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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济南薄熙来案件审判的直接和间接后果
&薄熙来案件都已经得到程序性的处理、并最终通过司法宣判结案，其结局在当下的政治环境和法制体系轨道下已经不可逆转。
&此次济南审判不算是真正的控辩双方合理法庭对抗;薄熙来案件中法庭对控诉双方不同意见的采纳标准、以及最终判决的依据和理由，都使薄熙来案件审判依然变成了一次深具中国特色的法律审判――你说你的、我判我的。
&薄熙来案件如同中国历代那些具有深刻悲剧命运的历史人物一样，必将深刻地影响中国公众对中国政治、法治的认知和心理、最终演变成特定的政治态度和行为。
&法治更重要的核心结构是内隐、非形式化、心理化、社会化、个人化和良知化的;法治真正的基础是建立在公众对法治的信仰、尊重、信服和服从的基础之上，也就是建立在公众对国家的信仰和对法治的敬重基础之上。
&这一判决对整个中国政治和中国法治的影响和后果，是我们目前还无法看出来的;关键在于这一判决会通过对薄熙来案件、扩散到无数公众的政治意识和社会的集体意识中，最终形成中国政治和法制最重要的一部分;即公众对中国国家、法治和中国共产党的情感和认知感上。
&二、从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激烈的路线斗争看薄熙来事件的本质
&中国自身数千年的历史深层制度和遗迹、以及中国当代红色政治所创造的体制和逻辑，都注定了薄熙来的命运。因此在薄熙来案件中、与其把薄熙来与中国历史上那些悲剧性的文武重臣下场相比，以往中国革命进程中众多被革命吞没的牺牲者、其中包括文革中他父母命运，更能解释薄熙来的命运悲剧。
&薄熙来事件尽管起因于一系列突发事件，但这些事件又与薄熙来的性格、背景、尤其是与他在中共党内与主流核心的关系紧密相关;事实上薄熙来多年来特行独立、已经形成了一条与中共政治核心与官僚结构有所背离的路线选择。
&薄熙来最大的问题就是他有意和无意间已经严重地破坏了中国共产党文革以来已经确立的基本政治模式。
&在现阶段中国政治领域，权力和制约来源于最高政治核心，这种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决定了中共党内政治有自己的逻辑和路径――高度中央集权、不允许任意按照自己的理解和认知进行政治活动、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最严格地禁止宗派活动。从最严格的意义上而言在中共组织历史早期，身为中共党员连保持自己的独立意志都是一种错误;这就是刘少奇在战争年代对中共党员提出的要求;必须个人绝对服从组织，成为“顺服工具”。
&而薄熙来在重庆阶段的施政路线，明显地偏离当时中央既定的路线、尽管未能走得更远，但已经有背离中央政治路线的迹象;而薄熙来家庭和周边出现的各种乱象和突发事件，直接给中央各项工作造成了恶劣的影响，从而导致中央高层决定对薄熙来进行审查并导致随后一系列涉及贪腐和恶性责任事故的指控。
&薄熙来案件审理被严格限制在特定的贪腐和工作责任失误问题上，但对薄熙来的审查和将问题提交司法机关，却是不折不扣的中央最高层的政治决定。
&对于薄熙来个人而言这一系列事件都是他个人的悲剧，而对中国共产党而言、损失了薄熙来这样具有第一流素质和能力的党内精英，同样是中共的严重损失。
&用最简单的高压组织手段排除薄熙来所代表的党内政治努力、藐视薄熙来政治路线所获得的公众的支持、以及薄熙来在各种政治、社会、经济运动性尝试所获得的正面经验和效果，而仅仅纠缠于各种有关薄熙来贪腐的不可靠指控，对中国共产党长远利益而言有百害而无一利。
济南薄熙来审判所代表的使用法律介入党内腐败以及党内政治斗争的模式，与中国革命进入国家和权力建设阶段有直接的关系;从革命战争时期直到改革开放前、即中共的斗争和战争传统被终止之前，中共始终面临着有可能扼杀自己的强敌，因此政党的核心任务是斗争，这种斗争的政治传统在党内生活也同样表现出来。
