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封普通球迷所书，从中国足球的职业化发展、青少年培训以及足球发展政策策略等方面，向身为中国足协“掌门人”的韦迪大声疾呼。全文直击中国足球现状，并采用了大量的数据和例证，其内容丰富令人赞叹，作者还化用著名演说《我有一个梦想》抒发出了自己对中国足球挚爱的最强音。
韦迪阁下：首先祝贺中超新赛季在资金投入、球市等方面的井喷现象！作为一个有十六年球龄、无数次被中国足球伤透心、一度因恨铁不成钢而将视线脱离中国足球的铁杆球迷，我对阁下为中国足球所做的一切致以最深的敬意！同时，作为一个从2000年上高中就开始思考中国足球的问题，并立志于成为足球政治家的年轻人，我又对目前中国足球的现状感到无比的忧虑！从去年兴起的打黑风暴开始，到现今许家印等资本大鳄的强势介入，这两年来逐渐回暖的球市，让很多的球迷开始重拾信心，更让中国足球界的从业者认为，中国足球将开始质变，并进入一个全新的时代。然而，并非本人欲泼阁下冷水，以我十年来对足球发达国家的研究，对各国足球发展模式的对比，我认为，目前中国足协的思路及各个俱乐部的思路最多只能带来中国足球圈短期的繁荣，却无法从根本上改变中国足球的现状！而更为严重的是，当取得短暂胜利的时候，人们都会开始认为原来的思路是正确的，因而开始沉迷于小胜利的喜悦中，却懒得进行更深度的思考，去考虑原本存在的问题的根源，如此无异于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只会让已经病入膏肓的身体更加严重，直到爆发出下一次更大的危机！我这么说并非毫无根据，2002年，当中国打进世界杯决赛圈时，原本的足球圈已经问题重重，但短暂的喜悦却让人忘掉了曾经的痛苦，很多人都以为中国足球已经开始了所谓的“走向世界”；而当2003年进入中超时代以后，也有很多人以为中国的足球联赛已有和欧洲五大联赛看齐的资本。然而，事实证明，这两次所谓的“成功”只是中国足球的回光返照，这两次所谓的“成就”不仅未能给中国足球注入活力，反而一定程度上成了中国足球发展的障碍，因为它们让很多人沉迷于现实的泡沫中，忘记了——或者更恰当地说——延缓了原本应该进行的思考！而从去年的打黑运动开始到今年的中超联赛“崛起”不过区区一年，圈内人士和球迷对中国足球的思考范围无论是从深度和广度，还是从时间要求上，都是远远不足的，这势必为中国足球的发展埋下隐患！“宜将胜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初战告捷并不意味着中国足球已经走在正确的道路上，并以为成功在望，即便未来中超俱乐部所向无敌，连夺亚冠冠军，但若不能给整个中国足球带来质的飞跃，届时的成功也只能是短暂的成功。球迷都是健忘的，而且都是缺乏耐心的，这已被无数的历史所证明！如今网络如此发达，球迷选择余地极大，当本国联赛总体境况不景气的时候，则竞技程度必然下降，精彩程度亦必下降， 球迷自然会将眼光投往他国联赛，如此一来，即使是国内最强队伍，也只能获得本队球迷的支持，也只能在有限的国土范围内拥有较强的影响力！尽管目前恒大的强势介入吸引了绝大多数球迷的眼球，也点燃了沉睡多年的中国球市，同时还引发了一轮稍具规模的金元风暴。然而，若不能从根本上改变联赛的总体面貌，势必让最强势的俱乐部也失去激情，今年恒大之所以能点燃球市，在于他们给球迷带来了新鲜感，当这种新鲜感为球迷所尝腻以后，欲再次点燃球市，只能不断创造新的新鲜感！如此下去，即使是最有资金实力，最有创新精神的俱乐部也会有激情退却的一天，届时，中国足球又将进入一个更加冰冷的“冰河时期”！说俱乐部与整个联赛荣辱与共一点都不过分！以欧洲五大联赛为例，90年代初期，意甲联赛号称“小世界杯”，其成功不仅仅是依赖AC米兰队连夺了几次欧冠，关键在于还有国际米兰、那不勒斯、尤文图斯、桑普多利亚等球队的强势，各支球队的良性竞争在促进整个联赛繁荣的同时，也为各自球队在国内与世界范围内获得广泛关注。而2003年电话门事件之后，尽管联赛中国际米兰一家独大，尽管拿下去年的欧冠冠军，但由于整个联赛并不景气，国际米兰在洲际赛场并未真正获得广泛的认可，而在国内的影响力比起电话门以前也并未有显著的提升。其他诸如拜仁慕尼黑之于德甲、里昂之于法甲、贝尔格莱德红星对之于前南斯拉夫，以及阿贾克斯之于荷兰，都是这方面的典例！接下来，我将结合我十年来对世界足球强国足球运动发展历史的研究，中国社会和中国足球的现状，为中国足球提出未来三十年的战略发展思路。诸葛亮在未出隆中之时，冷眼旁观天下大势，为刘备提出著名的“隆中对”，遂使天下三分，也使刘备建立了不世伟业。后生不才，不敢自比诸葛，但我坚信，我的思路是可使中国足球真正强大的思路，即使今天的专家和从业者们不愿认同我的想法，仍按现在的思路发展中国足球，则几十年后，当中国在一次次跌倒爬起并让更多人开始重新思考中国足球发展思路之时，后人们一定会扼腕感叹今日的执政者没有看到我的价值。因此，鄙人不自量力，将此思路称为“中国足球隆中对”，今日献给阁下。由于中国足球并非三言两语可以说明，故本文尽管我已尽量精简，但仍显篇幅较长，但请耐心读完，我相信阁下必有收获！在我开始阐述我的思路以前，再次恳请请阁下不要嫌烦，先听听我个人的故事。我从95年因为电视播放的一部动画片《足球小将》而开始喜欢足球，那时我还是个小学生——或许您这个年龄的人难以理解，但这部动画片事实上也影响了我们这一代人，在我的同学和伙伴中，绝大多数人因为这部动画片而喜欢上足球，那时候在我们潮汕地区，足球的普及率实在让今日的足球圈内人士难以想象，在我上初一的时候，我们班当时只有70多人，但竟有4支足球队，不言而喻，从这个数据阁下就能明白当时足球在我们潮汕地区的发达程度。与之对应的是，当时在我周围的的确确产生了很多足球天才——没错，是天才——实话说，这些天才的潜力即使跟欧洲和南美的天才相比也毫不逊色。而当时，我的梦想也是成为一名职业球员。然而，我的父亲一直反对我踢球，每次我踢球或看球的时候他就一直打压我。他的理由很简单，在中国，踢球没有出路，即使踢得再好，也不会有人到我们那边挖掘人才，然而，父亲的反对不仅丝毫没有影响我对足球的热情，反而让我对足球越发狂热！等到几年后我上了高中，逐渐意识到了父亲的话原来是对的，加之我踢球的天赋平庸，故而，从那时起，我开始立志成为一名职业足球教练，高中时，我不大爱读书，每天除了上课，就是踢球，踢球之余则每天研究足球的技战术——事实上，我做得还不错，我担任副队长兼战术指导的那支足球队两年40几场比赛下来，仅仅输了3场球。高考的时候，因为各方面的原因，我并没有报考体校，而是选择了华南农业大学，并且选了一个跟足球风马牛不相及的专业——计算机网络工程。