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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子表情包齐飞！《人民的名义》辣么火！党报如何蹭热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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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打开微博，上一条是“达康书记别低头，GDP会掉”，下一条就是美颜后的“达康书记”照片，而各媒体也纷纷发文蹭《人民的名义》热度，有的采访导演、编剧、演员，也有的总结剧中经典语录。
《人民的名义》热播，让“达康书记”着实火了一把。网上有关“达康书记”的段子和表情包满天飞，打开微博，上一条是“达康书记别低头，GDP会掉”，下一条就是美颜后的“达康书记”照片，而各媒体也纷纷发文蹭《人民的名义》热度，有的采访导演、编剧、演员，也有的总结剧中经典语录。
△《人民的名义》剧照
政知局（微信ID：bqzhengzhiju）浏览各省党报的过程中发现，有不少在蹭《人民的名义》的热度，将剧中的情节联系各省实际，发表相关的文章。党报是如何蹭热度的呢？政知君来帮你盘点一下。
以人民的名义办事
政知局（微信ID：bqzhengzhiju）过梳理发现，有几个省份的党报文章直接将“人民的名义”挂在标题上。
浙江省在4月10日的党报中刊登了一篇名为《以人民的名义，将剿劣进行到底》的文章。文中借用《人民的名义》中的一句台词：我们无论做什么事情，都要站在党和人民的立场上，表明人民对于“五水共治”的认同。
△浙江日报
浙江省委、省政府在2013年底做出“五水共治”的重大决策部署：7年总规划投资4680亿元人民币，实施治污水、防洪水、排涝水、保供水、抓节水行动。四年后，国家环保部发布的2016年上半年全国空气和地表水环境质量状态报告中称十大流域中，浙闽片河流水质第二年达到“优”，但是浙江省对于水环境的治理并没有放松。两会结束后一周，适逢“世界水日”，浙江省委、省政府召开全省剿灭劣V类水誓师大会。而此次借用《人民的名义》中的台词，也再次强调了剿灭劣V类水的决心。
与浙江毗邻的江苏，则关注的是“不动产统一登记”的信息，即今年年底之前，要将全国所有市县“不动产统一登记”的房源信息，全部接入国家级平台。一篇题为《请以人民的名义推动“以人查房”》的文章挂在中国江苏网上，文中提到虽然在最初提出“房产联网”的概念时，规划的功能是有“反腐功能”，但是却由于地方政府官员认为涉及到个人隐私，致使“房产联网”并不能推进“以人查房”，并呼吁“请以人民的名义‘以人查房’”。
邮递员最主要的工作是收发信件，但是安徽的一名快递员却私拆举报信件，并将信息提供给被举报人换取财物，《请以人民的名义查办“邮递员销售举报信”》中呼吁要像电视连续剧《人民的名义》那样，深挖腐败线索，把“邮递员出卖举报信”的背后问题查清楚，以人民的名义查办“邮递员出卖举报信”。
除了传统的写信的方式沟通外，网络作为一种效率高、速度快的沟通渠道，成为了干部与群众交流沟通的新平台，也是了解群众、贴近群众、为群众排忧解难的新途径。以“人民的名义”上网，呼吁广大党员干部要善用网络“发声”，打好党的网络“宣传牌”，做好党政“传声筒”，维护好群众的精神家园。
做“陈岩石”式的共产党员
除了像上述的三个省份一样强调以“人民的名义”办事的，还有的省份将剧中的人或事联系到了现实生活中，推动现实生活中一些问题的解决。
《辽宁日报》发文称剧中的陈岩石检察长是全剧精神领袖式人物，虽已耄耋之年，但他仍为了保护人民的利益战斗在第一线，始终保有对党与人民的高度忠诚。通过陈岩石老检察长，来教育新时期的共产党员要学习“陈岩石”精神，做《人民的名义》里“陈岩石”式的共产党员。
除此之外，剧中的某一情节也引起人们的讨论：大风厂工会主席郑西坡讲述家里二十万存款来历，剧设是孩子他妈摆地摊躲城管被车撞了，并强调现在的城管一逮着就收车。这一情节让城管颇感委屈，认为自己背了黑锅。《不当背锅侠，也不要对号入座》的文章中却认为目前形势下城管的负面报道并不少，人们对于城管的印象还停留在“暴力执法”中。并强调，不当背锅侠，也不轻易对号入座，应该是对城市管理的一种自信。
随着《人民的名义》热播，电视剧中被达康书记批评的光明区信访局低矮的窗口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也让“蹲式窗口”火了一把。近日，继郑州社保局被曝出有“蹲式窗口”后，又有网友反映，在株洲火车站派出所、沈阳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等单位，也有此类窗口，现实版的“蹲式窗口”频频被曝光。随之引发了大家对“蹲式窗口”的讨论，也有不少报纸对这种现象进行了评论。
△河北日报