&为了维护“改革开放”的政治理念不为其它在逻辑上更强大、在政治上有可能动员更多的民众参与的政治理念所颠覆;中国共产党干脆取消了对现有的意识形态和政治路线进行任何党内质疑和讨论的可能性。正是出于这个原因，改革开放以来党内路线讨论、以及在讨论的基础上势必会发生的路线斗争已经被严格禁止;既使是路线斗争的概念也不允许存在。
&因此通过组织决定对其进行审查“双规”，然后将其移交司法系统，开始使用党和国家各种检控机制，这样的检控过程就是现阶段中共党内矛盾斗争的主要形式;即党内斗争党外化、政治斗争贪腐化、机制问题个人化。
&在整个薄熙来事件的发展和处理过程中，本质上并没有脱离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以来中共“改开”政治的主线，但确实在进行局部修整和微调的重庆新政，在无法成为中共党内矛盾的焦点，否则将直接颠覆文革以来中共政治的合法性，此外从法治的角度而言也无法成为可以通过法律解决的问题。
&因此当以薄熙来为代表的党内政治动向如日中天的时候，各种制衡和反对的势力也在不断累积，最终通过一系列与薄熙来个人有关的家庭突发事件，和重庆市政府相关人员的叛逃事件，找到了对重庆政治趋势和薄熙来本人的政治对抗机会。但在此过程中为了避免再一次政治路线选择成为中国政治的核心话题、包括回避高度不稳定的中国政治脆弱期，薄熙来事件的处理必须严格回避政治路线问题，而严格按照法治的形式去限定问题的内涵，从而确保中国国内政治的稳定性;这个问题始终是对中国国家机制和中共的最严重威胁。
　　因此当中共党内最高层出于各种理由、包括程序制度、派系平衡、理念冲突、政治威胁、权力追求以及境外势力推动等各种因素共同作用下，做出了放弃薄熙来，将其行为定性为违反党纪国法，并启动了党内纪律检查和司法体系检查后，薄熙来已经在劫难逃。因为中共本身的意志就是中国现阶段天宪;既是最高政治意志也是国家最高法律权威，而且没有任何制度能够平衡这种力量。因此中共对薄熙来的指控是尽管有着各种优越的政治资源，但在总体性的党组织面前依然渺小的薄熙来所无法抗拒的。但出于回避路线斗争这个最敏感政治问题的考虑，当中共高层决定对薄熙来进行指控的过程中，任何涉及到路线斗争和党内矛盾的迹象，都会被严格排斥和隐藏从而不进入对薄熙来的指控证据中。薄熙来事件因此被认为是个人品质和贪污腐败滥用权力事件，与政治路线没有任何关联。
　　而事实上薄熙来事件的真正意义就在于薄熙来在他政治生涯的最后阶段、即他在重庆主政期间开始尝试一种与现有的“改开”政策有所差别，但并没有偏离以经济发展和效率主导的中国政治路线;薄熙来在重庆主政期间已经开始在特定的政治领域，包括党群、干群、资本和财富分配等领域进行尝试性的修正。而这些尝试足以够被认为是对文革以来、始终主导中国政治的主流政治路线进行的修正和偏离;因此薄熙来事实上是以一种局部的路线修正模式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标新立异，因此最终违背了党的“不讨论”和“不修正”路线的政治路线，从而给自己惹下政治麻烦。
　　因此当薄熙来在各种突发事件的困扰下必须得到党纪国法处理时，中共拒绝政治路线讨论和反思的意识形态如此强烈，以至于无法在薄熙来最重要的活动领域对他进行责任追究――事实上从全局的角度而言、如果以路线斗争的视角对薄熙来进行责任追究，薄熙来基本上可以确定将是胜出的赢家。因此对薄熙来事件的处理最终就是我们看到的模式;以预设了政治前提的司法贪腐和枉法的指控、通过对薄熙来个人人格的指控和刑罚的归责，来完成对薄熙来总体上的处罚;毕竟只有一个薄熙来，通过刑事诉讼将其正是排除在未来中国的政治进程之外，与通过路线斗争这场很可能现行的政治路线会严重受损、甚至失败的对抗相比;后者是中共高层和严格服从中共最高政治权威的婢女般的司法系统绝对能够获得胜利的选项。
　　至此我们看到薄熙来事件势必进入法庭，而且薄熙来势必会被法律严惩的所有必然性;这种用国家法律来取代党内路线斗争的做法，如果能对中国法治进步有所贡献也值得欢迎，但前提是必须遵守法治的一些基本前提，而正是在这些方面，薄熙来案件审判在证据和法庭裁决等问题上都违背了现代法治的核心精神;最终整个薄熙来案件的审判即回避了路线斗争的实质、又破坏了中国法治的脆弱形象。
　　三、为什么共产党内部路线斗争结局如此惨烈?
