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信功能升级：群主分分钟让你进不了群，低调开卖漫游上网卡_网易新闻
微信功能升级：群主分分钟让你进不了群，低调开卖漫游上网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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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微信功能升级：群主分分钟让你进不了群，低调开卖漫游上网卡）
10月25日，微信发布新版本（6.3.28版），升级了微信群的两项功能。除此之外，澎湃新闻还发现，新版本微信新增了WeSim全球上网卡功能。现在，微信群中，群主可启用“需群主确认才能邀请朋友进群”功能。在最新版微信中，微信群群主可在群详情页的群管理选项中，开启此项功能。开启此项功能后，群主将对群成员拥有更高的管理权限。有网友戏称：有了这个功能，群主分分钟不让你进群。二是，群聊页面添加了收款功能。微信方面介绍，此前，微信已经上线AA收款功能，但需进入“我”—“钱包”后才能发起AA收款，操作流程较长。此次微信在群内直接加入收款功能，可以更方便地满足用户进行AA支付、收班费等需求。此外，还会对超过24小时未付款的好友，发送系统提醒，终于不要自己去要钱了。相比腾讯自家的兄弟产品QQ，微信的群功能并不完善。比如微信群的人数上限是500人，QQ会员最高可达到2000人；还比如QQ群有群活动、群投票、匿名、收藏、群应用等。腾讯方面向澎湃新闻（）回应称，微信的产品更新都是基于用户需求来开展和进行的，不过因为微信是海量级产品，所有的研发也需要逐步完善，未来会根据用户需要不断丰富功能。目前微信群的功能包括群公告、聊天文件、查找聊天内容、群语音聊天、消息免打扰、置顶聊天、将群保存到通讯录、修改群昵称等。澎湃新闻10月26日发现，除了上述两项功能，新版微信还推出了WeSim卡业务。不过这一功能藏得极深：进入“我”—选择“钱包”——选择“手机充值”——选择页面右下角的“更多服务”——选择WeSim卡。“全球都能用的上网卡”，微信页面介绍，WeSim卡是一张集境外数据上网和境内通信服务于一体的电话卡。在境外支持数据流量上网，在境内与普通运营商一样支持打电话、发短信、数据上网等通信服务。WeSim卡是实体卡，用户在线上购卡后，可以选择快递或机场领卡，使用微信关联卡号，然后可以在境外使用流量上网，回国后可以选号开通国内服务，享受0元月租通信，下次出国还可以继续使用。SIM卡本身15元/张。目前WeSim卡覆盖了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越南、中国香港、中国台湾这几个地区。这些地区的上网资费均为9.9元/天，无限流量。相比中国电信、中国联通等国内运营商的国际漫游数据流量资费，WeSim卡更具优势。如在香港和澳门地区，中国电信需要25元1GB/包天，中国联通需要26元/包天不限流量。WeSim卡最早被发现是在今年6月左右，但不知何故，该业务“上上下下”，下线过一段时间，后又上线，又下线。据澎湃新闻了解，微信WeSim卡的实际运营方是北京飞猫无限科技有限公司。据该公司官网介绍，飞猫卡的商业模式简单来说就是批发零售流量。从国外运营商以折扣价采购数据流量，再以零售的方式卖给国内的用户，依赖的技术是软SIM卡技术。飞猫无限2005年4月获得蓝色光标Pre-A轮投资，具体金额未透露。据《IT时报》报道，也许是不想刺激到电信运营商，腾讯对WeSim业务上线非常低调，而且嘱咐合作伙伴不要大肆宣传。微信在语音通话领域的追求步伐从未停止。2016年初，微信在境外推出了允许用户拨打手机和固话的新功能WeChat out，开放测试的有美国、中国香港和印度，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用户可以用较低的资费拨打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电话。但是这项业务并没有在中国国内推出。
(原标题：微信功能升级：群主分分钟让你进不了群，低调开卖漫游上网卡)
本文来源：澎湃新闻网
责任编辑："王晓易_NE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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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安装浏览器，或使用别的浏览器你创业就可以随便在地铁上加微信好友吗？_网易财经
你创业就可以随便在地铁上加微信好友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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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你创业就可以随便在地铁上加微信好友吗？）
靠在门边，一个长得还行的妹纸走过来，运动服外套里穿着紧身T恤，显得事业线明显胸还挺大。她把手机递过来——
你好，我正在创业，能支持一下加个吗？
　　我拒绝了，不是因为她长得不够漂亮。而是因为这是我第四次坐地铁遇到这样要求加微信好友的了，理由出奇的一致：正在创业，需要拓展人脉、增加人气吧啦吧啦。还说什么就加一个微信，不会打扰你的吧啦吧啦。
　　这种加微信的人肉地推托儿，真是选准了场景。北京的地铁平均每天的客流量都在950万人次以上，有些日子还破千万，我看到的人肉微信托儿一节车厢会问20个人，一般都有4-5个人扫二维码加了微信，一趟车按5节车厢算，都加20多个微信好友了。人肉微信托儿走遍一趟车，可能需要30分钟，哪怕一天工作8小时，都可能有超过300个微信好友的成果。1个微信号上限是5000个好友，差不多半个月，就可以被这些人肉微信托儿加满。
　　而我拒绝的理由也非常明确，3点：
　　1 、本来是自然生活场景下的社交方式，从陌生人到轻熟人再到熟人，可能需要一顿饭一场会一杯咖啡，个把小时以上才能成为微信好友，门槛突然被粗暴的砍掉，一分钟几十秒内要让我跟你成为微信好友，浑身上下只写了两个大字：尴尬，心里面憋了一句话：这种方式让我很不舒服。
　　2 、没有产生信任感的加微信好友，后续衍生的风险也让我望而却步：谁知道你加了我的微信回去会不会转手就推荐给别人，又加我的微信让我不堪其扰？甚至扫二维码的时候就已经给我挂马，手机中毒后面造成其他更严重的损失？
　　3 、最可恶的是，多方情况表明这些地铁人肉微信托儿背后隐藏着暴利啊！《重庆商报》日报道，西南大学大四学生小末在去年暑假时去兼职，每天大概可以邀请到100～200人扫码，每个扫码可以拿到1元提成，按照保底加抽成的方式，每天收入在200～300元，最多一天曾达到400多元，一个月下来收入超过6000元。小末介绍说，一些职业地推人收入甚至过万。以我对互联网地推的了解，这种个人微信号人肉加微信好友的收益还要比过去的扫码更贵，价格应该在1元以上2元是常态，按照每天加300个好友2元一个来算，一个月收入可以达到1万8千元，很多能突破2万元。拿普通民众对创业者的加油鼓劲或者说可怜一下的信任，去累积换取一两万元的收入，我的内心肯定是拒绝的。
