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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论》中具有怎样的二重性学说——与刘召峰博士的几点交流.pdf 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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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第6期
《资本论》中具有怎样的二重性学说
与刘召峰博士的几点交流
(江西财经大学 经济学院，江西 南昌330013)
[关键词] 《资本论》；劳动二重性；研究对象；辩证法
[摘 要] 《资本论》中二重性学说是实践化构造，并非仓促理论构造，也绝不会是什么二重性
知识(理论)体系。其辩证法的内涵在于把握 “一定生产”生成的规定，提升对象为研究对象，确
立历史的实践逻辑和开放的批判结构。因此，也并不是逻辑一致性意义的工作逻辑，仿佛封装
了抽象思维方式批判。 《&资本论&中的“二重性”学说探论》将 “起点规定”封装于封闭历史知识
体系，满足了思想史的有价值性演绎，结果将二重性学说主观认识化，贬为单纯叙述逻辑一一
从抽象上升为具体；其想要导引拜物教批判认识，却混同了社会存在上两种不同的批判即主观
批判和客观批判，与政治经济学批判工作原则相抵触，如提出“资本二重性理论”；到头来，反治
其身，重新陷入资产阶级性质的知识论游戏当中，违背直至取消了劳动价值论实践生成之优 良
理论 品质。
[中图分类号3F01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38—10
本文是笔者 “实体与形式对偶说的逻辑不足
证唯物论上的唯科学的工作主义和唯辩证法的工
和拓展方向&D3工作的继续 ，用意在于指出逻辑本
作主义 。这样 ，就需要对这些研究活动进行明辨，
体(论)——无论是基于知识 (推导)的本体 (论)，
审问其逻辑推理程序是否恰当以及相应工作是否
还是基于存在 (推导)的本体 (论)——的弊端，并
合理。以下交流以 “《资本论》中的 二‘重性’学说
揭示上述两种工作方法的内在联系。指明本体论
探论”_2](文内称 《探论》，方便起见，涉及对该文的
逻辑推理的实质性危害：若与科学抽象法对接 ，则
引用，恕不注出)为主要对象，兼顾刘召峰博士先
导致唯辩证法之主义；若既与科学抽象法，复与资
后发表的相关论文 ，着重 阐发上述观点的分析背
产阶级知识论对接 ，则进而导致唯科学之主义 。
景和内涵逻辑。笔者认为，这种广泛、跨学科而富
前者试图操程化辩证法，沉迷于路线 图规划 ；后者
有针对性的学术切磋活动，将极大地推动马克思
试图科学化辩证法，热衷于纯知识构图。可是，马
主义基础理论的研究，通过增强把握的整体性，将
克思创作 《资本论》的历程表明，他称为 “我的辩证
当前 日益潮起的这一洪流更加推向繁荣。
方法”实际是历史和实践化批判方法，而并不是辩
[收稿日期]
[作者简介]许光伟，江西财经大学副研究员，经济学博士，主要研究领域和方向为 《资本论》、政治经济学。
教番与．蕞再惋 2014年第6期
二重性是类存在的客观发展属性和 自我扬弃的形
一 、 劳动二重性是 “与生俱来的’’二重性吗?
式。独立性用语则显示出二重性是固有的，显示
出劳动是固有的类存在或社会存在。既然这一点
刘召峰博士的文章中没有涉及经济形态的社
毫无疑问，就可以依据二重性给劳动下一个 “科学
会发生问题，事实上，他对这一规定没有进行专门
定义”：简明地说，“这是马克思用 二‘重性 ’来 定‘
性研究。似乎他对此存而不论 。
位 ’劳‘动”’，“这是马克思用 二‘重性 ’来理解 商‘
我们注意到 《探论》的特别用法：“与生俱来的
品’。”或者说，劳动不过是劳动二重性，——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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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图书馆
论货币的“阴阳”与“象、数、理”
& &论货币的“阴阳”与“象、数、理”
& & & & & & ——关于货币本质的哲学阐释
&&&&&&&&&&&
& & & & & & & & & &
货币对我们来说是如此习以为常的东西，我们天天与货币打交道。但当有人问：货币的本质是什么时? 数千年来人们各执一词,直至今天仍然是众说纷纭。
货币问题似乎象时间问题一样玄妙。古罗马的奥古斯丁说：“时间究竟是什么?没人问我,我倒清楚,有人问我,我想证明,便茫然不解了。”[1]我们在面对货币的诘问时,不也是如此吗?