《河北日报》在4月20日的报纸中评论说，“蹲式窗口”表面看是“物”的问题，实际上却是“人”的问题。这种窗口为“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增添了新的注脚。透过一个个“蹲式窗口”，人们看到的是一些单位或部门宗旨观念不强，为民、便民意识不够。
“农民的儿子”
除了将剧中的情节联系现实生活外，政知局（微信ID：bqzhengzhiju）还发现，“农民的儿子”这一次也频繁地出现在一些文章中。
以前一提起“农民的儿子”，想到的大多是朴实忠厚的形象，但是有媒体在梳理近几年被查出的贪腐官员的忏悔书时发现，有不少人将“农民的儿子”作为“口头禅”。例如中南大学原副校长胡铁辉由专家型领导沦为阶下囚，回忆时他说：“我生长在乡下，五岁就帮家里看牛，中学时，一年只有一条裤子过冬，一天最多吃一个红薯。”杭州市原副市长许迈永在悔过书中说：“我16岁高中毕业后参加农业生产劳动，深切体会到做农民的辛苦，起早摸黑，日晒雨淋，蚂蟥蚊子叮咬，劳动一天也只有几角钱。”
《人民的名义》剧中，当赵德汉蹲在地上痛哭忏悔，说自己是“农民的儿子”以致走上贪腐之路时，侯亮平则斥责他说：“你大把大把捞黑钱的时候，怎么没有想到自己是农民的儿子？”《堕落了，别拿“农民的儿子”说事》中对出事后才想起自己身世的官员评价时说，这是在给祖辈丢丑，给农民抹黑。并强调，没守住初心、堕落了的贪腐之徒，不必拿“农民的儿子”说事。
△湖南日报
有媒体曾梳理过53名官员的忏悔录，其中有14人以“我是农民的儿子”开头展开叙述。“农民的儿子”为何总是败给贪腐？有文章认为“农民出身”与贪腐不贪腐是没有关系的，“农民的儿子”也从来不是败给贪腐的原因。决定一个官员清正廉洁的，除了监督制度、官场风气环境等一些客观的外在因素，最重要的还是官员自己的心性。
资料 | 红网、吉网、中国江苏网、闽南网、各省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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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点黄了！《人民的名义》背后的水究竟有多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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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差点黄了！《人民的名义》背后的水究竟有多深？）
+- 文丨李秋水 -- 编辑丨关雪菁 -2004年，应国家广电总局的要求，反腐剧退出电视台黄金档。2008年之后很长一段时间，中国反腐剧三驾马车之一、政治小说作家周梅森没有再完成过一部小说。甚至，2015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影视剧中心副主任范子文找到他，希望他出面写反腐，他起初都回绝了。“我问自己，写这些政治小说真能反腐吗？我的政治小说越写越多，而腐败依然存在，有的官员在用权上甚至都懒得用面纱遮一下，简直就是对我们写作者的嘲讽，我失望透了。”他说。“感谢”一场官司，周梅森重启写作，代入自己的经历，才有了《人民的名义》。2014年，民营企业倒闭潮之中，周梅森隐名持有徐州一家银行股权，被代持的民企朋友违规抵押，结果朋友资金链断裂，银行要收回股权，手持股权证的周梅森就此卷进了一场持续两年多的股权官司。这场官司让周梅森深刻地了解了中国地方经济的乱象，对人性也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我就是小说和电视剧里股权被卖掉的倒霉的大风公司的工人们。我和工人们一样，陷到这个官司里面去，此前几十年赚的钱损失了。”此前，反腐题材电视剧迫于政策压力淡出多年，周梅森担纲编剧的《绝对权力》、《至高利益》、《国家公诉》等戏的审查如走钢丝，几乎都要几百处改动，最后一部戏《我本英雄》几乎被枪毙。写了几十年官场小说，周梅森只敢把《人民的名义》里面的终极boss写成省委常委，结果被批评腐败分子级别太低，这还是第一次。周梅森把大Boss改成副国级，写完之后马上报到广电总局去审。其中，最高检反贪局从侦查手段、办案方式等角度提了66条意见；广电总局从台词、表达方式方面提了3次意见。过去周梅森的电视剧送上去，总要脱层皮，改八百处都是便宜的，改三个月到半年是正常的，免不了还要争吵干架。“这次送到总局，十天全部审完，高度评价。总局让专家们提意见，变成了表彰会和研讨会。”周梅森感慨，反腐剧的春天悄然来临了。于是，就有了这部时下大热的《人民的名义》。“官”“商”博弈《人民的名义》已经成为一部现象级作品，无论城市乡村，还是老少男女都看得过瘾，知识分子拍手叫好，投资方名利双收。难怪很多人喊，反腐剧的春天来了。但大部分人可能不知道，这部电视剧经历了众多曲折，才让官方推动、剧本创作与商业投资在十年后重建了信任。