　　2015年，上海地铁方面就出现了扫码加微信等现象，“这一现象可谓车厢内散发小广告的升级版。近半个月来，我们抓到过几名此类人员，有的被当场执行简易程序处50元罚款。”地铁执法三中队负责人透露，他们查获的地铁内拿二维码卡片的推销人员，多数是为了推广微店，推销理财服务、营养品，也有人推广其开的奶茶铺、快餐店。但也有让乘客“吃药”的：扫描信息后内容不明，出现手机病毒木马等情况。多数人被执法人员查获后，都认为他们没有散发小广告，其实其所作所为已违反轨交条例。执法人员除了宣传教育，还可视情进行劝离、罚款或送轨交警方工作站进一步处理。
　　到了今年，地推什么小卡片什么微店二维码公众号二维码都弱爆了，直接上来就是加个人微信二维码。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武汉、成都、杭州……到处都出现了人肉微信托儿，这是涉嫌违法违规的互联网地推方式。互联网地推之前已经没有节操了，现在更是没有了底线，特别是团伙作案：当一个微信用户成为另一个陌生人更不要说什么基本信任的微信好友时，回头转手通过加粉软件或者轻轻动动手指发送这个用户的微信名片，推荐给别的微信好友或者微信群，几十几百人来加你的微信号以图进一步获取非法利益，个人微信被“轮奸”，隐私就根本谈不上了。
　　这样一看，不禁要反问一句：你创业就可以在地铁上加微信好友吗？凭什么！
本文来源：投资界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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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观点|孙玮：微信，中国人的“在世存有”
　　6　　月　　12　　日　　周一　　现代性范畴的功能主义范式预设，技术不过是人的工具或手段，人则是操控技术的先验主体。为此，在功能主义范式下，任何一种新媒体的出现，其研究重点不外乎是在跨越空间方面增强或者添加了哪些功能，如此，便大大削弱了捕捉新技术变革所涉及重大命题的能力。而孙玮教授的这篇文章则是转向存在现象学技术论视角，突破现有微信研究以技术为手段、以社交为功能的基本预设，探讨微信在当前的中国社会场景中，如何构成人们的“在世存有”。文章认为，微信是随身携带的“移动场景”，通过日常生活的惯习性使用，建构了全球化时代的“实践的地方”感，人们通过多个“节点主体”实现在世存有。微信呈现了群体的共同在场，创造了人类社会一种崭新的“共在”感，在当前的中国社会状况中，构成了人们的“在世存有”。（汤团子）　　原文刊发于2015年12月《学术月刊》　　原文：《微信：中国人的“在世存有”》　　微信推文标题略有改动！　　摘要　　存在现象学的技术论，打破了现有新媒体研究以技术为手段、以社交为功能的基本预设。因此，微信不只是个体之间的连结，也不仅是为达致共识而进行的交流。微信是随身携带的“移动场景”，通过日常生活的惯习性使用，建构了全球化时代的“实践的地方”感，人们通过多个“节点主体”实现在世存有。微信呈现了群体的共同在场，创造了人类社会一种崭新的“共在”感，在当前的中国社会状况中，构成了人们的“在世存有”。　　关键词　　微信;新媒体;移动场景;实践的地方;节点主体;在世存有　　孙玮，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研究员、新闻学院教授。　　引言：存在现象学视野中的现代技术　　鲍曼在阐释“流动现代性”时，这样描写移动电话(本文以下统称“手机”)，它是“对空间依附的象征性'最后一击’”。鲍曼以为，“现代时代”已经成了征服空间的武器，在现代的时空之战中，空间是战争中笨拙迟缓、僵化被动的一方，而时间则是积极主动、具有充分活力的一方，它永远具有进攻性，具有侵略、征服和占领的力量。鲍曼的“时间战胜空间”说是主流传播学研究的重要预设，尽管可能并没有被充分意识到。这种时空大战已爆发多次，在主流传播学视野中，每一次有关媒介的技术发明，都是时间战胜空间神话的加强版重演。跨越空间的远距离传递，以时间消灭空间，正是主流传播学确认的大众媒介的独特优势。在既有的手机研究中，鲍曼的想法具有代表性。比如莱文森就遵循同样的思路，将手机的特性理解为“移动”，“它使我们能随时、随地、随意使用新媒介和新新媒体”。莫利总结道，“手机通常被看作是把我们与远距离的人联系起来的工具，这样我们可以克服地理距离的障碍”。尽管莫利注意到了手机与实体空间的联系，即，手机对话中地理位置确认的重要意义，但他仍然将手机的特点认定为，一是时间战胜空间(克服地理障碍)，二是“建构社会纽带关系”，前者是后者的前提，一句话，时间战胜空间是手机的核心特征。　　在鲍曼宣告“最后一击”十多年过去，主要依托手机的中国新媒体产品微信，获得了平均年龄26岁的5.49亿活跃用户，但微信的研究仍然没有脱离上述基本预设。除大量有关营销模式的策略性讨论，学术研究的焦点集中于微信支撑的社会交往与社会关系。如，“从熟人关系入手，审视与互联网相伴生的新的交往模式和交往文化，进而返回到政治公共领域思考这些变化的意义”，核心在于从微信的“电子书写式言谈考察熟人圈里公共性的重构”。再比如，从微信交往的碎片化、小群体、即时性特点出发，批判微信支撑的社会交往对社交价值、公共价值、群体交往的消解。这些观点看似截然不同，但研究框架却是基本一致的，即微信作为媒介对于社会交往、社会关系的功能。这恐怕也是主流传播学将微博、博客、论坛(BBS)特别是微信、脸书(Facebook)、推特(Titter)等等并命名为社交媒体(social media)的原因。　　上述手机与微信的研究有一个共同预设——现代性范畴的功能主义范式。它秉持的是海德格尔概括的技术流行观念:“技术是合目的的手段;是人的行为。”此范式将技术理解为人的工具性手段，大众媒介是传播工具，它的价值体现于它的独特功能——跨越空间的远距离传播。因此，诸如空间与传播之关系、主体与传播之关系等议题，就无法进入这个范式的研究视野。空间或者被遮蔽，或者被视为传播的障碍，它的命运似乎就是等待被征服、被时间击败。即便研究中出现“空间”一词(如公共空间、虚拟空间)，也不过是在常识或者比喻的意义上，缺乏学术层面的细究。至于“主体”，多在行动者或者自然人的意义上使用，不涉及哲学涵义，更遑论技术与主体之关系了。这也是因为，现代性范畴已经确立了一个先在于技术的不证自明的主体。因此，在这个范式中，任何一种新媒体出现，研究重点不外乎是，在跨越空间方面增强或者添加了哪些功能，这些功能如何改变了人的生活。手机、微信的研究也不例外。这大大削弱了捕捉新技术变革所涉重大命题的能力。具体到微信研究，有许多议题尚未进入传播学研究的视野，如，微信如何建构了一种崭新的存在感?微信时代空间以及相关元素(如地方)是否存在、如何可能?微信与自我、主体的变迁有何关系?　　存在现象学为探讨以上问题提供了一个理论视野。现代性范畴的功能主义范式预设，技术不过是人的工具或手段，人则是操控技术的先验主体，在存在现象学代表人物海德格尔看来，这“可以被叫做工具的和人类学的技术规定”，压根“未能击中技术的本真。”海德格尔说:“技术不仅是一种手段。技术乃是一种解蔽方式。如果我们注意到这一点，那就会有一个完全不同的适合于技术之本质的领域向我们开启出来。那就是解蔽的领域，亦即真—理之领域”。“这样看来，现代技术作为订造着的解蔽，绝不只是单纯的人类行为。......