　　革命过程中各种内部派别、意识形态以及路线斗争，是从二十世纪俄罗斯十月革命至前苏联时期，以及中国共产党人早期直到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常见现象;而其他国家的革命过程、如法国大革命时代也同样有这种革命团体内部血腥斗争的现象。对革命时期革命团体内部激烈斗争现象的解释应该从文化传统、政治经验以及革命的性质三个角度来寻找答案。
　　首先由于革命本身就是由剧烈的连续性暴力所构成的;革命通常是对未知的人类发展方向进行的探索，没有确定性而言，因此向任何方向的努力和尝试都是可能的。正是因为革命没有确定性、或可以遵循的道路和规范，因此革命过程中各种政治思想和尝试都有可能涌现，并且在相互之间发生剧烈的冲突，革命过程中的各种宗派和路线斗争、反映了革命是在全新的人类社会未知领域进行探索和尝试的本质，由于缺乏确定性和统一性因此是革命的特点，因此革命过程中的路线和宗派斗争是完全正常的现象。
　　而俄罗斯和中国革命过程中惨烈的路线和宗派斗争事实则要从另外的角度来解释:;由于革命通常发生于在局部出现了崩溃的旧国家和社会制度中，而旧的国家和社会制度之所以要发生革命、就是因为它具有根本性的内在缺陷;因此历史上革命不会发生于各种制度十分完善，并能够有效运行的国家，而是一定发生在国家内部制度趋向混乱、并有深刻的冲突和矛盾的国家。这些国家内部的制度缺乏秩序和成熟，革命因此才有可能从这里爆发。因此革命斗争的残酷原因也在于通常发生革命的国家、会继承混乱的革命前国家和社会文化传统和政治传统。
　　因此当革命发生在俄罗斯和中国这些没有成熟的民主政治和程序政治的前现代化社会，革命又是完全以暴力为核心、而不是以民主程序为核心而发生的政治变迁过程时;尽管革命的目标旨在创建更高的政治文明，但革命一旦遇到了党内的领导权问题、或需要消除内部敌对政治力量时，革命者就完全无法依靠旧制度传统中的程序性和民主性的制度，来和平解决这些矛盾和冲突，而只有完全依靠纯粹的武力和各种阴谋、来解决革命内部中出现的各种矛盾和斗争。而在缺乏传统的民主政治传统和政治智慧的前提下，完全依靠力量进行的政治斗争，将会十分粗暴、野蛮和血腥;更由于革命本身就是破坏性的、因此在人道主义和程序民主传统缺乏，而且革命又破坏了仅存的温婉文雅的社会传统和人际关系制度后，任何与权力相关的党内斗争就会变得十分粗野和血腥。
　　因此20世纪最重要的两场革命即俄罗斯十月革命和1949年前的中国土地革命战争，以及中国革命最高峰――文化大革命的过程中，无数党内斗争和路线斗争，本质上都是围绕着政治权力和革命路线而展开的党内政治选择过程。但这些共产党内的权力和路线斗争与已经成熟的西方民主制度下党派斗争不同，革命者之间的斗争表现得十分血腥;甚至比对真正外部敌人的斗争还要凶猛。这是由于党内斗争始终围绕着政治权力和政治方向而进行，因此这些斗争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任何一场党内的路线斗争和政治斗争都是全局性和战略性的，它将决定革命的方向和革命的胜败，并涉及到无数人的性命和安全。因此与敌我之间进行的无数日常斗争和战斗相比，党内斗争重要性远远高于普通的对敌斗争;因此需要斗争者投入更多的力量和更冷酷的决心和意志，来取得党内斗争的胜利，从而导致了党内斗争通常比与敌人的斗争还要残酷。
　　党内斗争的激烈性和残酷性要超过对敌斗争，是因为党内斗争与对敌斗争相比更具有战略性、全局性和重要性。由于党内斗争通常都是在有能力问鼎党内最高领导权的党内政治家之间展开，这些特定的党内政治家对党的事业和革命进程的影响要远远大于党外的敌人和对手，因此党内斗争的严酷性自然也超过对外部敌人的斗争。更重要的是二十世纪发生革命的俄罗斯和中国，以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都缺乏良好的民主政治传统，因此缺乏对少数派和政敌宽容的民主传统，而仅有的政治传统通常都是在与敌人斗争过程中形成的;因此势必用对付外部敌人的方法、来对代内部的政治斗争和政治斗争对手，从而使党内斗争一开始就十分无情和残酷。