然而，那时我的梦想依然是成为一个足球教练，直到我读到了穆里尼奥的故事。穆里尼奥早年也是个狂热的足球迷，后来因为天赋问题转变理想，立志当一名教练，并在大学的时候中途辍学，投身足球圈。读到这些故事的时候，我一开始是很激动，但激动之后，我迅速冷静了下来。的确，穆里尼奥他不想读书，可以中途辍学去追求自己的梦想，因为欧洲的足球环境已经让他可以有那样的选择，然而，中国的足球土壤却不可能容得下我的理想。也就是从那时候起，我意识到了这样一个问题：中国并不缺乏有成为超级球星的孩子，也不缺少成为优秀教练的人才，中国缺的是能容得下这种人才的平台，缺乏能提供这样平台的足球政治家——中国足球实际上是中国社会的缩影，不仅仅是足球界，整个中国社会最需要的是两类人，一类是政治家，一类是敢于为自己争取利益的“刁民”！因此，从那时起，我开始立志有朝一日要改变中国足球的大环境，成为一名足球政治家——既然自己成不了球员，也成不了教练，那我就让更多的人有成为球员和教练的机会！从那时起，我基本放弃了自己的专业，开始博览群书，政治的、经济的、历史的、社会的、心理学的，等等，只为自己的未来做准备。而08年我大学毕业后，为了生存，我只能先找一份工作养活自己，期间也一直寻找机会接触足协高官，希望能为自己在足协谋得一份工作，哪怕是扫厕所也行！但一直受到冷落。说了这么多，只为了阐述一个概念——职业化！中国足球从94年开始职业联赛，中国的足球界及舆论界均认为，中国足球进入了职业化时代。然而，在我看来，媒体常常将“商业化”与“职业化”的概念混淆，这种表面地职业化并不是一种职业化，而只是一种半职业化或者说是一种“伪职业化”——尽管这个概念并不是我首先提出，但实际上，在我刚上大学的时候即已明白了这样的一个道理。我对职业化的定义是这样的：所有想踢球的人有球踢，所有想成为足球的人有机会成为教练，所有想成为足球俱乐部职业经理人的人有机会成为职业经理人，所有想成为球员经纪人的人有机会成为球员经纪人，所有像我这样想进入足协工作的人有机会进入足协工作…….然而，看我的故事就可以明白，这些情况中国足球圈恰恰都不具备，与足球圈相对应的是娱乐圈，尽管现在很多人在批判娱乐圈的糜烂与各种潜规则，但实际上，娱乐圈却已经实现了真正的职业化。尽管有的人为了出名，不得不出卖肉体与灵魂，但是，毕竟他们有出卖的市场，而在足球圈，却连张腿的机会都没有，读至此处，阁下又是否能明白晚生的痛苦呢？！这一切的根源在于以下三个方面：首先，权力的垄断。中国足球圈实际上是一个很奇怪的圈子，这种奇怪在于其权力的高度垄断。在改革开放已经三十几年之后，依然用计划经济体制在运转，而由于权力被高度垄断，导致了足球管理人员很多都是非专业的人士，这也就是舆论界诟病的“外行指导内行”的现状。在普通政界，想入行的人可以通过考公务员跻身其中，而在足球界，却基本没有看到什么大规模的招聘通知，偶有一些小规模的招聘公告，其要求基本也是为某些与高层有裙带关系的人量身定制的，这样，就导致了足协基本都是一些既无责任心，也没有能力搞好足球运动的人在话事。——如有得罪之处，恳请见谅！其次，机遇的垄断。在中国，想成为足球运动员或职业教练，基本只有一条路——体校毕业，然而，每年体校招聘的学生毕竟人数有限，另外，很多会踢球的人，又未必愿意报考这样的体校，而优秀的体校毕业生有时候为了得到机会，甚至还得贿赂当权者。然而，这还不是罪魁祸首，真正的罪魁祸首在于踢球机会的剥夺！在我踢球的小学年代、初中年代和高中年代，我们那个地方实际上没有哪怕一个稍微有点像样的足球场，而很多的学校为了让学生多读书，又禁止踢足球。孩子们很多时候为了争夺场地，不得不打架斗殴，而打架斗殴发生得越多，越让家长和学校觉得足球应该禁止，于是，想踢球的孩子往往面对来自家长、学校、学习几方面的压力。等到我上了大学，潮汕地区已基本没有多少人踢球，而随着中国足球的名声越来越臭，越来越多的孩子对足球失去了信心，更失去了兴趣。即使也能产生一些球迷，但这些球迷基本以看球的居多，普遍关注的是欧洲五大联赛和欧冠，很少有人能够走上球场。去年中央电视台的“足球之夜”栏目曾有一个中国足球二十年发展回顾的专题，在貌似专业的回顾之后，主持人刘建宏说出的一句话让我唏嘘不已。他说，他在前往杭州采访的时候，曾前往参观当地的黄龙体育场，据说这座球场的设施水准的先进程度让他叹为观止，末了他说“中国有这样的足球场却不能搞好足球，真是令人感叹！”——的确是令人感叹，中国需要的不是一两座多么专业的足球场，而是许许多多并不专业，但起码能让很多的孩子能踢得上球的球场，哪怕只是一块空地！刘建宏作为一个多年解说足球，被人奉为“专业人士”者都能有这样的认知错误，实在是让我感叹不已！此外，机遇的剥夺还在于城镇和农村会踢球的孩子没有出路。目前，足球的发展重心放在城市，在城市里尽管会踢球的孩子成为职业球员的机会也不高，但毕竟有机会，而在农村，这样的机会基本为零。这是一个巨大的错误！我多年对比农村和城市里的人的踢球水平，发现城市里的孩子的水平相比农村的孩子的水平不可同日而语，甚至可以说，是蠢材与天才的差距！但是，一来没有自荐的机会，二来没有专业的球探愿意走入农村发掘，各种各样的天才均被埋没。我幼年踢球的伙伴中，有很多人原本有成为梅西、马拉多纳的天赋，但因为没有被发掘，又不会读书，很多人初中毕业后要么当兵，要么打工，甚至有的人走上了犯罪的道路——这实在是暴殄天物！关于农村和城市的差别，在后面正式提出我的思路的时候，会结合世界足球强国的发展模式做更全面的阐述。最后，从业机会的稀缺。如果阁下同意我上述观点的话，那么，我想您一定觉得我的战略设想似乎有呼之欲出的感觉了，但是先别急，接下来再让我们继续讨论“职业化”的概念以及足球的第二个基本属性——归属感，与“集众性”类似，归属感同样是我立论的基础，只有明白归属感对足球的意义之后，看到我后面提出来的观点，您才不会有莫名奇妙的感觉。当年，欧洲顶级俱乐部同盟G14曾谋划欧洲超级联赛，一度让欧足联倍感压力。后来随着普拉蒂尼的上任，对这些俱乐部采取安抚，在与这些俱乐部取得和解之后，G14宣布解体。2009年金融海啸肆虐之时，世界足球的中心西欧也受到了很大的影响，上座率、球员转会市场等诸多方面都呈现不景气的状况，一时间，原来的欧洲超级联赛又再次被提上了日程，普拉蒂尼也承认，欧足联曾认真评估欧洲超级联赛的方案，未来欧洲俱乐部联赛有可能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可能实行整个欧洲大陆范围内的联赛，初顶级赛事欧洲超级联赛之外，还有第二与第三级别的赛事，每个级别包含20到22支球队不等，实行升降级制。这个提议，曾一度引发足球界的广泛讨论，也因发了很多足球专业人士和球迷的思考，其中就包括我。与媒体上单纯评论这种改革对欧洲足球未来发展的影响所不同，我的思考重心更多的放在将欧洲与中国的对比上。