它摆置着人，逼使人把现实当作持存物来订造。那种促逼把人聚集于订造之中。”海德格尔之所以盘根究底追问技术，是因为在他看来，技术直接关联人的“存有”。人的“此在”意即“在世存有”(being-in-the-world)，是“事物展露自身的'开展’领域”。海德格尔认为，我们与世界最初的相遇，并不是我们对于世界的认识，或是与世界的分离。这个世界并不是由被辨认为物的实体组成的，而是由被辨识以前就为人使用的实体(工具)组成。因此“限定作为新时代技术中的展现方式，并不是单纯人的行动......而是摆脱人的任性的世界展现。这种先于人的一切思想和行动的自然和世界的展示对人来说是如此决定性的。”这意味着，技术不能仅仅被理解为人的工具，而是人与世界的一种根本性联系。技术作为向人展现世界的方式，是先于人的，对于人的存在而言是决定性的。　　海德格尔被视为20世纪对技术哲学影响最大的人物，第一，他以实践取向取代理论取向。在人的在世存有中，技术实践优于科学理论。第二，他充分认识到技术是现代最突出的一种现象，即一种起支配和揭示作用的本质。技术是真理的开显方式。第三，他是第一个把技术提到哲学最重要位置的哲学家，他说现代技术是形而上学的完成形态。技术成为“座架”，成为现代人的命运。海德格尔为代表的技术论思想“，批判了令自然臣服于理性意志宰制的现代计划，亦即现代主体再现而且操纵了客观世界，根据自己的优先性来支配自然。”海德格尔的技术哲学通过对现代性主体观、技术工具论的批判，奠定了技术与“存有”、主体的根本性关系。海德格尔“这种针对现代人文主义的根本批判，通过福柯的反人文主义观点，转移到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思想里。”舒茨的社会现象学承接海德格尔，将主体的形成与实体空间联系在一起，他认为，“与他人面对面接触是社会遭遇的主要形态”，这启发了“互为主体的空间”的思想。现代人文地理学吸取了存在现象学的“存有”就是人与世界在特定时空中遭遇的观点，强调对于人的存在而言，地点、空间是不能被任意剥离的元素，人的存有世界是时空交融的。地理学家Peet就认为，地理学中实证主义和人文主义的差异在于“人类在世界里的位置的不同概念”。“实证主义看环境，看到了空间(space)。也就是说，实证主义地理学看到了均质地球表面的延展”，而“人文主义地理学看环境，看到了地方(place)，地方是指人们发现自己、生活、产生经验、诠释、理解和找到意义的一连串场所(locales)。”如此，人文地理学借由存在现象学极大地开掘了“地方”的价值，“地方”一举成为关乎人类存有最根本的元素。针对新技术、全球化浪潮中的“地方终结论”，玛西认为，“地方”并不一定意味着定着的地点，时间也未必战胜了空间。因为“地方是由在特定地点会遇交织在一起的社会关系之特殊组合构成的。......是社会关系与理解的网络中的连接势态。”由此，时空交战的胜败问题，转化成了时空重组新型时空感的议题。综上，现象学视野的技术观与功能主义范式的不同在于:人并不先在于技术，相反，技术作为一种“座架”，是世界向人展现的方式，规定了人与世界的关系。因此技术对于人的意义，并不仅限于工具性使用的功能，现代技术在人类的“在世存有”层面成为人类的命运。空间、地方元素也不能理解为现代性时空大战中落败的一方，相反，空间、地方经由与时间的重组，确立了自身在全球化时代的独特价值。现代性范式预设的先于技术的主体，也转换成后现代视域中人类交往网络中的节点。这种依托节点的主体是由技术支撑的网络建构的。　　本文试图从存在现象学的技术论出发，突破现有微信研究以技术为手段、以社交为功能的基本预设，探讨微信在当前的中国社会场景中，如何构成人们的“在世存有”。本文重点分析微信如下技术特性:第一，跟随身体的移动性。微信设置有意识地指向手机，尽管也有电脑版，但应用主要依托手机，因此“空间”“身体”元素的呈现与传统大众媒介以及主要依托电脑等等的新媒体截然不同。第二，“群”“朋友圈”“点赞”等的设置，突出了社会关系的共在感，呈现了一种空间关系的并置，与传统大众媒介以及微博等典型的自媒体不同。第三，兼具说话与阅读的使用方式，具有即时通话和延迟反馈的双重性。与单纯的手机通话不同。第四，具有声音、文字、图像、影像以及自创表情符等多种呈现形式，基本集纳了传统大众媒介及新媒体的所有符号形式。在这样的技术阐释的基础上，结合场景理论、人文地理学、后现代主体理论，试提出“移动场景”、“实践的地方”、“节点主体”三个关键概念，围绕三个核心问题展开:微信怎样在实体空间与大众媒介的虚拟空间之间创造联结，形成新型的社会场景——“移动场景”;微信如何在全球化急速扩张的当下，创造了全球化时代的地方感——“实践的地方”;微信怎样以最彻底的方式颠覆了现代性的主体观——技术是主体的工具与手段，从而建构了新型主体——“节点主体”。本文认为，在鲍曼们瞩目的现代时空大战中，微信不仅挑战了时间必胜的神话，而且进一步打碎了时空对立，彻底瓦解了这场由来已久的战役，呈现了时空交融、虚实结合的奇特场景，创造了人类一种崭新的共在感。本文期望基于以上问题的讨论，追问传播学的核心概念与命题，如何谓传播，传播与时间、空间之关系，等等，以在新技术、全球化时代重建传播与人的关系。　　移动场景　　主流传播学的时空观具有明显的时间偏向性，空间被视为传播的一种障碍，等待被征服。这个偏向性在大众媒介的研究中更加突出，研究者视跨越空间快速传播之功能为大众媒介的独特优势，以至于空间以及相关元素如场景、地方等等几乎湮没不闻。这反映在传播学研究的众多核心议题中。如公共领域，主流传播学的研究几乎从不涉及场景、地方这样包含实体空间元素的概念，无论是在经验层面还是在学术意义上。而出现较多的“公共空间”一词基本都是常识层面的使用。主流传播学援引甚多的哈贝马斯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桑内特在讨论“公共性”理论时指出，哈贝马斯的“公共性”是基于理性话语的行动，在倚重话语这一点上，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和阿伦特的类似，同为“言说胜于视觉的区域”，可称为“言说的公共性”，桑内特认为这正合乎西美尔现代性的分析概念之“理性面具”。理性话语互动的公共领域忽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元素，即实体空间中的视觉元素，它抽离了具体的历史“场景”，遮蔽了公共性的一个重要面向，即西美尔指出的现代性的另一面“陌生人的相遇”，陌生人置身于同一个场景中。桑内特因此说，他本人的公共性理论与哈贝马斯、阿伦特不同，他是沿着戈夫曼、格尔茨“世界剧场”的路径，探讨现代公共生活中的“一个由互相注视的、互不相识的非个人组成的公共领域。”桑内特认为，他与哈贝马斯、阿伦特构成了公共性理论的等边三角形，桑内特的这条边，是“以大城市这种特殊环境为背景，来理解日常行为及其社会交往模式。”在这个模式中，“'公共’是形象而具体的”，是一个特定场景中的互相看见。桑内特关于公共性理论的反思，揭示了主流传播学研究的一个偏向，聚焦于理性话语行动，极端忽略“场景”元素。这种偏向相当普遍地存在于主流传播学研究中。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桑内特提及的戈夫曼。戈夫曼的“前台、后台”理论，近年来常常被传播研究引用，以解释特定的传播活动(如新闻生产)在新技术环境下打破区隔的变化。