就像《人民的名义》里有句台词：“以前群众不相信政府做坏事，现在群众不相信政府做好事。”这部由最高人民检察院影视中心立项的电视剧到底是不是真心反腐，能够反到什么程度，最终能不能给投资方带来回报？这些在最初都是没有答案的。可以说，停滞十年之久的反腐剧，是直接在中纪委和最高检推动下重启的，其中最积极的力量就是中国官方。2014年，范子文到最高检走马上任影视中心专职副主任，当时中央反腐工作开展得如火如荼，但他发现，竟然没有人愿意碰反腐题材影视剧，“当时我们已经意识到，反腐工作肯定要有影视作品去呈现。”他说。第二年信号开始明确，中央高层号召文艺界创作反腐文艺作品，创作任务就落在中纪委、最高检等一线反腐机构身上。当年6月，中纪委宣传部专门到国家出版广电总局、最高人民检察院调研并举行座谈会，希望最高检影视中心加强反腐题材影视剧的创作和生产。广电总局领到的“任务”是：每年电影最少一两部，电视剧最少两三部，而且必须是精品。▲&广电总局关于2015年6月全国拍摄制作电视剧备案公示的通知▲&广电总局关于2015年11月全国拍摄制作电视剧备案公示的通知▲&广电总局关于2016年6月全国拍摄制作电视剧备案公示的通知最高检方面，范子文找来了疑虑重重的周梅森，周梅森找来了一腔热情的导演李路，开始搭班子筹备开拍《人民的名义》。最高检官员主动提出，要提高反派角色级别，到什么程度由剧组把握。周梅森还和范子文一起去了江苏省浦口监狱，跟狱警座谈，和服刑的贪污贿赂罪犯交流，而这在之前是不可能的。相比官方的开放和热情，周梅森一直谨慎小心，他对以往作品被删改审查的经历依然心有余悸。官方牵头立项，具体的实施需要民营机构、商业力量来参与和买单，而恰恰这方面鸿沟巨大，多数不信任、不看好、不参与。负责融资的导演李路就跟许多创业者一样，拿着最高检的授权四处找钱，最初有几十家知名或不知名的机构给了TS同意投资，却因回报、政治风险等各种原因纷纷撕毁合同拒不打款。周梅森就听说一位兴趣很大的投资人最终离开，因为受到一位颇有身份的仕途“高人”点拨——少碰这种事，风险大得很。这导致《人民的名义》差点融资失败，李路被逼得要抵押房产，周梅森则要抵押股票，最终冒着资金链断裂的风险开机。据报道，江苏省某县级市领导听说了这部剧，主动找到筹备组希望到他们那里取景。但政府领导一看剧本，“吓死了，立即撕毁合同，不准我们进去。”周梅森说，“他们说他们承担不起那个责任，剧本里写的很多事情他们那儿都发生过。”剧中人物高小琴的山水集团有个会所，专门招待政法等各路官员，成为一个腐败窝点。但这个会所剧组找了很长时间都没有找到，“一听说拍这个，吓得要死，都不愿意我们进场。”周梅森说，由于对反腐剧缺乏信心，以及尺度等各种不确定，开机后进入的三家投资方是做好了亏损准备才进入的，其中一家做好了亏2000万的准备。难怪导演李路感叹，这部剧尽管是最高检影视中心直批，但“需要经历的商业博弈一样也没有少”，而直到播出他心头还是怕出什么问题。随着《人民的名义》大获成功，官方对反腐剧的支持与开放尺度，与商业力量的怀疑失望这道鸿沟算是弥合上了。未来，商业回报上《人民的名义》也足以刺激商业力量的介入。据说这部剧还没拍完，在拒绝广告植入的情况下，光靠卖播出权，就已有2.2亿入账。2.2亿到底是多少呢？《人民的名义》第一集抓小官巨贪给出了答案——一整面墙、一整个冰箱，以及一整张床底。心疼达康书记的GDP在剧中，省委书记沙瑞金当着高育良的面，给李达康点赞，搞得对方心里五浪翻滚。而在收视率这一点上，《人民的名义》除了这么多老戏骨，还是要给李达康点个赞。这不仅是因为李达康的正面形象，还因为其扮演者吴刚出色的演技，丰富的肢体语言和表情，把这个处于官商利益交织中的市长演得十分到位。正如《人民的名义》从立项到与观众见面，经历了不少商业对反腐的信心重建和博弈。在剧中官与商之间的博弈也让李达康这个角色演绎淋漓尽致。一心追求经济发展、造福一方，看上去眼中只有GDP的达康书记让无数观众心疼不已。网友总结他是“内有妻子坑、外有下属瞒、上有前任留的债、左右还有同僚踩，“达康书记的GDP由我守护”甚至成为了流行语，表情包风靡网络。要偷走达康书记GDP的第一个人就是他的妻子京州城市商业银行副行长欧阳倩。可能很少人知道，扮演欧阳倩的演员岳秀清，与李达康的扮演者吴刚在戏外其实是一对正牌夫妻，两人在剧中飚戏十分精彩。剧中欧阳倩要求李达康将大风厂的地皮交给王大路开发，遭到了李达康的直接拒绝。按照创投圈的理解，李达康其实是王大路大路集团的天使投资人，挤出了仅有的几万块钱帮助王大路创业。但王大路在后面十几年，却没有找李达康办过一件事。作为商人的王大路说的很有意思，你市长怕被我拖下水，我更怕被你们当官的拖下水，身边多少官员倒下，都牵连了多少商人，通过欧阳倩找李达康不过是因为，他一手抓的光明峰工程并不光明。要偷走达康书记GDP的第二个人，就是丁义珍这样的贪官，以及光明区区长孙连城这样“不作为”的官员。一个细节是，李达康到信访办接待处专门折磨了孙连城一次，但对方还是没有把接待窗口做改造，不想事，不办事。祁同伟和高小琴这一利益共同体则是偷走达康书记GDP的罪魁祸首，表面上正义凛然，却失去了忠诚的祁同伟成了不折不扣的大反派。