　　中国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痛定思痛开始缓和党内斗争，但结果是形成了一种混沌、实用主义、缺乏对抗性的政治局面，而且党的内部开始成为既得各种利益集团和派系共生共荣的环境。由于缺乏党内斗争就不能保持一种纯正的政治信仰和政治力量，而正是因为缺乏党内斗争的相互制衡，一切围绕着权力和官僚等级等利益目标，党内政治生活逐步产生一种世俗化和利益化的倾向，而其最明显的后果就是腐败的开始在党内蔓延。因此要走出严酷的党内斗争模式，关键不在于停止党内斗争，而在于用成熟的文明，民主的党内政治制度来取代非现代性、也就是非民主政治传统的斗争模式。
　　由于人类历史的文明遗产之一的西方民主政治模式远远领先于非西方文化，因此民主政治只有首先借鉴成熟的西方近现代政治制度，并在这个基础上继续前进才有可能。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同样必须建立在已经成熟的西方民主模式制度之上、并持续前进和发展，才能最终超越已经成熟的西方民主制度，而且发展出更高阶段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由于前苏联和中国均未经历过成熟的现代性历史阶段，因此缺乏理性的资产阶级民主政治传统，革命事业和党内政治因此是在封建专制和权威的政治传统模式上，开始发展并初步形成了革命后的专政模式。而这样的模式在缺乏西方民主社会已经成熟的民主传统经验的前提下，往往既继承了各自国家历史中封建主义官僚主义和专制主义的政治模式，并在这样的模式基础上开始发展社会主义政治，结果是无法产生成熟、有序和内在合理的民主制度，最终导致严重缺乏理性程序和人道主义的党内非民主政治传统。这一点已经被二十世纪前苏联革命、以及中国革命过程中在各自党内生活中出现的各种党内路线斗争，以及党内路线斗争过程中的残酷性和非人道性所证明。
&从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到习近平――党的最高领导权不容挑战
&中国历年党内政治斗争和路线斗争最重要的起因，就是对党内最高权威的尊重和维护，这个问题已经成为中共党内斗争的死结:;包括张国焘、高岗、刘少奇、邓小平、林彪、赵紫阳、胡耀邦、陈希同、陈良宇直到今天的薄熙来，都在党内生活和斗争过程中涉及到与当时党内最高权威的矛盾和冲突，并导致自己的失败。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继续维护党的最高权威和党的领导核心，同样成为邓小平思想中党的建设理论精髓。而在这个阶段先后出现的数次挑战党的最高领导权、分裂党的政治事件，尽管没有像文化大革命之前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传统一样，被定义为路线斗争，但事实上具有相同的本质。而此次薄熙来事件、在各种突发事件和以贪腐的名义最终将薄熙来提交法庭的背后，真正的党内政治关注点除了路线的分歧之外，更多的是对当时的中央核心领导权威的维护。
&薄熙来案件的真实政治背景，就是中国共产党某些派系对中央最高权威发起挑战后、党对相关责任人和事件的惩罚和反击;只不过采取了“党内处分，党外判刑”的模式而已。
六、局部成功和全局失败――为什么薄熙来的“重庆新政”不符合党的最高利益?
&在成熟的官僚政治体系内，任何创新和主动性都是有风险的;
如果从这个视角来理解薄熙来事件的真正本质、包括重新审视薄熙来在中共党内生活政治生活中的强势，以及他所发动的重庆“唱红打黑”和“五个重庆”等民粹主义意味浓厚的活动所带来的突破中央既定政策的危险，包括有可能误导和劫持中共最高政策制定的可能性，尤其是当薄熙来的活动涉及到特定的党内宗派活动后，这一切已经是地道的党内路线斗争。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理解薄熙来事件可能导致的严重后果，以及他在中国当代政治生活中的特殊意义，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强势的薄熙来命中注定会是中共党内政治的悲剧性人物;因为严格要求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和全党服从中央的中共党内政治，注定了要排斥薄熙来这样敢为人先、不甘俯首，具有革命贵族自我意识的政治家。