但相当多的研究忽略了戈夫曼表演(performance)理论的一个最重要预设:嵌入在日常生活场景之中的面对面交流。戈夫曼在引言结尾处总结“若干定义”时强调说，“互动(即面对面的互动)大致可以定义为，当若干个体面对面在场时，彼此行为的交互影响。”“前台”则是指“个体在表演期间有意无意使用的、标准的表达性装备”，可分为两个部分，一是舞台设置，即“场景部分”;二是“个人前台”，可以随着表演者移动而移动，指官职或官阶的标记;衣着服饰;性别、年龄、种族特征;身材和外貌;仪表;言谈方式;面部表情;举止;等等。由此看来，戈夫曼的表演理论有两个关键点，肉身的“身体”与实体的场景。戈夫曼说，“在建筑物或房舍的有形界限内有组织的社会生活，可以根据这种社会学观点(即他的日常生活表演理论)来研究。”针对大众媒介的传播研究在征用戈夫曼理论时，很多都抹杀了这两个关键因素，直接将再现的文字、图像、影像文本，或者言说的话语行动,等同于身体在场的实体空间场景中的表演。按照桑内特的思路，这是混淆了言说公共性与视觉公共性的本质区别。因为主流传播学缺乏“场景”意识，因此将面对面的实体场景与大众媒介的虚拟空间(甚至内容本身)混为一谈，戈夫曼表演理论对于场景主义的特殊意义就这样被一笔勾销了。　　梅洛维茨对于戈夫曼的理论采取了一分为二的做法，他充分肯定戈夫曼关注场景对社会交往的影响，但同时指出，戈夫曼侧重研究了面对面的交往，而忽视了媒介的影响和作用，而“面对面的行为和有中介的传播是完全不同类型的交往。”梅洛维茨《消失的地域》一书就是研究“能够将面对面交往与媒介的研究联系起来的共同基础——社会'场景’的结构。”梅洛维茨认为，绝大多数的媒介研究都将重点放在媒介内容上，这就忽视了媒介作为“场景”的意义，因此以媒介的内容偷换了作为“社会场景”的媒介。“电子媒介一旦被广泛应用，它可能会创造出新的社会环境，而社会环境重新塑造行为的方式可能会超越所传送的具体内容。”梅洛维茨称，他在《消失的地域》里采用的是和戈夫曼一样的“场景”方法，但他与戈夫曼的不同，是打破大多数那个时代的社会学家对于“场景”的看法，“是相对稳定的，并且场景通常是用有形的空间划分的，如地域、房间、建筑物等等”，他认为“物质场所和媒介'场所’是同一系列的部分，而不是互不相容的。”“新的传播媒介的引进和广泛使用，可能重建大范围的场景，并需要有新的社会场景的行为。”梅洛维茨将媒介对社会的影响概括为“新媒介、新场景;新场景、新行为”，从而一举把场景纳入媒介影响社会重要因素之行列。　　戈夫曼的面对面实体场景与梅洛维茨基于电视的媒介场景有很大不同。前者的基本状态是，每一个个体“身体在场”，因此是囊括了所有感官经验的全息传播。在特定时空中展开，具有即时即地性，不可重复性，是高语境的。一个个体在一个特定时间内只能出现在一个场景中，无法同时现身多个场景。后者则是，个体的身体是缺席的，缺乏即时互动，是剥离了“身体”整体感觉的、单纯依赖经过中介的视觉、听觉的传播，是低语境的。一个个体可以经由大众媒介“想象性地”被多个组合场景影响，但却不能与媒介场景中的人展开即时互动。这种状况显示的是，大众媒介的信息系统场景，虚拟地侵入到身体在场的物理场景中。大众媒介特别是电子媒介(如电视)制造虚拟场景的强大功能，使得人们怀疑，依托于实体空间的物理场景是否要被电子媒介彻底消灭了，这倒不是说实体空间真的从地球上消失，而是人们似乎逐渐丧失对于地方(place)的感觉了，即梅洛维茨这本书的书名所言，No sense of Place，对场所无感。在梅洛维茨看来，戈夫曼讨论的面对面场景是物理场所(physicalplace)，电视等电子媒介建构的社会场所(socialplace)冲击了人们传统的场所感。我们看到，在新媒体如互联网、手机的很多研究中，梅罗维茨的这个命题被不断地重复，似乎大众媒介真的要消灭地方了。　　微信作为场景，与梅洛维茨《消失的地域》里描述的情形又截然不同。一般而言，大众媒介以两种方式对“场所”形成冲击，一是远距离的传播，将远方的场景带入实体空间，人们越来越关注电子媒介虚构的场景。这正是梅洛维茨所描述的状态。另外，将身体固着于地点的新媒体传播(如早期依赖于台式电脑的互联网)也属于这类情形。二是移动性传播，人可以携带媒介游走在不同空间里，在身体穿梭于不同的物理场景的同时，人置身于媒介的虚拟场景中。依托于手机的微信，就是第二种情形最极端的呈现。戈夫曼时代的场景与移动是截然两分的概念，场景即是定着，即移动的反面。维洛维茨的电视等电子媒介构筑的社会场景，实现的是实体场景与媒介场景的组合，但无法实现身体同时穿梭于实体、虚拟的多个场景中，而且，电视的观众也不可能与电视建构的信息系统场景中的人有即时的、实质的互动。从场景出发的微信研究，与现有的手机研究也大有不同。大量的手机研究关注了移动性，但研究重点是“连接”或是隔绝，侧重点是语音通话，兼顾短信。这类把移动媒介(如手机)落实于“既隔离又联结”的研究有两个特点，一是将移动媒介的传播聚焦于人际关系方面，只做媒介的功能主义之考量。二是关注传播的线性关系，即点到点的传播过程，忽略同时展开的并置关系，即空间关系。因此，仍然落入海德格尔批判的工具论流技术观，遮蔽了现代技术与人之“存有”的关系。　　戈夫曼和梅罗维茨的场景理论都将场景理解为两个方面，一是他人在场，二是环境因素，只不过戈夫曼的是实体而梅罗维茨是虚拟的。无论是他人在场还是环境因素，都是一种并置关系的建立，重点是同时展开而非线性的相互影响，这正是场景理论的一个核心。微信的框架设计建构了错综复杂的关系网络。微信以个体为基本使用单位，有四大类主要内容:微信公众号、个人之间的私信、微信群、朋友圈。前两类单独来看，与微博、短信没有太大区别，具有明显的自媒体传递信息功能。但放在微信的整体设置中看，结合到其他两类关系，就形成了与微博、短信非常不同的特色。“群”是微信的最大特点，它以熟人关系为基础，形成了形形色色的组合关系。一个微信使用者，常常处在十几个甚至几十个相对稳定的“群”中，如同学群、单位群、玩伴群、亲友群、家庭群等等。而且“群”的建立是随时随地的，可以根据需要即刻建群，事后甚至不用专门撤销，闲置不用即可。“群”的关系是并置的，重点在于空间展开，而非点与点之间的联结。“群”与“群”之间也构成了多重交织、重叠的关系。朋友圈是个人发布内容的平台，不但可以发布原创性内容，还可以转发网络上的各种信息，并且设有点赞、评论的功能，延伸着与“群”相关的多重并置的人际关系。朋友圈的展示功能可以分成不同的群组，也可以屏蔽一些人(拉黑)。微信的特色更在于整体的架构设计，即这四大板块互相之间的关系。微信群里可以发布原创内容、转发朋友圈、微信公众号、网络信息等内容。反过来，朋友圈也可转发群里的内容，由此，“群”与“圈”也形成了勾连。微信可以承载语音、文字、图像、影像以及自创的表情符号等几乎所有的媒介符号。微信主要以手机为载体，随着身体的移动随时察看(据2015年6月的统计数据，25%的微信用户每天打开微信超过30次。55.2%的微信用户每天打开微信超过10次)。微信四大板块交织在一起，又衔接现实社会关系，形成了线上线下错综复杂的关系网络，将无数场景并置在一起。　　微信用移动连接了定着。围绕着移动与定着，有两种相互关联但截然不同的观点，定居主义与游牧主义。在定居主义看来，定着相较于移动有明显的优越性。“节点(一个静止不动的点)的首要地位意味着移动性不过是它的仆人——从一个节点到另一个节点的手段。节点具有意义，而移动路线只是穿越无意义空间及通往节点地方之神圣性的方法。”在很长一段时间，“学界几乎不屑讨论游牧者及游牧主义的各项假定。人不能依附或委身一处特定而稳固的地方来度日，着实令人'难以想象’。”