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契机》中解读亚洲的内在纽带和原动力
作者：朱荫贵
朱荫贵教授是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是我国著名的经济史专家，也是我的老师，虽然不是我的导师。朱荫贵教授非常平易近人，很多时候碰到他，都是老师向我这个学生先打招呼，因为我还没有来得及向老师问好。他在我心中的经典形象是，他戴着椭圆形的宽边眼睛，穿着西服，略显花白的头发梳得一丝不苟，笑眯眯的，和蔼可亲地看着我，然后关心地询问我的近况。
朱荫贵先生，本科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硕士博士均毕业于中国社科科学院研究生院，在东京大学进行博士后研究，师从日本著名中国史专家滨下武志教授。他先后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经济所中国经济史研究室主任，兼任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东京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客座研究员。1998年他担任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2003年他被复旦大学人才引进，担任历史系教授。他在复旦历史系先后担任中国近现代史教研室主任、历史系学术委员会主任。
朱荫贵先生1993年获得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颁发有突出贡献的社会科学家证书，并从该年度起终身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他的主要社会兼职有：中国经济史学会理事、近代专业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商业史学会理事、副会长；中国日本史学会理事、全国日本经济学会理事等。
朱荫贵先生主要研究集中在中国经济史领域，对中国、日本近代史其他学术领域也有深入的研究，著作等身，成果卓著。值此先生荣休之际，季我努学社特地联络先生，将其在《中国社会科学》《历史研究》《经济研究》等顶级学术刊物发表的论文整理出来，组成朱荫贵教授荣休纪念特辑，与学界同人和广大读者朋友分享。
要把历来以欧洲为中心的研究视角转变为以亚洲为中心进行研究, 关键是要寻找到把亚洲连结在一起的内在纽带和亚洲发展的原动力。基于对此命题的课题意识, 构成滨下武志教授《契机》一书各章的标题如下:
序章近代亚洲史研究的课题
第一章朝贡贸易体系与近代亚洲
第二章近代亚洲贸易圈中的白银流通
第三章银价腾贵和外国贸易结构的变化
第四章英国银行资本在中国的扩张过程
第五章英帝国经济与中国和香港
第六章近代中国的“亚洲和欧洲观”
结语现代中国和近代史研究
为对滨下武志教授的视角和思路有更清楚的了解, 不妨对各章的结构和内容作一简单的介绍:
序章和第一、第二章, 是作者从制度的侧面、市场的侧面去寻求和推导亚洲内在纽带的尝试。在序章中, 滨下武志教授首先对过去研究亚洲史和中国近代史的情况进行回顾和评论。他指出, 历来对亚洲近代史的研究, 都是把亚洲和近代欧洲的接触作为亚洲近代的开始, 在这里, 欧洲扮演的都是主动者的角色, 亚洲扮演的都是被动者的角色。但是, 为了将亚洲史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来把握, 以及寻求亚洲史内在的连结纽带和推导出亚洲发展的内在的原动力, 有必要把关注的目光从欧洲转向亚洲。滨下武志教授认为, 历史上的亚洲存在着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关系和朝贡贸易关系, 并以这种关系为基础形成了“亚洲经济圈”即“前近代亚洲市场”。这个市场的特点是,以中国和印度为两轴, 以东南亚为媒介, 以东亚朝贡贸易圈和亚洲区域内相对独立的白银流通圈为基础形成的、有着自身规律和特点的亚洲区域内市场。