而对慕尼黑的球迷来说，一开始，可能会觉得很自豪，因为自己城市的球队可以代表“德国省”参加“国家联赛”，但是，由于是在整个欧洲进行比赛，这样，强队更多，要想获得成绩更难，降级也更加容易。历史已经证明，一个球队的球迷数量基本和球队的夺冠次数成正比，如皇马之于西甲、拜仁之于德甲、尤文图斯之于意甲。据欧洲权威体育统计机构Sport+Markt去年发布的一份统计报告表明，欧洲目前最受欢迎的球队排行及球迷数量如下：熟悉这些球队历史及现状的球迷从表中可以一眼看出，球队受欢迎的程度基本与球队强势的程度保持一致！因此，如果拜仁能一直在“欧洲超级联赛”中保持强队的风采，那么，不仅在德国会有大批拥趸，就是在欧洲都会有大批球迷，但这显然甚难！就是以拜仁的强大，在整个欧冠历史上，也不过区区四次夺冠！而如果球队长期徘徊于联赛中下游或一旦降级，则不仅会失去其他城市的球迷，就是本市的球迷也不会将其视为可以带给自己荣誉的城市名片，久而久之，越来越多的球迷将对自己的球队失去耐心，转而关注别的球队，但是，更多的球迷将不再喜欢足球，而这才是最为致命的！关于归属感，让我们再来看看德国的另外一个球队霍芬海姆。霍芬海姆只是德国辛斯海姆市的一个村庄，居民数量仅有3000人，在德国的地图上，别说是霍芬海姆，就连辛斯海姆都很难找到。在上上个赛季，升入德甲以后还一度占据积分榜榜首，因此，尽管居民数量如此少，但每当有比赛，当地的球场却常常爆满！对那里的居民来说，正是因为地方小，还能够参加国家顶级联赛，才觉得是一种重要的荣誉与自豪！足球就是这样满足了他们对归属感与自豪感的追求！但是，假如欧洲是一个国家，则霍芬海姆这样的球队也许永远都难以获得参加顶级联赛的机会，也就不会带给本地居民那么多荣耀与自豪了，当地关注足球的人势必减少！我们再设想一下，假如我们中国也有某个小城镇的球队，球队的球员有当地土生土长的居民及个别临近乡镇的外地球员组成，如果这样的球队能参加顶级联赛，那么，又会是怎样一种状况？首先，那些本地球员的亲戚与朋友势必多多少少会关注足球，甚至一些原本不知道足球为何物的老爷爷老奶奶也会到现场观看自己孙子的比赛。其次，临近乡镇的外地球员的家乡人也愿意到现场看球，或至少愿意观看电视转播——因为这个球队有自己人，这意味着荣耀与自豪！再次，可以想象，家长们将愿意鼓励孩子踢球，至少也不愿意反对。因为，本地某一家出了个能上电视转播的球员，不仅是令本地人羡慕和妒忌的事，还可以有大笔的收入！这样父母甚至会鼓励孩子，长大了要像某某家的孩子一样！最后，对本地的孩子来说，自己的地方就有一个明星，有时候还有机会与其见面、合影甚至一起踢球，同样是一种巨大的鼓励！比远在天边的梅西、C罗们显然更具有鼓励作用！这大概就是归属感对球迷关注热情的影响！更大的归属感无疑来自于国家队，但是，能进入国家队的人毕竟数量极少，比赛机会少，同时也更加难以获得成绩！当球队战绩糟糕的时候，不仅不能让球迷获得归属感的满足，反而会对其造成挫伤——中国国家队过去的成绩就是这个观点的最好注脚！而有时候，尽管自己的国家队足够强，但与本地球队相比，仍然不足以带给球迷足够的归属感。归属感对于球迷倾向性与认知度的影响如此巨大，但其程度却常常被人低估甚至忽略！1990年意大利世界杯半决赛，罗马奥林匹克体育场，东道主意大利对阵阿根廷，现场除了将近6万的意大利队球迷以外，还有2万名阿根廷队的球迷——令人称奇的是，现场的两万多名阿根廷球迷除部分来自于远在南美洲的阿根廷及世界各地以外，绝大多数居然是来自于意大利南部城市那不勒斯的意大利国民！他们的到来只因为一个人——球王马拉多纳！那个年代意甲号称“小世界杯”，德国三驾马车、荷兰三剑客等等来自世界各地的巨星云集亚平宁，而球王马拉多纳竟然凭借一己之力帮助那不勒斯队这样一支原本的鱼腩球队硬是在强队林立的意甲中拿下了1987年和1990年两次意甲冠军，以及1989年的欧洲联盟杯冠军——那时候的联盟杯水平可丝毫不逊色于冠军杯！对于长期受到北方米兰城和都灵城传统三强压制的南部球队的球迷来说，由于意大利国家队的球员大多来自这三个球队，因此，意大利国家队远不如拥有“自己人”马拉多纳的阿根廷队来得亲切，远不如阿根廷队这样让自己拥有更多的归属感！而今天中国足球界的从业人士却常常认为提高中国国家队的成绩就能搞好中国足球，这实在就是对足球第二基本属性“归属感”的无视！以中国的疆域之广大，要让全国球迷仅仅因为国家队取得好成绩就长期关注国内足球，实在是天方夜谭！实际上，国土面积不仅影响球迷的归属感，还会影响球市，尤其是一场比赛到现场看球的客队球迷的数量。08至09夺得欧冠的那个赛季，小组赛第三轮，当巴萨远征顿涅茨克矿工的时候，随队前往顿涅茨克的球迷只有3000余人，这与巴萨每场主场比赛几乎爆满的看台形成鲜明的对比，要知道，诺坎普球场可是欧洲容量最大的球场，可容纳109,815名观众。顿涅茨克地处乌克兰东南部，属于东欧，而巴塞罗那在西班牙的东部，属于西南欧。比较一下中国地图与欧洲地图，会发现巴塞罗那大概相当于在中国的云南一带，而顿涅茨克则相当于在中国的上海一带。同样的是出征东欧，去年当国际米兰队在欧冠八强赛中远征莫斯科的时候，随队前往客场的球迷数量更是降到了可怜的500人。莫斯科在欧洲的地理位置相当于中国东北，米兰则相当于中国的广东。今年中超开幕式当天，我在现场，身边曾有球迷问我这样一个问题：怎么现场一个大连的球迷都看不到？我反问他说：“如果是你，恒大出征大连时，你会不会随队前往？”他说不会，我又问他为什么？他说“大连那么远，又要上班，而且路费那么贵！”——看到了吗？这就是答案！巴萨与国米的球迷不可谓不狂热，这两个队的实力也不可谓不强，球星不可谓不够多，欧冠的比赛不可谓不重要，然而，这四者的叠加依然无法让球队出征客场时拥有足够数量的球迷支持，一切只因为客场太过遥远！基于以上分析，我认为，要想搞好中国足球，可以针对性的采用一些策略，在我提出我的想法以前，先请不要繁，容我再讲一个自己的故事。在我04年上大学的时候，和身边的很多同学一样，我对于照本宣科的政治教育的几门课程如“毛泽东思想理论”、“邓小平理论”一度感到很厌烦，只是由于学校的硬性要求而不得不去学。但后来我突发奇想：如果说毛论与邓论是根源于革命前辈们对中国当时现状的理性思考而对症下药提出来的解决中国重大社会问题的有效理论的话，那么作为社会缩影的中国足球，能否从先辈们的治国思路中获得一些启发？于是我开始反复对比中国足球的现状与革命战争时期及大跃进时期的中国现状，竟发现现实与历史是如此相似！先说权力的垄断，当前中国足协全面抓着大权不放，地方足协的思想与行动完全唯中国足协的马首是瞻，这与大跃进时期的中国国情是不是完全一致？其次，革命战争时期，国民党依靠占据中国人口小部分的城市居民并最终失败，与当前中国足球将发展重心放在城市却始终无法搞好又是不是非常相似？