但这种定着优先性观点一直不乏挑战者。晚近以来，移动的意义得以伸张，德勒兹与瓜塔利反转了移动与节点之关系，移动不是由点所支配的，而是有自主性和它自己的方向。近年来数字移动媒体的出现，更是将移动性与自由和自主挂起钩来，“移动性”被指认为“解放的力量”，很多互联网的研究者欢呼人类已经摆脱地理空间的束缚，“网络把交流空间予以分解，从而摧毁了地理代码这一法宝。”“越来越多的人类交流、生产和消费的工具变得微型化、非物质化，并不再局限于固定的场所。”不过这种“虚拟战胜实体”的观点又遭遇越来越多研究者的质疑。梅洛维茨在2005年针对“全球地方性”现象撰文，推进了他在《消失的地域》里的场景主义理论，指出电子媒介并未切断人们与地方之关系，而是促进了地方的情感联系。“互动的社群”变成了一种移动现象。梅洛维茨称全球地方性为“同时既在里面也在外面。”微信将“场景”从定着的框架中拔将出来，与移动结合在一起，创造了一种崭新的场景。　　移动场景表明了这样一种状态，一个人可以同时置身于多个场景中，场景是随着人而移动、交织、拼贴、融合的，而且在这个场景中充满了即刻的互动。所谓移动，有两重含义。显而易见的首先是实体空间之间的往来，人带着手机伴随微信，从一个物理场景移动到另一个物理场景中，这种移动展示的仍然是线性关系。移动的更深刻涵义是，人在物理场景、大众媒介场景、微信熟人圈等多个场景的频繁穿梭，形成了多重场景并置、交叉、融合的状态。这种穿梭于多种场景中的移动是高度动态性的，很少有绝对静止稳定的时刻。这样的新型场景展示的是多种场景并置、多重关系同时展开的空间关系。微信以及类似形态的新媒体产品，将“场景”这一原本固着于实体空间的元素拓展到虚拟以及虚实融合的新场景形态中，打破了众多根深蒂固的两元对立，将移动、场景这两个原本水火不容的概念集合在一起，创造了人类社会一种前所未有的新“场景”。移动场景揭示的是人类存有的崭新状态，人类实现了在同一时刻“置身”于实体、虚拟的多个场景中，置身在多重关系网络中。世界以这种技术方式开显于人类，这种情形不再仅仅是个体之间的连接，而是数亿个体投身于他们自己编织的纵横交错的人类之网。人类几千年建立的众多两元对立模式，在微信的移动场景中被打破，继而混杂起来，形成了一种新的形态。比如“在场”，原本只有一个意思，就是肉身出现在实体空间中。大众媒介以及新媒体打破了这一点，它们使得虚拟“在场”成为可能，比如，电视使得坐在家中的观众借由影像见证远方的重大事件，互联网更是以缔造虚拟身份的方式，实现了大众在网上的“数字化生存”。但电视以及早期互联网的这些“在场”有一个共同点，其中的虚与实还是泾渭分明的。与之相比，微信“在场”的独特性在于，打破了虚实的传统区隔。微信的在场意味着身体以多重方式出现，可能是声音、文字、肉身的影像甚至一个表情符号，实体空间的肉身在场与虚拟的在场方式相互混杂、交织以至于融合。当下中国社会日常生活中的一个典型场景是，人们在实体空间肉身的在场，常常伴随着微信使用——虚拟方式的在场。而且，实体空间的在场被不断地以各种虚拟方式呈现在微信上，如拍摄肉身置身于某个地点的照片，再配以文字上传至微信群或朋友圈，与微信群或朋友圈点赞的人即时互动。如果是集体性的肉身在场(如私人的朋友聚会、召开的公共会议)，现场参与者往往同时进行实体空间与微信方式的双重互动，这两种互动又是交织在一起的。比如，会议现场分布在会场各个角落的参会者，同时用微信展开多重对话(多个人之间，多个群里、各个群之间)，这种对话与会议内容可能有高度的即刻关联，而微信谈话也可能引发会场上相应的身体互动，比如隔空相视一笑、点头示意，或者是会场间隙的现场谈话等等。此外，与会者也能不断以微信方式回应不在现场但通过微信现身的其他相关者。因此一次肉身出场的线下活动，伴随着微信使用，不但即时地实施着线上线下的多次转换，而且创造了融合多重关系的崭新社会场景。这种融合完全不同于梅洛维茨讨论的面对面场景与信息系统场景的组合关系。如此以移动场景来考量微信对人类社会的影响，就跳脱了现有新媒体研究的一个主流命题——“线上交流如何影响线下活动”，这种设置问题的方式仍然遗存了线上线下、虚拟实在截然两分的预设，局限于现代性范畴的技术观。微信对于两元模式的破除，决非是理论概念上的，这已经波及社会生活的众多方面。《东方早报》在日的第二、三版“大新闻”里，集中报道了微信使用引发的社会现象，称朋友圈变味是因为“公务介入私圈”，描述了朋友圈将公共领域的关系(如工作关系)大规模、渗透性地卷入到私人生活，同时又将私人事务(推销、拉票、炫耀等)转移至公共生活里，导致各种社会关系交织重构引发混乱的一系列社会问题。这些现象生动地说明了海德格尔的技术观，技术是一种将世界展示于人的方式。一种新技术的使用，必然带来人与世界的一种新关系。微信呈现了一种公域与私域、现实与虚拟、线上与线下混杂互嵌的移动场景，也由此开启了人类一种崭新的存在方式。　　实践的地方　　存在现象学对于“存在”的理解与实证主义截然有别。“对存在主义而言，存在是以具体的特殊性和全然的'给予性’为特征，这和实证主义思想共有的人性和生活的抽象普遍概念形成对比。”海德格尔认为“:生活或定居意味着存有以多样的方式和世界发生关系，而实际的'牵念’不断让新的自然和人造物体为人所用。”海德格尔的“存有论”“排除来自抽象理论的现实观点，将焦点放在事物于日常先于反思的活动直流中所展现的方式，来恢复事物的原初意义。”沿此路径，马塞尔、萨特、梅洛庞蒂特别关心“身体作为人类投身于日常世界的方式。人类以身体占有空间。人类坐落于空间里的特定地点，而这个空间从一开始就是透过身体的参与而组织起来的。......自我被视为主动而拥有身体的能动者。而不是(像笛卡尔以降的西方哲学那样)思考的主体、纯粹的意识。”这种观点突出了“存有”的三个要素，一是身体参与，二是日常生活实践，三是落实于特定的地点。离开这些基本要素，就不能体现人的在世“存有”。这个思路与实证主义将自我聚焦于人的意识截然不同。“海德格尔认为人类和世界的根本关系，并不是觉察和自发性意识的关系，而是涉身于世界，以及朝向世界。科学必须形式化、主题化生活世界，将它'化约’到科学研究领域中，才能获得理论反思的稳定对象。但是地理学和其他领域的人文主义，却认为非客观化才是正宗人文科学的目标:也就是说，地理学处理的应该是由真实的人实际生活着的世界。”存在现象学思想揭开了新媒体研究的一个可能的新面向:作为日常生活实践的、伴随身体的新媒体使用。这是现代性范式中的主流传播学较少触及的。据以延续舒茨现象学观点的俗民学方法的研究者曹家荣概括，关于手机的既有研究“多半关注行动电话作为一种社会事实所带来的影响”，而他的现象学路径研究则是“聚焦于此一事实本身如何在日常实作中持续被建构与维系。”对于本文而言，关注点既不是微信作为社会事实带来的影响，即微信作为一种媒介的功能与效果，怎样改变了人们的社会交往等，也不是手机的日常生活使用，而是探讨微信这种依托手机的新媒体产品如何嵌入日常生活，通过身体高度卷入的持续性的实践，建构了全球化时代的新型地方感。在新媒体重塑“地方”之价值的面向上，追问以微信为代表的新技术对于人类“存有”之意义。　　关于传播、媒介与地方的关系，早在20世纪70年代威廉斯就下了一个论断，“关于传播的任何真实理论都是关于共同体的理论”，“大众传播的技术，只要我们判定它们缺乏共同体的条件，或者以不完整的共同体为条件，那么这些技术就与真正的传播理论互不相干。”因为，“人们的心灵是由他们的整个经验所塑造的，没有这种经验的确认，即使是这种最巧妙的资料传送，也不能被传播。传播不仅仅是传送，还是接受与反应。”