货币问题是如此复杂而玄妙。复旦大学的韦森教授指出：“从某种程度上说,理解了什么
是货币,把握了货币的本质是什么,懂得了货币在经济增长和市场均衡中的作用,就大致理解了经济学的基本问题。反过来看,可能主要正是因为经济学家们在什么是货币、货币在经济运行中的作用及其与实体经济总量的关系是什么诸如此类的问题上所见各异、莫衷一是,才衍生出了经济学说史上和当代经济学中的林林总总的门派和思想体系”。[2]
如果说当代经济学存在危机，那么我认为，这种危机根源于货币概念的不确定性。由于货币概念的不确定性, 国际经济争端也由此而发。如在货币汇率问题上，过去是“美日之争”， 现在是“美中之争”。20世纪80年代美欧等国在汇率问题上，促使日本签定“广场协议”，造成日元大幅升值，结果是带来了日本经济的10年衰退；而现在，中国加入WTO后,自2003年以来,美国国会两院部分参议员已经提出数十项提案和议案,要求中国大幅度升值人民币，否则将采取各种形式对中国加以制裁和惩罚。为了避免惹恼中国，2007年的新提案摒弃了原有的“货币操纵”概念，而提出了“根本性货币错配”的概念，继续要求人民币升值，而到2011年他们又重新使用“货币操纵”来指责中国。
然而，在没有厘清货币的“质的规定性”之前，你如何界定国家之间货币汇率的合理性呢？你如何正确判断国家之间“根本性货币错配”呢？
所以迄今为止,还没有一项针对人民币汇率的相关法案获得美国两院通过而成为法律，这说明这些活动在很大程度上只是部分国会议员的个人政治观点, 其目的是牺牲他国利益而维护美国的利益，是有违法理和经济学原理的，并未赢得广泛支持。依笔者的观点，如果说存在所谓的“根本性货币错配”，那么2008年美国金融风暴的爆发，恰恰是美国在金融衍生品中发生了“根本性货币错配”才引发了这次世界性的危机。
以上可知，在当代我们多么迫切需要对货币问题的一种更接近源本的解释，而这仅靠经济学本身却又似乎无力办到。我们说马克思的货币理论是科学的，但西方经济学说他们的货币理论是科学的。要讲清楚谁是谁非，还是要从经济哲学的层面来分析，通过展现、开显货币的本体实质，才可能接近科学的解释。笔者认为，如果我们把目光投向古老的中国哲学，可能有助于我们理清思路,找到问题的近似答案。本文拟在分析西方货币学说史上两派不同的观点的基础上，对马克思的货币观作一个新视角的论述，然后试用中国《周易》中的“象、数、理”哲学分析方法对马克思的货币本质学说作一个探索性的阐述，以求教于学界同仁。
一、西方货币学说史上两种不同的观点：货币商品论与货币名目论
关于货币的本质，可以说在西方经济学说史上有多少派别，就有多少不同的观点。但不管各派论点如何不同，总括起来可分为两派：一派为货币商品论(货币金属论)；另一派为货币名目论（货币信用论）。
（一） 货币商品论(货币金属论)
货币商品论者(货币金属论)认为货币是商品，是具有内在价值的一般等价物。他们从货币的价值尺度、储藏手段和世界货币的职能出发，把货币与商品等同，货币必须具有实质价值，在早期他们认为货币的价值取决于贵金属的价值。
如早期的威廉。配弟在《货币略论》中指出：货币也只不过是一种商品，金银一样可以作为原料制成各种商品。他写道：“如果我们铸币过多，又该怎么办呢?我们可以销毁最重的铸币，把它变成金银器皿或用具之类的华丽餐具；或者把它作为商品，输出到缺少金银或希望获得金银的国家去；或者在利息高的地方放债生息”。[3]44
另外，配弟认为货币的价值是由劳动和土地来决定的，是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的。配弟指出，“所有物品都是由两种自然单位——即土地和劳动——来评定价值，换句话说，我们应该说一艘船或一件上衣值若干面积的土地和若干数量的劳动。理由是，船和上衣都是土地和投在土地上的人类劳动所创造的”。 [3]44
约翰.罗（1705）在《论货币和贸易》这本小册子中指出：“白银之所以被当作货币是因为它具有价值”，“白银作为一种金属和其他商品一样”。[4]他认为人们接受白银为货币是因为白银本身也是商品,是因为白银作为货币材料具有内在的价值或使用价值,因此充当了交易的尺度和媒介。约翰.罗在此基础上还形象地用案例论述了白银货币作为储藏手段、支付手段、流通手段、价值尺度的功能。当然，他这些论述在现在看来是很粗浅的，但这些观点后来由一些古典经济学家发展成为了系统理论。
亚当，斯密（1776）、李嘉图（1817）等也从劳动价值论的角度明确地指出了货币金银是一种商品，故其价值也与一般商品的价值相同，决定于其生产所需的劳动量，其价值的变动也基于其生产所需劳动量的变动。[5-6]
在现代，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莫瑞·罗斯巴德（1963）指出：“钱只是一种商品，不同的是人们主要用它作为交换媒介，撇开这些，钱依旧是商品，而且和所有商品一样具有某种存量，人们出于消费和持有的原因而需要钱。钱和所有商品一样，其“价格”（从其他商品的角度而言）取决于它的总供给或存量与人们购买和持有的总需求之间的互动”。[7]可以看出，莫瑞·罗斯巴德的货币商品论是建立在货币数量论基础上的。
