说：&你又不是印度政府官员，尼赫鲁怎么会让你带口信给中国领导人呢？！&
谭教授的家人
谭中教授有一个儿子。是1956年谭教授还在国际大学念书时出生的，他的中文名字叫&谭梵天&（英文是Sidhartha Tan，是用了佛陀出家前在王宫中的名字，汉译&悉达多&），是在德里成长的，会说一点中文，夫妻俩人太忙没时间教儿子中文，又因为儿子在学校的课程很重，怕影响他学习。谭教授的儿子受父母影响，是个孝子，小时学习不错，考上了印度最有名的新德里全印医学院（All India Institute of Medical Sciences），后来到美国当小儿科医生，也有大学教授的名分，最近几年常常访问中国，讲演、开会，做访问学者，帮中国温州、成都等地医院改进医疗护理技术。
谭教授的三弟谭立于中印开战后不久便前往加拿大，六弟谭吉在亚特兰大当工程师，七弟谭同则是在阿拉巴马州亨茨维尔（Huntsville）市的一所大学教物理。此前他的四妹谭文原来是在德里大学教孟加拉文学的也和定居美国的印裔结婚而到美国，十年前病逝。谭教授的二弟也由弟弟担保移民美国，现住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市。这样一来，只有谭教授和他的五妹谭元（她和南印度人、著名画家结婚）住在印度了。在家人均前往美国，谭教授还留在印度，是否会引起思想上的波动呢？谭教授回答没有。他从1990年开始就在新德里英迪拉甘地国立艺术中心兼职担任教授顾问，当时还在尼赫鲁大学，也带人访问过敦煌。94年离开尼赫鲁大学后，谭教授继续在该中心主持东亚组的工作，谭教授的著作许多由那边出版，该中心还把他的两本书全文都放到网上了（只要通过查Tan Chung就可以看到）。谭教授快二十年前就由弟弟担保拿了绿卡，可是他喜欢在印度，因为他觉得在印度有&用武之地&、受人重视，在美国倒被闲置。可是有前列腺肿胀，医生怀疑有癌细胞，他儿子就不让他再在印度住下去，从1999年开始在芝加哥定居，后来果然发现癌细胞，在芝加哥有医疗保险得到及时治疗（在印度退休了却没有医疗保险）。不过他是闲不住的人，在美国笔耕倒比过去勤快，九年内除了两本英文书，三本中文书。
Q：在美国有学者看到您的文章来找您吗？
A：没有。我现在写的都是中文。美国的中国学者都以为自己的中文很好，不屑于向我求教，中国的学者更是崇洋媚外，我在美国没有名气，人家也不上门。只有一次，芝加哥的美中友好协会请我去演讲中印关系。
Q：演讲的反应怎么样？
A：芝加哥美中友好协会很有趣，有很多抗战时期在中国服务的飞虎队队员，他们都是搞地勤。我问他们和陈纳德（Claire Lee Chennault）的夫人陈香梅有没有联系，他们都不知道陈香梅。那次芝加哥美中友好协会的活动，一半时间是吃饭，一半时间我简短讲演，然后回答问题，问的问题都很幼稚，比如印度是个民主国家而中国没有民主，两个国家如何友好等问题。（石老师回说美国的问题意识就是如此）
Q：您在1962年之后，印度各方面不论研究或一般大众的感觉，是否开始倾向于国防或是情报，外界的这种印象正不正确？
谭教授回答，印度现今出现一种趋势，只要和中国打过交道或曾去过中国、略懂中国现状都变成了所谓的中国通。这和以前的中国专家都是来自学术界、作过研究的情况有很大不同。当然，现在许多中国专家都属于&国防研究所&IDSA（Institute for Defence Studies and Analyses），这个研究所的创办也是以中国为主要关注的。创办所长&苏伯&K. Subrahmanian，是南印度的婆罗门，以前曾任国防部的秘书。在1960年代谭教授和Giri Deshingkar、Mira Sinha Bhattacharjea、Krishna Prakash Gupta、Manoranjan Mohanty他们几个学者，每个星期总是开个碰头会、每个人谈谈自己一星期中研究的心得。苏伯所长知道了，就请大家去他的办公室开会。记得有一次发生林彪坠机事件，他也问谭教授说，为何发生这种事，是因为中国传统还是共产党的传统？谭教授说：&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这不是中国传统，共产党又能有什么传统？&谭教授说，1962年中印战争时他正在国防部任职，开会时检讨战争的教训，&苏伯&当着印度军官说中国人民解放军战争经验丰富，印度军官在这方面相形见绌。