对官商复杂关系的真实还原和老戏骨们的精彩表演，保证了《人民的名义》的收视率，也保住了剧组的GDP&，这要特别归功于周梅森对官场的深刻把握，以及导演李路的全程把控，他们生生造了一个“网红市长”出来。舆情新玩法：从刻板的“伟光正”到营销的“接地气”就像剧中台词所说的那样——“自媒体时代的事，传统手段，已经真是难以招架了。”《人民的名义》之中有大量反应客观现实的情节刻画，推广方式也是“守正出奇”，一改过去表现伟光正的板正方式，以自黑的新打法，力图占据新媒体网络的新舆情阵地。尤其是“共青团中央”等中央宣传部门下的“网红”们积极配合宣传该剧，甚至入驻B站上传电视剧，看来事业单位也学会了一套新玩法。而在迎合年轻人这块，总监制李学政有自己的考虑。除了剧情上充分尊重编剧周梅森之外，在戏剧的时尚感时代感、情感戏等方面，他也有着自己的坚持。比如高育良原来叫侯玉贵，他认为这个名字太土，后来给改了。同时，他还参演了电视剧中的工人护厂队长王文革这一角色，表现不俗。监而优则演，此前他在电视剧《那年花开月正圆》中与孙俪搭戏饰演“老德”一角，还在网络大电影《特种兵王》及院线打拐题材电影《宝宝回家》中饰演重要角色。▲&《人民的名义》总监制、总发行人&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金盾影视中心主任李学政除此之外，在播放平台的选择上，李路认为，湖南卫视在A类电视台里面是翘楚，且年轻人受众多，影响力的传播上更具想象力。中央电视台本也想买这剧，无奈出价太低。更多的还是体现在剧情设置上，紧跟时事热点：直播、弹幕、自媒体等词汇和概念张口就来。其中，重要角色拆迁厂副厂长、工会主席郑西坡之子郑胜利，是专业网络水军，一个脱胎于互联网大潮的新兴职业。他的存在，始终在提醒着老思维的人到底什么是网络时代。- 发生群体事件，“手机时事直播”让国内外网民先于当地政府获取消息；
- 为救父亲郑西坡，郑胜利在天涯等社交媒体网站发帖求助，为求最大限度获得关注，他以“自媒体”策划新闻事件的角度，准确拿捏网民情绪；- 网监处忙于删帖，一些网友“以讹传讹”，从而导致社交媒体乱象丛生。
本文来源：小饭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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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南京女子监狱会见室秒变看守所南京女子监狱大楼变身京州市看守所监狱女警围观男神陆毅时下大热的反腐剧《人民的名义》已经播出1/4多，周梅森的创作灵感一部分就来自于浦口检察院自己拍摄的反腐微电影《交锋》，来自东郊国宾馆《人民的名义》电视剧95%场景是在南京拍的。
南京女子监狱会见室秒变看守所
南京女子监狱大楼变身京州市看守所
监狱女警围观男神陆毅
时下大热的反腐剧《人民的名义》已经播出1/4多，这部由江苏作家周梅森担任编剧、江苏导演李路执导的大剧，坊间评价“尺度很大”，其拍摄地多在南京，充满了“江苏元素”。但很少有人知道，周梅森在创作初期一度走了弯路，是江苏检察机关及时援手……
通讯员 巫娟 秦雪 胡磊
扬子晚报记者 范晓林 于英杰
前两集剧本部分情节曾偏离现实
《人民的名义》由最高人民检察院影视中心组织创作，讲述检察官们步步深入，查办领导干部腐败犯罪，彰显我党和国家坚决惩治腐败的故事。该剧刚播出两集就引爆网络，贴近真实的故事和精妙绝伦的演出吸引众多粉丝，成为真正的热播剧。不过，作为编剧的周梅森老师在创作初期，一度出现过偏差。
日前，江苏省人民检察院有关人士透露，为了配合该剧的创作和拍摄，江苏检察机关不光提供场地以及车辆等服务，而且还在该剧创作早期提供支持。原来，已经多年没有接触公检法素材的周梅森写出了前两集的剧本，不过与检察机关人士研讨时业内人士发现，有些情节并不符合当下检察人员的办案方式和法治理念，他的有些想法还停留在10年前写《国家公诉》那会儿。这时，江苏省人民检察院帮他召集了一个座谈会，听取来自一线检察人员的意见和建议，并进行适当修改。比如，以往检察机关办案很多时候采用“由供到证”的模式，即先接触犯罪嫌疑人，再录口供，查找证据。然而，随着依法治国理念不断深入，现在检察机关办案更加注重“由证到供”，即先掌握大量证据，再接触犯罪嫌疑人，这体现出时代法治理念的转变。
听取部分建议后，周梅森将最新的办案理念、方式最终呈现在这部剧中。比如，前两集反贪总局侦查处处长侯亮平查处某部委处长赵德汉时，正是在掌握了大量证据的前提下，再一步步将其拿下的，先搜住所，再搜办公室，最后搜查隐秘的豪宅，而不是先把赵德汉带走，然后再慢慢查问。正是这样的细节，让业内人士感觉到这部剧贴近真实的同时，也能感受到国家法治的进步。
达康老婆4张卡灵感来自“81元利息”
为了让编剧周梅森熟悉现在检察机关的办案流程，江苏省人民检察院曾帮他联系到南京市浦口区人民检察院召开座谈会，为他提供了大量活生生的素材。