对以上观点，一些学者认为，这些的定义确实符合金本位条件下的货币本质，揭示了货币形成演化的历史。但是，这个定义遇到了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即人们为什么接受不具有内在价值的纸币？纸币为什么能执行商品货币的所有职能？货币商品论是货币金、银本位制的产物，随着20世纪初金本位制度的崩溃，其影响力正日益减弱。目前在西方货币学说中，占统治地位的是货币名目论（货币信用论）。
（二） 货币名目论（货币信用论）
货币名目论（货币信用论）者认为货币不是商品，不是具有内在价值的一般等价物，只是计量商品价值的一种符号。货币之所以为货币，与本身价值无关，而是国家法律所赋予的名目价值。他们从货币的流通手段、支付手段等职能出发，否定货币的实质价值，认为货币只是一种符号，一种名目上的存在，体现的是一种信用。
如早期的巴本（1696）在《铸币论》中指出：货币是由国家创造的，其价值是由国家的权威所规定的。铸币上的印鉴，并非是铸币的重量和成色的证明，而只是“铸币价值的指令”。[8]
近代席美尔在《货币哲学》一书中形象地说：“货币表达商品相对价值这一意义，独立于货币的任何内在价值。就像度量空间的尺度是由铁、木材还是玻璃制成的并不重要一样，因为我们关心的只是它的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以及它与另一个量度之间的关系，所以货币为我们决定事物价值而提供的尺度与它的本质性质无关”。[9]24
而当代的弗里德曼在《自由选择》一书中更为直白地指出：“合法货币的含义是，政府将接受它偿债和纳税之用，法院将承认它们可以清偿按美元计算的债务。。。。。这些绿色纸片之所以有价值，是因为大家都认为它们有价值，是因为经验告诉大家有它们有价值”。[10]
萨缪尔森也认为：“货币是一种人为的社会成规”。“人们接受货币是因为它为人们所接受！”[11]
在当代，货币名目论（货币信用论）在西方各种货币理论中占居主流地位。货币是法制的创造物,这种观点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现代纸币得以流通的基础,但却不能解释货币是如何出现的。虽然西方经济学家已经建立起了较完整的货币金融理论,但如果没有正确的货币本质观,这种货币理论好比空中楼阁，要科学地解释当代市场经济现象将是困难的。比如关于货币汇率问题，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是当代西方的主流，其命题以劳动生产率为基点论述了经济增长与实际汇率之间的关系。[12]他们建立在劳动生产率基础上的一些假设，从实证的角度已被大多数经济学家检验为真，但这些结论与他们的货币本质观存在严重的矛盾，他们的货币本质观中是不包含“劳动”的，认为“货币是一种人为的社会成规”，[11]这就存在严重的逻辑问题。
二、马克思货币商品论的本质是“时间”商品论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货币是“固定充当一般等价物的商品”，[13]110因而，有的学者把马克思的货币理论笼统地划为货币商品论(货币金属论)，但这是不能完整地反映马克思货币理论的核心实质的。马克思货币理论与古典货币商品论本质上是有区别的，他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以“劳动时间”（指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以下同）作为货币的本质属性，扬弃了货币的“金属商品论”，建立了货币的“时间商品论”另外，马克思还认为：货币体现的不是物，货币所体现的是一种社会生产关系，是物的法定所有权。所以，马克思的货币理论是从更高的视角超越了传统货币商品论与货币名目论的局限，从而有可能解释从古至今的各种货币现象，从而更接近当代市场经济现实。马克思认为：“困难不在于了解货币是商品，而在于了解商品怎样、为什么、通过什么成为货币”。[13]110从而他科学地从多个角度定义了货币本质，下面我们从三个视角来进行分析：
（一）马克思从“发生论”的视角，提出了他的货币商品论。对“商品怎样、为什么”成为货币进行了分析，从而对货币的起源进行了揭示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运用逻辑与历史相一致的方法，即在分析“产品成为商品→商品成为交换价值→交换价值成为货币”的过程中，先通过对价值形态的发展过程和交换方式发展过程的分析，论证了货币从商品世界中分离出来的历史必然性，从而回答了商品“怎样”成为货币的问题。通过对商品内在矛盾如何发展成为外部矛盾以及在交换过程中个人劳动与一般社会劳动的矛盾分析，论证了随着商品交换的发展，从商品群中分化出一种商品，作为一切商品的一般等价物的必然性，并通过对一般价值形态如何与金银贵金属相结合而成为货币的分析，解决了商品“为什么”成为货币的问题。对货币“发生的考察”，就是从货币的起源来说明货币的本质。
（二）马克思从“存在论”的视角，提出了货币的“时间商品论”，对商品“通过什么成为货币”给予了解答，从而对货币的本质进行了揭示
