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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一流”：中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2.0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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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大、河大入选“双一流”名单　俩高校要这样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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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今年前8月，郑州市商品房市场销售数量、销售价格、二手房交易量同比出现“三降”，并且房地产投资增速出现放缓迹象，商品房供应紧张初步改善。
教育部、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21日公布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简称“双一流”)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名单，“双一流”建设进入实施操作阶段。根据三部委《关于公布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名单的通知》，一流大学建设高校共计42所，一流学科建设高校95所。
其中，我省郑州大学进入世界一流大学建设行列，河南大学进入世界一流学科建设行列。另外，在“双一流”建设学科名单中，郑州大学入选3个学科，分别为：临床医学(自定)、材料科学与工程(自定)、化学(自定);河南大学生物学入选。
郑大、河大入选“双一流”建设高校名单
一流大学建设高校中，A类高校36所，包括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清华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京理工大学、中国农业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南开大学、天津大学、大连理工大学、吉林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复旦大学、同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南京大学、东南大学、浙江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厦门大学、山东大学、中国海洋大学、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中南大学、中山大学、华南理工大学、四川大学、重庆大学、电子科技大学、西安交通大学、西北工业大学、兰州大学、国防科技大学;B类高校6所，包括东北大学、郑州大学、湖南大学、云南大学、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新疆大学。
一流学科建设高校中，包括北京交通大学、北京工业大学、首都师范大学、中国传媒大学、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上海财经大学、河南大学、中国地质大学等95所高校。
三部委有关负责人解读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
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是党中央、国务院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2015年10月，国务院印发《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提出总体目标为：到2020年，若干所大学和一批学科进入世界一流行列，若干学科进入世界一流学科前列;到2030年，更多的大学和学科进入世界一流行列，若干所大学进入世界一流大学前列，一批学科进入世界一流学科前列，高等教育整体实力显著提升;到本世纪中叶，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的数量和实力进入世界前列，基本建成高等教育强国。
三部委有关负责人介绍，“双一流”建设实施推进总的原则是稳中求进、继承创新、改革发展，即从建设基础出发，平稳开局，平稳过渡，平稳推进，不搞全体发动、推倒重来;充分考虑“211工程”“985工程”等高等教育重点建设基础，继承好已有建设成效，同时创新建设管理模式，充分调动各方面的资源和力量，促进高等教育区域协调发展;以改革为动力，既坚持竞争开放、动态调整，打破身份固化，强化绩效激励，又强调改革引领、深化综合改革，切实推动高校内涵式发展、提高质量。
三部委有关负责人介绍，“双一流”建设高校通过竞争优选、专家评选、政府比选、动态筛选产生，认定遴选程序主要分为四个步骤：
第一步，组建“双一流”建设专家委员会，具体承担遴选认定和审核建设方案的有关工作。
第二步，依托专家委员会，以学科为基础，确定遴选认定标准，产生拟建设高校名单及拟建设学科。具体分为三个环节：综合考虑有关第三方评价的权威性、影响力及高校认可度，论证确定采用的第三方评价结果;以中国特色学科评价为主，论证形成一流学科建设高校认定标准;根据认定标准，遴选产生137所一流学科建设高校建议名单，随之对应产生了拟建设学科。
在一流学科建设高校建议名单基础上，综合评价论证提出42所一流大学建设高校建议。此后，根据专家委员会的建议，三部委审议确定“双一流”拟建设高校及拟建设学科名单。
第三步，确定拟建设高校的建设方案。
第四步，三部委根据专家委员会意见，研究确定一流大学、一流学科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报国务院批准。
一流大学建设高校的遴选，既要体现冲击一流的水平，也要与我国国情国力相适应;既要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布局，也要与以往重点建设项目平稳衔接。考虑到一流大学建设高校的整体建设任务更重，示范效应更加明显，更需要提升主动性和积极性，为打破身份固化、激发建设活力，将一流大学区分为A、B两类。这样做主要是希望督促所有的一流大学建设高校加快改革、加快发展，并推动归入B类的高校正视差距、奋起直追。
在具体工作中，将做到三个同等，即同等重视、同等建设、同等评价。
意味着什么
“‘双一流’不搞终身制。”三部委有关负责人介绍，“双一流”建设以学科为基础，对建设过程实施动态监测，实行动态管理。建设过程中，将根据建设高校的建设方案和自评报告，参考有影响力的第三方评价，对建设成效进行评价。根据评价结果等情况，对实施有力、进展良好、成效明显的，加大支持力度;对实施不力、进展缓慢、缺乏实效的，提出警示并减小支持力度。对于建设过程中出现重大问题、不再具备建设条件且经警示整改仍无改善的高校及学科，及时调整出建设范围。建设期末，将根据建设高校的建设方案及整体自评报告，参考有影响力的第三方评价，对建设成效进行期末评价。根据期末评价结果等情况，重新确定下一轮建设范围，有进有出，打破身份固化，不搞终身制。
三部委有关负责人强调，此次遴选认定所产生的是“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重点在“建设”，是迈向世界一流的起点，而不是认定这些学校和学科就是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能否成为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还要看最终的建设成效。
“双一流”大学建设方案出台始末
“双一流”建设是中国高等教育领域继211工程、985工程之后的又一国家战略。据教育部部长陈宝生介绍，“双一流”建设不是211工程、985工程的翻版，也不是升级版，更不是山寨版，它是一个全新的计划。
2015年10月，国务院公布的《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提出加快建成一批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国家“双一流”建设由此拉开大幕。
随后，2016年2月，教育部印发的《教育部2016年工作要点》明确要求加快“双一流”建设。
2017年1月，教育部、财政部、国家发改委联合印发的《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实施办法(暂行)》明确指出，“双一流”建设“每五年一个建设周期，2016年开始新一轮建设。建设高校实行总量控制、开放竞争、动态调整”。
2017年全国两会期间，教育部部长陈宝生在回答“双一流”相关问题时表示：“到此为止，双一流建设顶层设计、配套制度、工作方案、遴选标准、遴选机构、工作程序都具备了……我们最近正在组建专家委员会，在专家委员会基础上，确定标准进行遴选，争取上半年完成这个程序，公布第一批建设学校和学科的名单。”（记者 王迎节）
原标题：“双一流”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名单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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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蛮生长时代：从“211”、“985”到“双一流”
推荐序——大学改革这条路，我们还要走多久？
“211”、“985”就要成为历史了，全国高校已然在热火朝天地计划建设“双一流”（一流大学、一流学科）&大学了。十六年前的大学扩招早已被认定为失败，而今我们又要再向前一步，创建世界双一流大学。
中国的教育，从未远离过政治，故而每每谈及建设世界级的中国高校，不乏学者称大学为“衙门”，并将官僚化视为大学改革的最大阻力。废除大学行政级别，不止一次在大学改革中被提及，却无人当真，无人关心。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教育本不是一个一蹴而就的工程。然而“211”、“985”，每次计划都轰轰烈烈，要毕其功于一役。但争争吵吵几十年，政府、高校、校长、官员、学者……，剪不断，理还乱，谁又能讲得清其中关节？
中国大学的泛滥始于扩招，高等教育质量的降低，让人们惊呼到底是谁毁了中国大学。大学成了名利场，一面是中国的大学们纷纷以追溯校史、改名换姓的方式扩大名气，另一面却是社会舆论对大学教育质疑不断。如此大学，不知尴尬了谁？
作者：邓晓芒
最近北京大学关于大学体制改革的讨论暴露出了我国大学教育中的一些深层次的问题。我虽然没有加入这场讨论，但也冒出来一些思考，也许是目前人们一时还未来得及想到，或想到了却未说出来的。
首先，我之所以没有加入这场讨论，是一开始就对目前所谓大学体制改革的任何方案都抱一种怀疑的态度。据我自己在高等院校中从教二十余年的亲身体验，中国的大学体制最好的时期就是刚刚恢复高考的最初那几年。
那时高校招生在很大程度上做到了不拘一格，本科生的年龄限制很宽松，从十四五岁的少年到三十多岁的父亲母亲都可以入学;考试内容比较简单平实，没有像今天这样专门出一些刁难学生的选择题;评卷人都是有多年教学经验的教师，且资深教师在学生特别是研究生的录取上有一定的发言权，对个别有天份但在政治或外语上差分的考生可以通过破格的方式予以录取;重视实践经验和动手能力，吸纳同等学历和自学成才，各种插班生和作家班使课堂上充满了生动活泼的学术气氛;课堂纪律不算很严格，讲课效果不好的老师，课堂上往往除了老师自己和三五个班干部外空无一人。
那个时候很少有什么报表要老师来填写，一个教师只要你埋头教书做学问，加上每个星期开一次例行的会(政治学习)，此外就谁也不会来管你。教师(特别是资深教师)的意见，校领导还经常能够听到，也比较重视。
但自从九十年代以来，这一切都慢慢变了。一波又一波的“改革”潮使得每一年都有不同于往年的新鲜花样出笼，什么“下海”(留职停薪)、“创收”，什么“学分制”(其实并没有真正实行)，什么“三学期制”(后又撤消)，什么教分考评，什么打破“终身制”(但总是有特殊的保留)，还有争什么硕士点、博士点、一级学科点、博士后流动站、重点学科，评什么科研项目、科研成果奖，在职称晋升、导师聘任、学位授予上也规定了一系列“硬指标”，什么“核心期刊”、“权威期刊”、“权威出版社”，什么“校级奖”、“省部级奖”、“国家级奖”，什么“校级项目”、“省部级项目”、“国家级　项目”，还有什么“评聘分开”、“待岗分流”，又如最近两年的什么“合校”，等等。
学校建制最开始只有校系两层，中间的科、处两级(卫生科、财务科、学生科、教务处、研究生处等等)虽然是官僚机构，但毕竟直接具有服务功能，现在却已发展成庞大臃肿的一堆烂肉。
拿我所在的学校来说，在“合校”(四校合一)之后，就有系、院、部、校四级，有的“院”其实就是原来的一个“系”，而“部”级的设立更是荒唐透顶。当时绝大部分教师都反对设“部”一级，校方的解释却是：这一级不是一个独立的行政级别，而是为了工作方便而设的一个联络机构。但实际上，多一级建制就多一批不干实事而专门制造麻烦的干部，教师的意见要能上达学校领导就多一层障碍。当时我就说，这不是什么“世界一流的大学”，而是“世界一流的衙门”!