周梅森的创作灵感一部分就来自于浦口检察院自己拍摄的反腐微电影《交锋》。这部微电影本是为消除检察工作的神秘感，让老百姓知道检察官在做什么的，但周梅森看后大为赞赏，还在剧中化用了其中的精彩桥段。
比如，剧中省委常委、京州市委书记李达康老婆欧阳菁收了蔡成功4张银行卡，欧阳菁因忍不住买衣服的冲动，拿了受贿的卡在商场消费，其刷卡记录坐实了检察机关的证据。该情节就选自浦口检察院办的一件真实案件。
浦口检察院查办该案时掌握的信息比较匮乏，行贿人不愿供出受贿人姓名，只能查到该卡在ATM机上的一笔笔取钱流水。要能查到取款当天ATM机前的监控就能按图索骥，找到卡的实际使用人。可监控更新周期短，原先的早被新图像覆盖。此时，银行卡中81元利息引起办案人员的关注，不像在柜台取钱可以有零有整，ATM机只能取走100元纸钞，这81元会不会被取走，万一被取能不能留下线索？时任浦口区检察院检察长翟建明分析，这81元恰恰是此案突破点所在，贪欲不会因为这仅有的81元而停下滋长的步伐，让办案人员持续关注该卡动态。果如所料，没几天这81元利息就被花了，正是受贿人妻子舍不得，在商场购物时用POS机刷卡消费的。检察官由此直接锁定了犯罪嫌疑人。
此外，《交锋》中另一情节也在《人民的名义》中得到体现。检察官找到犯罪嫌疑人时，他正带着孙女在外玩耍。检察官陪同他把孙女送回家后，才以其朋友的身份将其带出门调查。在《人民的名义》中，侯亮平查办赵德汉时也是等赵德汉家人出门后，才进其家门办案。“艺术创作高于现实，却又源于现实，剧中人物原型可能不是江苏的，但却体现了现代检察机关的办案理念。”
到南京女监取景，看警花太靓临时加戏码
对于《人民的名义》这部剧，南京女子监狱的民警们有种特别的期待。原来，早在去年上半年拍摄时，该监狱的民警们就已经和“侯亮平处长”、“李达康书记”、“高育良书记”亲密接触过，警花们还当了一回群演，镜头出现在第13集和18集之中。
去年4月18日下午5点多，正值下班高峰。剧组两辆大卡车驶进南京女监大门。在南京女监拍摄的这场戏，是侯亮平到京州市看守所了解案情。因为道具组前期悄悄踩过点，他们驾轻就熟卸下大摇臂等装备时，三个剧务“嗖嗖嗖”地把量好尺寸的牌匾套在监狱大门、办公大楼上，南京女监瞬间秒变京州市看守所。
南京女监办公大楼主色调偏青灰，楼前设有代表法治意义的铜鼎，既有传统文化元素，又具现代建筑风格，集古朴庄重、新颖实用于一体。选景小组踩点后将拍摄的照片传给导演李路看，李路一眼看中：“羁押犯罪嫌疑人的看守所就是这样的，不张扬，但气场显露着国家法治威严。”李路看中之后，捎带着监狱附属建筑物体——会见室，也被选为在剧中多次出现的重要场景地——苑南县看守所。前期采风时，剧组得知南京女监为江苏省公正文明执法窗口单位，为更加贴近真实场景，剧组干脆向监狱借了一块“文明执法窗口”挂在大门口，一切细节均为“反腐大戏”添正气。
因为监狱场景安静，不受干扰，4月21日晚上，李路临时决定再加拍一场戏。女监警花们听说男神陆毅会到场，纷纷赶来围观。剧务这下子乐了，满眼晃来晃去的都是警花，不用化妆自带威严。看守所得有警官进出吧，临时决定人群中找两个女警当群演，警服都不用准备，一切都是现成的。就这样，女警张淼、董鑫有幸和陆毅同框了。虽然两人匆匆忙忙从办公大楼出来，陆毅饰演的侯局长刚好要进办公楼，擦肩而过的瞬间让两位警花至今都觉得美。“陆毅很高，比电视上看上去还要高、略胖，但不管怎样，仰视的角度就是帅！”这场戏拍到夜间11点。拍完戏后，陆毅招呼民警们来了一张大合影。
片中“省委场景”来自东郊国宾馆
《人民的名义》电视剧95%场景是在南京拍的，其中30%又取自南京东郊国宾馆，前期剧组选景时，艺术指导王绍林曾多次到东郊国宾馆踩点，李路也去看现场，整部片的“省委场景”基本取自这儿，第一集最高检带人盯住丁义珍副市长打算实施拘捕的时候，设宴的宴会厅就是宾馆的紫霞厅。剧中“政法委书记高玉良”办公室取自宾馆金陵厅，“省委书记沙瑞金”办公室取自宾馆钟山厅休息室，省委大楼取自宾馆紫熙楼西门，沙瑞金第一次约见侯亮平在宾馆文体楼龙蟠厅，包括所有院内场景、楼顶的场景、大堂吧、网球场、乒乓球馆、餐厅等等。镜头里很多服务员都是宾馆的员工，包括客房服务员、餐厅服务员、安保人员。
据透露，这部戏拍摄场景夜戏较多，剧组在宾馆拍摄时常拍至凌晨两三点钟，剧组所有演职人员到了饭点，都在宾馆员工餐厅吃盒饭，跟宾馆员工一起吃。拍摄时，陆毅、张丰毅、吴刚、张志坚等住在这儿，开机仪式和杀青仪式也在该宾馆举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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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体制内的姚明赢了，中国篮协退出CBA公司，但这些问题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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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站在体制内的姚明赢了，中国篮协退出CBA公司，但这些问题呢……