我们说，所谓事物的质，就是一事物成为自身并区别于他事物的特殊的内在规定性，这是由事物内部的特殊“存在”所决定的。那么货币作为商品，其内部的特殊“存在”是什么呢？马克思认为这个特殊“存在”就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对货币“存在”的考察就是对货币“时间性”的考察。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一针见血地指出：“货币是作为一般对象的劳动时间，或者说，是一般劳动时间的化身，是作为一般商品的劳动时间。劳动时间既然调节交换价值，它实际上就不仅是交换价值内在的尺度，而且是交换价值的实体本身(因为作为交换价值，商品没有任何其他实体，没有自然属性)，并且还能直接充当交换价值的货币，即提供交换价值本身得以实现的因素”。[14]116
可见，马克思在这里直接把货币作为“一般劳动时间的化身”，把“劳动时间”作为货币的内在“实体”，也就是告诉我们，货币是一种商品，这种商品不管其外在的表现形式是什么，比如金、银、纸币等，其本质内涵是“劳动时间”。
一句话，货币是一类代表“时间”的商品，这种商品以“时间”为标的，由政府根据本国的劳动生产率（社会平均劳动时间）来决定其比价。
马克思还指出：“即使我们知道金是货币，因而可以同其他一切商品直接交换，我们并不因此就知道例如10磅金的价值是多少。货币同任何商品一样，只能相对地通过别的商品来表现自己的价值量，它本身的价值是由生产它所需要的劳动时间决定的，并且是通过每个含有同样多的劳动时间的别种商品的量表现出来的”。[13]110
这就是说，若我们离开“劳动时间”，我们将无法衡量任何商品的价值。“时间”才是商品最终的价值尺度。所以，“劳动时间”
是货币的“质的规定性”，货币是直接以可通约的“劳动时间”作为商品而与其他商品产生交换关系的。货币的本质就是以“劳动时间”作为一般等价物的商品。
这就能解释为什么本身没有价值的纸币能作为货币进行流通，因为人们通过商品的演化，把“劳动时间”这个可通约的一般性商品附着在纸币中，纸币就成了有价值的“时间性”商品。所以，纸币本质内涵是“劳动时间”。反过来说，纸币若没有“劳动时间”附着其中，那将是一文不值的纸片。席美尔在《货币哲学》中也指出：“塞巴斯蒂安*弗兰克，他第一个发现货币的革命性意义，虽然抱着悲观的态度，但还是他第一个认为时间为珍贵的商品”。[9]210
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纸币实质上应该是反映一国劳动生产率的“时间的有价证券”，是一类金融商品，它以一国劳动生产率为轴心，随着国际金融市场的动荡而波动。
（三）马克思从“关系论”的视角，对货币进行“社会关系”（所有权）的考察，提出了货币的“社会关系”（所有权）论
货币的本质是以“劳动时间”作为一般等价物的商品，这是各种不同社会形态下的货币具有的共性。然而，马克思还指出：货币“是一种社会关系”，代表了人们之间的“所有权”关系。
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深刻地指出:“毫不相干的个人之间的互相的和全面的依赖，构成他们的社会联系。这种社会联系表现在交换价值上，因为对于每个个人来说,只有通过交换价值,他自己的活动或产品才成为他的活动或产品；他必须生产一般产品———交换价值，或本身孤立化的，个体化的交换价值，即货币。另一方面，每个个人行使支配别人的活动或支配社会财富的权力，就在于他是交换价值的或货币的所有者，他在衣袋里装着自己的社会权力和自己同社会的联系”。[15] 106
货币作为一般等价物，使得不同的商品所有者可以利用它来实现商品的交换。从表面上看，商品所有者相互交换的是商品，而实际上是相互交换商品的“所有权”，是通过“所有权”的交换来实现它们之间的社会联系。货币使“每个个人行使支配别人的活动或支配社会财富的权力”。
因此，我们不仅应把货币看作是一种“劳动时间”标的物，还应看到它本身还反映着人与人之间的社会生产关系，这种关系被物与物之间的交换关系掩盖着，而本质上反映着人与人之间的“所有权”关系。
所以，马克思在论述商品和货币的神秘性时指出：“它把在生产中以财富的各种物质要素作为承担者的社会关系,变成这些物本身的属性(商品),并且更直截了当地把生产关系本身变成物(货币)”。[16]
三、货币的“象、数、理”与“阴阳”
马克思的货币观为我们揭开货币的神秘面纱提供了理论基础。然而货币是一个极其复杂而玄妙的问题，要真正展现、开显货币的本体实质，我们必须从经济哲学的层面来分析，才有可能理清思路,找到问题的合理解答。而中国《周易》中的“阴阳”与“象、数、理”哲学分析方法，为我们解析货币的本质问题提供了理论工具，以下笔者作一尝试性的探索。
“象、数、理”这三个术语是中国古代哲学独有的概念。在《周易》中，“象、数”主要指卦爻象和阴阳奇偶之数，“理”（亦称“义理”）主要指卦爻辞的文义和道理。北宋哲学家邵雍为此构建了一个先天象数易学体系，它由三部分构成:“象、数、理”。直白地指明：“象”是指先天图式的卦象，“数”是指每一卦所表示的数，“理”则是“象”和“数”中所蕴涵的天地万物之理。