但根本没有人听。所以时至今日，教师每周所接到的各级发下来要填的报表成倍增加，而教师所能反映上去的意见却微乎其微，即使反映上去了也石沉大海。最近十来年，对教师的思想控制的确不像以前那么严了，许多思想禁区已被打破;但对教师的行政控制却如无形的绳索越来越紧，每学期甚至每堂课都要“达标”，要像小学和中学那样制定每堂课的教学进度，还有巡视员和监督员随时来查看。
教师对于招博士生这样的事都没有起码的决定权，连博士生考试命题都必须按照教务处和研究生院规定的格式，不能出本专业方向的卷子，只能出二级学科的卷子(如考德国古典哲学的博士就不能考专门的“德国古典哲学”，而只能考其他几个方向的博士生共同考的“西方哲学史”)。
校方将这些做法美其名曰“规范化”，试图将全校“规范”成一部精密运作的庞大机器，教师则变成这部机器上的螺丝钉，抹掉任何个人的或学术方向上的突出特点。这种状况对于一个力求向上爬的官僚来说也许是赫赫“政绩”，但对于具有活的思想和创新意向的教师来说则无异于一口棺材。目前我国大学职工中教师所占的比例大约是三分之一，而他们对大学建设的发言权则更是几乎等于零(除非你顺着领导的口径说)。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可能自上而下地产生出符合教学规律的真正的大学改革呢?
因此我以为，如果真正要想对大学体制进行改革，必须从根本上改换思路。当前大学体制改革的关键不是在如何“管理”教师和学生上想出一些整人的点子，而是限制和削弱大学行政领导对教学和学术研究的人为干扰，真正突出教师作为大学教育主体的作用。
八十年代初大学的新气象正是由于当时的行政部门还没有今天这么“完善”、分工还没有今天这么细致，许多“漏洞”还给教师发挥自己的主动性留下了一些余地。也许，当时的大学领导还有一点尊重大学教育自身规律的认识，知道大学的发展不能拔苗助长，而必须创造适宜的环境让其自行生长。今天的大学改革则正在朝着当年京剧改革的
“样板戏”方向发展，即领导出点子、出观念，政工干部来操作，教师(演员)听摆布。
这一套程序在操作层面上其实是很适合于理工科的一套思维方式的，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今天大学的领导层多由理工科出身的人来担任，而大学的“重理轻文”已成为默认的基本法则了，因为理工科出身的人自己的思想较少，能够不走样地贯彻上级的意图。
如我们学校几届领导在办学方针上最为强调的都是一个“学科建设”，我始终百思不得其解：到底什么是“学科建设”?后来通过长期观察才悟到，所谓学科建设就是多搞几个硕士点和博士点，以及博士后流动站，再就是搞出一批“跨学科”和“边缘学科”的专业来，也就是在不增加人员的情况下多增加学科数，这样填表报上去显得好看，有成绩，学校的“地位”也就会得到提高，校领导本人也就有望升迁了。
所以，与“学科建设”比起来，“人才建设”或“教师队伍建设”历来都排在次要地位，“学科建设”是既不用提高教师地位(以免教师“翘尾巴”)又可以提高学校地位的一种最简便最省事的方法。谁能挖空心思拉出一个山头来，通过行政手段调配一帮人马，谁就得到重视，而在本学科学有专攻的教师则长期默默无闻。所以多年来我们有了一大批空壳子“学科”(说“空”不是指无人，而是指无学)，优秀教师的大量外流却成为阻挡不住的大趋势。
硕士点、博士点越多，硕士、博士的水份就越多，现在研究生导师的水平大大下降，而每个导师所带的研究生人数却反而成倍增加，论文指导和答辩完全成了走过场。至于学术腐败、抄袭剽窃、权学交易、行贿跑点等等人所共知、人所共愤的恶劣现象，则只不过是教师和学问本身在学校里没有发言权而导致的副产品。不尊重学问的地方必然就会崇拜权力、崇拜金钱、钻营关系、玩弄手腕。
由此来看北大的这场“改革”(有人已直呼为“伪改革”)，就可见症结在于它仍然是立足于官本位立场而对知识分子的变相整肃。就拿最激起民愤的“末位淘汰制”来说吧，其实如果真是由有学问、有名望的教授组成的学术评议机构来全权聘任教师，这本来根本就不是个问题，在国外、甚至在我国五四时期和西南联大时期，凡是没有接到聘书的都是“末位淘汰”出局的，没有听说引起过什么风波。
然而在现行体制下，按照什么标准来“淘汰”教师就是一个极其复杂而险恶的问题，它将使大部分教师都处在一种惶惶不可终日的动荡之中。因为在官本位的前提下，保住自己的位置决不只是凭借学术水平就可以高枕无忧的，何况今天的“学术”本身就已掺杂了非学术的和意识形态的因素(这从许多“权威”学术刊物和“国家级”大奖都向政治需要倾斜可以看出)。
所以可以预计，其必然的后果就是大批骨干教师不得不比以前更卖力地进行急功近利的关系学钻营和政治投机，更彻底地丧失自己的独立人格而依附于权势，并在教师之间造成更尖锐的人际矛盾。
我这样说，并不意味着现行体制就不需要改革，而只是要说明，在总体的现行体制不变的情况下，作任何部分的改革都是一种伪改革。为什么改革开放二十多年了，国外的东西也引进了不少，高校改革的规模也够惊人的(如“合并”出了一批巨无霸式的大学校)，人们还是觉得现在高校改革比任何其他领域的改革都要落后呢?
主要就是该改革的不改，不该改的瞎折腾。国家耗费大量财力、人力和精力，只摸石头不过河，所有的尝试都被付了“学费”，到头来还得老老实实地从原点开始。
但时至今日，到底什么是我国高校教育中的“原点”，恐怕没有几个人清楚。其实这个原点就是对“文革”中发展到极端的“教育为政治服务”这一极左原则的“拨乱反正”。与西方的politics(城邦事务)不同，中国的“政治”历来就是帝王和臣僚的“为政”“治民”之术，这种统治术一开始就和思想教育有不可分割的关系。
就是说，中国传统的政治虽然以军事斗争作为其最高体现，但在日常却是以通过教育来收拾民心这种方式维持的，所谓“马上得天下”而不能“马上治天下”，所谓依靠“两杆子”(“枪杆子”和“笔杆子”)，都是这个意思。
另一方面，中国传统的教育从根本上来说就是政治教育(“政教”)，即教人服从有权势者及如何为当权者效力。在先秦的“百家争鸣”中，凡“显学”如儒、道、墨、法都具有强烈政治色彩，其余兵、农、名、阴阳等等则自觉不自觉地依附于政治并融入了政治之中而成为其适用的工具。
汉代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不仅使最重教育的儒家学说占据了官方学术的统治地位和“独尊”地位，而且正式把一种政治思想兼道德教育的学说单一化，变成了一种“术”，即统治术(人君南面之术)。唐代开科举，宋代把理学经典固定为“八股”模式，越来越使文化教育与政治统治、学问研究与与官僚培训结成了一体。由此可见，所谓“政治挂帅”、“四个第一”和“××为政治服务”等等说法，并不是极左思潮的首创，而是中国两千年来的传统习惯思维方式。
“五四”以来中国的激进思想家们打倒这个，打倒那个，但就是这种思维方式(除了蔡元培先生的几声呐喊外)丝毫也未受到触动，反而变本加厉，尤其成为教育领域中理所当然的体制模式。如果说，这种模式在民族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革命战争年代曾起过切实的政治推进作用并参与造就了民族振兴的起点的话，那么时值今日，在中国日益走向世界并对民族文化和精神创造提出了更高要求的时代，将一切社会生活和精神生产都紧紧捆在政治这个固定的基点上，就是阻碍社会发展和束缚精神生活的不智之举了。
而一旦政治本身也由于深陷于腐败的泥沼而失去了自己的根基和原则，那就免不了使依附于它的各种要素更加分崩离析、乱作一团，而教育部门过去由于紧靠政治而沾上的庄严神圣的光彩也就黯然失色、斯文扫地了。
改革开放以来，教育为政治服务的极左思想受到了一定的批判，而代之以“教育为人民服务”，政治教育与文化教育有了一定的分工，甚至政治本身也成为了一门“学问”(政治学)。然而在体制上，我国数十年(其实应该说是数千年)一贯的政教体制不仅没有丝毫松动，而且还进一步有所加强。
教育领域里改革的滞后不过是整个国家政治领域改革滞后的表现，反过来，教育体制改革的真正实行将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杆标尺。正如政治体制改革的要害是限制政府对社会一切事务的绝对权力一样，教育体制改革的要害也是限制行政部门对教育事业的无所不至的干预。
在这方面，欧洲大学教育的起源也许对我们有某种借鉴和启发作用。如果不算古希腊柏拉图的学园的话，西方近代的大学最初起源于中世纪的“经院”，这种经院虽然不能说完全不受政治的干扰，但至少与世俗政权保持着一定的距离，是直接用自己的神学和哲学理论研究为教会服务的。
到了十三世纪，早期市民社会兴起，开始有了不仅面向神职人员、而且面向世俗社会的大学，其中除了教授通常的神学和哲学(形而上学、逻辑、辩证法)之外，还教授法律、修辞、诗学、语言学等世俗学问(“人文”科学)，并从中培养出了大批“人文主义”的学者。这种大学一开始就具有某种与生俱来的“自治”性，它们不是服务于某个政权的，而是服务于整个社会的，但本质上则是自由探讨学问的场所，不是服务于任何人的(而这一点又是由于它们的神学背景所决定的)。
当然，当时的人文学者不一定都出自于这种大学，有许多人文学者都以自己是“自学者”而自豪;但在那个时代的总体人文气氛中，大学无疑起到了重要的推波助澜的作用，并使散漫的人文学术得到了一定的规范化(不是行政上的“规范化”，而是真正学术上的规范)。
最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这种大学从充当“神学的婢女”的经院学术中蜕化为中世纪神学的反叛者，成为人文思潮的中坚和实验室，而这一过程并不是什么政治行动，而是纯粹的学术探讨的结果。反观我们的教育体制改革，即使是学术评价标准的转换这样纯粹学术上的问题，也根本不是一个学术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问题(背后当然也隐含有利益分配问题)，就可见文化差异所造成的教育理念上的隔阂。
&通过这种对比我们可以发现，其实我国的教育体制改革从本质上来说并不是一个孤立的教育问题，更不是一个单纯的机构设置、规章制定的技术性操作问题，而是一个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
因此，教育体制改革的前途依赖于政治体制改革的进展，在现行政治体制尚未有真正突破性的改革举措的情况下，教育体制改革本身是没有任何希望的。但另一方面，由于高等教育在政治体制中毕竟是一个最为敏感和得风气之先的领域，所以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也许恰好要以高等教育体制的改革作为突破口。在连现代大学都还俨然是封建衙门的情况下，谈何政治体制改革？