威廉斯以地方报纸为例解释传播与共同体的关系，地方报纸是为一个共同的兴趣和共同的知识基础的已知共同体而生产的，它并没有受到一个“大众”解释的支配。事实上，它的传播基础就是一个共同体，这与绝大多数全国性的报纸形成尖锐的对比。威廉斯将媒介与地方的联结，看作是传播与共同体之关系。威廉斯在此突出了地方的重要性，但他对于地方的概念，偏重于一个区域内人们的共同生命经验，未多涉及空间、场所等物理空间元素。研究全球媒体的社会理论家提出了“电子共同体”的概念，在他们的视野里，新媒体与地方的关系发生了很大变化，“通过把电子通讯体系扩展到更广大的共同体，绕开行政国家的遗产，复兴参与民主。”这种观点强调的是，电子共同体的文化边界几乎打破了所有传统的区隔标准，但又与传统共同体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新媒体催生了以往无法想象的多种类型的共同体。比如，费瑟斯通援引马菲索里“新部落主义”研究称，这实现了康德提出的“审美共同体”的概念。在现代大都市中，有一种过渡性的情感团体，在多元信仰的“异质价值密集”占核心地位的复杂社会中很常见，“这种共同体坚持一致性的承诺，即在共有品位的临时公众中，每一个脆弱的共识都在不断地创造自己和消解自己”，“这是一个既没有义务也没有担当”的共同体，“这种从人格、性格、个人化与认同到集体认同的思路的转变，放弃了义务、责任、苦行、统一和目的等概念，而它们是福柯、韦伯、齐美尔描述的审美生活秩序的核心。”在这种路径中，地方感与场所、场景等实体空间元素似乎越来越远了。针对此，我们要追问的是，地方感与空间元素果真一刀两断了吗?移动新媒体真的在全球化时代终结了“地方”?时间果然一举消灭了空间?　　针对以上问题，接续存在现象学的人文地理研究，给予了斩钉截铁的否认。这是因为，在人文地理学者看来，“地方”对于人的“存有”有着根本的意义，不可能被新技术取消。段义孚创造了一个英文新词Topopbilia——“地方之爱”，以表明在人文地理学者眼中的“地方”(place)，对于人类而言是多么的重要与根本。段义孚认为，“透过人类的感知和经验，我们得以透过地方来认识世界。”所谓“地方之爱”，指涉了“人与地方”的情感联系。在段义孚看来，“空间适合空间科学和经济理性的抽象概念考察，地方则适于诸如'价值与归属’这类事项的讨论。”段义孚、瑞尔夫等现象学路径的人文地理学者，都在海德格尔的现象学的意义上，强调地方对人类“存有”有着深刻的意义，地方是海德格尔理解的存在本质——人类存活于世间的方式——中不可缺少的因素。哈维的地方“社会建构论”也因此遭到批评，Cresswell总结萨克、梅尔帕斯的观点说:“梅尔帕斯再度援引海德格尔的地方哲学，以'在世存有’作为人类的特征。......人类与地方的关系，不是放在盒子里的苹果，而是一种必然关系的感受，那就是我们的存在方式。......地方是意义与社会建构的首要因素。地方最重要，因为它是我们存在的经验事实。”那么究竟何谓“地方”呢?地方一定是固着于某个地理位置的吗?新媒体支撑的跨地理边界的社群可算作一个地方吗?全球化时代的电子共同体还存在地方感吗?我们借由Cresswell关于“地方”系谱的梳理来讨论这些问题。在段义孚看来“，地方在比较深刻的意义上，根本不需要有任何固定不变的位置。......地方可以像房间里的角落一样小，或者和地球一样庞大。”那么地方究竟与什么有关呢，西蒙专注于“空间的日常移动”来探察地方性的本质。他提出了“地方芭蕾”的概念，指出“地方乃是透过人群的日常生活而且日复一日操演出来的”，人们“借由参与这些日常操演(performance)，才得以认识地方，觉得自己是地方的一分子”。普瑞德则主张强调“改变”与“过程”的地方概念，即，“地方”从未完成，而总是处于“流变”之中。在当前全球化新技术传播导致“地方”遭侵蚀，乃至担心“无地方”渐成全球现象的一片隐忧之声中，玛西横空出世，提出了“全球地方感”概念，赋予“地方”以全新的内涵，确立了在全球传播时代“地方”的价值。玛西认为，“地方是由在特定地点会遇并交织在一起的社会关系之特殊组合构成的......这是个会遇的地方。因此，不要将地方想象成是周围有边界的地区，而可以想象成是社会关系与理解的网络中的联结势态。”玛西的洞见在于，通过重构“地方”概念，揭示了全球化时代“地方”的可能性与价值，将传统意义上重在地理客观元素的“地方”，转化成日常生活实践中身体在场所、空间中的动态行动及感受。另一方面，玛西的这个观点与实证主义的地方概念也形成了很大的反差。在众多路径的地方共同体研究中，“地方”常常落实在人们的共同观念、审美趣味，一句话，自我的“意识”、诸如身体、场所、空间、日常生活实践等等元素统统被排除在外了，如此考察微信这样的新媒体，当然无法脱离功能主义的工具性使用，无法直抵人类“存有”层面的新技术意义。　　以存在现象学的视野看，微信是一个新媒体崛起全球化时代的新型地方。微信使用的最大特点，是群体感在日常生活中的伴随性，察看微信，进入微信群，成为众多使用者的惯习。与早期基于互联网的“电子共同体”不同，因为依托于手机的移动性，而且捆绑众多在地化的公共服务(2015年第一季度末，通过微信已实现大部分城市的当地社会公共服务，包括公共交通、生活设施缴费、医疗、市政等服务)，f因此微信使用全面贯穿于使用者的生活。点击微信随时察看，变成了许多人的一种惯习。微信是5.49亿活跃用户的日常生活。微信也与手机通话不同。无论被动接电话，还是主动拨电话，手机通话都是即刻的、点对点的连接。除非有极其特殊的情况，手机通话不会在一天之内多次非功能性地使用。而微信的大部分使用并非即刻点对点地连接，因此它的使用可能形成一定的节奏，与日常生活的节奏建立一定的关联。重度使用者是极度频繁地下意识察看，隔一段时间比如几十分钟甚至几分钟就会看一下微信，即便没有任何事情。一般使用者，除了功能性的即时察看、即刻回应之外，在相对固定的时间段察看微信，变成了一种生活常态。而移动中、等待时的碎片化间歇时间，更是察看微信的大众通用时刻。除了具有移动的特点外，基于熟人圈子也是一个形成惯习的原因。微信与日常生活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因为大都是熟人所以集合了大量现实关系，一些现实事件的商议、现实行动的组织常常使用微信来进行，这也强制性地逼迫微信使用者在日常生活中不停地察看微信，以便即时应对、调整自己的行动。这些大规模的社会景象充分说明，微信已经变成了使用者的日常生活实践。比如群里每天例行公事地问好、再见;每天刷存在感的发朋友圈;朋友圈浏览后的报到式、礼仪性点赞;家庭圈里的冒泡报个平安，等等。莫利援引段义孚与汤林森来分析手机，“段义孚将'对话’与'聊天’作了理论上的区分，'对话’是指有实质内容的、就有关事件和观点而产生的谈话，是一种公共领域中的言说行为，而'聊天’则是交换八卦消息，基本上是用来保持交换信息的人之间的团结关系。而手机实现的'移动谈话’，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是'保持人们彼此拥有和依赖的社会纽带关系’。”莫利举了一个例子，“东欧一些贫穷国家里的年轻人会每天定时给他们的朋友拨个电话，然后也不留下什么话，这样就会在对方电话上留下来电话记录，”莫利称，“这是一种最廉价的向朋友表达思念的方式。”不能不说，手机通话的这种“聊天”式互动是颇为罕见的。但微信不同，它为“对话”与“聊天”两种互动方式都提供了大量的多样可能性。