“象、数、理”这三个术语从一定程度上昭示了中国古代思想家把握宇宙和人生的一种思维形式。这种思维形式在《周易》这部重要经典中得到了充分呈现，它们一方面内涵着一个形象和符号世界即“象、数”世界；另一方面彰显着一个功能和意义世界即“义理”世界。
对于这套易学体系，冯友兰先生曾经这样评价说：“如果专用卦气说讲《周易》，《周易》就不成为《周易》，而成为一种气象学了。其实，《周易》所讲的并不是某一种‘学’，不是某一种自然和社会的事物之学。它所讲的是自然和社会事物的发展变化的总规律、总公式。在任何‘学’中，这个总公式都可以适用，但这个总公式却不限于任何‘学’中，这一点邵雍是知道的。他的圆图所表示的，就是这个总公式。就这一点说，邵雍是真懂得《周易》的”。[17]所以我们说：《周易》中的“象、数、理”是中国哲学的一个基本方法论，它是揭示自然和社会事物的发展变化的总规律，总公式。
既然作为方法论，“在任何‘学’中，这个总公式都可以适用”，那么我们将其用来分析研究经济学问题也是顺理成章的。特别是对于“货币”这类玄妙的问题，笔者认为东方哲学更能揭示其真谛。
按笔者的理解，“象、数、理”的哲学方法其本质上是一种对事物的系统分析方法。
所谓“象”反映的是事物构成要素的质与要素间的联系方式。
所谓“数”反映的是事物构成要素的量及其比例关系。
所谓“理”反映的是由事物“象、数”综合作用而形成的事物的本质功能和意义。
我们说，所谓事物的“义理”（本质功能）就是指事物成为自身并区别于他事物的特殊的内在规定性。中国哲学认为这种特殊的内在规定性（义理）是由事物内在的“象、数”所决定的。正如北京大学张其成教授所指出的：“象数”是外显的，但其“义理”却是隐含的。“象数”和“义理”体用合一，不可割裂。近代有人借“象数”符号阐发天文、物理、数学，赋予“象数”符号以科学的“义理”。这种借象论理的学风是易学的传统。 [18]
另外，中国哲学还把宇宙和世界的—切变化都看成是“阴阳”之间能动的相互作用的表现，宇宙间万物都存在“阴阳”的关系，任何事情都可以一分为二。所以，“阴阳”是对立统一或矛盾关系中的两个不同性态、属性的一对哲学或逻辑范畴的概括,就是两事物或一事物即相互依赖,相互联系,又相互对立,相互排斥,相互否定,相反相承的一对并列的元概念，故有“一阴一阳之谓道”之说。
笔者认为：货币与宇宙间万物一样，它由“象、数、理”构成，但它的“象、数、理”的属性，又具有“阴阳”之分，在本文对货币的分析中，我们所说的阳：为有形、为实物、为表象；我们所说的阴：为无形、为本体、为内涵。所以，我们对事物的“象、数、理”的分析，还应建立在“阴阳”关系分析的基础上，
这样才能把握事物的整体性质。
下面我们就以此为视角进行探讨。
（一）货币从“阳”的视角来看，我们考察的主要是货币的实物“外观”
货币的实物从远古至今、形态千变万化，从龟、贝、刀、布、金、银直至今天的纸币，它们首先是作为一实物存在，体现为货币“阳”的一面。它反映的是货币的外在形态，这不是货币内在的有决定性意义的特有属性，而是外在的非本质属性，我们称之为货币的“外观”。
用“象、数、理”的分析方法，对货币实物进行分析，无论是龟、贝、刀、布、金、银还是今天的纸币，我们首先是直观地看到货币的“象、数”特征。
第一，货币的实物的“象”是从“质”的角度来考察货币“外观”的，它们体现在：（1）用于作货币的材质，如龟、贝、金、银、纸；（2）这类材质的外在形象，如形状、颜色、符号。
第二，货币的实物的“数” 是从“量”的角度来考察货币内涵的，它们体现在：（1）用于作货币的材质的大小、多少；（2）这类材质的外在尺度、比例关系。
货币实物的“象、数”决定了货币实物的“理”。如：刀币的“象、数”就决定了它是春秋战国时代的货币（理）。又如，同为纸币，美元实物的“象、数”与人民币实物的“象、数”最直观的区别是在颜色、符号和纸张比例上，这种区别决定了美元之“理”（美国的货币）和人民币之“理”（中国的货币）。我们用图1表示货币实物的“象、数”决定货币实物的“理”：
&&&&&&&&&&&&&&&&&&&&&&&&&&&&&&&&&&&&&
货币外在之“象”&&&&
&&&&&&&&&&&&&&&&&&&&&&&&&&&&&&&&&&
&&（货币的材质、形状、颜色、符号）
货币外在之“理”（各类货币实物）
&&&&&&&&&&&&&&&&&&&&&&&&&&&&&&&&&&&&&
货币外在之“数”
&&&&&&&&&&&&&&&&&&&&&&&&&&&&&&&&&&&
&（材质的大小、多少、尺度、比例）
图1、货币实物之“象、数、理”
对于货币实物“理”的考察，反映的只是货币外在的非本质的属性。而西方学者往往被货币外在的非本质的属性所迷惑。当代美国哲学家塞尔对货币的发问，反映了其对货币的本质属性和非本质属性的思考：
“我从钱包里拿出一张纸币，反过来看,正过来看,发现它不过是一张由某种纤维素丝所制成的纸,面上印着某种颜色和符号。是什么使这片纸成为货币呢？”，但他的结论是错误的：只有当、且仅当人们都把这片纸认作是货币时,它才是货币。[1]这是典型的货币名目论，他否定了货币内涵的价值。把货币实物非本质的“理”当成是货币的本质属性。
（二）货币从“阴”的视角来看，我们考察的主要是其本体“内涵”