*摘自2017年3月16日百度学术
*本文作者为华中科技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作者：邓晓芒
最近有则新闻，说是位于四川泸州市的泸州医学院近日正式更名为四川医科大学。然而四川大学以一纸公函向教育部表示反对，称“四川医科大学”的校名容易与该校华西医学中心曾用名“四川医学院”相混淆。
如果梳理一下，原来在过去的6年里，我国共有472所高校改了名字，占高校总数的23%。地方院校纷纷将名称从地市更名为省或大区域，并将“学院”升格为“大学”。有人认为，高校热衷改名，背后是为了追求拨款、待遇和行政级别的改变，也有招生需要。
这真是一种急功近利的心态，似乎改了名学校就立马高大上起来。高等教育常常被诟病，“钱学森之问”年年被问。最近看了马国川先生采访教育家朱永新的文章（刊于《财经》第17期），又提出了中国教育家之问，才知道近四十年来，我国高等教育走了怎样一条“弯路”。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老话人人懂，但历史的发展往往万般不由人。朱永新说，“钱学森之问”是钱学森先生提出来的，但是它本身并不是新问题，早在1978年邓小平就曾经谈及这个问题。1978年3月，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说：“我们要彻底清除'四人帮’的流毒，把尽快地培养出一批具有世界第一流水平的科学技术专家，作为我们科学、教育战线的重要任务。”
当时人们认为，之所以新中国建立30年没有培养出“世界第一流水平的科学技术专家”，是由于各种政治运动、尤其是“文革”的干扰。把专家视为“白专”，把知识分子贬为“臭老九”。
为了尽快培养出“世界第一流水平的科学技术专家”，陆续恢复了“文革”前确立的64所全国重点高校，并适当增加数量，到1979年底全国共有重点高校97所。对这些大学，国家重点支持，在师资、资金等各方面进行倾斜。
上世纪80年代初，南京大学、浙江大学、天津大学、大连理工大学等四所大学校长联名向中央写信，建议中央政府增加对教育的财政预算和投入，特别是要拨出专款、大力度地支持全国著名的部分重点大学建设。
这里面有两点比较有意思：一是这个问题是自下而上提出的。二是这四所提出建议的高校却并没有优先享受到政策。内中情由如何，不得而知。国务院倒是于1984年批准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中国科技大学六所大学纳入国家“七五”重点投资建设项目。1990年，又将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学、浙江大学、南开大学、天津大学列入“八五”国家重点建设项目。
如果像这样每年轮一批，也倒是均衡发展，各高校依然可保持自己的特色发展。但到了1993年，扶持计划开始加码加速，同时拍脑袋的“划数字”出现了——国家教委决定设置“211工程”重点建设项目，即面向21世纪，重点建设100所左右的高等学校。
如果说这是国家开始有点钱，可以人为打造一片高校“高原”，扩大受惠面，也情有可原。可到了1998年提出的“985工程”（以98年5月提出命名），就出现了行政力量划分高校金字塔等级的苗头。“985工程”建设项目正式启动后，最初只有北大和清华确认为要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两校分别获得教育部18亿元的拨款额度。后来又有七所大学加入，截至2009年，“985工程”建设高校共计39所。
这一举措产生的“意外后果”（我且承认政策的善意之初是为了培养一流人才）是造成人以为“建设世界一流大学”首要条件是“综合性大学”，于是推动了国内高校建立“综合性大学”的冲动，像开头那种学院升大学，专科变综合的事屡见不鲜。政府也积极推动集中教育资源，打造教育的“航空母舰”。2011年3月，教育部部长袁贵仁表示，“985工程”、“211工程”已经关上大门，不会再有新的高校加入这个行列。而在今年“两会”上，教育部长又说，要继续支持“211工程”和“985工程”。这意味着那些不能进入工程名单的高校几乎没有任何机会脱颖而出，那么进入工程名单的高校无论实际成绩如何也不会被淘汰，全国各高校的封闭体制已然形成。这与教育初衷当然背道而驰。因为最好的大学产生于成千上万所大学不拘一格的激烈竞争，由政府来集中教育资源是计划经济的典型思路。
几十年来执行的赶超战略，远没达到培养“世界第一流水平的科学技术专家”的目标。倒是形成一种体制：入选以上两个工程的高校，要分期确定一批重点课题、学科，然后专项经费会分批投入到“学科建设”之中，评价的方式主要是以论文、课题结项、专家验收为准。每到每期建设快结项的那一年，高校就会突击花钱。所以教育界不少人士批评说，所谓“211工程”、“985计划”就是个分钱的计划。
在高等教育上仍然建成以行政权力作为资源分配的主导方式，这成了最迫切需要改革的问题。
最近，来自广西石化高级技工学校的两个学生冉毅立与同学陆龙增在第19届“LINDE金杯”国际青工焊接大赛上获得第一名，气焊历来是欧美国家的强项，这两个年轻人为中国在这个项目上实现了获奖零的突破！让该校师生一时振奋不已，因为近年来，该校焊接专业越来越招不到人。冉毅立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自己是来自大山深处的孩子，高中毕业后，因为家庭经济条件的限制，为了减轻家中经济负担才无奈选择在高职院校就读焊接。
试问，这样的学校、这样的专业在中国能入选“985”“211”？而硬币的另一面却是我国制造业高级技工人才的匮乏。行政计划体制下的培养人才方式与市场化的经济多元发展怎么能对接得上呢？这也是为何我国市场经济越发展，越感觉高校教育问题凸显、人才匮缺的原因。
培养不出一流人才，还源于当世已经不大提“教育家”这个头衔。有人说，那个提出“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的梅贻琦，一生只做成一件事，就是担任清华大学校长。“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一所大学需要很长的时间去设计规划它的定位、规模与特色。但教育家刘道玉先生曾统计过，美国大学校长平均任期12.2年，而中国大学校长平均任期为5.2年。由于任期太短，大学书记和校长就像玩走马灯一样。在换届高峰年份，教育部一名分管的副部长，几乎每个月都要到各大学去宣布换届名单，作一次内容雷同的讲话，这几乎成了其工作内容的全部。对于这种“空投”现象，有教授曾写文章抱怨说：“教授家中坐，校长天上来。”
2000年，国务院批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十余所大学升格为副部级。中国的高校领导有行政级别是惯例。但上世纪80年代的教育体制改革，为淡化高校的行政级别，将本科院校的党委书记与校长定为正局（厅）级，专科院校的书记、校长则为副局（厅）级。这次重新确定了“副部级”大学，强化了政府对高校的行政管理，加重了高校行政化。
一方面，“副部级大学”党委书记和校长成为中央直接管理的副部级干部，都是上面任命的。进入新世纪以来，教育部开始频繁地向直属大学“空投”书记和校长。这些人大都是政府部门的司局长，“空投”以后晋升为副部级干部。另一方面，各地为了满足安置干部、提职提级的需要，也纷纷向高校派出党政干部。
到2013年，“985高校”已经有39所。每一所大学至少有校长、书记两位“副部级”，这就意味着全国“副部级”大学领导近80位！“副部级”大学成为大学行政级别化的金字塔尖，依次往下是厅级、副厅级以及局级的高校。所以中国的大学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序列化的行政分层结构，阶层明显，等级森严。
由于高校领导是由上级主管部门任命的，高校领导的选拔权、任命权、考核权、评价权集中在政府手中。因此，在办学过程中，高校领导很难做到不唯上是从，主要按照政府部门的文件、指令办学，造成大学“千校一面”，缺乏特色和个性，很难真正体现学校的历史和文化，以及教师和学生的意志。
人们追逐权力，往官场里挤，以至出现某所大学一个处长职位，竟有40个教授来争。如果高校行政权力凌驾于学术权力之上，行政权力可以瓜分学术权力，行政资源可以垄断学术资源，做官成了瘾，学术腐败、基建贪污、高校负债、科研造假、抄袭之风，虚假之风就会随之而来。
20世纪上半叶曾涌现出一批杰出的教育家，为中国的现代教育做出了卓越贡献。可是下半叶以来，再也没有出现一位足以和这些先贤比肩的教育家。这个问题和“钱学森之问”同样值得反思。
作者：共识网
“现在只不过是教育部发了一个文，远远没有提到重要的议事日程。准备什么时候先取消哪个学校的行政级别，是从小学开始，还是大学开始？完全是没有下文的，谁也不会关心这个问题，谁也不会当真的。”
*受访者为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杨东平教授
为什么应试教育屡禁不止、打而不倒？
问：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以人为本的观点虽然在2003年就提出了，但对我们并没有造成太大的影响，还是一个理念。
杨东平：以人为本是一个新的理念，还没有变成普遍的现实。中国的教育可以这样来归纳，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前30年，基本上是以政治为本的；到了80年代以后，是以经济为本；到了2000年以后，我们提出了新的理念，叫以人为本。
但是，在很多情况下，在我们中国最优秀的学校里，能做到的也只是以少数学生为本，以少数能上清华、北大的学生为本，远远还没有做到能够面向每一个学生。
我对于以人为本的教育价值观是有一个构建的。什么是真正的以人为本？
第一个是真正的以学生为本，而不是以教育政绩、教育GDP和升学率为本；
第二是以每一个学生为本，而不是以少数学生为本，也不是以高分学生为本；
第三，是以每一个学生的全面发展和终生幸福为本，而不是以每一个学生的升学率为本。