最后，中国目前能够投入到足球建设的资金，专业的足球教练、球探、经纪人的稀缺程度与改革开放前经济建设人才的稀缺程度是不是又如此相似？随着思考的深入，我越来越觉得，前辈们治国的那些思想完全可以用来解决当前中国足球如今的问题，下面，我将提出我的解决方法：首先，“农村包围城市”战略。我前面在论述“集众性”时已经分析了城市之所以难以开展足球运动的几个方面的原因，与之相反的是，农村则完全具备开展足球运动的条件！首先是农村拥有更多的空地；其次，与城市人老死不相晚来的情况相比，农村人之间的联系无疑要密切得多，邻居的孩子之间，相约踢球要比城市的孩子相约踢球要来得容易；最后，农村的孩子从家里前往球场要远比城市的孩子来得方便，在我踢球的时候，从家里走到球场根本不需要5分钟！因此，中国要搞好足球，需要首先对战略发展重心完成转移，将更多的资金用于兴建农村球场——像兴建黄龙体育场那样的巨款可以在农村开拓成千上万块训练场，需要让更多的教练常驻农村指导孩子们踢球，需要让更多的球探深入农村进行人才挖掘，需要让更多的电视中播放农村孩子踢球的画面——这一点很重要，农村人一辈子鲜有上电视的机会，这样能让更多的家长和孩子感到自豪！其次，“全面放权”战略，将更多的权利下放到地方。解决“大跃进”与文革时期的经济问题的成功案例是改革开放，改革开放的成功之处首先在于解放了人们的思想，其次在于调动了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如今，中国足球一旦出了问题，人们骂的都是中国足协的领导，从来没有听说有谁会去骂广东足协、四川足协的领导，更不会有人去骂广州足协、北京足协的领导。事实上，地方足协的领导应该负起更多的责任，因为中国足球之所以没有人才，是因为各省甚至各市没有能够提供足球人才的结果。然而，又不能责怪这些地方足协，因为权力与义务是相对应的，中国足协既然愿意大权独揽，也毫无疑问应该承受骂名！——从这个角度来讲，王俊生、谢亚龙和南勇这些人，不管有没有贪污，都被球迷骂，完全是罪有应得——没那么大的本事，却非要抓着那么大的权力不放！然而，全面放权却会带来这样一个问题，那就是：地方足协的领导，究竟应该是由地方任命还是应该归足协领导？如果是由地方领导，那么，其发展有可能脱离足协的控制；而如果是单纯由足协任命，则该人员到了地方之后，有可能会受到排挤甚至是被架空，或者因为无法了解某一地区的特定情况而使得执政脱离现实。解决这个问题应该采用国际奥委会的“逆向代表制”。“逆向代表制”是国际奥委会所实行的一种特殊的制度，其内容是指国际奥委会委员不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在国际奥委会的代表，而是国际奥委会在该国或地区的代表。因此，国际奥委会委员是由国际奥委会自选，而不是由各个国家和地区委派的。这是为保证各个国家或地区的奥委会在领导奥林匹克运动中的独立地位而采取的独特的组织制度。“逆向代表制”的创立者是顾拜旦，他认为国际奥委会应是独立的、国际性的、拥有最高权力和能自我吸收新成员的团体，不受任何意识形态、政治、经济的干扰而独立自主地实施奥林匹克理想。为不受上述因素的影响，国际奥委会的“逆向代表制”规定其委员不由各国、地区委派，而由国际奥委会自行选任，国际奥委会委员在所在国、地区是代表国际奥委会工作，而不是代表本国或地区的政府工作。尽管奥林匹克运动发展过程中无不受到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的影响，但事实证明，国际奥委会之所以在百余年来能够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中保持独立性，不断壮大，“逆向代表制”起到了重要作用。在理想状态下，中国足协显然应该也是独立的、在国内拥有最高权力和能自我吸收新会员的团体，不受任何意识形态、政治、经济的干扰而自主实施自身理想的团体。只是由于中国政治体制的特殊性而无法达到这种状态，但是，由于行业的特殊性，足协又一定程度上具备奥委会精神，因此，“逆向代表制”是解决中国足球未来集权与分权的平衡关系的有效手段。我所思考的第一个问题是：为什么是欧洲而不是世界其他地区成为世界足球的中心？为什么不是亚洲、南美洲、北美洲或者非洲？在思考这个问题时，由于涉及地理，于是我自然而然摊开了世界地图。假如说是因为经济原因的话，那么，北美洲的经济水平丝毫不亚于欧洲，但是，美国与加拿大的足球水平在世界顶多属于二流与三流，为什么？假如说是因为现代足球起源于欧洲的话，那么，同样起源于欧洲，为什么乒乓球的顶级强国却是中国？假如说是因为足球的普及率的话，那么，足球在南美洲的普及率丝毫不逊色于欧洲，为什么南美洲就成不了世界足球的中心？假如说是因为足球理念较为先进的话，如今随着传媒的发达，先进的足球理念已经能够以很快的速度传向世界各地，那么，在未来，南美洲、北美洲甚至中国是否具备取代欧洲，成为世界足球中心的潜力——就像当年美国取代英国成为世界霸主？由于一直以来我都比较关注土地与人口对足球发展的影响，因此，我开始对比欧洲与其他几块大陆之间在这两个方面的区别：欧洲的土地面积为1016万平方公里，人口约7.28亿，有45个国家，欧足联下属有53个成员国。南美洲的土地面积为1797万平方公里，人口约4.01亿，有14个国家，南美足联下属有10个成员国。北美洲的土地面积为2422万平方公里，人口约6亿，有23个国家，中北美及加勒比海足联下属有34个成员国。亚洲的土地面积为4400万平方公里，人口约40亿，有48个国家，亚足联下属有46个成员国。非洲的土地面积为3020万平方公里，人口约10亿，有53个国家，非洲足联下属有53个成员国。中国的国土面积为960万平方公里，人口约13亿，由中国足协掌管。忽略其他洲，如果将中国与欧洲进行对比，你会发现中国的国土面积已经基本接近欧洲，而人口则约为欧洲的两倍，事实上，人口多尽管既不是搞好足球的必要条件，更不是充分条件，但更多的人口无疑意味着更大的选材优势，单纯看人口基数，中国毫无疑问具备成为欧洲那样的足球中心的潜力，甚至从人口数量来看，甚至有超越欧洲成为世界第一足球中心的潜质！但是事实上却没有，这又是为什么？显然，中国足球与欧洲足球的主要差距在于“足球人口”的差距，而造成这种差距的根源在于欧洲拥有45个国家，有53个成员国，每个国家都搞国内联赛，这样就有53个顶级职业联赛，这些国家的顶级联赛下属还有二级、三级、四级的职业联赛甚至是第五级别职业联赛。