当欧洲接触和进入亚洲时, 虽然它对亚洲形成了“冲击” , 但同时也不得不面对这个在它进入之前即已形成了的、以整个亚洲为规模的、按照自身规律运行的亚洲经济圈即前近代亚洲市场的“反冲击”。此后, 当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将这个市场逐步纳入世界市场之中时, 这个“前近代亚洲市场”除了在世界经济中占据相应的位置外, 还保留和继承了自己的历史延续性。这些历史延续性在亚洲茶叶出口市场的重组、亚洲白银货币圈的延续、契约劳工贸易的开始和亚洲区域内汇款网络的形成等等方面得到了体现。
滨下武志教授认为, “以中国为核心的与亚洲全境密切联系的朝贡关系, 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朝贡贸易关系, 是亚洲而且只有亚洲才具有的惟一的历史体系”。这个看法, 是形成和贯穿滨下教授“亚洲经济圈”理论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 因而成为第一章重点探讨的问题。滨下武志教授认为, 朝贡关系从政治方面看, 是中国统治者将中央与地方的统治关系扩大到外围和四边, 按中央—各省—藩部(土司、土官) —朝贡诸国—互市诸国的顺序排列, 按邻接的中心—周边关系的同心圆的方式交错产生的一种体系, 这种体系在16、17世纪逐渐成熟(见下图)。滨下教授认为, 这个朝贡体系的重要之处更表现在它的经济方面, 因为, 在这个由朝贡关系促发和推动的亚洲各国各地区的交易活动中, 产生了连接亚洲各地的交易网络、交易中心地、汇兑渠道和朝贡贸易体系与亚洲经济圈金融中心地等, 这些因素“形成了朝贡贸易关系的交易网络”。这个交易网络不仅在与外部世界进行商品交换的同时,对亚洲和中国市场的价格动向发挥一定的制约机能,更重要的是, 它成为西方国家面对东方时不能不受到制约的“冲击”。而且, 日本工业化的发生也与朝贡体系有着密切的关系。中国与周边关系（以清代为例）
第二章重点探讨历来在近代史研究中不被重视的以帆船贸易为中心的亚洲区域贸易圈的形成、扩大以及亚洲区域贸易圈之间的白银流通、白银结算体系, 还有以亚洲白银流通为前提的殖民地银行的机能, 进而分析了亚洲区域内华侨和印度商人等超越国境的经济活动, 以及相伴产生的各地区经济间的相互联系, 由此而形成的贸易结算机构、金银关系、银银关系、银钱关系等等具有多重结构的白银流通圈。同时还分析了亚洲区域内的新加坡和香港等地区, 分析了这些具有地域经济圈中枢地位的国家和地区所具有的金融中枢地功能, 以及这种功能在扩大亚洲区域贸易中的作用。实际上,该章探讨或提出的问题, 就是如何把握亚洲前近代和近代的跨国境的、或者说是同时超越若干国境的地域经济圈的问题, 而这些问题, 都与亚洲区域内自身形成的、相对独立的白银流通圈分不开。
第三章和第四章以中国对外贸易为中心, 特别是以欧美商人、银行是怎样加入中国贸易体系为中心, 进而追寻贸易金融、投资行为的变化轨迹。这两章实际上是作者用历史事实对自己的论点进行论证。第三章探讨19世纪后半期的银价腾贵、贸易过剩和白银不足, 以及由此产生的英国棉制品和中国茶叶贸易之间出现的“现货贸易”和“现货结算”的方式。第四章以“1850年代围绕中国市场与世界市场的连接和扩大, 成为中国近代经济史的转换期”为中心, 探讨这个时期英国殖民地银行进入中国的过程,国际金融市场的扩大和亚洲贸易结构重组中的问题, 以及通过政治、军事借款导致中国对列强产生的金融依赖关系等问题。