只有在这三个层面上理解，才能把以人为本的价值观说明白。要不然很多学校说追求升学率也是以人为本，让家长满意，不是这样子。你没有做到为学生的终生幸福为本，反而有碍他的身心健康。
问：您觉得是什么造成我们离人本教育那么远呢？
杨东平：这个可以谈到应试教育的问题。转换一下讲，为什么应试教育屡禁不止，打而不倒？
回过头来看，应试教育并不是最近一二十年才产生的，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的50年代，毛泽东多次批示，强烈地声讨学生学业负担过重的现象，而且于1958年、1966发动了两次教育革命。这些教育革命本身都是以分数至上、考试至上为主，后来扩大成为一种政治运动。
八十年代，恢复高考以后，这个问题突然急剧升温。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在我们的教育文化的基因里，有一千三百年科举考试的存在，就是考试至上、分数至上这些文化传统，而我们对这些旧的传统没有深刻的清理和改造。
从五四开始就抵制科举教育的传统，陶行知等一大批现代教育家引进了西方的现代教育理念，尤其是用生活教育的理念取代考试至上、分数至上的科举教育传统。
但是，这一场教育普及并没有完成教育启蒙，后来被中断了。中途是被战争所中断，1949年以后又被政治运动所中断，甚至把杜威和陶行知列为异己，让他们在中国教育辞典上消失了。一直到80年代，才重新给陶行知平反。
可以说，五四时期的新教育启蒙并没有完成。
在五六十年代的新中国时期，对传统教育的批判者只有一个人，就是毛泽东个人。尽管他的批判有很多粗暴的地方，尤其是发动了两次教育革命。但是，就事论事地说，他对传统教育弊病批判的本身现在回过头来看也是对的。
实际上毛泽东也是杜威主义者。有些资料揭示，当年杜威在长沙演讲的时候，毛泽东是进行过记录的。毛泽东的教育思想跟杜威和陶行知是一脉相承的，他过去对陶行知的评价是非常高的，他们对教育的认知是一样的。
前排左起：史量才、杜威夫人、杜威；后排左起：胡适、蒋梦麟、陶行知、张作平（1919年摄于上海）
五四的启蒙没有完成，毛泽东对传统教育的批判在文革以后又全部被否定，所以传统教育如入无人之境，没有任何制衡和批判的力量，这就是80年代的情况。
在80年代恢复高考没几年后，学生的负担到了非常严重的程度。在1988年，北京的一个小学五年级的女生自杀，自杀之前给她的父母录录音带，哭哭啼啼的说实在受不了了。
后来胡耀邦对这个事情做过很强烈的批示，这个事情当时轰动一时。胡耀邦也下决心要用五年左右的时间彻底解决这个问题。从毛泽东开始到后面的几代领导人，都说过这个狠话，但到今天为止也是没能解决。
100多年了，中国的教育现代化远未完成
问：您的一篇文章谈到过重点学校的问题，它的历史应该是从50年代开始的，当时好像是为了发展工业。
杨东平：为了工业化，需要迅速培养一批专家。但是，我们要意识到50年代和80年代的区别在于50年代没有实行义务教育制，那个时候是非常明确的，小学和初中都要形成一个小宝塔，要有5%左右的学校形成一个宝塔尖，为上一级学校输送拔尖人才。当时的教育文件就是这样要求的。
当时还没有提出教育公平的概念，也没有提出普及教育的概念。为什么说90年代出现这个现象是不正常的？因为我们在1986年就已经颁布了《义务教育法》，进入全民教育的时代。如果再把教育差距搞得太大，很少的好学校、大量的差学校，非让家长听天由命，当然是不合理的。
所谓就近入学的前提就是学校的质量是差不多的，而不是天壤之别。重点学校制度再加上教育产业化，造就出了择校收费制度，这造成了巨大的学校差距。再加上独生子女的环境，家长不得不砸锅卖铁，削尖了脑袋，非让子女上一个好学校。
择校竞争这些问题主要是由不合理的学校制度造成的。
允许这些学校收费，马上就变成贵族学校，它的教师待遇、教学资源不知道比普通学校好多少。然后把最好的教师、最好的学生都集中到这几所学校，百分之百都上清华、北大，形成一种马太效应，好的越好，差的越差。这种做法完全是违背《义务教育法》的，是一种违法行为。
教育改革的背后，我们称之为教育范式的转变，从以考试为中心的教育转变到真正以人的幸福为中心的教育，这就是教育现代化的根本任务。中国的教育现代化从1905年废除科举开始，已经100多年了，但这个任务还没有完成。
还有多少年才能完成，这个也不好说。如果我们有很清晰的目标，很坚定地推进这件事情，情况就会更好。可惜前些年，我们的政府不但不作为，还在推波助澜，助长应试教育，教育机构自己还在办奥数班！
大学行政化，不是教育部门想取消就能取消的
问：前段时间，教育部颁布了《教育部关于深入推进教育管办评分离，促进政府职能转变的若干意见》，其中多次提到落实学校自主办学，克服行政化倾向，创造条件逐步取消学校行政级别。
有的人会产生疑问，如果取消了行政级别，但大学里还是存在所谓的党委书记，这样的人会不会权力一家独大，最终效果没有那么好？
杨东平：如果大学取消行政级别，意味着党委书记的级别也取消了。比如现在说的这个学校是副部级，它的校长和书记都是副部级。如果取消，两个同时取消。
现在只不过是教育部发了一个文，是为了回应《教育规划纲要》提出的目标，回应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到的目标，远远没有提到重要的议事日程。准备什么时候先取消哪个学校的行政级别，是从小学开始，还是大学开始？完全是没有下文的，谁也不会关心这个问题，谁也不会当真的。
教育部，2009年1月7日15时，向新闻界介绍为制定《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公开征求意见工作的有关情况
去行政化涉及到干部体制、行政体制、工资薪酬制度，是综合性的问题，不是教育部门想取消就能取消的。教育部门能够取消的是教育系统内的行政化，而大学校长怎么产生，教育部自己做不了主，985大学都是由中组部任命的。
学校内部有没有一个有魄力的校长，把各学院和系的级别全部取消，学校还搞那么多处级干部。在大学里当系主任和院长是一种公共服务，这是全世界大学的通例，不是一种权力，更不是一种地位。我们现在是绝对的等级化了。
所以在很多地方出现一些年轻的博士、教授、副教授热衷于当个处长、副处长。因为他掌握主流权力了，评职称和课题都可以优先，这是非常糟糕和恶劣的情况。
去行政化并不是不能做，而是先从可以做的地方开始着手。就像在院系一级建立教授委员会，使教授委员会成为一个决策机构。这样的尝试已经有一些学校做了几年，首先院系一级变成学术本位的管理。所以要从可以做的事情开始做。
在中小学，现在大家提的比较多是校长职级制。我们现在的情况是很可笑的，中小学也是分等级的，假如是县一中，在重点学校有的是副处级，有的是处级。在很多县，一中的地位非常高，因为县长也是处级，跟县长就是平级的。本来是一个学校，跟县长平级有什么意思？
但是，有一个实际问题，某种程度上还是一种工资级别。如果去了处级和副处级，按什么标准付工资呢？所以就要单独建立校长职级制，山东潍坊做得是最好的。不是按照处级和副处级，而是分一级、二级……一共有八个等级。
按照校长的标准评级，一级校长多少钱，二级校长多少钱，是单独的工资系列，不跟处级、副处级挂钩，标准甚至可能还要高于处级，这样对校长的导向就改变了。
过去没有搞校长职级制，校长天天跑组织部、人事局，不跑教育局。因为他能不能升迁是由组织部决定的。现在的校长职级制，校长的职级评价是由教育局进行的，他就比较安心教学。这对于改变中小学的行政化问题，这是比较重要的职责。
上海也号称实行了很多年的校长职级制，是假的，还没有真正做到，还是跟行政级别挂钩，没有完全独立于干部的行政级别。
改还是不改，关键在中央
问：关于大学去行政化的问题应该放在整个中国的环境来看，不只是大学的校长有相应的级别，有不同的待遇，中国官场的氛围都是有等级化的。如果只是单纯的从大学开始进行去行政化，不太具有可操作性。
杨东平：关键是还没有被提到重要的议事日程，也不是说不能改，党中央说一句话，说改就改了，有什么不能改的？制度都是人制定的。985高校出现以前，所有的大学都是局级，清华、北大也是局级，怎么不可以？解放以前的学校没有级，也是有好，有差，这些根本是不相关的，就是制度设计。
中国的官场化、行政化变得越来越严重，在整体没有改变的情况下，让谁单独改，都会感到阻力很大。最早应该是经济领域先改，国企的改革在80年代是非常强调政企分开的，而且强调无主管单位。现在这一步还没有做到，现在的国企都是有级别的，都是有部级、副部级的，由中组部任命。
如果国企改了，国立大学也可以改。如果有一个先后的话，先改大学，也没什么了不起，也没什么不可以。关键是中央是不是把它作为重要问题，对这个问题的重要性怎么认识，启不启动这个改革。
问：还有的人会提出疑问，如果只是大学去行政化，原本大学里的人，比如像校长原本是有级别的，如果级别取消了，他走向社会，比如跟其他人谈一些问题，对方是有级别的，他没有级别，在这样的大环境下，说话就没分量了。
杨东平：当时为什么要给985大学定副部级，就是这个问题。在上海开会的时候，政协副主席都坐在台上，复旦的校长都是局级，坐在台下。因为官场都是按照行政级别排位，他们就觉得985大学的地位太低了。
大学本身就是学术机构，没有必要在所谓的官本位的价值结构中跟官场攀比，这是觉悟的问题，如果校长计较这些东西，也没什么意思。校长的社会地位究竟是怎么体现的，是靠工资级别、行政级别体现的，还是靠办学品质和人格魅力？
当然，还有社会文化。在民国时期，小学校长是作为地方贤达，各种社会活动和民事活动当中，是坐在这群人的最当中的。这是一种社会评价。不是说他的级别或者收入比别人高，这是这一方最有知识、最有文化的人。中国这套价值确实已经丧失殆尽了。
*摘自2017年三月16日百度学术
作者：陈平原
“近日新华社报道，教育部、国家发改委、财政部正研究制定“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实施办法和配套政策，拟于今年启动新一轮建设。日前，教育部宣布失效一批规范性文件，其中包括《关于继续实施“985工程”建设项目的意见》《关于补充高等教育“211工程”三期建设规划的通知》《关于实施“重点特色学科项目”的意见》《关于继续实施“优秀学科创新平台”建设的意见》等文件。
大学需要进步，教育规划与制度设计是重要的先行因素。尽管前行之路栉风沐雨，我们依然期待中国大学的整体步伐更加稳健。
到过国外大学的人都知道，校园里很安静。可是回到中国内地，几乎所有大学都是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校长不断在制定发展计划，系主任也是踌躇满志，甚至每位教授都热血沸腾。这样的画面令人感动，但这样的状态也让人担忧。