谭教授说，印度对中国有兴趣、有信息、有主见的人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认真研究过中国、学过中文、懂得中国文化的，他们一般倾向于对中国友好，他们中间特别是那些对中印两大文明交往历史有些信息的人，都主张中印友好或CHINDIA中印大同。第二类是有军事或情报任务经验、主要从战略与安全的角度来看中国发展的一般认为中国是威胁。在印度政府国防机关或情报部门工作过的人们接触的多半是印中关系的事务，他们退休以后，自然也成了中国通。退休的国防专家、情报专家，多半会认为中国是一个潜在的敌人。第三类是研究经济以及从事企业、贸易的，包括一些对时事关心的媒介人士，他们在政治上相对地中立，但认为中国对印度极为重要，应该发展中印关系。这些人中有许多人认为中国也不是敌人，但不要跟中国走得太快，他们对CHINDIA这种理想主义并不热情，也不驳斥。第三种人占了绝大多数。谭教授认为，从印度来看，地缘政治中的&紧邻效应&很明显，对印度来说，中国是紧邻，因此对中国的一举一动都很敏感。但中国对印度就缺少这种&紧邻效应&的敏感性，而且对印度的敏感性也不敏感。
印度喜欢模仿中国，如模仿中国的改革开放、设置特区和基础建设，如孟买便想和上海比，想效法上海。印度仍有人认为印度可以赶上中国，或至少平起平坐，不过也有人知道印度不容易赶上中国。在很多层面都可以发现，如印度计画25年之内经济成长率是8%，但事实上这几年能达到8%已经很了不起了，成长率至少要维持五年才能赶上中国，更遑论中国有时还特意把成长率压低在10%以下。
Q：印度对中国的敌意是如何产生的？1962年中印战争有何影响？
A：1962年的中印战争有很大的影响。但对中国的态度，可以追溯到印度尚为英国殖民地时期，印度政府在独立以后仍承继了英国的相关制度，如军队。印度情报机制原封不动的承继自英国，而印度独立之后，情报机关仍跟英国、美国紧密相通。和英、美可说是盟国般的印度，面对共产党统治的中国自然无法友好，对中国的看法也跟英美相同。不过仍有例外，印度开国总理尼赫鲁却对中国态度友善，甚至放弃了英国时期印度在西藏的特权。对中国怀有敌意的人，如曾为情报局长的马力克（B.N. Mullick），著有《The Chinese Betrayal》一书，认为中国和印度开战是背信弃义。他曾伴随尼赫鲁出国访问，对中国的看法充满敌意，按照他的说法，尼赫鲁访华时也觉得毛泽东有如帝王一般，这是其他所有关于尼赫鲁访华的记录上找不到的，是莫须有的遐想。Mullick后来积极支持西藏独立。
Q：印度为何跟苏联如此友好，还跟其购买军备？
A：苏联是很狡猾的。在五十年代，与中国有邦交的国家不到二十个，中国对外使馆要邀请人，都得向苏联大使馆要名单。唯一例外就是印度的中国大使舘，是完全不依靠苏联大使馆而独立运作。在那时苏联很看不起印度，1953年中国播放一部苏联纪录片《印度》，对印度是正面的报道比负面的描绘要少。中国驻印度大使袁仲贤回国时看到这个电影，认为这对印度不太友好，就是他的建议使该电影停映。
赫鲁雪夫很会玩手段，在中印战争未开始之前，赫鲁雪夫在讲话时暗示苏联在中国这个&兄弟国家&（fraternal country）与印度这个&友好国家&（friendly country）之间保持中立，中国很生气。那时中国跟苏联已经签有同盟条约，中国认为中国的敌人就是苏联的敌人，苏联这样彰明较着地宣布自己的中立态度，等于是助长了印度的气焰。
在大跃进的极左时代，中国提出&帝修反&，&帝&是美国帝国主义，&修&是苏联修正主义，&反&是印度反动派，曾和印度友好的中国佛学会会长赵朴初在1964年写了一篇文章是尼赫鲁逝世后把尼赫鲁、1963年被刺的美国甘乃迪和1964年垮台的赫鲁雪夫一起诅咒，这就证明中国也变得对印度不友善了。印度在1950年代，先是向英德等国购买新式战斗机，两国迟迟不签订合同，苏联却主动向印度兜售其产品，新式米格战斗机，价格也便宜得多，印度当然乐意购买。当时引起西方国家不小的震动。