微博等新媒体实现的主要是陌生人(兼顾熟人)之间的公共对话，微信实现的是熟人基于现实关系的公私交融的对话(后文详述);手机通话只能实现“不能说话”的“聊天”，而且一次拨打只能针对一个对象。微信则可以动用多种手段(最简单地就是点一个赞，发一个表情符号)，在一个群体中同时针对许多人，实现这种没有实质信息内容的交流。这种每天进行数十次、甚至成百上千次的实践，把微信变成了一个新型地方，数亿大众每天时时刻刻上微信，除了功能性使用，还获得了一种其他媒介无法提供的深切体验:存在于众人中、存在于世间的存有感。　　作为一个新型地方，微信正如玛西所言，“不必要有框限封闭地区的分割边界”，正相反，这种新型地方“有部分正是来自与外界相联结的特殊性。”微信建构的地方，是打破多种边界的中介化场域。微信创造的特殊地方感在于，它在打破边界的同时营造了个人、群体在地化的归属与认同。微信有许多功能性的互动，按照段义孚的分类，应该属于有实质内容的“对话”。这种对话基于熟人的现实关系，最集中地体现了虚拟和现实的交织、转化。微信最典型的对话式互动有三种。其一，聚合人群。通过微信能够跨越现实中的多种区隔(时间、空间等等)汇聚众人的现实集合，比如微信出现早期最为世人所称道的同学聚会。微信熟人圈再叠加传递的功能，能够把散落在五湖四海长久失去联系的同学重新聚合。这种方式衍生出许多相关的微信群，比如校友群。但两者却有不同。同学群是汇聚曾经同窗的人，仍然属于熟人圈。而校友群却是依据一个机构，这个机构有实在的地点以及某些价值理念的认同。校友群里的人年龄悬殊，大部分并不认识，凝结他们的纽带是那个在历史上、在实体空间里、在共同记忆中、在社会结构中存在的“某某学校”。微信群最大限度地打破各种区隔形成一种新型社群。并且更进一步地，将线上聚合转化为实体空间的活动。线上线下的频繁转换，是许多微信群相当普遍的情形。其二，信息快速传播与资源的最大化分享。微信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信息的快速传播，微信群、朋友圈、微信公众号、私信四者叠加，使得这种传播具有深不可测的巨大能量。近来最典型的例子是柴静关于中国雾霾现状的纪录片《穹顶之下》的传播，腾讯视频的播放量远超其他平台，这“是因为腾讯有一个移动端的超级大平台——微信。在社交平台上，分享、传播是决定胜负的关键。只有越多人分享传播的内容，受众面才越大。从前，在中国内地垄断这一平台的是微博，现在是微信。”许多普通大众也利用微信充分分享群体资源。这种分享不仅仅是传递信息，它还给予微信群成员强烈的归属感，使其成员将微信群看作自己的一个立足之地。其三，是公共话题、私人事务的公开讨论。主题繁多，比如股票，是很多微信群的一个共同话题。这种讨论类似前现代社会或早期城市生活中的街谈巷议。这种以熟人关系为主的公共讨论，是介于公域与私域之间的灰色地带，呈现出微信作为打破区隔的新型地方最鲜明的特点。　　新闻事件也是微信群公共对话最普遍、典型的一个主题。本文暂将这种讨论称为微信群里的“新闻生产”，它和传统大众媒介、网站、微博等等的新闻生产有着根本性区别。微信的新闻生产，可以从两个视角进行观察。其一，是从整个新闻网络中看，传统大众媒介即论坛、微博等新媒体，都可视为遍布于全球新闻生产网络中的清晰可辨的节点，微信公众号或可算作其中之一。而无数个微信群则是大量无法确认、辨析的节点，它生产真相、生产新闻，直接对微信群成员的真相认知发挥影响，也构成了全球新闻生产网络中的重要节点。但它却无法被清晰地指认，因为它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新闻发布机构。众多的微信使用者，经常性地从群里获得关于真相的说法，而且自己也参与这种活动，所谓业余的“新闻生产”。之所以把它称之新闻生产，是因为它不同于看电视、上网等一般被动的新闻传播，尽管新闻网站提供了一定的即时互动方式，但相对于少数新闻原创者而言，一般大众仍然是新闻生产中的消极接受者。微信群关于真相的生产，不但超越了传统大众媒介具有专业门槛的新闻生产机制与理念，而且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互联网平台上的、以非专业机构为主体的新闻生产方式，这些非专业机构仍然可视为网络上一个个相对清晰的节点，它的意义重点在于打破了专业新闻机构的中心化地位。除了整体新闻网络，另一个观察视角是微信群内部，微信群内关于真相的生产，是打碎所有元素进行的杂糅，无休无止，绵延弥漫，中间或许有停顿，但漫无边际的延续是常态。内容涉及世界范围内权威性的传统大众媒介的专业报道、网络信息(网站、个人微博、政府微博、微信公众号)、坊间传闻、微信圈转发内容，以及掺杂其中的大量议论、阐发。形式包括，语音、文字、图像、影像、网络符号等等。越是有价值的议题越能吸引更多人加入，参与讨论的人员随时加入、退出，因此，微信群里的新闻传播几乎没有传者和受众的区隔，因为它常常是以嵌入日常生活场景中的交谈为基本模式的。微信群中的新闻生产大致可以分为两个层面，一是围绕着事实展开，追问真相，因为有各种来源的素材源源不断地添加进来，所以真相的生产是多重叠加的、多个个体共同拼贴的多重叙事，不但很难指认谁是消息来源(微博基本可以，而且博主就是一个明显的中心)，也很难指认哪一个真相背后裹挟的权力因素，因为来自不同权力的消息来源是以碎片化的状态拼贴在多重叙事中的。二是围绕着事实进行的议论、阐发。这种议论兼具公共和私人特征，讨论的是公共议题，携带着现实世界里的个体身份以及错综复杂的私人、社会关系，这种讨论跨越了私人领域、公共领域的区隔。微信在中国建构的一个独特景观是，散布于全球各地的最敏感的信息、言论，常常是被大众媒介、新闻网站甚至个人的微博屏蔽的，但却可以通过熟人圈子，突破国家疆界、网络壁垒，整合进熟人圈子里，集中体现了当前中国政治以及媒介状况的鲜明特征。微信群里新闻生产的特点，不仅是解蔽被禁绝的敏感信息，提供多元的消息来源，以及多样化的评论。它更在于，将多个素材与当下发生的新闻信息并置，充分展示了各种信息的互文性，大大刺激了围绕着新闻信息的意义迸发。这种互文性的展开和每一个群的特点有密切关联，如大学同学群，有相当一致的专业背景，因此基于专业背景以及共同专业学习、专业工作的历史，群内的讨论形成了强烈的“圈内人”效应。中学同学群一般则是职业背景多元，如涉及“医患关系”的新闻事件，医学背景与媒体背景的中学同学进行的讨论，就表现出“这个圈子”的显著特点，更多元地呈现出医疗界与媒体界的不同视野的交织、碰撞。这种讨论与专业新闻机构、微博、论坛等有完全不同的特点。微信群里新闻生产的另一个最大特色，就是与这个群的接近性，场所的、职业的、价值观的、机构的，等等。它在多个维度上时时刻刻建构着“我们”的感觉，这些新闻是属于“我们的”，是与“我们的”日常生活互相嵌入、不可分割的。试想，一个个体每天处在十几个甚至几十个微信群中，对于真相的认识与理解经受着这样多重的新闻生产的洗礼，新闻已经渗透到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这样的新闻生产与人们的日常生活密不可分，持续性地建构着人们的地方感。　　综上，“实践的地方”突出了以往相关研究尤其是功能主义范式遮蔽的三个方面。其一，在日常生活理论的维度体察地方，将现代性范畴中依托意识的理性主体，改造为存在现象学意义上的、包容所有感官的实践主体。日常生活理论的一个重要焦点是，“拒绝把日常生活还原为主流社会关系再生产的区域。”费瑟斯通说:“日常生活又似乎只是一个多余的范畴，所有不符合正统思想、令人反感的鸡零狗碎都可以扔到里面去。