&大学改革，应当稍安勿躁。从15年前的大学扩招到今年的要求600所大学转为职业教育，一路走来基本上都是对于先前政策的调整与否定。这样不断的急转弯，非常伤人。
&办教育的人要懂得，一个错误的决定，必须用十个很好的主意才能弥补过来。
&学生不应当成为小白鼠，大学也不应当成为小白鼠。一个重要政策出台，一代学生的命运也就与之直接相关。所以，教育的实验必须小心翼翼，特别忌惮连续急转弯。宁肯胆子小一点，步子慢一点，追求的效果是“移步换形”，而不应该是“日新月异”。&
中国大学的独立与自信
我第一次到香港中文大学是在1991年。当时我以访问学者的身份在那里从事了三个月的研究。因为那时的香港还没有回归，所以我们各有各的自尊，也各有各的骄傲。此后，我与香港中文大学一直保持着比较密切的联系。在1997香港回归前后，我看见他们的挣扎，也了解他们的努力。从2008年开始，我成了北京大学与香港中文大学的双聘教授，合作更多，观察自然也就更为细致。两相比照，我发现：香港的大学越来越自信，内地的大学却越来越不自信。
自信与不自信，并不简单地等同于大学办得好还是不好，而是意味着内地的大学现在换了一个跑道，即所谓“参与国际竞争”。此前，内地与香港的高等教育，可以说是各走各的路，各有各的骄傲。在内地，我们很容易判断哪些大学办得好，好在什么地方。但今天，我们开始进入了一个新的游戏场。对于内地大学而言，这套游戏规则是全新的，显得不太适应。
讨论这个问题，就必须回到1998年——我相信日后教育史家会记得这个年份。那一年发生两件事情，对于此后内地高等教育的发展影响深远。一是1998年5月4日，北京大学百年校庆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时任国家主席的江泽民在纪念大会上提出了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口号。由此也就产生了一个我们今天都熟悉的名词——985大学。一开始国家确定重点支持北大、清华，后来扩展到复旦、南大、浙大、中国科技大、上海交大、西安交大、哈工大。虽然日后列入985工程的大学扩展到39所，但核心部分还是2 7。此前，教育部已经发布过211计划，即面向21世纪重点建设的100所大学。所有这些——“2
7”、“985”、“211”，对内地大学发展的影响是决定性的。二是经历1998年的经济危机，作为对策之一，中国政府决定扩大高等教育规模，从次年起大规模扩招。所以，近15年的内地高等教育，基本是在两条很不一样的道路上奔跑，一是追赶世界一流，一是拼命扩招。
我所在的北京大学得到了国家及民间很多的支持，是这一系列工程的受益者。但与此同时，让我感觉不安的是，那些被排斥在985、211之外的大学的处境却越来越艰难。现在内地的高等教育，就像金字塔一样，备受关注的是处在顶端的大学，而很少有人认真讨论那些处于中间或者底层的大学。这些年，我有意识地走访了很多非211大学，包括开封的河南大学、太原的山西大学、保定的河北大学、兰州的西北师范大学、福州的福建师范大学，等等。在我看来，这些也都是好大学，有的甚至已经有110年的历史。但遗憾的是，在现行的制度设计中，这些非理工科的或者不以理工科见长的综合性大学与师范类大学，一下子就被打垮了。校长很难找到较为充裕的经费，学校的发展通常遇到瓶颈。所以，我特别感叹，办一所好大学很不容易，但整垮一所好大学却不是很难。20年来，非211大学与211大学的差距越来越大。当我们观赏北大、清华高歌猛进的时候，必须回过头来考虑这些非211大学的艰难。
目前中国的高等教育，沿袭的正是“举国办奥运”的思路。换句话说，既然暂时没办法让全民都热爱体育且身体康健，那就先把一小部分人集中起来加强训练，目标是奥运会金牌。但不能忽视的是，就像中国足球一样，底层的水平上不来，顶端肯定也会出问题。如果没有很好的教育规划，单靠几所名牌大学，内地的高等教育恐怕是无力承担“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重任的。
除去制度设计的问题，大学排名也是影响当下高等教育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今天，你见到任何一所大学的校长或书记，几乎都会跟你说他们学校的排名问题。即便不是全球排名，至少也是全国排名。我经常特别惊讶地听到一些数字，后来逐渐明白，每所大学都是选择某一年某一排行榜甚至某一单项中自己的最佳位置进行宣传。校长书记们也许并不真的这么想，但现实的压力使得他们只能这么说。记得香港中文大学校长沈祖尧教授曾宣布港中文不参与排名后，马上就在排行榜中跌了下来。校友们纷纷关心，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母校排名为什么跌得这么快？校长没办法，只好重新回到这套游戏规则中来。这就是上文说的，我们开始在转轨，都在努力适应一套新的游戏规则；相对而言，香港的大学基本适应，内地的大学却身心俱疲。
十几年前，我说过一句话，此后被广为征引。那是在《国际视野与本土情怀》一文中，我提出：“大学不像工厂或超市，不可能标准化，必须服一方水土，才能有较大的发展空间。百年北大，其迷人之处，正在于她不是'办’在中国，而是'长’在中国——跟多灾多难而又不屈不挠的中华民族一起走过来，流血流泪，走弯路，吃苦头，当然也有扬眉吐气的时刻。你可以批评她的学术成就有限，但其深深介入历史进程，这一点不应该被嘲笑。如果有一天，我们把北大改造成为在西方学界广受好评、拥有若干诺贝尔奖获得者，但与当代中国政治、经济、文化、思想进程无关，那绝对不值得庆贺。”但现在的中国高等教育，却正是走在这么一条无关“本土情怀”的“标准化”的道路上。
改革太急与期待太高的中国大学
单就国际排名而言，香港的大学无疑比内地更占优势，因为他们的整个高等教育制度都是拷贝欧美大学，大多数教授也都在欧美大学接受教育。而今天中国大学响彻云霄的“国际化”口号，说白了就是以欧美大学为标准。所以，香港各大学的国际排名比内地高，并不意味着其实际水平如此美妙。内地的大学现在都面临着转换跑道的问题，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与国际接轨”。我常追问：究竟是哪个“轨”？又应当如何“接”？国外的好大学并非都是同一模式，每个在海外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学者，都有自己心目中“理想大学”的范型。有人认为是德国的，有人认为是英国的，有人认为是日本的，更多的人认为是美国的——而美国东部的大学与西部的大学风格不太一样、公立大学与私立大学的发展道路也迥异。在我看来，“接轨说”误尽苍生。今天的中国大学都想接轨，但又都心有余而力不足，总是接得不顺。为什么？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我们的包袱太沉重；二是我们走的本来就不是这条轨。现在中国高等教育的转轨，转得太急了，弄不好是会翻车的。
如此立说，并非否定中国大学必须改革，而是希望官员及公众对于“转轨”的期望不要太高，并不是“一转就灵”的。其实，所有的大学都在转变。比如，今天的欧美大学与二战以前已经有很大不同，但他们基本上都是大学自己在“摸着石头过河”。而中国的情况比较特殊，是在政府的号令下连续急转弯的。无论是当初的大学升级，还是日后的大学合并、大学扩招，以及近期的改普通教育为职业教育，几乎都是政府一声令下，各大学秣兵厉马、气势恢宏、步调一致地开始转轨。完全由政府决定大学应当往哪个方向转，且有明确的时间表，对于高等教育的发展而言，其实不太有利。
从1998年到现在，中国大学改革的步伐不可谓不大。可办教育的人必须明白，教育是一项长期工程，急不得。当你把手中的石头丢进大海，等到涟漪荡向岸边，是有很长的路要走的。如果你追求“掷地有声”，那只能是在面积很小的水塘，或者一口枯井。古人明白这一点，所以才会有“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的说法。整天强调“世界一流”，不是理想的状态。在我看来，办教育应当拒绝急转弯，拒绝大跃进，不急不慢，不卑不亢，走自己认准的路。这样坚持5年、10年、20年，中国大学才有可能走出一条适合自己的“康庄大道”。
到过国外大学的人都知道，校园里很安静。可是回到中国内地，几乎所有大学都是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校长不断地在制定发展计划，系主任也是踌躇满志，甚至每位教授都热血沸腾。这样的画面令人感动，但我必须说，这样的状态也让人担忧。大学改革，应当稍安勿躁。从15年前的大学扩招到今年的要求600所大学转为职业教育，一路走来基本上都是对于先前政策的调整与否定。这样不断的急转弯，非常伤人。办教育的人要懂得，一个错误的决定，必须用十个很好的主意才能弥补过来。学生不应当成为小白鼠，大学也不应当成为小白鼠。一个重要政策出台，一代学生的命运也就与之直接相关。所以，教育的实验必须小心翼翼，特别忌惮连续急转弯。宁肯胆子小一点，步子慢一点，追求的效果是“移步换形”，而不应该是“日新月异”。
中国大学之所以步履匆匆，源于国人的期望太高。今天讨论教育问题的人，主要有两种思路：一是“向外看”，喜欢谈哈佛如何、耶鲁怎样；一是“向后看”，极力表彰民国大学如何优异。这两种思路，各有其道理。作为“借镜”，两者都是很不错的资源。但需要警惕的是，没必要借此对当下中国大学“拍砖”。我在演讲的时候，经常会遇到热心听众提问，开口就是“中国没有大学”。我明白他的立场，但这样的表达是有问题的。中国不仅有大学，还有很不错的大学。中国大学“在路上”，请多一点点掌声，少一点点砖头。
现在有一种流行观点，说民国大学多好多好。可是持论者必须明白，今天的中国大学同样需要一种“了解之同情”。民国大学是一种精英教育，这与今天我们的高等教育模式很不一样。整个民国年间的社会动荡姑且不论，即便是在局势相对稳定的1930至1937年间，在校大学生也就四万多人。等到抗战胜利，这一数字有所增加，也不过八万多人。而今天则是每年大约2600万人在大学念书，二者很难同日而语。再如，当我们追怀民国大学的独立精神时，既要看到校长与教授争取自由的努力，同时也得承认这与民国年间教育部的管理不细、经费有限直接相关。所以，当下中国大学的困境必须直面，不是召唤“民国大学”的亡灵就能解决的。