&薄熙来因此也面临着同样的因政治问题而转变为贪腐指控的局面，而与以往任何被指控贪腐的政治人物有所不同，我们看到薄熙来已经成功地在法庭上成功地为自己辩护反驳各种贪腐指控。至于司法系统是否愿意听取薄熙来的辩解实际上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薄熙来已经证明他能够在最严酷的党内纪律检查和司法检控的严峻考验下，保证自己个人私德和在经济上的清白，而且公众普遍相信薄熙来的辩解。
　　从这个意义上而言、尽管簿熙来在党内路线斗争中已经失败，我们却开始相信他人格的清白，从这个意义上而言，济南薄熙来审判一方面把他送进无期徒刑的监禁，另一方面却在公众的心中将他塑造成为中国政治舞台上独一无二、经得起各种贪腐审查和指控，却被冤枉的悲情政治人物，薄熙来很有可能因此进入历史;如果中国司法系统不能提供更多的证据、包括将薄熙来“贪污受贿”名下最大的一笔资产法国别墅成功从其合法的主人手中追回，算进薄熙来的受贿项下，将来人们不会再记住薄熙来的政治才能，却会记住他的冤情，在中国公众的心目中如果薄熙来最终变成了岳飞式的一心精忠报国、却被冤屈的人物，中国所有迄今为止还有人相信的所有神圣，都将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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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台湾九合一选举复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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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陆要习惯台湾的选举政治。有选举，就有输赢，要习惯各种政治派别、各种政治人物你登台来我下场，既要多听台商的声音，也要越过台商听懂其背后的民意，特别是青年人的声音。
日，台北，市长候选人柯文哲走“民众路线”，在一个市场里与竞选活动的支持者摆Pose拍照。 （CFP/图）大陆要习惯台湾的选举政治。有选举，就有输赢，要习惯各种政治派别、各种政治人物你登台来我下场，既要多听台商的声音，也要越过台商听懂其背后的民意，特别是青年人的声音。又到了打扫战场的时间。九合一选举不过是地方性选举，尽管这次规模最大，也是国民党自1949年败退台湾后输得最惨的一次，但动静再大，只要河床没变，本来犯不着对残局复盘。但这次，貌似河床变了。一顿饭和一坨屎 为什么是柯文哲选后，分析家们把选战成败的原因分析个遍，但就是绕过了候选人个人，好像换了谁，输赢都不会变。但真的如此吗？万众瞩目的台北市&&政治菜鸟与政治世家子弟的PK，人们有一千个理由问：为什么一位无党派的医师笑到了最后？首先跳出来的答案是：柯文哲命好。比如说，同样吃一顿饭，连胜文吃了638元（台币，下同），被骂得狗血淋头；柯文哲吃了9000多元，但“变”成一坨屎后，却啥事没有。具体如下：连胜文的竞选短片，媒体关注点不是他说要解决什么问题，而是他餐桌上精致的日式便当。当地媒体考证说这便当一客要638元，这让平时吃80台币的屌丝怎么不羡慕嫉妒恨？再看柯文哲，他2013年的一个演讲，上台一个笑话垫场后，开始介绍叶克膜&&一种人工心脏+人工肺的医疗设备。柯号称台湾叶克膜之父，就在大家以为他在自我表扬时，他话锋一转，批评媒体通常只报成功病例，不报失败病例。他展示了两个孩子的照片，他们接受了叶克膜，却仍然无法避免手脚黑掉。柯文哲悲叹：“让我怎么跟他讲：&小弟弟，想要活下去，我们要截掉你的四肢。或者算了，你不要再活了，我把机器关掉。&你如何跟一个7岁的男孩讲这种生死的问题？”随后，他开始讲大便的故事，有一次，他请老师吃饭，人均9000元！第二天上厕所，他特别观察，9000元制造出来的东西，似乎和70元自助餐的没什么差别。他顿悟到，人生的荣华富贵不过就是一坨大便。