货币从龟、贝、刀、布、金、银直至今天的纸币、电子货币，它们的外在形态千变万化，但其内在的有决定性意义的本质属性是不变的。这个本质属性就是马克思揭示的货币所内涵的“时间性”和“所有权”性质。对于货币的“时间性”和“所有权”来说，我们看不见，摸不着，隐于无形，所以我们从中国哲学的“阴”的视角来分析是恰如其分的。老子说：“大音希声，大象无形，道隐无名”，[19] 货币的神秘本质，也正隐藏于无形之中。
用“象、数、理”的分析方法，对无形的货币本体“内涵”进行分析，我们可从货币内涵的“象”——质的规定性、“数”——量的规定性来确定货币内涵的“理”（货内在价值）。
货币内涵之“理”（内在价值）代表着一国货币的“一般购买力”。而这个“一般购买力”是由货币内涵之“象”（“劳动时间的质”与所有权）和货币内涵之“数”（“劳动时间”的内源性节奏与“劳动时间”的外源性节奏）所决定的（见图2）。下面我们就从质与量两个方面来分析货币的内在价值。
&&&&&&&&&&&&&&&&&&&&&&&&&&&&&
&&&货币内涵之“象”——质的规定性
&&&&&&&&&&&&&&&&&&&&&&
&&&&&&&&&（“劳动时间”的质与所有权）
货币内涵之“理”——内在价值
（一般购买力）
&&&&&&&&&&&&&&&&&&&&&&&&&&&&&
&&&货币内涵之“数”——量的规定性
（货币本体“劳动时间”节奏与货币“流通节律”）
图2、货币本体之“象、数、理”
第一，货币本体的“象”是从“质”的角度来考察货币内涵的，
它们表现为：（1）货币本体内涵的“劳动时间”的质；（2）货币本体的“法定所有权”。
（1）货币本体内涵的“劳动时间”的质。
马克思说“货币是作为一般对象的劳动时间”。[13] 这里所说的“劳动时间”显然是指马克思的“社会平均劳动时间”。在当代，我认为“社会平均劳动时间”应该用“社会全要素劳动生产率”的概念来反映。对于“社会全要素劳动生产率”我试定义如下，即：用社会总产出与全要素生产率和“资本三要素”
①的关系来反映。[20]
据修正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社会总产出为：
Y=A(L)α(K) β（I）γ&&&& （α+β+γ=1）&&&&&&
其中，Y表示社会总产出，A表示自然条件或人的心理因素生产率（索洛余值—智力资本）， L表示劳动(人力资本)、K表示资本（物质资本）、I表示智力资本（管理、专利、商标、组织网络等）；
“社会全要素劳动生产率”是指：T时期总产出的增长率可以看作自然条件或人的心理因素生产率与人力资本（劳动）增长率、物质资本（资本）增长率、科技管理进步（智力资本）增长率的综合贡献记作:
GY = GA+αGL +βGK+γGI&&&&&&&&&&&
&&&&&&&（2）
式中,α、β、γ分别是人力资本（劳动）、物质资本（资本）和智力资本（科技与管理）的产出弹性。其中，I（智力资本）是影响“社会全要素劳动生产率”的最重要因素。
在当代，只有反映了“社会全要素劳动生产率”的“社会平均劳动时间”才是形成货币内在价值的要素。现在的货币发行，主要通过中央银行的再贴现和公开市场的买入来进行，再贴现需要以商业票据和国债为抵押，公开市场买入是以国债为标的，而商业票据和国债归根到底实质上是由社会所创造的“社会平均劳动时间”而构成的社会财富，它反映的是“社会全要素劳动生产率”。
马克思还指出：“劳动时间本身只是作为主体存在着,只是以活动的形式存在着。从劳动时间本身可以交换(本身是商品)来说，它不仅在量上被规定了，而且在质上也被规定了，并且，不仅在量上不相同，而且在质上也不相同”。[14]118
这充分说明，不同的货币本体，其内涵的“劳动时间”的质是不同的。这最终是与一国的“社会全要素劳动生产率”有关，如美国的“社会全要素劳动生产率”高，巴西的“社会全要素劳动生产率”低，所以，他们的“劳动时间”的质是不同的,这最终会反映在工时、人均工资或人均国民收入等方面，最后传导到货币一般购买力和利率、汇率上。这就是当代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所内涵的要义，巴拉萨--萨缪尔森现在所说的，马克思早在一百年前已经说了。
（2）货币本体的“法定所有权”
这就是上面马克思所说的：货币使“每个个人行使支配别人的活动或支配社会财富的权力”。 [15] 马歇尔(1890)也认为货币一词的含意是：“它们首先是指这样的交换媒介，这些交换媒介可以在彼此互不认识的人们中间自由地流通，并因此而转移在其表面标明的一定数额的一般购买力的支配权”。
我认为货币的“所有权”性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可从二层含意来理解：
一是货币的法定所有权，这就是康芒斯所说的货币内涵的“令人惊异的法律权力”。康芒斯举例说：“一个信誉良好的商人，如果从小偷那里接受了支付货款的偷来的钱，这钱就成了他的财产”。因为小偷窃取的是“令人惊异的法律权力”，即“对原来他并不拥有的东西的有效的所有权”，而这钱原来“合法的所有者只能起诉其他的人要求赔偿损失”，而不能从信誉良好的商人那里重新获得。[22] 402