中印战争之后，美国也派了许多军事顾问赴印欲插手事务，美国总统甘乃迪想跟印度签订同盟，但尼赫鲁总理并未答应。苏联和美国都是支持印度的国家，但尼赫鲁站在印度政府的立场，思考和那国交往对印度较好，考虑到和美国友好的话则和中国关系会更恶化，于是选择跟苏联友好。说起来尼赫鲁是费边社会主义者，他参加过费边学社。在苏联还碰到过宋庆龄。起初尼赫鲁并不喜欢苏联和史达林，但后来形势逼迫他与苏联交往。印度一次向苏联购买了军备以后就必须继续下去，对苏联的依赖性越来越大。比方说，米格飞机的引擎是密封的，如果出问题不能随便修理，必须换个新的。苏联虽提供武器，但对整修武器的零件却提供得很少，等于把印度的国防控制在苏联手中。那时苏联还和印度签订了一个卢比-卢布汇兑率的协定，苏联硬性规定汇兑率。印度购买武器时付卢比，苏联拿了卢比到印度市场上购买印度消费品，表面上看苏联的武器便宜，实际上印度还是吃了亏。苏联垮台后，印度和俄国贸易方式大大改变。现在印度的武器主要还是跟苏联购买，米格换成苏恺，当然印度也注意多样化。
Q：请谈谈印度中国研究所成立的经过？
A：大概是1969年或者1970年，从美国回来的、原来和谭教授学过中文的莫汉迪Manoranjan Mohanty发起在新德里和德里的中国研究者每个星期碰头一次，大家谈谈心得，一开始就参加了、坚持了二十年的有德里大学的同仁，包括谭中夫妇（他夫人黄绮淑先是中文讲师，后来升为副教授），还有Giri Deshingkar、Mira Sinha Bhattacharjea、Krishna Prakash Gupta、Manoranjan Mohanty，外加尼赫鲁大学的G.P. Deshpande。这些志同道合的&中国通&无形中结成一个研究核心。有时候外交部官员也参加，比方说，任嘉德C.V. Ranganathan（他在1980年代当过印度驻华大使），康维诺Vinod C. Khanna。这两位外交官退休以后变成中国研究所的中坚。他们两人曾合写了一本书 。英国记者Neville Maxwell写了本India's China War的书，认为战争是印度挑起的。任嘉德跟康维诺就用了Mao's India War作书名，但书中并非批评中国，主要是讨论62年中印战争后中印关系的发展。
康维诺Khanna在退休前是德里大学的访问教授，是他争取到印度外交部的财政支持，在上面谈到的中国&研究核心&的基础上建立了中国研究所，康维诺成为第一任中国研究所所长。可是过了不久，康维诺被派到台北建立印度驻台办事处 成为该办事处的第一任代表。任嘉德C.V. Ranganathan在1990年代初退休后也积极参加了中国研究所的活动，谭教授称他为&退而不修&的退休大使&&以前是政府派他到中国做大使，退休以后他自己派自己作印度驻中国大使了。谭教授举了一个例子。1998年，中国国际友好联络会（其中的李惠敏经常去印度，和谭教授夫妇是好朋友）和中国南亚学会于十月底在北京开会纪念谭教授父亲谭云山诞生百周年的纪念会，任嘉德特别积极。他和Mira Sinha Bhattacharjea代表中国研究所，谭教授动员了当时在《印度教徒报》Hindu担任编者兼记者的摩亨Raja Mahan博士，还有谭中夫妇，组成一个印度代表团去北京。当时正是印度核爆以后、印度总理在写给克林顿总统的信中影射印度受到中国核武器威胁而引起中国不满，任嘉德和摩亨趁此机会对北京的学术界、战略界解释印度政策。
Q：中国研究所还没成立之前，讨论话题，或是型式、参加的人有没有变化？中国研究所正式成立是哪一年？
A：中国研究所于1990年左右成立，在此之前的非正式讨论小组已经进行了20年，一个礼拜见一次面，每次两小时，估计已经有好几百次会议。谭教授则是每次必定前往。因为是非正式的，谁想参加都可以参加。会议地点最初是在德里大学，后来搬到&国防研究所&IDSA所长&苏伯&K. Subrahmanian的办公室，最后搬到&发展中社会研究中心&CSDS（Centre for the Developing Societies），因为讨论小组的非正式召集人Giri Deshingkar从德里大学转到那儿工作。
Q：China Report的创刊是怎么开始的？