为方便计算，假设每个国家有3个级别的职业联赛，再假设每个级别联赛有20支球队，则每个成员国的职业球队的数量就有60支（这已经是最最保守的估算了，像意大利，甲级联赛有20支球队，乙级联赛有22支球队，丙级联赛分为丙A和丙B，各有18支球队，加起来接近80支），则整个欧洲的职业球队数量至少达到了惊人的3180支，而中国只有中超、中甲与乙级联赛是职业联赛，总数量在最多的时候也从未超过50支！这就是差距的根源所在，领土范围与中国接近，但人口仅为中国足球6成左右的欧洲，正是因为有超过中国60倍的球队数量消耗了其庞大的足球人口，才让欧洲足球的足球人口源源不断地增长！因此，欧洲足球的职业化才是真正的职业化，它让踢球的人能有足够的就业机会。在欧洲，不仅孩子喜欢踢球，父母也愿意鼓励孩子踢球，因为足球能够成为孩子未来谋生的手段，而在中国，就像我的父母对我的教育一样，大多数父母只会对孩子说“孩子，要努力学习，将来才能出人头地”，我从来没听说过中国的父母这样对孩子说“孩子，你得好好踢球，将来才能光宗耀祖”，事实上，别说要求中国的父母鼓励孩子踢球，就是不反对孩子踢球就已经很不错了！——“让足球成为孩子将来谋生的手段”这一点也足以解释，为什么在各方面条件都不如中国的很多非洲贫困国家，可以产生世界级的超级巨星。原因就在于踢球往往是很多贫苦人家脱离贫困的唯一手段，一个家庭若拥有一个会踢球的孩子是令人羡慕同时让全家充满希望的事，一旦这个孩子能踢出点名堂，混迹于非洲大陆的专业球探就会将其挖走，并很可能因此改变了这家人的命运！现在再对上文提到的一些数据做进一步的对比，对“职业化”的观念在数量关系上还能有更加清晰的认识：德国的人口为8000多万；有600万的注册球员，加上一些没有注册的球员，则德国的足球人口保守估计应该在800万到1000万左右，为方便计算，忽略一部分女子足球人口，同时假设男子足球人口恰好为全国人口的十分之一，则德国的男子足球人口有800万；德国的职业联赛分为甲级、乙级、丙级三个级别，甲乙两级各18支球队，丙级分为南北两区各19支共38支球队，德国的职业球队总数量为74支，为方便计算，我们同样假设其为80支——此时，我们可以做这样一个推论，成为世界顶级足球强国的条件是足球人口占据其国民总人口的10%，而达到此目的，需要的职业球队数量与其人口数量的比值乘以一万不得小于1%.如果这样的假设成立，以中国的人口为13亿计算，那么，足球在中国的普及率达到德国的水平的条件是足球人口达到1.3亿，需要的职业俱乐部数量则不得少于一万三千个——是不是觉得有点夸张，但如果我告诉你英国有多少个职业与非职业的足球俱乐部，相信你会更加惊讶——4万多家！而英格兰的人口是多少？——6000万！不足中国的二十分之一！按人口比率来计算，那么，足球在中国要达到英格兰那样的普及率，需要多少足球俱乐部？——至少80万家！目前中国仅有6万名注册球员，加上一些没有注册的足球爱好者——事实上，中国踢球的人还是挺多的，没有注册是足协的错——则中国的足球人口我们按乐观估计同时也为了计算方便，取130万（这个数据会让很多人感到不满，因为据国际足联2007年出版的《FIFAMAGAZINE》杂志的统计，中国的足球人口为26，166，335，约为全国人口数量的五十分之一，意味着每五十个中国人中就有一个人踢球。这是个什么概念？根据2005年国家统计局抽样统计，中国男女比例为51.53%：48.47%，基本持平，而在中国，女性基本不踢球，踢球的那部分因为数据太少也基本可以忽略，这样一来，则意味着每25个男性中，就有一个踢球的。如果我说7岁以下和30岁以上的人基本不踢球，相信不会有太多的人反对，而0-14岁的人口比例在中国人口中所占百分比约为20%，取平均数的话，则0-7岁的人口比例约为10%；至于15岁以上的人口，则约为80%，同样取15岁至75岁之间的平均数，则15岁至30岁之间的人口约为20%，剔除掉那些不踢球的部分，意味着在中国每十个适龄男子就有一个踢球的——你相信吗？看看你身边的同学和同事有几个是经常踢球的你就明白了！事实上，2005年时任中国足协主席的谢亚龙在外出访问时，曾被外国记者问到中国有多少人踢球这个问题，他只能耸耸肩答不出来，因为中国足协已经多年没有从事这样的统计工作了。中国足协主席都不知道，不知道国际足联是怎么统计出来的！），则与1.3亿的目标相差100倍，假如我们将中国人口基数对应所需要的球队与整个欧洲大陆做对比，而不仅仅和德国做对比，则中国需要的职业球队数量约为5000支，目前中国足球职业球队按50支计算，则与5000支的差距刚好也是100倍！两个一百倍的差距，这是偶然吗？！基于国家人口规模对于“职业化”影响的论述暂时先就此打住，在后面提出具体的策略时，我将站在国土面积的角度对比巴西、美国、加拿大、俄罗斯这几个国土面积与中国一样堪称超级大国的国家发展足球的模式，继续完成我对“职业化”的论述。在此之前，让我们先来探讨一下国土面积对足球第二个基本属性——归属感——的影响。实际上，归属感不仅仅是足球运动的基本特性，更是几乎所有竞技体育的共同特点。足球为什么让人如此着迷？原因之一就在于球迷们巨大的情感诉求能在其中获得满足，其中最重要的一种情感就是归属感！从人类开始进入氏族社会一来，人就懂得给自己的身份贴上标签，于是，姓氏开始产生了，姓氏的产生在社会学的角度来说意味着身份的区别，尤其是随着私有制的确立，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意味着地位的差别；而在心理学的角度上，则意味着归属感的诉求。因此，可以这么说，归属感是不分国界，不分种族的，是人类共有的情感诉求，它与食欲、性欲一样，根源于人类的本能！中国人的对归属感的诉求程度与其他民族相比，不仅丝毫不逊色，甚至比其他很多种族的人都要来得强烈，因为，中国人的情感诉求方式不如很多外国人那样多。由于文化源流的差异，在很多国家，宗教成为人们归宿感诉求的重要方式，在宗教信仰盛行的国度，即便是一个极端堕落的罪犯，也能因为信仰上帝获得精神上的解脱，此外，很多不愿信奉上帝的人还可以通过求知的过程中获得归宿感上的满足。而中国向来没有宗教信奉的传统，人们更多地只能从家庭中去获取归属感。在古代，或许还包含封建迷信，而在现代，随着计划生育制度的实施加上安土重迁观念的改变，越来越少的人能够在这方面获得归属感的满足。因此可以说，今天中国人的情感诉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来得强烈！足球原本可以满足球迷这样的要求，但如今的中国足球却不能扮演这样的角色，这又是为什么？答案就在于中国的国土面积过大，球队数量的相对稀缺很大程度上弱化了足球在这方面的影响力！在对欧洲超级联赛的概念进行思考的时候，我曾在多个层面上对欧洲与中国的传统与现实等方面进行比较，现在让我们假设整个欧洲大陆是一个统一的国家，那么，欧足联的角色就相当于今天中国足协的角色，我们姑且称其为“欧洲足协”。