另一是国家所有制性质对货币的所有权的影响。如以私有制为主的国家与以公有制为主的国家相比较，由于社会制度的不同，其货币的内涵性质也会不同。货币会通过所有制性质的这种差异，将其特有的功能传导到社会财富的分配、个人的选择范围、劳动生产率的形成等方方面面，反过来又影响货币本身的内在价值。
第二，货币本体的“数” 是从“量”的角度来考察货币内涵的。它们表现为：（1）货币本体内涵的“劳动时间”的节奏；（2）货币本体外显的“流通节律”
如果我们认定：货币本体的“质”是“劳动时间”的话，那么货币本体的“量”的表现是什么呢？我认为应该是货币本体内涵的“劳动时间”的节奏与货币的“流通节律”中（见图2）。
（1）货币本体内涵的“劳动时间”的节奏。
席美尔在《货币哲学》中敏锐地指出了货币的节奏问题：“货币作为一种体制……它也显示出某种有节奏的现象”，他还指出：“货币具有了一种持续的可获得性，通过这种可获得性，货币可以调整自身以满足所有客体和个体的需求，从一种有节奏的以及更深意义上仍然是偶然的框架下解脱出来”。
[9] 192康芒斯用“时间流”和“时间间隔”来阐述市场交易中的利润与利息问题，其实质也是暗含了货币的节奏和节律问题。[22]686而马歇尔曾经在1920年就指出，经济学更接近生物学而不是数学。生命系统有两个主要特征：生命节奏和生命过程。[23]其实质就是要我们关注时间节奏和时间过程。
&“节奏”是用反复、对应等形式在时间定义域中把各种变化因素加以组织，构成前后连贯的有序整体，可解释为一种有规律的、连续进行的完整运动形式。对于货币本体的“劳动时间”的节奏，我将其定义为：一国货币伴随着“社会全要素劳动生产率”在一定时间序列中的波动，其所内涵的价值量的波动。货币所内涵的“劳动时间”的节奏其反映的是一国实体经济发展的因果，它由一国的社会总产出所决定。
ΔY/Y =ΔA/A +ΔK/K+ΔL/L+ΔI/I&&&&&&
从（3）与（2）式来看，似乎应验了席美尔所说的：“货币的量就是货币的质”。
（2）货币本体外显的“流通节律”
货币“流通节律”我将其定义为：在一定时间序列中，随着货币供应量的变化，货币流通速度快慢节奏的变化。
借用货币数量论的经典公式“费雪方程”：MV=PT来演绎“流通节律”。
在式中, M为货币总量, V为货币流通速度, P为价格, T为一种相当特殊的数量指数,即包括服务流量(如工时、居住年数、千瓦时等),也包括生产这些流量的实物资本项目(厂房、设备等),又包括既代表着实物资本项目又代表着“信誉”这样的无形“资本”项目的种种债券等。
由“费雪方程”MV=PY，可推导出货币“流通节律”计算公式为：
V=(PY)/M＝GDP/M。
GDP与不同层次的货币供应量的比值(GDP/M1、GDP/M2)代表了相应层次货币供应量的流通速度，其中GDP/M2反映了长期内货币流通速度，也是货币“流通节律”研究中的重点。
第三、货币“时间节奏”与“流通节律”的内源性因素和外源性因素
我认为影响货币“时间节奏”与“流通节律”变化的因素，可分为内源性因素和外源性因素，下面分别加以阐述：
（1）货币本体的内源性“时间节奏”。
货币本体的内源性“时间节奏”就是一国货币的内在价值伴随着其“流通节律”，在时间序列上的上下波动。它由一国的“社会全要素劳动生产率”与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所决定。
从货币需求的角度看，若一国的“社会全要素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GDP不断增长，货币需求量加大。在稳定的货币政策下，其单位货币的“流通节律”将加快，其所内涵的内在价值（劳动时间含量）就会不断提高，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货币内源性“时间节奏”的加快，它会促进单位货币的购买力水平的上升，消费和投资的扩张，进而促使货币利率的提高，最终反映在实际汇率的上升上。如近年来我国人民币的升值就是社会全要素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反映。
从货币供给的角度看，假若中央银行的货币扩张政策大大背离本国的劳动生产率增长水平，在“社会全要素劳动生产率”增长水平和GDP增长相对稳定的情况下，发行了过多的货币，其单位货币的“流通节律”将放缓，其单位货币所反映的内在价值（劳动时间含量）就会下降，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货币内源性“时间节奏”的放慢，它会促使单位货币的购买力水平的下降，通货膨胀，人们更愿意把钱存入银行获取高利率，进而造成货币利率的下降，最终反映在实际汇率的下降上。
所以，我们说货币本体的内源性“时间节奏”表现为：一国货币的内在价值（社会平均劳动时间）在时间序列上的波动，但这种波动主要是由这个国家的内源性因素——本国的社会全要素劳动生产率和政府货币政策引起的，这种波动会直接影响到本国的货币利率，从这个意义上说，货币的量也就是货币的质。