A：戴辛格Giri Deshingkar是谭教授夫妇的至友。1964年谭教授即将参加德里大学时，戴辛格刚从伦敦大学读完学士学位回到德里。（Deshingkar这名字反映出他是很高的婆罗门阶级，&Deshing&是村子的名字，&Deshingkar&的意思是&住在Deshing村中的人&。）戴辛格也是个自我奋斗成功的人物，他到英国，一开始还打过工，当过机械修理匠，和谭教授夫妇年龄差不多。1964年他一回到印度，就和一位姓拉奥Rao的朋友（他是个&Royist&，就是后来被共产国际开除的、印度共产党的创始人 M.N. Roy的信徒）创办了China Report学术刊物，刚开始是双月刊，现在是季刊。现在的中文名字是&中国述评&，这四个字是谭教授写的。刚开始的时候不叫&中国述评&（谭教授记不起叫什么），那四个中文字是戴辛格Giri Deshingkar写的。谭教授回忆说，他已经参加了德里大学。有一天戴辛格拿了他写的那四个中文字前往谭教授家中，谭教授不在家，戴辛格问谭教授的夫人这几个字写得怎么样，谭夫人是很客气的，连声说&好&（谭教授说，要是他在家就不会那么说的），戴辛格高兴得不得了，就把自己写的字用到封面上去了。这以后不久，戴辛格被德里大学送到耶鲁大学深造（他的博士导师是Mary C. Wright），没有念完博士就回到德里大学来当教员，他在美国那段时间，他的朋友拉奥Rao仍然在德里，China Report定期出版，从未间断。
China Report刚开始的时候，是英文出版界第二个以&China&为名的学术杂志（第一个是China Quarterly），内容是对中国发展的时事报道与评论，再加书评与复印有关中国的重要文件。时事报道与评论是主要部分，文章较短，没有注解。谭教授是第一个在China Report发表学术性历史文章的人，慢慢是杂志变成学术性刊物。后来外国学者也来投稿，随后中国大陆的学者也寄稿来发表。杂志起初十多年都是戴辛格和拉奥在办（更确切地说是拉奥一个人默默无闻地办），后来才有了编辑委员会，成员主要是前面谈到的非正式讨论核心（包括谭教授夫妇）。China Report发行量不大，过去有个经费问题。它慢慢出名以后，跨国出版公司Sage Publications把出版任务接过去了，就没有问题了。
Q：是否有发现到里面研究主题的转变？有没有针对特别时期，比如说文革时期的研究？
A：三十多年来，要坚持出这样一个刊物，又没有雄厚的本钱，没有后台，可以说是依靠稿源和时事发展而生存。幸亏中国发展中不断出现新德里课题，刊物就自己组织或者邀请熟人来写专题。在文革期间与很长时期以后，China Report都是抓住这一内容的。中国的改革开放以及四分之一世纪来经济飞跃发展，当然也是China Report的聚焦点。有时也出特刊。谭教授就编过两期特刊，一期是有关鲁迅的（1981年，谭教授在尼赫鲁大学办了纪念鲁迅诞生百周年的学术讨论会，他和现在中国研究所所长Patricia Uberoi合编了一期全是纪念鲁迅的文章的特刊）另一期是有关M.N. Roy的（发表的主要是谭教授夫妇的文章，还有几篇到中国去找来的学者文章）。
Q：对中国持保留或质疑态度的学者比例，在学术界和在国防圈（如IDSA）相比的话，差别是否很大？
A：谭教授认为对中国有所猜疑、甚至有敌意的印度学者人数并不多，但影响很大。谭教授新出版的英文《龙象共舞》Rise of the Asian Giants: Dragon-Elephant Tango一书中便引了两位在美国的印裔学者，一位是Tarun Khanna（谭教授曾经想帮他起个中文名字，他征求哈佛大学同事意见，后来没有下文了），他是经济学家，认为中印合作能够达到双赢目的，但对中国的政治体制具有一定的保留态度。另一位是J. Mohan Malik（夏威夷大学教授），他是具有强烈反华倾向的。他与美国和印度军方都有密切联系，可以说，是把美国&中国威胁论&传送给印度的渠道。
关于印度的国防圈，从表面上来看，那儿的专家的主要关注是&知己知彼&，要透彻地了解中国武力的强大对印度的安全有什么威胁，他们和其他国家的安全专家一样，宁可过分渲染而不愿掉以轻心，多渲染中国威胁并不失职，掉以轻心就会有失职之嫌。国防部的重要性在于对付外来威胁，印度国防部内部的报告总是极力强调周边环境不安全、特别强调中国威力增强对印度不利而能多争取预算。谭教授认为，印度国防圈对中国国防信息的掌握主要靠跨越喜马拉雅对成都军区收集情报，一般的信息来源是公开的，加上一些和英美军事、情报方面交换的信息。在国防圈内工作的印度专家并不一定就很反华，像IDSA的研究人员，经常参加中国研究所的讨论。谭教授在印度时，经常被邀请参加IDSA的活动。中印之间有个&知名人物&论坛，IDSA前所长辛格Jasjit Singh就是成员之一。