假如欧洲足协像中国足协这样采用全国联赛的形式搞欧洲足球，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呢？首先，职业球队的数量无疑会大大减少。四川的面积为48.5万平方公里，德国的国土面积为35.7万平方公里，所有，德国大概只相当于中国一个省那么大。而当前四川有多少支职业球队呢？中超一支，中甲没有，中乙现在严格意义上已经不能算职业联赛了，而人家的德国就有74支职业球队，这种数量级的差别又意味着什么？其次，就是降低了足球在归属感方面的影响力。试想一下，如果德国只有拜仁慕尼黑一支职业球队，这支球队代表德国参加欧洲足协举办的“欧洲超级联赛”，那么，对柏林、斯图加特、汉堡、法兰克福和慕尼黑这些城市的市民来说，分别意味着什么？显然，柏林、斯图加特、汉堡、法兰克福这些城市的市民基本不会对慕尼黑这座城市拥有归属感，因此，拜仁慕尼黑参加欧洲超级联赛也好，不参加也罢，对这些城市的市民来讲，都是与自己无关的事情——当然，我们也不能排除这些城市中会有喜欢拜仁的球迷，但与支持自己城市的球队相比，支持其他城市球队无疑需要更多的精力和金钱。这样一来，就会削弱这些城市球迷的热情，久而久之，这些城市的球迷必然越来越不关注足球，也会越来越不愿意踢球，久而久之，德国的足球人口将大幅下降！十几年前中国社会流行着这样一句话：中国13亿人口，竟挑不出11个人上场踢球。有多少中国人深深认同这句话并为之发出感叹，但在我看来，这句话一定程度上害死了中国足球！因为说出这句话的人只是看到了表面的数量对比，却忽略了背后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却是足球运动发展规律的核心！尽管中国拥有13亿的人口，但是，真正踢球的人有多少？没有人能够回答！但有一项数据可以让人管中窥豹：2008年，在中国足协注册的职业足球运动员有6万多人，而在德国，这个数量是600万，中国的人口是13亿，而德国则只有8000多万——对比这个数据以后，相信没有人会再说上面那句话了！造成这种局面，除了上述的两个根源以外，还有第三个根源，就是从业机会的稀缺。泱泱大国，区区13亿人口，960万平方公里，顶级联赛竟然只有十几支球队，如果加上二级联赛和第三阶级联赛，大概也就50支球队左右，更何况，现在的乙级联赛严格意义上已经不是职业联赛了。假设一支球队的运动员取最大容量32人，加上教练组和俱乐部管理层，工作人员大概数量可以算作100人，50乘以100，则从业机会大概只有5000个，如果再加上其他方面如足协、经纪人这些职位的工作机会，以中国的现状来看，真正以足球为生的职位不会超过1万个，比率不足国家人口的万分之一。还是对比德国，其顶级联赛有18支球队，二级联赛也有18支球队，第三阶级联赛更有38支球队，总共就有74支球队，已经超过中国，而某些大俱乐部例如拜仁，工作人员已经接近甚至超过500人，加上德国足协的工作职位，职业经纪人、职业球探、医护人员、遍布全国的足球学校和小俱乐部的工作者……无需我再提详细的数据，相信阁下已经明白了我说的从业机会稀缺之言不虚了！如果说假球、黑哨是中国足球的两大毒瘤的话，那么，中国足球无疑就是多病缠身，否则如果免疫力足够强的话，则各种病毒难以侵蚀，哪怕是侵蚀，顶多引起发烧、感冒而已。如果不找到病根，而继续过以往那种“烟酒过度”的生活的话，则铲除两大毒瘤无异于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西医疗法，只能医治一时，让病体暂时康复，等待中国足球的，只能是下一次更大规模与更加恶性的疾病！然而，是不是说中国足球已经无药可医了呢？不！绝不是！既然找准了病根，那么，只要医治得当，中国足球不仅有望康复，还有望成为足以与欧洲大陆遥相呼应的世界第二大足球中心！以下我将对症下药，为中国足球提出中医式的疗法，而在提出我的疗法之前，让我们将目光转向遥远的1863年甚至更加遥远的年代，去探寻现代足球最初兴起时的面貌，而看完这些，阁下将明白，今日的足球强国之所起成其为强国的根本所在！我们中国人向来自大，在小学生的历史教材中即反复灌输“四大发明”的伟大，四大发明的确伟大，遗憾的时，国人与洋人对其应用程度的差距又足以令我们惭愧！而在足球界，自大的中国人又一再认为足球起源于中国，而中国足球的现状同样让我们汗颜。如果说吹嘘四大发明还有事实可依的话，则说足球运动起源于中国则实在是无稽之谈，尽管2004年国际足联主席布拉特还煞有介事地以国际足联的名义为“足球中国起源说”予以权威地承认，但是，那更多地是出于政治的需要，不必太过较真。足球运动毫无疑问起源于英国乡村，最早应该可以追溯到14世纪，那时候的足球没有任何规则可言，一大群人围着一个圆圆的东西——猪膀胱、布球或其他东西——想踢到哪踢到哪，因此，此时的足球只能称为“古代足球”，一直到工业革命之前，都没有真正的发展。后来圈地运动和第一次工业革命导致英国大量农村人口前往城市谋生，英国也开始了第一次大规模的城市化进程。人始终是人，不是机器，在繁重的劳动之余，始终需要释放自己的情绪，由于那个年代的娱乐方式极为匮乏——这一点很重要，因此，足球就成了一种娱乐的方式，而且是最受欢迎的一种娱乐方式。然而，由于城市不比农村，并没有那么空旷的场地容许人们按原来的方式踢球——这一点也很重要，于是，划定区域就成了必然。这段时期，大概可以称为现代足球起源的第一个萌芽阶段，而现代足球的第二个萌芽阶段应该从古足球开始由劳工阶层传入英国的公学开始，具体年份已无从考证，但应该发生在18世纪后期。当时尽管工业革命已对整个英国的社会面貌、意识形态等方面造成了翻天覆地的影响，但英国公学依然保持其相对超然的地位，公学实际上是为贵族子弟们服务的私立学校，强调培养学生的绅士风度且要求学生严格遵守宗教信仰。工业革命使得很多原本穷苦的劳工阶级发达起来，当这些人发达之后，他们就有足够的金钱供其子弟进入这样的贵族学校，这些暴发户的子弟也将自己平时玩的游戏带进了公学校园，另一方面，由于父母本身来自劳工阶级，素质不高，因此，家庭教育一般，这些纨绔子弟也将各种浮夸的风气带进了校园，也让公学的传统难以为继。直到维多利亚女王即位以后，才开始整个社会传统观念的复活，而首当其冲受这种转变的影响的，就是英国的公学。在当时，有一所在足球发展史上举足轻重的学校，叫做拉格比公学，当时的校长是马修·阿诺德，他治理学校强调权威性、纪律性与团结性，为了改造“丑恶的灵魂”，采用严厉的管理措施，包括艰苦的生活条件甚至是体罚。但是，他也明白学生的性情，为了解决公学学生中泛滥成灾的手淫行为，让青少年释放郁积的能量，增强学生的体质，培养纪律性与团结的品质，他鼓励学生们积极参与体育运动，这种尝试，效果显著，因此，很多公学纷纷仿效。