滨下教授认为, 历史上的亚洲, 不是以一个平面体的方式存在, 而是由多个中心—周边关系的复合体方式交错构成, 这种状况, 必然形成“连接各地域的、具有网络中介作用的中枢地”。新加坡、马六甲、琉球、香港等就是具有这种中介作用的中枢地。第五章将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香港对外关系置于英国和亚洲贸易圈中考察。通过贸易、金融、劳动力移动等方面的统计, 探讨香港作为中枢地所具有的经济机能。
第六章探讨的实际是一个总的视角问题, 也就是滨下教授从序章开始至第五章所关心的各种问题的视角问题, 或者说是反映了他所具有的历史意识。他在序言中明确指出, 作为一个历史研究者“需寻求的视野, 是立体的多层次的视野, 他应当在意识到自身是历史认识主体的同时, 去描绘出同时代人的时代认识, 并将其与现代的认识主体的课题意识进行对比和质疑,由此去辨别历史现象中所包含的纷繁复杂的脉络,从而在此基础上完成历史面貌再构成的任务”。滨下教授以“序章开始到第五章为止的历史分析的综合视点” , 对围绕中国为中心的亚洲和欧洲间的关系, 以及存在于中国知识分子和民众间对亚洲与欧洲的认识方面的差异进行了分析与探讨。在这一章中, 比起经济史的分析方法来,滨下教授更多地采用了历史的方法论来探讨中国对西洋的认识,探讨从洋务、变法论中反映出来的对亚洲的认识, 以及西方通过通商、外交关系和基督教传教等活动对中国的认识等等。
在结语部分, 滨下武志教授从“近代史研究的方法与对象, 在现代史研究中也有连续性表现”的角度出发, 对现代中国的地域社会进行了研究。他通过重点考察“合股”“合资”这种在中国民间经济活动史上具有悠久历史传统的、共同出资兴办事业的方式, 结合目前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开放中民间农业、农村工业、商业、手工业和金融业等等领域中焕发显示出来的活力, 力图去探讨历史的连续性和内在的联系。他指出,
在近代史研究中, 对现代史和现代社会的关心, 对于提供研究近代史的视角和问题意识, 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通过滨下武志教授对中国国内民间经济活动和诸种关系的分析, 我们可以感受到作者在把握方法论去探讨经济发展内在契机方面所做的努力。
统观全书, 这本以中国和亚洲近现代历史为探讨对象的著作, 根本的立足点和思路与以往同类著作明显不同的地方在于“从亚洲出发进行思考” , 而并非仅仅停留于“思考亚洲”本身。因此, 本书的视野开阔就是一个突出的特点。例如作者在分析亚洲时, 密切关注着以英国为首的欧洲、美国和澳大利亚经济发展的动向, 并把亚洲发生朝贡贸易体系与亚洲经济圈的变化置于全球经济演变的背景之中进行观察。本书的另一个明显特点是, 对某些关键的具体问题紧紧抓住, 深入分析。例如在对英美中、英印中两个三角贸易关系中诸种脉络进行的分析中, 从贸易结算这一根本环节入手, 深入跟踪, 环环分析, 令人印象深刻。另外, 作者用了结语部分整整一章探讨中国现代民间经济活动中显现出来的近代社会的经济传统和组织方式。这是过去的经济史著作中极少见到的。这种探讨不仅提示了在现代经济发展进程中重视深层次传统影响的重要性, 也在方法论方面有着独特的意义, 更重要的是, 他的这种研究, 显示了经济史研究与现实经济研究之间难以割断的紧密联系。
正是在对诸种错综复杂的关系的把握中,滨下武志教授的重要研究结论之一是: 19世纪中叶以来形成的亚洲近代市场, 并非是在近代西欧资本主义迫使亚洲对外开放的过程中形成的, 而只不过是西欧加入了亚洲早已形成的贸易网络, 加入了亚洲原有的市场和这个市场在新形势下发生了变化。那么, 研究进行到这里, 问题实际又集中到了原来的出发点上, 即原来的亚洲贸易网络和亚洲市场, 究竟是如何形成的? 它的特征又表现在什么方面? 可以说, “亚洲经济圈”理论正是通过对这些问题的反复探讨才得以最终形成。