虎嗅注：几乎是一年之前，姚明带领的中职联在与中国篮协的第二次谈判中悻悻而归，此后姚明成为了中国篮协主席，并且得到了国家体育总局的支持，而姚明的CBA改革方案终于有了实质性的突破。
新科中国篮协主席姚明似乎正在把他已经在 2016 年夭折的 CBA 改革方案带回来。
最新的消息是，CBA 最大的股东，中国篮协把 30% 的股份转让给其他股东——也就是参加 CBA 联赛的 20 支球队。
4 月 28 日，姚明在南昌国际体育中心的一场新闻发布会上确认了这个消息。其涉及金额不过 858 万元，这在中国体育界动辄几亿几十亿的各种投资中，是一个极其微小的数字，但它的影响可能是革命性的。
一旦交易全部完成，那么 CBA 公司将变成每一家 CBA 俱乐部各持股 5% 的股权结构。如果日后中国篮协能够按照原本承诺的那样，将 CBA 联赛的竞赛组织权也移交给 CBA 公司的话，那么 CBA 联赛将会在组织架构和 NBA 保持一致。中国篮球管办分离的改革看上去又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
这实质性的改变本可以在一年前发生。2016 年初，姚明联合了 18 家 CBA 俱乐部联合发起成立了中职联公司，希望以此倒逼体育总局改革中国篮球。姚明当时就设想，由全部 CBA 俱乐部单独组成 CBA 运营公司，并且聘请专业的职业经理人在负责整个联赛的商务开发和运营工作。
然而，当时的中国篮协并不喜欢这个方案。在整个 2016 年上半年，中国篮协屡次表态，拒绝姚明的改革方案。中国篮协竞赛部主任张雄于 2016 年 1 月 19 日在北京指出，中职联与中国篮协为推进 CBA 联赛职业化进程、管办分离等改革而成立的 CBA 公司不同。
此后，篮协与姚明之间的矛盾一度扩大，姚明甚至一度向媒体发声：“我现在能骂街了”、“希望篮协拿出诚意”、“（所谓改革）只是把过去对于 CBA 的管理方式包上了公司化的外壳”。
故事的剧情在 2017 年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先是 2 月底的中国篮协第九届全国代表大会上，姚明当选中国篮协主席，再是这一次中国篮协转让 CBA 公司的股份。姚明看上去确实是在推进自己在一年前提出的改革方案，区别在于之前他是站在体制外，而这一次他站在了体制内。
今时不同往日，之所以姚明能够在 2017 年顺利推进自己的改革方案，是因为他掌握了更多的话语权。根据一些业内人士告诉好奇心日报，姚明此次得到了来自“更高层”的支持，因此作为中国篮协新任主席的他在体制内能获得足够的实权，而非仅是一个虚职。
与此同时，篮管中心的人事变动也有加速篮球改革的意思。原篮管中心主任、知名的举国体制拥护者信兰成在 2017 年初退休。被认为是改革派的李金生接任信兰成的位置，而出任篮管中心党委书记的王玄也曾经支持过 CBA 联赛的改革。
姚明的实权在 2017 年 4 月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根据 3 月 31 日体育总局办公厅下发的通知，国家体育总局篮球运动管理中心承担的业务职责将从 4 月开始移交给中国篮协，并以后者的名义开展工作。中国篮球协会将全面开展国家队、联赛、青少年发展、社会篮球等业务。
这一通知被普遍解读为篮管中心将会很快停止运营。部分更乐观的媒体甚至打出了“姚核心时代真的来了”这样的标题，认为原本是“一个班子、两块牌子”的中国篮协和篮管中心正式分离，中国篮协将不受篮管中心的掣肘开始独立运营。这种体制上的变化可能也是姚明能够顺利推动中国篮协退出 CBA 公司的基础。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与未来的可观收入相比，中国篮协此次转让股份的价格可以说是微不足道。此前，盈方中国代理 CBA 联赛 2012 年到 2017 年的商务开发，每年需要为此支付 3.36 亿元。
随着体育开始变成一个资本热烈追捧的产业，普遍认为未来 CBA 的版权以及商务开发收入可能达到 5 年 100 亿元的水平。按照 30% 的股份收取 858 万元的价格来计算的话，那么整个 CBA 公司的估值还不到 3000 万元。
如果是放在一年前，这种低价转让很有可能会被认为是“国有资产流失”。然而，据《体育大生意》此次的报道，中国篮协此前曾经将这一价格写入相关文件，并得到了上级批准。
这种种迹象表明，此次姚明能够推动中国篮协退出 CBA 公司，虽然可以被解读为中国篮球改革一个里程碑式的节点，但这仍然只是一场由上而下的改革。换句话说，真正掌握着改革的话语权的还是体制内的相关人士。
如果改革依赖的是一时的政策风向或者是一群人的个人爱好的话，那么这其中所蕴含的不确定性可能是中国篮球改革未来会遇到的阻碍。