谭教授认为许多人的思想都不是装在狭小的盒子里，而是超越了间壁与隔绝板的，是多元、综合性的，可塑的、可变的。现在并没有人还会认为中印两国必须战争，如果中国政府能够了解印度的想法，中国要跟印度友好（并非不可能）。针对争议的边界签订和平条约，或是中印友好之后，要求印度不让西藏流亡政府在其境内，西藏的问题就不难解决。西藏也不用派驻军队，因为不会发生西藏被外国占领的事。也可以让西藏人民去敬仰达赖喇嘛。但这样的建议中国政府以及统治精英是听不进去的。
Q：印度研究中国的人，是同时对西藏也很关心，或有另一批人在研究西藏？
A：谭教授先谈了西藏问题为何受印度关注的问题。西藏问题有两个因素，一为文化因素：西藏的文化是建立在印度的佛教文化上，西藏的文字是在古印度梵文的基础上创造的，西藏文化等于是印度文化的支流。从语言的角度来看，语言学家同时认为存在着Indo-Tibetan family（印藏语系），和Sino-Tibetan family（汉藏语系）的种类，藏语文既受汉语文的影响，但受印度语文的影响，如果印度人对西藏有&同文&的感觉是不稀奇的。第二个因素则是宗教，印度人具有神只信仰，对印度教来说神只有一个，但他有十个化身，佛陀和印度教的大神都是化身之一。而达赖喇嘛是活佛，意义上是活着的神，印度人对他持尊敬的态度，因为在世界上就这么一个活的神。（石老师回应：这如同日本天皇一样，都可被视为神的代表）
谭教授回忆起2006年于北京参加一个讨论中印边界问题的会议，在场的中国专家发言说，他们最不能接受的是中国对尼赫鲁如此友好，而尼赫鲁却在1959年接纳逃到印度的达赖。谭教授认为尼赫鲁是以作为印度总理的身份接纳达赖，印度一般人都尊敬达赖为神，尼赫鲁怎么能不接纳达赖呢，无论中印怎么友好他都不能决绝接纳达赖的。印度自然也不希望由于西藏问题而跟中国开打。不过也很多谣言，说中国打算消灭西藏文化，印度当然感到不高兴。
（石老师说这和日本跟台湾的关系类似，日本也不希望台湾跟中国友好，谭教授则说，如果要让流亡政府迁离印度，或许只有比利时、美国之类的国家愿意接受该政府，西藏可能也会平静下来，达赖也会想回去西藏。中国如果想解决西藏问题，不如支持印度成为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国，支持印度发展核子武器，使印度人认为中国是印度最诚恳的朋友，两国特别友好的话，印度自己就会解决西藏流亡政府在其境内的问题。）
谭教授认为最重要的是：国际关系的学者、特别是政府底下的智囊，应该深刻洞察自己的领域，大胆地把自己的看法说出来，不管政府领导人听不听得进去，这样才是真正对国家有益的。政府领导人也应该鼓励学者们这样做。对学者本人来说，如果只&想领导人所想、急领导人所急&，那就没有integrity（人格）了。
（石老师则说，这是中国文化，就是必须让政府保留一些面子，维持良好的关系）
谭教授引向唐太宗上谏其十大罪状的魏征为例子，作为回应。唐太宗因为魏征的直谏决定要杀掉他，但文德皇后长孙氏在枕边对他说，是因为太宗的英明，才能得到魏征这敢直言的臣子。一个国家有没有敢直言、不怕得罪领导人的学者、智囊，主要决定于领导人是不是鼓励文人这样做。
Q：这类文化、骨气的观念，在印度知识界有多少人可以体会？当印度知识界在看中国人的时候，是否能体会到中国人也有这种文化，或是注意到这种现象？或是就只把中国当作外面的事物看待？
A：一般人当然无法了解这类观念。但是印度也有一些中国通、像戴辛格Giri Deshingkar、莫汉迪Mohanty等人，他们都能理解谭教授的言论。谭教授认为现今印度最大的问题是处在名为全球化，但实际是&英语文化&（Anglobalization）的环境之中。现今要讨论学问，学术圈中使用的都是英语，但英语是操纵在西方学者的手中，于是学问背后的思想、方法逻辑等都来自西方，因此印度对中国的传统观念并不容易理解，西方研究中国就不常提及过骨气的概念，而印度研究中国的学者也接受来自西方的研究方式。甚至连中国学者都进入了Anglobalization的氛围，中国学者都是用西方的理论，而非中国本身的理论谈论问题。印度对西方思想的了解甚至比对印度本土圣贤的哲学还要深。有些英国人跟印度人谈论起英国的地理，还会惊讶于印度比英国还了解英国。