演讲当然不能这样低俗结尾，柯的结语是：“人生应该像a的n次方。如果a大于1，a的n次方就无限大；如果a小于1，a的n次方很快就趋近于零。”而a是否大于1，柯文哲的定义是：看你对社会的付出是否多于索取。这是一个多会讲故事的人，18分钟演讲，有笑声、有眼泪，有高大上，也不怕露丑，自信、自愧、自责、自嘲、自省，表现出如此丰富和饱满的人格形象。特别是身为台大教授看自己一坨屎，多有喜剧色彩和画面感。柯文哲这个演讲在网络疯传，病毒式传播，跟帖几乎是一边倒的好评。他吃了比连胜文贵十几倍的豪华餐，但依然光彩照人。有时候初闯政坛的医师，比一百个政客都更会打选战。选举需要敌人：从外来政权到权贵选战就是舆论战，议题就是战场。战场最重要的就是地形，而舆论战最别致的，是舆论的“地形”会随着时间发生变化。2008年前，两岸议题曾是民进党的摩天岭，国民党在这块战场输得落花流水。到了2008年陈水扁弊案爆发，两岸议题失灵。2012年后，攻守异势，随着两岸交流深化，两岸议题成为国民党的地利。2014年九合一选举，两岸议题更是国民党的舆论，但民进党这次不在这个战场上玩了。民进党开辟的第二战场是阶层议题。从两岸议题到阶层议题，万变不离其宗，选举需要敌人！一、区别敌我，便于选民辨认；二、同仇敌忾，易于动员力量；三、贬损对方，抬高自己。所以，没敌人也要想办法制造敌人。民进党曾偏爱两岸议题，因为两岸议题的敌人是天然的，给国民党贴上外来政权的标签，继而将国民党与大陆的交流统统诬为引狼入室、出卖台湾，自己则高举起爱台湾的大旗，高踞舆论的摩天岭。所以，民进党特别喜欢大陆出状况，也特别乐见大陆放狠话，说硬话，因为它需要制造敌人。于是，当大陆学会柔性对台，两岸交流的利好，两岸议题就成为民进党的票房毒药，民进党也不得不寻找新的敌人。它找到了，那就是权贵！权贵这个敌人实在好用，打两岸议题，中间选民会恐惧，蓝营民众会反感，可是打阶层议题，蓝营的基层平民会和他们一起反权贵。民进党的选举主轴从两岸，变成阶层。舆论的主战场也从内外（本土和外来），变成上下（权贵与平民）。历史不幸，提供了民进党制造新敌人的土壤和气候。无感族成为动族2014年的结局其实早就出现端倪。观察台湾，有一个现象值得重视：那就是左倾思潮的抬头与蔓延。这里特指不满贫富分化、抗议阶层固化、诉求公平正义、甚至不惜挑战现存法律秩序的激进思想与行动。台湾民众一直对国民党与利益集团千丝万缕的关系心存芥蒂。2012年选情胶着时，我和一个台湾朋友说，假如马英九宣布他下一个任期将站在99%的平民阶层立场，解决99%的人的口袋问题，他一定会获得超高民意，广告词可以叫：马英九，一切为了九十九！朋友笑了，摇摇头说：马英九不会这样做。我好奇：马英九不是一直想跨越党派吗？朋友回答：他可能想做，但他可能不懂得怎样做。其实，一系列的街头抗议活动早就在警告国民党。2013年夏天，士兵洪仲丘被凌虐而死造成两个“国防部长”下台，国民党把事件归因于军中的恶习和别有用心者的舆论操弄，他们没想到，一个士兵的死亡，出现25万人上街送别，这已不是个案，而是阶层对立最醒目的信号！当25万人齐唱闽南语版《悲惨世界》为法国大革命而写的主题曲：“你敢有听着咱的歌，唱出艰苦人的苦痛。这是咱毋愿一世人做奴隶的心声。”唱歌的人未必有军中被虐的遭遇，他们只是在别人的故事里流自己的泪。但国民党似乎听不懂这种声音，或者听懂了也不知道怎么做！打怪兽：你好大我害怕然而，民进党听到了。2012年“大选”，民进党就认识到阶层固化造成的阶层对立是一个机遇，他们借用“三只小猪”的故事，号召支持者把零花钱装在小猪存钱罐里，支持民进党去打国民党这只大怪兽。“三只小猪”唤起了选民无与伦比的热情，让两党都大跌眼镜，此前民调大幅落后的蔡英文居然靠此追平马英九。没有领导人失误、没有政策牛肉，仅凭一个娱乐化活动就大幅改变选情，创下了舆论战新的奇迹。尽管民进党最后失利，但他们却发现了更好的舆论战工具，那就是阶层，“小”和“大”。“小和大”怎么打舆论战？以两岸服贸协议为例，理智的人都知道服贸协议对台湾利好，为什么还要反？马英九实在不理解，因此他轻估了敌人。如果摆事实讲道理，民进党无法将白说黑，于是它另辟战场，除了打国民党程序方面的瑕疵外，主打的舆论战办法就是解构，经典的口号是“你好大我害怕”。他们的舆论逻辑是：国民党说大陆在让利，好！我承认大陆在让利，但大陆为什么要让利呀？