大学史的研究也好，大学评论也罢，都应当是一种有情怀的学问，追求的是启示，而非影射。大家应当明白，中国大学不可能迅速地“世界一流”，所以还请大家多一点耐心。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目前这样全民都在关心大学问题。过于受关注，以至于没有办法从容地坐下来，喘一口气、喝一口水，这对大学发展是很不利的。“五四运动”的时候，蔡元培在把被捕的北大学生营救出来后，留下一句“杀君马者道旁儿”，就离开了北京。这是借用汉代应劭《风俗通》的话，意思是说，对于骑快马的人而言，道旁观众越是喝彩，你就越快马加鞭；马被催得越跑越快，最后就气绝身亡了。对待中国大学，同样是这个道理，今天被追问为什么还不“世界一流”，明天又希望你多得诺贝尔奖，很可能导致中国高等教育步伐不稳，产生一系列的问题。
在《大学何为》的序言中，我曾谈到：“并非不晓得报章文体倾向于'语不惊人死不休’，只因为我更欣赏胡适创办《独立评论》时所说的，作为专家而在公共媒体上发言，要说负责任的话，既不屈从于权威，也不屈从于舆论。大学改革，别人说好说坏，都可以斩钉截铁，我却深知兹事体大，休想快刀斩乱麻，毕其功于一役。历史证明，那样做，不只不现实，而且效果不好。”
*原载《探索与争鸣》2014年第9期《内地/香港互参：中国大学的独立与自信》
作者：钱炜
5月7日，著名数学家吴文俊去世。出人意料的是，大师的陨落旋即引发了国内两家“交通大学”校友的口水战。
吴文俊就读于1940年代的交通大学，而在绝大多数新闻里，他都被说成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这引起西安交通大学校友的不满，他们认为，吴文俊应该是他们学校的“正牌校友”。这是因为，民国时期的交通大学，在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就把主体部分迁到了西安，只留下极小一部分在上海。现在的上海交大，就是在当年这一小部分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此，一般认为，西安交大才是交通大学的“正统”。
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雷颐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如今一提到交大，人们首先想到的就是上海交通大学，其实在10年前或更早的过去，西安交通大学才是真正的名校，曾经与中国科技大学同期开设少年班，并被称为'中国的MIT’。”
雷颐的说法可以用数据来证明。过去，西安交大一直是国家重点建设的大学，是“985工程”首批名单里的7所高校之一。但从某个时期起，上海交大开始反超。尽管国内大学排行榜的科学性、公正性一直遭人质疑，但是在各种最新的大学排行榜上，上海交大的排名总是以明显优势领先西安交大。例如，由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中国大学评价》课题组组长武书连主持编订的中国大学排行榜，在最初的2003年，上海交大居第9名，西安交大是第12名，二者的差距还不是很大。到了今年，上海交大已跃居第4，而西安交大则落后整整10名，排至第14名。
最明显的差距，体现在两校的财力与师资上。据公开资料显示，上海交大从1993年开始，年收入就已进入全国前四甲。2017年，该校的预算总额高达140亿元，排名第4，是全国仅有的4所预算经费超过百亿元的高校——是排名第15的西安交大的两倍。
在师资方面，截至2015年，上海交大拥有47名两院院士、70名“千人计划”学者，39名“青年千人计划”学者。而根据西安交大的官网介绍，该校拥有29名两院院士，“千人计划”与“青年千人计划”学者共计51人。
为大学“画圈”
上海交大起点低却进步神速。对此，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认为是两个因素造成的。首先就是地域因素，虽然西安是西部地区的中心城市，但上海是全国的经济中心，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以来，浦东已经超越深圳，成为新的带动全国经济增长的龙头。上海交大的这种区位优势与资源优势，是西安交大无法比拟的。其次，工科的研究项目往往设备多、规模大，经费动辄上千万，因此以工科见长的上海交大就难免财大气粗。同样在上海，上海交大近年来的表现比复旦大学还要抢眼，大有成为“上海滩第一名校”的势头，在诸多因素中，其理工科大学的优势也是其中之一。&
实际上，西安交大不仅被它的“同门兄弟”大幅反超，它要保持原有水平都已经很难了。有数据显示，仅在1996～2000年，西安交大就流失了599名学科带头人与骨干教师。这与兰州大学的境遇非常类似。
就像兰大一位校友所说的，拜中国近些年的经济增长之功，纵向比，无论是师资、学生还是经费，兰大的各项数据当然比过去是进步了；但是横向一比较，兰大就全面落后于那些东部地区的“985”高校了。兰大与西安交大等一批名校的相对衰落，反映出中国高等教育格局的变迁。
2008年出版的《中国高等教育资源分布与协调发展研究》（以下简称《高教资源分布》）一书，是“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委托项目”的最终研究成果。该书分析说，1950年代，中国调整高等学校院系，原则之一就是重点建设西部地区院校。经过调整，中国高校的布局相对均衡。例如，从省级高等学校的绝对差异的变化看，极差值明显下降，由1949年的37下降到1953年的26，原高校数量最多的上海从37所减少到15所。交通大学正是在这一时期由上海内迁到西安，成为西安交通大学的。
虽然在1990年代之前，中央政府也曾多次划定“全国重点大学”的名单，但大学之间的等级并没有后来发展得那么复杂与森严。
1993年7月，当时的国家教委决定设置“211工程”，即面向21世纪重点建设100所左右高等学校和一批重点学科点。1998年5月4日，时任国家主席江泽民在北京大学百年校庆大会上向世界宣告：为了实现现代化，我国要有若干所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一流大学。教育部因此开始实施“985工程”。在“211”大学的范围内，通过数次画圈，又选出39所大学。
在这些学校中，拨款与定位又分若干层次。例如，第一层级是北大、清华，目标为“世界一流大学”，一期拨款额度是18亿。第二层级是国内一流、国际知名高水平大学，这其中仍有差别，其中浙大14亿；南大、复旦、上海交大、北师大各12亿；哈尔滨工业大学、北京理工大学10亿；中国科大、西安交大9亿。此外，从1992年开始还三次画圈，确定了31所副部级大学，即学校的校长与书记都是副部级，由中央直接任命。
根据《高教资源分布》一书，代表中国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211”与“985”学校大多集中在东部地区。一些曾在计划经济时期名震全国的老牌重点大学，尽管后来也入选“211”和“985”，但由于地处中西部地区及东北三省，皆不同程度地出现了人才流失、经费不足、学校学科排名与声誉下降的状况。
兰州大学校友、文史作家十年砍柴认为，教育的根本问题是平权，其中包括区域教育资源的合理分布问题。中国高等院校的地区差距是从1980年代后期，伴随中国经济的起飞逐渐拉开的。尤其是1992年邓小平南巡谈话与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进一步刺激了经济发展，同时也拉大了东西部地区经济水平的差距。地方经济的活力，直接影响当地高校的发展。
在过去，地方经济与所在地的重点大学没有什么关系，因为这些学校的经费是由中央政府统一全额拨款的。不仅如此，西部地区由于经济落后，在这些地区高校工作的教师反而能够得到补偿——他们的工资要比东部地区的同行们高。但工资的地区差在1980年代中期被逐渐取消。
到20世纪末，中国实行中央与地方两级办学、以地方政府统筹管理为主的体制。经1998～2000年的调整，除少数教育部直属院校外，绝大多数高校都划归地方管理。而“985”院校的经费，则由中央与地方按一定比例配套下拨。这样一来，经济发达地区也就是东部沿海地区，能提供较多的经费和吸纳较多的大学毕业生，高校数量多，办学经费充裕，而不发达地区主要是西部地区高校数量很少，经费也少。
因此，在“985工程”实施之前，全国重点大学之间的差距并不大，但在高教改革之后，“大学之间的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反而造成了马太效应，强的越强，弱的越弱”。十年砍柴表示。
高教改革之后，地方经济与当地大学有了共生共荣的关系。十年砍柴以武汉大学为例分析，在计划经济时代与现在，武大都是实力雄厚、排名靠前的全国名牌大学。但在1990年代，武汉的城市发展曾经经历过一个低潮期，直接导致武大也短暂跌入低谷，当时武大的很多老师也南下北上。比如清华大学当时新建法学院，就挖走了武大法学院的很多老师。
另一个例子是位于重庆的西南政法大学，它曾经堪称国内法学高校的翘楚，培育了当今中国法学界的许多著名专家。但在今天，且不说“西政”无法与中国政法大学比，连位于上海的华东政法大学都要将它反超。
在这种情形下，人才开始从西部高校向发达地区主要是东部高校流动。据不完全统计，最近20 年来，甘肃省至少有 4000 多名高级科技人才“孔雀东南飞”。近10年，甘肃省调出高级职称技术人才上千人，调入不足百人，仅中科院兰州分院、兰州大学等重点科研单位、高等院校跨省调出的高层次人才就有近 500 个。
无独有偶。位于山西的“985”高校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在2000～2003年共调出125人，连当时仅有的1名“长江学者”也离开了。
环绕北京的河北也好不到哪里去。在2006～2010年间，该省重点建设的5所骨干学校就流失了445名人才。
在东北地区，这一新中国重工业的发源地发生了持续的经济低迷，同时出现了严重的人才流失问题，尤其是高端科研人才。吉林大学校长李元元说，“就吉林大学而言，在过去有一段时间里流失的人才完全可以再办一所'211大学’了。”同时，他正期待随着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政策的落实到位，经济回暖，人才最终回流。