Q：您在中国大陆还有哪些亲人朋友现在还在的吗？
A：还有母亲的妹妹（谭中的姨妈）的子女。我们家是五男二女，姨妈家则是五女二男。姨妈已经过世，但表弟表妹还在中国。姨妈、姨爹在世的时候曾经回去过长沙，看到姨妈、姨爹，表弟妹多半散居国内各地，没有见到。父亲是湖南茶陵农村出身，父亲比伯伯和姑姑要年轻得多，谭教授这一辈，大概没有别的堂兄弟、姐妹在世了。
Q：在大陆的学术活动是怎样开始的？在印度又如何跟大陆的事件建立起关系？
A.1962中印战争以后，中印两国长期没有大使级的外交关系，一直到76年才恢复。1978年中国派了个庞大的友好代表团访问印度，其中有曾经参加过&中印学会&的中国印度学泰斗季羡林教授。谭中当时是德里大学中日系主任，组织了一个规模较大的欢迎季羡林的活动。1980年季羡林变成北京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合办的南亚研究所所长，和斯里兰卡的&道路/Marga研究所&在北京合办一个&南亚会议&，&道路/Marga研究所&负责外国学者路费，尼赫鲁大学校长纳拉亚南（后来变成印度总统，是谭教授好友）和谭中受到邀请（是季羡林极力推荐的），谭教授这次回到中国，结交了许多朋友，特别参与到刚刚开始的&敦煌研究&中去。以后谭教授参加过许多次&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和&敦煌研究院&组织的会议，在敦煌结识一位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学者，1991年又受故宫博物院院长秦孝仪邀请参加了该院院庆和国际学术会议。谭教授还有两个研究计划（一是中印文化交流，名叫&India in the making of China&，另一是中国少数民族问题）得到旅费到中国各地访问并收集资料。也陪伴英迪拉甘地国立艺术中心领导人两次参观敦煌石窟（结果是谭教授于1994年出版了英文&敦煌艺术&Dunhuang Art Through the Eyes of Duan Wenjie变成英文文献中探讨敦煌石窟壁画的少有的学术参考资料，为世界各国艺术史研究提供了参考）。谭教授离开印度定居美国后，两度被邀请参加&北京论坛&和&上海论坛&。
北京大学的季羡林教授是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的主要发起人及创建会长，1983年该会在乌鲁木齐举行第二次会议时便邀请了谭教授前去参加。谭教授趁此机会访问了敦煌石窟，开始从艺术的象征符号来体会中印文化交流，有些新的想法。谭教授看敦煌凿井上的图案有龙凤被荷花瓣组成的圆圈围起来，他认为这象征着法轮，在香港一次国际讨论会上他和敦煌研究院院长段文杰发生争执，段认为莲花圈没有法轮的意义。与会的季羡林则支持谭教授的说法。谭教授差不多每次回国都到北大去探望季羡林教授，在北大结识了及季羡林的研究班子，和历史学家耿引曾（她到过印度访问多次）交往特别密切，最后两人合着了《印度与中国&&两大文明的交往与激荡》，英文本叫做India and China: Twenty Centuries of Civilizational Interaction and Vibrations，成为印度百科丛书History of Science，Philosophy and Culture in Indian Civilization的第三卷第六部分，是谭教授认为毕生比较重要得着述。深圳大学的郁龙余（于深圳大学担任印度研究中心主任。主要从事印度文学与文化、中印文学及中印诗学的比较研究）也和谭教授有联络，并得知他们最近研究印度，研究领域也包含谭教授及其父亲。深圳大学并成立&谭云山中印友好网&，已经开始运作。在深圳大学还有一个以纪念谭云山先生一百一十周年诞辰的会议正要开始。