编辑：张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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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亚洲的视角考察早期近代欧洲的差别之处与支配地位 作者：王国斌
文章摘要：本文着重是从亚洲的视角来看早期近代欧洲与亚洲发展的差别之处和主要支配发
展的力量。文中指出一般情况下经济历史学家在撰写16至18世纪时会主要考察两类的课题，
第一类关注的是欧洲各个地区的制度和习俗的演变过程，第二类关注的是欧洲与世界英他各
地的联系是如何构建的，然后再由这两个研究课题衍生出一些补充性的课题。第一类课题通
常指出的是早期近代欧洲与世界其他地区产生经济差异的一些特质，而第二类课题通常论述
的是居于世界经济支配地位的欧洲体系其各个组成部分。是什么使欧洲与众不同以及欧洲如
何成为主导世界经济的力量，这两个早期近代经济历史的典型课题说明在历史分析上存在着
的两大挑战：第一，要将欧洲经济活动的各个层面与世界其他地区的相同层面作更进一步的 比较；第二，要仔细观察早期近代形成的各种经济联系。 在这篇文章中，作者首先就把亚洲与欧洲一些地区的经济扩张模式进行了对比，接下来
作者又将中国与西欧的政治经济体进行了对比。因此可以看到，中西方两种截然不同的政治
经济体所依赖的商业扩张动力却大体上相似；假设中国政治经济体的核心特征与欧洲是不同
的，那么就可以通过一个反事实来发掘出中国和西欧政治经济对比的意义。然后，作者又审
视了早期近代亚洲和欧洲之间存在的贸易联系的各种类型，并将其与19世纪形成的贸易联系
作了对比。对比的过程可以看到一些重大的差异，这些差异就能够清晰说明欧洲已逐渐发展
成为涵盖全球的世界经济体。 虽然亚欧大陆两端在早期近代经济扩张的动力上具有一定的相似性，但是却在19世纪
及更早时期国际贸易流动的过程中产生了差异，这是经济发展的必须结果。正是由于这样才
会使得一些观点和主张遭到了人们更多魄怀疑，比如，早期近代欧洲经济潜力与其他地区是
否也存在着巨大差异，这才使得欧洲经济发展到覆盖世界大部分地区，并从而居于支配地位．
早期近代经济体之间的这些对比和联系显示，如果不是大多数，至少是有一些在经济事务方
面欧洲同其他地区存在许多差异，而且欧洲超越了其他地区，并处于支配地位的观点或许根
本就是错误的，最多只能由经验上获得一些微弱的支持。 本文在最后部分着重强调了，我们需要对解释类似19世纪之前经济活动的世界和随后 的工业化时代之间发生的变化这类难题要进行更为详尽的说明，才不会有误解和理解上的偏
差1 16至18世纪欧洲与亚洲的部分地区的政治、文化和社会方面的差异还是能够被注意到 的。但是到目前为止，想要证明这些差异的存在与18世纪末19世纪初明显出现的经济分流
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是非常困难的。而且可以从文中看出作者似乎并没有打算通过这篇文章的 简短介绍就将19世纪期间发生的经济变革解释清楚，因为这是基于欧亚之间的由于政治、
文化和社会差异而形成的分水岭。本文的行文结构是严密的，也是比较谨慎的，而且对回答
一些更大的问题也许是有帮助的。如果我们能够赞同早期近代许多亚洲和欧洲地区经济扩张 1143
动力具有重大的相似，也承认19世纪之前和之后国际贸易存在巨大的差异，我们就有理由
放弃那些被引导众多学者主要关注的，而且是被他们过度引用的，关于欧洲的发展经历以证
明欧洲经济优越性的研究方法，转而研究人们较少关注的区域。从而便于我们可以更好地证
明欧洲的经历确实是值得关注的，因为从经济发展潜力角度来说，它使得欧洲的部分地区以
及北美的地区从众多的地区中脱颖而出并保持了这种优势将近100年。 学者们早已知道早期近代经济世界中地区和地区之间的联系比1500年之前都要密切。