足球也成了学生们进行体育活动的主要选择。到了这时候，足球运动用条文形式确定下来已经是早晚的事情了！随后不久的三十年时光里，足球运动的发展又经历了两次质的飞跃，一次是1848年的“剑桥法典”——将古足球分成两大流派，只能用脚踢的分为一种流派并演化成现代足球；可以手脚并用的分为另一种流派，演化成现代橄榄球。另一次则是在日，英国足总成立的同时又制定了基本流传至今的规则，标志则现代足球的产生。然而，在英足总成立后将近10年的时间里，足球运动的发展并未有多大的飞跃，因为那时的公学为了强调足球的贵族地位，拒绝将其普及，直到1871年第一届英国足总杯的举办成功，才让更多的人尤其是劳工阶级认识到了制定规则后的足球运动的魅力，加上很多公学毕业生毕业后投身于工业化浪潮中，将设定规则后的足球运动介绍给劳工阶级，从此时起，足球开始在英国社会广泛普及，并随着大英帝国的殖民化而传向世界各地。这就是现代足球运动的起源的一个概况，在上面的概况中，我反复提到两个词，一个是公学，另一个则是劳工阶级。除了这两个阶层在足球运动起源与发展中的地位以外，如果您进行更深入地思考，就能够发掘出更多的东西。为什么是这两个阶层而不是其他阶层导致了现代足球的起源？答案在于足球运动的第一个基本属性：集众性。足球是群体运动，标准的比赛需要至少22个人，即使是最小规模的三对三足球赛，也至少需要6个人，因此，足球不比乒乓球，也不比篮球，他需要更多的人参与进来，而在社会的各个阶层中，没有哪两个阶层能够比这两个阶层拥有更强的集众能力，而事实上，世界各大足球强国之所以强大，根源在于足球在这两个群体——尤其是劳工阶级——中间的普及，像意大利的三大足球中心米兰、都灵、热那亚都是典型的工业或海港城市；再如英格兰的曼侧斯特；再如巴西的里约热内卢；再如荷兰的阿姆斯特丹……所谓“读史使人明智”，当你明白了足球运动的发展史，大概也就明白了足球运动的发展规律。这样看来，中国的足球重心的确是偏离了。或许您会说，同样是拥有大批劳工阶级的城市，为什么广州就不能成为曼侧斯特呢？前文在对足球发源进行概况的时候，曾提到两处重点。首先，娱乐方式匮乏。足球在英国开始兴起的时候，已经是在遥远的两百年前，那时候的娱乐方式远没有今天这么多样化，因此，人们的选择余地不大，而今天，工作之余的娱乐方式还少吗？唱歌、跳舞、听演唱会、打牌、泡酒吧、旅游……与这些娱乐方式相比，足球的集众性意味着找人踢场球远远不如选择其他娱乐方式来得方便。这是广州难以成为中国的曼彻斯特的第一个原因。其次，空间的限制。空间限制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个是场地的匮乏。足球需要远比其他运动更大的场地，而城市的土地寸土寸金，一个足球场那么大的土地能盖多少房子啊！很多中国人连房子都买不起，用那么大的土地来做足球场，无疑太过奢侈了！事实上，如果对比一下乒乓球、篮球、足球三种运动需要的空间及其在中国的发展程度，会发现这样一个有趣的现象：乒乓球需要的场地最少，加上中国人口众多，因此，中国的乒乓球水平世界一流；篮球需要的场地超过乒乓球，但少于足球，所以，中国篮球的水平世界二流或者准一流；而足球需要的场地最多，因此，尽管人口基数极大，但中国足球的水平在世界连三流都算不上。如果把羽毛球、排球、橄榄球等项目也加进来做同样的对比，你将会发现其在中国的发展程度与空间需求度竟呈惊人的反相关关系！现在再来回顾前面提到的那句“中国13亿人口，竟挑不出11个人上场踢球”，从土地的关系来看，是不是可以这样说，中国足球搞不好，恰恰不是因为人少，反而是因为人太多了呢？！空间限制的第二个方面体现在空间的间隔。尽管如今交通发达，但由于城市规模巨大，彼此要好的朋友，别说专门为了踢一次球，就是为了简单的相聚，也得搭上少则半个小时，多则一个小时以上的车，如果再遇上塞车，那就更久了。而如今城市居民在日常生活中，与邻居的关系基本是老死不相往来，所以很难方便地聚集到熟悉的人一起踢球。空间限制的第三个方面则体现在经济成本的高昂，在城市，由于场地的缺乏，导致踢球需要租场，如今广州球场的租金极为昂贵，一个七人场，每小时的租金起码要两百元，踢一场球下来，分摊到每个队员身上的费用差不多要20元，加上来回车费、水费，差不多需要30元，这是足球希望所在的学生和劳工阶层无论如何都消费不起的价格！——这也就是我前面说中国需要的不是有一两块多么高水平的足球场，而是需要更多廉价或免费的球场甚至是空地的原因！最后，“足球特区”战略。邓小平理论的一个精髓之处在于其“经济特区”模式的提出，对于这种模式的成功之处，各方面的专家学者大多从社会、历史、经济的角度对其进行过评论，在我看来，其成功之处首先在于符合策划学上的“以点带面”效应，由于幅员辽阔，外加多年违反经济规律的一系列行为，中国当时并没有足够的金钱与精力用于全国范围内的经济建设，因此，将大量的资金、人力、物力用于某一个小区域的经济开发，再以这些“焦点”的产出用于其他地区的开发，从而带动了整个中国经济的局面。然而，“经济特区”理论的最为经典的地方在于合乎人性，它牢牢抓住了人的本性——自私，这却是很多专家学者所忽略的。假设当年国家没有采取“经济特区”的模式，而是将资金、人力、物力搞平均主义各省均分，则中国的经济建设必将很快死火！别说国家没钱，就是有钱，从上到下在官场食物链里一环一环吃下来，到最后真正能投入经济建设中的资金将所剩无几。最后，中央政府也只能是哑巴吃黄连——有口说不出！不追究则难以向人民交代，但你又不好追究，追究甲省领导，则你不得不追究乙省领导，全部追究则打击面太大，又将会是一场严重的损耗，甚至可能让人觉得过去的文革是正确的！但是，集中投入于一个省或者某个市，却不需要有这样的顾虑，因为，一方面，成为经济特区的地方势必引起其他地区居民及官员的妒忌，这时候，那些非经济特区居民会骂本省市的官员无能，不能为自己的地区争取到这样的名额，甚至有的人还会感叹自己生错了地方！因此，这些地方的官员，不仅不会对那些特区官员“官官相护”，还会为了减轻自己所辖地区群众施加给自己的压力，一方面鼓励本地人前往特区发展，另一方面不断给特区官员压力！而特区官员也不敢怠慢——全国的希望就压在你身上了，全国人民的目光都在注视着你，你还敢不用心做事吗？就算你敢贪污，你还敢大胆贪污吗？最后，“经济特区”的成功之处还在于其宣传的力度，让人民都认同国家的战略，并身体力行地投身经济特区的建设之中！《孙子兵法》开篇谈到战争的五个重要方面的时候，将“道”列在第一位，什么叫“道”？——“使民与上同意”，就是说让人民与国家统一思想！——短短几个字，包含着如此丰富的治国思想，但古今中外，又有几个人能真正读懂呢？！