根据《高教资源分布》的统计，2004年，中国高等院校的专任教师，东部地区有39万余人，而西部地区只有17.5万人。东部高校教职工超过3万人的有北京、江苏、广东等5省市，而西部没有一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超过3万人，其中，江苏的高校专任教师数量是西藏的50倍。
“半吊子”开放
梳理中国高校地区差异的演变，从表面上看，是改革开放之后市场力量起作用的结果。但从根本上讲， 时至今日，政府仍是中国高等教育资源配置的主导力量，市场的作用仍比较弱。
熊丙奇解释说，这是因为改革开放之后，主导中国大学命运的，在中央政府之外，还多了地方政府这个因素。区域经济的差距，最终通过地方政府对所在地大学的支持力度大小表现出来，这在本质上仍旧是行政的力量，而并非自由市场的力量。十年砍柴也表示，这是一种“半吊子”的人才自由流动，不是完全的教育开放。
熊丙奇指出，如果将以各种形式与名目获得的政府经费都算上，北大清华获得的政府拨款能占到两校收入的80％以上，与此同时，它们从其他渠道获得的经费依然十分丰厚。
今年初，艾瑞深中国校友会公布的中国大学校友捐赠排行榜显示，截至2016年12月，全国高校累计接收校友捐赠总额突破230亿元，其中清华大学一所高校就以受捐25.29亿元位居第一，北京大学、武汉大学、电子科技大学和复旦大学等也跻身中国大学校友捐赠“10亿俱乐部”。
5月20日是浙江大学120周年校庆，浙大在生日这天收到的校友捐款即超过10亿元。
中国高校被分为三六九等的背后是大学行政化。曾参与教育部“中国高等教育资源分布与协调发展研究”的湖南大学研究员陈厚丰撰文指出，在高等教育经费总量既定的情况下，投给国内顶尖水平大学的经费所占的比例偏高，实际上挤占了政府财政对第二、第三层次“985工程”大学、一般本科院校和高职高专院校的经费投入。
陈厚丰认为，由于国内顶尖大学和一流大学的学术影响力大、教育质量高、科研能力强、社会声誉好，因而争取科研拨款、吸引社会资本投入和民间捐赠的能力都比其他高校强，而且能获得丰厚的地方财政配比资金。而一般本科院校，特别是高职高专院校，不仅从政府那里获得财政拨款较少，而且也无力从社会上筹措到足够的办学经费。结果是富者越富，穷者越穷，这种高等教育经费投入的不平等，已直接导致高等教育发展机会的不公平。
“中国高等教育资源分布与协调发展研究”课题组对如何有效配置有限的高等教育资源，协调好公平与效率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研究。其最终研究成果显示：目前，中国现有高等教育资源分布极不平衡，中西部尤其是西部不发达地区高等教育资源相当匮乏。由于经济基础薄弱、办学条件差、自然环境恶劣，西部地区的师资尤其是优质师资已流向东部发达地区，这更加剧了中国区域高等教育资源分布的不平衡。
2017年2月24日，在教育部召开的中西部高等教育振兴计划工作推进会上，教育部部长陈宝生呼吁：“东部各高校，请对中西部高校的人才'手下留情’！”
*摘自《中国新闻周刊》2017年5月31日总第806期
作者：陈振铎
中山大学校方撤销该校王牌专业“社会工作”本科招生引发的争议，从5月7日起持续发酵。
随着学校行政管理方莫衷一是的反馈、校友联名公开信、专业创办人蔡禾、社工教授张和清的回应，以及外围众多中大师生校友在互联网的讨论，在张和清讨论问题的文章被微信公号平台以“违规”名义删除后，此事件陡添敏感性。
一、事件背后的双线
中大专业大调整是中大内部一系列事件的升级。这些在现任校长罗俊2015年1月到任施政后出现的冲突，主要以南校区拆迁改建美式大草坪、安装“对教学实施全过程监控”的摄像头、课堂教学“十不准”等非常强硬的大学治理措施引发的争议为节点，引发了公共讨论。
作为局外的观察者，不熟悉中大内情，很难看到各事件全部实情。到底是真的如官方所言的“改革”，还是因部分校友说的因为招生总量受国家控制、为保珠海校区招生、东拆西凑的无奈之举，暂时未知。
而笔者看到，集改革者、搅局者、强硬官僚等多重身份于一体的理工思维校长的“改革”，挑起的争议是中国整个大学改革进程矛盾的缩影。
同时，这些已经显现在公共舆论场的冲突，已清晰形成两条主线。
一条是理工科思维的校长借权力推行的强势改革，与文史哲悠久传统的大学旧生态的冲突。
一条是大学内部初步形成的“学术独立自主”共识，和官僚化行政管理层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时功利主义的冲突。
而这两条线索，又因为“精英大学”的身份汇集在一起，成为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风口。
二、借行政权力推行的校长治校
第一条主线中，罗俊是关键线索。这位自称在防空洞了做了30年研究的引力物理学家，从2015年调入中大时，被年轻一代称为“男神”，到此次事件在舆论中形成的强势、不尊重师生的形象，才三年不到的时间。
在上述各起事件中，从舆论可以看到，该校长显现出强势和独断专行的行政官员身影，和他在文章中提的这些观点形成鲜明对比。而澎湃新闻近日发布的一则关于罗俊谈为什么要改革专业的报告视频，也证实了这种观感。
虽然在视频中，他提出“部分专业雷同度高、设置随意、部分教授反对专业调整是维护教授个人利益”，这些问题并不是没有道理。
但这场专业改革中，混淆学科和专业的区别，试图以学科替代原先的专业格局，显然又走入另一个误区。
比如社会学和社会工作专业，虽然同属社会学学科，却由于分别是研究型和职业型属性，又代表了完全不同的培养性质，混淆在一块，反而会影响了人才培养。
若说这还属于学术争议，那么此事件中该校长的强势，是引起各方不满的另一原因。比如从各起争议事件中官方的反应，我们看到的是，他借用行政官员的权力来推行他作为校长的意志。
即使作为学者的罗俊，或者作为校长的罗俊，有其力图改革的积极一面，但这些想法有没经过充分的辩论达成共识？有没有按照学者和校长的身份去和师生沟通？如果没有，自由、包容、开放去哪儿了？
在中大校友圈传播的一首赞美罗俊的“诗歌”，也反映了校园官僚政治中罗俊的另一面。
这首题为《激情的报告、进军的动员——听罗校长报告有感》，作者署名为伍金春，发表于第350期中山大学校报，提到“罗俊校长作报告，高瞻远瞩水平高”、“校长报告把心掏，雄心壮志激情烧”、“校长报告很重要，贯彻落实要记牢”。
一个以改革者和“大学校长”面貌出现的人，允许这样的“诗歌”出现在官方校报，代表的又是什么样的形象？
三、“野生”自由发展的暂时结束
第二条主线中，一方面是接受了初步学术独立自主教育的新一代，在互联网上掌握了部分传播话语权，以自己的权力表达意见，以此对抗不尊重他们意见的权力。
除了活跃在互联网空间里具备专业水准的文章外，还出现了以“罗校”为主题的表情包，比如“你完了，罗校说你读的专业没前途。”这些都戏剧化了冲突。
另一方面是，在这种“互动”中，除了蔡禾和张和清，其它教授的声音很难听到到，这与前几年中大人文社科学者在公共空间的活跃形成鲜明对比。
虽然在整个中国层面中，大学受到的管控日趋严紧，但作为高等教育最高层级的精英大学，人才、经费丰裕，生源质量高，教学和研究的自主性相对较大，不像一些普通大学和地方学院一样，整个教学和研究都被行政牵着走。
一般的专业设置、资金分配也能下沉到院系主任和学科负责人头上，专业自主权较大。这种“野生”的发展，为部分站在学科领域前沿的学者主导研究和教学带来一定优势。
在这个阶段中，中大社科学者借理论的优势，实现了学者的“社会干预”。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广东毗邻香港、处于开放前沿、“南都系”媒体本部在广州等地缘优势，使得一部分活跃的社科学者，尤其是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新闻传播等跟社会问题接近的专业的学者，在本世纪初大学融入全球化初期、自由发展的阶段，获得了理论研究和田野实践的天然机遇。
这其中，除了中大学者和优秀学生和“南都系”的关联外，在乌坎事件被敏感化之前，中大政治学系、新闻传播系等专业的师生在其中形成的专业性介入，还有社工专业和香港同行共同在广东地区的探索，都是有学界“社会干预”的特征存在的。
这种干预随着意识形态收紧而萎缩，刚开始是风靡一时的“公民社会”逐渐禁谈，后来演化为这批先锋学者在公共空间中逐渐少言。
这意味着一群要在“野生”中探索学术的青年学者被“规训”，也就是“体制化”。而中山大学此次撤销专业的危机和教师们的失声，是本世初开始到近年，这个属于学者学术的“野生”自由时代的暂时结束。
四、教育市场化与大学等级化
中山大学事件后面的这两条主线，需要放到1999年高等教育市场化改革背景中去理解。
这场改革中，主导者在制度设计上、从源头上建立了公立大学，尤其是部属精英大学，作为在高教生态体系内部至高无上的“巨无霸”，改变了中国高等教育生态，并从排行榜、制度、预算、校友评价等途径强化了该结果。
这种改革既具有美国化特征，又以双重名义出现。首先是朝前看，以建设所谓的“世界一流大学”为名创新，其次是往后看，以“溯源正本”、回到所谓的民国大学之源。
但问题在于，所谓的世界一流大学，到底是真正的世界一流，还是英美定义的排行榜一流，或者是中国官员想象的一流？所谓还本溯源，有没意识到，民国阶段原西方大国的办学，有殖民的可批判色彩存在？
此外，讨论大学问题，一般会想到挂在大学头上的“行政级别”帽子，虽然这套本当用于官员晋升和行政机构资源分配的行政序列，嫁接在大学之上的本意，是保障大学资源分配和知识分子地位和待遇的一时之举，但在教育市场化的阶段，变成了很难摘掉的帽子，并演化成了“等级化”问题。
笔者在讨论社会工作专业本身面临的问题中提到过：“等级若限于官僚化的行政体系，应用到考核官僚本身，有韦伯所说的科层官僚制理性化的合理之处。但是，用到旨在自由创造、探索未知的高等教育和研究中，就大不一样了。
学科和专业的归属，应根据学术规律分工或结合，而不应出现官僚化的三六九等。目前高校去行政化，停留在校方各级的官僚头衔怎么配、教授能不能决定校务等问题，遮蔽了等级这一根本性问题。”
教育市场化，本应该置于大学自由自主这个真理之下，行政应该只是配合和服务于大学的自主自由。
但目前的现状是，行政带来的等级化，使得本该自主自由的高等教育，头上还有一个权力至高无上的统治者，左手是主宰师生命运的权力，右手是市场化的各种指标——他们通向更高权力所需政绩以及留“名”的工具。&
*源自FT中文网