Q：是否曾跟台湾在新德里的办公室有过联系？
A：谭教授记得著名的美国驻台代表白乐崎刚到美国大使馆任职（当时大概是政治参赞）时就主动和他联系，那时他夫人是台湾人，很会做饭。九十年代初台湾在新德里建立办事处，主管人是邓佩英，也请谭教授夫妇去吃饭。（这次谭教授访台，我们和邓佩英联络，和谭教授见了面。）
Q：谭教授曾提及他认为印度的民主比欧美的民主更高，最近美国某单位对印度人做的调查，询问除了India一词以外，什么最能代表印度？51%的人认为是democracy，30%的人认为是瑜伽，第三才是IT工业，第四是核武器。您觉得印度的民主实践起来跟英美有什么显著的不同？印度人民是否的确将民主视为他们的荣耀？
A：印度的传统文化中一个重要概念与机制就是panchayat（&pancha&是&五&，&panchayat&是&五人会议&），是一种&五人长老会&。古代印度农村社会是高度自治、民主、和平的，没有政府和警察镇压。社会由四个阶级，四个种姓，婆罗门、刹帝利、吠舍、首陀罗所构成。婆罗门是最高阶级，刹帝利是负责当兵打仗。农村社会中发生纠纷的话，五个最有威望的婆罗门长者就开会判决，会议的决定起法律作用。现在印度农村仍然有这种&panchayat&机制，但不是婆罗门长老包办，而是通过选举产生。古代希腊罗马的民主只是奴隶主之间的民主，奴隶无法享受，美国开国以后的民主也是奴隶主和富人的，交税的人才有选举权，总统和上层社会家里都有黑奴。可以看出，从古到今印度是真正的民主国家。
Q：但印度后来走向两个大家族主控政坛，且发生贪污、政党势力挂勾的事件，那是为什么呢？
A：在所有的南亚国家，印度是唯一未发生军事政变的国家。原因就是印度的文化，文明成熟。印度有西方世界最先建立的文官制度，政府各部门都由通过高等考试的拔尖人才变成文官来控制，一般政府官员叫IAS（Indian Administrative Service），警察也特别有IPS（Indian Police Service），军官另有现代的军官学校。所有这些官员都经过民主政治、宪法观念的培训，和现代西方国家一模一样。一般发展中国家军事政变，主要骨干是校官一级，印度独立以后，将官倒有殖民时期英国人训练出来的，将官以下都是受到尼赫鲁式的独立运动教育熏陶的。印度的外交官和内政官是同一个考试选拔的，只是最后口试才选优并根据个人志愿选出参加IFS（Indian Foreign Service）。全国主管考试的机关和台湾考试院类似，叫UPSC（Union Public Service Commission），谭教授在印度时经常为UPSC的中文试卷出题、审题、手写中文、改卷，还参加了新制度syllabus的制定。一开始这种秘密性很高的工作是请谭教授的父亲谭云山来做，谭云山退休后任务就落到谭教授身上了。新制度中IAS跟IFS的高等考试分成两个阶段，第一阶段考一般常识、智力与写作能力，淘汰率很大，百中选一。通过了第一阶段才能参加第二阶段的分科目考试，外语是其中一个科目。谭教授说，一般大学的中文专科学生在第一阶段就被淘汰了。几十年中，只有一个中文学生的答卷，她最终还是没考上。
这种改革是七十年代中期开始的，之前只有一个阶段，考试科目可以选择中文。那时由于中文容易得分（一般来说，IAS或IFS考试平均达到60分的标准就一定录取，中文要拿到60分是很容易的，有时候甚至可以得到70、90分，相较于其他考科的平均就有了优势），谭教授跟他夫人在德里大学的中文学生有很多都考取高考，变成印度外交官，现在印度外交部的&外交秘书&foreign secretary（在欧洲国家，文官最高的位置是&秘书&secretary，被称为&永久性部长&。印度政府许多部从独立时开始都只有一个&秘书&secretary，独有外交部有三个&秘书&secretary，一个管东半球，叫&secretary east&另一个管西半球，叫&secretary west&，&外交秘书&foreign secretary则是外交部行政工作的主管，等于中国的&常务副部长）梅农Shivshankar Menon就是谭教授夫妇的学生。谭教授觉得现在中国的外交官主要从外语学校的高材生中选出，虽然他们的外语水平不错，但不像印度外交官那样由于严格开始而智商高、社会科学水平高（当然，印度大学毕业生英文都有相当水平，也比中国占优势，在选拔中不必强调），能更好地独立工作。