席美尔在《货币哲学》中隐约地感觉到了货币本体的内源性“时间节奏”，他指出：“因为货币自身是没有形状的，它自身没有显示出任何生活内容有规律地上升或下降的迹象；它每一时刻都是同样的新鲜有活力；通过它深远的影响，通过它把事物简化为同一种标准价值（社会平均劳动时间——笔者注）——也就是它平衡了许多上下波动……，货币是这样一种决定性的、不置可否的手段，它能把生活条件下的超个体的节奏（社会平均劳动时间——笔者注）转化成一种协调和稳定，这种协调和稳定允许我们个体的能量和兴趣得到更自由、更个性化、更客观的证明。然而也正是货币的这种非实质的本质，它才能支持生活的系统化和节奏”。 席美尔的阐述很抽象，但确实是睿智的洞见。[9]196
（2）货币本体的外源性“时间节奏”。
货币本体的“量”还体现为一种外源性“时间节奏”的现象。由于不同地域或国家的政治状态或经济波动，通过货币市场、资本市场、外汇市场等外部因素，影响了本国货币原有的“时间节奏”或“流通节律”，从而引起本国货币的内在价值的变化。如：在开放经济下，本国的货币内在价值不仅取决于国内的“社会平均劳动时间”或“社会全要素劳动生产率”状况，还要受到国际资本追逐利差的套利行为的影响。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后，为应对次贷危策的负面影响，采取了减息等货币政策措施。美联储降低联邦基金利率的幅度非常大，中美利差已经形成了倒挂。中美扩大的利差将增大国际热钱流入的动力，人民币还将面临升值压力。另一方面，美国在不断向全球输出流动性的同时，会直接影响人民币对非美元货币的贬值。人民币对美元升值，对大部分非美元货币贬值的结构性差异，对人民币币值的稳定带来很大影响。
&&& 席美尔指出：“货币交易在有节奏和无节奏之间的波动是典型的”。[9]192货币本体的外源性“时间节奏”最典型的变化是在遇到战争，特别是遇到政府被推翻、旧的经济体制、旧的货币制度遭废除时，货币的内在价值的损耗。
如：“一战”后期德国的纸马克、国民党统治晚期的法币、金圆券以及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的卢布等（货币名目论者常以此来说明货币无内在价值）。
这种现象本质上是一种旧经济时空的崩坍，预示某地域或某国家一个新经济时空的诞生。所以属于旧经济时空的货币本体的“时间节奏”，也必然伴随旧经济时空的崩坍，而发生紊乱，失去原有的“时间节奏”或“流通节律”。在新经济时空的诞生后，货币本体的“时间节奏” 或“流通节律”又会趋于稳定，从而形成新的“时间节奏”或“流通节律”。
货币的“时间节奏”内涵，促进了现代时间观念的形成。席美尔指出：“十五世纪，资本主义在德国迅速发展，人们首次形成了现代时间观念，即时间作为一种有用又稀有的东西而有价值，而那时随着廉价货币的大量涌入，世界贸易和金融中心共同在发展。正是在这个时期，教堂的时钟开始每隔一刻钟就敲一次”。[9]210 所以，“时间就是金钱”，是最直观地表达了货币的本质。
另外，货币本质上还是一种通过“时间节奏”或“流通节律”，把空间要素转换为时间要素的载体。在商品交换中，通过以货币为单位的簿记和支付手段，特别是电子货币的出现，使人们克服了空间感和距离感，大大方便了市场交易，丰富了生活的多样性，提高了生活的节奏。所以席美尔说：“就像由货币所代表的价值形式所决定的那样，把各种不同的元素集中在可能的最小空间——简而言之，货币的这些倾向和能力起着一种心理作用，能够丰富生活的多样性，也就是提高生活的节奏”。 所以，经济学研究到元概念时，研究的问题与物理学相似：空间(市场)、时间(货币)、物质（商品）和运动(交易)。
四、结& 语
货币现象与时间是如此密切相关，无论是从质的角度看， 还是从量的角度看， 货币本质上是一个时间性问题（其实价值问题也是一个时间问题，劳动价值论是以时间为理论基础，边际效用论也是以时间为理论基础的，因为边际效用的递减，是以时间为标准的）。我们通过用中国哲学的 “象、数、理”与“阴阳”的分析方法，剖析了货币外在的质与量与内涵的质与量，试从一个新的理论视角对货币问题作一个探索性的解答。当然，这只是一家之言，肯定纰漏不少。这其中还有许多值得深究的问题，如货币的创造与时间的关系、时间的异质性问题、货币与资本的时态问题等，都是有待深入探讨的。
普里高津在《从混沌到有序》中指出：“我们认识到我们是生活在一个多元论的世界之中……即在所有层次上,从基本粒子到宇宙学,随机性和不可逆性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科学正在重新发现时间。”[24]
我想说，经济学也正在重新发现时间。时间，这个经济学的元概念，越来越引起经济学家的关注。2000年以来的大多数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所分析的问题，都是围绕时间这个主轴而展开的。马歇尔在他的《经济学原理》的前言中就曾指出：“时间的因素——这差不多是每一经济问题的主要困难之中心”。[25] 可见，对于经济学中货币与时间问题的解答，我们任重而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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