实际上，一些评论家敏锐地指出，冒险进入到这个领域，那就是要去发掘以明显缺乏条理性、特别排斥理性概念化为根本特征的生活的某一个层次......它强调制度领域之外或其空档之中，自发的共同行为包含着一种非个体性的同在一起的体验感;这强调的是一种共同的愉悦感，在嬉笑游戏的社会交往中与别人同在一起。”“这是一门关于各种感觉的科学——从哲学和科学上对于感官的、身体的经验的一种关注。”在西美尔的微观社会学看来，“日常必须被看作是对于社会生活的各种互动、网络和力量所产生的回响。日常的具体性不能还原为关于社会的一般理论(一个体系，一种世界观)。”因此，日常生活的主体不可能被化约为理性主体的意识，这个主体是必然是，混杂着非理性情绪与理性意识的、携带着身体的、穿梭于实体空间与虚拟空间的实践主体。其二，在永恒变动的日常生活之流中建构地方感。西美尔这样描写日常生活的状态:“人与人之间存在着这样成千上万种关系，无论是瞬息即逝的，还是绵亘不绝的，有意的还是无意的，无论是轻若浮云的还是重如泰山的——这些关系连续不断地把我们束缚在一起。在每一天，在每一个小时，这些线被交织在一起，弃置在一边，又被重新捡起，为其他线所代替，或者它们交织在一起。”海默尔这样评价西美尔对于日常生活的理解，“日常是不可还原的具体规定性的泛滥成灾”。这句话正是微信的绝佳写照，微信最极端地呈现了媒介弥散性地潜入日常生活的动态之流，地方感正产生于这种奔流不息的生活之流。其三，从实践的角度理解地方、地方感。地方既不是固着于地理空间的，也不是剔除空间元素的完全虚拟世界，它既包含抽象的理性认识，也夹杂无意识的身体惯习。地方是在人们天天操演着的日常生活的实践中被建构出来的，这种实践是一种不可还原的动态过程，每一次都是具体的，都无法被抽象为一般规律。人们在这样的实践中建构着地方感，这种感觉既是意识意义上的，也是场所意义上的，也是生命经验意义上的。它把地方的原本各个隔绝的侧面重组在一起。　　结语：“节点主体”的中介化“存有”　　新媒体发起的所有挑战最终指向人本身。当前的移动网络还只是依赖随身携带的设备，但正在谋划将设备直接捆绑于人的身体，可穿戴设备已是既成事实，芯片嵌入也已提上议事日程，技术正在改变人本身。这种新型人类的出现，被视为“新物种起源”。新物种人类如何生存?厄里描绘了与机器相捆绑的人类生存状态，他将21世纪命名为“居住机器”的时代，“这些居住机器是迷你型的、私人的、移动的，而且还依赖'数字能’。......这些居住机器渴望拥有自己的行为方式，小型化以及轻便化，并且想展示自己与人的身体之间的相互交织的关联性。......这些机器与个人的关系密不可分;它们被置于个人身上或者离人的身体很近的地方，可是，它们的'数字能’却源自其本身所拥有的数量巨大的连通能力。这些居住机器使得'人们’能够更迅速地在空间中移动，或者停泊在某一个地方。”在厄里看来，最根本的变化是，人存在于时空交织的网络中。厄里强调的是:“由于有了这些居住机器，现在的人类生活在信息的、影像的、移动的全球网络和流动之中。因而，'人’是作为这些各种各样可居住的、移动的机器的各节点而存在的。存储于这些居住机器中的'人’已经被数字化;从而，'人’不仅'正存在于时间之中’(Justin time)，而且'正存在于空间之中’(just in space)。人与人之间的面对面交流更多地表现在信息和移动的去物质化方面。......这涉及更深层次的'物理空间’与'网络空间’的连接整合。而正是这种横贯各种全球流动的整合，进一步地超越了结构与行动、全球与地方的二元对立。”人，成为全球网络的节点。　　微信是厄里所谓的“居住机器”迄今为止最普及、最典型的呈现。它集聚了人类社会的各种关系网络，人经由微信成为各种网络的节点。微信给予使用者两种非常真切的强烈体验，一是强制性的裹挟感。一旦使用微信，就被编织进重重关系网络中，人的存在时时刻刻为这些网络所牵制。但同时，人的行动也在不断地建构这些网络，因为这些网络并非静止的结构，而是流动中的关系。二是自我的多面性与碎片化。一个人常常有多个微信群，这使得个体裂变成多个身份存在于形形色色的日常生活中。而且，人们也可以观察到他人在不同群里、朋友圈里的多种身份的出场，个体的自我碎片化持续地呈现在众人面前。微信设置了朋友圈展示的“分组”“拉黑”功能，以便由个体决定，自我的哪些面向是向哪些人开显的。微信的这两种体验结合起来，构成了微信生存的基本状态，一个个体以形形色色的面目出现在各种关系网络中，成为各种互相交织、融合、转换的网络中的多个节点，个体的表演与节点所处的某个网络直接有关，而这些网络并非只是互联网上的虚拟游戏，它紧密地嵌入人们的日常生活，成为现实的一部分。微信这种基于移动网络的自我裂变，与电视时代的观众与影像中人物的虚拟互动截然不同。梅洛维茨电子媒介场景的关键词是“组合”，媒介影像与个体环境只能黏合在一起，可以造成对观众行为的影响，但却无法实现观众与电子媒介场景中的人的主体间性互动，场景尚不能成为建构自我与主体的强劲力量。而在厄里描绘的人作为节点的互嵌网络中，漂浮在形形色色网络中的裂变自我已经直抵主体层面，社会关系网络正在成为建构自我与主体的最强大力量。 &　　自我与主体的历史是漫长的。Jorge Larrain梳理了现代主体和认同观的变化过程。现代性将人作为万物的尺度，确立了人在世界中的中心地位，此时的主体概念是抽象的、个人主义的，与历史和社会关系脱节。自我像灵魂和本质一样，一出生就存在，虽然会有不同的可能发展，但基本保持不变，由此生发出连续感和自我认知。从笛卡尔到莱布尼兹，单独孤立的主体观建立起来。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表达的是一个“先验的自我”。之后主体观发展规定了自我是完整的、连续的，如马克思认为，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只有通过社会进程才能成为主体。米德尽管承认自我有多样性，但还是坚持有一个整合了各种各样自我的完整自我，以对应整体的社会结构。自休谟、尼采开始，现代主体观遭遇到猛烈批判。尼采认为，主体是一个谎言，“主体”并非是给定的，它是某种添加、发明和投射到已有事物背后的东西，是纯粹虚构、想象的东西。拉康说，主体“在进行中”，永远不会完成。阿尔都塞则认为个体在被意识形态质问的过程中成为主体。最具颠覆性的是后结构主义的观点，“主体是被建构的”。福柯认为个体并不是给定的实体，而是权力运作的俘虏。个体，包括他的身份和特点，都是权力关系对身体施加作用的结果。利奥塔则说，主体是交往网络中的节点。存在现象学也从“地方”“空间”概念涉及主体问题。列伊采用舒茨的观点阐释地方、空间与主体之关系，“地方是为了主体而存在的客体，总是为了主体而存在。地方若没有主体就没有意义。地方可能有多重现实，地方的意义随着主体意向的不同而改变。”后现代基于全球化新技术的现实，远远地偏离了西方形而上学主体观。德勒兹与瓜塔里认为，“密集强烈的流动，它们的流体、纤维、效果的连续体和连接、风、细致的碎裂，微知觉，取代了主体的世界。”Peet这样阐释鲍德里亚后现代的主体观，“人类进入了一种新'主体性’，其中的人是各种影响网络的转接中枢。”这与上述厄里所描绘的“节点人”如出一辙:网络时代缔造了新型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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