即使不考虑这部分的风险，管办分离——即篮管中心和中国篮协所代表的行政性力量退出 CBA 公司这样的联赛经营主体——也只是整个改革的一小部分而已。行政机构上的分离永远是最简单的，而在后续的实际运营中，姚明、中国篮协、还有 CBA 公司还将至少面临下面这 4 个问题。
体制的阴影仍然挥之不去
最大的问题仍然来自于体制。尽管在顶层，篮管中心、中国篮协、以及 CBA 联赛公司已经在明面上完成了分离，但是在基层，一直是以体校以及各省市体育局为代表的举国体制，在维持着 CBA 联赛的运转。这其中，又以球员的归属权最为难解。
长期以来，CBA 联赛自身的球员培养体制并不成熟。在俱乐部自身还挣扎在盈亏平衡线的时候，他们无力负担一个完整的青训体系，因此他们的许多年轻球员都来自于体育局和下属体校自主培养的运动员，他们也因此被称为体制内球员。早年的巴特尔，现在的郭艾伦都属于这样的体制内球员。
体制内球员的人事关系隶属于当地的体育局，因此他们根本算不上是真正流动的自由球员，无法自由转会，这也给 CBA 的发展带来了一些阻碍。
现效力于 2015/16 赛季 CBA 总冠军四川金强队的吴楠就是一个例子。2012 年，因为对于原效力的江苏同曦俱乐部的待遇不满，吴楠希望寻求转会。
但是江苏体育局却出于“不希望江苏的篮球人才外流”的考量拒绝放行。双方陷入僵局，吴楠在接下来的两个赛季也拒绝为江苏队出战。直到 2014 年中，江苏同曦俱乐部和江苏体育局宣布放弃吴楠，吴楠才终于回到 CBA 的赛场上。两年时间被白白浪费。
此外，由于 4 年一次的全运会的存在，各地体育局需要征调人手参加全运会，他们很可能会向俱乐部施压，要求他们放弃 CBA 联赛以便备战全运会。
2009 年 CBA 季后赛，山东队就宣布不会使用外援，因为他们想拿 CBA 联赛季后赛练兵，以便在全运会取得好成绩。
不久前，又有消息传出，2016/17 赛季的CBA 联赛山东队高速出局“是因为当地体育局暗示裁判，要保全运会政治任务，山东季后赛不能再往前打了，要不然影响到球队集训时间”。如果消息属实，那么 CBA 联赛和各地体育局之间的矛盾显然并不容易解决。
要保证 CBA 联赛的健康运转，姚明就需要划清俱乐部与体育局之间的关系，但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无论是俱乐部的运作、还是联赛的举办，都仰仗着体育局的关系。
在许多俱乐部还没有成熟的青训体系的情况下，俱乐部和各地体育局之间在运动员培养的问题上显然还要扯皮一段时间。此外，体育局能够保证在运动员退役后帮他们在体制内谋得一份工作，而完全自由身的球员在退役后要如何生存，也同样需要 CBA 联赛能够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
许多城市的 CBA 联赛承办工作也有当地体育局的身影。他们负责联系场地、消防、安保等方面。如果要彻底切割 CBA 联赛和当地体育局的关系，那么 CBA 公司也同样需要承担起承办当地 CBA 联赛的工作。一个新生的 CBA 公司要做好全部承办工作不会太轻松。
国家队和 CBA 孰轻孰重？
此前，一些业内人士在接受采访时都会提到 2019 年在中国举办的男篮世界杯，并认为出于举办好男篮世界杯，并且要让中国队在男篮世界杯取得好成绩的目的，篮管中心至少将会延续到 2019 年。
尽管从目前的情况来看，篮管中心的职权已经大大缩减，但是男篮世界杯以及国家队的需求仍然可能会对姚明主导的改革造成一定的阻碍。
今年 2 月底的时候，著名篮球评论员杨毅在其个人公众号列举了姚明的改革方案，其中包括缩短国家队集训时间；延长联赛时间，增加联赛场次；国家队要采用邀请制而不是征调制等。
杨毅接着写道：“篮协新领导，联赛公司的董事们，各个俱乐部代表，云集北京，召开大会，一件件的商量。一商量，差异就出来了。”这一表态似乎是在暗示姚明提出的这些改革方案遇到了不小的阻力。
随后篮协方面出面辟谣称：“我们没有提出过任何议案，更没有涉及到任何具体的内容”，因此并不存在姚明的改革方案被否决，但从中仍然可以看出，国家队的利益和 CBA 联赛的利益可能存在一定的冲突。
这样的先例并不是没有过。2014/15 赛季的 CBA 原定于 11 月 8 日揭幕，但考虑到国家队之后需要征战关乎里约奥运会资格的亚锦赛，篮协在同国家队协商后把比赛的时间提前了一个星期。为了留更充裕的时间给国家队，联赛从之前的两周五赛变为了一周三赛，两周下来比之前多打一场比赛以减少赛季需要的时间。
对于这个决定，竞赛部主任张雄解释说：“我们的联赛在制定赛制、赛程和相关规定的时候，确实要考虑联赛为国家队服务的问题，当然这不是说国家队利益和联赛利益是矛盾的，我们一直想把这两点结合得更好一些。”
而现在，再次面临男篮世界杯和 CBA 联赛之间的抉择，姚明会如何选择？留给姚明选择的空间又有多大？
并不是所有人都对此感到乐观。部分媒体就认为，鉴于 2019 年男篮世界杯这一重大比赛在中国本土举办，中国男篮国家队也背负了巨大的备战压力，所以，竞赛组织权应该会在 2019 年世界杯后才能全部移交给 CBA 公司。