2009年，国家体育总局为了发展青少年足球，一下子拿出了4000万的足球基金，一开始准备用于20个城市的足球建设，但后来由于很多城市都踊跃争取分一杯羹，最后名额增加到40个城市，于是搞了一次平均主义，每个城市分到了100万。100万能干什么？在广州，100万顶多在市郊买一套房子。用这点钱来搞足球，无异于杯水车薪!李承鹏曾撰写了一篇博文《4000万青少年足球基金怎么打了水漂》来抨击这件事。我当时想，要是把4000万元全部集中于一个省，再由这个省用于农村的足球设施建设，又能产生多少块足球场？我相信总局领导的智商不会低到不明白这样的道理，问题在于，没有人敢于提出将所有资金给一个市这样的观点。因为那样会让人以为你和该市领导勾结，起码也会让人觉得你用心不公！这就叫做“名不正言不顺”，因此，中国需要名正言顺地成立“足球特区”，将资源集中，同时，也让中央政府和中国足协在进行这样的资源调配的时候显得理直气壮！诚然，中国现在如山东、大连、广州等省市已经成为所谓的“足球特区”，然而，这样的“足球特区”无疑显得太小家子底气，与当年的“经济特区”模式完全不可同日而语，而且基本都是以城市为发展重心。当年的“经济特区”一度成为了基本国策，而今日的“足球特区”不仅很多球迷不知道，连有些足球从业者都不知道，在百度百科中，甚至连这样的词条都没有！因此，中国不仅应该成立“足球特区”，还应该在全国范围内广为宣传，让大家都知道并认同这样的“足球特区”发展模式！以上我从三个战略维度提出了我的战略设想，下面我讲提出更加具体的做法：第一，全面改革中国足球的联赛体系。前面说到，中国的国土面积仅仅比欧洲略小，那么，应该用治理一个大洲的思想来治理中国足球!因此，中国足协的管理层次及认识层次上应提高到一个大洲足联的水平。应该把各个省、市、自治区当成“大洲”之内的各个国家，由他们自己搞省内联赛。这样一来，则中国23个省、5个自治区、4个直辖市和2个特别行政区加起来就有34个区域联赛，尽管仍比不上欧洲的53个，但已大大提升了联赛规模。各省市自治区的联赛由各省足协自己管理，各自拥有自己的升降级制，至于球队数量，由于目前各地区足球发展程度不高，最初的联赛球队数量不用要求太高，有十支即可，每年各级别联赛球队数量逐年增加两只，争取五年之内顶级联赛球队数量达到18或20支、二级联赛球队数量达到20支或22支、第三级别联赛球队数量22支或24支，并确定第一、第二、第三级别联赛的球队为职业队，第四以下级别联赛级别为业余队，待规模展开以后，将第四级联赛予以分区，要求整个四级联赛的规模至少达到40支球队。当然，具体的数量应该根据各个省的实际情况由地方足协自行规定。而中国的国家联赛，则应该参照欧冠和欧联杯的模式，创立“中国冠军联赛”和“中国联合会杯”，各省市第一届联赛的冠军直接入围第一年的冠军联赛，由于香港、澳门的特殊情况，第一届中国冠军联赛他们很可能不会派队参加，这样一来，刚好有32个冠军，刚好有32支球队——如果参加也没有关系，总有合理的办法，那已经属于技术层面了——中国冠军联赛的规模也刚好可以达到欧冠的水平。而每个联赛的亚军和季军供64支球队则参加“中国联合会杯”，同样采用欧联杯的赛制。此外，将已有“中国超级杯”继续进行。再像欧洲一样，创立联赛积分体制，以“中国冠军联赛”和“中国联合会杯”的成绩为依据，逐年计算联赛积分，同样以5年有周期，按积分对各省联赛予以排名，排名靠前的联赛有更多的球队有更多参加以后的“中国冠军联赛”及“中国联合会杯”的资格，而排名靠后的联赛即使是其冠军，也只能通过资格赛来获得参赛名额。这样做的好处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实现真正的职业化。如此一来中国一个省市自治区的联赛规模已相当于欧洲的一个国家，踢球的人有更多的就业机会，就会有更多的人愿意踢球。同时，教练、队医、裁判、球探、经纪人、记者等衍生职位的需求也会相应增加。这些职位的数量级将庞大到让人吃惊。这样一来，既发展了足球运动，又解决了如今中国日益严重的社会问题——就业！这对于促进社会的稳定与繁荣，减少犯罪率也大有帮助，实在是功德无量的一项措施！其次，满足更多球迷归属感的诉求。省级联赛的举办无疑意味着有更多的城市甚至乡镇的球队有机会参加万众瞩目的联赛，会让更多原本没有到球场看球的人走进球场，也会有更多的人成为球迷。可以想象，当自己县城或城市的球队成为省内联赛顶级球队并有机会参与国家顶级联赛的球队的时候，在自己的地区能培养多少球队的拥趸！一切只因为自己的地区的球队让自己拥有归属感的同时，还带来强烈的自豪感！届时，在中国，踢球者不再是没有出路只会挨骂的孬种，而会成为令人羡慕与赞叹的对象，会踢球的青年将拥有更多异性的追求！环境的改变将激发更多孩子踢球的激情并促使他们走上球场，中国足球的人才储备将因此而源源不断！再次，调动地方足协的积极性同时减少中国足协的压力。联赛排名带给地方足协的压力与动力将是巨大的，试想一下，假设广东、辽宁、四川、江苏、河北成为中国的五大联赛，对这几个省的足协领导是怎样的鼓励作用？届时，足球不仅将成为这些地区促进经济收入的手段，甚至还能够成为省和城市的名片，甚至成为官员们赖以吹嘘与晋升的政治资本，会促使官员们更加愿意搞足球。而对那些排名靠后的省区的足协领导又会是怎样的压力？看着别的省市的足球红红火火而自己的联赛却一塌糊涂，这些地方的球迷难道还会整天只知道骂中国足协吗？届时，这些地方的足协官员将只能用心搞足球，否则一旦承受不住压力，则不仅没有了晋升空间，甚至可能饭碗都不保！届时，阁下这个足协最高管理者的日子也将好过很多！但是，也可能有人会存在这样的顾虑，那就是，这样中国联赛体系就有点像巴西联赛那样，会不会显得“混乱”？的确，由于外国人不可能像中国人一样对自己的国家地理比较熟悉，因此，对于中国的省名与城市名，外国人不可能如中国人这般熟悉，因此，在外人的眼里，中国的地方联赛会显得“混乱”，就像巴西联赛一样给外国人的印象一样。但是，巴西联赛的所谓“混乱”主要是由于外国人对巴西的行政级别、风土人情等的缺乏了解所造成的。而中国人显然不会对这些东西存在了解程度不够的情况，因而，在中国国内不会存在上述问题。而且，中国联赛对外的平台推广仍然应该以推行顶级联赛“中国冠军联赛”为主，而国家联赛由于借鉴欧冠联赛和欧联杯的模式，这两个品牌早已为世人所熟知，因此顶级联赛对外同样不会存在这样一种情况。事实上，巴西采取那样的赛制也实属无奈，因为巴西同样幅员辽阔，仅仅比欧洲大陆和中国略小。让我们再对比一下美国，很多人认为美国的
同步到碎碎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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