同时，这些地区在促进经济增长和扩张的动力方面比我们先前认为的要相似得多。农业帝国和
商业帝国的政治经济形态存在重大的不同，这可以帮助我们解释为什么一些欧洲列强在亚洲和
新大陆都建立了自己的势力，而不是其它的亚洲和美洲列强在欧洲建立自己的势力影响。但是，
欧洲的咄咄逼人并不意味着他们就必然是当时经济实力最强的，实际上，根据重商主义的原则
标准，积累白银可以促进国内商业的发展，那么在这方面中国比欧洲大部分国家做的都多。早
期近代海上贸易遵循一些经济和政治原则，这些原则共同构建了一系列关系，却又完全不同于
19和世纪和20世纪条件下形成的那些关系。工业资本主义条件下才可能发生的日益紧密的全
球联系，紧紧依赖于科技的变革，正是这种变革使欧洲获得了19世纪之前所从来没有享受过的
政治和经济优势。早期近代欧洲的经济体制并不是为工业化的产生而设计的，可是一旦工业化
成为可能，这套体制就在两个方面变得很重要。第一个方面，欧洲的机制可以有力地促进工业
的发展，比如说，金融网络可以方便资本的大规模流动，而司法体系可以确保订立合同更为复
正在加载中，请稍后...亚洲时间到！首届亚洲双年展确定主题
　　羊城晚报讯 记者王田歌，通讯员刘丹妮：记者近日从广东美术馆获悉，首届亚洲双年展暨第五届广州三年展的主题确定为“亚洲时间”（Asia Time），并以“一带一路”战略思想作为此次展览的指导理念。
　　“一带一路”引领“亚洲时间”
　　广州作为一个主要的贸易港口，以其坚实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基础在中国南方扮演着重要角色。鉴于广州的历史和战略地位，本次展览将以其“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作为出发点，并以“一带一路”线路上的国家为主体发展合作，加强与沿线国家的美术馆和策展人联系，共同打造文化包容的新型合作模式。
　　广东美术馆馆长罗一平馆长表示，“一带一路”清晰地描述了亚洲在各个国家的链接点，是此次亚双展的立足点，它不仅是一个展览的概念，更是此次展览所需要展开的合作区域。将“亚双展”和“一带一路”理念相结合，旨在以“一带一路”线路上的国家为主体发展合作，借助行之有效的区域平台，使更多国家尤其是“一带一路”线路上的国家和策展人真正参与其中。
　　作为中国国家重点美术馆的广东美术馆，不仅需要呈现出一个能够区别于以往有关亚洲所有的双年展和三年展的“亚双展”，而更希望通过跟“一带一路”沿线上的国家美术馆的合作，使此次亚洲双年展成为广东美术馆向国际化转型的一个标志。
　　“亚洲时间”包容多元文化视角
　　首届亚双展主策展团队的两位策展人中国美术馆研究与策划部主任张晴和乌特勒支视觉艺术与设计研究生院院长汉克斯拉格分别对“亚洲时间”这一主题做了阐释。张晴认为，亚洲不仅是一个地缘和人文概念，也是一个时间概念。因此，展览计划是开放的，以更流畅和直观的方式为观众提供一个十分重要的文化讨论与艺术实验场，更有助于所有关心亚洲、关心世界的人们从不同但非常有价值的角度来研究当代亚洲。策展人会尝试以历史、地区、民族国家及其宗教多种视角作为观察点去触摸“亚洲时间”。
　　而在汉克·斯拉格看来，在英语的语境下，“亚洲时间”包含着矛盾、冲突、共存意义以及必要的竞争关系，正是这些因素塑造了亚洲对于时间的理解和感知。鉴于广州在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地位和亚洲经济中重要的角色，首届亚双展将致力于探索构成“亚洲时间”这一概念的不同模式和多元视角，同时也将对于亚洲形态上的思考延伸至地理与领地的概念之外。
责任编辑：AP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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