而在眼下，CBA 联赛拉长赛程和国家队集训比赛任务之间仍然存在一定的制衡关系，所以，在接下来的 2017/18 赛季和 2018/19 赛季，CBA 联赛常规赛可能仍然需要继续保持 38 场的长度。
新的 CBA 公司能做好商务开发吗？
“我们还在观望，需要更细致的评估才能决定。”在被问到是否会继续赞助 CBA 时，一家赞助商这样告诉说，理由是目前 CBA 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在商务开发这一块，他们会怎么做，形势还不明朗。
在过去 12 年的时间里，CBA 联赛的商务开发一直由盈方中国代理。他们向篮协缴纳每年 3.36 亿的费用后，全权负责广告、赞助等方面的商业开发，光是在 2015 年收入就可以达到 7.2 亿元。
然而，随着盈方中国和 CBA 的合同在 2017 年到期，并且在优先续约阶段没有能够完成谈判。未来 CBA 的商务开发会怎么做，成了一个巨大的疑问。新成立的 CBA 公司是会继续找盈方中国这样的代理，还是会自己来经营？这些悬而未决的问题让赞助商们显得犹豫不决。
另一方面，此前 CBA 联赛在赞助方面的混乱也让很多赞助商看在眼中。他们也开始怀疑能否从 CBA 中获得他们想要的品牌曝光。
2015 年 9 月 29 日，泰格豪雅与盈方中国签署协议，成为
两个赛季的 CBA 独家官方计时和官方腕表赞助商。然而，在十天后，泰格豪雅就收到了来自盈方中国的解约通知。
关于解约期是否符合规定，双方各执一词。有业内猜测，这是因为盈方中国的母公司瑞士盈方集团已经与另一家手表品牌天梭达成了 CBA 赞助的合约，因而导致盈方中国不得不终止与泰格豪雅的合同。
泰格豪雅随后将盈方中国告上了法庭。根据今年 2 月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下达一审判决书，泰格豪雅获得了一审判决的胜诉，违约方盈方中国需向它赔偿 100 万人民币。不过泰格豪雅最终还是撤出了 CBA 的赞助。
此外，CBA 球员的鞋子可以选用什么品牌更是一个谜。2012 年李宁成了 CBA 的主赞助商，CBA 球员的球鞋也统一换成了李宁。不过，也有个别球员个人选择和耐克签约，因此也有不少球员是穿着耐克上场比赛的。
在李宁赞助的前几年，由于李宁的工艺水准确实比不上耐克，出于保护运动员的考量，李宁允许耐克付一笔钱让自己的鞋出现在赛场上。
但这两年，由于李宁认为自己的工艺水准有所提升，因此他们开始强硬地要求所有球员穿李宁上场。李宁和耐克的冲突就此爆发，也出现了易建联在比赛场上脱下李宁、换上耐克这样的尴尬场景。
如何平衡不同赞助商之间的利益，并保证每一个赞助商都不吃亏。这是一个大问题。即使是盈方这样的公司都因此而出过差错，刚刚接手的姚明和 CBA 公司能做好吗？
CBA 乱象，联赛的专业性亟待加强
CBA 联赛还不成熟，从方方面面来说都是这样。在之前的几个赛季中，CBA 的各种乱象屡见不鲜。
2016 年 3 月 16 日，CBA 总决赛第三场辽宁客场以 104:109 的比分不敌四川遭遇两连败，总比分 1:2 落后。赛后，辽宁男篮和四川当地球迷在酒店门口爆发激烈冲突，互相指责对方打人。
在之后的检讨中，除了球迷素质本身的原因以外，四川赛区的安保工作也有不小的疏漏。主队四川队和客队辽宁队居然被安排在一个酒店，一没球员通道，二没布置安保，使得在场外球迷出现冲突时无法及时制止。
比赛现场的计时器在整个 2016/17 赛季当中也多次出现问题。第 10 轮，北控主场双加时以 136:138 负于浙江的比赛中，第一个加时最后时刻，北控外援麦克鲁姆接到边线球 2 秒左右，现场计时器才回过神来进行走表。
第 24 轮，仍然是北控主场的比赛。发球后计时器未走表的情况，导致山东投中压哨扳平球，将比赛带入加时赛。
3 月 17 日，CBA 半决赛新疆对阵辽宁的比赛打到 107 平后，辽宁队进攻时间还剩下 4 秒，而在辽宁球员赵继伟接球开始进攻后，现场计时器一动不动，使得赵继伟在违反 24 秒规则的情况下完成对于新疆队的绝杀。中国篮协随后发表声明称这是一次“关键时刻的错判，对比赛结果造成影响”，并对当事人给予了处罚。
甚至，CBA 到现在都还没有一个成熟的裁判机制。目前 CBA 联赛裁判都是兼职。他们平日里还有各自的工作，到了比赛日才会来到现场执法比赛，拿一笔 1500 到 3000 元的劳务费。
CBA 当然意识到这是一个问题，不过要建立起职业裁判机制显然不容易。根据联赛办负责人张雄的说法，裁判的队伍职业化建设一定是 CBA 公司未来工作的一项重点，但要做到这一点也需要 8 到 12 年的时间。
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也是姚明未来要面临的最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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