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国民党有没有出卖台湾的利益呀？就算你们没出卖台湾，但“小”和“大”一旦对赌，“小”会占便宜吗？赌到最后，还不是一百块的输光光。我惹不起还躲不起吗？算了，你好大，我害怕。“你好大，我害怕”，是有历史情结的。1895年，大清朝（又一个“大”）在东北和日本打输了，转过来把东南的台湾割走了，好比父亲打不赢人家，就把儿子卖给人家，日据50年，让台湾人民长期摆脱不了“弃子情结”和“养女情结”，他们对“大”，很容易产生逆反心理。相信2016年的选举，民进党会继续沿用在阶层议题上打怪兽的舆论战方法。对此，国民党能找到破解之策吗？相信2016年的选举，民进党会继续沿用在阶层议题上打怪兽的舆论战方法。对此，国民党能找到破解之策吗？打什么仗派什么将仗是靠人打的，打选战，布兵排将，大有学问。比较两个政党的候选人阵容，民进党排出陈菊、游锡堃、赖清德，都是老将；国民党推出连胜文、吴志阳算是新人。乍一看，国民党阵容更锐意改革：接班人、子弟兵、新生代，连吴二人分别是国民党两位荣誉主席连战、吴伯雄之子，两位父亲深耕政坛，广有人脉，在蓝大于绿的基本盘里，根正苗蓝，有基础民意，如果倒退四年根本不是问题（四年前，吴志阳就选上桃园市市长）。但2014不是2010。在阶层议题的舆论战中，你排出这样的阵容，就两个字：“找打”！对手需要权贵当敌人，你就提供官二代做靶子。结果只能是打得很苦，输得很惨。反观民进党，在兵家必争之地的台北市，发现党内提不出比柯文哲更好的候选人，就毅然放弃提名，礼让柯文哲，目的就是为了打败国民党。这要说服多少党内大佬和基层选民，要管控多少盯着这块肥肉的跃跃欲试者啊？民进党的控制力与执行力可见一斑。对比国民党历史上屡屡出现摆不平现象，不是出走，就是分裂。两党的格局，已先分胜负。“这是一场网络主导的选战！”2000年大选陈水扁找到了范可钦，2014年柯文哲找到了周世恩。他才24岁，是柯文哲网络战5人小组最年轻的一个，这5个沉默军师，是柯文哲最强大的秘密武器，他们是键盘舆论的操盘手，更是舆论战的大将军！“总统府没有总统、花生油没有花生”，一张KUSO照片，贴在柯文哲的脸书上，一小时内居然吸引两千多个网友按赞。柯文哲由此感受到网络的力量，决定将网络作为决战场。柯文哲无党籍，没有政党遍布社区各个角落的强大关系之网，他的目标选民很明确，就是那些从来不到竞选场所的40岁以下的人。他们在哪里？怎么把他们找出来？柯文哲靠的是互联网。周世恩，是脸书最强大的中文搜寻引擎Qsearch创办人，加入了柯文哲的团队。他所属的5人小组，从1400万人次的台湾脸书用户中，从点了6亿个赞的海量数据中，进行大数据分析，精准发现是谁在骂你、谁在挺你，寻找支持者，影响冷感者，化解危机，精确制导，打击敌人。经典案例是MG149案爆发。身为会计师的国民党立委罗淑蕾质疑柯文哲在台大医院MG149专户涉嫌教唆他人逃漏税、洗钱等。柯文哲团队本来建议他冷处理，可是沉默的军师用数据一分析，网络上讨论柯的所有，每天有60％绕着MG149打转，他的政见反而无人问津，可见冷处理不行，数据进一步分析，发现网友对柯文哲好评的关键字是“公开、透明、开放”，果然，当柯文哲召开记者会发表“光明磊落”声明，数据显示MG149的声量从尖峰的80％骤降到10％。连胜文是年轻人，柯文哲比他老，可是在舆论的塑造下，连胜文却代表着老年人，柯文哲反而代表着年轻人。因为柯文哲抓住了年轻人！柯文哲在胜选之夜说：“这是一场网络主导的选战！”为什么郭台铭的效果不如王雪红选举到了白热化阶段，郭台铭一语惊人：如果胡志强当选市长，他要投资台中2000亿台币。人们不禁联想到2012年大选最后的关头，王雪红力挺“九二共识”：“和平稳定是人民发展的基石，社会、企业、员工与家庭是命运共同体”。绿营普遍认为，王雪红宣布支持马英九，是对蔡英文最后致命的一击。但为什么郭台铭这一次没有达到王雪红的效果呢？道理很简单：1. 2012年蔡英文打的是两岸议题，王雪红被凸显起来的身份是台商，台商发言最有力；2014年民进党打的是阶层议题，郭台铭被凸显起来的身份是权贵关联者，富商的身份说服力不够。2. 王雪红是示弱，她表达的是大时代下企业家对政局变化的不安，是害怕失去平和生活的恐惧。