（石老师回应说，中国外交官的文化跟美国不同。好几次发生大事情，不管是台湾还是中国的外交官，在美国的电视辩论时，外交官并不是为了灵活的辩论或说服，而只是严正的表明立场，这就是他的任务。他并不管观众的观感。石老师另外提到一次，胡纳跑到美国，那时洛杉矶的大陆总领事上电视的night line访问，总领事根本不理会主持人的访问，就直接用中文讲说胡纳，政府对你怎么样怎么样，主持人说&Could you speak English？&）
谭教授则认为，一个外交官是代表一个政府，因此应该要有一定的政治水平。中国的外交官，在中国一言堂，坚持口径一致的情况下，只能够念熟一套固定的语言，即使是当大使的人也不能改变，因此水平不够。但印度大使就不是，他们甚至水平会比总理还要好，因为他们是像中国过去那样的拔尖的&进士&。
Q：请谭老师谈现在印度的中国研究&&过去您身在其中几十年的变化可不可以请您简单的跟我们介绍一下？
A：从过去讲起，在印度也好，在西方国家也好，要了解中国，都有一道障碍，这障碍就是语文，语文的障碍。哥伦比亚大学胡昌度教授说，美国的中国留学生本来很难找到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美国要透彻了解中国就得靠懂中文的知识分子，中国留学生都吃香了。他们不管是反共还是亲共都从心里喊&毛主席万岁&，这当然是说说笑的，但也说明了语言、特别是中文、是外国要了解中国的一把钥匙。美国哈佛大学的中国研究泰斗费正清自己也掌握不到这把钥匙，他下面帮他搞研究的助手大概有一个营了。
印度也是有这个问题。而且印度人喜欢走捷径，但学中文是很要下苦工，西方美国人是有下苦工、一定要把中文学好的，但印度很少人下得了这苦工，我在印度就占了这个便宜，因为我手中有中文这把钥匙。
但是印度人有一个好处就是他们的脑子了解中国比较容易，他有一个empathy，西方人了解中国他没有这个empathy，所以它总是从西方的观点来看中国，有一个成见，他不能真正了解。我在印度谈中国历史问题，印度人容易同意我的看法。比方说农民的问题，美国人根本就没有农民的概念，没有像中国的农民。美国哪里有农民？美国过去种田都是黑人奴隶，中国的农民不得了，中国的农民起义，每个朝代都是被农民推翻的。汉朝开始就有农民起义。农民强大的不得了。这个道理印度人一听就了解，因为印度也有农民问题。
所以从印度了解中国，语言是一个问题，那现在当然好一些。现在有一些年轻的学者，他们都可以看懂一手资料，那就好了。
我刚刚演讲中谈这个地缘政治。我有一个学生好像在哪儿念书，他说主张中国友好的就从文化看，如果觉得中国是威胁他就从战略看，绝大部分则是折衷的看法。所以反而是研究中国，他懂一点中国文化的，他对中国态度就好。你从另外一个方面来看，很多印度朋友，凡是留美的，他们回到印度以后，反而有很多人反美。嘿！越是了解美国啊，他越是反美。
Q：像我这样。（两人大笑）
A：但是印度朋友留学中国，就不反华。
A：这个很明显，有些这最反美的，他就是最能了解美国的。
Q：台湾留美的他基本上都亲美。
A：这中国也是这样。中国留美的也都亲美。但是这印度学者在中国作学问的，反华的却很少。
第二点，现在中国研究已经不限制在学术界，有企业界的、搞情报、国防与战略的，它们也自称学术界。但真正的中国通却在大学，人数比较少。印度只有三个大学有中国研究，一个德里大学、一个尼赫鲁大学、一个国际大学，其他大学没有中国研究的专业。
现在从企业方面来看，印度Infosys软件公司的创始人Nanda Nilekani，有&印度的Bill Gates&的美称，他说中国和印度的发展是阴阳互动，这个形容很精彩，他对中国很懂啊，这个阴和阳，是要很懂中国才能讲出这些话。
现在还有一个角度就是，印度的中国研究，不一定是在印度的本土，事实上我引的这些，都是在美国。地缘战略、地缘政治、地缘经济等理论，是在美国的印度学者讲得多，他们了解中国，美国因为讯息多，又懂印度，像哈佛大学的Tarun K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