作者：李零
我是一九八五年调进北大，明年九月满三十年。这么多年，我目睹了北大的千变万化：从没钱到有钱，从创收自救到钱多得不知道该怎么花，可把领导和群众都忙坏了。这些年，我们都已充分领教，资本的力量有多大，江河横溢，人或为鱼鳖。
很多人的改革思维可以两句话概括：要钱不要命，顾头不顾腚。钱是科研经费，命是学术生命，不是钱为人服务，而是人为钱服务，有钱能使鬼推磨，何况人乎！头是国际，头是领导，办学不是为咱们的孩子办，而是为各种有头有脸的面子工程办，好大喜功，好洋喜功，好古喜功。总之一句话，浮夸风。
当今之世，一切为钱造事，一切为钱造势，还有人拿教育当教育来办吗？老老实实办教育，踏踏实实做学问，真的就那么难吗？我们都在思考这样的问题。
　*作者李零是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从事先秦考古研究及中国古汉语研究。
“改革”曾经是个好词。好词是不能反对的，也没人反对。
当“改革”还是个嫩芽时，我们曾天真地以为，贪腐的存在是因为“改革”不彻底，但当如此之多的蛀虫不断以“改革”的名义侵蚀这个国家，甚至把“改革”当贪腐的别名时，这个词已不再神圣。
现在，盖房修路，领导最上心，口号是“大拆促大建，大建促大变”。有一回，中文系通知我，要我参加学校的规划会。我说，好，那我就去听听吧。
我听到什么了？有人说，某些楼年头太久，早就应该拆；有人说，某些楼楼龄太短，想拆不能拆；有人说，没关系，我可以从国外买一种涂料，把这些难看的楼重新捯饬一下。至于盖什么，这馆那院，各家有各家的建议，就算把未名湖填了，也未必摆得开、搁得下。还有，北大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成为很多计划的障碍。有人说，凭什么动不动就搬文物法，哪有那么多文物……
他们七嘴八舌，难以归纳。但有件事我明白了，北大太小，一斤瓶子装不下二斤醋。
最近，北大人文学苑落成，文史哲三系从静园二院、五院、六院搬出，每个老师终于有了自己的办公室。但房子盖好，怎么分配，拖了很长时间，这是为什么？
我听几位系领导说，有个海外请来的国际大师发话了，他的研究院，一个楼不够用，一定要占这个人文学苑的中心，如果学校非让咱们把房子让出来，那咱们就争取把静园的老院子保下来。
他们说的国际大师，负责文明对话，志在重张儒学，建立世界宗教。我记得，他刚到北大，有人负责召集，让我们跟他讨论一个重要问题。什么重要问题呀？他说，他要把哈佛燕京学社的资金投到北大，你们最好讨论一下，咱们是叫哈佛北大燕京学社好呀，还是叫北大哈佛燕京学社好。就这么个问题，他要讨论一整天，大家受不了，中午就散了。后来学校给我发信，要我配合他的研究。我当然不配合啦。
当时谁也不知道校领导拿静园派何用场，现在才明白，草坪和草坪旁边的六个院子是用来建燕京学堂，北大校中校，中国学校里的洋学堂，打造“国际一流”的试验田。
这组建筑，不当不正，恰好选在北大的心脏地带，好像在天安门广场盖白宫，引来骂声一片。
我是一九八五年调进北大，明年九月满三十年。这么多年，我目睹了北大的千变万化：从没钱到有钱，从创收自救到钱多得不知道该怎么花，可把领导和群众都忙坏了。
这些年，我们都已充分领教，资本的力量有多大，江河横溢，人或为鱼鳖。我真希望有人能把这三十年好好写一下，让历史说话，见证一下中国的改革在中国的高校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中国教改方案的设计者，他们的改革理念到底是什么，知识分子都扮演什么角色。
大家可能都还记得《儒林外史》的开头吧。王冕对洪武年间礼部议定的八股取士之法怎么说？他说：“这个法却定的不好！将来读书人既有此一条荣身之路，把那文行出处都看得轻了。”小说描写，时当初夏，天色渐晚，皓月当空，水银泻地，王冕望着满天星斗，拿手一指：“你看，贯索犯文昌，一代文人有厄。”话犹未了，狂风大作，风声略定，但见一百几十颗星星往东南坠。王冕说：“天可怜见，降下这一伙星君去维持文运，我们是不及见了。”
这是我此刻的心情。
我忘不了，当年我们已故的一位副校长曾问一位领导，你让我们自谋生路，难道化学系的出路就是做肥皂吗？领导丢下一句冰冷的话：大势所趋，势在必行。
我忘不了，当年开会学习，大家怎么哭穷，连大包小包倒衣服的馊主意都端出来。因为穷，我们的兄妹开荒、生产自救是敞开校园、面向市场，推倒南墙办商店。
一九九五年，有几个研究西哲的哲学家开了一家叫风入松的书店。书店刚开门，我买了本《汉语大字典》，表示祝贺。后来怎么样，二○○一年，南墙又恢复了；二○○五年，书店的创办者王炜去世了；二○一一年，风入松关张了。一切好像都没发生。
有位中文系的老主任回忆说，就咱们中文系骨头硬，愣是扛住了这股谁都扛不住的商品经济大潮。真是这样吗？
久旱逢甘霖，现在不同啦。好消息，好消息，中国有钱啦。大钱霈然而降，从校到系到人，层层承包、层层考核、层层验收，填不完的表。校办公司、孵化器（incubator），那是杀出重围的一路大军，直奔商道。另一路大军则坚守校园，文化办班。领袖班、总裁班，各种各样的班，面向政府，面向企业，面向和尚道士，面向文物收藏者和古董商，大横幅挂满校园，轰轰烈烈。每个系有每个系的活法，每个人有每个人的奔头。
中国是个教育大市场，商机无限。就连咱们的榜样，世界一流大学，他们都眼红了，你瞅我，我瞅你，赶紧到中国抢占市场。各种国际化的班、国际化的校、国际化的研究中心纷纷进驻中国大学。咱们的班也不甘落后，轮到上层次、上规模了。
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中国的教育改革又上一层楼。
如今的大学，“国际化”的大潮席卷一切，我在一篇讲北大校史的文章中说，“弄潮儿向涛头立，手把红旗旗不湿”。谁是“弄潮儿”？
你说巧不巧，海外人士查建英写了本《弄潮儿》。此书原载《纽约客》，用英文写，中文本有香港牛津版。上篇“知识人”，讲她哥，讲王蒙，讲北大。下篇“企业家”，讲“中国好大亨”。两组文章，相映成趣，可以反映她心目中的改革潮流。她讲北大，是讲二○○三年的北大改革。她把上面两句话当全书的题词。
查建英说，这场改革，真正的“弄潮儿”是前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张维迎。前北大党委书记闵维方是他的幕后支持者。还有一位是在《读书》编辑部跟我们讨论的李强，他也是改革方案的起草者。
查建英介绍，这三位都有海归出身、经济头脑和国际视野，他们都是“出身海归”的蔡元培校长的正宗嫡脉，都是“不被理解的改革派”。她很遗憾，这场改革遭到“保守派”强烈反对，最后“被上头牺牲掉”了。
她是北大中文系毕业，她说，中文系几乎一边倒，全都反对这场坚持“逻辑”和“效率”的改革。
谁是“保守派”？张鸣（北大中文系教授——编注）是，我当然更是。其实，就连她十分欣赏、主张稳健改革的“温和自由派”陈平原，还有拿蔡元培当上帝、北大当情人，因北大“只剩躯壳”而去了清华的刘东，也是闵张改革的批评者。
查建英转述，李强认为，“有些方案批评者是言辞高蹈却用意卑鄙”。“他们说学校不是养鸡场”，“但我说大学也不是养老院”，李强愤愤然。
她说的潮，“国际化”也好，“海龟”代“土鳖”的大换血和裁人下岗也好，课题制下的核心期刊统计和量化管理也好，没错，的确是大潮，跟整个社会上的改革一模一样。但反对的声音很大，同样不容忽视。
闵张改革真的流产了吗？我不这么认为。我的印象是：这场改革一直在进行。譬如眼下的燕京学堂和人事制度改革方案（国际评审、非升即走的进人新制）就是它的继续。该书结尾，查建英预言，“经过一段调整、积淀、思考之后，人们将会再次听到那个只属于他的声音”。她说的是张维迎的声音。
她说对了。
“985工程”是一九九八年五月四日北大百年校庆提出的。“211计划”是二○一一年四月二十四日清华百年校庆提出的。每次庆祝，都把国家领导人请来。
二○一四年五月四日是北大校庆一百一十六周年，同样有国家领导人祝贺。燕京学堂开张特意选在第二天。请大家记住这个日子吧。
中国的大学改革，其实只是一滴水。校园跟社会并无不同。很多人的改革思维可以两句话概括：要钱不要命，顾头不顾腚。钱是科研经费，命是学术生命，不是钱为人服务，而是人为钱服务，有钱能使鬼推磨，何况人乎！头是国际，头是领导，办学不是为咱们的孩子办，而是为各种有头有脸的面子工程办，好大喜功，好洋喜功，好古喜功。总之一句话，浮夸风。
第一，咱们中国，政府强势，集中力量办大事，只要想办，没有办不成的事，这是中国特色。但是不是所有事儿，煎饼越摊越大就一定好，未必。现在，社会有企业兼并，强强联合，开店设厂，全国连锁。大学合并是同一思路。学校越办越大对某些领导者来说是个“升官图”，“升官图”的背后是什么？是资本集中的优势在作怪。有人以为，投资砸钱，关键是让领导看得见，巧立名目、大干快上就是最好的政绩，此即所谓“好大喜功”。
第二，查建英说，“打造世界一流大学”是北大发明，现在是国家政策，“一个预定在大约二十五年内达到的官方目标”。她说的口号是北大百年校庆提出的。据说再过九年，这个目标就一定要实现。但“世界一流”，标准是什么？是不是中国高薪聘请，找点退休过气的洋教授作点缀，或把国外找不到合适工作拿中国垫底的留学生recycle一下，就叫“国际化”？是不是把中国老师送到海外大学评职称，或用英语授课或培养洋学生就叫“国际化”？出国这事，早就不是前两年，不值得大惊小怪。我纳闷，很多过来人，怎么反而不自信，就连为中国办学还是为外国办学都分不清，此即所谓“好洋喜功”。
第三，中国传统文化，现在如火如荼，跟大国形象有关，跟两岸统一有关，跟打造中国软实力有关，领导最爱听。有人说，传统文化都在台湾，同样不自信。我们的很多口号都是从台湾趸来的，让我想起蒋介石提倡的文化复兴运动、道德重整运动。中国大学，属哲学系热闹，新儒家的宣传如日中天，这是如今的帝王术和生意经。过去，我讲过一句心里话，要讲传统，考古最重要，研究传统，资源在大陆，很多人就是听不进去。他们以为，扎扎实实的材料，扎扎实实的研究，没劲，远不如虚头巴脑的宣传，更能来钱，更能来势，此即所谓“好古喜功”。
现在，很多人理解的“国际化”是资本的全球化，是资本横扫一切。很多有经济头脑的聪明人以为，什么不是买卖——大学也是买卖。多年来，我校的文科是归经济学家领导，但从前的北大，真正享誉世界的北大，就我所知，绝不是这样。我不认为，光华模式就是北大改革的方向。
我心中的北大是学术自由，兼容并包，造就天下英才的北大，无论有用之学，还是无用之学，都以人为本，以民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