郭台铭是扮“大”，出手阔绰，大手笔，诚意满满，却有些简单粗暴，方式方法未必被弱势群体接受。3. 王雪红是对整个台湾喊话，是为整个时代代言；郭台铭是为某个城市、某个特定候选人站台，格局、境界不一样。但无论如何，对国民党而言，历次选举，台商都尽力了。国民党的包袱民进党的bug九合一选举，可以得出如下结论：1. 国民党这次选举的失败并不代表国民党两岸政策的失败，恰恰相反，从选举议题看，两岸政策是国民党的加分项目，两岸议题赋予国民党舆论战的有利地形，这才逼迫民进党在阶层议题开辟新的战场。证明两岸交流释放的利好已经得到民意的基础性认可，即使民进党用解构性舆论武器消解服贸协议等利好政策，也属于防御性的打法，而不是像以前那样的攻击性打法，两岸议题成为民进党的超级提票机的时代难以为继。2. 国民党并没有输得只剩裤衩，台湾选举，最快两年就可以发生一个大反转。国民党迫切需要转型自己的政党文化，其改革的包袱就是利益集团、地方派系、桩脚文化盘根错节的网络。令国民党痛苦的是：这个挥之不去的网络既是国民党最需改革的对象，却又是目前国民党基层选票的基础来源，革掉了这个基本盘，国民党可能浴火重生，也可能一贫如洗。台湾社会并没有完全摆脱中国传统社会、人情社会、熟人社会的底色，马英九一时成功，证明了国民党多么需要摆脱过去官僚体系与利益集团的染缸，但马英九的不断挫败，也证明了仅仅依靠个人的不粘锅和照搬西方的法律框架与法律思维，并不能根本解决台湾错综复杂的现实问题。马英九是一个有远大理想的领导人，他想带领国民党走出困境，却让自己身陷困境，他的改革不仅没有讨得利益集团的喜欢，也因为一筹莫展逐渐丧失底层民意，他曾经是选票最高的领导人，又跌落为民调最低的领导者。他想成为一棵大树，却不幸栽在盆景。国民党不改掉它的腐朽文化不行，完全抛弃它的传统网络也不行，如何在传统社会中建构现代法律秩序，如何在人情社会中建设清明政治，需要政治勇气，也需要政治智慧。3. 民进党也没有赢得气定神闲。民进党同样困扰着它的文化bug，那就是台独党纲。民进党如果不能理性认识台湾无法自外于大陆的现实，不能顺应两岸交流的历史潮流，不能与时俱进地改变它的两岸政策，它就没有未来。解构是在野党的专利，如果它想执政，就必须面对和建设。长期用台独舆论对民众洗脑的民进党，反过来又被这些民众所掣肘，长期用台独来聚集民意、动员力量，一旦要重新出发，谈何容易？既要担心基本教义派的反扑，又要担心铁杆台独选票的流失。民进党的未来没有坦途。4. 大陆要习惯台湾的选举政治。有选举，就有输赢，要习惯各种政治派别、各种政治人物你登台来我下场，两岸关系有清晰的底线，两岸交流有利好的现实，两岸发展有可见的未来，这些都是大陆牢牢占据主动权的砝码。既犯不着随风起舞，也随时要见招拆招，既要多听台商的声音，也要越过台商听懂其背后的民意，特别是青年人的声音。反过来，台湾无论哪个政党，无论哪个政治人物，也不能掩耳盗铃，要学会理解大陆的底线，要听懂大陆的声音。历史在轮回，总有惊人的相似。2006年民进党执政，在三合一地方性选举中，总共23个县市长席位，国民党获得14席，民进党获得6席。2014年，国民党执政，在九合一地方性选举中，总共22个县市长席位，民进党获得13席，国民党获得6席。犹记得两年前蔡英文败选，蔡英文向支持者喊话：“你可以哭泣，但不要泄气。你可以悲伤，但是不要放弃！”今天，战场刚刚打扫，新的选战又要开始，是再一次轮回，还是不一样的改变？网络编辑:刘小珊责任编辑:戴志勇 实习生 王庆峰 杨昊2012蓝绿对决：谁抓得住99%谁抓得住民意，谁就抓得住选票。但民意如流水，谁抓得住民意的变化？2012年，这个时代民意有...选举需要敌人：马英九能破解“小猪”困...对于候选人来说，选民常被分为三种：我们的人、他们的人和中间的人。于是，选战获胜的方法归根结...选战需要真正的战将——台湾选举历史笔...陈水扁掌权后期，有一段时间，他在舆论的应对上突然大失水准，看热闹的人说他是因弊案缠身，所以...谁更容易犯错在剑拔弩张的竞技比赛中，势均力敌的对手都明白，谁犯错少，谁就赢得比赛。选举同样如此。差距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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